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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五百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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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从历史上看,复本位制度却并非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难以持续。整个欧洲采用复本位制长达700多年。即便是英国,在采用金本位制之前一直都是复本位制。而法国在英国采用金本位制之后,一直保持金银复本位制,并坚持了75年,而英国的金本位制也不过持续了90多年。因此,当一个大国或多个大国都采用复本位制时,“格雷欣法则”并不能起作用。

英国人放弃复本位制,力挺金本位制的原因在于:复本位制难以操纵,英镑无法成为世界货币。到了19世纪,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让中国上千年储存的白银和美洲生产的白银流向伦敦,还让英国人拥有了巨额黄金。英国人控制了全球黄金和白银市场,确立金本位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1816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来发行纸币。1821年,英国正式启用金本位制,英镑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每1英镑含7。32238克纯金。此前,英格兰银行开始发行的英镑只是提取黄金或白银的凭据,现在英镑成为真正的法定货币。

1818年,罗斯柴尔德为普鲁士在伦敦、法兰克福、柏林、汉堡和阿姆斯特丹同时发行的国债,均采用英镑在伦敦支付利息。以后的很多年中,罗斯柴尔德为俄罗斯、奥地利等国发行的国债均采用英镑作为融资货币。这意味着英镑已经拥有了超过其他国家货币的地位,英国人的金融霸权初现峥嵘。

到了1844年,当时的英国首相皮尔向议会提交了改进银行管理的《银行特许状法》,英国议会通过了这部19世纪金融史上最为重要的法案。法案规定,英格兰银行划分为一个发行部和一个银行部。发行部持有价值1400万英镑的担保品,包括政府债券和金银贵金属。为了防止纸币的过度发行造成经济波动,银行券的发行必须有100%的国债或黄金储备,英镑完全成了黄金的价值符号和代用品。银行部则拥有一切不在公众手中的银行券。这些银行券加上日常使用所必需的少数铸币,形成银行部的准备金。同时,银行部拥有发行英镑的特权,到1928年,英格兰银行的银行部成为英镑发行的垄断机构。发行部以黄金交换公众手里的银行券并以银行券交换公众手里的黄金,同公众的其他交易则由银行部办理。

英格兰银行与18世纪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区别极大。后者是纯粹的存款银行,它开出的每一张汇票都是真实汇票。真实汇票是真实发生交易时签发的票据,它是存入银行的金银贵金属的凭据。真实汇票经过背书就可以像货币一样流通。所谓背书,就是指票据的收款人或持有人在转让汇票时,在票据背面签名或书写文句的手续,票据的所有权由背书人转给被背书人。而英国人主要的流通工具并非金银或百分之百的金银凭据,而多是一种空头汇票。人们在一张流通的汇票到期以前又开出另一张代替它的汇票,这就是空头汇票。此时,汇票已无须真的来自实际的交易,更不需要兑换为金属货币。通过这种方法,银行券等信用货币就可以凭空地以汇票为基础而创造出来。

其实,英国的金本位制是对黄金的价值钉住,而非数量钉住。它从来不是由黄金数量来决定发行纸币多少的制度。这就好比美联储金库中的黄金,这些黄金只有5%是美国政府的,其余都是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黄金储备。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所谓各国政府与机构之间的国际黄金转移无非是美联储金库中的一个房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发行银行券的银行提供的信用,事实上有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金融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而银行券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英格兰银行是用自己的银行券发放它的一切贷款的。即使在最普遍最强烈的不信任时期,银行券的信用仍然没有动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价值符合实际是以全国的信用作为其后盾的。

欧洲和平的基础:英镑霸权的确立

金汇兑本位之下,英镑价值十分坚挺,从1816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黄金的兑换率都保持了稳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英格兰银行坚持以汇票原则发行英镑。英格兰银行发行的英镑是通过汇票贴现流入商人手中,当汇票到期时,商人手中的英镑则流回英格兰银行。因此,英镑不会过剩。第二,英格兰银行坚持流通中的英镑可自由兑换原则。在英镑自由兑换的情况下,由于政府借债、空头汇票导致的英镑过剩能兑换成黄金流回英格兰银行。

当时的英国是世界工厂,全球其他国家都大量购买英国工业品,这就需要用英镑购买。信用是英镑全球化的基础,英镑等同于黄金却又优于黄金,英镑可以生息,而黄金却不可以,拥有英镑好于拥有黄金。19世纪,英国的殖民地已经遍及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所有大陆板块,统治着世界上3亿多的人口。当时英国当局虽然没有要求殖民地国家使用英镑,但是通常都要求对方使用100%的英镑准备金,由英国政府对储备支付利息。英镑成了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40%以上的国际贸易用英镑结算。不仅英国的殖民地,许多其他国家都乐于将英镑作为本国的储备货币,这成就了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

英国以黄金做准备金,发行可自由兑换黄金的英镑。这样,英镑的信用非常好,再结合其便于携带等特点,可以直接等价于黄金。其实,人们并不在意英镑一定能随时兑换成黄金,而是在意于英镑能否随时买到等值黄金所能购买的商品,因此英国并不需要兑现所有的英镑,而只需要保持一定比例的黄金准备就可以了。这样,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与此相应的,是英国获得巨额的铸币税。换句话说,由于英镑成为了世界货币,英国只要源源不断地印刷钞票来满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外汇大量储备和交易需求,就可以为英国换回巨大的实物财富。凭借英镑世界货币的体系,当时的世界经济,取决于英镑的张缩。在黄金供应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情况下,英镑作为世界货币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

当时的英国是国际资本供给的最主要来源国,直到1914年,它还占全部资本输出的43%的份额。伦敦是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各国同英国的经济往来以及它们之间的大部分商业关系都需要通过率先实行金本位制的英国筹措资金。

英国的国力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走向衰落,它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已落后于美国、德国,甚至法国等西方列强。虽然英国工业实力相对美国、德国而言处于不断下降之中,对外贸易也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但其国际收支却能长期维持顺差的有利局面。

究其原因,英国主要是利用英镑的特殊地位,获取了大量的铸币税,“使得英国的黄金储量远远低于其对外国的短期负债”,因而英国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和贷款,而巨额利润和利息的回报加上其他海外服务业方面的收入,不仅弥补了对外贸易逆差的差额,还进一步壮大了英国的经济实力,从而延缓了英国霸权的衰落。

在英镑霸权下,世界各国等级分明,秩序井然。英国位于最中心,它是世界工业与金融资本的提供者,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欧洲的法国、德国以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小国紧紧围绕着英国,结成了世界工业、金融和贸易的核心利益集团。而从地中海到亚洲,从拉丁美洲到非洲的专制统治者则充当着核心利益集团的中间代理人的买办角色,当地的人民则成为英镑霸权下的牺牲者。在伦敦泰晤士河北岸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东侧,有一块俗称为“一平方英里”(Square Mile)的地方。这块面积区区2。6平方千米的土地便是大名鼎鼎的伦敦金融城。19世纪的伦敦金融城已初具规模:国债市场、票据交易的货币市场、英格兰银行等全国性银行体系。随着英镑的增值,伦敦金融城成为世界金融中心。金融城中那些金融家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提供资本,控制并操纵着全球的经济。

以英镑霸权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让英国人占尽好处。但是,如果欧洲爆发大规模战争,将会破坏体系的稳定。因此,为了维持这个体系的稳定,英国勉力保持欧洲的和平。长期的和平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从而降低了国债。结果,从1815年到1899年,政府债券在证券市场中的份额越来越少,尤其是英国政府债券从1853年的70%降到1913年的9%。英镑霸权成为欧洲保持和平的基础。

铁路热潮袭卷全球

1830年,全长35英里的英国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建成通车。这是第一条全线用蒸汽机车牵引并正式从事客运和货运业务的铁路,人类开始走进铁路时代。

修建铁路需要巨额的资金,普通的投资者或金融家根本无力独自承担。马克思曾说过,“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因此,铁路公司一般采用股份制形式,以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形式融资。

19世纪40年代以前,铁路证券尚未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欧洲最主要的证券投资是国债。对于像罗斯柴尔德、巴林这样的金融家族来说,一国的政府赤字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少。政府赤字过高,投资就有打水漂的可能;政府赤字太少,则失去了致富的源泉。

对于金融家来说,政府最好年年赤字,保持在濒临破产却未破产的状态。这样,金融家能通过每隔几年就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用最苛刻的条件来借钱给政府。而每一次新国债的发行都使金融家获得新的掠夺机会。此外,金融家及其在政府中的同谋者有意让国家信用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并利用所掌握的政府机密,制造国债价格的急剧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要使许多小投资者破产,使大投机家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这些暴富者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政府的掌权者。

19世纪,许多欧洲国家便处于这样的状态。在法国,路易·菲利普的奥尔良王朝开始后,法兰西银行行长拉菲特说了这样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来要掌握统治权了。”当时的金融大亨及其政府中的合作者可以在议会中任意制定或修改法律,分配从内阁到烟草专卖局的各种政府官职。这群新的金融贵族逐渐取代了旧贵族的统治。

实际上,铁路与先前的国债有本质上的差别。国债无非是入不敷出的政府对外借钱。投资国债就是获得国家税收的收益权,换而言之,就是盘剥普通平民的血汗钱。而修筑铁路于国于民都是一桩好事。但当时的欧洲金融贵族却将铁路当成发财致富的投机对象,兴起了19世纪最大规模的一次铁路投机热潮。

19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榨取了来自印度、中国等地的廉价原材料与粮食,同时科技进步使工业生产成本大为降低。铁路建设和运营成本也随之降低,投资利润大幅提高。1844年,英国国债的年利息率仅3。5%,而投资铁路的资本回报率则为8%~9%。大规模铁路投资与建设的时机已到。1825~1840年,英国建成的铁路不到1300千米,但在1841~1848年,英国铁路网竟然迅猛扩张到6900千米。铁路投机热潮还引发了冶金业、机器制造业的巨大需求。1847~1848年,修筑铁路的工人达到20多万名,几乎是英国最重要的产业——棉纺织业工人的2/3。仅这些修路工人的日常生活需求所花的费用就超过了1亿英镑。

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铁路规划和合理的融资,并不会发生投机泡沫。但大量的铁路规划方案却是空头方案。这些规划纯属有名无实,规划发起人无非是想打着建筑铁路的幌子,创办上市的空头股份公司,然后通过种种宣传炒作的手段抬高空头股票的价格,诱骗大众购买来达到圈钱的目的。投机热潮之前的1836年,全英国的铁路总长才不过700多千米。到了1845年,仅这一年向英国国会提交的铁路修建方案就超过1200份,总线路长达3。3万千米,至少需要投资11。26亿英镑。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妄图空手套白狼的空头方案。

当时欧洲的铁路修筑及其股票发行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如果政府愿意遏制铁路投机的话,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政府官员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金融贵族的一分子,他们不仅没有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反而推波助澜,利用他们所支配的权力机关,并借助于各种媒体来操纵舆论,让那些空头方案得到通过,让那些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富致富的骗子获得股票发行权。其实这些高官显贵本来就知道那些方案不过是为了圈钱而已,但他们可以低价甚至无偿获得大量空头股票,只要将这些股票在市场上卖出,就可以大发其财。

当时,英国下议院中1/4的议员都参与到铁路投机中来了,这还不包括用假名字注册的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参与投机的议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叫乔治·赫德逊的议员,他认购了多达81。8万英镑的空头股票,成为议员中的第一大投机家。除了议员之外,给君主做智囊的英王幕僚枢密顾问官、伯爵、男爵、军队将军、地方官员和知名律师等各种有权有势的人也参与到投机之中来了。结果,在1845~1847年,总共有600份铁路修建方案得到批准,总线路长达1。4万千米,比前20年建成的铁路要多两倍。其中不仅包括大量的空头方案,还包括一些虽不是空头,却既不是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也不是国家经济力量可以支撑的方案。

铁路热潮影响到冶金业、煤炭业和机器制造业等众多行业。有趣的是,印刷行业也跟着火热起来。当时需要设计和印刷的铁路股票与债券数量过于庞大,英国印刷工人非常紧缺。英国的一个印刷厂到比利时招募了400名印刷工人。为了满足印刷数量的需要,这些工人要一天连续工作十几小时,其他的时间只能在工作岗位上打打盹。

铁路热潮还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当时的英国资本四处游荡,寻找盈利机会。英国冶金业增产产品中的一半被国外市场所吸收。英国贷款给美、德等国,使它们有能力购买英国的铁轨、机车。同一时期,世界铁路网从8600千米扩大到38000千米。1839~1847年,德国生铁净进口量增加了8倍,达114000吨,相当于国内产量的42%。1841~1845年,美国每年进口10万吨以上的生铁、钢和铁轨。进口绝大部分来自英国。法国冶金工业得到高关税保护,没有受到英国钢铁制品的冲击。但是,截至1847年,法国铁路投资中有一半来自英国,3/4的火车头是英国制造的。

1842年,法国《铁路法》在金融贵族的主导下顺利通过。法案规定,铁路由国家规划,私人投资,国家给予补贴并保证每年有固定的收益,但铁路由私人经营99年后收归国有。像国债一样,法国金融贵族在铁路建筑方面进行了掠夺性的投机。法国议会把主要开支转嫁于国家而保证投机的金融贵族无风险地获得利润。而众议院中多数的议员,包括一部分内阁大臣在内,都曾以股东身份参与他们后来以立法者身份迫令国家出资兴办的那些铁路建筑工程。

1846年,法国准许承修的铁路为5000千米,但实际修成通车的仅有1628千米。不少股份公司的创办和线路修建方案只是为了进行证券投机和领取国家补贴来发财致富。到1847年年底,铁路股票发行总额高达25亿法郎,但实际用来修铁路的投资却不到一半。与此同时,1844~1847年,法兰西银行贷款总额从7。5亿法郎增加到13。4亿法郎,短短4年时间,竟然增加了80%,主要都是用于修建铁路和相关的其他产业建设。

1828~1848年,法国修建了2000千米的铁路,大约500家股份公司拥有价值5。2亿法郎的铁路资产。罗氏家族不甘人后地再次闪亮登场。在1836~1846年间法国各大银行组织的2。25亿法郎的铁路投资中,罗氏家族投入了4860万法郎,占总额的21。6%。此外,罗氏家族投资并控制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区域内的铁路线,还控制了德国南部的主要铁路线。

铁路引发的1848年欧洲革命

泡沫再美,终会破灭。1845年10月,铁路股价大跌30%~40%。这是因为铁路收入的增加比通车线路长度的增长要慢得多,因此,过多的铁路要争夺过少的货物使得铁路投资根本无法得到预期的回报。尽管建成的铁路明显缺乏相应的运输量,但大家都还在做发财梦,铁路建设有增无减。结果,过多的铁路争夺过少的原材料,建设与经营铁路的各项费用迅速膨胀。在英国利物浦,一吨铁的价格从1845年的4。8英镑上涨到1847年的10英镑左右。1847年,法国铁路建设费用比1845年至少增加了1/3。

雪上加霜的是,1845~1847年,爱尔兰、英格兰以及中欧、南欧大部分地区连续几年农业歉收。其中爱尔兰饥荒发生得最早也最为严重,800万人口的爱尔兰有100多万人被活活饿死,另有180多万人逃难到北美,成为今天北美爱尔兰裔的祖先。爱尔兰人的悲剧与英国人脱不了干系。

17~19世纪,爱尔兰土地几乎完全为英国人所霸占,爱尔兰农民大多数成了英国土地贵族的佃农。佃农拥有的土地面积非常小,只有种植土豆来维持生存。1845年开始,爱尔兰土豆不幸感染上枯叶病。从此爱尔兰连年歉收,发生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1845年,英国正全力筹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而对爱尔兰大饥荒却无动于衷,任由灾情蔓延。更荒唐的是,在大饥荒期间,爱尔兰仍向英国本土出口粮食,居然成为粮食净出口地区。

当爱尔兰人横尸遍野,死伤惨重时,英国人连做做表面功夫的兴趣都没有。英国运送到爱尔兰的救灾玉米根本无法食用。更令人感到无语的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奥斯曼帝国君主宣布将捐赠1万英镑给爱尔兰受灾农民,但维多利亚女王要求他只能捐1000英镑,理由是她本人才捐了2000英镑。于是苏丹只捐了1000英镑,同时秘密地派了3艘装满食品的轮船前往爱尔兰。英国舰队发神经似的试图拦截,幸未成功。

大规模的农业歉收导致粮食价格猛涨。1845~1847年,小麦价格在1847年1月是1845年的127%,到了5月竟然上涨到200%以上。1847年,英国为进口食品耗费了3000万英镑,使得大量黄金流到国外。1846年9月,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为4630万英镑,到了1847年4月,下降到920万英镑。英格兰银行用来平衡国际收支的储备则下降到310万英镑。

为了防止黄金外流,英格兰银行几次提高贴现率,同时大大削减贷款规模,结果导致严重的信用紧缩。尽管黄金储备开始增加,却有大量投机性企业破产倒闭,贷款给这些企业的银行也岌岌可危。人们开始拥入银行,夜以继日地到银行兑换黄金。不到几天的工夫,英国就有20多家银行倒闭,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被严重动摇。金融危机终于爆发了。

随着危机的蔓延,铁路自然首当其冲。

到了1847年秋,英国许多铁路线建设已经停工,大批工人被解雇。紧接着就是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的萧条,最后蔓延到各行各业,形成全面性的经济危机。铁路投机的基础就是信用。在伦敦交易所,铁路股票价格大幅下跌。铁路工程量连续5年下降,到1852年,从事铁路建设的工人数目比1847年少了4/5以上。相应的,铁价下跌一半,冶金和煤炭工业遭到沉重打击。仅斯塔福德郡137座炼铁炉中就有58座停产。生铁产量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内减少了1/3。棉纺织业本来已经在衰退之中,随着铁路投机的破灭和粮价飞涨,更是跌入低谷。1947年11月,在纺织工业中心兰开夏地区,920家棉纺织工厂中,有200家完全停业,其余的多半一周开工2天~4天。70%以上的工人遭受失业或半失业的打击。

英国的危机很快传递到其他国家。1848年,位于法兰克福的德国南部最重要的工业银行——哈贝尔父子银行被迫停业。而法国最大的股份银行——拉斐特创办的法国工商银行则破产倒闭。1848年,法国工业生产总共下降了50%。德国工业由于保护较弱,受英国危机的影响更大。光是德国汉堡就因为英国的影响有128家铁路公司因投机活动的崩溃而先后宣告破产。1847年冬,克莱费尔德8000台织机中有3000台停工,1848年上半年科隆14家工厂中只有3家开工,埃尔富特的工业几乎完全停顿。由于德国本来就靠更残酷的剥削抵抗着英国货的倾销,危机到来后,工人的处境更加恶劣。

当时的工人既没有退休金,也没有福利保障,失业即意味着饿死。1848年,革命浪潮再次席卷欧洲大陆,波及的国家几乎涵盖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1848年1月,首先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爆发革命的火花,紧接着整个欧洲大陆的革命像燎原之火一样熊熊燃烧。2月,巴黎工人、学生和市民起义,推翻了七月王朝,但成果被资产阶级窃取。在工人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迫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和普鲁士首都柏林在1848年3月爆发了革命。为了反对奥地利的统治,匈牙利和捷克也于3月爆发了起义。同月,罗马尼亚为反对俄国、奥斯曼帝国、奥地利的统治爆发了起义。在上述的革命斗争中,工人、学生和市民成为革命的主要参加者。到1849年,欧洲各国的革命基本上都被以沙皇俄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君主镇压了。

1848年,法国人民大声疾呼:“打倒大盗!打倒杀人凶手!”人民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了。诸如《罗斯柴尔德王朝》、《犹太人是现代的国王》等讽刺作品充斥巴黎全城,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巧妙地揭露和诅咒了金融贵族的统治。神圣同盟主导的欧洲政治与经济格局在经济收缩的巨大压力之下已经出现裂缝。尽管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金融统治贵族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有所损伤,但并未伤筋动骨,其地位仍然牢不可破,而神圣同盟的反动体系在这次危机中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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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泡沫,巴黎拯救了伦敦

普法战争之前的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国。当时英法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尽管英国无论在工业实力上还是在金融势力上都领先一大步,但法国并非一点竞争力都没有。法国人不仅保持着赶超英国的潜力,而且还一直觊觎着英国金融霸主的宝座。有些时候,为了应付金融危机,两国金融家之间也相互救助,如1836年、1839年,法兰西银行对英格兰银行的救援,1847年英格兰银行对法兰西银行的救援。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825年金融危机了。

19世纪以前,拉丁美洲各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19世纪初开始,拉丁美洲独立运动蓬勃发展,西班牙在神圣同盟支持下,妄图恢复在拉美的殖民统治。

在美洲国家独立之前,英国的金融资本便资助了美洲的那些革命家及其所掌握的军队。美洲新兴国家无一例外地都要向英国借款,以争取独立并巩固自己的社会制度。这些国家的军队都要向英国借钱购买武器装备,因此可以说是伦敦金融城战胜了西班牙与葡萄牙。南美所有国家都是伦敦金融家的债务人。不管英国人从南美债券中赚取多少收益,那些借出去的钱大部分都用来购买英国商品,这不仅刺激了英国的工业生产,也使得拉美人依赖于英国的金融家。

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詹姆士·门罗向国会提交被称为“门罗宣言”的国情咨文,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他宣称:“同盟各国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张到美洲的任何地方而不危害我们的和平与幸福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们南方各兄弟国家的人民,如果不加援助,能够建立他们心愿的政治制度,所以让我们坐视欧洲列强对他们进行任何方式的干涉而不加过问,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在美国的干涉下,欧洲对拉美的殖民意图遭到挫败,拉美各国的独立得到巩固。

可以说,没有英国金融家和美国政治家的支持,就没有拉美国家的独立。从表面上看,美国政治家拥有拉美国家的主导权。实际上,门罗宣言给英国金融家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渗透打开了大门。

像罗斯柴尔德、巴林这样的金融家,从殖民掠夺与国债投资中赚取了巨额财富。拿破仑战争后,欧洲一直保持和平状态,国债投资的机会越来越少。于是,过多的金融资本都在追逐各种投资对象与投机机会。新诞生的拉美国家为英国金融家提供了良好的投资场所,英国与拉美各共和国之间也迅速形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1815年后,英国投资者蜂拥而至,向智利、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秘鲁和危地马拉这些拉美新兴国家提供资金,总额高达7600万英镑。仅在1824~1825年,英国就以5%~6%的利率借给拉美国家3700万英镑,而拉美人却只能获得债券面值70%~85%的资金。

开发南美财源的公司,成为最为诱人的投机对象。1824~1825年,英国先后成立了48家美洲铁路公司,资本总额高达2200万英镑。截至1825年年底,总共创立了600多家美洲公司,总资本达到3。5亿英镑。实收资本只占资本总额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公司的创立不过是为了掠夺大众财富,赚取股票溢价。创业利润和股票投机的利润高得惊人,公司创办人手中的股票仅按面值的10%~15%缴款,却按高出面值好几成甚至好几倍的市价卖出,一转手就可以赚取暴利。墨西哥联合公司股票,发行面值40英镑,到1825年1月上市时市价却高达155英镑。更为离谱的是有家叫做里耳·德耳·蒙特的公司,发行股价70英镑,上市股价竟然达到1350英镑,回报率高达1800%。

很多所谓的美洲矿业公司除了在证券交易所挂个“开矿”的名字外,从来就没有真的去南美开发过矿产。有一家矿业公司,总资本100万英镑,发行1万份面值为100英镑的股票,这家公司把股票分给5个合伙人,每份股票却只需缴纳5英镑。这些投机者引导舆论,将股票市价抬高到700英镑后,再将手中的股票卖出,发了一笔横财。

在南美泡沫中,涌现出来了大批像格雷格尔·麦格雷格尔爵士这样“留名千古”的巨骗。麦格雷格尔原本是一名苏格兰军人,曾在玻利维亚军队中担任将军。1820年,他回到英格兰后,声称自己是与尼加拉瓜接壤的博雅斯(Poyais)岛国的酋长。他精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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