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 旧上海-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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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不是俞第一次打鸡血。在过去几年里，坚信“鸡血疗法”对百病都有“奇效”的俞昌时已经暗自搞了一些实验，而“大跃进”的到来，更让他觉得有了“攻关”的动力。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看似不可思议的“鸡血疗法”，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得以四处蔓延，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肇始
　　1903年生于安徽南陵的俞昌时，有一份红彤彤的革命简历。19岁时，在上海医科大学读书的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半后转为*党员。“五卅运动”期间，他活跃在上海*和总工会。1926年底，回南陵创立*南陵特支并担任书记，在南（陵）芜（湖）一带领导农*动，还曾在武昌被捕入狱。
　　据俞昌时自述，1952年11月，在江西南平搞卫生工作的他，偶然从鸡肛门量了量鸡的体温，竟在42℃以上，又测了好多只，平均都在43℃左右。他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当然是其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和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的原故”。在中医传统文献里，有很多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病的记载。俞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把鸡血注射进人体呢？
　　1950年代初，中国各地学习、推行苏联的“组织疗法”，把人体的某些组织，如皮肤、肝、脑、胎盘等作为注*，或将埋入病人皮下以治病。“我想鸡血也是一种组织，可能有同样作用。”俞昌时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看。他从一只公鸡的身上抽了血，注射进左臂三角肌，结果“一点也没有感觉——不痛，不痒，不胀”。其后一两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三四天后“发现奇迹”，脚癣和皮屑病等痼疾同时痊愈了。
　　“于是，我就大胆地再打了几次，又打到别人身上。”俞的试验对象，包括自己经常腹痛的15岁的女儿，一个大腿发炎的农民，一个患*癌的妇女，“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
　　195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的社论，肯定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4月1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在这场报告中，周恩来强调，“……计划规模是宏伟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决不能说，我们的潜力已经挖完了，计划指标再不能够超过了。在生产和建设中，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俞昌时的机会来了，藉着大搞“技术革命”的东风，1959年6月，已经进入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他开始在职工中试验，“一个月多的时间内，打了三百多病例，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就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

“打鸡血”往事（2）
静安区卫生局调查证实，俞的确用“鸡血疗法”治过203例，“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资料分析：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但同时也指出，“其中有36％发生高热、寻麻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据此，卫生局认为需要进一步实践，经过时任区委书记李梅生同意，组成包括俞在内的研究小组，设置实验室。
　　后来风卷中国的“鸡血疗法”，便肇始于此时。被纳入研究小组的俞昌时激情满怀，准备大干一场。
　　试验
　　研究小组首先进行动物实验，“初步印象”是，鲜鸡血有血清反应，但比马血清弱。半年之后，“就在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开始了临床应用”。到1962年为止，共治疗1320多人。
　　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根据两年多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近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寒、发热、腹泻、淋巴结肿大、荨麻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其中大多数为发热反应。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病人注射鸡血后，立即发生胸闷、气愈、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面色苍白、两眼球结膜*、心率增速等情况。但报告特别强调，“经急救恢复”。
　　由于鲜鸡血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经试用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该局就停止使用鲜鸡血，改用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试用15000多人次，均无反应，“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俞昌时十分不满，认为是个别专家“夸大反应”，否定疗效，使鸡血的研究机构工作停顿。而制鸡血粉，“不仅大大失去疗效，且仍有反应，而且制造繁复，成本高昂，正与多快好省的精神相反。”
　　据俞自述，从1959年搞鸡血起，他坚持每隔一两天必定注射一次，有时每天注射，毫无不良反应。“我是拿它当最好的营养品来滋补身体。长期应用下去，可以达到‘有病可以治愈，无病可以健康’的‘祛病延年’”，甚至可以“返老还童”。他还让爱人以及一些老友试用，“都获得了很好疗效”。
　　据他统计，自己5年来亲身注射鸡血的疗效至少有24种，胆石症、丝虫病、脚肿、心脏病、老花、腹泻、睾丸硬化、冻疮、褥疮、脱皮、脱发等病痊愈，而且精神健忘乐观，视力增进，抵抗力强，面色红润，不怕冷，*旺，睡眠佳，大便畅，无任何病痛。
　　“仅以对妇科月经过多的疗效，可以达到100％，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贡献？”在俞的自述中，“鸡血疗法”当时也得到了“医务界许多正直而前进的人士”一致“公认”。尤其在中医界，一些有名望的中医，认为它是祖国医学的固有遗产，应发扬光大，作为创造我国新医药学派的重要项目之一。
　　而且，俞昌时并不满足于肌肉注射鸡血，而是“现已成功地发展到对人作静脉注射”，虽然尚在缜密试用中，“但望其前途，将是对人类更大贡献的发展方向”。

“打鸡血”往事（3）
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称，不愿和研究小组继续合作的俞昌时，让病人到他家中治疗。打着“技术革命”的旗号，俞昌时听不进任何劝阻。“陈中伟断手再植接血管算不了什么，我也会做，鸡血疗法才是真正超国际水平的”。
　　报告称，俞还向全国各地印发大量夸大疗效的宣传材料。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十七个省、市（县）的医疗单位或个人收到了俞的宣传资料，鲜鸡血疗法被说成“能治六十几种痼疾的鲜丹神药”。在俞散发的材料中，一是标榜“鸡血疗法”“国际领先”，所以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二是宣扬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在他印制于1964年8月的《鸡血疗法》一书中，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其宣传方式与现今充斥电视和报刊的各类神奇“秘方”几乎如出一辙。在信息闭塞的年代，“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之说具有很强的蛊惑性。“所以目前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有的群众抱着鸡求医注射甚至自己注射。各地卫生部门也纷纷来信或者派人来沪了解求治，情况相当混乱”。　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说。
　　禁止与质疑
　　坚持打了几年鸡血后，俞昌时“老是感到我的力气好像大得不得了似的，总想试试一拳头打通墙壁那样的猛劲。……又有些同事们感到我的性情似乎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不大感到，如果真的话，我想也可能是经常打鸡血的原因——由于雄鸡好斗！”
　　1964年，一肚子怨气的俞昌时开始爆发。他在一份材料中诉说自己的委屈：鸡血疗法创立五年来，日夜操劳，每晨五时左右即起身，养鸡养兔、扫清洁，夜间给病人注血，给自己和爱人注血，又给兔子静脉注血。又经常跑老远给病家注血，写鸡血材料，和各地搞鸡血的同志们通信及往来联系。自己的粮食不够吃，还勉强支持供应鸡饲料，所有用品和饲料，都是自己贴钱。
　　“当此，党中央号召全国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运动的大学之年、大比之年和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时节，我要把隐忍5年偷研鸡血的痛苦心情和实际情况，向党和政府申诉出来，要求党和政府中心领导，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协作共同研究，为创造祖国新医药学派而共同奋斗。”他在这一年5月写道。
　　12月12日，俞昌时给卫生部写信，要求：早日组织中央鸡血研究会，调他到京做“高深的鸡血疗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国各高级医疗院校组织鸡血疗法研究组，研究并临床应用。而同一天，俞还写了一封致“中央科学院郭院长并转诸位首长和同志们”的信，要求其组织人员，调查研究后大力支持并倡导“鸡血疗法”。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坚持认为：鲜鸡血是有异性蛋白过敏性血清反应存在，不安全，“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特别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该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却冒着危险更值得考虑。”半月后；卫生局写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呈送卫生部，称将限令俞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行为。
　　7月23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应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打鸡血”往事（4）
对于卫生部的禁令，俞当然不服气。
　　10月5日，《武汉晚报》“科学与卫生”版上刊载了一篇署名“红光”的文章，题目为”鲜鸡血注射真能医治百病吗？”副题为“鲜鸡血注射非但不是万灵药而且危险性很大”。　俞昌时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反驳。
　　“老实说，我当医生这些年来，还是第一次听过这个方法”。针对红光的第一句话，俞反驳说：这句话看来很容易误会，以为红光同志的思想中一切未听说过的新事物，都是要不得的，那么毛主席最近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红光同志难道没有学过？
　　而红光文中所说请教老医生、查资料，俞反驳说：最近党中央更是大力提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希望也让别人来赶赶我们。我们医药卫生界也更应该如此，如果光是利用图书馆查资料，找老中医而不去民间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实践，甚至还禁止别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义＋旧框框＋洋框框＝保守主义思想吗，还怎么能突破常规，有所前进呢？
　　对于红光提出要尊重“科学依据”，俞认为，和*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一样，科学依据是不断发展的，“祖国医学，绝大部分还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吗，如果处处要宣传科学根据，那样你就当不成医生了。”
　　“医务界一般说安全第一，疗效第二，药理上看，反应超过5％就不能临床应用”。对于红光文中重申的这一常识，俞反驳说，“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是旧框框，根据辩证法，有正必有反，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医理论内经上说，服药不发生反应的话，那病也不会好。很多针灸老医生说，有晕针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疗效很好，反应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发生。还是推荐临床。”他甚至举例说，如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说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领袖，那么，如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业，即使有些人牺牲也应该做，“对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作如是观”。
　　俞昌时还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强迫禁止，“打鸡血”将有可能转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制。而事实证明，俞的忧虑并非多余。
　　蔓延
　　2008年，北京收藏家赵庆伟得到一本《鸡血疗法》小册子，1967年7月由“小汤山革命造反大队”翻印。这本册子里提到，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合组“鸡血疗法”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核实其疗效，称这一疗法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将是最大的贡献。
　　1966年，12月28日，卫生部下发通知撤销1965年7月23日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造反派成立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在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那本《鸡血疗法》散布全国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人家中。
　　“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回忆当时“打鸡血”盛况时说，“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一个网名叫“金师爷”的北京市民回忆，1971前前后，到西双版纳插队两年的他获得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权利，回家后第一天的凌晨，就被鸡叫给惊醒，“全国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怎么北京人竟敢私自养鸡只？”听父亲介绍后，他才知道是为了治病救人。当时一个广泛流传的秘方是，白色、一点杂毛都没、叫声好听、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可治百病。“因为我在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当卫生员，所以街坊四邻听说我回京后就请我给他们打鸡血。”“金师爷”说，起初他还犹豫不决，怎么能将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专门到宣武医院了解情况，看见注射室门前排成长龙，人人怀抱公鸡等待注射，“这就增强了我为人们打鸡血的信心”。
　　“金师爷”先为邻居郭大爷打了鸡血，回到西双版纳后，“前后大概打了不下200例”。他还回忆，除了打鸡血外，他还用过当时流行的土法子，将一些中药蒸煮过滤后，“直接扎进病人屁股”。而不良反应，“怎么可能没有？那个时候，人们一是胆大，第二确实缺医少药”。
　　余音
　　直到2004年，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教授出版的《一万封信》里，还收录了一封“骗子”来信，此人向她推荐攻克艾滋病的良方：“俞昌时大夫发展为肌肉注射，我改为穴位注射，在鸡心脏采血，每次采50，间隔一天再采，鸡不会死。”
　　1990年代，学者桑晔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一九六五年，某省的“上流社会”中开始流传“打鸡血治百病”的谣言，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中将医官，行刑前提出用“秘方”交换生命，那“秘方”就是打鸡血。到一九六六年春，“*”来了，这“秘方”，秋风扫落叶一般，“接着，全中国的小公鸡遭了殃”。后来，许多人提到“打鸡血”一词的来源，都引自这篇文章。
　　桑晔写此文的由头，是三本宣扬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的书，其中一本附着录音磁带，据说那磁带已被大师“注功”，气已转换成磁；买回家塞进录音机一放，磁又转换成气，治癌，没癌治杂症和消灭“隐生癌细胞”。这篇题为《国人梦已醒？》文章发表于1992年4月。文末，桑晔说，“我想已经说得够多了；只是盼望在流行歌唱的那‘昏睡百年，国人梦已醒’之后，醒了就练功的人，能稍稍少一些就好。可别真像那坏笑话所言：有人问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中央大国，上帝说：‘为的是在我寂寞时看看他们在玩儿什么’”。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1）
年轻时的刘思远和儿子　　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上，现年91岁的刘思远作为国民党第29军士兵，亲历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
　　文/国家历史特约　方军
　　1937年7月7日夜里，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三大队在队长清水节郎的带领下，在卢沟桥以北进行军事演习。夜11时许，日军扬言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内搜查，并鸣枪示威。中国方面表示可以代为查找，但拒绝日军入城。日军即于当夜炮击宛平城，并调兵一营，偷渡到运河以西，从东西两面夹击卢沟桥。中国守军第29军奋起抵抗，抡起大片刀向侵华日军冲杀而去，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29军在卢沟桥上亲历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2007年卢沟桥事变70周年，全国幸存的29军老兵在卢沟桥上进行“最后一次集结”，当时只来了9位原29军官兵，其中年龄最大的94岁，年龄最小的也有88岁，随着老兵们的凋零，72年前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越来越少。
　　91岁的刘思远是陕西省亲历卢沟桥事变的29军老兵中唯一幸存者。他是山东省菏泽（曹州）县人。1931年，刘思远父母均已过世，而日本帝国主义又强占了东北三省，在濒临战火硝烟之时，16岁的他离乡投军。1936年，刘思远在北京经表兄郭祥民介绍参加了原属冯玉祥西北军的29军，被编入29军37师220团，军长为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37师师长冯治安、220团团长戴守一。
　　保卫卢沟桥
　　刘思远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我们29军官兵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奋勇杀敌。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作为侦察员我和战友已经被盘踞在丰台的日军抓住一次。日军把我们关在一个大宅子中。当月黑风高之时，我们趁日军哨兵打瞌睡，互相磨破捆绑的绳索，翻身上墙，逃了出来。回到连队，连长奖励我们一人三枚大洋。
　　卢沟桥事变之夜，敌人曾多次向守卫卢沟桥的219团挑衅，置我方警告于不顾，驻扎在丰台一带的日军约一个师团，以打野操为名在夜间进行军事演习。7月7日晚，他们在实弹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在打野操中被我方守军扣留于宛平县城，要强行进城搜查。我守卫部队下令紧封城门、加强防守。日寇迅即割断四周电线，对我守军层层包围，接着向宛平城开枪射击，并炮轰卢沟桥。
　　刘思远所在的37师220团当时驻扎在颐和园附近，听见炮声后，急电联系卢沟桥守军。但通讯中断，联系不上。220团立刻遣人前往打探，结果发现四处交通要口布满铁丝网，日寇岗哨林立。得到消息后，37师即从全师各团选拔精壮士兵，组成200多人的“奋勇队”，前往保卫卢沟桥，刘思远即是其中之一。
　　91岁的刘思远回忆说：“我是山东人，卢沟桥那阵儿，我身高体壮、年轻气盛。1936年进29军以来，我每日坚持严酷的军事训练，抡起大片刀那是呼呼生风、镲啷啷作响，即使是三个日本鬼子也近身不得！尤其是近战、夜战，我们29军的大片刀更让侵华日军闻风丧胆！”
　　“奋勇队”受命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赴卢沟桥阵地。为使士兵在黑夜之中有所标志，“奋勇队”成员都身穿白背心，臂扎白布巾，每人带短刀一把、手榴弹四颗。部分人员配胶把钳子、斧子、剪子，以拆除敌人设置的铁丝网。
　　7月7日深夜，“奋勇队”成员作为尖兵，趁敌人不防，剪掉敌人布防的铁丝网，猛力向敌巢穴投掷手榴弹。敌人受惊后倾巢而出，发疯似的与“奋勇队”白刃相交。“奋勇队”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手持钢刀，狠狠地回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2）
刘思远回忆道：“在紧急搏斗中，我眼见一个鬼子兵端着凶器，用‘先刺后挑、开膛豁腹’的手法向我胸前刺来，我拼命用短刀朝下压拨敌人的刀尖，鬼子兵又用刺刀猛地朝我肚膛挑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迅速向左闪躲，欲谋回手，不料被鬼子刀锋刺伤了右腿股部，顿时血流不止。”
　　“奋勇队”与37师的紧密配合，将日寇砍杀了个措手不及，血流遍野；而我军仅有少量伤亡，卢沟桥尚得防守。
　　负伤
　　敌人败逃后，37师支援部队进城与219团会合，商定除留适量兵力守桥保境外，余部随219团团长吉星文驻回西苑。
　　7月7日夜晚激战之后，日军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其驻丰台约一个师团，向我方开火，还调动北宁铁路一带屯驻的兵力以及飞机、大炮、坦克等重型火力，向我方猛烈袭击，29军与敌展开防守战。由7月7日至下旬，历时20多天，卢沟桥一带硝烟弥漫、炮火连天。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都殉国身亡。
　　据说当时有美方代表前来调停，要求双方停火。但现实情况与其说是停火，不如说是日寇缓兵增援。不久，北平、天津失守，连云港等地也被敌人占领。日军进而向内蒙、中原一带进逼。由于形势逆转，我军奉命退守卢沟桥。
　　随着战争形势逐渐恶化，1938年正月初三，220团再次奉命转战河南省清化县。这一天清早八时许，日寇仍以飞机、大炮、坦克等重型火力做掩护，向我方猛烈袭击。刘思远记得，当时他的右半身一连受伤五处，因流血过多而晕倒在地。身边一位战友王斋柱背他前进，行约半里许，王斋柱被飞弹击中胸部，两人互相搀扶又走了20多步，王斋柱气绝身亡。刘思远奋力挣扎着独自走了半里来路程，碰到救护队。救护队将他抬到后方团部，抢救治疗。
　　由于战火节节逼近，翌日天明，他被送到巩县国民党第12收容所治疗。过了一个星期，又转到陕西华阴县陆军第二后方医院。1938年2月间，刘思远又被送到千阳县106医院疗养。
　　106医院在千阳
　　采访91岁刘思远时，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在河南受伤的29军伤兵怎么到陕西省千阳县了？2009年2月15日，在去刘思远老人的家的途中，记者看见了屹立在千阳县中心的原国民党106医院旧址：一座修建于宋代的泰山庙。当时，在千阳县的国军106医院共有6所医院，都临时建立在文庙、城隍庙、永宁寺、泰山庙、三义庙、十坊院6所庙宇。刘思远老人在抗战初期在卢沟桥等战场多次负伤后，就在泰山庙住过。
　　在1985年6月陕西省千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上这样记载：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开始不几天，平津沦陷，河北、山西相继告急。侵略军的矛头沿陇海、同蒲两线向陕西潼关逼近。……前线负伤战士需转送到后方医治疗。基于这种情况，军政部军医署所辖106医院便来到千阳。直到1942年3月，106医院才奉命调离千阳，赴宝鸡下马营，后迁往兰州等地。
　　106医院是在太原势不能守的情形，在山西临汾临时组成。1938年1月经西安、凤翔来到千阳。该院自院长薄鉴文以下共有官兵二百多名，其中多数是山西各县人，有医官十多人，看护队百余人。为了便于管理伤兵，还在编制以外设副院长一人，由李广阳充任。该院来千阳以后，县城内外几座庙宇都做了粉刷，还动员附近民众腾出了一些住宅，供伤兵和医护人员使用。
　　1938年3月以后，国民党军队伤员不断地被送到106医院，最多时在千人以上。千阳县城平日居民稀少，突然增加如此多的医护及伤兵人员，街道里巷，军民混杂，不辨孰多孰少。
　　106医院的伤兵员大部分系冯玉祥将军的旧部29军的官兵。他们中大部分尚有革命军的素质。然而仍有少量轻伤者以及伤愈未归队者外出骚扰百姓，甚至聚众闹事。管理伤兵、维持社会秩序，当时便成了医院及地方政府一件最难的事情。
　　医院负责管理伤兵的副院长李广阳是青红帮中的头儿。来千阳以后，李广阳多次开山堂，收徒弟，大凡伤兵中的活动分子都成了他的门徒，每逢伤兵闹事，只要李广阳出面，风波便告平息。他设置禁闭室，实行责戒。有一次，一个伤兵在北城外损坏了群众的高粱，被告发在医院，李将此人叫来责打了一顿，关入禁闭室。
　　又有一次，伤兵李玉龙在街上喝酒未付酒钱，还摔碎了杯子，被刘思远发现，告知排长郭祥民。李玉龙为免受处分，自动向商家付清酒钱，随后去向排长打了报告。排长郭祥民勉励他说：“知错就好，再不能这样做，咱们是冯司令（冯玉祥）、29军的队伍，不要损坏冯司令和29军的名誉啊。”
　　106医院出来的伤兵，有的自找对象，有的接来家属在千阳落户。他们当中有的当铁匠、木匠，也有从事农业或摆摊、开店、串乡当小贩的，都成为千阳居民的一个组成部分。1938年2月间，到千阳县疗养的刘思远伤愈后也留居千阳，1941年至1942年在千阳开设照相馆。
　　1944年刘思远和爱人在原106医院认识并结婚，第二年日本投降，千阳县城满街放炮庆祝。刘思远所开的店铺在1956年千阳的工商户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纳入合作商店之列，刘思远又任服务合作社门市部主任。如今改革开放30多年了，刘思远也退休30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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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最后岁月与真假遗嘱问题（1）
晚年蒋介石　　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那句诗：“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