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五百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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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则在于无可匹敌的海上军事力量与强大的金融霸权。这种金融霸权的来源则是英国工业革命与独领风骚的英镑霸权。至于罗氏家族，不过是英镑霸权的获益者。

印度人的血泪，英国人的财富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完成于19世纪40年代。在工业革命中，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朝阳产业——棉纺织业，相当于现在的环保、新能源产业。而任何新兴产业都有标志性的工具与设备，棉纺织业则是纺织机。其实，早在1760年之前，最为重要的飞梭和水力纺织机就已经出现，分别发明于1733年和1738年，可工业革命并未在那时发生。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于1760年左右呢？我们不妨先将目光从18世纪转移到17世纪，从英伦三岛转移到万里之外的印度。

由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对香料的垄断，1599年秋伦敦的胡椒价格突然从每磅3先令上涨到8先令。在伦敦市市长的鼓动下，伦敦贵族与商人募集了3万英镑准备成立贸易公司。但在向英女王申请许可状时，女王并未给予答复。1600年12月1日，西班牙、荷兰拒绝了英国人降低胡椒价格的要求，伊丽莎白女王特许成立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全称为“对东印度群岛贸易的英国商人联合公司”，在历史学家的口中又被昵称为“约翰公司”，以与荷兰、丹麦、法国和瑞典东印度公司相区别。

东印度公司拥有非洲好望角以东地区的贸易独占权，还拥有在所辖区域内制定法律、受理行政和建立贸易据点的特权。如果英国公民在公司辖区之内私自从事贸易活动，其货物一律充公，其中一半归于英国国库。70年后，英王查理二世又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管理要塞和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和在被占据地区对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的权力。简而言之，东印度公司在海外具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行政权力。

俗话说，三岁看老。东印度公司从它的第一笔生意开始，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一个掠夺者的角色。1601年7月，东印度公司的第一笔买卖就是——抢劫了一艘葡萄牙商船。

1613年，英国在印度西部的苏特拉设立贸易站，不久，又在印度东南部的马德拉斯建立商馆。此时的印度处于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之下，首都在德里。17～18世纪时，莫卧儿王朝已由盛转衰，各地诸侯日渐独立，不听中央的号令。1739年，阿富汗血洗德里，获得的战利品价值高达7亿卢比，包括皇冠上的珠宝和孔雀宝座。17世纪的欧洲旅行家估计孔雀宝座的价值大约为450万英镑。而当时英国国库的资产也不过以百万英镑计。1761年，阿富汗人让印度军队全军覆没，莫卧儿王朝听任宰割，成为国内外各方势力的傀儡。

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则为人所鱼肉。东印度公司通过武力、权谋与贿赂从各地诸侯手中获得了各种特权。但英国人仍虚有其表地走一下形式，各种权利均通过德里皇帝的钦准。英国人的精明正显示于此。他们表面上尊重莫卧儿王朝的皇帝，实际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强调东印度公司的正统性。

当然，对于东印度公司来说，英国政府是背后的大老板。1698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任何以8％的年利率购买200万英镑英格兰银行公债的人都可以其认购的额度为限参与对印度的贸易。为了保护贸易垄断权，东印度公司只好购买了70万英镑的英格兰银行公债。

到了18世纪中叶，尽管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经营了100多年，但英国却未从印度榨取到太多的好处，英国经济发展仍然十分缓慢。直到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发动的普拉西战役之后，情况才发生巨大的转变。这一年的1月，英国人大败印度与法国的联军，孟加拉国库被抢，英军抢走了总值达4800万英镑的金银珠宝，史称“普拉西之役”。此役，不但终结了法国人在印度的殖民，更标志着英国对印度全面统治的开始。随后，东印度公司占领了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和孟买，直到1849年，英国完全占领了印度，印度全国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1760年工业革命开始之前，英国人的纺织机械和印度人的一样简陋。印度棉织品物美价廉，远优于英国本土产品。英国人却建立起高关税壁垒来阻止印度货销往英国，关税从20％到耸人听闻的1000％。同时，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棉纺织业横征暴敛，有意使其崩溃破产。结果，通过不平等贸易，英国人获得印度廉价而优质的棉花并加工成廉价纺织品再向印度倾销，而印度经济赖以生存的手工纺织业却被彻底冲垮。印度从未在原料出口中积累起足够的资本来发展工业，结果千百万的手工业者失去了生活来源，大批人因饥饿而死亡，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都漂白了。现在的孟加拉首都达卡曾经是印度最为繁华的手工业中心之一，但其人口却从18世纪中期的15万下降到1840年的三四万人。

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管理法》，各省总督均由英王直接任命，其任务是代表英国政府全权管理英国占领下印度的全部领土。至此，英国政府开始通过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印度，东印度公司最终变成了统治印度的殖民主义政府。东印度公司既是印度统治者，又是商人。以商人身份出现时，他们就垄断贸易；以统治者身份出现时，他们就攫取赋税。东印度公司以购买印度货物的方式将赋税流回英国。

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薛福成在1893年说：“英国人借助东印度公司之力蚕食五印度。未几而沃壤万里，尽为所并。此殆宇宙之奇变，古今之创局也。”英国人发达了，印度人却落入了苦难的深渊。

英国持续不断、毫无止境地抽取印度的鲜血。英国人用印度人自己的钱来征服并统治印度人。英国对缅甸、阿富汗的殖民战争，让中国刻骨铭心的鸦片战争，几千万英镑的军费均来自印度税收，英国人没有出一分钱。

东印度公司作为印度的统治者和土地所有者，对印度人民的土地收入进行了敲骨吸髓式的榨取和掠夺。1793～1822年，英国在孟加拉的田赋是地租的90％，北印度地区也高达80％，其残酷性和破坏性甚至超过了莫卧儿王朝这样的封建统治者。东印度公司用田赋的收入购买印度货物，销往欧洲和中国，赚取的利润则流回英国，永远无法帮助印度的建设。1793～1811年，英国殖民者总共用2517万英镑的田赋来做这种无本买卖。1770年，孟加拉发生大饥荒，英国人囤积全部大米，不出天价购买就拒不出售，结果饿死1000多万人，占孟加拉人口的1/3。但在饿殍遍野的情况下，东印度公司仍然大赚其利。就在这一年孟加拉变成不毛之地时，东印度公司仍然投资了120万英镑购买印度和中国的货物销往欧洲。

当东印度公司财政收入无法支持对外战争、对内兼并及镇压叛乱时，就会向印度人发行国债。换而言之，就是向印度人借钱来统治印度，扩张领土，镇压印度人的起义。而国债本金与利息则由印度纳税人偿还。国债总额从1792年的700万英镑，上涨到1836年的2700万英镑，到了1860年，更是高达1亿英镑。

最为可笑的是，贫穷落后的印度与英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竟然是年年顺差，出口额竟然是进口额的10倍以上。1766～1855年，顺差平均达到500万英镑以上。东印度公司仅从1792年到1837年的46年中，就有净利3200万英镑，可它既不是留在印度作为财政备用金，也不是用来增加印度人民的福利，而是全部汇往英国支付东印度公司股东们的股息。由于印度本土工业的衰败，印度财富主要是通过小麦、大米等粮食出口的形式外流。巨额财富的外流，把印度变成饥荒之地，这种饥荒比印度历史上的饥荒，甚至世界历史上的饥荒，更加频繁，更加普遍，更加严重。

在东印度公司的残酷压榨下，印度被掠走了巨额财富。英国的工业与金融由此积累了原始资本，进入钱生钱的良性循环，从而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英国国力也得以迅速提高。1760～1860年，英国工业生产的份额从全球的1。9％上升到19。9％。在1860年，英国生产了全球53％的铁、50％的煤，拥有全球工业生产能力的40％～60％。同年，英国对煤、石油等现代能源的消费，是美国、普鲁士的5倍，法国的6倍，俄国的155倍。工业品贸易额则占全球的2/5。全球1/3的土地上飘扬着英国米字旗，大不列颠王国变成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日不落”帝国。

而印度本土工业则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整个国家沦为英国工业原料的供给地和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到了19世纪中后期，由于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欧洲其他国家与美国均采用保护主义政策，英国与欧洲大陆、美国之间的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如果不是印度的输血，英国的衰落将会更早发生。

炮舰与福寿膏

除了对印度的压榨外，东印度公司还垄断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牟取暴利，鸦片收入约占公司总收入的1/7。说到鸦片，就必须要从茶叶讲起。从18世纪开始，中国茶叶在英国已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而茶在英国的关税高达90％～100％。如果茶叶不能按时按量地保证供应，就可能严重影响英国的社会安定和国家财政收入。

但中国人对英国的产品毫无兴趣，漠然视之。19世纪，一位在广州的英国官员米切尔这样写道：“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而且在此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最粗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用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英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加棉花重量的三倍……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一种粗重而结实、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主就收购这种土布来供应城镇居民及河上的船民。这个国家9/10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我们的制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做法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会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一干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船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

另一位英国贵族则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一般说来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我曾竭力从他们那里获取关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土地占有性质、他们必须缴纳的税金以及诸如此类的精确资料，虽所得无几，但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都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吃苦耐劳，就能充分满足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

结果，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产生了巨大的逆差。1710～1760年，英中逆差总额高达2600万英镑，相当于1亿4百万两白银，几乎耗尽英国的白银储备。在当时的英国，普通警官每周收入不过1英镑，一个码头工人每小时收入才寥寥6便士（在英格兰银行1971年实行新货币进位制之前，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

输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自于和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英国人用英国工业品、烈酒等换取非洲黑人，再把黑人卖给美洲奴隶主换取白银以及美洲白糖、棉花、咖啡等土特产。美洲是全球最大的白银产地，其中至少有一半以上都随着中英茶叶贸易流入中国。整个18世纪，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如果从1000年开始算起，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长期出超，在鸦片大规模输入之前，中国拥有了全球2/3的白银储量。

18世纪70年代之后，美洲许多银矿枯竭，白银产量持续降低，英国人无法用越来越少的白银来维持中国茶叶的进口量。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为了扭转贸易逆差的局面，开始打起鸦片的主意。

从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华生上校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董事会成员惠勒的支持。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其具体做法是：东印度公司并不需要明目张胆地参与到罪恶的鸦片交易中，只要作幕后操纵即可。但在私下，东印度公司授予一些自由商人对中国的特许贸易权，将鸦片批发给他们。这些自由商人将鸦片装船经海路运往广州卸货并换成白银，再由中国商人走私上岸。收入进入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自由商人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自由商人只能输送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否则严惩不贷。

很快，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便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国输送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专卖制度，首次从加尔各答向广州输入鸦片，开启了长达140多年的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罪恶历史。英国鸦片贩子为打开中国市场，对罂粟的麻醉作用加大力度宣传，以致中国人普遍认为鸦片有添福添寿的功效，因此又称福寿膏或长寿膏。

1773年是中英贸易发生逆转的关键。这一年，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是1000箱。到1790年，已增加到4045箱，其中东印度公司占最高比例。1796年，中国政府宣布禁烟。两年后，考虑到与中国外交方面的因素，东印度公司不再做鸦片的直接出口商，而成了鸦片的生产者，鸦片贸易转由其发给特许证的自由商人经营。这些自由商人开始以走私、贿赂等违法手段，继续扩大对中国的鸦片输入。

从l828年起，中国进口的鸦片价值就已经超过了出口的茶叶价值，英国茶叶贸易逆差完全被逆转。白银通过迂回的方式流进东印度公司的腰包。公司将白银运回印度，东印度公司用伦敦开出的银行汇票买回这些白银。因为东印度公司也就是印度政府，所以购买白银的汇票实际上相当于现金。他们把白银运回伦敦，交给东印度公司的代理，由代理携带白银前往广东买茶。与此同时，由鸦片进口引起的中国国际收支赤字，导致了中国的白银储备流出。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4亿两白银。1828～1836年，中国贸易出超达到惊人的380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几千亿美元。

英国工业革命后，印度棉纺织业彻底衰败，大量原本种植棉花的印度人开始疯狂改种罂粟。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依旧充当着运输工具，他们从英国装上制造品，运到印度卖掉，再装上印度盛产的鸦片。然后，运到广东沿岸，把鸦片在中国卖掉，换成茶叶、丝绸，装上船运回英国。

鸦片贸易使英国主宰世界白银市场，却使中国人陷入悲惨的境地。近代史中的两大罪恶贸易分别是鸦片贸易与奴隶贸易。但与鸦片贸易相比，奴隶贸易实在是太仁慈了。在奴隶贸易中，奴隶本身是需要得到保护的。因此，奴隶的肉体没有被摧残，奴隶的品格与思想没有被败坏。而鸦片却摧残了中国人的身体，腐蚀了中国人的品格，败坏了中国人的思想。

鸦片对中国人的伤害是全面性的。同治年间，中国吸食鸦片人口达4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10。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5％，而中国消费的鸦片，则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85％。鸦片对中国人的影响是长期性的。到1932年，中国吸食毒品的人数为8000万，占当时人口的16。8％。即便到了1949年，四川有70％的成年人是鸦片吸食者，云南昆明不到30万人口中鸦片成瘾者有6万多人，今天的云烟大本营云南玉溪吸食鸦片者占当地总人口的30％。

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834年4月22日，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英国政府废除。1834年以前，所谓的自由商人所组建的洋行已经掌握了一半以上的中英鸦片贸易。外资洋行大批涌现，其中最大的三家英资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以及美资旗昌洋行，他们几乎垄断了中国鸦片贸易。

怡和洋行正式名称是渣甸·麦迪逊公司，由苏格兰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麦迪逊创办。渣甸1802年离开英国前往印度，曾受雇于东印度公司。1817年渣甸脱离东印度公司，加入自由商人行列，开始了鸦片走私的生涯。麦迪逊亦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1815年，他成为自由商人，1818年前往广州开始从事鸦片走私活动。1832年7月1日，渣甸和麦迪逊在广州合伙创办了怡和洋行。1834年，怡和洋行取代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商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主角。就在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废除后的3个月内，怡和洋行运往广州的货物达75船，占当时广州对外贸易总额的1/3。

19世纪40年代初，渣甸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并成了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的心腹。麦迪逊也当选为议员，在下议院一干就是25年。后来，他还当了英格兰银行行长，是英国第二大土地所有者，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从鸦片贸易中赚到的钱。

1805年，3只美国船装上鸦片开向广州，从此，美国商人开始了对华鸦片贸易。一开始他们是从土耳其，后来从波斯购买鸦片贩运到中国的。美国对华鸦片贸易仅次于英国，1817～1818年占各国输华鸦片总数的42％。在广州的美国洋行除奥利芬一家外，全都参加了鸦片走私活动。从1805年美国开始对华输入鸦片到鸦片战争之前，鸦片贸易中的巨额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成为美国资本家手中的财富。1848年去世的19世纪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所捞到的第一桶金靠的就是贩卖鸦片。这些掠夺来的大量财富，在美国迅速转化为工业和金融资本，促进了美国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就曾说过，“鸦片贸易，就像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

创办于1818年的旗昌洋行则是美国鸦片贸易中的“佼佼者”，其前身是美国军官柏坚士1803年在广州创办的柏坚士洋行。柏坚士洋行1818年就武装走私1350箱鸦片到中国，仅次于东印度公司孟买卖出的走私中国鸦片。旗昌洋行的主要股东和经营者分别有：美国历史上那位以新政而闻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创办《福布斯》杂志的福布斯家族，普林斯顿大学主要赞助人约翰·克莱夫·格林、哥伦比亚大学主要赞助人阿比尔·洛、开尔文·柯立芝总统的祖父约翰·柯立芝和创办了臭名昭著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约瑟夫·库里奇。

“汇丰银行”应运而生

1838年，众所周知的林则徐禁烟运动开始了。鸦片贸易是英国对印度与远东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石，让英国人放弃鸦片贸易，无异于是要将英国人撵出亚洲。渣甸是伦敦侵华集团核心中的核心人物，在他的授意下，怡和洋行在伦敦的代理人下议院议员史密斯代表鸦片贩子向巴麦尊沟通、协调以对英国政府施压，他们强调清政府是在压制自由贸易，要求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扩大贸易开放、增加通商口岸，尤其要保护鸦片贸易。

其实早在1835年，麦迪逊就在英国游说对中国发动战争，意在强迫中国实行无限制的鸦片进口和一切商品的自由贸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834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任命律劳卑为英国驻广州的商务总监。在巴麦尊的授意下，律劳卑派英国战舰冲击中国在广州设置的阻止鸦片贸易的临时关卡，以制造战争借口。这时候，巴麦尊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宣称：“假如把某一个国家标示为英国永远的盟友或永远的敌人，这个政策一定是眼光短浅的。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我们的职责就是追寻利益。”

老奸巨猾的英国政府表面并不公开支持鸦片贸易，不过他们却偷换概念，强调中国内部禁烟并不等于中国官员有权搜查和销毁属于英商的鸦片。于是，英国以保护自由贸易为借口，发动了历史上的鸦片战争。所谓鸦片战争，就好比现在的哥伦比亚大毒枭以自由贸易的名义派军队进攻美国，强迫美国政府宣布吸毒合法化。

马克思曾这样评价当时的英国政府：“装出一副基督教的伪善面孔、利用文明来投机的英国政府具有一个明显的内部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鸦片走私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直接跟那些从事于毒害整个帝国的冒险营业的商人和船主合伙，分享利润和分担亏损。”

当然，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正如当时一位英国军官所说：“可怜的中国人要么躺下来吸毒，要么被屠杀，因为支持自己国家的法律而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成千成百地杀死。经过1840年和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后，鸦片终于以‘洋药’的名义成为合法的毒害中国人的进口商品。”

1844年，怡和洋行迁至香港。1843年，上海开埠。以怡和洋行为首的各国洋行入驻上海。1856年，上海成为外国鸦片输入中国的集散地，也成为怡和洋行的鸦片贸易中心。直到19世纪的最后10年，上海进出口贸易中的3/4都是鸦片。

1871年，后起之“秀”沙逊洋行控制了在中国销售的鸦片的70％，取代了怡和洋行鸦片贸易的垄断地位。沙逊洋行1832年由犹太人大卫·沙逊创办于印度孟买，上海新沙逊洋行则创设于1877年。没过几年，沙逊家族就获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青睐，相互之间有过好几门婚事，通过联姻关系建立起利益共同体。

今日上海所谓具有历史价值的古旧西洋建筑无不建立在中国人的累累白骨与恶臭的鸦片之上。1880年以后，通过鸦片贸易赚了1。4亿两白银的沙逊洋行，开始从事上海房地产开发业务，很快就成了上海房地产的领头羊。旧上海28幢10层以上高层建筑中，沙逊洋行就占了6幢。

英国打赢了鸦片战争，而中国则被劫掠一空，西方对华鸦片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扩张期。早期大部分鸦片买卖均由欧洲贸易公司或商行代理，并不存在银行之类的专业服务机构。鸦片战争后，商人们所需要的融资金额不断扩大，融资结构也日趋复杂。尤其在作为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基地的香港，商人们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家在香港注册和管理的银行以应对急剧膨胀的对华贸易。1865年3月3日，汇丰银行应运而生。一个月之后，即1865年4月3日，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也正式开门营业。

汇丰银行初期筹集的500万港币资本很快被来自中国香港、上海和加尔各答的鸦片贩子全数认缴。汇丰银行临时筹备委员会包括：英国宝顺洋行；美国琼记洋行；英国大英轮船公司；英国磕洋行；德国德忌利士洋行；德国禅臣洋行；英国太平洋行；英国费礼查洋行；英国沙逊洋行；英国公易洋行；印度广南洋行；英国搬鸟洋行；丹麦毕记洋行；印度顺章洋行。除大英轮船公司外，其他股东与经营者均为鸦片贩子。

除汇丰银行外，外国资本在华又开设了渣打银行、有利银行等多家银行，均设置在香港。起初这些洋行、银行主要是处理鸦片贸易及与其相关的金融业务，后来逐渐控制并操纵中国工业、经济与金融的命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49年，各大洋行、银行退出中国内地，龟缩于香港地区，形成了控制香港政治、经济的英资金融财团。1966年，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爆发，香港受到严重影响。英资金融财团开始放弃在港业务，以李嘉诚、包玉刚为代表的中资金融财团迅速狙击并夺取其资产与业务。以鸦片起家的英资财团这才开始退出东亚的舞台。

英国“金本位制”的确立

至少从13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初，欧洲采用的都是金银复本位制度，也就是将金银两种贵金属都当成货币。一般日常交易用的是银币，大额的现金支付则用金币。到了18世纪，任何英国或外国公民只要缴纳一定的铸币税，都可以将金银块送到英国铸币厂铸造成可以流通的硬币，这就是所谓的自由铸币。

然而，复本位制在最近的200年中，却逐渐被金本位制和纸币所替代。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由于“格雷欣法则”的作用，复本位制度非常不稳定。

“格雷欣法则”由英国金融家托马斯·格雷欣爵士于1559年提出。格雷欣是英国证券交易所创建者，还曾做过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改革货币制度的首席参谋。1559年，他根据对当时英国货币流通的考察，上奏女王，建议收回成色不足的劣币，以防止成色好的良币外流。他曾使用“劣币驱逐良币”一语，用以指因劣币与良币按面额等值使用，因此人们往往把良币贮藏起来或运往外国使用。这样就出现了市面上所流通的都是劣币，似乎把良币驱逐出流通领域的假象。

简单地说，“格雷欣法则”是指：在金银复本位制这样的典型双本位制下，金、银两种货币都是主币，当一个国家同时流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法定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亦称良币）必然被人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流通，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亦称劣币）反而充斥市场。

例如，当国家规定1枚金币兑换15枚银币的法定比价，而市场价为1枚金币兑换16枚银币时，人们就会先按市场比价用1枚金币换16枚银币，然后按法定比价用15枚银币换1枚金币，结果就赚取1枚银币的套利利润。当人们用15枚金币按市场比价换取银币，然后再按法定比价换回金币时（不考虑兑换的交易费用），就会多得1枚金币，人们就会将多得的金币收藏，或熔化成金块，或输出国外。如此循环往复，必然使流通中的价值含量相对高的金币越来越少，价值含量相对低的银币则充斥市场。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从历史上看，复本位制度却并非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难以持续。整个欧洲采用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