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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历史人物-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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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5）
熊希龄对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他不仅一直担任着该社的董事，并先后多次出任董事长，是该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实际筹划着该社事务的进行和发展；而且他还始终是该社的各种教育方案与各种教育实验活动的具体实施者和维护者。1923年，他担任该社的第三任董事长时，在北平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教育代表会上，大力扶植他的夫人朱其慧首倡发起组织全国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教育作为该社的一项重要发展内容，可以说是从此开始的。1924年8月25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朱其慧被推为董事长，晏阳初任干事长。该会的总会事务所就设在北京石驸马大街熊希龄的家里，并且初创时的经费，都是由熊希龄夫妇捐助。尔后，朱其慧将河北的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区，“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之内容，用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之方式”，“拟在最短的时期内产生一套最基本、最简易、最经济的教育工具材料和方案，作为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贡献”。又“加强乡村教育，将全国分成五区，以北京、南京、长沙、成都、广州五处为各区中心”，进行乡村平教的各项实验。所有这些，熊希龄都是给予大力支持的。1931年朱其慧积劳成疾，不幸逝世。熊希龄这样说：“熊夫人先前注重提倡平民教育，身为平民教育促进会董事长奔走各省，苦心劝导，故有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之设施。当其经费困难时，即自欲捐输十万元，以为基本，其经营贸易，劳费心血，以致体为不适，咸由于此。”又说，“余对于熊夫人之注重平民教育，则以石驸马大街临街大厦前进，作为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公所，以为熊夫人永远纪念。但平民教育促进会停止工作时，则改为另办其他公益。”可以说，中华教育改进社办理最有成效的实验活动，就是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与幼稚教育三项，而这三项中至少有两项又是以熊希龄夫妇办理得最为出色。由此也可见熊希龄对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作用之一斑。此外，从1926年11月10日开始，熊希龄就委托中华教育改进社对香山慈幼院进行教育研究。他完全是把香山慈幼院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试验学校进行办理的，并且还聘请该社学术部主任凌冰兼充慈幼院教育股主任。1930年又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合办幼稚师范学校。他始终都把自己的教育事业与中华教育改进社联系在一起，不仅表明他对于改进社事务的极力维护，也表明他希望教育事业在全国各地发展与普及的良好愿望。应该说，他为此所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当我们今天的教育史书上充分地肯定和宣传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的时候，其实也包含了熊希龄的一份功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熊希龄深惧国亡无日，投袂而起，为抗日救亡殚精竭虑，奔走呼号，发出了“一息尚存、誓当奋斗”的呼声。
1932年10月15日，熊希龄邀请在北京的大批亲友###，决定将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出来，拟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次第开办12项慈幼事业（北京4项，天津1项，长沙1项，芷江5项，凤凰1项）。当时由熊希龄邀请来亲友54人，他们组成一个董事会，制定章程26条，定其名称为“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接受了熊希龄捐献的全部家产，计大洋275200余元，白银6．2万两，这是熊希龄从清末到民初任职25年来的全部积蓄。当时熊希龄一家，夫人朱其慧已去世，还有一儿两女，但他没有将家产留给儿女，而是献给了社会慈幼事业，一个慈善家真诚无私的形象，活现在人们眼前，试问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1949年10月董事会立下一块石碑，刻下这样的赞语：“先生于举世行财产私有制度时代，独倡此举，实为社会主义之先进者。勒诸贞石，用志勿谖。”这块碑石至今尚完好地镶嵌在北京西城区新文化大街第二小学的墙上（原石驸马大街22号熊宅后院）。
在乱离中逝去
1937年5月7日，熊希龄偕同新夫人毛彦文由上海回到北平，在石驸马大街本宅休息了3天，10日到达香山，13日在香山慈幼院的风雨大操场向全院的师生员工演讲赴爪哇的种种观感。他回国之后因为诸务繁忙，直到现在才有时间与香山慈幼院的师生员工见面。当时大概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全院师生员工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最后一次见面！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6）
1937年11月15日，日寇在杭州湾登陆，进犯松江，突袭上海。12日，上海失陷，时在上海的熊希龄与毛彦文避入租界之中，一日数惊，精神异常痛苦。12月13日，作为国家首都的南京又沦陷了，消息传来，熊希龄伤心得放声大哭。此时，他对于国民政府的前线抗敌已经完全失望了，觉得留在上海已然无补，国势已非己力所可挽回，还是回长沙去主持香山慈幼院的孤儿南迁，筹建分校去。但此时长江航运已断，熊希龄决计绕道香港，由香港转广州，再由广州沿粤汉铁路返回长沙。计议已定，他们先给在香港大学任教的熊家亲戚许地山发去电报，要许地山代为预订旅馆房间。然后在12月15日，熊希龄与毛彦文仓皇地踏上一艘由上海开往香港的意大利邮轮。在轮船的头等舱里，他们遇到大批政府撤退下来的高级官员，大家尽谈战事，对于国家前途都抱悲观论调，由此使得熊希龄本已失望的心情更加显得沉重。18日，船抵香港。然而就在抵港的第八天，即12月25日，熊希龄因为感受刺激太深的缘故，兼以旅途劳顿，到港后又住在一个狭小简陋的房间，终日访客不绝，没有得到适当的休息调养，不幸突发脑溢血，猝然逝世，终年68岁。他逝世的情景，毛彦文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有详细的叙述：
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十二时光景，先生把当天所有报纸看完，又写了四封信：长沙朱经农君，汉口卓君卫君，重庆芷小姐及上海家中各一封，然后开始打坐。往日打完坐，他就开门叫我。可是这夜过了一小时，没有声息，我自动开门一看，他已睡在床上。问他怎么了，他说累了。骤然间说头痛欲裂，继之即吐，不到十分钟又吐，我发狂地唤他，他才勉强说话：“彦……中……中……风”。我骇极，狂按电铃，命侍者请医生，又打电话通知朱体仁先生及许地山伉俪。医生到时不肯打针，只看见他和旅馆老板娘交头接耳。一忽儿救护车来了，他坚决要把病人送医院。我起先不肯，后来又没了主意，乱成一团。送至九龙皇家医院时，体仁、地山伉俪及陈树楷君均已赶到。医生给他打了一针，断定是脑溢血。送进病房时，鼾声大作，像是睡熟了。我逼着医生，问他是否能救，他说“There is life，there is hope”。我又要地山君请香港最好的医生，他勉强应允，匆匆离去。体仁亦以要打电报去沪、渝而离去。此时仅我和陈君二人。我忽然想起日间遇见本院毕业生朱福海，立即打电话叫他来。他到后约十余分钟，先生呼吸忽然发生障碍，特别护士奔告医生，医生命用oxygen，未及呼吸，鼾声已停。我逼医生打针急救，他不言语，我再三要求，他才用低沉的声音说：“He’s gone”。我眼前一黑，好像天崩地裂，我疯了！医生看我这种神情，不胜凄然，安慰我说：“It is God’will”。完了，一切都完了！这是晴天霹雳，这是一个噩梦，生命是如此容易毁灭吗？我不信，至今我还将信将疑。可是事实是残酷的。先生已一去永不返矣！此为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展六时，即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就是我一切幻灭的一天！
熊希龄的丧事办得十分简寂。
然丧事办毕，葬在何处呢？当时各方意见不一。上海方面的亲友主张葬于上海。熊希龄的长女熊芷由重庆发来电报，希望火化后，将灵骨运往重庆。湖南省政府派人到港迎榇，准备予以公葬岳麓山（当时有彭施涤、赵恒惕、胡元■、何键等44人联名具呈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代呈国民政府行政院请予公葬），北平的亲友建议归葬北平香山北辛村的熊家墓园，因为这里有熊希龄自己筑的生圹，并且熊希龄的母亲、夫人朱其慧都葬在此。毛彦文说，从道理上讲，以归葬北平香山的熊家墓园为最好。可是，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从香港运柩到北平，确不容易，倘若途中出了差错，将追悔莫及。因此，她果断地作出决定：先暂时将熊希龄安葬在香港，俟时局平定后，再为归葬北平香山熊家墓园。于是托人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墓量字号地段购买了一处位置，于1938年1月10日，将熊希龄棺葬于此（半个世纪后，即1992年的夏天，毛彦文与部分原香山慈幼院的学生将熊希龄的灵骨归葬北京香山熊家墓园，并将墓园修葺一新）。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7）
熊希龄的丧事虽然办得简寂，然而人们在心里却为他筑起了一座座丰碑。国民政府在收到湖南省政府请予公葬熊希龄的呈文后，立即发出一份“明令褒扬”的专件，谓：“赈务委员会委员熊希龄才猷卓越，知识湛深。辛亥光复以后，屡任要职，望实允孚。嗣后办理慈善事业，提倡民众教育，愿力恢弘，功在社会。此次抗战开始，在沪创设伤兵医院及难民救护所，悉心赈济，成效昭然。近以忠愤填膺，撄疾逝世，追怀往绩，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交考试院转饬铨叙部从优议恤，并由行政院转饬湖南省政府举行公葬。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资表彰，而昭激劝。”1938年4月3日（即农历清明的前两天），上海各慈善团体与熊氏诸亲友在上海发起为熊希龄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朱庆澜在熊希龄的遗像上题了“霖雨苍生”四个大字。张元济起草的《公祭熊秉三先生文》，历述其生平事迹，闻之令人心恸：“……佛入地狱之大愿兮，思救死而扶伤；终凿枘之不相入兮，只善刀而自藏；骇帝制其蠢蠢兮，独归隐于岩廊；弦歌倏其将绝兮，幸馈贫之有粮；湘民所利将被夺兮，协众力而起为之防；念天下之己饥己溺兮，无一息之敢亡……”
张元济与熊希龄交谊甚深，尤其在戊戌时，他们同时被革职，当时遭党禁者共有20余人，先后云亡，到1937年仅存陈三立、熊希龄与张元济三人，而1937年内陈三立、熊希龄相继去世，则只剩下他一人了，故他对熊希龄的情感较别人又特别一些。他为熊希龄写的挽联云：“浩劫转旋难，归来异域，羁魂破碎，多应怜故国；知交零落尽，数遍前朝，党籍孑遗，我愧作余民。”蔡元培与熊希龄交谊亦深，他除了为熊希龄书写墓碑，也撰了一副挽联：“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与熊希龄生前一起办理慈幼事业的陈鹤琴作歌颂道：“烽烟满目，戎马仓皇，际此时兮艰危，伤哲人之凋亡，草木下泪，白日无光，灾黎待谁拯救？儿童失去保障！维公伟绩，有如山高，有如水长！吾人必须从此继起，努力前进莫彷徨！前进莫彷徨！”
10年过去了，到了1948年1月3日，是熊希龄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子，毛彦文在北京石驸马大街22号熊宅又特地举行纪念会。熊氏的亲友、学生以及仰慕熊希龄的人都来了。毛彦文说：“冷落的熊宅，又见车水马龙，盛极一时。”这表明人们并没有忘记熊希龄。是的，人们不会忘记这位先哲的。《北平日报》的一位记者这样说：“岁月的冗长没有冲淡他在他的同僚、亲友们心中的印象、影响，以及悲戚的情绪，尤其是香山慈幼院历届所教养出来的五千余名孤儿，他们广被遗泽，过去曾，现在是，将来会，把熊氏虔敬的供奉在记忆里。就北方广大的群众来讲，凡是知道香山慈幼院这个组织的便会慕闻熊氏这个人，反过来说，仰慕熊氏为人的，也便知道他亲手创立的慈幼院；熊氏的名字与慈幼院，两者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可分。直到今天，慈幼院里有他，而他对于慈幼院，比之其他任何事业，却也是戮力尽瘁地费过一番经营。今天各方面来纪念他逝世十周年，不单纯是乡谊，世谊，以至于友谊方面的属于人情与情感上的形式与维系；纪念他，因为他曾种下一棵值得被纪念的‘因’。”
1月3日这天，《华北日报》、《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一些刊物，都开辟了纪念熊希龄的特刊或专栏，胡适、林志钧、叶景葵、朱经农、成舍我、沈从文等人，都写了专门的纪念文章，追忆熊希龄的生平并表达对他的敬仰。毛彦文也写了一篇，她的文章最动真情。其中一段评论这样说：
先生自绝意仕途后即从事社会事业，这是一个新的觉悟。政治既无力令其改善，就不如把社会基层改造，奠定基础。故举凡救济工作，儿童福利的提倡，慈幼院的创立，处处表现有远大的眼光。二十余年前，绝无人用最新式的教养，培植孤贫儿童。本院于民国二十年即有家庭式教养，至今欧美先进国家视为最理想的机关教养方式，先生早于十六年前实行了。二十一年自与子女析产后，将他所得石驸马大街等处的房地产全部捐充儿童福利事业的基金，并设董事会管理之，他自己从那时起仅每月向董事会支数百元生活费而已，其自奉之薄，有如此者。先生待人诚恳和蔼，聪颖过人，其文章，其书法，其绘画，均足以传世。他尤爱国，虽不在位，对于国事仍极关切，不然也许今天还健在，不致因初期抗战失利刺激过深的原因而死于国难。至于在政治上，有正确的主张，对国家有不可磨灭的功勋，自有公论。
毛彦文的上述评论是贴切、中肯的。
然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熊希龄一生中难免存在着某些过错与失误，但是他的过失与他的功绩比起来，只能是大醇小疵，白璧微瑕。他一生盖棺论定，不失为一个赤诚的爱国者，怀有经国济世抱负的政治家，有志于造福人群的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与平民教育家。他一生蒿目时艰，尽瘁国事，关怀民瘼，为孤贫儿童谋幸福；他晚年披肝沥胆，舍生忘死，积极地投身抗日救亡，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敬和怀念的。
熊希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历史没能让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这是他和梁启超在政治上联手的失败。
但熊希龄没有因此悲观厌世，更没有采取梁启超的革命手段。
熊希龄好像老早就意识到民主政治革命是要“渐进式”的。如一时达不到健全资产阶级式民主政治和法制，则置政治于度外，而把察言与教育合为一体，使社会平民同受幸福。
熊希龄，是位很了不起的“白璧微瑕”的平民教育家的领袖人物！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1）
《民权报》主笔戴季陶胆子大，说戴季陶胆子大，似有给他涂彩意思。
大胆的戴季陶
戴季陶，本名字良，又名传贤，字选堂，又字季陶，笔名天仇，生于四川广汉。《民权报》于1912年3月28日创刊，是同盟会会员中部分激进分子创办起来的，对外自称是自由党的机关报。周浩担任发行人，戴季陶、何海呜等任主编。该报创办于清帝溥仪退位、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之后。当时袁世凯并没有显露出不尊重《临时约法》的迹象。可是，该报创刊后很快便以反袁世凯为宗旨，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袁世凯。特别是主笔戴季陶，发表了一系列以“天仇”为笔名的反袁“时评”和论说，针对袁世凯践踏民主、破坏约法、推行专制的行径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抨击。特别是1912年5月20日，该报刊出了戴季陶以“天仇”为笔名，以《杀》为题的短评，公然喊出“熊希龄卖国，杀！章炳麟阿权，杀！”的大胆言辞。
戴季陶的文章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也激起了袁世凯对他的极端仇视，决定拿他开刀，下令将他逮捕入狱。
戴季陶看到拘捕他的传票上写着：“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指国务总理唐绍仪）、熊（指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章（即统一党领袖章炳麟）应即提究。”戴不服，当即振振有词地申辩说：“拘票上说的什么鼓吹阅报者杀袁，这算什么罪状？你们是租界的巡捕，袁世凯远在北京，并不住在你们的租界里，你们凭什么抓我？”
巡捕哪管戴季陶的抗议，粗暴地将他带回捕房。他是学法律的，很懂得使用法律武器进行斗争，遂向领班提出了三个问题：我这个案子，原告是哪一位？和租界捕房是什么关系？租界捕房能否代表中国政府在租界里滥捕无辜？问得领班瞠目结舌。
戴季陶第一次尝到了铁窗滋味。同室的囚犯见他西装革履，气宇轩昂，问道：“先生，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怎么也会到监牢里来呢？”
戴季陶说：“仓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阶级制度苦我，强弱关系害我。我不住租界，我不做官，我是中国人，我就到这监牢里来了。”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戴季陶能言善辩，巡捕房又没有什么把柄，不久以无罪释放。
戴季陶自幼好学，从4岁起就跟其祖父识字，6岁入塾读书，以后逐渐接触一些西洋史方面的书籍。1902年进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学日文，受到业师徐炯反清思想的影响。次年考入客籍学堂。因抨击学堂监督品评课艺不公、偏袒富家子弟，而于翌年被开除学籍。该校理化教员日人小西喜欢他聪明好学，收容他在私人书斋继续读书。1905年秋他赴日本留学，先进师范学校，两年后升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
戴季陶留日期间，蒋介石曾先后两次到日本。第一次在1906年4月，蒋介石到日本进清华学校学日语，同年冬回国，这次他结识了陈其美；第二次在1908年春，蒋介石到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编入炮兵班。戴季陶与蒋介石在留学生聚会时相识。
1909年夏，戴季陶在日本大学毕业，回国后为谋生计，往苏州投江苏巡抚瑞潋，被委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次年春，转往上海中外日报社任职。后考入《天铎报》，不久任主编，以天仇笔名撰写社论，词锋犀利，言论激越，对清朝的黑暗统治进行抨击。1911年春，戴季陶在上海与钮有恒结婚，还来不及度蜜月，即遇《天铎报》文字狱，清廷指名要抓他。戴季陶不得不匆匆登海轮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编辑，鼓吹革命益处，并加入同盟会。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在陈其美、钮永建等的主持下，积极筹划武装起义。戴季陶回到上海后，立即投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1月3日上海起义爆发，戴季陶与陈其美、钮永建一起率民军进攻上海军事要地江南制造局。经过曲折的斗争，于11月促进了上海的光复。唐绍仪内阁辞职，他已走出班房，并指出：“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9月，孙中山受任督办全国铁路，任戴季陶为机要秘书。1913年2月10日，戴季陶随孙中山访问日本。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孙中山在27日返抵上海，立即主张武装反对袁世凯，戴季陶受命在上海、南京间进行反袁的军事联络活动。那时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动员旧部在沪参加反袁斗争，蒋、戴之间有过一些接触。 。。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2）
二次革命失败后，戴季陶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参加《民国》杂志的编辑工作，并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任浙江支部长。他同一些日本政界人士交往密切，吴组湘在《民国百人传》中写道：当“犬养毅竞选时，戴季陶曾应邀参加协助，四处演讲，大受欢迎，而日本选举法遂因此而有限制外国人参加助选之规定”。
1916年4月底，戴季陶随孙中山离日返上海。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军政府，戴季陶被任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2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4月，林森署理军政府外交部长时，戴季陶代理外交次长。随后，军政府改组，孙中山受排挤，戴季陶随同一起回上海。这时他将家迁回浙江原籍吴兴（即湖州），与张静江关系密切。
戴季陶回到太湖之滨的吴兴，本想过一段桃花源般的悠闲生活，不料五四运动的浪潮很快波及这里。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起全国人民的爱国激情，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人阶级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巨大力量。这促使戴季陶又回到上海，投入了新的潮流之中。
戴季陶在孙中山的授命下，与沈玄庐合作创办《星期评论》，作为《民国日报》的副刊。该刊于1919年6月8日在上海正式出版，宗旨是介绍世界的大势和思潮，唤起青年。当时廖仲恺、邵力子、陈独秀、李大钊等都为之撰过稿。接着他又协助孙中山组织“建设社”，筹办《建设评论》月刊。
《建设》杂志于同年8月1日创刊，内容很广泛，分论说、纪事、通讯、杂录等，形式生动活泼。戴季陶常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文章，针砭时政，评论社会问题等。在有些文章中他还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宣扬爱国和民主思想，也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新思潮。他曾以工人运动的同情者和工人利益代言人的姿态出现，热心研究劳工运动并积极参加劳动问题的讨论，在《星期评论》上用不少篇幅报道世界工人运动和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但是他想把工人运动引向“调和”、“改良”的途径。6月22日戴季陶在回答孙中山的提问时说：“六三罢工以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在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地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受了罢市风潮的感动，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紧要的事。”
当时，戴季陶还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日译文和其他一些著作。他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日译文转译成中文，从1919年11月起在《建设》杂志上陆续刊登。在他的文章中也试图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词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他写了《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经济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对当时进步思想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戴季陶所主张的是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认为“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的精神的”，“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并不是‘个人主义’，也是‘家族主义’，的确是社会主义”。他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各种“社会民主主义流派”的歧路上，主张中国人“所能走的路，还得要我们自己开。开得一步才走得一步，自己开辟的，才是自己的正路”。
五四新潮流；是戴季陶继“天仇时代”后的又一个高峰。
当时，蒋介石除在粤军任职外，常滞留上海，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也开始研究俄国革命问题，同时对经济问题和当代政治学说颇有兴趣，1919年10月还撰写了《列国政府对付俄国劳农政府的手段》、《如何与打破外交的迷信》等文投于《星期评论》。这说明戴季陶与蒋介石这时的思想脉络也有相近之处。
在交易所中仍不忘政治
1920年前后，在上海的一些国民党人，为了从经济上支持援闽粤军的军事行动，曾广泛寻找生财之道，发掘财源。戴季陶、蒋介石等人本身在经济上也缺乏来源，寻思摆脱困境。于是，戴季陶、蒋介石等便同一些人搞起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营活动。据有关当事人回忆：“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共谋生财之道”，便和日本某企业代表计议开设交易所。先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着手其事，又同上海大亨虞洽卿等联络，开设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戴季陶和蒋介石均出身商人家庭，对经营之道从小耳濡目染，颇受熏陶，对贱买贵卖、转手倒卖等做法，也较熟悉。交易所开业初期，经营比较得手，股票行情不断上涨，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骤然获得巨额收入，“真所谓空手人翻云覆雨，白手起家，凭空发了大财”。戴、蒋之间就在1920年交易所繁荣之时，兴高采烈，彼此换帖结为异姓兄弟。蒋介石比戴季陶年长3岁为兄，戴季陶为弟。。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3）
同年12月，戴季陶与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人为“集合资本经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之经纪人事”立了一个合同契约，其中规定：“牌号定名为恒泰号，经纪人由张秉三君出名；营业范围暂以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二项为限；资本总额计上海通用银币三万五千元，每股一千元。”蒋介石以蒋伟记名义占四股，实际上由张静江垫款投资。戴季陶以小恒记名义有二股。这是他们从事交易所经营证券期货的一个实例。
1920年是戴季陶等人获取厚利的一年。他们手里有一笔巨款，便花天酒地大加挥霍，也拨出一些款项资助驻闽粤军。当年8月粤军能够回师广东###桂系军阀，戴、蒋等人也尽了一些力。但好景不长，戴、张、蒋等人所从事的交易所逐渐面临危机。他们没有充足的保证基金，依靠空头支票充作现金，同时继续哄抬股市。股票不断涨价，兑换的人日渐增多，交易所由外强中干到捉襟见肘。果然，事故发生了，戴季陶与某钱庄往来，因所开支票超过存款，被钱庄拒付。这样，戴季陶一下子信誉扫地，更严重的是暴露了同伙的老底。以此为起点，他与蒋介石等从买空卖空的巅峰跌落下来，其经营苟延残喘地拖延到了1922年春便彻底垮台。至此大量股票成了废纸，众多受骗上当的人，纷纷来找当事人逼债。证券物品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被债权人逼得走投无路，急得曾两次要跳黄浦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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