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 旧上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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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　新上海（23）
“七月涨风”平抑之后，经过二三个月的平稳时间，又出现第二次较量。在10月旺季到来的时候，投机商以纱布为突破口，掀起了比7月更为猛烈的“十月涨风”，这次以纱布和粮食为主，形成全面暴涨，范围遍及全国，时间持续达50天，是上海解放以后最严重的一次物价波动。从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棉纱上涨倍，棉布上涨倍，大米上涨倍。在*中央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直接指挥以及全国调度下，11月25日，上海与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纱布，并且边抛售边降价，在上海粮食、煤、食盐等主要商品批发市场上，也与投机商进行物资吞吐博弈，又一次稳住了市场物价，并使投机商“两面挨了耳光”（一面借的钱要付高利息，一面物价下跌赔了本）。
　　第三次是1950年的“春节抢购风”。投机商认为农历新年休息停市过后，到节后开盘时粮、纱价格必定上涨，于是在春节前拚命抢购粮食和纱布，准备在春节开盘后大干一场。此时在经验和物资准备方面都很充足的上海市政府，以充沛物资为后盾在开盘后保持原价大量供应市场，不到3天，投机商又败下阵来。
　　回眸这段时光，可以清晰发现此后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话语和观念都诞生于此际，比如“统购统销”，比如“全国一盘棋”，比如对市场波动的厌恶——至今一些史书仍这样形容那场博弈的成果，“把上海由受投机资本操纵、危害国计民生的市场，改变为国营经济领导下为发展生产、为人民服务的市场。”
　　而从更深层面来看，这场因为国民党封锁而导致的市场供应博弈还加快了中国经济内转的节奏。占上海总供电量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原来全厂80％以上依靠进口燃油发电，外来油料供应断绝后，电厂职工把燃油锅炉全部改建成燃煤锅炉；原来97％的燃料靠进口汽油的上海公交公司职工，经过5个月的努力，以白煤车（拖斗式煤气发生炉）代替汽油车试验成功；原来60％的原棉靠进口、占当时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上海纺织工业，逐步改用国产棉花……
　　随着物价逐步稳定，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市场由抢购囤积变为竞相出售，上海私营工商业出现了困难。当时许多私营企业生产无原料，产品无销路，资金周转困难。到1950年4月下旬，全市有万家工厂、商店停业或歇业，失业工人16万，包括家属在内，50余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一方面是保持城市经济活动与就业状况的高水准的目标，另一方面是保持对价格和资源使用的控制。调和这两者的关系是1949年以后城市经济的管理者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本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此时已经初步大局在握的上海的经济管理者们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扶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国营商业部门开始向私营工厂提供原料，委托加工，计划订货，收购产品，开展加工订货业务。对私营商业在经营范围和价格上给出路，使之有利可图；调整税收负担，工商税目由1136种减为358种；召开一系列专业会议，公私方代表在一起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协商制定各行业的产销计划，合理分配生产任务，逐步将私营企业生产纳入计划。至此，计划经济的雏形已初步显现。
　　在*经济管理者的扶持下，上海的私营工商业渡过了难关。1951年，由于抗美援朝军需物资需求继续增加，各地开始基本建设，土地改革以后农村购买力提高，形成上海市场的三大购买力，促使上海私营工商业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私营工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长％，盈余总额增长；私营商业零售总额增长47％，盈余总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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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资本家所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的任何一年，成为私营工商业者们称道的“难忘的1951年”。被他们所忽视的是这一系列增长背后的另一个趋势：私营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正逐渐缩小。
　　“监押”中的帝国主义
　　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相比，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接管的经济状况要落后得多。不过在某些方面他们比其苏联同伴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比如，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基础存在于城市工人中，这些工人要求尽早进行国有化，由此关上了与外国资本家合作的大门。而以农村为基地的中国革命者则有能力约束弱小的工业无产阶级（当时仅占劳动力的约1％），以获取哪怕是属于权宜之计的外国资本家的暂时合作。此外，中国的新政权希望获得许多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同情。
　　中国共产党人释放的信息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一份日期标明为1948年12月31日，题目为《中国的最近与预期发展及远东形势》的英国财政部报告称：“从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来的第一批报告指出，目前共产党人满足于让外国商人从事他们所能进行的商务而不加干扰，并让外国人支配他们自己的财产。”
　　未来的城市经济管理者确实需要一个让外国人把持的经济在现存状况下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以使中国的工人和雇主能够职业性地熟悉复杂工业与服务业的方法。此前中国工人几乎被禁止参与生产的技术过程。一些干部在进入大城市时不知道如何使用电源开关，很多小战士来自北方的小村庄，从来没进过摩天大楼，更不用说电梯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根据英、美、法等国在水、电、煤气、交通等行业的特殊地位，为了保证城市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对问题较多或与城市经济生活相关的，主要是公用事业中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如美商电力公司、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英商电车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等，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派驻军事特派员或联络员实行监督；一般企业则由公用局派驻业务联络员。对于其它行业，包括在国际经济正常往来上尚有作用的外资银行、进出口企业、轮船公司以及外侨赖以生活的小工商业，则允许继续经营，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也允许外商继续投资。
　　但双方的相处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蜜月”。人民政府废除了传统的帝国主义者的特权，重建了被帝国主义者控制了数十年的关税权力机构，在外汇和外贸方面实行了垄断，中国经济向内转的趋势，原有的私营工商业伙伴被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凡此种种都必然极大缩小了外资在华企业的利润空间。
　　当然，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成为大陆的统治力量之前，不少企业家就已观察到了他们享受了多年特别条约特权的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多地加紧控制经济，包括禁止纯外资公司经营采矿业，并强制实行外汇交易控制的更严格的规定。
　　这种自立的新立场是和要求建立与前帝国主义列强新型经济关系——一种基于平等的关系——的愿望相伴而生。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应该立刻结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民政府拒绝承担因抗日战争引发的向外国企业赔偿的任何责任。
　　因此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人施加给外国企业的那些困难，至少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较早前那种较自信处理方式的延续。然而，除了因为后来的朝鲜战争导致的对美国和英国资产的报复性征用之外，上海的城市管理者大体上规避了直接征用外国资产，而是更倾向于采用一种“监押”的手段，让外资企业努力适应新的非垄断经营局面，直至后者发觉这样的竞争态势无法忍受，愿意主动交出自己的资产和企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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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上海最大的公用事业企业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命运便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全盛时期，该公司曾拥有117部有轨电车，38部电车和74部公共汽车，每年约运送亿乘客。解放后，该公司不再享有公共交通中的垄断地位，日益增加的城市公共汽车和三轮车构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1950年，法国人面临更令他们感到惊恐的局面——苏联专家被请来中国，并越来越多地卷入中国的公共交通事业。事实上，中国人引进了苏联生产的以美国型号为基础的无轨电车。
　　此外，公司还面临新的政治经济现实：工资由中央确定，不得随意解雇工人；服务价格由政府决定——在法国人看来，无法凭这样的价格抵销成本；公司利润存入人民币账户等等。
　　公司被迫不断提取其储备，以抵销增加中的成本，最后还不得不向中国人民银行请求金融援助。到1950年中，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已经向人民银行借了50万美金，月息率达12％。这样一来，公司的进款只能存入人民银行，并只能用于当局同意的正当目的。
　　种种情势的发展，令该公司决定效仿同行英国上海电车公司，向中国当局请求遣返其所有欧洲职员，并主动要求中国人接收其商业责任。
　　于1953年11月2日进行的对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接收，意味着最后一家从事公用事业的外国公司被接管了。监押期基本结束，一个新时代来临了。
　　一个居委会主任的沉浮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时，水大博在一家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在建立新政权的最初几年里，他先是因为包庇“反革命”同事而被捕，释放后表现积极，当选为居委会副主任，但没过多久，他又成了“把持居委会”“对抗政府”的典型。他的沉浮，展现了建国初期国家政权进入城市基层社会的复杂遭遇。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当时，水大博担任一家洋行高级职员。在建立新政权的最初几年里，他先是因为包庇“反革命”同事而被捕，释放后表现积极，“兜得转”的他参与筹建并当选居委会副主任，但没过多久，又成了“把持居委会”“对抗政府”的典型，而被“停止工作”。他的沉浮，展现了建国初期国家政权进入城市基层社会的复杂遭遇。
　　旧保甲
　　水大博的家所在的一片地方，包括鼎宁、瑞新两条里弄及靠桃源路的一段街面。这是解放初期的上海，最普通不过的一个里弄。47栋普通楼房里，住了254户、957位居民。楼房大多有40多年历史，“弄内路面破败不堪”。居民里有职工234人，摊贩46人，工商业者32人，独立劳动者7人，失业无业90人，其他是家庭妇女、学生和儿童。职工与摊贩中，大约十分之二为文盲，十分之七上过私塾及小学，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只占十分之一，一半家庭妇女中是文盲。
　　这里的居民多为普通劳动者，各种身份居民所占比例，与一般里弄也大致相似。水大博当时担任某洋行高级职员，早年还户政管理部门做过英语翻译。
　　上海开埠之后，大量移民涌入，形成了华洋杂处、各业汇聚的移民社区，如何将国家权力深入里弄，实现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整合，一直是执政者头疼的问题。
　　1927年，国民政府拟将华界里弄划为邻、闾、坊三级组织，隶属区公所之下，5户为邻、5邻为闾、20闾为坊，意图建立基层自治组织，但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也没有建成。日本占领上海后，伪政府将身份证、户籍制度和大米定量配给制度和保甲制度结合起来，建立了由户而甲、由甲而保、由保到区的控制形式。1945年，国民党重新回到上海，重举“自治”，继续推行保甲制，保甲的主要任务为管理户口、抽壮丁、摊派捐款和监视共产党的活动。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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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居委会的统计，水大博居住的那片地方，“历史上的统治人物有保甲人员12人，当过路警义警伪军和包打听的有7人，以及伪国民党员13人，三青团2人，特务与大小流氓20余人。”一个叫韦老太的职工家属说，“那时到处是红眉毛绿眼睛的人，路不敢走，话不敢说，他们养娼、贩毒、放高利贷，到处横行不法。”而同一时期的嵩山区宁福里调查，居民却说，伪保甲长“就是替反动派收钱，坏也不顶坏。”
　　新政权对保甲的态度清晰而坚决。1949　年5月20　日，刚刚进城的新市长陈毅签发《上海军管会关于接管工作的通知》，“对反动的旧保甲制，在接管初期由于主观力量不足，接管任务多，暂时采取不承认也不宣布取消的态度。……对于罪恶昭著，人民要求坚决惩处的保甲反动分子，应加处分。一般可利用者应按中央指示，在群众监视下给予一定任务，以后在群众发动时才取消保甲。”
　　所谓“给予一定任务”，主要指保甲人员协助城市接管工作，当时，新政权在里弄中没有自己的群众组织。为此，“充分发动群众”，取消保甲，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这是新政权在里弄中的首要任务。
　　5　月31　日，上海龙华区接管会专员召集旧保人员会议，要求他们报告伪保办公处工作、登记文件资财并造清册，打扫卫生、掩埋尸体，维持地方秩序清除散兵游勇，报告并收集敌伪物资武器等，调查人民战争受损情况。同时约法四章：不准欺压人民；上级交办的事才办；不准贪污受贿；不准募捐摊派。
　　7月，全市建立了102　个接管专员办事处，办事处的任务主要是，“直接联系群众，建立新的联系，便于人民与我们接触，逐步建立居民福利性组织，取消甲长”。
　　一年以后，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接管会任务基本完成；保甲机构，亦经废除……”。
　　冬防队
　　与取消甲长同时进行，新政权着手培养新组织，藉此与居民建立脱离保甲后的初步联系。
　　1949　年底，　（黄浦）　区接管会第五办事处宝兴里发动群众，建立了居民福利会。到1950　年的上半年，先后成立了27　个里弄居民福利会，涵容居民25906　人，占全区无组织居民的半数。水大博并没有参与这类福利性的组织。因为在1950年，他因为包庇“反革命”同事而被捕。虽然最后他也弄不清楚同事犯了何罪，但直到1951年7月，他才被释放。
　　接管办事处撤销后，这类福利组织随之式微。接管之后便是改造，各种以运动为中心的组织则随之兴建。
　　战事刚停，街巷急需清扫。1949　年夏，上海市开展卫生清洁运动，全市共建立清洁卫生小组18822　个，“普遍扫除了垃圾，使市容焕然一新”。次年2　月，国民党对上海连续进行轰炸，上海又拉开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轰炸斗争。运动的内容之一，就是在里弄中发动群众，建立人民防护队，组织群众防特、防匪、反轰炸。由2　月至6　月，全市共建立人民防护队1587　个，防护小组4305个，包括队员74300　人。同期，为完成购买公债任务，还组织了推销公债小组。
　　这一年3月，水大博所在的街区也组织了民防队。到会50余人，选出何国臻、浦福宝为正副队长。何国臻是国民党党员，“解放前跑单帮，做黄牛，目前做旧贷贩”，这样的人怎么会被选作队长呢？原因很简单，他在居民中人头最熟，是“兜得转”的人，过去里弄中每年清明、中元两节期，都是他出头来要居民出钱打醮。副队长浦福宝也曾任甲长，当过国民党员。不仅是这个街区，后来许多调查报告都反映，解放前的“活跃分子”却又“历史不清者”充当了新组织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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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由运动建立起来的组织，随运动起，随运动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更需要常规的综合性的组织。1950年的冬防，在上海市街居制构建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冬季在城市里组织居民防盗、防火，简称冬防。1950　年11　月，上海市军管会发布命令要求建立冬防队，“防特、防匪、防盗、防火”。到1951　年4　月，全市已建立冬防服务队2020个。
　　1951年，水大博所在街区，在民防队基础上成立了冬防队。冬防队由何国臻介绍的四个人发展起来。后来的调查报告显示，四人中一个为学生，一个做过甲长，是国民党员，一个过去当过兵，一个是“小流氓”。队长浦正芳，是搞评弹（又称苏州评弹、说书、南词，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总称）的，但“过去是流氓”。而浦福宝与何国臻仍然负责民防队。
　　这一次，水大博赶上了机会。1951年7月，他被释放后，很快参加了冬防队读报小组、卫生组，表现积极，又有文化，“很快代替了浦正芳的工作”。
　　后来的一份调查报告称，除了曾被捕外，水大博的“阶级成分”也不好，“他父亲做交易生意，吸毒。叔叔是工人特务头子。水本人还在租界做过户籍翻译。”
　　如此复杂的身份，也能当队长，同样是因为要搞活动，需要“兜得转”的人。事实上，在他之前，民防队的人都是如此情况。
　　五六个冬防队积极分子，如何能发动上千个居民？水大博当队长后，面对新政权建立之初里弄居民的涣散，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何国臻的话说，“为了会开得起来，产生了屋代表”。他们的选举标准和口号简洁清晰：“我有空的，能开会的”，出来当代表。但就是这件事，为水后来被停止工作埋下了伏笔——后来，他这一举动被认为别有目的，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群众基础”。
　　居委会
　　1951年4月20日，上海市召开街道里弄代表会，民政局长曹漫之提出要加强里弄组织，将原有的人民冬防服务队改组为街道里弄居民委员会。会议最终确立以工人住宅区梅芳里为试点，摸索建立居民委员会的经验。
　　一个月后，梅芳里38　条里弄推选代表53　人，选出委员15　人组成居民委员会，设总务、福利、安全、卫生、文娱五个组。6　月8　日，正式挂牌成立梅芳里居民委员会。
　　而这一年冬天，鼎宁、瑞清里居民委员会筹备会，也在水大博的主持下成立。由屋代表提名101个候选人，然后通过三次选票，产生委员17人。水大博并非不懂“政策”。在居委会选举中，“了解政府的政策是要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因此“大家商量推出了曹镜坤”，水大博只任副主任。17名委员中，职工成份4人，失业工人3人，学生1人，小贩1人，洋行买办1人，家庭妇女6人，评弹1人。
　　至1952　年底，上海市共建立居委会3891　个，委员49854　人，涵容人口421　余万人，占全市人口的85％，全市街道里弄的90％　。其中以居民代表会议组织形式，建立居委会的有34　个，其他的都是从冬防队转变而来。
　　水大博当选副主任没多久，矛盾就出现了。直接原因是，“符合政府要求的可以称为合格的积极分子”不出来工作，而“真正掌握权力的是水为首的冬防队人员”。调查报告称，“水通过拉拢落后分子把持居委会”，导致一些人认为“居委会离了水大博不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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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水大博的确有权威。工人出身的王云轩等两个积极分子，力图取代水，但没有威信，一说话“大家就吵”；而水大博“一句话，大家就寂静”。
　　这一权威显然是民间性的，而水大博还主动有意寻求这种民间认同基础，他“迎合落后分子的胃口，时常说自己是自愿出来为居民服务，不去联络上级的。说人家（其他干部）要出风头，有事无事到办事处、派出所去”，因而很多居民都拥护他。
　　这样一来，区政府对这个居委会深感不安，所以并“不批准这一组织，布置里弄工作是通过积极分子王云轩进行”。然而，区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王在群众中没有名义，威信无法建立，工作是有一定困难。”因此，最后“不得不仍通过水等去工作”。
　　另一个让区政府不安的信息是，水大博不仅不支持王云轩，而且与原负责民警孙某拉拉扯扯，当孙在“三反”运动中被批斗时，水主持大会，“公开暗示群众‘大家要公正讲话，不要打落水狗’”。
　　1951　年4月，曹漫之在《街道里弄组织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中说：“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居民自己的福利组织不是行政机构，不能担负行政任务行使行政权力”，稍后的一份文件中也强调，“街道里弄居民的组织性质，应该是群众性的居民居住生活福利安全的自治组织，不是一级政权”。
　　但考查上海市居民委员会的历史，可以发现解放初期，居委会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其中政府事务占了大头。以1952　年对久安里的调查为例，两大方面工作中，“运动占80％，日常工作占20％　”，前者包括1950　年防轰炸搞防空，　1951　年抗美援朝捐献，制定爱国公约，五一大*，国庆庆祝活动；1952　年三反、五反，爱国卫生，改造旧警察，禁烟禁赌，司法改革，劳动就业登记。日常工作则包括福利、优抚烈军属、文教、卫生、调解与治安几大类。
　　与繁重的政府事务相应，居委会的实际权力增大，问题也接续出现了。
　　整顿，再整顿
　　“毛泽东同志，你是我们全国最伟大的领袖，所顾到的事情很多，但我们身居在上海的小市民，所感到的痛苦和压迫是上级所不知道的……”这是1951年12月9日，上海市民李某写给毛主席的信。反映的是部分市民对居委会工作的不满，居委会虽然只是“居民居住生活福利安全自治组织”，但权力太大，比如可以强迫派岗，或者利用特权“请人代值”。
　　上海民政局根据此信进行了专门调查，在给市政府的报告中，承认李某反映的情况的确存在，甚至更为严重。民政局认为，原因是由于居委会由冬防队转变而来，“一些解放前的不纯洁的分子”，特别是镇反运动之后，在经济上另谋出路，政治上改头换面，甚至“摇身一变”成了积极分子。
　　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居委会“不纯情况十分严重，令人不安”。如杨浦区，“初步统计，566个居民里，就有174个非职工的所谓‘威望人士’”。江宁区居委会中，参加过反动党团、任过保甲长、参与过流氓活动的“合计占全区居民委员总数的15％”。总之，问题是严重的，整顿是必须的。
　　于是，1952年9月到1953年3月，上海居委会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重点是人员变动，要让“成份好、扎根牢”的工人成为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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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大博，这个早就让政府忍无可忍的居委会副主任，终于在这次整顿中“下台”了。上级政府直接找到水大博，“宣布他停止工作”。在这次大换血中，江宁区五千多个居委会委员中，换上一千多个失业工人，还有1700人是职工，“组织基本上得到了纯洁与扩大”。
　　1954年，上海市委指示说，本市已有近140万职工和文教工作者完成了*改革和思想改造工作，然而一万一千多条里弄，还隐藏着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封建残余势力和社会治安的危害分子，居委会和妇女组织中骨干不纯，还未能确保工人阶级领导，至于机构不健全，工作混乱，以及贪污浪费、违法乱纪等现象更为普遍。4月，上海市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长达一年。
　　按整顿要求，干部必须过几关：参加学习班，交代，群众大会，处理意见。这其中，工作队搜集材料、交代是压力最大的阶段。工作队“深入群众，依靠劳动人民及家属，以及政治上可靠熟悉情况的人，个别访问或座谈会，广泛接受群众检举、密告、揭发”。从1954年4月试点开始，7个月后，发生了110起自杀事件，其中在交代阶段自杀的占。次年2月起，不到3个月，徐汇区自杀人数上升到145，逃跑上升到103人。
　　一时间，居委会干部们惶惶不安，“这一次调整，我们过去的工作白做了，成份不好，保不住了”。他们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有的以生病为借口，有的故意不好好学俄语，想下台。有的互相吹捧，打击别人。”
　　如此，1954年的整顿成果极为显著：清除了“社会治安危害分子和有政治问题的人，新选出干部一万多，几乎换了一半，“基本确保了工人阶级在居民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通过整顿，按照中央内务部规定，上海市的居民委员会公杂费和委员补贴费，同全国一样开始由政府统一拨发。这样一来，居委会委员就从“义务制”转变成为支取国家薪水的“专职人员”。学者郭圣莉认为，这样，“居委会完成了它从半国家半社会的基层社会组织到彻底国家化的国家代理人过程。”
　　更重要的成果是，此次整顿同时对居民“进行了一次政治思想教育”，妻子揭发丈夫、丈夫揭发岳父等行为大量出现，监视可疑分子也成为里弄普遍现象。同时也涌现了一批“检举”典型，比如蓬莱区凌家宅居委会主任周水月一人就写了108份检举材料。
　　至此，以居委会干部为首，里弄的绝大多数居民，都自觉认为自己不再是简单的居民，而是人民中的一员；少数敌人是人民和国家的对立面；而且人民之中，可能还隐藏着一些敌人；那么，“阶级斗争”这根弦便不能放松。
　　（参考书目：郭圣莉《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特此致谢。）
　　

“打鸡血”往事（1）
“打鸡血”往事　　从1959年到“*”期间，一种将鲜鸡血注射进人体的“奇效”疗法蔓延全国。在“打鸡血”这个形容人亢奋、好斗的词语背后，是一段狂热的岁月。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
　　1959年5月26日上午8点，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次年8月转为上海无线电三厂），一个叫俞昌时的医生，在依约而来的病人眼前，给自己打了一针鲜鸡血。五年后，他回忆这次“当众表演”时说，“不到三小时，就感觉奇饿，中午吃了八两饭”。
　　医生的亲身示范消释了病人们的疑虑。从下午1时开始，四十多人让俞注射了鸡血，奇迹立刻显现：“有的频频咳嗽，注后五分钟即愈；有的喘息数月不能睡，当晚即睡得极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疖肿大消”。
　　这已经不是俞第一次打鸡血。在过去几年里，坚信“鸡血疗法”对百病都有“奇效”的俞昌时已经暗自搞了一些实验，而“大跃进”的到来，更让他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