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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军阀-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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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所受短时间的训练遂不发生效力。其三，可见之于专门以上学生之成绩。我知道有许多学生，在学校读书时，品德很纯洁，志趣很高尚，很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一旦出了学校，入了社会，马上就变成一个胸中无主的人，在社会里混久了，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这都是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了，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致使训练失了效力。”
“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第三个缺点，就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教育本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个人主义的旧教育却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段，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生、学校，都是一种奢侈品、装饰品，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此种弊病，社会固应该负责任，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象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却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抄下一些外国经济的统计，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象这等离开社会的教育，是不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因此社会上不感得教育之需要，不相信教育，教育家是不是应该负责任？救济这个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成个人的伟大的上面，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民族以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即以广东教育论，广州附近丝业颇盛，即应设立蚕桑学校；潮、惠富于海物及渔业，即应设立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即应设立森林学校；倘然把森林学校设在潮、惠沿海地方，水产学校设在北江，那便违反了社会需要的原则，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了。”
“旧教育的第四个缺点就是旧教育的个人主义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古时‘纯粹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不但是贵族的，而且是神秘的。一般著书立说的学者文人，务以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造成个人名誉为目的，专以玄秘难解为高贵，通俗易解为浅陋。现时有许多学问很好的留学生不肯著书译书，恐怕坏了自己的名誉，正是随了这种古代文人的陋习。现代‘学校的个人主义’之教育，仍然脱不了贵族的、神秘的旧习惯，此种旧习惯的精神，完全可以由学校门首挂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虎头牌表示出来。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的观念，都是为社会设立的，不是仅仅为一般学生设立的。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馆，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必如此才能够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必如此才能够使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必如此才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现在各学校门首大书特书的‘学校重地闲人免进’，明明白白地是要把学校与社会截为两段，明明白白地是‘学校的个人主义’，明明白白地是‘教育界的闭关主义’，这种教育减少了文化普及的效力，也是明明白白的事。”
“听仲华一席话，方知我国现今教育之弊端。”杨朔铭感叹地点了点头，眼中竟然闪过一丝浓重的悲哀之色。
此时的杨朔铭，想到自己原来所在的历史时空中的教育现状，只感到揪心的痛楚。
刚才他听到的这些话，竟然出自于后世教科书的“反面典型”之口！而这些话所阐明的道理，哪怕放到所世，也绝没有过时！
“我再就教授方法下点批评，也可以看出新旧教育的根本不同及其好歹。如今的欧美教育界，有几句很流行的话：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现代的教育是学生教先生。这话初听起来很觉奇怪，其实大有道理，是对教训式的教授法和启发式的教授法不同的解说，是新教育的精神所在！”
“不错！这就好比医生诊病，必须详察病人的病状、病源才能开药方，服药后的经过和状况也是一丝一毫都不能忽略的，若只凭主观的想象，补药多吃，不但不能治病，恐怕还要杀人呢。”杨朔铭说道，“哺育婴儿也是这样，依照大众的意思来哺养婴儿是不成的，全靠检查婴儿的体温、血液需要、消化机能，来做大人的指导，并且大人在此指导下学得许多实际知识，好过从书本上得来的。先生可以从学生得到许多经验、知识，且必须从学生学得充分的经验、知识，才能够教育学生，也和医生诊病、大人哺养婴儿一样。”
第199章 隐忧
“不错，以往的旧教育只是一味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总是这样教训下去，这正是先生教学生。新教育是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术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启发的意味。以儿童教育为例，这是很要虚心去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应的。譬如在实验室试验理化，用什么方法，得什么反应，全靠对象的反应教我们知识；若试验者不注意反应全凭主观的理想妄下方法，不但徒劳无功，而且在化学的试验上还要发生危险。启发式的新教育也是这样，事事须由学生之反应供给教授法之知识，这不是学生教先生吗？”
“诚如仲华所言。”杨朔铭回想着自己幼时的经历，心底再次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不是说中国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不是说欧美各国的现代的教授方法也一概都是启发式的、新的。中国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启发的，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答案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现代欧美各国的教育其实也还是教训式的居多，就是实验心理学新教授法最发达的美国，杜威式纯粹的启发教授法也只有一部分人在那里试办。所以新旧教育的区别，只是采取的主义和方法不同，并不是国家或时代的不同。杜威先生曾说，中国的教育比日本更有希望，因为中国的教育方才着手，可以采用最新的方法，不象日本的教育制度已经凝固，不易改用新法。杜威先生这话是中国主持教育的人都应该十分注意的”
“仲华这是在说我了。”杨朔铭明白对方说的“中国主持教育的人”是什么意思，不由得微微一笑。
在湖南战事还在进行之际，杨朔铭就已经准备开始在两广及云贵地区实施普及教育，而眼前侃侃而谈的中年人，就是陈炯明给他请来的帮手。
此时，受了杨朔铭赞许的激励，这位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地位相当于副校长）显得有些兴奋，更是不住的侃侃而谈起来。
“按照新的教授方法，我们的学校里有许多学科要大加改革，第一便是lu理这科是教人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式的教育的代表，完全是没有效果的。因为人冷了才知道穿衣的必要，饿了才知道吃饭的必要，他若不觉得冷和饿，我们无论如何花言巧语劝他去穿衣吃饭，都完全是没有效果的。教训式的l混理科应该废除。在游戏、体操以及对人接物时，采用实际的训练方法，使儿童感觉道德之必要，使儿童道德的本能渐渐发展，这才是真实的l混理教育。”
“第二个要改革的是历史教育，以往的小学历史教员拿着一本历史教科书，走上讲台，口中念念有词，什么蚩尤、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小学生听了，真真莫名其妙，惟有死记几个名词，备先生考问，毫无益处，毫无趣味，还不若叫他们去看戏，指着那个红花脸是黄帝，那个黑花脸是蚩尤，他们到还有点兴趣。所以历史一科在小学校应该废去，就是教历史，也只可以教最小范围的乡土史，不应该教国史。”
“第三个要改革的，是地理。在课堂上天天向小学生说什么伦敦、巴黎、柏林、北京、青海，他们懂得是什么？所以小学校只能教乡土地理，而乡土地理的第一课，就应该从本校讲堂教起，一间讲堂内有几许长，几许阔，几许高，几个窗，有些什么东西，这都是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教法。因为发展小儿观物推理力的程序，只能够由已知推到未知，很难有凭空超越的机会；学生在学校得了讲堂的长短高低实际的观察方法，他们一出学校，便会自己推广到沿途所见及他们家里房屋的状况。这种实际观察的教授方法，比教学生死读教科书要好得多，比教学生死记一些无从养成小儿实际观察力的地名也要有用得多。”
“第四个要改革的，是理科。理科各科目不用说使要注重实物经验的了，但是小学的理科还是要注重乡土的教材，各省的物产不同，各省小学的教材便不能一样。譬如在两广教理科，说到冰、雪这两件东西，我就不知道那位先生怎样能够解释得明白。象广西足足有二十多年没下雪，乡间有活着八十几岁没见过雪的人，说雪象玻璃一样，大人尚且冰雪不分，何况小学生？先生若被学生质问怎样叫做冰，怎样叫做雪，我想那位先生除了叫学生牢记冰雪两个字不必问，或是令学生快去睡觉以外，恐怕没有第三个方法来圆满答复。”
“第五个需要改革的，是图画手工。我见过许多学校陈列出好些很精致的手工和图画的成绩品，装潢学校的门面。内中有些教员代学生做成骗人的固然不值得批评，就真是学生自己做的，在外行看起来，必以为成绩很好，在懂得教育的人看起来，便不敢恭维了。因为教育品和美术品有很大的分别，我们不应当把教育品看做美术品，若是教育品做成了美术品，便算是手工、图画的教育大失败，还说什么成绩呢？因为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不是马上要教他成一个圣贤者，所以不用教l混理道德及历史、地理等知识，也不使马上要教他成一个艺术家，所以不用教他习美术品的手工图画。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是要寻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心身各种感官，使他各种器官及观察力、创造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的自由生长发育。游戏、体操、手工、图画正是用做生长发育这些本能的工具，所以小学的游戏体操不专是发育体力的，兼且是发育各种器官肢体之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反应的本能和道德情感的；所以小学的手工图画，不是教成艺术家的，是用他发育儿童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的。因为手工图画的目的专在发育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最好是听凭儿童喜欢做什么便做什么，喜欢画什么便画什么，使他观察、创造、想象的天才得以自由发展。若由先生的意思教他造成美术品，只算是先生自己的成绩，于儿童教育无关，这种教育可以叫做‘填鸭式的’教育。瀚之也去过北京，知道填鸭是怎么一回事。一切填鸭教育都是以限制受教育者的智识自由活动而使其固定，且造成机械的、盲从的习惯，戕害人类最可贵炎创造天才，不单是在手工图画教育如此。所以这样的教育是最要不得的，应予除去。”
“第六个需要改革的，是歌唱。歌唱是发育儿童美的感想，而合唱比单唱要好听，可以养成儿童共同协作的精神；按节拍比不按节拍好听，可以养成儿童遵守规律的习惯。惟选用歌词不可文雅，哥哥妹妹，小猫小狗，树，花鸟，蝴蝶飞，这些眼前事象都是歌词的好材料。现在有许多小学的唱歌中，填满了国家、人群、社会、互助、平等、自由、博爱、牺牲，种种抽象名词，这班人对于小学教育完全是门外汉，完全是迷信教训式的教育之结果。”
当曦雪将一份厚厚的文件送到会客厅里的时候，在会客厅里，一身便装的杨朔铭还在和那个中年人在热烈地交谈着。
“将军，这是湖南方面送来的省宪草案，特意请您过目。”
曦雪看了看杨朔铭，看到他今天一改往日的沉静，竟然和一个比自己年龄大许多的中年学者谈起儿童教育谈得如此开心，剪水双瞳满是温柔之意，显得她分外娇美可爱，令那位中年学者也忍不住停下了话头，对走进来的她多看了几眼。
杨朔铭点了点头，从她手中接过了文件，看了起来，曦雪给二人重新斟好了茶，便转身退了出去。
看到杨朔铭脸上的神色变得有些凝重，中年人的目光也变得专注起来。
杨朔铭很快便看完了这份湖南省宪草案，在他合上文件之后，中年人注意到杨朔铭的脸色又恢复了刚才的平静，看上去甚至于还带有一丝笑意。
“我最怕这省宪里面净写进去一大堆的‘主义’和‘代表’什么的，狗屁用没有，”杨朔铭注意到了中年人的专注目光，将手中的文件递给了他，“好在一点儿这些东西都没看到，真是太好了。仲华兄博学多才，也看看吧，给提提意见。”
听了杨朔铭的嘴里竟然也说出了“主义”和“代表”这样的词句，中年人不由得一阵错愕。
杨朔铭看着中年人——著名学者陈乾声，微微一笑，伸了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
陈乾声笑了笑，打开文件，一行一行的仔细阅读起来。
陈乾声字仲华，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早年毕业于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1901年留学日本，1903年曾参加拒俄运动，1905年创建“岳王会”，为总会长，1915年创办了《青年杂志》（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新青年》）高举“进化论”和“个性解放”的大旗，在中国大力提倡新文化运动，1916年任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
对于这位曾经的新文化运动领袖，穿越到这里的杨朔铭，是怎么也想不到，曾经在教科书描写的里被开除出党的早期共运领袖，竟然在这个时代，会以这样的名字和身份，出现在自己面前。
而仅仅通过和他的这一次长谈，就差不多基本颠覆了杨朔铭在原来时空因“被洗脑”对其形成的印象。
而陈乾声千里迢迢赶到南宁来见自己，所提出的诸多利国利民的建议，竟然也是和后世的历史教科书里所描述的大相径庭。
想到自己从小受到的那些“灌输”，看着眼前全神贯注地看着湖南省宪草案的陈乾声，杨朔铭在心里发出了一声感叹。
教科书啊你到的还有多少东西是瞎编出来的？
和杨朔铭有“超级电脑眼”的辅助可以一目十行的阅读不同，陈乾声阅读得十分仔细，对于有的条款，甚至于反复的读了好几遍。
看着陈乾声那专注的样子，杨朔铭并没有打扰陈乾声，而是一边喝着茶，一边等候着他最后能给出什么意见。
对于陈炯明推荐过来的这个原北大文科学长，杨朔铭已经有意想要让他好好的帮助自己，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
过了好一会儿，陈乾声才长吐一口气，合上了手中的湖南省宪草案文件。
“这份省宪草案内容很好，其成就远在临时约法之上，较弘宪帝国宪法亦远远胜出。不过，我还是希望里面能够增加一些关于人民权利的条款。”陈乾声说道，“这等省宪法，既然标榜维护三千万湘民之权益，即与小民百姓利益息息相关，若要得到湘民承认，关于人民权利的条款，不妨再细一些。”
“仲华说说看。”杨朔铭点了点头，示意陈乾声接着说下去。［小说网·。。］
“我希望这草案中就人民的权利义务再增加三条：其一，人民有最低限度之生存权；其二，人民有从事相当职业之权；其三，人民有享受其劳动所生纯利之分配权。”陈乾声说道，“此三条不但当行于省宪，异日我中华若为联邦，联邦宪法也当明载此条。”
“不错，如此一来，这省宪又完美了许多。”杨朔铭笑着说道，“不过，要想让此三条真的加入这省宪之中，恐怕我就得掠美了。”
陈乾声呵呵一笑，他当然明白杨朔铭所说的这个“掠美”是什么意思，他笑着点了点头，表示了认可。
“湖南制定省宪，开我中华制宪先声，可为诸省表率，如全国各省均能如此，则又一美利坚现于东亚矣。”陈乾声感叹了一声，眼中情不自禁的放出热切的企盼光芒。
听了他的感慨，杨朔铭不由自主的苦笑着微微摇了摇头，虽然他的动作很轻，让人难以觉察，但还是让敏锐的陈乾声感觉到了。
“瀚之在担心什么？”陈乾声立刻问道。
“我是在担心，这部省宪能否顺利的通过。”杨朔铭笑了笑，他看着眼前的这位充满了理想和激情的中年学者，有心不想给他泼冷水，但他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
有些时候，必要的提醒，也是成功的保证。
“仲华可能不知道，若要使这部省宪获得合法性，这草案必须提交给代表湖南三千万民众的‘宪法审查会’审核。”杨朔铭说道，“但我担心，那些审查委员出于个人团体私利和学理上的无知，会对草案中的平衡性多有破坏，以至最后正式颁布的省宪反而可能留下颇多瑕疵。”
“瀚之的意思是说，这些审查委员，并不能替我们最大多数的人民谋最大多数的幸福，甚至于还可能会在宪法上留些缺憾，播些危险的种子。”陈乾声明白了杨朔铭的意思，缓缓点了点头。
“刚才的草案仲华已经看过了，起草委员会所定的草案，是不敢将湖南的政权，完全付与省议会，听任那些大小政客去瓜分的，但据我所知，审查委员会的会员，很一大部分是将来预备做省议员的，换句话说，就是预备分割湖南政权的。所以他们的对于宪法的精神，就与起草委员会的精神不同了。”杨朔铭说道，“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很可能会把省议会的权，扩张到无限大，把湖南的政权，作为三路政客的利益分配物。”
“不错，为什么起草委员会的人，不敢专信任省议会？因为他们观察现代世界各国的趋势和中国各种议会的现状，觉得议会并不能得一些超人的全知全能之士来组织。不敢专信议会，是现今世界的普遍现象。”陈乾声说道，“出于利益的考量，审查委员会的心理完全与起草委员会相反，审查委员会的大部分人的正当心理，肯定会被部分人的政客心理所挟制。”
“是啊，这些审查委员，其实并不能真正代表湖南三千万民众的利益，反而很可能为了各自所属的政治阵营的利益，不惜破坏宪法的法理平衡性而行大肆修改之能事，甚至为了追求阵营利益的均衡，而不惜在宪法中生造出不合理的政府部门。”杨朔铭说道，“这次湖南制宪最大的教训，就是不应该将自由修改草案的权力，交给‘宪法审查会’，因为这种审查会名义上‘代表民众’，实际上只代表自己所属的特殊政治阵营，让他们审查宪法，根本毫无公正、平等可言。”
第200章 不平凡的1919年
“既然如此，瀚之想怎么办？”陈乾声问道。
“起草委员会诸公把草案给我过目，为的其实也就是这件事。”杨朔铭笑了笑，说道，“为了能让湖南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就勉为其难吧。”
听到杨朔铭答应为湖南省宪的通过和实施而出力，陈乾声的眼中竟然闪过了泪花。
“自辛亥以来，‘**’便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后来有人又造出了‘反**’一词。自此以后，在主流叙述中，‘联省自治’便与‘反**’形影不离。所谓的伟人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在‘军阀割据’的遮羞布背后，有亿万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的惨痛呼号……”杨朔铭象是在回答陈乾声，又象是在诉说着一些被尘封已久的往事，“他们伟人名士各有一套煌煌然的‘救国救民’之道，蝼蚁小民试图自救的微末努力，在他们看来似乎不值一提。所谓的‘**’洪流之下，民生却犹如草芥”
此时杨朔铭的声音渐转高亢，陈乾声听出了这个年轻人心中那压抑已久的悲愤，不由得吃惊地看着他，仿佛要重新认识他一样。
“希望这1919年能过得有意义。”杨朔铭很快恢复了平静，看着陈乾声，又重新露出了笑容。
1919年3月15日，在湖南知识界的呼吁和两广巡阅使署的压力下，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和劳动权等种种权利的条款被正式写进《湖南省宪法》。4月2日，经过几次修改之后，《湖南省宪法》为审查委员会正式审查通过。
经过起草、修订和审查之后，便开始了《湖南省宪法》获得完全的合法性的最后一道程序——“公民总投票”。1919年5月1日投票工作结束，经过计票，最后的投票结果是：除废票与弃权票不计外，总计全省“可”字票数18158875票，“否”字票数575230票，这部由学者起草、由士绅审查的《湖南省宪法》，正式成为一部代表了湖南民众全体意志的宪法，成为湖南实行“自治”最有力的法律依据。
“湖南自治”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创了中国立宪政治的先河，并为以后联邦制在中国确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单就投票数字而言，《湖南省宪法》可以称得上获得了绝大多数省民的支持。但这些票数，显然并不真实。当时湖南的《大公报》对此有过描述：“省宪自审查通过后，已经有这么多日子了，讲演的手续，又已经竭力进行了。今试在大道上任意拿一二人，而问以省宪是甚么东西？晓得的自是有人，不晓得的恐怕要占十分之八九，这是无须为之遮掩的。”
但在批评的同时，《大公报》也承认，“很显然，这些投票绝大程度上，是操作出来的。但这种操作，有现实的不得已之处——彼时的湖南，欲完成《湖南省宪法》的推广普及和全民投票，显然是做不到的。最后，能够覆盖到的人群，必然局限在有知识的阶层当中。但并不能说这背后没有真正的民意的存在，因为三千万湖南人确确实实希望依赖这部宪法，将自己拯救出军阀混战的泥潭。”
在此之后，根据这部划时代的《湖南省宪法》，1919年，湖南实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直选”，共选出县议员2761名，虽然在选举过程中贪污受贿、买卖选票者比比皆是，但民主、民权的形式，终究是树立起来了；同年，又选举了省长，选举了政府七个司的司长，选举了高等检察厅的厅长，选举了高等审判厅的厅长，选举了审计院的院长。通过这些选举，组成了第一届“民选湖南省政府”。
随后，依据这部宪法，湖南人裁掉了湖南地方军阀们的那些素质极差的部队，总数约占到湘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这在“弘宪帝国”垮台后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各路军阀趁机肆无忌惮大肆扩军的时代，实在算得上是少有的奇迹。此外，湖南教育界人士还依据这部宪法，在形式上实现了教育经费的独立，确保了教育经费不被军阀们挪用，湖南教育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较之其他各省实有天壤之别；湖南的法律界人士也依据这部宪法，始终锲而不舍地推动着湖南的司法独立；尽管湖南省议会的出炉过程有许多问题，但一些统计数据显示，自1919年下半年开始，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湖南省议会共通过禁止军队非法掠夺案73件，减免苛捐杂税及田赋案68件，弹劾、查办官吏案73件，限令政府取消借款或停止发行公债案12件；依据这部宪法，在全省范围内还举行了县长考试，在任用私人成风的这个时代，湖南能够通过考试这种手段澄清吏治，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这些奇迹得以实现，都源自于“湖南自治”与其赖以自治的《湖南省宪法》。
有人曾作出这样的评价：“在1919年《湖南省宪法》出台并实施后，中国通往联邦之路的大门，已经敞开了。”
1919年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
就在中国国内风云激荡之际，欧洲的战场，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1919年的年初，当德国人审视战局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有史以来的巅峰之上：俄国垮台了，大半个法国已经被德国占领，法国人不但在行动上，在精神上也已经濒临垮台，英国人失去了最引以为傲的强大海军，也开始变得精疲力竭，意大利在事实上已经停战。
但在这胜利的光辉之后，黑暗仍然在迅速生长。
随着德军的不断被消耗和战线越拉越长，德国陆军的进攻能力已经达到了顶点，加上德国海军在第二次赫尔戈兰湾之战的失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寄希望于无限制潜艇战摧毁协约国的战争潜力，但由于协约国海军在重新夺回制海权后加强了护航的力量，德国潜艇取得的战果开始下降，由中国生产的大量商船及时有效的补充了协约国船只的损失，德国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而协约国方面则开始了大举反攻。
为了加强进攻的力量，美国政府、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再向中国和日本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和日本增派兵力，全力配合协约国军队在欧洲海陆战场的反攻。
日本政府在英法美三国政府的巨大压力面前保持了以前一贯的“慎重“态度，反而提出应首先满足日本的以下条件，才能考虑增派兵力，日本人提出来的条件是：
1、向日本提供1000架新型战斗机和500架轰炸机，以及300架重型轰炸机，帮助日本组建空军。提供给日本500辆大型载重卡车，以提高其运输能力。
2、向日本提供燃油，使日本海空军能建立起足够的燃油储备，以保障作战所需。
3、提供给日本20个师的全部装备，其中应包括坦克和重型火炮。
4、提供给日本本土维持军火生产的所需的全部原材料特别是稀有金属。
5、直接提供给日本20亿美元军事贷款。
6、转让日本所需的先进军事和工业技术。
对于日本的漫天要价，美国和英国都要求日本首先增派陆军前来欧洲对德作战才肯提供援助，日本则拒绝“在自己驻欧洲的部队安全得到保障之前就冒然再次与德军作战”。
和日本不同的是，中国虽然也象俄国一样，政权发生了突然更迭，但中国政府却向英法美三国表示，“中国不会退出协约国的事业”，保证继续参战。
尽管受到国内诸多的压力和牵制，小心谨慎的中国政府仍然坚持承担了“弘宪帝国”留下来的国际责任，同时也希望能从美国继续获取军事和经济援助，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同意由中国派出海军学员到美国受训，此后又增加了中国飞行员的培训项目。美国和中国也达成了秘密协议，由中国提供人员，美国负责装备、训练和补给，在中国本土很快组建了10个全美械的步兵师用于未来对德国的反攻。此外，美国还帮助中国训练各类专业兵种的工程和技术人员。
在得到这些消息之后，日本人对此极为不安，他们非常害怕中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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