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往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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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哀哉！
　　　。　想看书来

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1）
一
　　巨大的钢筋洋灰建筑像十五的潮水一般往上涨，紧紧地挤压到北京二环以里的人们的胸口上，呛得人喘不动气。在人们耳边作响的，并不是节日时柔和、富有生气的热闹生息，而是冰凉的、不祥的、类似于某种野兽胃部消化时发出的声响。等人们回过神来才发现，那些长相较好却野心勃勃的建筑物，早将这个东方古都的韵味红烧、将老北京人的从容和悠闲清炖了，眼下吃得只剩不堪入目的残羹冷炙。住在这儿的芸芸众生，已无法再看到那个当年曾把马可波罗吓蒙了的、中世纪气魄的都城，再也难尝到这座城市用祖制秘方所烹制的清淡生活，而只能在钢筋水泥的喂养下，咽进去满满一嘴味精香料的幻觉。
　　二
　　过去了的，都沉在了历史的护城河里。
　　钩沉历史，人们捞出对一个人五十多年前的印象，这个人，曾经将一个偌大的北京古城扛在肩上，且一扛就是二十多年。他像一根绳索，勒进了北京古城的皮肉里；他像一瓢水，一滴不漏地灌进古城的肌肤架构之中。于是，每拆掉一个老牌坊都是挖掉他身上的一块肉；每扒掉一段旧城墙就等于剥掉了他粘着肉长的一层皮。
　　他穿着比堂吉诃德身上那件还脆弱的文人的铠甲，举着比堂吉诃德手上那根还无用的学者的长矛，却用比堂吉诃德还倔强、还天真的癫狂，不厌其烦且不计结果地一次次扑向毁城大军、同他们展开力量悬殊的拼杀。
　　梁启超给这位孤军奋战虽败犹荣的壮士起名叫梁思成。
　　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的梁思成，12岁时随父亲梁启超回到祖国。
　　1914年淡出政治的梁启超到清华大学任教，这位同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一起被誉为“清华四大教授”的昔日政治弄潮儿，已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和对长子梁思成的雕塑上。梁思成在清华园随父读了《国学源流》、《孟子》、《墨子》、《前清一代学术》、《论语》、《荀子》等国学著作。
　　清华八年教育和梁启超的耳提面命，使这位生在东洋，学在西洋的“假洋鬼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土生土长的同代知识分子，有着更超然的理解和近似疯狂的偏爱。是清华园将一个年轻的梁思成交付给年轻力壮的社会，又把一个已经成熟的梁思成接了回来。
　　距离产生美，远离北京老城、生活在京郊清华园的梁思成，从这时开始储藏对都城的情感。
　　来到清华大学北院的住宅区，梁启超曾住过的西北角的一栋西式小洋楼，像一片已经僵化的蜷曲的蕨叶，任尔如何虔诚，也难以说服其再打开心的叶片，只有从1919年梁思成设计的王国维纪念碑上，才能勉强摸到梁思成在这一时期留下的一点含蓄的温情。
　　三
　　清华园新林院8号宅院，是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时所居住的房子。
　　清华园新林院如同北京大学朗润园、燕南园一样，当年都居住着国学泰斗或学术大师，像梁思成这样独门独户的庭院，新林院还有二三十座。
　　清华园新林院8号，这座亲眼看着梁思成在1946年至1972年间悲喜起伏的宅院，是一栋民国时期的西式小洋楼，坐北朝南，红砖灰瓦，两扇厚厚的铁门像两只聋了的耳朵，外界沸腾叫嚣的动静只能到此打住，垂头丧气地无功而返。经过半个多世纪，8号院这个当年的独门小院，已被左右分隔成两个院落，但这座书香门第的特有的气质像上等的茶叶，已经把这座紫砂茶壶般的宅院泡透了，哪怕迈进门的来访者是白开水，也能立即在这氤氲中染上浓香。
　　新中国成立前夕，两名解放军军官在张奚若的带引下来到新林院8号，他们拿出一张北平城的作战地图，请求梁思成标出重要的古建筑，并画出禁止炮击的区域。他们告诉梁思成，万一和谈失败，此图作为攻城之用，宁愿多流血也尽可能保护古建筑。梁思成被感动得夜不能寐，他觉得共产党实在不简单，过去都是自己找上门去求神拜菩萨，恳求保护古建筑，可眼前，解放军竟然主动找自己商量，北平有救了，中国有希望了。
　　

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2）
果不出所料，市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内，清除了33万余吨从明朝开始积攒至今的垃圾；清除了61万吨旧城积存下来的粪便；修复、疏通下水道16万多立方米；修整街道、胡同路面252万平方米。梁思成这枚燥热的种子，一个猛子扎进了共和国的土地里。
　　共和国的国徽上印满了梁思成深深浅浅的指纹，梁思成的辛劳和才华和着水泥，浇铸进人民英雄纪念碑。
　　梁思成为自己当初没有留在美国或是去到台湾而备感欣慰。
　　士为知己者死，作为一个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当仁不让的成为北京旧城的保护神。正是因为他护城的角色，梁思成在“文革”中一次次被游街批斗，连最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也无暇顾及。这位曾与陈寅恪、翁文灏一起被誉为“三国宝”的建筑学大师，竟然在人生的晚年，与“什么是无产阶级建筑观”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无聊问题纠缠不清。
　　梁思成盼望和他的同道、学生聚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个问题。在清华园新林院，他守株待兔似的等呀盼呀，但没有一个人影出现。梁思成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就这么孤独的等待着。可他怎么也想不到，此时“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清华大学的先生们，几乎全部被赶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了。
　　对于梁思成，他没有在林徽因的墓前崩溃，“大屋顶”的批判没有把他摧垮，而现在他连自己的影子都背负不住了。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睁着两只迷茫的眼睛，被架上了死神派来的迎亲花轿。
　　紧跟在大花轿后头的，是人世间可以给出的、最昂贵的陪嫁也是陪葬
　　品—北京古城。
　　四
　　北京是全世界规模最为宏大的中世纪古城，从整个古城的格局以及散布在全城的文物建筑群看来，俨然是一个没有屋顶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陈列馆。
　　北京这个曾经没落的城苑，新中国成立后已成为一个年轻的城市。在梁思成看来，共和国定都北京，使这座古老又年轻的都城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如何既保护好旧城固有的风貌，又规划好新中国的行政中心，成了梁思成1949—1953年为之奔走和筹划的课题。
　　梁思成认为，现代的政府机构已不是封建王朝的三省六部。现代政府是一个组织繁杂，各项工作有分合联系的现代机构，这些机构总起来需要六至十几平方公里的面积。由于城内已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再加上居民休憩所应有的园林绿化面积已经太少，把行政中心分散在旧城区，将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梁思成与陈占祥共同拟定的《关于中央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方案中，梁、陈提议：对北京的建设，要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不应随意掺杂不协调的形体对古城加以破坏。中央行政中心设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为宜。
　　梁思成授课时对他的学生说：“北京城也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不科学伺候它就会生病。现在北京还没长大，不会得动脉硬化和心肌梗塞等老年病，只能得一些小孩子得的伤风感冒，但我们不能重复别的城市的毛病。如果今天规划不好，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工业污染、交通阻塞、人口拥挤等诸多现代城市病症的出现。”
　　然而，这个具有前瞻性的方案，并没有引起最高决策层的重视。同时，还受到了苏联专家的抵制。苏联专家认为，北京工人少，要建成一个大工业的城市，以提高工人阶级的人口百分比，行政中心应设在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及东西长安街一线上。
　　一位领导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苏联专家的方案充满了激情的憧憬，他兴奋地告诉彭真市长：“将来从天安门上望过去，四面全是烟囱！”
　　时隔多年，有人对梁思成仍耿耿于怀，“文革”时期又拿出梁陈方案说事：“中南海过去皇帝住得，毛主席为什么不能住？梁思成比反革命还反革命！”
　　面对这个幼稚得令人啼笑皆非的大笑话，在那个时代却没人怀疑。
　　

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3）
当时，由于城市规划在国内尚未起步，大多数决策者搞不清什么叫城市规划，甚至分不清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的工作区别在哪里。更为重要的是，刚刚从落后挨打的小农经济解放出来的国度，渴望工业强国、工业造市的迫切愿望已经把人们的理智绑架了，必须拿城市付出伤亡的代价来交换。
　　于是，最高决策层饥不择食地选择了苏联专家方案，趋时、趋利的梁陈方案被摒弃。
　　“北京古城所承载的信息，不是皇帝个人以及封建王公大臣的，是全民族的，是勤劳聪明的中国人用砖石垒成的史书。现在，人们不懂得她的珍贵，把她大卸八块随意糟蹋，50年后，相信会有人后悔！”
　　梁思成的话在今天不幸被言中。
　　五
　　完整的古城梦被七零八落的噩梦搅浑了，梁思成翻过身去，转而做起了美丽的城墙梦。
　　梁思成把北京老城墙看作是北京的脖颈，把那些气宇轩昂的城楼认作是颈项上的璎珞。
　　北京的城墙很有些来头，对这些明朝遗留下来的建筑，红楼专家周汝昌先生近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北京东面的大墙大为不残，倍显崇伟坚固，登上去，其‘上宽’还可容二车对开，其下基之宽可想了。城上遍生茂草小灌木，草虫乱蹦，别是一番境界。城如不拆，辟为环城‘公园’，当为世界第一奇观，堪作吸引国际旅游的‘金碗’。又何用拿着金碗‘讨饭吃’呢？”
　　梁思成在《关于北京城墙废存问题的讨论》中说：“环绕北京的城墙，它不只是为防御而叠积的砖堆，它垒拓嵯峨，无论是它的壮硕的品质，或它轩昂的外相，或是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
　　梁思成在保护城墙的工作上下尽了功夫，做足了文章，除了理性的上书，他还不停地张嘴游说领导：从整个城市布局来看，城墙可作为城市分区的隔离物，城楼改造成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城墙广植花木，开辟成城墙公园，供市民、游人休憩。每当夜幕四合，繁星点点，月挂中天，几十万人同在月光下摇着蒲扇聊天，岂不是全世界一大奇观！
　　梁思成此番见解比周汝昌先生新近文中所论，足足早了50年。
　　然而，梁思成的设想被人嗤之以鼻。最后，那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明朝古砖，有的盖了厂房，有的砌了防空洞。
　　北京的城墙就这么被“先进”的北京人不幸的拆掉了，而“西京”的城墙却在“落后”的西安人手中幸运的存活下来，梁思成的梦想，几十年后在黄土高坡上的这个废都变成了现实。
　　时隔半个多世纪，“先进”的北京人依然“先进”着。名宅老院被一座座推倒，类似“大观园”这样粗制滥造的仿古建筑怪胎，却被城市抱在怀里。
　　王小波这样说过：“真古迹使人留恋之处，在于它历尽沧桑直至如今，在它身边生活，你才会觉得历史还活着。要是可以随意翻盖，那就会把历史当作可以随意捏造的东西，一个人尽可夫的娼妇。古迹可以使他感到自己不是属于一代人，而是属于一族人，从亘古到如今。”
　　六
　　在保护古建筑的最后二十多年征战中，梁思成败多胜少，屡败屡战。
　　当梁思成听说西四的四牌楼要拆，便亲自到西四调查交通情况，当他经过调查认为可以保留时，便亲自上书中央领导，请求保护，他还不忘用文学性的语言来游说，说西四的四牌楼在落日余晖下该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为了说服梁思成，周恩来特意找他恳谈了两个多小时，其中一句话最为经典：“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东四牌楼没了，西四牌楼没了。北京城的后人只能莫名其妙地看着北京地图上这两个只是“名字”的地名发愣，无从联想或凭空想象两个地方曾分别矗立着四座雄伟、壮丽的牌坊！
　　西四牌楼的消失，让梁思成身心疲惫，但他还是没有作停下脚步的打算，不但紫禁城、三海等一大批古建筑被完整保存下来，他还虎口夺食，把本已打算拆掉的北海团城完完整整地保护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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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4）
据史料记载，中国自古有筑台的历史，秦朝的鸿台高达四十丈，两汉时有神明台、通天台，更让人们所熟知的是曹操的铜雀台，但这些古迹都已经消失，唯有团城这座古台还存活在世上。
　　梁思成首先说服了苏联专家，但在与市一些行政领导讨论时，他们却坚持非拆不可。此时，瘦弱的梁思成一改平日温温尔雅的书生气，吃了呛药似的“啪”的一声拍案而起：“照你这样，干脆推倒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好了，还讨论什么？”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会场，直奔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恳切陈述保护北海团城的理由。周恩来终于被梁思成说动了，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到现场勘查，最终下决心保护团城。
　　团城保住了，同时，北京明朝留下来的唯一的楠木建筑物—东直门城楼拆掉了。原因很简单，为了东郊机场建成后的交通便利，如果不拆这个城楼，绕道就要多花几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这座楠木建筑，在30年代，一个日本木匠见是楠木古建筑时，向袁良市长提出，愿意自掏两万大洋进行维修。
　　中国历代对文化的传统观念，局限于诗、文、书、画，向来把建筑视作不登大雅之堂的“匠作之事”。朝代更替，更是以“推陈出新”、以破坏前代遗存建筑为乐事。同欧洲的古国比起来，我们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上千年历史的古城，我们留下了几座？
　　梁思成认为，个人记忆依存于自身的生灭，因而是微不足道的，但一个民族的记忆不能没有实在的物体见证，民族的感情不能没有实在的依托。这种民族的记忆和情感，不仅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还能结晶成民族图腾的底色。莫斯科的红场前的一条道路，为避开一个古建筑而拐了一个弯，梁思成觉得这就是对历史真正的尊重。
　　梁思成近似疯狂般坚持保护古建筑，并非患了“复古病”。这位留学美国、游历欧洲、学贯中西，又对中国古建筑作了长期考察的建筑学家，一直站在同代人不能理解的高度上，是时代患有严重的近视症，看不清梁思成指点的方向。
　　早在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在河北宝坻考察广济寺的三大士殿时，欣喜地发现这是一座架构独特、有着极高文物价值的辽代建筑。后来，当他得知当地要拆时，他心急火燎地向河北省有关部门反映，希望保存下来。对方告诉他：“辽代的建筑又怎么样，反正是一个没用的破庙，不如把这些辽代的木头拿去修桥，还能为人民服务。”
　　梁思成突然发觉自己已经变成一块没用的辽代木头。
　　但正是这块被雷击雨敲、风啃虫蛀的“朽木”，用15年的时间对全国190个县的2738处古建筑进行了调查，写成中国第一本古建筑史籍《中国建筑史》；作为联合国大厦设计建筑师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参与了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在清华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在1948年编写的《全国重点文物建筑简目》，成为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蓝本；与郑振铎向周恩来建议在古建筑上安装避雷针，从此结束了雷火对古建筑危害的历史……
　　作为一生献身于古建筑事业的梁思成，似乎是为古建筑而生。其实作为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在少年时期对政治有着天然的兴趣，这位清华大学“五四”运动中的小领袖，之所以选择了建筑这门学科，却是因为一个女孩—林徽因。
　　七
　　梁思成在北京的住处不多，年轻时随父住北沟沿胡同23号和清华园北院。同林徽因结婚回国后还住过米粮库胡同，其中在新中国成立前住得最长的是北总布胡同24号。
　　林徽因出身世家名门，父亲林长民曾是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经过双方父亲的撮合，梁思成与林徽因相识了。由于中间插着一个徐志摩，这多少让梁思成有些忐忑。1923年，梁思成的一次车祸，使他的腿落下了终身伤残，但却使他和林徽因之间的感情因考验而愈加坚固和真挚。当梁思成与林徽因谈到出国留学学习什么专业时，林徽因说她将来要学建筑，于是，梁思成爱屋及乌地迷恋上了建筑学。
　　

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5）
1926年在美国留学时，热恋中的梁思成为表达情感，亲自动手为林徽因制作了一面仿古铜镜，把他堆了满腹的奇思妙想发泄了出来。他在古色古香的铜框中，镶嵌了一块圆玻璃。铜镜框上镌刻了飞天仙女的浮雕和卷草花纹的图案，中间两条线脚烘托着“徽因自鉴之用民国十七年元旦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经过仿古处理后，梁思成不无得意地拿去请东方美术史教授鉴定年代。调皮的梁思成把有玻璃的正面翻在下面，不让翻动，教授在铜镜背面端详了许久，断定为中国隋朝物品，让林徽因想起来就笑得肚子疼。
　　梁思成对林徽因的感情已经“沦落”到了毫无原则和个性的地步。住在北总部胡同时，金岳霖住在梁宅的后院（但有旁门出入）。金岳霖与沈从文、徐志摩、费正清夫妇经常到24号聊文学、谈艺术。1932年，梁思成从宝坻调查回来，林徽因就哭丧着脸告诉梁思成，现在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该怎么办？梁思成痛苦、气恼得想了一夜，第二天告诉林徽因，说自己不如老金，希望她与老金将来幸福。
　　很少把人放在眼里的金岳霖决定从此退出，并说到做到，虽一生未娶，但一直把梁思成和林徽因作为知心朋友，保持了一生的纯真友情。
　　林徽因早年落下了肺结核的病根，常年抱着药罐子。梁思成便担当了家庭护理员的重任。什么打针喂药，甚至连打吊针这样的细活，梁思成都干得十分内行。
　　新林院8号的房子高大，有时又没有暖气，冬天取暖靠煤炉。梁思成为了把室内弄得暖和一些、便于林徽因养病，他在屋内生了四个半人高的大铁炉子，每天生火、加煤倒煤渣这样的粗活，全由他一个人包了。
　　可林徽因并不是窝在巢里的鸟儿，她对梁思成的学业有着很高的渴求，她自己也竭尽所能地支持梁思成的事业。林徽因经常随同梁思成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为了测量建筑物体的平面，她总是上梁爬柱。林徽因也像梁思成一样热爱古建筑，当她看到北京的旧牌楼等一些古建筑被拆掉时，就向上面呼吁，但得不到回应。孤立无援的林徽因便把气全出在了梁思成身上：“一个堂堂男子汉，却保不住一堵墙！算什么好汉，待在家里哄孩子算了，还有什么颜面到外面晃荡！”
　　1955年4月，古建筑保护的伤心事从此与林徽因一刀两断。
　　林徽因走得十分干脆，对梁思成的批判却拖拖拉拉地跟上来了。配合梁思成一块出演这出戏的同道逐次退场，观众走了，道具撤了，布景拆了，他一个人在如同填充宇宙的假想物质—“以太”当中、一个自己假设出来的空间里手舞足蹈、歌哭笑骂。一个人在这个比金属还难刺穿的孤独里待着，没有人和他对话，也没有人同他争辩，甚至连一句温柔安抚的款款细语都再也无从听到。
　　而谁知道紧贴在这个“孤独”窗户上的—是挖土机张牙舞爪的可笑模样、吊车狰狞的长条脸和发动机谄媚的“嗡嗡嘤嘤”，藤条先爬满他孤独的外壳，灰尘再扎实地落上一层，这个过程就像一片绿叶落进一片树林、一滴水掉进河里一般自然。谁都不会想到或者注意在那一个万事万物都是新生的时节、一个狂热躁动的时代、一个书籍和学校比长安街上的灰尘还多的“文革”岁月，竟藏着掖着这样的一个“孤独”—比荒漠还空旷、比现代派戏剧还荒诞、比胡同深处的那些老宅子还破败的孤独。
　　然而，这世间还有比没有回声的孤独更可怕的东西吗？
　　又记：在2007年3月7日星期三晚，于中央电视台第十套科学教育频道的“人物”栏目，播出了对主持重修天安门的大木师傅—孙永林的专访，这位头发、眉毛、胡须都已变白的老人，对当年的这个绝密工程进行了不慌不忙地解密：原来，北京后来留下的几座老城楼之所以非拆不可，是因为当时的政府在解决重修天安门所需的大量木材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因而不得不“拆了东墙补西墙”。孙永林老人亲自参加了城楼的拆卸，他说，他们拆完西直门之后才发现其8米的柱长不够，而于1969年遇到历史上第三次重修的天安门，需要12米的柱长，老人说，没有办法，这些东西只能作劈柴用，而且，在拆西直门的过程中，发现就在城墙里还包着一个元代的小城门。尽管当时的梁思成已经是见不得光的“牛鬼蛇神”，但他每天最关心的事就是这几件“壮举”的进行情况。
　　

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6）
“‘你看他们会保留这个元代的城门吗？’他怀着侥幸的心情对我说，‘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相片回来给我？’他像孩子般地恳求我。‘干吗？跑到那儿去照相，您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吗？咱们现在躲都躲不过来，还自己去挨批呀？’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忽然，我看到他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林洙在传记中这么回忆道。
　　西直门的木头从百姓家的烟囱里飘出去了，东直门的楠木则被拖到了天安门，成了斗拱和檩子等其他的杂件。
　　人们嚷着：“天安门长高了！”老人的同事说，天安门长高了83公分。
　　

赵朴初—竹影扫街尘不动（1）
一
　　赵朴初的静心佛堂设在南小栓胡同里。
　　南小栓胡同曾叫东拴马桩胡同，早年曾是吴佩孚养马的地方，胡同紧挨东绒线胡同，北靠长安西大街，从六部口朝南走不了几脚路便到南小栓了。南小栓胡同很小，赵朴初故居就在胡同当口的1号院，院门开在院子东南侧的拐角上，现在高高的门楼和院墙，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原大门和围墙倒塌后重新修建的。
　　这座四合院与北京普通的官舍并无二致，也是由前、中、后三进院落组成。进了大门沿门廊西拐，便是东院。天然植物构成的篱笆墙，使东院与中院形断意连，既相对独立，又彼此照应。东院有两间屋子，外屋是赵朴初的小书房，里面一间是佛堂。佛堂虽小但如法如仪，正中供着一尊手持圆满印的卢舍那佛像，在大佛像下方的几案上，供奉着许多小的佛像和如意宝塔，香火、供品以及鲜花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在这里，赵朴初为中国当代佛教许多大事动念、发愿，与世界闻名的高僧大德切磋佛学。
　　中院是起居室、餐厅及服务人员的房子，院内有几株修竹和两棵枣树。西院是整个宅院的主体部分，北屋中间的大厅，是客厅兼书斋，并起了个很有禅意的名字“无尽意斋”。东侧是赵朴初的办公室和卧室，西侧的房子住着夫人的妹妹陈晓致一家。
　　二
　　赵朴初与北京真正结缘，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
　　1949年秋天，赵朴初从上海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见到毛主席。
　　1953年，赵朴初离开上海赫德路53号的住宅觉园，带着从老友吴企尧那里借的一点钱，作为安家费到北京定居。这时，他已是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在此之前，他曾是中国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席，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民政部的副部长。
　　刚到北京的前十年，赵朴初住大拐棒胡同，1962年搬到南小栓，一住就是38年，直到2000年5月21日在北京医院往生。
　　这一个院子就像一块三角洲，人们来来往往，像不舍昼夜的山溪在这里汇流，冲刷。这里的花草树木岁岁更新、年年常绿，它们为主人开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姹紫嫣红，凋零了十年浩劫的草摧树折，绽放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万山红遍，一直热闹地吵到赵朴初花枝春满，天心月圆。在这期间，不管主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地位卑微，还是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官位显赫，它们都是神清气定，可惜赵朴初已是这所房子的一位故人。
　　南小栓1号像个大瓦罐，里头装满岁月，满到流溢出来。就如同一座被爬山虎裹得只剩下几扇窗户的古堡，故人的往事，就像这满墙好事的爬墙虎一样，不由分说，按照自己的喜好把老房子变成了自己心仪的样子，而在这种貌似生机茁壮的外壳内，是被乱涂乱画的历史真相，不用妄想在其中找到任何过往经历的蛛丝马迹。谁还能期望1000年后有多少人能记得赵朴初，就算还记得他，还有谁能从这面目全非的房子前看到主人的前世今生。
　　毛泽东曾指着赵朴初对旁人赞道：“这个和尚懂得辩证法。”
　　周恩来称赞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是活菩萨”，并亲自介绍他参加作协。
　　李维汉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朴老学问大得很，佛教很多东西，我不懂，我就请教他。”
　　日本著　名佛教领袖，京都清水寺大西良庆长老，在他108岁圆寂前十天，为清水寺大讲堂预写楹联，只写了“风光千里来”的上联，下联嘱咐弟子等赵朴初居士来寺时再续对。后来赵朴初到清水寺，亲自对了“妙法一音演”的下联。在此之前的1982年，赵朴初曾奉大西良庆长老之意对过一个上联“竹影扫阶尘不动”，长老的下联是“月穿潭底水无痕”。
　　北京一位对历代书法有精深研究的评论家说：“在中国书法历史上，有五位僧侣大书法家，他们是北魏北齐人道壹、陈隋人智永、唐人怀素、民国时的弘一和当代的赵朴初。”
　　

赵朴初—竹影扫街尘不动（2）
究竟是哪方的神庙，供奉出了这样完美圆满的菩萨？
　　三
　　两百多年前，安徽太湖寺前河赵朴初先祖赵文楷的状元府，现在早已成了烟波浩渺的花凉亭水库。离开故乡长达六十四年后，赵朴初在1990年第一次回到故乡。
　　“不教往事惹思量，任故里水深千尺，抑又何伤？问还存几多光和热，报我乡邦。”
　　让他往事不敢惹思量的不仅仅因为他儿时的家乡变成了一泓池水，更让他不敢细细思量的是这一池库水，还藏掩着他的一处硬伤。1947年，赵朴初的母亲陈仲瑄，一位娴于诗词、曾创作过《冰玉影传奇》剧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