高科技军阀-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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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一小队赣军战士出现在了学生们的面前，为首的一名军官手里拎着一支带有弯弯弹匣和蜂窝状枪管的怪枪，来到了姜桂珍的面前，姜桂珍执枪立正，板板地向他敬了个军礼。

军官和善地笑了笑，举手回礼，他的目光随即落在了站在姜桂珍身边的刘德升和陶诗咏身上。

“小姜，这二位是？”

听到对方话里明显的四川口音，刘德升不由得微微一愣。

“这两位是学生领袖，也是来帮咱们的。”姜桂珍笑了笑，给刘陶二人介绍道。

“领袖可是不敢。”刘德升谦逊地一笑，向这位军官伸出了手，和他握了握，“在下刘德升，草字润泽，这位是同学陶颖，草字诗咏，我们都是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她是会长，在下忝为干事。”

听了刘德升的介绍，陶诗咏又恢复了往日的自信和从容，她微微一笑，上前落落大方地和那位军官握了握手。

“我姓朱，名岱真，草字文德，和这位小姜姑娘一样，都是赣军。”这位军衔为陆军少校的赣军军官看了一眼姜桂珍，似乎不太愿意介绍自己的具体军职，“是专门来这里打张敬尧和唐天喜的。”

“太好了！我们就盼着你们能来呢！”陶诗咏高兴地说道。

“总算等到小杨将军出手了。”刘德升也笑着说道。

听到刘陶二人的话，朱岱真的脸上不自觉的现出了一丝尴尬之色，而姜桂珍的眼中却满是揶揄的笑意。

“是啊，光出动飞机就能把他们全都炸飞。”姜桂珍笑着说道。

“想不到这飞机的威力，竟至于强大如斯。”听了姜桂珍的话，刘德升也感叹道。

朱岱真看着天空中已经变成了黑点的轰炸机群，感慨地点了点头。

“有了这飞机的掩护，再打不死张敬尧和唐天喜，可就说不过去了。”

1918年冬，由于北京政府在汹涌的湖南民意面前，仍然摆出一种置若罔闻的态度，对张敬尧唐天喜为祸湖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让一直致力于“和平驱除张唐”的湘籍士绅、学子乃至普通民众对北京政府彻底绝望，最终选择了“武力驱除张唐”的道路。1919年初，在湖南民众的支持下，只有不足万余人的一支湘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先后将张敬尧和唐天喜所部10余万北洋军打得尸横遍野，溃不成军，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少有的奇迹，令一直关注中国国内局势的外国观察家们吃惊不已。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支湘军能够如此的以少胜多，很多人认为个中原因正在民心：张敬尧唐天喜部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湘民愤恨以极，以各种方式打击张唐匪军，民众自发的截断交通，夺取张唐匪军辎重，使其腹背受敌，不得不迅速退走；而在张唐匪军遭到湘军猛攻之后，北洋系其他部队碍于舆论，没有一个人敢公然站出来支援臭名昭著的张敬尧和唐天喜，使张唐匪军外援断绝；而湘军所到之处，民众则主动以各种方式进行支援，湘军人数虽少，但因为有了民众的支持，可以源源不断的得到各种补给，实力不断的壮大，最终得以战胜强大的张唐匪军。

第197章　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

湖南《大公报》的记者如此评价此次战争：“（这场战争）并不是我们湘军的几千多条人枪战胜了在数量上占有绝大优势的匪军，而是我们三千多万湖南人民战胜了两个民贼张敬尧和唐天喜。”

对于这样的说法，很多人赞同，但也有不少人指出，这一次能够在短时间里轻易的达到“驱除张唐”的目的，和邻省江西的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本土湘军屡战不利的时候，突然出现的那支打着“护民军”旗号的湘军，其实就是原先赣军当中的湘籍官兵。正是这支雷霆救兵的及时出现，才扭转了这场战争的战局。

一些观察家们指出，这支军队装备有相当数量的“花机关”枪，还拥有迫击炮和火箭炮等先进武器，“彼（指护民军）人数虽少，然武器先进，火力强大，每与匪军接战，皆可以一当十，其势如狂风暴雨，匪军皆不能挡。且又有民众死力相助，故能得奏大功……”

而一些外国观察家们也赞同这种观点，而且他们还指出，“很多地方的匪军都曾遭到可怕的飞机轰炸，一些设防坚固的匪兵们的阵地在来自空中的猛烈打击下，也都弃守了。没有人能够在这样没完没了的打击下坚持下去……事实上，没有来自于空中的支援，这么少的人是没有办法赢得战争的，这是一场令人惊讶的战争，因为哪怕是在欧洲的战场，空中和地面的配合得这么好的战例也少得可怜……这同时也是一场奇怪的战争。一方面是毫无作为的政府，一方面是奋起自救的民众，这场战争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未来？”

1919年1月20日，北京，居仁堂，中华民国大总统府。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钧鉴：自湖南战事发生以来，全国学商各界，莫不归咎于敬尧等，公愤陡起，莫衷一是。而政府知湘省战事，于敬尧等实无干系，故迄今并无责令引退之心，反而温言慰藉。政府知敬尧等实为人受过，深具苦衷。自古以来，但凡国家大事，坏于舆情者屡见不鲜，敬尧等生平于湘民并无恶感，就见闻所及，自敬尧驻湘以来，虽鲜有建设之举，然兢兢业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何以残民如斯？以至于内外之人，皆曰可杀？京中诸公，岂无一二智识之士，得辨当中曲直？此中缘由，如不能大白于天下，定当贻害无穷。如今敬尧伏惟我大总统总理宸衷之断，即刻派群情共戴之员来湘省调查，接替敬尧等职务，将一切内情，公诸国人，则群情自见消融，隐患从兹澌灭。湘民既安，国难于以大定，亟谋统一，徐策富强，民国前途，庶几有豸。敬尧等忧患所至，急不择言，临电不胜吁祷之至……”

“他张敬尧发这么一封电报是什么意思？”

黎元洪将电报交给了国务总理徐世昌，皱紧了眉头说道。

徐世昌飞快地看完了电报，眼中也闪过惊奇之色。

“从这封电报来看，他张敬尧似乎是有满腹的委曲啊。”徐世昌说道，“他一再暗示这里面别有隐情，难道……”

徐世昌一边说着，一边不自觉的向窗外望了望。

黎元洪当然知道徐世昌的意思，禁不住苦笑了一声。

“他张敬尧不发电报给段芝泉，却发给咱们，怕是有想要拖咱们下水的嫌疑。”徐世昌接着说道，“从这一点上来看，这湖南的乱仗，怕是真的有不为人知的隐情。”

“隐情肯定是有，而且牵扯到的人肯定很多。”黎元洪说道，“至少段芝泉和杨瀚之都跑不掉。”

“杨瀚之？他不是在广西么？怎么会把他也扯进来？”徐世昌问道。

“他人是在广西，但江西现在可等于是他的地盘。”黎元洪说道，“赣西镇守使唐璟，南昌镇守使徐元锦，广东省长陈炯明、福建镇守使李厚基和江防舰队司令程璧光可全都唯他命是从啊。”

“宋卿的意思，是他杨瀚之在暗中支援湘军？”徐世昌吃惊地问道。

“当然了。”黎元洪冷笑了一声，“要不然，湘军哪来的那么多枪械弹药，甚至还有飞机大炮？”

“照此看来，这当中还的确是真有隐情啊”徐世昌点了点头，“他张敬尧缘何会和唐天喜打成这样，而段芝泉为何不肯罢免张敬尧？杨瀚之又为何不肯直接出手援湘？这当中的疑点的确很多。”

“可现在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用了。”黎元洪说道，“就算是确有隐情，那又能怎么样？以现在的情势，谁会肯为他张敬尧这个臭名昭著的民贼说话？”

“是啊现在替他说话，纯粹就是找死。”徐世昌叹息着说道。

“他张敬尧想要伸冤叫屈，不但找错了人，也找错了时候。”黎元洪随手按下了铃，把一位机要秘密叫了过来。

“把这份电报转抄给督办府一份，马上。”黎元洪吩咐道。

自从新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边防督办名义上是直属总统府的，但实际上却是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各地发来的公文，除了呈总统府，就是督办府。

“让他老段自己去处理这事吧”等到秘书的身影消失，黎元洪转头对徐世昌意味深长地说道，“他的宝贝爱将，还是他自己动手吧”

当段祺瑞看完总统府抄送来的电报之后，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

“混蛋”段祺瑞狠狠的把电报摔在了桌子上，“他张敬尧这是想要让我给他当挡箭牌了”

“当初真不应该让他来办这件事，”刚刚赶回北京的徐树铮看完电报，冷静地对段祺瑞说道，“他现在是怕咱们不管他，所以才发这么一封电报。”

“他自己把事情搞砸了，现在谁也救不了他了。”段祺瑞喘了口粗气，坐下来说道，“我就是想帮他，也无从帮起。”

“湖南这着棋，咱们等于已经输了。”徐树铮说道。

“还没有。”段祺瑞冷笑了一声，摇了摇头。

“怎么说呢？”徐树铮微微一愣，眼中都闪过不解之色。

“他杨瀚之到底是年轻人，和那些激进的学生在思想上有共通之处。”段祺瑞将另外一封电报递给了徐树铮，“这是他杨瀚之赞成湖南自治的通电。”

听了段祺瑞的话，徐树铮不由得恍然大悟，他立刻接过电报，看了起来。

“梁卓如也造成湖南自治，竟然连国会选举这等大事都顾不得了。”段祺瑞说道，“他现在已经离京南下了，估计好到长沙了。”

“湖南自治，对他杨瀚之其实是没有多少好处的，可他竟然大力赞成，真是让人想不明白。”徐树铮放下了电报，脸上的疑惑之色更浓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等着看好了。”段祺瑞说道。

1919年1月17日，张敬尧通电下野，张氏兄弟旋即逃往外省，在省界为湘军所捕获处决。

1919年1月22日，唐天喜率军撤往湘潭，为湘军“护民军”第1师所截击，唐天喜本人被当场击毙，湘军官兵获其尸后悬于城头，以泄民愤。

1919年1月30日，原湖南督军赵恒惕通电下野。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制宪会议会场。

“那位小杨将军已经通电全国，赞成湘省自治，废督裁军，真是想不到啊。”

“那是他看出来了咱们湖南人不可侮，是以有如此通电。”

“不然，他赞成自治，很大程度上还是为其自身打算，借着自治的名义对抗北京政府。”

“连军人口中都会吐出‘自治’这两个字来，总算是自治的动机勃发了，这真真假假咱们暂且不去管他，即此一端，便可以断定我们理想中的联邦国家，迟早总会有实现的希望。”

此时在会场上，一些学者们正在侃侃而谈。

“他们军阀赞成自治的作用，无非是想利用‘自治制宪’这块金字招牌，好拿来对抗某一方面，或应付任何方面，诚意本来是没有一点的。不过他们军阀虽然没有诚意，我们人民却可以拿出要求自治的诚意去顺应他。他既然可以利用这个名义来遂他的私图，人民又何尝不可以利用他的私图来谋群众的公益。”

“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为己橐。往事我们不说，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自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等建成而楼已倒。如今大乱初勘，三千万人，人人当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

“如果湖南的事，还是由几个湘籍司令主持，这是‘湘官治湘’，决不可认为是‘湘人治湘’。”

“要‘自治’就不要依赖‘官治’，要谋‘湘人自治’，就不能依靠那些特殊阶级的少数人，政府和特殊阶级的少数人是不一定能够替我们全体湘人谋福利的，我们还是要去‘自求多福’才是。”

“换言之，真正的湖南自治，意即在湖南实现真正的‘民治’，也就是我湘民三千万人，人人当发言，人人要发言。”

“我们将要起草的所谓省自治根本法，不就是湖南群众心里所急欲创造的那部省宪法吗？省宪法的性质，是规定省的组织，省政府各部门——即行政、立法、司法——相互的关系和省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人民对于宪法上的要求，最重要的便是看怎么样规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因为民权的消长，只须争此一点，这一点争不到手，或是所得不满意，旁的事便没有话说了。”

听了学者们的讨论，坐在那里的梁启超不由得连连点头，心里满是欣慰之意。

他知道，自己为湖南自治所做的一切，背后有着湖南民众的觉悟为支撑。

在“驱除张唐”胜利之日，参与请愿驱除张唐的的湖南士绅学子就已经意识到，政治问题不能仅仅只有政治方式解决，想要改造政治，必先努力改造社会的认知。如今的湖南知识界，已经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军阀和武人的身上，而转而寄望于民众的觉醒和社会自救。在这方面，在场的学者们的意见其实是一致的。

正因为有了这种外省军阀靠不住，本省军阀也靠不住的觉悟，湖南人民已经意识到，要想摆脱战乱过上好日子，必须要“自求多福”，要三千万人起来实现“民治”的觉悟。

而要使“湖南自治”产生法律上的效力，而令南北军阀势力无法可说，首要之务就是必须制定基于三千万湖南人意志之上的“湖南宪法”。基于这一认识，湖南诸公共团体集体向省政府请愿，要求尽快制定湖南人自己的宪法：“此次湘人治湘……欲求自决与自治出于正当之轨道，舍湖南人民自制宪法，更无他道之可循。”

除了为阻止南北军阀势力争夺湖南之外，湖南的知识阶层还希望这部宪法能够起到保障民权的作用。这就要求民众广泛地参与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来。为了唤醒民众的宪政意识，湖南大公报还专门刊文《民权不是送来的》，即旨在唤起民众参与宪法制定的热情。文章说：“湖南人，你们都醒了么？你们在这战乱的日子里所受的痛苦——政府的压抑、议会的愚弄、官吏的敲剥、兵匪的荼毒，哪一样不疾首痛心？趁着这个大法初创的时机，你们就应该要想着：一、我们人民为什么没有权？二、蹂躏我们民权的人，为什么那样横暴？由此推想，我们要怎样伸张民权和怎样去抑制民权的蹂躏者的方法，便可以在宪法上想出来了。我们想出了方法，还须得要把这方法制成条文，安放在宪法内面去，做一个永久的保障。这些不利于特殊势力阶级——官僚政客武人资本家——的方法，拼命去争恐怕还不容易得到圆满的解决，闭目静坐如宗教徒之祷告上帝赐福音，哪里有希望呢？我们在这里再正告湖南人民一句话：‘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

如今的湖南的知识界，已经有了“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般的觉悟，终于使湖南的筹备制宪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启蒙运动。而最先卷入这场运动的，是梁启超、蔡元培、张东荪、章太炎乃至杜威、罗素这些国内和国外著名的学者。如今在湖南省内部，在省政府与民众之间，最主要的麻烦，是出现了“由官绅制宪”还是“由公民制宪”两条路线的分歧，因这种分歧而导致的请愿和论战，在战事结束之后，便开始此起彼伏。

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解决分歧的方案是“学者制宪”。这一方案，最早由蔡元培提出。此前蔡元培曾陪同杜威、罗素等外国知名学者前来长沙考察湖南“自治”，那时蔡元培便曾提议湖南的自治宪法应聘请具有专业修养的学者来制定。蔡元培的意见得到了当时的湖南省长谭延凯和湖南督军赵恒惕的支持。而在这一次“驱除张唐”的战争结束后，由省政府出面聘请了大批知名学者，作为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象梁启超、王正廷（法学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者之一）、蒋百里（军事学者，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石陶钧（军事学者）、彭允彝（前教育总长）、李剑农（联邦主义理论学者）、王毓祥、向绍辑、皮宗石、黄士衡、唐德昌、董维键、陈嘉勋、张声树等人，全都位列委员之列。

“这次起草委员会草拟的湖南省宪法案，我读了三四遍，觉得大体上是很不错的。其长处在于：第一是知道注重民权。看里面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处处都是从实质上划定界域，明白写了出来，不用浑括条文，替恶政府多留蹂躏人权的机会。这一章在本草案中，确实是特放异彩第二是知道着眼事实，不务为高远之谈，使条文等于虚设；其有根据之法理本应如此规定，而因其种关系即时又行不通者，则变通方法或展缓其施行期限。这都可以见得起草诸君的心思细致第三是知道求实用不求美观。我起初是一个反对所谓‘学者制宪’的人，就是害怕学者们不甘心自贬‘学者’的身价，专门替我们起草一部‘好看不好吃’的宪法。今读本案，‘不好看而又好吃’的地方很多，这真是出我的意料之外。”

听了梁启超的评价，一些学者纷纷鼓起掌来。

第198章　教育兴国当如是

在接到湖南省政府制定省宪的要求后，学者们在岳麓书院闭门研究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拿出了一部《湖南省宪法草案》。

这部宪法草案能够出世，与以梁启超为领袖的进步党一系的学者的理论支持其实是有密切关系的。梁启超在屡次反省自民国建立以来的乱局，将其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因人立法”：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制约袁世凯的野心和独裁，而不惜牺牲宪法文本在学理上的公正性，尤其是破坏了政府和议会之间的权利平衡，为了防止“总***裁”而导致了“议会独裁”。梁启超的这一深刻反省，加上其与湖南宪法起草委员会众学者之间良好的师友关系，因而得以贯彻在了《湖南自治宪法草案》之中。

而正象梁启超刚才评价的那样，现在的这部宪法草案，实在是民国以来最良好、最具可操作性的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草案不但充满了宪政民主的理想主义，通篇贯穿着“主权在民”和“权利制衡”的政治原则，而且充分照顾到了湖南当日的实际情况，有浓厚的务实情怀。

“既然卓如都如此说了，草案不日便可提交宪法审查会通过。”一位学者说道。

“对了，要不要把这宪法草案给小杨将军一份，让他看一看，好歹人家是第一个通电支持湖南自治的。”另一位学者忽然提议道。

“是啊，这一次要不是他在暗中支持，单凭湘军之力，是打不掉张敬尧和唐天喜这两个祸害的。”有人表示了赞同。

“这是应该的。”梁启超想起了那次蔡锷做东“喝花酒”时酒宴上那位俊雅谦和的少年将军，不由得点了点头。

“他要是不赞同怎么办？”李剑农笑问道。

“我猜他一定会赞同的，而且还会想办法保证这部省宪的落实。”蒋百里突然说道。

“哦？百里兄为什么这么肯定？”一位学者好奇的问道。

“我们不可以用寻常的眼光来看待他。”身为军人，却充满了学者儒雅之风的蒋百里自信地说道，“这部省宪如能顺利实施，必有他的一份功劳。”

广西，南宁，两广巡阅使行辕。

在客厅里，两个人正在进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

“瀚之可否告诉我，所谓的‘新教育’是什么？新教育的对面就是旧教育。新教育和旧教育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新教育具体是什么，在一般人眼里，无非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新教育是习科学，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之类了。”

“其实这个分别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分别，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

“瀚之刚才所言，并不能够当做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要知道，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百家典籍，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的考证，可见即以教材而论，也没有新旧的分别。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的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的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的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的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

“仲华所言不错，是这样的。”

“照表面看起来，其实科举和学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经、史、子、集和科学只是教材种类不同，不能说科举和经、史、子、集是旧教育，也不能说学校和科学便是新教育，我们必须另外找出新旧教育分别的地方是什么。我的意见是：旧教育代表主观的教育主义，也就是—个人的教育，其教授方法是教训式的；而新教育是客观的，社会的教育主义，其教授方法应该是启发式的；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们现在批评这两种教育主义的好歹，应该先讨论社会和个人的力量那样较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

“社会能够支配个人，而个人却不能够支配社会？这我怕是不能赞同，简言之，我中华民族受孔子的影响何等伟大？印度民族受释伽牟尼的影响何等伟大？而欧罗巴民族受耶稣的影响又何等伟大？支配世界的这三大民族完全为三个伟大的个人之精神所支配，怎么能说个人不能支配社会，反而说社会能够支配个人呢？”

听到对方说出这样的观点，身为穿越者的杨朔铭本能的给予了反对。

杨朔铭并没有向对方说出，还有另外一个人，给中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要远远的超出他刚才举的那三个例子。

“瀚之果然博学，能够一针见血。”坐在杨朔铭对面的中年人微笑着说道，“我不知道瀚之有没有想过，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为这几个伟大的个人所支配，但我们中国为什么有孔子？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而发生在中国？反之，释伽牟尼、耶稣的学说思想何以发生在印度、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

“我对此所知不多，还请仲华明示。”

“那我就来告诉瀚之，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国的气候土地适于农业，农业发达的结果，家族主义随之而发达；孔子的学说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尧、舜思想，都是完全根据家族主义，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君臣，与夫教孝祭祀，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又如印度地在热带，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压迫，素具悲观性质，所以释伽牟尼以前的乌婆尼沙陀各派，释伽牟尼以后的小乘大乘各派，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对于现实世界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悲观；释伽牟尼佛正是这种悲观民族的产物，并不是因为有了释伽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观思想才发生的。至于耶稣不重宗族、不尚悲观，也是地多临海，便于贸易往来、富于自由迁徙、勇于进取的社会造成的。我相信耶稣若生在中国，也必然主张夫妇、父子、君臣的伦理道德，孔子若生在印度，也必然是一个悲观厌世的宗教家，释伽牟尼若生在欧洲，也必然是一个主张自由进取的伟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都有支配他们思想的力量。”

“我明白了，世界各民族中个人的伟大象这三大人物尚且是社会的产物，其他便不须讨论了。”

“又如非洲蛮人以斩杀仇人为道德，印度女子以自杀或***殉夫为道德，象这种个人的道德，他们自己必以为是他们个人的伟大，其实是社会一种恶俗造成他们个人的盲目行动。”

“对，这就好比在一个城市里面，如果公共卫生不讲究，个人无论如何注意，在防疫的效果方面，总是很小的。现在的南宁，有许多很明白的人也坐轿，我敢说日后哪怕是道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就是不明白的人也不肯再去坐轿了。”

“是这样，象这种个人必然受社会支配的例子也不知有多少。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的表现。前二者是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的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其实都是妄想，他们都不明白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十分伟大。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并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而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反之，在善良社会里面，天资中等的人都能勉力为善，在恶社会里面，天资很高的人也往往习于作恶。譬如我们现在生存在这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无论如何道德高尚的人，他的生活能够不受资本主义支配吗？社会差不多是个人的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所以我敢说如果社会不善，而个人能够完全独善，乃是欺人的话。”

听了对方的话，杨朔铭不由得默然。

“我所以反复说明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比个人支配社会的力量大，并不是主张个人只要跟着社会走，不须努力；不过在教育方面着想，我们既然不能否认社会的力量比个***，我们便应当知道改革教育的注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因为人类的精力不可滥用，必须用得很经济，比方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会得十分效力，如注重个人不过得两三分效力，就是能得七八分效力，我们的精力也用得不经济了。精力用得不经济，减少教育的效力，这是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一个缺点。”

“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减少训练的效力。从实际经验上看起来，其一，可见之于家庭教师的许多成绩。在家庭教师之下受教育的儿童，学科上或较优于学校的儿童，然对于社会的知识及秩序与公共观念之训练完全缺乏，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一个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书痴。其二，可见之于学校儿童的成绩。我们往往看见小学生在学校受训练时，颇为活泼，守秩序，能合群，一入家庭社会即与学校环境相反，在学校所受短时间的训练遂不发生效力。其三，可见之于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