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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历史人物-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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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人，纷纷来找当事人逼债。证券物品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被债权人逼得走投无路，急得曾两次要跳黄浦江自杀。戴季陶也沮丧不已，告别了经济活动的舞台，从此再不愿涉足。
交易所经营中的起落，使戴季陶与蒋介石共同饱尝了甜酸苦辣，彼此间都视为知己。戴季陶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表白：“弟之对兄，唯有一爱在，爱之变体成为痛则有之，决不成为愤也。”蒋介石也致函向戴季陶表示：“然兄之待吾，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者；而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结，对戴季陶日后政治生涯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戴、蒋两家联系密切，生活上很亲近，彼此间称兄道弟，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称蒋介石为“三伯伯”，而蒋介石养大的次子蒋纬国的生身父亲究竟为何人也令世人难以分清。日本有资料认为纬国是蒋介石和日本女人所生；蒋介石的第三位妻子陈洁如以及厨师蒋小品则说纬国是戴季陶与日本女人的私生子，因戴季陶怕老婆，不敢养，就由蒋介石交姚冶诚抚养。
戴季陶在上海从事交易所买卖期间，与任《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也有交往。1920年5月，俄国人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到达上海，首先会见了陈独秀，双方商谈了筹组中国共产党的事宜。经过陈独秀的介绍，当时任《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和沈玄庐、李汉俊以及《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人，也曾参与会见维经斯基等人。同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戴季陶曾参加过一些活动，但当要正式建立组织时，他借口孙中山还活着，不能参加别的党派，就退了出去。
1920年11月，粤军从福建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取得节节胜利。孙中山返粤重新建立军政府，戴季陶也跟随赴粤。12月下旬，戴季陶到浙江奉化探望蒋介石并劝说蒋介石到广东任职。戴季陶以情动人，以理相劝，一方面以“革命”、“党国事业”等晓以大义，又以“广州政府此时缺人”、“此去奇货可居”等词说明利害。但蒋介石嫌孙中山没有授予大权，很不高兴，以恶语相待。加上当时两人都因交易所失落，政治上也不顺利，彼此心情不好而大吵一架。戴季陶只好怏怏而回。此后他仍接受孙中山的调遣，往返于广州和上海之间。他为广东政府草拟法律文件，并对有关的法律进行探讨。
当蒋介石稍平静后，给戴季陶写了一信，检讨自己“为人不自爱惜，暴弃傲慢”，认为“有何面目以对良师益友”，大有“悔不该当初”的心情。戴季陶也回信一封，云：“即劝兄赴粤，虽属为公，亦有一半系为兄打算”，道明自己不远千里到奉化劝驾的一片良苦用心。从来往信件的字里行间，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确是不同寻常。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4）
1922年8月，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和北伐军讨陈失利后，离粤去沪。10月上旬，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成勋派代表到沪晋见孙中山。孙中山命戴季陶入川，对川军进行联络工作。这时戴季陶在遭受了一些公务私事上的挫折之后，心灰意懒，在途中又得悉川军各派正在酝酿战争的传闻，精神更加颓丧。戴季陶后来回忆他当时的心境说：“这时我的心里，廿四分的苦痛，而更有一件逼迫我很深刻的，是五六年来一件很错误的恋爱，种种魔障缠绕……再加看见四川的战祸逼在目前……公私交迫，我觉得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于是死神就伸出他的魔手，拼命来招我了。”当戴季陶所乘之船驶向宜昌途中，他便趁夜跳江自杀，幸好渔夫搭救而未死。从此他便信仰佛教。戴季陶抵川后被四川省议会选为省宪起草员，11月18日到渝就职。他解释孙中山对川局的主张是：消极的，避免战争；积极的，整顿教育、实业，以谋建国之基。由于军阀混战不休，戴季陶在四川期间工作没有什么成效。
蒋介石和戴季陶一样，自从上海交易所经营失败，革命又遭受挫折，心情极为沮丧，加上身体不适等原因，曾经产生过悲观厌世情绪。在戴季陶自杀未遂数月后，1923年春蒋介石也心灰意懒，加之“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者再”。直到4月15日，他才从上海起程赴广州。
1923年12月上旬，戴季陶从四川回到上海。当他得悉孙中山已决定容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准备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便向廖仲恺表示，对国共合作“根本怀疑”。他主张说：“共产党人加入，必须造成单纯党籍，不能存留两党籍。”有一次，戴季陶写信给廖仲恺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做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作为正菜的。”
不久后，戴季陶被孙中山聘为机要秘书，当时只有22岁的他，能受到孙中山如此垂青，确实很不容易，他也深以为荣，自豪地说：“本人在当年追随总理的同志中间，要算是最年轻的一个。”
孙中山对这位机要秘书既信任又爱护，还亲笔赠送给戴季陶一副对联：“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其言殷殷，寄托了对戴季陶的深情厚爱。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戴季陶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副主任。戴季陶掌管的政治部中人才济济，当时和后来成为中国革命风云人物的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周逸群等共产党人均曾在戴季陶手下任职。
戴季陶同时还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大元帅府代理秘书长、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等，身兼多职，忙得不可开交。他还负责起草了考试院组织条例及其施行细则，这为他后来成为考试院院长并任职20年之久打下了一个基础。
孙中山对戴季陶信任有加，还特地派他和蒋介石一文一武两员大将，一道去汕头做陈炯明的工作，希望能将该部改造成为一支革命部队。但戴季陶走后不久，孙中山感到身边实在须臾也少不了这么一个得力帮手，遂发急电将他召回了广州。不过，陈炯明对戴季陶印象特佳，比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忙电告广州，要求孙中山准许戴季陶继续留在汕头。孙中山哪里肯听，又发急电说：“介石留下相助，唯季陶实难久离，望嘱速返。”
寥寥数字，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对戴季陶的钟爱和厚望。
1924年底孙中山到北京后，肝病进一步恶化，确诊为肝癌。
戴季陶其时正在上海，得悉孙中山病情后，立即起程北上，前往侍疾。
孙中山见到戴季陶后，脸上露出了笑容，问道：“听说你近些时在上海求学十分用功，不知看些什么书？学些什么东西？”
戴季陶回答后，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孙中山能允许自己将多年来钻研三民主义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面世。病中的孙中山微微点头表示同意。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病情进一步恶化。何香凝和汪精卫曾根据孙中山的意见，起草了两份遗嘱：一份是政治遗嘱，一份是家事遗嘱。他们和戴季陶都认为应请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5）
有关史料对此作了如下记载：
午正，国父忽张目遍视床前家属及各同志，召之面前曰：“现在要分别你们了，拿前几日所预备的那两张纸来呀，今日到了签名的时候了。”汪兆铭将两遗嘱稿并水笔呈上，国父因手力甚弱，颇颤动，无法自持，夫人含泪托起国父右手腕执墨水笔写下了“孙文”两字……
这时在孙中山病榻前的，除夫人宋庆龄和儿子孙科外，尚有国民党大员十余人，其中有戴季陶。孙中山签字后，宋子文、孙科、孔祥熙、何香凝及戴季陶等九人亦签字证明。
3月12日凌晨，夜色沉沉，戴季陶接到通知，说孙中山病势危急，他立即赶到了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孙中山的病床前。这时孙中山不住地喘息，已不能进食，不能讲话。延至9时许，孙中山双目向上直视，瞳孔渐渐不见，面转灰白色，手足渐冷。9时30分，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孙中山走完了他59岁的人生历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戴季陶痛心疾首，号啕大哭，他写了一副挽联：
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
吊民伐罪，功业并美列宁。
戴季陶追随孙中山十余年并参与了一系列重大革命事件，成为他传奇生涯中绚丽多彩的一页。
“创作###理论第一人”
作为国民党的“著名理论家”，戴季陶对共产主义思想曾经做过一段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戴季陶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和最早的领导人陈独秀成了要好的朋友。陈独秀曾赞扬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
但是，戴季陶与李大钊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同。他研究的目的，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让民众都皈依到三民主义的思想中来。
带着###情绪，戴季陶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持消极态度。当孙中山派廖仲恺到上海敦促戴季陶南下时，他明确地对联共政策表示了反对。但当时的戴季陶还没有公开站在孙中山和共产党的对立面上，他以让中###员加入国民党后宣布脱离中###籍来掩盖他的###真面目。所以，他四方奔走，借维护国民党的单纯性为由，煽动中###员退出中共，为此，他被国民党右派人士称作“创作###理论的第一人”。
对于戴季陶的###态度，支持国共合作的各方面人士纷纷予以口诛笔伐，或公开指责，或撰文批评。戴季陶一气之下，以辞职来表示不满，离开广州返回上海。
孙中山去世后，当时接班人中呼声最高的首先要推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四人，论资历、论党内军内地位，都远远轮不到蒋介石。他当时连中央执行委员都不是，军内仅仅是黄埔军校校长，手下没有战斗部队，要问鼎接班人“宝座”，谈何容易呀！
然而不甘心久居人下的蒋介石早就觊觎着最高权力的“宝座”了，为了达到这一“战略目标”，他一方面千方百计抓兵权、抓枪杆，同时也物色能给自己鼎力相助的笔杆子、“理论家”。
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蒋介石首先想到了戴季陶。他这位把兄弟的文笔堪称天下一绝，他主编的刊物和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主编的刊物都曾风靡神州。请出这样一位笔杆子去与党内“左”派和共产党打笔墨官司，蒋介石坚信稳操胜券。
蒋介石立即给远在上海的戴季陶拍了一份电报：“请兄速来广州。”
戴季陶很快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广州。
蒋介石大喜过望，他向戴季陶介绍了广州乃至全国的政治情况，中心意思是共产党很猖狂，也很难缠，绝不能让其在国民党内坐大，更不能让他们在军内掌握兵权。
蒋介石认为戴季陶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先造舆论，让国民党乃至全国人都知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苏俄式的暴力革命势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听任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必将造成三民主义的赤化。
蒋介石知道戴季陶两手空空，就慷慨地给了他一大笔款子，嘱咐他到上海成立一个办事处，从理论上对共产党来个“重拳出击”。
戴季陶果然不负蒋介石所托，几个月后，他的“###理论成果”出来了。这就是《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两个小册子，连同他在广州发表的《三民主义哲学系统表》，三篇文章构成一整套理论体系，“戴季陶主义”从此成型。在他的理论中，他企图用孔孟的儒家思想取代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用民生主义取代共产主义，用泛泛的民权主义取代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学说，洋洋洒洒，引经据典，谈古论今，而且“独具一格”，确实也迷惑了不少人，特别是造成了中间派思想上的混乱。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6）
戴季陶为了树立起蒋介石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威望，还喋喋不休地鼓吹说：凡是一个团体里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而且一定会发生冲突，尤其是一个团体有两个中心、两个领袖，这个团体一定要分裂。
为了实现戴季陶的“理论”，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求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共产党中央还必须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全部共产党员名单。
令人叹息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竟然没有看出蒋介石、戴季陶的险恶用心，认可了这个无理的、胁迫性的要求，使得蒋介石在会议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独揽了党、政、军大权。
戴季陶为蒋介石一步一步地接近权力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蒋介石布置鸿门宴
在建立蒋家王朝的残酷争夺中，蒋介石一巴掌把共产党打下去之后，又面对着党内###重臣的挑战，首当其冲的便是汪精卫和胡汉民。
当时，在国民党内流行着三句话：胡汉民腿能跑，汪精卫口才好，戴季陶文采高。这表明，戴季陶无论是资历、才干，都与汪精卫、胡汉民在伯仲之间。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略施小计，将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排挤出国“访问”，戴季陶成了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常务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他还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长的要职，并与于右任、丁惟汾三人共同负责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由此，他成了国民党中央仅次于蒋介石的人物，并成为蒋介石首席国策顾问，春风得意，红得发紫。
胡汉民回国后，向蒋介石、戴季陶发起了挑战。1930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定于翌年5月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但胡汉民强烈表示国民会议无权代替国民大会制定约法，强调国民党中央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限制军人专权；而且主席的权力要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院院长的权力相等。胡汉民的用意就是要限制蒋介石的权力。
蒋介石是个嗜权如命的人，岂能让胡汉民得逞？他立刻找来戴季陶商量对策。
这时戴季陶是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主任，但人远在广州。向各地派出特务监督代表选举的陈果夫和陈立夫，向蒋介石报告了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据初步测算，在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上，如果进行总统选举的话，胡汉民将得到68％的选票，而蒋介石只能得到32％的选票。
蒋介石大吃一惊，脸上露出沮丧之色，他问二陈该怎么办。
二陈建议派国民党###级重臣吴稚晖去见胡汉民，请胡汉民“出国休养”。
胡汉民见这位比自己大14岁的老大哥，居然登门替蒋介石当说客，也顾不得他的老面子，将吴和蒋都骂了个狗血淋头。
蒋介石左想右想无计可施，遂请戴季陶速速离开广州来南京。戴季陶一到，蒋介石立即将戴季陶召到自己公馆密商。
戴季陶和胡汉民都曾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两人私交很好。但戴季陶权衡得失后，决定站在蒋介石一边，扶助蒋介石坐上“龙椅”。他向蒋介石附耳低言，进谏了一条破胡之策。蒋介石听完后，不禁抚掌大笑，称赞戴季陶此计高明。
这天，胡汉民接到蒋介石的一份“请柬”，邀请胡汉民到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赴晚宴。
胡汉民哪知是计，应邀赴宴，一进门，发现迎面坐着戴季陶，此外还有吴稚晖、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等军政大员。众人和胡汉民冷冷地打了招呼。
一位秘书接过胡汉民的帽子、手杖，请他进里面去坐。
胡汉民继续往前走，跨过一道门，来到另一个房间，抬头一看，只见警察厅厅长吴思豫一个人坐在一张椅子上，室内别无他人。吴思豫向他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胡汉民感到气氛不对头，正欲向秘书打听，忽见满身戎装的蒋介石走了出来。蒋介石挥挥手让吴思豫和秘书退下。于是，室内只剩下了蒋、胡两个政治上的冤家对头。
这次两人会谈的内容，外人不得而知，史家更无记载。
戴季陶等人在外面等了很久很久。后来，见胡汉民神情黯然，脸色灰白，低着头一言不发，从房间里缓缓走了出来…… 。。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7）
第二天，胡汉民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送来一份辞呈，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并提出健康不佳，想到汤山居住，享受“温泉疗养”。
蒋介石当即提笔写了“照准”二字。
一场没有枪炮声的“鸿门宴”，扳倒了蒋介石最大的政敌，而献计献策的就是戴季陶。他向蒋介石进献的计谋是：一不做，二不休，将胡汉民予以“软禁”。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蒋介石给予戴季陶以丰厚的回报，让戴季陶担任了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
交往夏之时董竹君
戴季陶与夏家的关系很密切。戴母收董竹君为干女儿，戴季陶又收董竹君的长女夏国琼为干女儿，而戴的大儿子戴安国也是夏家的干儿子。
1928年10月，戴季陶担任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他在成都期间就经常待在夏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辛亥革命的###。早年留学日本东斌学校，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入四川新军。1911年11月领导四川新军一部在龙泉驿起义，后被推举为四川革命军总指挥、蜀军政府副都督。民国成立后辞职再赴日本留学，其间曾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讨袁。1917年回国参加护法，就任靖国招讨军司令，在川南作战，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
四川护法失败后，他因不满军阀专制，毅然退出军政界，1939年底回，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老家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
1950年镇反运动中他被人诬告为匪患主谋，1950年10月6日被判处极刑。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1911年的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袁世凯窃取大权，暗杀###领袖宋教仁，大批革命党遭到镇压，被迫转入地下，继续筹划讨袁的二次革命。现在上海的福州路就是当年上海红灯区的四马路，是当时革命党人经常出没的地点之一。灯红酒绿的妓院是他们举行秘密活动的最安全的地点。
在这个嘈杂的烟花柳巷，夏之时与少女歌伎董竹君相遇了，她的容貌和歌喉令夏之时怦然心动。董竹君1900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穷苦家庭，父亲是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母亲是给人家做粗活的娘姨。由于家里太穷无法维持生计，父母只能把她卖到青楼。董竹君当时只有十三岁，年龄太小，按照行规她只需卖唱，不必卖身。而如今，这个少女已经长大，出落成了俏丽动人的红牌歌女，老鸨要依靠她的肉体去赚取更多的钱财。而不出卖身子和脱离火坑的唯一途径就是嫁人，聪明伶俐的董竹君存下了一份心思，开始在客人里挑选能够托付终身的对象。青年豪杰夏之时正是在这个时刻走进了她的视线，使她感到异样的温暖。面对着这个身材高大、英俊豪放的革命志士，董竹君情窦初开，心里满满的都是爱的幻想。
不久，袁世凯以三万大洋悬赏夏之时的人头，他只能藏身于日本租界的旅馆。董竹君冒着危险前去看他，夏之时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时刻也十分渴望来自女人的关爱。1914年春末的一个深夜，董竹君从堂子里逃出，投入了夏之时的怀抱。
几天后，董竹君与夏之时就踏上了去往日本的旅途。在日本，董竹君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还在家读完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这六年是他们婚姻当中最美满最甜蜜的六年。夏之时在那时候从事推翻袁世凯的工作，董竹君就利用这个机会读书。董竹君真正的文化素养，还有后来她很多开明的思想，应该说源自在日本读书的这六年。
因夏之时父亲病危，董竹君不得不与丈夫一同回国。而此时的国内，到处是军阀火并的混乱局面。不久，董竹君又独自带着女儿，由重庆回到了四川合江夏之时的老家，从此卷入了旧式大家族的复杂生活。
由于董竹君低贱的青楼出身，夏之时的家人起初对她冷眼相待，幸亏她早有准备，预先购买了大批洋货作为礼物，分送全家上下，这才换来了一些笑脸。此后，董竹君凭着自己治家的才干逐渐争得了尊严与地位，夏家为此决定重办婚礼，以确立她的合法地位。在一个精心选择的日子，夏家张灯结彩、杀鸡宰羊，董竹君带着大女儿与夏之时行了结婚大礼。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8）
1919年，夏家迁居成都。这时的夏之时突然被解除军权，意志的消沉使他逐渐由一个革命者转变为守旧的乡绅。这个辛亥革命的老将不仅对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非常生气，还对董竹君热心社会事业深感不满。老实说，董竹君那个时候很能干、很多见识，在社会上人们对董竹君的赞扬比他多，而夏之时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比自己更能干。董竹君容忍了这一切，一方面她希望丈夫能够恢复当年那种革命青年的朝气，另一方面她也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恩感德，毕竟是夏之时把她从火坑里拉出来，给了她一个重生的机会。
然而，夏之时开始以搓麻将和抽鸦片度日。后来，董竹君虽然生下一个男孩，但夏之时重男轻女，不允许四个女儿读书。一次为了一点小事，他竟然掏出手枪来威胁董竹君，董竹君伤心绝望。这样的侮辱渐渐成了家常便饭，夏家的空气越来越令人窒息。
据董竹君回忆说：“戴季陶也跟夏之时谈过，他说你对你的老婆不可这样子的，将来你的老婆就要跑掉的。他（夏之时）不相信。他（戴季陶）说你们两个人的思想呀，背道而驰了。”
1929年，为了改变生活现状，董竹君毅然放弃了华贵和富裕，带着四个女儿回到上海。
离婚后的董竹君带着四个孩子苦度岁月，生活的艰辛有时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1930年春末，董竹君向朋友借钱创办了群益纱管厂，眼看事业慢慢红火起来，不料厂房却被日军飞机炸为一片废墟。
不屈不挠的董竹君经过一番策划再次筹集资金，于1935年3月创办锦江川菜馆 （即现在享誉全国的锦江饭店前身），成为女权运动的典范人物。戴季陶曾力劝董竹君加入国民党，都遭她婉言拒绝，反以女老板身份为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1945年，邓颖超登门鼓励和交待革命工作后，她更加积极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送一批青年去苏北解放区参军；虎口救出革命同志，租房掩护革命工作。她创办永兴印刷所、协森印刷局，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印刷革命传单、《解放》杂志、《告上海市市民书》等。1946年，上海发电厂发生“索夫团”事件，董竹君利用与戴季陶及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为共产党搞“特别通行证”及“记者证”，多次营救革命同志脱险。
1997年12月，董竹君在北京安然逝世，享年九十八岁。
在1924年戴季陶与孩子们于四川成都将军街的夏公馆前合影中，后排左为杨吉甫博士大女儿杨毓琳、右为夏国琼、中为戴季陶，前排左为夏国秀、中为夏（董）国瑛、右为杨慧琳的二女儿。这张照片证明了他们的亲密关系，保存至今十分不易。
1966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到处抄家，董竹君的家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为了保存这张照片，董竹君用墨笔涂掉了戴季陶的上半个脸，好让抄家的人看不出是谁。如果当时发现是戴季陶的照片，说不定会惹出什么样的麻烦。
1997年，在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一书出版前，夏（董）国瑛请北影厂原厂长、摄影专家朱德熊于病榻上，在腹部刀口尚未完全愈合的情况下，一笔笔地修复了这张照片。现在仔细看还能看出，戴季陶的额头有修复过的痕迹。
国民党党歌的谱曲者
戴季陶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之后，是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刻。他将孙中山1924年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所做的十二句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追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正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谱上了曲，后经国民党中央确定为该党党歌。这首党歌一直延续到###上台才废除。
戴季陶就职考试院长后，选择南京鸡鸣寺东关岳庙兴建考试院大楼，1929年夏落成。院外书写耀眼的大字：“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材，鼓励有方，则野无抑默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悻进之徒。”在其接待室悬挂一联：“入此门来，莫作升官发财思想；出此门去，要有修己安人功夫。”其办公室则自称为“待贤馆”，以“选贤任能”自命。从设立考试院，直到1948年7月，戴季陶连任考试院院长达20年之久，经手制定颁布法规多达100多个。1931年举行第一届高等考试，考试的范围为普通行政、财务行政、教育行政、警察行政和外交事务5种。以后逐渐增加，到1946年第十三届高等考试时，范围扩大到13种。此外还有普通考试和特种考试。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9）
1931年7月，戴季陶在南京主持第一届高等考试，担任主考官兼典试委员长，亲自主持命题。考试完毕，2000余名考生在南京停留等候发榜，他组织人员日夜阅卷核分，因及格人数寥寥无几，决定凡得分55分者均算合格录取。放榜后，发现有一考生在录取分数线内而被遗漏。戴季陶一面下令补录，一面上报呈请处分，甚至声泪俱下，承认忙中出错，不能免其咎。在他坚持下，决定罚扣戴季陶本人薪俸3个月，秘书长扣薪1个月，科长记过一次。戴季陶苦心经营考试院，其目的是选拔效忠于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人才。但是在独裁政治体制下，真正能够猎取到较高职位的人，大都是靠与当权者的私人关系，考试院实际上是国民党统治装潢门面的一个机构。
戴季陶在考试院设立的初期，比较专心主持院务，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考试制度奠定了基础。自九一八事变后，他的思绪和行动，与蒋介石的政治需要息息相关，考试院的院务主要交给副院长钮永建等负责，而戴季陶只是成为该院长期挂名的“长官”。
在生活上他标榜“舍己为群”、“清廉寡欲”，实际上始终得到蒋介石的特殊关照，多处住宅都相当豪华、典雅、舒适。例如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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