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历史人物-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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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和的总统制政治，就在宋教仁这一惨案下流产了，随之而来的是共和政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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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嘉树：接近基督的大商家（1）
宋嘉树有着早年海外拓荒的冒险经历，并接受过十余年的神学熏陶。回国后的宋嘉树不仅从传教士转变为巨商，又从巨商转而从政，由于他的亦商亦政，居然为宋家王朝奠定了功不可没的伟绩。
　　《圣经》是关于神耶和华和神子耶稣基督的书。洪秀全靠信奉《圣经》，建立了太平天国；宋耀如靠信奉《圣经》，建立了书商的王国；蒋介石信奉《圣经》，得到了宋家王朝的支持。
　　从学徒到使徒
　　宋嘉树，字耀如，又名宋查理（CharlesVonesSoony），宋嘉树原本不姓宋，而姓韩，叫韩教准。韩家原住河南相州的安阳，早在南宋时期，为避中原战乱而南迁海南岛，定居于文昌锦山。所繁衍的后代，清代时居住在罗豆市圯乌坡村，后移居昌洒区古路园村。宋耀如的父亲名叫韩鸿翼，宋耀如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
　　1872年夏天，宋嘉树和哥哥韩政准离开了家乡，远渡重洋，投靠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一个远房亲戚，在他的店里当学徒，度过了一段平淡无奇的学徒生涯。然而年少的宋嘉树雄心勃勃，偷偷地出走，被“加勒廷”号缉私船船长埃里·加布里埃尔森收留。在北卡罗纳州，宋嘉树又被罗杰·穆尔上校看中，被介绍给托马斯·佩奇·里考德牧师，他高兴地皈依了基督教。不久，被送进杜克大学圣学院学习，一年后转到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1885年5月宋嘉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毕业后的宋嘉树想做个保罗与彼得似的人物（保罗与彼得是早期基督教传播中的两个关键人物，来自加利利的渔民彼得的为人和他的传道一般低调，个性强悍的保罗则以其独特的灵活风格，在基督教教义的解释和广泛传播上立下了汗马功劳——笔者注）。
　　宋嘉树如愿以偿。同年秋，他以牧师的身份回到中国传教。在上海，或在自己家中，或在教会里宣讲圣经，并且印一小册子。宋嘉树的口才并不怎么样，但他讲的圣经故事很能令人全神贯注。
　　大量印刷《圣经》
　　1888年，宋嘉树以耀如的名字出现。宋耀如开始大量印刷《圣经》，当时的宗教书刊，大都由国外印刷后运到中国销售，不但价格昂贵，一般人无法承受，而且这些书都是英文，大部分人看不懂。宋耀如抓住这个缺口，当了一阵子批发商后，大胆地办了一个印刷厂，用中国生产的便宜纸张，雇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中国印刷宗教书刊。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对他的宗教事业和反清事业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从宗教方面看，由于把《圣经》等书翻译成了上海地区的方言，这样，即便是纱厂女工、码头装卸工，或是种田农民，都可以读得懂，扩大了宗教的传播范围，同时，也使印刷数量猛增；从反清事业方面看，可为其筹措资金，支援反清活动。
　　印刷厂在宋耀如的经营之下，井井有条，没过多久，一家亏损的面粉厂也划到宋耀如的名下。作为一个实业家，宋耀如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了。
　　1892年，出于种种原因，宋耀如辞去神职，专心经营工商业，成为一名实业家。他创建了华美印书馆，与美国圣经协会订立合同，出版《圣经》中文版。因经营有方，他很快成为有影响的出版商，再加上良好的外语功底和掌握的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如虎添翼，后来又涉足面粉和重型机器等行业，把外国的机器输入上海并与人合办面粉厂，成为上海滩最早的买办之一。
　　从此，宋耀如开始发迹，逐步成为百万富翁，开创了宋氏家族的基业，成为宋氏家族第一人。
　　虽然辞去了神职，但宋耀如仍然是一个全心奉献而极为活跃的基督徒。他在商业上的成就虽然与宗教信仰的追求没有直接的关联，却促使他成为上海卫理公会教友中杰出而有影响力的领袖。在往后的日子中，他联合中国籍的一些传教士和基督徒创办了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与上海美国圣经公会维持密切关系，并且以经费大力支援卫理公会的活动。夫人倪桂珍在上海也以从事教会活动而出名，他们家成为过往的外籍传教士的聚会之所。
　　支持孙中山革命
　　除了传教士与商人的身份外，宋耀如还是一个革命者。1894年，宋耀如结识了孙中山，并成为他的追随者，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宋耀如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

宋嘉树：接近基督的大商家（2）
宋耀如和孙中山一见如故。二人都是广东人，同是三合会成员，又都在国外受过教育，且还都是基督徒，他们俩都曾想以医行天下，又都有宏大的抱负，相同的信仰，相同的理念，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推翻清廷，光复河山，是孙中山等革命者的首要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发动群众，组织民众，成立革命团体，为革命大造舆论。孙中山为他的革命团体起的名字为兴中会，意为振兴中华。
　　宋耀如将其在进口机器业务中赚的一大笔钱拿了出来，作为捐献给兴中会的第一笔经费。此后，他一直在经济上和精神上支持兴中会。
　　刚回国之际，宋耀如的日子很清苦。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宋耀如结识了他后来的夫人倪桂珍，这使他的生活又有了一次转机。
　　宋耀如与倪桂珍是通过朋友牛尚周介绍认识的。倪桂珍，浙江省余姚县人，出身于士大夫家庭，贤淑而有教养。据传，倪家祖上娶了明代大学士徐光启的女儿，因而倪家人都与徐光启一样，世世代代信奉天主教，到了倪桂珍父亲倪韫山时又改信基督教。倪桂珍儿时在家庭私塾读书，后来毕业于上海培文女子高等学堂。她不信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妇女解放，并且不曾缠足。宋耀如与倪桂珍是闪电般结婚的，从相识到结婚只有两个月。
　　宋耀如曾说过：“让我们坚信正义就是力量，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勇敢地担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坚持到底！”他还曾严肃地对孙中山说：“逸仙弟，我以基督教牧师的身份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决心化专制为自由，变君权为民权，实行民有、民治、民享，我就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但我是个牧师，不能像你们一样叱咤风云地冲在前面，只能幕后辅助你们。我想，开展革命活动需要花大量钱财，就让我来为你们筹措经费吧。另外，我还可以暗中为你们做联络工作。”
　　宋耀如一直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幕后支持者。他开设的华美印书馆成为孙中山在上海联络革命党人的据点。他还将其中受过西方教育的有志青年介绍给孙中山，并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慷慨捐助一笔笔数额可观的经费。这一切，对孙中山，对中国民主革命都起到了不容忽略的作用，宋耀如也因此受到革命党人的尊敬，成为兴中会的执行秘书长。他生有6个子女，有4个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度叱咤风云的人物。那就是家喻户晓的宋氏三姐妹和宋子文。
　　从来的英雄豪杰，不能无所寄寓。
　　世俗作家认为，在人类史上，神曾是人敬畏的父亲，人类讨好神灵是为了宽待和照顾。
　　但在理性作家眼里，活着就为了信神。
　　考门夫人在《荒漠甘泉》一书中写道：
　　在教会与世界历史中，我们看见神在许多事上似乎曾经失败，神的所有目的似乎错了方向。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放长远一点，默察神在人间所有作为的时候，就会发现神从来没有失败过，神始终是胜利者。
　　每一个人必须经过患难的隧道，然后才能走上胜利的大道。
　　宋耀如历尽坎坷，但终于成为上海滩的大亨，并以此图破壁，与孙中山谋造新的国家，他的愿望实现了。他正像“神”一样，不仅打造了书商的王国，而且打造宋家王朝，他的地位、他的身价如日中天。
　　照此看来，宋耀如推崇《圣经》，是文化的一笔财富。
　　宋耀如是中国第一出版《圣经》的发行商，他将“定于一尊”的书推出去，也等于把自己“定于一尊”的地位。
　　1918年4月，宋嘉树病危，消息传来，宋庆龄心急如焚，匆匆赶回上海，随侍于病榻旁。
　　宋嘉树一生忧国忧民，尽管后来因为孙中山和他的女儿宋庆龄结合而与孙中山断绝关系，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女儿的行动动摇自己的信仰，他仍然在为民国共和的未来尽心尽力，但是此时他胃癌已到晚期，无法可医了，于5月3日溘然长逝。
　　宋嘉树，是以基督的名誉与宽容，集传教、经商、从政于一身的三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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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1）
这是一位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人物，但历史让他和维新人物梁启超联手失败了。于是，他选择了教育。
　　立宪党人的转换
　　熊希龄，字秉三，原籍江西丰城，因先辈屡官湖南湘西州、县，遂入籍凤凰直隶厅（即今凤凰县）。
　　熊父兆祥是一员武将，人称熊凤凰。熊母吴氏，苗人，系苗王吴友文长女，那时汉苗联姻，是一件奇事，曾传为佳话。熊希龄居长，据说不足7个月生下，父母担心难以成活，可满月后竟成了一个肥胖婴儿。他自幼禀赋聪颖，7岁读完四书五经，且能熟背，故有神童之誉，深得父母器重。
　　1888年，江苏宝山朱其懿任沅州知府，设沅水校经堂，熊兆祥与朱有同寅之谊，送其子到朱府从师。3年后，朱其懿将希龄送到长沙校经堂深造。临别时在拱北楼作诗赠别，末句云：“熊生俊美年尤少，乍入繁华慎立身。”熊希龄铭记恩师的教诲和殷切期望，入校后用功益勤，见闻益广，学业超人，是年秋应试，以优异成绩考上举人。湖南学政张亨嘉对他特别赏识，称他“年甫及冠，拔起边陬，谈兵如何去非，说地如顾景范，他日当有用之才，不仅以文学显也”。朱其懿大喜，谓他：“五七人中最少年，名高先达冠三边。”誉满三湘四水。
　　少年熊希龄，不负父母和恩师之望，入京会试连捷，以第65名中中式贡士，按清代典制，会试放榜后1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确定一、二、三名，区分一、二、三甲等，殿试对策，理应按文采和内容论评高下，实则积习相沿，专重书法。时张亨嘉在京，见希龄书法尚难合殿试，恐致耽误，嘱他暂不殿试，先练书法再试，希龄于是在京郊一古庙中专心致志苦练书法。
　　在此期间，熊希龄与廖氏完婚，直到1894年才应补殿试，中了进士，名列二甲63名。朝考后，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熊希龄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少年科第，春风得意，成为湘西凤凰这个偏僻山区的第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可惜，他的元配夫人在婚后第二年突然病逝。业师朱其懿惜才如命，遂将同父异母幼妹朱其慧许他为继室。朱其慧乃是才貌双全、品学兼优的少女，熊希龄自然高兴不已，与朱其懿昔日师生之情变成了娘舅之亲。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将中国推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难深渊。战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提出变法主张，顺乎民意，一时维新思潮大盛。熊希龄正在湖广营务处帮办军务，受忧国忧民的新思潮启迪，跃跃欲试，即由鄂返湘。恰值湖南巡抚陈宝箴颇为开明，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赞助变法，湘中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积极在长沙开展活动。怀抱经天纬地之志的熊希龄脱颖而出，跨入维新运动行列。他从多方筹资设立学堂，创办报刊，组织传播新学，倡说变法社团，旋由陈宝箴委任时务学堂总理，主持校务。熊希龄并聘请梁启超来校充任中文教习。同时还组建“南学会”，请来经学大师皮鹿门主讲，他本人曾为其摇铃。
　　熊希龄创办的《湘报》率先发挥作用，以开通民智，唤起国魂为宗旨，唐才常为主编，熊希龄与谭嗣同、唐才常等8人为董事，继而设立“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等维新团体。此外，还办了几件大事，如整顿湖南通省书院，开办各地团练，制定保卫局章程，兴办湖南近代铁路、航运和其他各类新式工矿企业等。
　　然而，维新运动，始终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他们以“熊、陈”二字作联讽刺曰：“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再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当年近五旬的皮鹿门上课时，顽固派又作联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可见斗争之尖锐。但熊希龄矢志不渝。1898年8月，朝廷电召熊希龄、江标入京陛见，熊希龄大喜。正当他要起程与在衡阳办事的父亲辞行时，因水土不服，突发痢疾，竟大病一场。9月，在病床上得知在京的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他因灾得福，躲过一命，但落了个“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熊希龄只好回到芷江旧居息影韬晦。1905年重新被起用，随端方等5位大臣出洋考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2）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倒台。熊希龄识时务，立即从主张立宪转变为拥护共和。1911年12月1日，熊希龄在上海会见黄兴、宋教仁等人，表###志。12月26日，他以湖南共和协会会长的名义领衔，率同副会长张元济等致电袁世凯：“现南北人民既主共和，公独为满室而战，为君而战，实有悖民意。时不可待，望公毅然速请明昭退位，勿误大局，则天下幸甚矣。”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被章太炎誉为“无公则无民国”的黄兴拟推统一党人物熊希龄为财政总长内阁总理，但因孙中山已推陈锦涛担任此职，未成，而袁世凯正需要这样的党人来出任总理。
　　组建“名流内阁”的流产
　　统一党由中华民国联合会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成，以章炳麟、熊希龄、张謇、程德全为理事，唐文治、汤化龙、汤寿潜、赵风昌等为参事，标榜其宗旨为“巩固全国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并提出“融和民族，齐一文化，整理海陆军备，提倡征兵制度”等项目为号召，拥护袁世凯，同当时实际控制临时国会的中国同盟会对抗。5月，与黎元洪控制的民社，潘鸿鼎等组织的“国民党”及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合并为共和党。
　　熊希龄就职第二任总理后，组建“名流内阁”，与梁启超等人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内务、财政、外交、军事、司法、实业、教育等详细规划的《大政方针宣言》。
　　1913年10月，国会在以熊希龄、梁启超、张謇的进步党的掌控下，在“便衣军警层层包围和胁迫下，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对于“名流内阁”中的梁启超，是一位不可不在此细说一番的人物。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1873年2月生于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他出生的这一年，正是曾国藩死后一年、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1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的33年、普法战争刚过3年、意大利建国的岁日。灭亡的坏血和新生的血细胞拧成一股稠血，同时挤入历史张开的心室。
　　梁启超4岁读书，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不仅被乡人扣上了“神童”的大帽子，还顺手牵走了一份完满的姻缘：乡试中举时，主考官刑部侍郎李端被少年梁启超的才学所征服，当即把妹妹李惠仙许配给了他。
　　然而，正当梁启超大摇大摆地晃荡在中国读书人奋斗的老路子上时，比梁启超大15岁的康有为正从香港游历归来，在西樵山上急急忙忙地搭建翻新社会的脚手架。
　　被世人疑为精神失常的“康疯子”，一开始便正儿八经地一屁股坐在了救世主的躺椅上，他把旧学根基扎进了他所学所见的西学知识，嫁接出“救世”的大忧大愤。梁启超站在康有为这棵结出畸形却有着比火还暴烈的果子的树前，毅然决然地放下举人的架子，跟着这个秀才在广州万木草堂学习救国之术。
　　就是这不新不旧不中不西、亦新亦旧亦中亦西的万木草堂，像一座精准的显微镜，梁启超被康有为推搡着，把清廷这座姿态依旧坚挺的宫殿上的裂缝看得愈发清楚。
　　康梁之间，亦师亦友，有分有合，康有为抱定宗旨以不变应万变，梁启超则以多变善变应不变，两人在上个世纪之交举起了维新变法的火把，大批仁人志士借着那一缕惨淡的光亮，不顾生死地挖凿，最终使这个从冰雪中走来的王朝在冰雪中坍塌。
　　政治于梁启超始终是一针兴奋剂。他的大欲望伴随着大才干。梁启超曾幻想组织第三党，与袁世凯和国民党抗衡，试图竞选总统。但梁启超自进入内阁之后，即等于与袁世凯的联合，而这么做，就比飞在飓风里的纸风筝还脆弱。当了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希望通过宪法来约束袁大总统。然而，那个年代，没有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只分有枪阶级和无枪阶级。
　　康有为嘲笑他的弟子卓如的幼稚，也给袁世凯算了八字，“长着反骨的袁大头，迟早会背叛民国”。
　　然而，梁启超有他的一以贯之的态度。
　　梁启超曾把历史分为停顿时代与过渡时代。他说：“欧洲各国自二百年以来，皆过渡时代也，而今则其停顿时代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其过渡时代也。”梁启超所说的停顿时代，是量变的积累时期，而过渡时代则是质变时期，即革命时期，他满怀激情地讴歌过渡时代，称之为“希望之涌泉”。梁启超说：“法国大革命，是近世欧洲第一大事。岂惟近世，盖古往今来，未尝有焉矣。”是“新旧两世界之关键”，“结数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3）
梁启超十分重视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及世界的深远和广泛的影响，法国大革命是对内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对外维护国家自由和独立的“民族主义”的代表，此后“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激冲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
　　梁启超认为，“法国大革命，祸机伏于前王专制时代”，路易十四推行“朕即国家”的专制统治，人民毫无自由和权力可言，直到路易十六登基时，想调和矛盾，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他优柔寡断，改革徒有其名，反使矛盾激化，终于导致攻占巴士底狱的壮烈一幕。
　　梁启超还高度评价了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大革命所起的唤醒民众的重要作用。卢梭阐明国家不是贵族帝王所专有，开启了民智；孟德斯鸠则指出了君主专制的暴戾。
　　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揭示了变法乃历史潮流，为国家图强之良策。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与其被迫变，不如主动变，与其流血变，不如和平变。梁启超以法国大革命为鉴，规劝清帝早日变法，而竭力奉劝革命派勿走法国革命之路，期待变革而反对暴力，这是梁启超的基本立场。
　　梁启超这一态度，深为熊希龄所理解，也为袁世凯所赏识。
　　1913年11月初的一天，熊希龄应邀准时到总统府议事。熊希龄进门刚坐下，袁世凯便借口接见外宾，请熊希龄退到内室稍候。当熊希龄来到内室时，举目一瞧，只见书案上放着一件《热河行宫盗宝案》卷宗，就顺手翻开细看，里边含沙射影将国宝失窃之事与熊希龄联系在一起。熊希龄不由得大吃一惊，倒抽一口冷气。他对这一飞来之祸感到不安，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不由得一阵头昏目眩。正在这时，袁世凯进来，拿出解散国民党和取消议员的总统令让他发表看法。这一突然袭击，使熊希龄防不胜防。但熊希龄很快清醒过来，明白了这是袁世凯蓄谋多日、排除异己的一大阴谋。然而，“盗宝案”经不起熊希龄的反驳就真相大白了。袁世凯又一次失败，盗案草草收场。熊希龄成了袁世凯的心腹大患，熊希龄也看穿了袁世凯的险恶用心。1914年2月，熊希龄辞去了历时5个月的总理职务。袁世凯见目的达到，假惺惺地以人才难得为由，委任熊希龄为煤油督办。
　　熊希龄见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正在做皇帝美梦，为了不卷入这个国人皆骂的逆流之中，是年8月，熊希龄以母亲病危，回湖南探亲尽孝为由，要求请假3个月。袁世凯不知是计，同意了他的要求。可是熊希龄的假期未满，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又迫不及待地发电报催他回京。熊希龄见了电报，更感到不安，回电要求续假，袁世凯见一计未成，又生另一毒计：决定将在京城的熊希龄妻子朱其慧骗进宫中，一可为己服务，二可控制熊希龄反抗。
　　熊希龄和梁启超都是个书呆子，他们搞不懂袁世凯。袁世凯是什么人呢？他是位“拿起枪杆子的钓鱼翁”。
　　袁世凯抓紧筹划，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申令“永禁太监”改由12名女官管理内廷，设女长官1人，对女长官要求甚严，必须具备名门淑媛、德望昭昭。朱其慧是个妇容、妇德、妇言、妇功四者皆全的最佳人选。当诏书送到湖南寓所熊希龄手中时，熊希龄惊恐万状，差点昏倒，轻声叨念：“爱妻沦为人质，我岂能坐视不管？”他于1916年1月中旬被迫返京。袁世凯见目的达到，马上对他封官，委以中卿之职，并加上卿衔。熊希龄曾写道：“今作笼中熊，忍痛让‘猿’戏。”
　　此时全国各地护国战争已经打响，熊希龄与袁世凯虚与委蛇，不满一月，熊希龄又以老母由湘至汉口治病需护理为由，于3月8日再次出京。袁世凯知是熊希龄的脱身之计，一面扣留他的妻室，一面指令要他赴沪，说服梁启超和蔡锷。熊希龄出京后并未去上海，却给袁世凯发一份电报说：“党人意志坚决，无可调和，请速定大计，沪行已决计作罢。”袁世凯马上任命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再次给他脖子上套个绳索。熊希龄却将计就计，以湘西宣慰使为幌子，暗中与湘西（含常德）及四川诸地的党人如湘西镇守使应诏等人联络，加剧策划反袁运动。也就在这个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这就是有人戏说的“猿、熊”斗争。熊希龄后来看破红尘，于1928年后致力于福利事业。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4）
平民教育家的改进理念
　　急流勇退后对政治不抱希望的熊希龄倾心教育。他为香山慈幼院的发展和维持，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然而，他并没有仅仅满足于该院的创办。他在该院之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当然也包括创办别的学校，例如北洋平民工读学校、长沙平民大学、兑泽学校、孔道学校等等。但最为主要的是他为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普及、改进与推广，做了不懈的努力和奋斗。这首先表现为他与一批人共同创办了中华教育改进社。
　　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始于1921年12月。发起创立这个团体的动机，熊希龄说道：“缘因当时全国学校教育因循旧轨，未有发展。自民国七年严修、范源濂两君赴美考察教育，八年袁观澜、陈宝泉诸君组成教育考察团赴欧美考察教育，十年蔡元培君又赴欧美考察归国后，各以所见，主张改进，乃延美国孟禄、杜威两博士来华讲演，遂集合全国教育专家，设立敝社于北平。”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组织基础实际上是将北京实际教育调查社、上海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三家合并而成。总社设在北京西四牌楼帝王庙，下设教育行政、高等、中等、初等、成人、幼稚、义务、乡村、师范、职业、女子、理化、数学、生物、地理、国语、英语、历史、美育、体育、图书馆、国民游戏、心理教育测验等32个专门委员会。入会成员分作个人成员与机关成员两类。个人成员须系教育理论与办理教育成绩突出者；机关成员为各类学校以及各种教育行政机关。该社的组织领导机构为董事会，起初额定7人，后增至9人。具体处理日常社务的为主任干事，额定1人，由董事会聘请。另聘请若干人充当名誉董事。先后担任董事的计有范源濂、蔡元培、熊希龄、黄炎培、袁希涛、郭秉文、陈宝泉、张伯苓、王正廷、蒋梦麟、李建勋、汪兆铭等。董事长由董事互选，任期一般只有一年。主任干事一直由陶行知担任。担任名誉董事的计有美国教育家孟禄、杜威以及国人严修、张謇、梁启超、张一鏖、李煜瀛等。该社的宗旨是：调查中国的教育实况；研究中国的教育学术；改进中国的教育现状，并开展各种教育实验活动。在教育改进方面，特别注重引进西方欧美国家的先进教育方法，常派社员外出考察，并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其具体活动方式是每年召开年会一次，召集全国各地的教育代表会聚一堂，讨论改进教育以及发展教育的种种议案。鉴于以往“中国研究教育者率多囫囵笼统，从未有精密分析之研究”，故该社每次年会都开展讨论。讨论都是采取分组的方式。所分组的类别基本上是以各种专门委员会为单位。讨论中但有发明出来的可行教育提案，经提交大会审议通过后，便在有关学校开展实验，然后向全国推广。
　　综计中华教育改进社所召开的全国性的教育年会共有四次。第一次于1922年7月在山东济南举行，第二次于1923年8月在北平举行，第三次于1924年7月在南京举行，第四次于1925年8月在山西太原举行。1926年因为北伐战争发生，年会没有开成。尔后大规模的年会活动遂告停顿，“仅于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幼稚教育三项从事办理”。到了1930年4月，因陶行知在南京所创办的“晓庄学校”发生风潮，遭政府查封，乡村教育从此中止。平民教育不久亦相继处于停顿。于是到了1930年9月，担任该社董事长的熊希龄遂召集董事会开会议决：“以现在政府教育政策，主持各师范中等以上学校均附设幼稚园一所，苦于保姆人才缺乏，不足供其所求，乃专以注重幼稚教育为主。”10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即与香山慈幼院合办了北平幼稚师范科，隶属于香山慈幼院第三校。从此以后，中华教育改进社便几乎与香山慈幼院融为一体，其组织也就名存实亡了。
　　中华教育改进社从1921年成立到1930年无形涣散，其存在的时间计有10年之久，它对于中国教育的研究、改进、普及与推广，是有着卓越贡献的。当时流行全国各校的许多新式教学方法，例如设计教学法、能力分团教学法、道尔顿制等等，都可以说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功绩，特别是它提倡并加以试验的南京乡村师范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