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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海 旧上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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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进城一年之后，《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已经从1949年初的1897人减少到662人，而妓院数从518家减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又减少至注册*180名和妓院72家。当然，注册*仅仅是卖*女中很小一部分。
“我根本不信‘长三’、‘幺二’（*等级名称）们能自己干活养自己。”俞欣芝还在观望，“你们不是说共产党好吗？那我就等个好共产党娶我吧……”。可她后来不得不承认，“我真没想到共产党不逛妓院”。愿望落空的俞欣芝反而听说要取消妓院 ，“所有*要剃光头，要‘共’我们当妻，很害怕”。
“取消”的消息越传越迫切的同时，曹漫之也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工作。1951年11月初，一批有高中或大专学历，做思想工作有经验的妇联干部，被领导悄悄通知到提篮桥区通州路48号报到。但她们听说自己的工作将是改造*时，很多人闹情绪。
“我不愿意。大家印象中*是下等人，叫我们去跟这种人打交道思想上不容易接受。我坐在楼梯上面大哭不去。”管理干部杨秀琴回忆说：“后来领导给我讲了好多。他们说，这些人也是受压迫的，不是自己愿意的，新中国不允许娼妓存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最后说服我，就去了。”
1951年11月13日，警方通知全市剩下妓院的老板马上关门。几天后，又通知持照*开会。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市政府关于取缔妓院、收容*的决定报告。
随后的两天，通州路48号的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根据公安局提供的*名单编队编班，妇联通过报纸向*宣传，希望她们“依靠自己的学习和劳动改造，作一个新生的妇女”，政府取缔后若仍有不法之徒，希望各界人民协助检举以严惩。
收容
一切准备妥当后，行动开始了。11月25日晚上8时开始，警方出动将妓院老板们抓获，封闭妓院大门，把*围住。到第二天上午10时，逮捕324个妓院老板，后来分别被判刑入狱或送去劳动改造。181名持照*和320个街头“野鸡”则被送到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
行动第二天，上海报纸上的许多报道都引述了一个叫吴彩凤*的反应，据说她站在闸北分局的一张凳子上宣布说：“姐妹们，我们解放了，我们新生了！……今天，是我们最可纪念、最感到光荣的一天。”
而事实上，1948年，在革命性变化来临前夕，一项对上海市500名*的调查发现：56％的*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因为这一职业比起她们所能从事的其它职业来，收入更加丰润一些，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而有略微四分之一的人还表示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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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比较满意的收入，对国家权威的恐惧，对外人的怀疑，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使得俞欣芝和姐妹们不可能不因这一突然改变而恐慌。吴彩凤或许的确发表过那样鼓舞人心的话，但*们大都受到惊吓，反应强烈。
曹漫之在多年后回忆说：“用汽车把她们装上，这些人都哭了，都不上车，每一个人都管老鸨叫老妈妈，叫爸爸啊，共产党要杀我们啊，我们不愿意去，又要卖我们了。我们愿意跟着妈妈爸爸啊，又哭又叫，唧唧哇哇。”
不知道俞欣芝是如何逃脱这次行动的，反正她没有被装上车，而去咖啡店当了暗娼。1992年，作家苏童出版小说《红粉》，背景即是解放初期政府禁娼并改造*，小说里的“秋仪”就是在卡车拉着*们去“训练营”的途中逃跑了。
教养所的管理干部一进来就进行了培训。民政局的干部跟她们谈如何看待*的两重性，可当管理干部在劳教所大门口，列队欢迎用卡车拉来的*时，她们发现这些教育对象满面泪痕、神色阴沉。
其实，这些*所的生活条件比许多市民要好，她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伙食不错，屋子里也暖暖和和的，工作人员待她们很有礼貌。但改造的过程，起步就不顺利。
曹漫之来到教养所，站在一个高台子上，要给她们做动员报告，却成了抗议的靶子：“有一个*喊了，姐姐妹妹，哭！很灵，她这么一喊，三百多人一齐哭。有的叫：妈妈啊，你在哪里啊，孩子在这里连通信给你都不行啊。我坐在那里，叫警卫营长搬来一个凳子，看着哭。哭了几个小时，送饭来，盛完了，都泼在地上，没有一个吃的。”
曹后来找几个人谈话，“她们说，开始哭的时候，是给你们施加压力，后来是真哭了，当时不知道把我们弄到哪里，可能要枪毙，也可能抽我们的血，军队打仗不是需要血吗？……没有一个以为共产党是来救他们的。”
1952年国庆节前夕，第二批*被收容进来，人数比第一批翻了一番。她们在禁娼令颁布后仍继续在街上拉客，或者当酒吧女、按摩女卖淫。“我们弄了几百人，化装为嫖客。马路上一个电线杆子下面一两个，到处都是。大卡车提前都隐蔽在弄堂里面。”
做暗娼的俞欣芝，一年来经常拉不上客人，而且提心吊胆，这一次，“正盘算着趁过节捞上一把，不料公安局把我给抓进了妇女劳动教养所”。这些被强行逮捕的女人比第一批难对付得多。俞回忆，“当天夜里进去千数人，我们大哭大闹。尤其我这样的，干了十几年，又听了许多反宣传，心里是恨极了。”
显然，要取得这些*的信任并非一时之功。曹漫之在收容行动之前，就已经作好了详细的改造计划：首先，为*医治性病；然后施以劳动教育，助其新生；嗣后再分别具体情况，妥善处理。
改造
即便是体检这样的善举，*们一开始也不信任。俞欣芝回忆，“新的谣言又传开了——军队在朝鲜失利，伤兵等着要输血，政府要抽我们的血。”没过几天，抽血的人真的来了。俞又吵又闹，把瓶子也摔了，最后还是让大夫抽了一管走，抽得很少。她想：“大概得先化验血型什么的吧？”过了半天，大夫和干部一块儿来了。大夫说：“你患有梅毒，从现在起住院治疗”，“我一下子蒙了——原来先来的姐妹的话是真的！共产党是真要救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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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俞欣芝，第一批被收容的501人有一半人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脏病、斑秃癣等疾病，大多数都有毒瘾。
上海市政府不惜代价给她们治疗，调配各性病诊所的师生，在教养所安装了医疗设备，需要更复杂处理的病人则被送到附近医院，费用由政府支付。一则资料称，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政府甚至从解放军那边调拨过来一批紧缺的青霉素。
俞欣芝“抱头痛哭一场，然后住进劳教所的临时住院病房”。然而失去自由的她和姐妹们，并没有因为治病而放弃反抗。她回忆说，“劳教所禁止吸毒，毒瘾上来不想哭也流泪。管理干部讲话说‘帮助姐妹们逃出火坑’，我心想：你们把我弄进火坑来了！”
还是1952年，“大概是十月十几号，好几百个流氓把劳教所包围起来了，他们要把我们抢出去。我们在里边也拼命往外冲，和管理干部闹起来了。管理干部有规矩，他们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死守住大门，比我们先进劳教所的公娟（公开登记的*）已经学习了快一年的时间了，她们先是帮干部守大门，后来看我们要出人命，就和我们抢菜刀，……后来，外面来了一大批警察，把流氓抓走了，我们也就没辙了。凡是*全怕警察，旧社会让他们欺负惯了。”
上海市民贺宛男的母亲曾是教养所的分队长，管着56个*。小时候，她缠着母亲去教养所看看，但失望地发现，这些在旧小说里貌若天仙的女人有的对着镜子痴痴地照，把头发梳了又梳；有的把窄窄的旗袍硬套在胖墩墩的身子上，扭着难看的屁股；有几个似乎是在谈男人，谈着谈着，竟尖声怪叫起来：“没有男人，闷死我了。”她还亲眼目击，有*闹着要出去，达不到目的就上吊，被管理干部救下来。
但对这些管理干部，俞欣芝回忆，“我们是不太怕”，“甚至瞧不起她们”，旧社会笑贫不笑娼，我们看那些女管理干部人人穿个二尺半大褂子，心想：‘男不男女不女的，还不如我呢！’劳教所的所长姓杨，比我大两岁，是个大姑娘；我们私下说：‘就凭她管我们？她见过屁！’”
治病并不能完全消释矛盾，改造思想的重要手段还是学习，主要是开忆苦会和学政策。俞欣芝说，“忆苦会上，先进来的姐妹带头忆苦，我们后来的也有人忆。我认为忆也白搭，那些脏事谁不知道？苦又怎么样？还不是等着让人家送兵营去当‘共妻’？
而30年后，教养所所长杨洁曾也描述忆苦会的准备过程：我们利用控诉大会启发她们憎恶妓院、憎恶这种生活、憎恶压迫他们的人。“我们要达到目的，必须有材料，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些皮毛，不够生动，所以要她们自己来讲。……开会前，我们布置了很多标语，像‘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当时的气氛很是愤怒的，有人叫口号，*控诉时，一方面掉泪，一方面气极了。”
为了提高阶级认识，教养所还组织观影。俞欣芝对一部叫《姐姐妹妹站起来》的电影印象深刻。1949年11月，北京市政府一举封闭了全市妓院。上海导演陈西禾闻讯后，赴京深入采访收集素材，并很快写出了剧本。拍摄中他大胆起用业余演员，从翻身*中挑选老鸨等人的扮演者。电影的情节是，北平近郊农村姑娘大香因家贫生活无着，与母亲一起进城借住于舅妈家，以替人缝洗衣服度日，并得邻居工人尚幼林多方照料，两人渐生恋情。舅妈为贪钱财，勾结流氓马三，把大香骗卖到崔氏夫妇开设的妓院，大香不堪折磨。1949年北平解放后，马三和崔氏夫妇等人被人民政府惩办。大香等姐妹们终于站了起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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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政策时，管理干部再三讲外面传的“送东北开山”是谣言，“政府是要改造我们成新人，先进来的姐妹也现身说法”。病基本好了之后，俞欣芝“开始朝正道上奔了”。劳教所组织她们学文化，同时参加劳动，学机器织袜子。
管理干部的一个绝招，是让早进来的*对后来的姐妹施加改造的压力，又同时给早进来的一个机会，展示她们被改造的成果，这样就形成了相互的制约和激励。
虽然*们不能随意离开这个大院，但她们被允许定期与家属见面。后来管理所出台了请假制度。杨洁曾回忆说，“请假是由姐妹小组评审通过让推出去，另一方面也请家里和周围的群众也做好工作，帮我们考察。”正如学者贺萧所言，这样一种制度，依靠的是在国家权威下城市各个阶层被动员起来形成的力量。
“其实，我这样的算是好改造的，毕竟是苦出身。把窗户纸捅破了，好坏事、好坏人分得清。麻烦的是那些交际花，她们说是‘卖笑不卖身’，其实是假话，骗鬼！她们脑袋里花花事多，人也邪。有个姐妹和管理干部说：‘你去过百乐门吗？吃过大菜吗？’管理人员只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时就让她下不了台。于是就骂人，砸东西。”
“可这姐妹如今也工作得很好……在人民政府面前，她不行，差得远呢。”俞也承认改造的威力，起初她瞧不起杨所长，“事实最后证明她比我们强一百倍”。
贺宛男也回忆说，“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跟妈妈去过几次教养所，发现这些女人一点一点地在变。她们不再疯疯癫癫地大谈男人，而是满头大汗地织袜、摇毛巾，休息下来，便唱歌，读报。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捧着一张报纸大哭起来，原来报纸上刊登着记者采访她转变经过的报道，后来她那失散多年的丈夫按着报纸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教养所，和她夫妻相会了。”
释放
1953年，教养所开始陆续释放改造好的*，标准是政治表现好；疾病痊愈，无恶习；有技术，社会上能接收。家在乡下，在上海没有亲戚的，一般都送交她们的老家，上海有亲人的，被分配到城镇工厂里工作。而第三类无家可归的，由劳教所的一些工作人员陪着，送到甘肃、宁夏和新疆的国营农场中。她们中很多人同意去，因为有结婚从良的机会。
“新疆没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我们这儿的*无家可归，*出身找对象也不容易，我们就介绍她们到那里。……自愿报名。1955年到新疆的有500多人。”杨洁曾回忆说。1956年，俞欣芝离开教养所，被劳动局安排到服装厂。
1958年，该所的使命完成，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改造。自1951年起，在里弄里，新政府逐渐建立了一套群众积极参与的监督网，与国家权力相连，使得*和老鸨无处安身，更别说重操旧业。
而那些被改造过的*，政府的意图是把她们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家庭关系中，使她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在后来的回忆中，我们能见到的大都是少量所谓“先进分子”的“今昔对比”，更多的*返回社会后的命运如何，则不得而知。
俞欣芝在“大跃进那一年”结了婚，丈夫是三轮车工人。俞回忆，“介绍人曾和他讲过我的事，他同意先见见我再说。我这个人是很直的，头一次见面我就说：我旧社会是‘万*’，让政府教育好了；可是总有污点，对不起你。这种事成就成，不成不能强求。”他说：“以前归以前，现在好就行。”我说：“我现在是先进生产者呢！”一来二去，事就定下来了。临结婚我问过他：“你就不嫌我？”他说：“我这么大岁数能找个人不错了，你得给我生个儿。我们不能绝了后。”我告诉他这可保证不了，我打过两胎呢。他想了想说：“那也结吧，有感情了。咱俩都是苦人儿呀！” 。。
旧上海 新上海（12）
结婚后的生活很好，他人老实厚道，很疼人。他是去年去世的，女儿差一个月就大学毕业了，他没赶上就走了……我曾问过他：“旧社会你就那么干净？”他脸红了半天说：“踏三轮车的没几个娶得起老婆，有几个钱就走邪道去坏地方呗。”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谈过往事。对，是不堪回首呀！说不定我们是旧相识呢！即使是，也认不得了，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姐姐妹妹站起来》你们看过吗？是写我们的，很真实的。真可惜，二十多年没演这个电影了”俞欣芝说。
“洗澡”：革命大学来了年轻人
严格说来，曲传成其实算不得什么知识分子，只上过中学的他顶多算是个有点文化的青年人。他原是山东安丘县汽车站的一名普通员工，过着按部就班的小职员生活。然而，上级的一纸调令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李远江
严格说来，曲传成其实算不得什么知识分子，只上过中学的他顶多算是个有点文化的青年人。他原是山东安丘县汽车站的一名普通员工，过着按部就班的小职员生活。然而，上级的一纸调令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是在1950年5月，他先是被安排到胶东区干部学校学习，接着又接到任务去刚成立不久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学校人事干部非常严肃地告诉他：“由于革命需要，学业结束以后，你们很可能不回山东了，要去支援新解放区的革命工作。”曲传成对这所学校一无所知，便问学校在哪里，对方说在江苏苏州，于是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啊！不是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吗？我去。”
到革大去
事实上，在革命年代，即使自己不愿意，曲传成也无法改变这个决定。刚刚结束的全体学员大会上，学校负责人特别强调同志们必须服从组织分配，每个同学都应该做到党叫你到哪里，你就要到哪里，不能与党讨价还价。既然曲传成欣然接受组织安排，学校领导也省去了做思想工作的麻烦。其他同学也一样纷纷表示接受组织安排，一个千余人组成的南下干部队伍就这样闪电般的组建起来了。
临行前，学校给全体学员放了几天假，让大家回家与亲人道别。回到家里，曲传成故作轻松地告诉父母，我就要到江南去学习了，让他们不用牵挂。然而临走的时候，忐忑不安的母亲悄悄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能回家看看？”曲传成终于说了实话：“很难说了。有可能就牺牲在江南，永远回不了家了！”事实上，这一别确实成了他与父母的永诀。
回家道别的同学都按时返回了学校，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千余名南下干部整队出发，先步行百余里，来到胶济铁路上的兰村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向南方进发。
曲传成记得很清楚，当列车呼啸着飞驰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时，往日歌声不断、嬉戏玩闹的同学们却异常安静。很少人说话或是走动，大家整齐地坐着，或扭头看车窗外飞快掠过的风景，或双手抱胸低头遐思。几乎所有的人都和曲传成一样，既不忍离开故乡，又对遥远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曲传成将要入学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创立刚刚一年。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短短几日之内相继解放了包括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在内的江南广大地区，上海已成为一座孤城。尽管上海外围的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国民党空军也不时地狂轰滥炸，却无法阻挡解放军的凌厉攻势。此时，解放军总前委会及*中央华东局已经进驻距上海200公里的江苏丹阳，沪宁铁路沿线挤满了解放军部队和党政机关，准备随时接管大上海。5月上旬，华东局在丹阳附近的新丰镇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目的就是为新解放区培养青年干部并改造旧知识分子。 。 想看书来
旧上海 新上海（13）
5月28日，上海解放。华东革大全部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整训，于7月初开赴上海，暂借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复兴中学等校舍，于8月中旬完成第一期招生任务。按计划，第一期学员的培训时间为6个月，必修课目包括：1、教育方针；2、改造学习；3、革命人生观；4、知识分子问题；5、社会发展史；6、中国革命基本问题；7、新*主义政策；8、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
但是，解放战争的推进速度大大超过了*中央的预期，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东南、中南和西南的许多大城市和广大农村。为了尽快建立新政权，巩固解放战争的成果，中国共产党急需大批受过无产阶级革命教育的青年干部。于是，第一期的教学计划一再提前，结果只进行了不到两个月的培训就分配工作。其中540余人参加了西南服务团，另有540余人奔赴东北参加经济建设，2000余人前往浙江农村参加农村解放运动，其余1300多人则就地参加华东地区的各种工作。而就是这短期培训的1000多名青年干部，在上海解放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期结业后，华东革大迁往苏州，随即开始第二期招生工作。严格说来，包括曲传成在内的第二期学员才是最早接受系统培训的华东革大学生。
思想问题
列车经过两天一宿的长途跋涉后终于停在了苏州火车站，曲传成报到后被分配到二部第8班。
和其他革命大学一样，华东革命大学实行军事化管理。刚一入学，学校就宣布了第一条纪律：不得独自一人上街。这多少让梦想畅游人间天堂——苏州的曲传成有点失望。不过很快，他就明白，这条纪律并不是为了限制学生的行动自由，而是为了保证其生命安全。
当时，苏州解放不久，国民党逃跑时留下的潜伏特务和旧社会的黑恶势力尚未清除，社会秩序确实相当混乱。那时革命干部实行供给制，食宿服装都由学校提供，每人每月发给两万元津贴（相当于新币两元），仅够买点生活日用品。因此，曲传成也难得有机会出去逛街，半年时间里只出去过两次。事实上，紧张的学习也让他无暇顾及游玩了。
第二期的教学计划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造学习”，主要学习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第二阶段学习《社会发展史》。为配合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要求，临时增设了整风课程。第三阶段学习“形势与任务”，分为三个单元：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农村土地改革和学习总结。第四阶段*鉴定，分配工作。
在曲传成的记忆中，一开始的理论学习还比较“轻松而快乐”。主要是小组集体学习、讨论和听报告。只要领会学习内容，讨论时愿意发言就发言，不愿发言就不发言，加上供给制下衣食无忧，同学们过得非常开心。课余时间同学们喜欢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海阔天空谈天说地。男生们特别喜欢打篮球，经常打比赛，引得场外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加油。然而，这种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整风阶段的到来一下子扫光了学员们往日的欢乐。学校领导定下了整风的基本原则：不谈工作中的成绩，只谈缺点和错误，公开的隐蔽的都要谈。不仅如此，还要谈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思想、言论、行动和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问题。具体到每个人，都必须先写出自我检查、自我批评的书面材料，然后在小组会上宣读并接受同学的批评指正，最终达到自己满意小组通过为止。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求每个人遵守与人为善、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风细雨的批评方法。被批评的同志则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诚恳接受批评帮助。按学校的要求每个学员都必须通过书面检查。
旧上海 新上海（14）
这时候，一些工作较长的老同志往往要经过一二十次的检查批评才能过关。曲传成看到他们“明显地饭吃少了，考虑问题的时间多了，个个都瘦了一圈”，却不曾预料到接下来自己也要面对同样的境况。
有一天，校部的工作人员找到曲传成，问他准备检查哪些问题。曲传成回答说还没考虑好，正在准备。对方提醒道：“你的检查中，应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你在山东干校说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才决定来革大学习；二是你说过我们新干部、*员错误和缺点不多，是吗？”曲传成承认是说过这样的话，于是对方接着说：“这两个问题在你身上是主要问题。我问你，来革大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是来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建设新中国的本领呢？还是来游山玩水的呢？新干部、*员就没有缺点、错误了吗？你还没有认真的检查就说少，对吗？”随即要求曲传成好好检查，挖挖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并责成其在小组会上第一个作检查。
在今天看来，这种谈话无疑带有无限上纲上线的倾向。但在当时，却是人人信奉的思想哲学——不干干净净地清除思想污点，如何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干部。但曲传成一开始却并没有将这种“思想洗澡”当成大事。
在随后的小组检查中，曲传成作了初次检查，他认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自己小学课本里读来的，当时也是随口一说，并无深意，感到问题不大。结果在小组会上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同学们认为这是避重就轻，认识不深刻，没有往思想的深处找原因查问题，检查自然也没法通过。
此后，曲传成一次又一次做检查，同学们一次又一次指出其不足与缺点，一次比一次要求严，提出的问题和批评也一次比一次尖锐深刻。好在同学们都遵守整风原则，在批评时始终坚持和风细雨，从不搞人身攻击，更不搞武斗，即使如此曲传成每次都会被批得汗流浃背。经过同学们的耐心“启发”，曲传成终于意识到，“自己随口说出的话，事实上反映的是自己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革命的人生观问题，是能否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大问题”。直到他已经完完全全否定了旧我时，他的检查才算勉强过了关。
政治教育
事实上，除了严肃的学习任务，革大的学员们还可以享受一下难得的文娱生活。
早在曲传成入学前两月，来自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二期学生已经入学。入学不久，学校领导请来上海沪剧团，在学校广场的临时舞台上演出了革命戏剧《赤叶河》，主要讲述老解放区翻身农民自由幸福的生活以及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
到了学习中期，学校领导专门抽调部分革大文工团员分派到各班，帮助大家排练歌舞。经过精心准备，二期同学在刚落成的大草棚内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京剧《小苍山》和少数民族的《鄂伦春舞》，在每个节目的间歇，同学们齐声歌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这一切自然成了二期同学终生难忘的红色记忆。
临近结业的时候，结合《土地改革法》的学习，学校文工团专门排演了歌剧《白毛女》。演出在苏州最大的开明戏院举行，剧场内座无虚席。半个多世纪以后，三部22班的老学员李昉回顾这段往事时，才突然意识到“这三场演出，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文娱活动”，更是意义深远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 最好的txt下载网
旧上海 新上海（15）
除此之外，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为原型的教学片《思想问题》在各地开始热映。故事中一群身份各异的学员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来到华东革大，有的学员积极要求走革命路线，有的学员则坚持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还有的学员本身就是国民党特务，蓄意破坏学校的教学活动，彼此之间冲突不断。但最后经过思想改造，这些人最终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在本部二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华东革大还招收了一批特殊的学院，他们被安排在“政治研究院”单独学习，到政治研究院来学习的大多数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老知识分子和*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也有原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教育界知名人士包括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著名昆虫学家邹树文等人。
与曲传成这样的青年学生不同，这批老知识分子大多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彻底接受一种新理论的指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曾经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过，与在华东革大学习的老人们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回忆说，在政治研究院“除了自学、讨论，还要当众做思想检查，大家来批判。”即便如此，这些老知识分子也很难像年轻人那样容易被改造，“人的思想一旦定型，就很难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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