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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海 旧上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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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被改造，“人的思想一旦定型，就很难改变了，好比语言，家乡话说了二十多年，忽然让改成另外一种语言，即便勉强去做，也很难彻底改变。”
但总体来说，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并没有后来那么严厉，这些老知识分子最终陆续“过关”，只是过去的社会职务被调整了，陈裕光放弃了金陵大学的校长职务，金陵大学也在随后的院系调整中被并入南京大学；章益被送到了山东师范学院做了一名心理学教授；欧元怀也不再担任大夏大学校长，大夏大学校长与光华大学合并成为华东师范大学；邹树文被送到南京担任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成为专门研究昆虫的守陵人。
而和曲传成一同毕业的1000多名年轻人们则要幸运多了，1950年10月下旬，他们满怀着“救百姓于水火”的革命豪情，乘专列前往安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之中，成为了“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骨干。
一个“镇反”人员的别样人生
对于杭州人姚承霖来说，1951年多少有些意外。此前，他是上海龙华机场担任外事交往的负责人，隶属上海市公安局外交管理科，能讲一口漂亮流利的英语，看起来前途无量。此后，他成为一名被镇反的阶下囚，从此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文/国家历史记者 白伟志
对于杭州人姚承霖来说，1951年多少有些意外。此前，他是上海龙华机场担任外事交往的负责人，隶属上海市公安局外交管理科，能讲一口漂亮流利的英语，看起来前途无量。此后，他成为一名被镇反的阶下囚，从此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那一年他26岁，老旧的照片上看得出那是一个儒雅、秀气、风华正茂的青年。此后，他经历了劳改、治淮、修铁路、下放、*……而今，这位已经85岁的耄耋老人经常提及公安系统的一位领导对他的评价：“老姚文化程度最高，工作能力最强，但是吃的苦头也最多。”而这句话几乎概括了他一生的坎坷经历。。 最好的txt下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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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
1949年之前，姚承霖为了贴补家计，曾担任过一个杨姓国民党军官女儿的英文家教，不想却虏获了这个16岁少女的芳心。虽然只是这个姑娘的一厢情愿，但却给姚承霖后来的苦难埋下了伏笔。1949年，杨姓军官独身去了台湾，留下妻女在上海，靠收房租为生。
解放初期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持续轰炸，特别是1950年2月6日对上海发电厂的轰炸，使整个上海电力供应陷于瘫痪，原本就举步维艰的上海工业雪上加霜，许多工厂停产甚至倒闭，这直接导致大批工人失业。
一天，杨姓少女去收房租，房客们哀求她能缓收一段时间，待找到新工作再补上，但迎来的却是小姑娘干净利落的几个耳光。
没过几天，姚承霖就被昔日的同事客气地请到了公安局，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杨姓少女和她的母亲都在里面接受审问。此时他才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杨姓少女被房客告到了公安局，罪行是“勾结人民解放军进行反革命活动”。而“人民解放军”，指的就是他（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管辖，警务人员制服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
就这样，姚承霖莫名其妙便被送往位于虹口区提篮桥附近的监狱里关押了起来。那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被关押后的几天，公安局的一个领导召集大会，向同事们说到：“外交管理科的姚承霖，工作能力蛮强，也蛮负责任，但是你们晓得他是什么人吗？今天我告诉你们，他是台湾派来的特务！现在他在上海设立电台、招揽特务，和舟山群岛有密切关系，和蒋经国也有密切关系！”
“同事们听了都怕了，老姚怎么是这么一个人……”老人苦笑着回忆，一时之间，他们很难将这个平日里勤勤恳恳的老实人与印象中那些阴险狡诈、无恶不作的“反革命”特务等同起来。
事实上，解放后的上海确实进入了多事之秋，“反革命”活动极为猖獗。一方面，由于新旧政权交替而产生的统治真空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大批散兵游勇和难民涌入，与原本就存在的大量底层流氓无产者一道浑水摸鱼。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放头七个月里，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特别是1949年6月上海解放的第一个月里，全市就发生盗案173件，平均每天就有五六起之多；窃案2205件，平均每天更高达70多起。
另一方面，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持续轰炸，留下来的残余势力更是蠢蠢欲动，四处造谣，说什么“轰炸全因共产党”，“国民党回来了，已经在浦东登陆”等等。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达顶点，台湾更是派出大批特务人员从海外向大陆渗透，意图颠覆*政权。
一时之间，上海的形势非常紧张。但姚承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会和自己有什么联系。尽管解放前他和国民党有过一些来往，也都是工作上的需要，自己属于专业的技术人员，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正是因为看到了国民党的种种问题，他在1949年才毅然决定留下。
因为在同事之中口碑好，工作能力强且作风清廉，姚承霖也很快被新政权继续留用。而解放后的历次审查，他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如今，自己怎么会突然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特务”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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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反
姚承霖并不明白，此时的上海滩早已经是风起云涌。由于一开始对镇反运动并不积极，上海市委的领导已经受到了中央的批评。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鲜明地肯定了*反革命的极端必要性”，他说：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朝鲜战争爆发，10月8日，*中央决定出兵朝鲜，与此同时，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千载一时之机”，所以两天后，他便亲自主持通过了“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反革命的工作。
在历史学教授杨奎松看来，“‘双十’镇反，并不是突然的举动，*反革命是新建政后早就决定必须要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唯一的考虑是适当的时机。面对即将到来的抗美战争的强大声势，毛泽东当机立断要求大张旗鼓地清除反革命分子，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时机来到了”；而“基于过去革命的经验，毛泽东相当了解，这种大规模*行动，不仅对*的旧势力会有强大的震慑力，而且会对广大基层民众起到一种相当形象化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会极大地树立起新政权的政治权威。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然而与毛泽东下决心乘抗美援朝战争发动“镇反”运动，一劳永逸地扫除内部隐患，根绝国民党特务隐藏的社会基础的最初设想不同，*中央发动“镇反”运动之时，“华东以及上海的*领导人显然相信，上海这时无论社会治安，还是国民党颠覆的危险性，都已在有效的控制之中。他们这时明显地还在关心如何进一步建立执法机关执法，以及司法机关审判的规范，树立新政权的良好形象，和使整个政府行政迅速走上法制轨道的问题”。
正因如此，在“双十”指示下达后，上海接连三个月没有任何行动，毛泽东对此似乎并不满意，他在1951年1月下旬致电上海市委：“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紧接着，他又再三督促上海加大镇反步伐，并对其“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镇反’工作”进行了批评。
经过三令五申之后，上海市委终于做出了积极反应，3月15日，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把上海市委的“镇反”计划转报给了毛泽东，其电称：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关4000，管3000。正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反革命运动”在上海滩展开了。
劳改
姚承霖永远记得1951年4月的一天，审判长把自己叫到办公室里谈话的情形。
“他说姚承霖，你的情况我们调查过了，你确确实实是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特务组织，什么都没有的。不过你思想上有这种想法，你也讲过解放初期工资低，生活困难。我们现在要教育你几天，那时候你就不会这样想了，再叫你回到原单位去。”
“我当时想，审判长都这样讲了，我肯定不会判刑的。”姚承霖说。但是到了第二天开庭后，他如遭雷击：审判长当庭宣布，姚承霖因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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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的5月15日，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这条自古以来便是“四渎”之一的害河牵动着他的心，两岸受灾难民的惨状让他数度流泪，他下令“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
于是在淮河两岸，一场轰轰烈烈地治淮工程隆重展开。热火朝天的工人中，也包括姚承霖在内的一批劳改犯人。
在去往治淮劳改的路上，管理干部对姚承霖讲，三年之内治理好淮河，全部都叫回家。“你们来的时候是铁笼子送来的，走得时候淮河人民锣鼓喧天送你们回去”。姚承霖回忆说，“大家听了这话，信心高涨，干活特别卖力。”在治淮大军的齐心努力下，短短两三年内，一批水利工程顺利完工，而这些工程，在1954年特大洪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姚承霖并未等到返回上海的机会，而是在一年之后被转移到苏北农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他们住在草棚里，每天的任务便是开荒。姚承霖在这里结交了两个好朋友，睡在他左边的叫魏风光，是在印度留学归来的博士；右边的叫韩文义，是日本留学归来的博士。这两个人同样也是运动中被劳改，但却没有具体罪行。“真正的反革命特务早都枪毙了，留下来的连判无期的都没有。”
这两个老大哥懂好几国语言，姚承霖跟着他们学习俄文，日子倒也过得平静自在。直到有一天，劳改队的干部转给他一封信。干部说这信治淮的时候就寄到了，“一直没给我”。
信是妻子写来的，她说“承霖，你离开我们的时候，儿子才两岁多，天天跟我要爸爸。我说你爸爸在公安局办公，他说人家爸爸办公下班都会回来，我爸爸为什么不回来？可怜孩子天天盼望你回家。不知道你哪天才能回来？”
妻子写信的意图是要和姚承霖离婚，狱友劝他说，“*反革命时候，办理离婚的人法院门口排队挤破头，交通都堵了。” 姚承霖心里明白，这怪不得妻子，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是不给安排工作的，毕竟这是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婚，这样的人多了。
姚承霖最终给妻子回信：“为了你和儿女，找个适当的人嫁了吧。家里东西我全不要了，统统都给你。”1955年，已经服刑四年的姚承霖被发配到内蒙古，参与了新中国另一项重大工程——包兰铁路的建设。这条横贯西北沙漠地带的干线，有着重大的战略和经济意义。“每天就是开山、挖土方、修铁路”，已经一无所有的姚承霖，还有两年就要刑满了，但彼时的他，内心已不知何处是自己的家。
“57年刑满后，我还是*，但是有工资了……什么都干过，工程队、开荒、种田……”。就这样，这个在江南秀美山水中长大的男人，拿着25块人民币的工资，在空旷苦寒的蒙古高原，渡过了人生中最为黯淡无光的二十多年。
*岁月
1980年的一天，姚承霖突然被叫到领导的办公室，那位领导指着桌上的水果，态度温和地让他吃。接着告诉他，“老姚啊，你的帽子摘掉了，我们是革命同志了……过去不是我们要那么对你，是上面政策规定的……”。
历经近30年的等待，姚承霖终于卸下了沉重的政治枷锁，但他却突然有种失重的感觉，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失而复得的自由来得过于苦涩，他还是决定先去北京看看，去看看故宫、天安门，还有毛主席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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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上海的路途上，他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情，30多年未见的亲人不知道见面该是怎样的感觉。但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他才发现这30年流逝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青春岁月，同样也有亲情。妻子早已改嫁多年，亲生孩子由于多年未见对他没什么感情，而更深深刺痛他的，是亲妹妹的埋怨：“你回来干什么？人家农民工人都是光荣的，你个反革命……丢人现眼……”。姚承霖终于明白，即使是帽子被摘掉了，他也很难摆脱别人的傲慢与偏见。
无奈之下，老人找到了当年的好朋友，时任上海总工会主席的傅惠霖老人。几十年未见的老友重逢，自是一番唏嘘感慨，最后，在傅老的帮助下，姚承霖被安排到了邮局的邮件打包场工作，每月工资200块人民币。
就这样，无声无息中，邮局打包场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外表沧桑、干活勤勉却沉默寡言的老人，然而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也没人在乎他。直到1987年中秋节这天，打包场里突然来了两个警官，一人拎着一包月饼，指名要找姚承霖。
“场长吓坏了，说姚承霖不得了啊！”老人笑着回忆。三十多年后，姚承霖终于重新回到了他的单位：上海市公安局外事管理科。
“以前有同志对我说，知道我心里委屈，想不通。让我不要和别人比，而是跟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三个人比……你姚承霖怎么说也曾是国民党的人吧……”姚承霖说这些道理自己早就明白。
但不少时间，他还是会对着窗外沉思。这是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七宝桥的一户普通一居，房内的设施朴素得甚至有些简陋。靠窗的写字桌上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像，而房屋正面的墙壁上方，悬挂着象征公安系统巨大荣誉的蓝盾勋章。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又在喃喃自语：“我们一起去内蒙的大概有二三十人，后来回来的可能就我一个人。”
收押资本主义
接管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资本主义堡垒后，如何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工商业分门别类进行接收、监押和收服，为战后重建服务，并改造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所需求的经济体，是新政权面临的一大关键问题。
文/国家历史特约 苏琦
当*的干部们来到上海这个他们阔别多年的远东最大的资本主义堡垒时，面对的是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工商业这三个共生综合体。如何对他们分门别类进行接收、监押和收服，以兑现自己对工农大众的承诺，又如何继续利用他们的生产性功能和市场网络为战后重建服务，并将其改造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求的经济体，将成为证明共产党在军事优势（三大战役的胜利）和政治合法性（新政协召开在即）之外还拥有经济驾驭力，比国民党更胜任复兴中国大任的一个关键指标。
接管
这三者中，以对国家资本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接收进行得最为顺利。这一方面是因为既定方针比较明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前各解放区在接收敌产方面已经积累了若干经验。
早在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就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新*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其中之一即为“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主义的国家所有”。1949年*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更明确规定：“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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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的基本方针是“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这一接管政策是陈云在1948年接管沈阳时提出的，其中重要一点是“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帐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这一承诺大大保证了接管过程的顺遂和接管后相关机构运转的正常，考虑到*财经专才的匮乏，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为贯彻系统整套接收的原则，*华东局在1949年5月上旬决定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之下设立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由华东财委会主任曾山兼任，下辖财政、金融、贸易、工商管理、轻工业、重工业、农林、铁路、电讯、邮政、工务、航运、公用、卫生、敌产管理等15个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银行的接管工作由财经接管委员会金融处直接负责，处长陈穆为原北海银行行长。
1949年4月下旬，当接管上海的主要干部在江苏丹阳集训时，陈穆与原北海银行副行长洒海秋被指定负责接管上海官僚资本银行的准备工作。军管会金融处正式成立时，熟悉上海金融业情况的地下党负责人项克方、谢寿天担任了该处副处长。
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金融中心，国家资本、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总行、总管理处等基本都设在上海。解放伊始，上海列入接管的计有银行18家，保险公司19家，造币厂和印钞厂6家，以及票据交换所，另外还有5家官商合办银行。
从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翌日，各军代表进入被接管单位，向原负责人宣示了军管会命令，解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责令将该单位原有文卷、账册及各项物资赶制移交清册，准备办理交接。
在利用被接管单位原有专才的同时，*军代表充分发挥此前在管理解放区所积累的行政经验，冀以人力动员优势来弥补专业管理之欠缺。比如在中央银行的接收过程中，军代表向原地下党组织了解情况，听取对接管工作的意见，并在了解掌握积极分子名单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职工成立了12个协助接管小组，共有成员135人，协助点收。
据至1949年7月底的统计，由军管会金融处接收的金银货币大致有黄金两、白银365802两、银元3箱3143722枚、美钞元、英镑160镑2先令、港币42932元、其他外币237409084元等，而有价证券为黄金两、银元1611220枚、美钞元、英镑1082507镑、港币281155元、其他外币50万元等。这些资产对于支持人民币的市场地位和平抑物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基本完成点收阶段之后，各被接管金融机构开始清理债权债务，其遵循的主要原则如下：凡被接管银行之一切财产及债权应一律收归国有，对各该被接管银行之债务，人民银行在法律上不负偿还之责任，但为照顾私人利益起见，可在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及将国家债务清理后，再行分别规定私人债务清偿办法。以中央银行为例，到上海解放为止，该行共发行金圆券67万余亿元，而实际留在上海的准备金只有银元165元5角和中纺、台糖等公司股票900万股。而在外汇债权和债务方面，留在上海的只有债务而无债权，外汇债务如按1美元合1650元人民币的折算率，高达3400多亿人民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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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大洗牌
经过极为繁冗复杂的资财清点、债权债务清理之后，到1950年3月为止，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基本被接管完毕。由于各机构的具体情况不同，其最终结局也有所不同，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清理结束。如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以私人银行形态出现的官僚资本银行等。1949年5月30日，在中央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其在外滩15号和24号的营业大楼以及数千名旧职员被人民银行留用，如留美的仲龙被任命为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业务部副经理，还有一些人调到人民银行总行工作。6月7日，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出面，将上海市各商业银行、钱庄、信托公司等前存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现金部分如数发还，计合人民币200余万元。
第二种：改组为专业银行。如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前者2/3的官股被没收，改组为经营外汇及对外贸易的专业银行，后者88％的官股被没收，成为经营工矿交通事业长期信用业务的专业银行。保留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原来的机构和名称，对完整接收两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维持和进一步推动相关业务开展发挥了重大作用。改组后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曾于1949年10月通电海外分支机构，要求其与受台湾当局控制的“中国银行总处”断绝一切关系。1950年1月7日，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分别向海外分支机构发出函电，号召员工安心工作，保护行产。此后不久，中国香港、伦敦、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的中国银行分支行处和中国香港、仰光的交通银行分行都先后表示愿意接受在北京的各该总管理处的领导，保护财产，听候接收。
第三种：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等5家官商合办银行，官股所占比重甚高。起初，华东财委会考虑对于上述5家银行的处理办法有所区别，如认为四明银行“资产主要是房地产，如该行取消，则这批房地产管理即成问题，故须保持其原有机构，逐渐加以改造调整，使成为经营城市公有房地产的专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主要资金是投资于各工厂，今后可保留其机构，管理其它投资之企业”。而对于中国国货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则考虑予以结束，认为中国国货银行“是宋子良主持的，全部账册，及资产均已南逃，只留下一百七十个人，故应结束此一机构”；“中国通商银行，名为官商合办，实为杜月笙个人所操纵，资金全无，凡属有钱可赚之营业，均转入杜月笙私人之其他经营机构中，此银行仅是一个空架子，提议抽出官股结束此银行”。
后来只对中国国货银行实行清理结束，四明、中国实业、中国通商、新华4家银行则先是派出军事特派员实行监督，而后宣布解除国民党政府时期之官股董、监事职务，另行派员代表人民政府接收官股，并担任董事，与留下来的商股董事筹组新的董事会策划行务，继续营业。4家官商合办银行遂成为最早的公私合营银行。
原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之票据交换所，上海解放之际一度停业，但是考虑到为便利各业票据收解，从1949年6月2日起即复业，由军管会金融处接管，改组了票据交换所委员会，到1951年2月改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接办。
旧上海 新上海（22）
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解放之初已成为商业和金融投机的大本营，它直接操纵着上海黑市银元市场，导致物价全面暴涨，旋于1949年6月10日被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人民币一举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
总结上海金融之接收，“旧中国国家资本、官僚资本与数量众多的私人金融业之间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了，这就为后者走上为新*主义经济和人民大众服务的道路扫清了障碍。”
而从1950年4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国营企业、机关、部队、合作社等实施现金管理与转账制度，规定把当天所得现金全部解缴入库，原来留存在各单位的巨额现金和正在流通中的大批现金迅速流向国家银行，对于收缩通货，控制投机起了很大的作用。私营银行和钱庄随之迎来了一波倒闭潮。
至此，共产党人已牢牢掌控金融市场，和资本主义较量的下一个阵地将移至产品市场。
难忘的1951
按照共产党人最初的设想，资本主义工业在新旧体系交替的转折期，可以临时起到一种脚手架的作用。国家可以用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换取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并保持市场的充足供应。这一政策可以帮助加强工农经济联盟，并起到稳定价格的作用。拥有大量技术人员的和管理人员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可以为国家建设进行人员培训方面发挥这作用。通过对资本家利润的税收和价格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
考虑到国有经济暂时未成规模，而私营工商业无论在产能、市场网络和提供就业方面的能量巨大，这样的设想的提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上海解放初，私营工业产值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私营商业批发额占上海商业批发总额的，私营陆上运输占市内货运量的；零售额占零售总额的。
然而，双方一开始的合作难称愉快。拥有庞大市场网络的资本主义成分在最初的时候似乎更乐于利用自己这方面的优势来牟取投机性暴利。换言之，共产党人试图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来利用私营工商业原有的市场网络，从而用土改的成果来换取私营工商业产品的努力遭遇了巨大的挫折，这反过来使他们加速建立国营的统购统销网络和工业生产体系。双方的“蜜月”恰恰是是在新政权充分掌握了金融与产品两个市场后才宣告展开。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被强行封闭后，双方的博弈集中体现在“两白一黑”（大米、纱布、煤炭）的产品之战上，其间种种惊心动魄的刀光剑影在不知不觉中决定了此后数十年中国经济模式的走向。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方面封锁上海口岸，当时上海存粮不足1亿斤，仅够半个月的消费，存棉只够纱厂开工1个月，煤炭只够烧7天。投机商利用外国棉花进口困难和粮煤紧张，掀起了以粮食、纱布、煤炭为主的“七月涨风”。从6月23日至7月30日，整个物价上涨1倍。其中7月11～16日的6天时间里，米价上涨96％。7月，*中央派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到上海调查研究，由陈云主持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五大区的财经工作会议，决定由中财委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保证上海需要的粮食、棉花和煤炭。通过行政机构采取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和配售平价米等三项措施，到7月底物价转向平稳。
旧上海 新上海（23）
“七月涨风”平抑之后，经过二三个月的平稳时间，又出现第二次较量。在10月旺季到来的时候，投机商以纱布为突破口，掀起了比7月更为猛烈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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