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历史人物-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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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溥仪仍表示对陈宝琛、陈曾寿、胡嗣瑗等信从和依赖，而对郑孝胥等颇有怨恨，甚至大骂郑孝胥“非人类”，最后还是走上了郑氏父子鼓吹的道路，基本放弃了“正统系”的十二个条件，同意“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内，宪法成立，国体决定，再定去就。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其后电召陈老师、朱师傅，他俩以年老体弱“不耐东北严寒”为词而力辞不就职。他们不但不满于溥仪的偷渡之举，更不满于当时围绕在溥仪身边的郑孝胥父子等人，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依仗外势专为身谋，不恤大体，不顾恩义，不谙掌故，一切以意为之。眼前必闹笑话，异日必多流弊，听之不可，争之不得”，因此是绝不可以与之同流合污的。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长春）举行“第三次登极”大典仪式，身份是满洲国康德皇帝，北京的王公旧臣纷纷前往朝贺。。　最好的txt下载网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5）
成为封面人物的溥仪
　　就在溥仪登极后不几天，“康德皇帝”溥仪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时代》周刊是由出生于中国的美国人亨利·卢斯和布里顿·哈登筹资万美元，于1923年创办的。该刊的宗旨是要使“忙人”能够充分了解世界大事。其观点代表并影响着人们，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受众对新闻事件的看法。此前中国人出现在《时代》上的封面人物寥寥无几，但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吴佩孚、曹锟、蒋介石等。然而，这些人，溥仪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然而，有个人却是例外，那是在他之后上榜的汪精卫。他不但耳有所闻，也目有所见。当时，汪精卫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年届52岁，已是暮年。《时代》封面选用了汪精卫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脸上虽透出干练，但神情略显疲惫。曾以风度翩翩而著称的汪精卫，传奇的丰采不复存在。
　　汪精卫与1934年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溥仪有一种特殊联系。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27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虽然因暗杀失利而身陷大狱，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狱中的这一曲引吭高歌，其浩然正气令很多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这一年是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4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汪精卫的本名）。
　　然而，1940年，在日本的扶植下，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他就任政府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军队、外交等，一方面与移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及老对手蒋介石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与东北的“大满洲帝国”遥相呼应。之后，汪精卫甚至还亲自到长春访问，在日本军队的刀光剑影中与溥仪握手言欢，而蒋介石则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毛泽东联系合作抗日。
　　溥仪当伪满洲皇帝13年，也是中国深受日本践踏、屠戮的13年。1945年8月的一天，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进殿见溥仪，通知他苏联已正式对日宣战，“政府”即日迁至通化。山田乙三还向溥仪吹嘘了一通，说通化山连山，山套山，关东军在那里修了多少地下工事，掏空了多少大山，那里是地下长城，固若金汤。请“陛下”完全可以放心，将来一旦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日本天皇也将到这里来。
　　溥仪的作息时间表全乱了。那天一清早，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内廷”的小圈圈里，东一头，西一头，漫无目的地看这看那。据说，溥仪这个时候最害怕的反而不是大兵压境的苏联军队，而是与他朝夕相处的日本关东军。他害怕日本人在倒台之前的最后一夜，会把他杀掉，杀人灭口。过去是叫什么“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就担心日本把他消灭，特别害怕这个。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不想走也得走，只有请求宽限两天，收拾行李和安排随行人员。当天就开始慌慌乱乱地收拾行李，还夹着要钻几回防空洞。其实苏联飞机一颗炸弹没有扔，只是扔了一些照明弹。而且在紧张地收拾行装时，还受了两场虚惊。
　　溥仪有一本算卦用的诸葛神课，他一直奉若神灵。这本书在装箱时，不知怎么的被红药水染红了一角。照着宫里的老规矩，红色本来是代表吉庆的，可是在这兵荒马乱之际，被当成了血的象征，使得溥仪大为烦恼，认为是不吉之兆。
　　在逃亡途中，据溥仪和侄子毓赡在《亲历“满洲国”崩溃》一文中写道：
　　那几周的日子过得昏天黑地、浑浑噩噩。大概过了有一周吧，那天一早，我醒来，就觉得气氛有些异样。一个个日本人都无精打采，仰天躺在榻榻米上。我赶忙跑去见溥仪，正碰见日本军官吉冈安植来见溥仪，垂头丧气地代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通知溥仪：日本天皇已经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溥仪一听，马上跪地向东边“碰头”，批其颊十数下。当然不会用力，但很脆，很快。这犹之乎“讣闻”上的老套子，“不孝男某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先考”，于是便来套“批颊请罪”的表演。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日本人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原来，溥仪胆子特别小，而疑心又特别大。今天日本人垮台了，他的傀儡戏也唱完了，没有用了，他害怕日本人害他灭口，刹那间，极度的恐惧和绝望的心情交错在一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6）
吉冈随即拿出了一份“退位诏书”，叫溥仪签署，开头也还是写上“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曰”，这也是溥仪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退位。次年内战爆发。那是国共两党的战争。毛泽东用4年的时间打败了蒋介石。
　　1950年8月3日，毛泽东派人将溥仪、溥杰等从苏联引渡回国，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7年，溥仪在狱中见到了七叔载涛。载涛告诉溥仪说，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和青年一代，都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力尽所能；载涛更是当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并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载涛来见溥仪时，毛泽东还要他代问这个“皇上”好。
　　1959年，溥仪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签发的特赦令，是年12月4日，溥仪被释放，回到了阔别35年的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工作，后来又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并开始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
　　此时的溥仪，已经是孤身一人，原来的皇后婉容成了疯子，而淑妃文绣，则与他离婚，成为历史上唯一敢于与皇帝离婚的妃子。日本人还曾给他找了一个妃子，但随着日本的战败，这个妃子也离他而去。因此已过天命之年的溥仪，仍然过着单身生活。直至1962年，才与北京一家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婚。
　　这位曾被作为《时代》封面的废帝，在他成为公民后，却与另一位《时代》封面人物见面。
　　这人物便是毛泽东。
　　当溥仪回国之前，就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处处在进行翻身斗地主的中国人民，肯定会将他这个头号大地主碎尸万段。可是他又一次错了，回到国内后，政府并没有处死他，而是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溥仪受到了与其他战犯同等的待遇，洗澡、换衣服、发生活必需品，甚至还给配发了香烟。这使溥仪感到非常震惊，但接下来的事情，又让他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战犯管理所看见他仍然暗地里享受着唯我独尊的生活，于是便将溥杰等家族成员分开，安排他和其他战犯住在一起。从此，这个战犯皇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面对从来没有碰过的牙刷，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去把牙膏挤出来，涂在牙刷上，他还得自己穿衣服、吃饭、整理床铺、洗脚、洗衣服，甚至还得和别人一样值日，打扫房间卫生，提倒马桶。面对这些难题，溥仪开始选择的是抵制，他认为这是人民政府给他的难堪，但同时他也为自己事事落于人后而痛苦不已。这时，战犯管理所的同志终于来找他谈心了。溥仪终于明白，共产党是不可能杀他的，而是要把他改造成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让他做新人，进入新社会，过新生活。
　　在战犯管理所同志的帮助下，溥仪渐渐学会了生活自理，再也不会出现他还没穿好衣服，别人就已经出操；他还没洗漱完，别人已经开始吃饭的情况，他已经能够满心欢喜而又骄傲地站在别人面前说：“瞧，我已经能够自己补衣服了！”
　　溥仪见到毛泽东是在1962年新春的一天。那天，毛泽东以私人的名义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四位社会名流乡友作陪。家宴设在颐年堂内。
　　那天上午8时许，当章士钊等人入席后，毛泽东雍容大度，诙谐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钊环顾四座，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问道：“主席，客人是谁呢？”毛泽东故意神秘地吸了一口香烟，环顾大家一眼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他的话为家宴抹上一层神秘色彩。这样一说，大家更糊涂了，都在心中揣摩：这人是谁呢？
　　正在这时，一位高个儿、约摸50多岁的清瘦男人，面含微笑，举止落落大方，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步入客厅。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客人身上，其实都不认识他，既不是人们熟知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报刊上常登载照片的著名人士。毛泽东显然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个人，却像老朋友似的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同时向章士钊等人打招呼；用他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你们不认识他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恍然大悟。原来正是前年大赦的要犯，今天万万没想到这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就坐在眼前。那年章士钊主持《苏报》还骂过他呢。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四位老人给溥仪作了介绍，溥仪态度极为谦虚。每听介绍一位，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是那样的谦卑和善友好，从他身上已经没有半点皇帝的架子，似乎已经醒悟到：帝国不是沉沦了，而是崩溃了，沉沦之后，还可努力崛起。可是崩溃，则无法崛起。他试图一而再地重建崩溃的帝国，结果是把灾难引向自己，引向中国。他不再是那个一心想恢复祖业的废帝。
　　何况，他的资本全部赌得精光。
　　他只剩下一个足可以闲云野鹤般的自己。
　　或许时不时回忆一下当年的封面人物。
　　那是已作壁上观的人物，那是已经谢幕的人物。
　　　。。

宋教仁：醉心“政党内阁”（1）
他没有阻挡住政治危机。
　　他在危机之前死去。
　　他带着政党政治的理想幻灭了。
　　这是历史的悲哀，不是宋教仁一人的悲哀。
　　组建国民党
　　宋教仁当初为国民党领袖，是年轻的政治家。
　　宋教仁，原名炼，字遁，湖南桃源人，自号“桃源渔父”，世称宋渔父。1903年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学习。1904年分别与吕大森、黄兴等组织湖北科学补习所和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准备在长沙发动起义。事机泄露后逃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校、早稻田大学留学，1905年创办杂志《二十世纪之###》宣传革命。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国同盟会，任同盟会检事长。改《二十世纪之###》为《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报。1906年，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发动起义，未成，旋回东京主持同盟会本部。1910年回上海出版《民立报》，宣传革命。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与谭人凤、焦达峰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组织长江流域各省起义。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法制院院长。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同年任农林总长。不久辞归上海。
　　1912年夏天，正在北京活动的宋教仁接到孙中山的来函，孙中山在信中说他准备到北京去一趟，“以觇人心之趋向”，并争取他的铁路建筑计划取得“参议院之赞同，政府之特许”。这时，袁世凯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也再三邀请孙中山北上会商国家的内政纲领。因此，孙中山在8月18日，自上海乘轮船经天津赴北京。同月24日抵京后，袁世凯隆重地按国家元首的待遇接待了他，并对他“百般地曲意奉承和推崇，极尽拉拢欺骗之能事”。孙中山认为既然将政权让与袁世凯，且“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主张“尽可使之负责”，在思想上准备加以支持，也就不再对袁世凯有所警惕。加以袁世凯表面上对他极为尊重，孙中山又缺乏和袁世凯这样奸诈的人物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很容易为他所欺骗。他与袁世凯才会谈过两次，就对袁世凯大生好感，并立即发电报给上海的黄兴，认为对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敦促黄兴“千万先来此一行”，以实现南北“统一”。这样，黄兴也在9月11日来到北京。
　　孙中山这次在北京逗留将近1个月，他和袁世凯晤谈了13次。每次谈话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或12时，有时一直谈到次晨2点钟，谈得非常融洽。所谈皆国家大事，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等问题。袁世凯口口声声“以国家和人民为念”，对孙中山提出的每项主张，几乎无不表示同意。孙中山对于和袁世凯的会谈甚为满意，上了袁世凯甜言蜜语的当，把这个狡猾的大阴谋家误做好人，完全信赖了他。孙中山甚至天真地对袁世凯表示，支持袁世凯当10年总统，练精兵百万，声明自己辞去正式大总统候选人，不再厕身政界，打算“十年不预政治”，“专求在社会上做成一种事业”，即建筑铁路的事业。并于9月9日，正式接受袁世凯政府的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立志要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
　　然而，就在孙中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8月25日），他便出席了宋教仁将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的成立大会。有部传记说：在辛亥革命后，同盟会的组织由于妥协和各种遭遇，以及内外敌人的拉拢、瓦解活动，很快走向涣散，并发生了分裂，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就不大过问同盟会的活动。实际上，此时的孙中山已是自由党总裁，黄兴为副总裁。
　　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所抱的政治主张是摆脱同盟会，另组###，建立政党内阁。他以为只要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在国会里面争取多数，就可以掌握到实际权力，就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为了实现所谓“政党政治”，积极活动，以同盟会为基础，与官僚政客组成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小政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而且，特意安排在孙中山来京的时候召开，地点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发布了《国民党政见宣言》。

宋教仁：醉心“政党内阁”（2）
改组后的国民党，将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部分放弃殆尽，甚至把“男女平权”也从政纲中取消了；并且滥收党员，把许多投机政客、封建官僚，以及向来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都拉进国民党。这样一来，本来就由于成员复杂而十分松懈的同盟会，完全变成一个庞杂的改良主义的政治团体，很难发挥什么战斗作用了。
　　有传记称：“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不满意的，但他为了维持大局，希望政治能上轨道，还是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在这次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为理事，胡汉民等29人为参议，还有名誉参事7人和各部干事300余人。许多国会会员、内阁成员、各省代表和长官，均被列名为党员或干事。当时孙中山表示不愿过问党事，实际并未担负责任，他不久即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自己去专心致力于铁路建设事业了。
　　另据吴玉章回忆“辛亥革命”：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宋教仁等已经组成了国民党，正在为实现他的政党政治的幻想而日夜地忙碌着。他以为国民党只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组织责任内阁，中华民国即可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得到“长治久安”，袁世凯的大总统就只剩下一个元首的空名了。他为了在选举中取得多数，不惜把大批的政客和封建余孽拉入党内。他为了使这些人能够接受，又不顾许多同盟会员的反对，把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尽行删除。“平均地权”被改为“注重于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被改为“维持国际和平”，这就是说，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完全被抛弃了。甚至连“男女平权”的主张也被取消，因此更遭到女同志们的反对。有个叫唐群英的女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刚打下南京的时候曾经当过女子北伐队的队长，这时即因反对宋教仁取消“男女平权”的纲领而要打倒他，以致闹了一场风波。但这不是最大的风波。
　　宋教仁挨打
　　在同盟会中，宋教仁被誉为两大智囊之一（另一位是孙中山）。他口才既好，理论功底也深，组织能力又强，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他一夜之间就草成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评价说，当时，袁世凯不怕孙中山，却怕宋教仁。但就是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竟然两次在公开场合被人扇了耳光。
　　第一次是1912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定推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与部分开国元勋，主张一定要袁世凯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以对袁世凯进行钳制。可另一些革命###却不以为然。双方为此互不相让。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争论这个问题，一人提议，干脆让黄兴带兵北上，以迎袁为名，将其北洋军消灭掉。宋教仁不赞成这样做，他说北洋军有重兵把守直隶、山东，革命军根本无法北上。他的话音刚落，同盟会###、广西才子马君武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他左眼流血不止。马动手兼动口，大骂宋教仁是在给袁世凯作说客，想出卖南京，出卖革命者。
　　宋教仁第二次当众挨打，系孙中山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的唐群英所为。唐群英，湖南衡山县人，其夫家与秋瑾的夫家有亲戚关系，因此，唐得以和秋瑾相识。1904年，寡居在娘家的唐群英听说秋瑾已去日本留学，便也乘船东渡。她是同盟会中第一个女会员。
　　作为一名女性，唐群英在进行革命活动时，将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争取妇女权益问题上。1912年2月，她联络湖南的女国民会、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等团体，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内订明“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的条款；4月，她发起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并亲自起草了“实行男女权利平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妇制度”等十一条政纲。她还通过办报刊、演讲等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
　　同盟会是吸收女党员的，但是，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一则由于以英国宪政为榜样（当时英国妇女没有参政），二则由于不少男会员还存有封建思想残余，所以，在国民党###章中，规定不接收女党员。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宋教仁：醉心“政党内阁”（3）
这一规定让唐群英不能接受。1912年8月25日，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有一项议程是宣布###章，宣布一条，说明一条。当说到###章中规定不吸收女党员时，坐在台下的唐群英冲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结结实实地打了宋一记耳光。
　　挨马君武的巴掌时，宋教仁还想还手；挨唐群英的耳光时，宋教仁只好捂着面颊退避。
　　惨遭暗杀
　　１９１２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时，熟悉他的人都说他“脑筋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主张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先是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当北京第一次国会举行选举时，国民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所得的议席占了绝对的多数。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宋教仁坚持中华民国的法制，又不为袁世凯所诱，他奔赴长江流域各省进行宣传，为成立“政党内阁”积极准备舆论，从而遭到了袁世凯的嫉恨。1913年3月20日，在袁世凯授意下，赵秉钧、洪述祖派遣特务武士英在上海沪宁车站枪杀了正要北返的宋教仁，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宋案”。
　　对于因“宋案”而引发的“二次革命”，吴玉章也有如下的记述：
　　1912年底，国会选举开始。宋教仁到处演说，俨然像西方“民主国家”的竞选一样。后来选举“胜利”了，宋教仁更得意忘形，到处发表他的政见。正当宋教仁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候，袁世凯已经为他挖好了陷阱。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他临死仍希望总统“开诚布公”，竟然还不明白就是这位总统要了他的性命。
　　宋教仁被刺后，革命党人的幻想破灭了，他们被迫于仓促之中起来和袁世凯斗争。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远不能被抹杀。在１９１３年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千差万别、形形色色，却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
　　宋教仁只活了三十二岁，但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２０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聚焦，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１９２４年６月在上海闸北群地百余亩建成宋公园，葬宋于园内，墓呈半球形，墓前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的石碑。墓顶塑一展翅雄鹰，象征先烈革命的凌云之志，墓地中还立有宋教仁先生石雕像，四周遍植龙柏，绿树成荫，庄严肃穆。
　　宋教仁的被刺，无论什么人都知道它的政治背景如何。袁世凯为掩盖天下耳目，故意装模作样地说要“穷究”和“严办”，很快真相就大白了。原来指使行凶的是国务院官员洪述祖，而指使洪的又是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谁都知道，赵秉钧是袁世凯手下的特务头子，因此毫无疑问，指使赵秉钧的就是袁世凯自己。袁世凯的阴谋被揭露出来了。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不经参议院通过就违法向帝国主义大举借款，扩充军队，准备用武力来彻底消灭南方各省的革命力量。
　　1913年4月，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所组成的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镑的“善后”大借款。同时，他命令段芝贵、冯国璋率师南下，准备以段芝贵所率李纯等部进攻江西；以冯国璋、张勋两部进攻南京；此外，并以郑汝成、汤芗铭率领海军协助作战。他于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便在6月间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反对借款、抗拒中央，下令免掉这三个国民党人的都督职务。随后至7月间，他又发布“###令”，向国民党人所率领的军队大举进攻。
　　孙中山闻说“宋案”后，也决计兴兵###袁世凯。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接着，15日，黄兴在南京强迫苏督程德宣布独立，响应江西讨袁。
　　——由此，也就说明当初孙中山向袁世凯表示“支持袁当十年总统”之语，以及“不再厕身政界”之说，只不过是虚与委蛇的故事而已。
　　但是，正因为袁世凯信以为真，才得以胆大妄为、肆无忌惮。
　　新兴的政党政治，不应该是三国时代的曹、刘、孙的政治谋略。不过，有一点尤须说清楚，权谋政治对中国的政党政治永远是个互设互动的政治陷阱。
　　中国共和的总统制政治，就在宋教仁这一惨案下流产了，随之而来的是共和政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