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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海 旧上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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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 新上海（1）
当年的南下干部 1949年初，上海面临解放，如何接管和改造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摆在*领导人眼前的难题。早在1948年，陈云和*中央东北局的其他领导人就一再强调，目前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向城市转移”。要像在农村搞土改一样，加强和配备干部力量，去城市搞工业建设。
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一大批在北方城市有工作经验的*干部随军南下，成为历史特有的“南下干部”。1949年2月前后，华东局从华东财委所属的财办机关及其下属的机构和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作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成部分南下，代号为“青州支队”，顾准任总队长，石英任副总队长，黄耀南任总队政委，下分财政、银行、外贸、商业、工业、交通、公用事业、房地产、劳动工资、农林等10余个大队，分头接管上海财经各部门。
不仅仅是在财经系统，在社会治安、民生保障、工业生产、社区改造、思想教育等等领域，*领导人都配备了大量干部，开始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都市改造行动。
摆在新政权领导者面前的首先是物价飞涨，财政紧张，这座中国的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成为濒于崩溃的烂摊子。顾准通过一系列的税收措施，不仅极力改善了处于危局中的上海财政状况，还将之变成支撑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这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但顾准本人随后在“三反”时期被调离，并在日后成为体制内最著名的反对计划经济的思想者。
几乎与税收政策同步，管理者们对这个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工商业三个共生综合体的资本主义堡垒，分门别类进行接收，监押，和收服，而在改造上海期间积累的经济经验，也成为日后管理整个国家经济的经验来源。
与经济领域相比，变化更大的是对社会领域的改造，根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有从业执照的娼妓人数在2000人左右，而隐藏地下的则有数万人，比起一夜之间禁绝的“北京模式”，上海则采取了相对较为缓和的方式，边收边改，直至最后全部禁绝。与此同时，大量的游民、散民、灾民、难民被吸纳、改造、镇反，所有市民最终都在单位、居委会等组织化的系统中找到自己相应的坐标，而一个自上海开埠以来形成的华洋杂处、五方汇聚的移民社会也逐步被整齐，规制化的新社会所取代。
大上海的“新主人”
离开上海9年后，34岁的顾准重返上海接管这里的财政系统。到三年后他离开上海时，这座中国的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
文/国家历史主笔 黄艾禾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彻底攻占大上海。解放军战士尚在露宿街头，市区里硝烟与零星枪声还未散去，身穿草绿色细布军装的*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财政处处长顾准已经率领着他的部下们，在武装护卫之下，来到国民党上海政府财政局实施接管。
地下党的财政局纠察队长王伟鼎站在门口欢迎他，并把顾准带到了豪华的局长室。待顾准在办公桌前坐定后，财政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程子嘉，便传唤早已静候在一边的国民党财政局长汪维恒和几位主要官员上前，依次移交权力——这些官员们已在两天前接到国民党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的紧急指令，要求各局确保档案和财产完整齐全，准备向*移交。
旧上海 新上海（2）
汪维恒走上前，神色似乎有点异样。他突然对顾准说，我可以单独和你谈一会儿吗？顾准点点头。避开了众人之后，汪维恒告诉顾准，他其实是共产党！
原来，汪维恒在1925年便加入*了。1927年他奉命潜入国民党军队后，一度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到1937年才又和*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再接上关系，开始源源不断为*提供情报。1949年4月，他从台湾到上海“休养”，准备策反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长陈良，却被陈良委任为了上海财政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
顾准确实吃惊不小。接管上海前，顾准对上海的情况有过大量研究。他们这支准备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当初在江苏丹阳集训时，看过大量的地下党送来的情报。那情报无所不包，有国民党要员的家庭住址电话，各类物资的存放地点，特务机关的组织结构……当上海滩的著名阔老卢绪章身穿解放军军装出现在丹阳时，连许多上海地下党的老同志看着这位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都傻眼了。但就是这样，顾准也没想到，眼前这位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财政局长，竟然也是共产党。
接管仪式在谈话后照常进行。接管一结束，顾准就派人把汪维恒秘密送到了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潘汉年那里。不久，汪维恒的身份解密，根据汪的要求，他转到地方工作，成了顾准的一名副手兼亲密同事。
此时，34岁的顾准已经被任命为新上海的首任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忙得不可开交，他太需要人手了。
解放军中的“人精”
顾准离开这座城市已经9年，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当年他离开这里投入苏南根据地时，坚信总有一天这里将会是共产党的天下，他将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故园，但他没想到会这么快。岂止是他没想到，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也没有想到。
从1947年11月12日解放军占领石家庄开始，共产党的大军如排山倒海从北向南席卷中国，从农村跨入大城市。1948年9月24日解放军攻克济南，1948年11月2日解放沈阳，1949年1月15日攻克天津，1月31日解放军和平开入北平，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接管大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拥有600万人口——是人口最多的中国都市，而且当时中国一半的贸易额和工业产值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重要和复杂，使得*领导人曾经希望再晚一点接管它——有人曾回忆说，上海的接管比预计的早了一个月。
希望晚一点接管上海，也是鉴于此前接管石家庄等城市的教训。当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披露，解放军攻克石家庄后，“有不少士兵拿取东西，他们还鼓励城市贫民去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物，以至于不得不实行*，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而后来由曾山主持的接管济南和陈云主持的接管沈阳，就有秩序得多了，被总结为济南经验和沈阳经验。陈云后来写了《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被*中央批转，让全党学习。具体说，这经验就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陈云还说，“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旧上海 新上海（3）
1948年10月28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提出，未来两年内，新解放区五级政权及大城市共需各项干部万人左右。其中从华北调万人，华东万人，东北万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历史上有名的“南下干部”队伍，就这样开始组建了。
接管上海的准备是从1949年的2月份开始的。当时，*华东局和解放军三野共抽调了近两千名干部组成将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青州总队”，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入城纪律守则》《接管城市工作学习提纲》《城市政策》、上海地下党转来的情报与经济常识（如什么叫工会、公会、租界，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等等。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都有过财经工作的经历，在南下干部队伍中，显得格外精明强干，即将出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称他们“统统都是人精”，而34岁的顾准，12岁入会计行当练习生，19岁时即写书《银行会计》，25岁离开上海赴苏南根据地前，已经成为上海名倾一时的会计专家，在几所大学兼课，后来在根据地他也显出了过人的财经才干，这些都是他能被任命青州总队队长的重要因素。尽管陈毅下令部队进上海后要露宿街头，却又格外爱惜这些“人精”，命令他们进了上海就住高级饭店。“新政府等着用钱！”陈毅特别对顾准强调。
“经济淮海战役”
共产党接手的大上海是个从来没有碰到过的烂摊子。缺米，缺煤，缺棉纱。米只够全市吃半个月，煤只够烧7天。占全市产值74％的轻纺工业处于半瘫痪，棉花只够主要纱厂开工一个月。全市万家工厂，只有30％勉强开工。据上海档案馆的资料，当时散在民间的国民党游兵还有三四万，估计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有一两万。而上海的难民、乞丐、小偷等游民，总数达12万。
上海新政府刚进上海时并没有钱，是陈毅从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先借了一笔钱将工作运转起来。新政府执政第二天，就宣布即日起使用人民币。谁料还未满10日，恶性通货膨胀就出现了。人民币的价格在市场上一路狂跌，从1银元兑100元人民币，跌到1银元兑1800元人民币，到6月8日，银元价格已经涨到2000元以上。当时的市民一拿到人民币，就赶紧去买米、煤、布等紧俏商品，或者换成银元，甚至人民币早上从人民银行发出，当天晚上就几乎全部回到人民银行。
人民币在上海站不住脚，就意味着共产党站不住脚。为了挺人民币，人民银行在6月6日曾抛出银元10万枚，不料竟如泥牛入海，一点响动没有就被吸干了，银元价格巍然不动。
6月7日晚，*华东局举行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采取政治手段——强力查封银元交易的中心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在会上说：“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6月10日上午8时，华东警卫旅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乘10辆大卡车直扑位于上海汉口路的证券大楼，迅速将其武装包围，另有1万多名工人学生在外围封堵，此时由公安局长李士英率领的200余名已经穿便装进入大楼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喝令所有人员不许动，大楼内的投机商们顿时呆若木鸡。
那一天，当场逮了238人，抄没黄金3千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千多万，第二天，《华东区金银管理办法》公布。此一役，用薄一波的话来总结，“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他还说：“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这种观点，首先要学会从政治上看问题。如果只是埋头于具体的经济事务……就可能变得头脑不清醒，甚至迷失方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旧上海 新上海（4）
银元风潮被压下去以后，上海新政府紧接着就面临粮食和棉纱的物价飞涨。6月24日，涨价先是从棉纱开始，米价随后跟上，涨到最高潮时，已经是5月底时的13倍多。
而共产党政府对付涨价的办法是大量调集物资抛售。7月中旬，国营的上海粮食公司抛售的粮食总量已经占到市场成交总数的36％以上。然而政府抛，粮食商们就吃，抛多少吃多少。一时粮价仍然有升无降。
但是粮食商们没料到，他们要对付的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可以调集全国的资源，而且不计成本。1949年11月，上海市粮食公司抛售的大米总量相当于8、9、10三个月抛售总量的三倍半，是8月份的10倍。粮食商们终于顶不住了。同时，政府采取收紧银根的政策，征收税款，收缴公债，公家的钱只能存放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用薄一波的话说，这叫“资本家两面挨‘耳光’”，他们完全失算了。
物价就是这样稳定下来。“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薄一波写道，“那时，从四川调运大米到上海，运费和粮价差不多，销价不提高，都是国家补贴。赔钱做买卖，私人是不会干的。”
“税务魔鬼”
1949年*面临的通货膨胀，不仅在上海，在武汉等一系列大城市中都在发生。此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军费开支仍然浩大。政府的财政压力可以想象。这时政府有两种选择：或是增发货币，或是增加税收。12月19日，*中财委第8次常务会议讨论如何弥补赤字，权衡的结果，大家一致同意多收税。陈云说：“世上没有点金术，也没有摇钱树，又要养活900万人吃饭，所以路只有两条，印钞票和增税。靠印钞票的路我们不能走。”中财委给*中央的报告说：“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这样做，工商业负担虽稍重，但物价平稳。”
这样，作为上海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的顾准，任务就非常重了。入城之初，顾准遵循“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宣布国民党政府原有的各项国税市税，仍暂继续征收，只取消了保卫团费等6种捐税和一些重复收的捐税，而且旧政府中的税务人员，除少数部门裁并，开除了几十名劣迹斑斑者，其余基本接收下来。收税的原则，采取“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大街小巷贴满征税布告，顾准当时与公安局长李士英一同成为“出布告最多的”局长。虽然政策比较宽松，但从6月到8月，税收收入相当可观，征收实绩已比国民党时代高出了好几倍。到8月，上海市政府已经可以收支相抵。
作为当时共产党政府的高级官员，顾准与家人住在愚园路的一幢高级洋房里。他的生活方式很奇特，住宅非常高级，生活却极为简朴，拥有秘书、警卫、司机、保姆等9名工作人员，彼此却以同志相称。接管者顾准身兼数职，每日奔波在几处办公地点，经常连饭也吃不上。但这种紧张忙碌反而让他斗志昂扬。在实现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后，10月，顾准又有了一个想法，他建议与时任地政局长的汪维恒联手，以地产税回收“跑马厅”等当时由外国人占着的大批著名建筑及用地。尽管在解放前，1943年汪伪政府就收回了租界，但却无法解决大量遗留问题，这些建筑仍是外国人的。二战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对租界里的外国建筑开征地价税，但税额既低，又常减免。顾准此时的想法是：现在完全可以对这些黄金地段上的建筑按新的，高得多的标准征收地价税。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旧上海 新上海（5）
这些外国建筑，昔日多是灯红酒绿的场所，解放后就已经客源寥寥难以为继，顾准的新税单一道道发来，加上拖欠的罚单，逼得这些十里洋场的冒险家们走投无路，纷纷找到上海地政局专门成立的中华企业公司，一面咬牙切齿地痛骂共产党“税务魔鬼”，一面交出房产，抵销税金。顾准以这种方式收回了跑马厅（今人民广场）、跑狗场（今文化广场）、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馆）、华懋饭店（今锦江饭店）、法国总会（今花园大酒店）、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等。
两难境地
尽管从1949年10月起，上海市就开始向中央上缴巨额资金，但是*中央对上海的期望仍是有增无减。1950年2月，中财委在京举行全国财经会议后，给上海的任务是，在3月份内要征收公债和税收各3000亿。当时上海刚刚经历了2月6日的国民党飞机轰炸事件，500多市民被炸死，供应上海80％电力的杨树浦发电厂遭到毁灭性打击，工业电力供应几乎停止。上海市委致电中央请求减少征缴数额，被中央复电严厉批驳。后来上海市委才知道，苏联空军马上要进驻上海了。
而收3000亿公债和税收的任务一点不能少。顾准在他的《顾准自述》中写到这段历史：“用正常方法不能完成这个任务，通过重罚来完成这个任务，我称之为‘非常征税’”。具体说，就是派工作人员去查账，查出问题就从严解释税法，从重罚款。顾准的老战友后来对《顾准全传》的作者高建国回忆道，顾准当时多次皱着眉头对他们说，“这次，我在税收任务和对资（产阶级）政策之间夹扁头了。”
当然，尽管“夹扁头”，顾准仍然忠实地执行了中央的决策。而这种“非常征税”的后果之一，就是被逼急了的上海资本家不断有人放出风声要杀顾准，公安局不得不专为他配备了两名专职警卫员。
而且，这种“非常征税”将顾准与中财委在征税方式上的矛盾给激化了。中财委一向主张的收税方式，是“*评议”，这种方式来自*在打下济南和石家庄后的作法。即先确定一个全市某一时间段的征收总额；再把这一税额摊派到各行业；再在各业范围内分摊到各户。分摊采取各业各户自报公议的办法，即为“*评议”。
顾准进了上海后一直反对在上海搞“*评议”。他的理由是：上海的工商户大的如永安公司近似垄断资本，小的就是路边的烟纸店，多如牛毛，彼此间差距又如此大，在一个行业公会中如何“*评议”？这种评议在经济不太发达的中小城市还可行，到了上海，“只能有二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征税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产阶级占尽便宜。二是征税高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就会变成‘摊派’。”
在上海，大一点的企业都有健全的账簿，完全可以依税计征，所以顾准的方法是“自报，查账，店员协税”，后来又建立了一个“特约查账员”队伍，对重点户“专户专管”，这实际已经是比较现代的手段，在今天的税务工作中，基本也还是这种方式。
两种收税方式，今天看起来只是具体方法之争，而顾准以一个了解上海并懂得经济的年轻专家，颇有些恃才傲物，多次对上级的指示不以为然，最终为个人仕途上的根本转折种下了恶果。
应该说，在上海，“*评议”的收税方式一直就没有真正实行过，即使是在顾准离任以后。但是上海税收对中央政府的贡献，是人人都承认的。《顾准全传》中引用的一个数字，是1950年底，统计报表显示，上海的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税收22％，而按高建国对当年亲历上海接管的*老干部的采访，当时来自上海的收入占了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强到三分之一。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旧上海 新上海（6）
离别上海
顾准说，他当时在税收任务和对资（产阶级）政策间被“夹扁头”。这个对资政策，在1948年时，曾被刘少奇阐述过。当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提出，*革命胜利后，中国还不能马上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他说，我们（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当时，毛泽东也表示同意这个说法。1949年4月，刘少奇到天津视察，讲了著名的“剥削有功”理论，因为*当时很清楚，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在中国工商业中占了主体。在上海，在顾准当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的时代，他所面对的缴税对象，基本全是民族资产阶级。
但是到了1952年，形势开始不同了。
一方面，是国家扶植的国营企业越来地盘越大。政府从几次同私人投机商的较量中愈发感到手里直接掌握资源的好处，对于国有企业时时给予照顾，比如有些重要的紧俏商品是规定不卖给私营商号的，也有些私营批发商发现，批零差价被不适当地缩小了，他们简直无利可图，而他们的对手国营商业却因为可以免税还有钱可赚……但所有这些，还只是个开始。1952年开始的“五反”运动，才是资本家们作为一个阶级走向消失的起始。
“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针对资本家的，这个运动紧接着针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来。毛泽东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要搞“五反”：“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1952年的2月，上海的“五反”运动开始，顾准作为“五反”的负责人，频频出现在各种*场所，布置运动。直到2月28日，他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五反”工作的讲话。然而2月29日晚，坐在市府大礼堂里，顾准瞠目结舌地听到市委书记宣布说，上海的“三反”运动从高级干部中“捉出了八只‘大老虎’”，顾准名列第二，他当场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
这是顾准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打击。此后，他在1957年和1965年被两次划为右派，*中更是经历残酷批斗，妻离子散。这些打击并没有使他消沉，而是促使他从对党内*的思考开始，大量研读中外思想史，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名篇，成为上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思想界的先驱。
直到1985年，顾准的冤案被*时，经办的人员发现，顾准因“三反”受处分，却在当年上海市委的档案里找不到任何有关的正式书面文件。
而1952年，缺少了顾准的上海，仍沿着自己的既有方向在向前运转。在顾准去职之前，上海的资本家已经有200人被捕，48人自杀（死亡34人），尽管后来共产党对于过火的行为做了纠偏，一些被捕的人被释放，但资本家们发现，他们几乎人人都有违法行为。他们要退补给政府的税款高达10万亿元（当年全市私营资本总值包括不动产在内共50万亿元）。——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眼前只有社会主义一条路好走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旧上海 新上海（7）
姐姐妹妹站起来
年逾古稀的老干部曹漫之和退休女工人俞欣芝，一个19岁加入*闹革命，一个14岁跑到上海卖淫，两人的人生记忆，却在1950年代初期出现一段交轨。不过，一个是代表新政权的改造力量，另一个则是被改造的数千*之一。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
“1952年国庆节前洗的手，是最后一批*……大跃进那一年结的婚……”1983年的某天，一个64岁的退休女工人俞欣芝（化名），向作家张辛欣及其伙伴述说自己一辈子的遭遇。
“由于我们刚进上海的时候，没有准备好，如果马上取消（卖淫），谁给她们饭吃？”三年之后，1986年11月，年逾古稀的老干部曹漫之追忆了自己参与上海接管和改造的经历。他的对面坐着美国学者贺萧。
一个19岁加入*闹革命，一个14岁跑到上海卖淫，曹漫之和俞欣芝的人生记忆，却在1950年代初期出现一段交轨。不过，一个是代表新政权的改造力量，另一个则是被改造的数千*之一。
收捐
1949年5月初，离上海两百多公里的丹阳县，曹漫之频繁参加上海接管改造会议，议题之一是禁娼。她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
而在上海知名“风化区”会乐里，俞欣芝依旧接客。此时的上海，像她一样靠卖淫为生的妇女有3万人左右，还不包括从事隐形*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师”、“女向导”等。
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来说，清除娼妓是让中国变成强大、健康的现代国家的必须动作之一。但进城后怎么着手？有干部认为一天也不能忍，应该立即禁绝。曹漫之找了一些熟悉妓院及其背景的党内外干部，大多数却主张要权衡现实，不能马上取缔。
自1938年起就多次参加解放区禁娼运动的曹漫之遇见了新难题。十里洋场中，“青洪帮”和“他们羽翼下的各种社会*组织”，以及包括娼妓、职业乞丐、扒手在内的“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盘根错节，每个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社会环境的根本改变。更重要的是，如果禁止*从事*，就得给她们提供饭碗。30多年后，曹在《上海娼妓改造史话》前言里还感慨道，“最复杂最困难的则是对*的改造”。
“在解放以后，*还在街上，所以我们的干部有意见，*党派也有意见。”有一天刚躺下准备休息，有人就来批评曹漫之。他说，“你睡觉睡好了，是不是？我睡觉还没睡呢。我现在房子还没有准备好，怎么能收容？收容起来，当天就没饭吃，把*又变成乞丐啊？那么这算什么政策。”
曹向贺萧回忆，“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还得准备一批干部，而我带进来的干部很有限。我接管市政府，接管法院，接管监狱，接管区公所，接管国民党行政院在上海所有的办事机构。一共接管五百多个单位，给我的干部只有28个人，我们怎么能干得了这么多事呢？”
“这段时间完全是不得已的，绝不是我们的心愿。”在接管上海之后的两年里，曹漫之“忍着心里的痛苦”，耐心地准备着。
5月10日，进城部队做报告的第三野战军负责人在谈到税收问题时强调，“既然娼妓还存在，当然也还是要收……”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继续给妓院和*发执照并收捐，同时对妓院老板的经营做了严格限制：禁止接待公务人员，贩卖毒品、赌博、摆设大型酒宴，如果逼迫*违背自己意愿与人发生关系，或将她扣留，*可以控告他们。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旧上海 新上海（8）
而其它城市同行的遭遇也陆续传来：从1947年到1951年，石家庄、北京、吉林、南京、苏州等城市都几乎在一夜之间取缔了娼妓业。在此情况下，上海的一些 “妓院巨头”，早在1949年解放时就溜走了。1951年4月*反革命运动，又处死了一批。
“对新中国成立我是麻木的。国民党、日本人、美国人，然后又是国民党，我见的人多啦！共产党来了，我还是卖自己的‘咸肉’！”俞欣芝回忆说。尽管如此，她还是发现有大批姐妹开始朝火坑外跳。战火熄灭，经济逐步恢复，许多*回到了老家，或在上海找到了工作。
解放军进城一年之后，《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已经从1949年初的1897人减少到662人，而妓院数从518家减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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