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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往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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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大约是在四岁时，随躲避战乱的父母从安庆回到老家太湖寺前河的。安庆市天台里北巷44号，这座远近闻名的翰林府，才是赵朴初1907年出生的地方。赵朴初祖上出过四代翰林，安庆老宅是他五世祖—赵家第二代翰林赵畇状元在同治三年购置的。这座宅院属典型的南方府邸建筑风格，由七进院子组成，花园、水塘、亭、台、假山一样不缺。
赵朴初的先祖与李鸿章及其家族都有着亲缘关系，陈独秀的先祖陈啸峰既是赵朴初先祖赵文楷的同乡好友，又是赵家请进状元府的第一位私塾先生。赵文楷曾为自己的书屋起名“独秀草堂“，并有《独秀草堂古今文》传世，这便更加印证了先有独秀山，后有陈独秀的说法。一百多年后，赵朴初就是在太平湖前河的状元府接受私塾教育的。
1907年，赵朴初出生刚满一个月，因为是长子，父辈以“混沌初开”的典故，起了“开孙”作乳名。百日时，父亲根据“返璞归真，悟初笃静”的古语，为他取了“朴初”的学名。
赵朴初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像那从尘世的泥塘中捞起来的一把柴火，由于不能完全燃烧，一旦生起火来，便随即冒出一堆刺激性的毒烟和瘴气，使人呛嗓子流眼泪。他的性与情皆美好地完备，自然地生长在天地之间。
赵朴初刚上蒙学不久，他就把“开孙”二字改为“开翁”，说自己就是“翁”。这一称谓一直用到晚年，90岁后，他又多了一枚“开翁九十后书”的书法印章。
1920年赵朴初在家乡读完私塾后，他来到上海，由母亲的挚友关静之照顾，继续读书。关静之随其弟关絅之住在觉园。关絅之是关羽的后代，其父关棠是晚清一代名儒，他是同盟会秘密会员，曾救过孙中山一命，是当时上海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佛教界活跃人物。
赵朴初结束学校生活后，便和关家大姨（关静之），大舅舅（关絅之）一起生活在觉园。觉园是一个美丽的庭园，园内有藏传佛教的金刚道场，有打坐诵经、听讲的香光堂，放生池里放养着无数鱼、龟等水生物，赵朴初就住在香光堂西侧的智照楼里。
1927年暑期，在苏州东吴读大学的赵朴初因患肺病辍学，他在觉园一边养病，一边帮助舅舅关絅之居士代写诗文、信札，帮助净业社收发报纸，起草文件。在关絅之的启发和悉心引领下，赵朴初开始攻读佛书，经过一段系统地学习，加上耳濡目染，21岁的赵朴初在这样一个佛化的氛围里，不知不觉走上了慈善为本，普度众生的道路。
《诗经》的表现方法有“赋、比、兴”，宗教之于人，就应该像这诗经三义中的“兴”。 宗教更加依仗个人的开悟，宗教的各种教义，必然不会如文学等艺术花哨、具体，但宗教却能更切题地直指本心。宗教像开在天地间的花，想通过自身的枯荣开败，来向人间通报一点天地的秘闻。
不久，关絅之参与发起了中国佛教协会，成为九名常委之一。赵朴初在这个汉、南、藏高僧大德齐聚之地，与佛教结下了殊胜因缘。
也是在觉园，赵朴初以佛教徒慈悲大愿，积极加入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又投入到了反对内战，最后登上了佛教界领袖和国家政协副主席的高坛。
赵朴初—竹影扫街尘不动（3）
四
太湖—上海—北京，赵朴初最后的生命停在京都的南小栓。赵朴初在这里恢复了“文革”中被打倒的全国佛教协会，恢复了各地的寺院，并组织和领导了佛牙塔重建，鉴真像归国探亲，香港天坛大佛、无锡灵山大佛的建造，以及1999年9月19日，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的重新入穴等。
如今，赵朴初离开这里已整整六年，沧桑凸凹垒砌的老墙上，四处弥漫着清澄、寂静、苍凉的清明之气。
佛操纵过千军万马，佛说过千言万语，但是佛在人间的收成毕竟有限。赵朴初生前所做的努力，好似往一个破了洞的口袋里填玉米粒，而这个口袋则像众生的人生一般，永远得不到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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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捍卫传统文化的辫帅（1）
一
清末民初，北京城里有两条椿树胡同，一条在东城，一条在宣武。有文字记载说，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住过椿树胡同，于是，这两条胡同在人们心里的印象，便不再如它们本身一通到底的形象那么简单了。
辜鸿铭生在南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卒于民国时期的北平城。历史在这段时期的莫名亢奋，使他在辜鸿铭居住地的问题上哑了嗓子。不过从辜鸿铭在北大红楼曾谋过职这一史实，可以推断他居住在东城椿树胡同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里离沙滩不过几百步路程，辜鸿铭坐洋车上下班十分方便。
旧时东城的椿树胡同，在“文革”前改成了现在的柏树胡同，有关书籍中介绍的辜鸿铭故居的地理位置，已无踪迹可寻，这里的居民及有关文物部门对此更是一问三不知。
黄兴涛教授在《闲话辜鸿铭》一书中写道：“1921年，辜鸿铭住在东城甘雨胡同。”这条胡同旧时叫干鱼胡同，与柏树胡同相隔不远。但黄兴涛并没写辜鸿铭所住院子的门牌号码，现在很难从这一线索上有所发现。
宣武门琉璃厂附近的东椿树胡同18号，是一坐独立的小院。这座民国时期的院落，现在像个捏在抠门的市场小贩手里的塑料袋，又小又不结实的袋子里一兜就是七八户人家。
但即算这一棵曾经枝叶搡挤的大树，以眼下苍枝虬干的形象存活世上，也无人能用热闹的烟呛气将它先天滞留在体内的暗流置换出来。这座院子的建筑主体是西式结构，一个学贯中西并有着中西双重血统的人，照理也该居住在亦中亦西，中西合璧的房子里。
清末民初150多年以来，国学逐渐走向式微，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胡适、王国维、周作人、陈寅恪、顾颉刚、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为代表的国学大师当中，唯一流着西方血液的国学大师只有辜鸿铭。
不过，每说起辜鸿铭，人们的眼皮底下就立马沉沉地甩过来一根花白的长辫子。一个大男人扎一根麻花辫，在如今人们会赞叹道：“啊，看！艺术家！”但在民国初期，人们无论何时看见他，都会由此辫子而对这个“死性”不改，所谓作惯“奴隶”的老顽固剜上几眼。
于是有人说，辫子是辜鸿铭的政治旗帜；也有人说，辫子是辜鸿铭的秉性符号；还有人说辫子是他思想的标识。
在民国初期，中国有三条背负沉重名声的大辫子，一条牵引着帝国复辟的噩梦；一条七抹八拐缠地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上，最终结结实实地系上了个死疙瘩；还有一条则是一根牢实的绳索，牵扯两头的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碰撞与抗争的民族气力。他们三人在全国乃至宣统皇帝都将发辫“喀嚓”一声了事之后，依旧蓄留发辫，宣称效忠清室。张勋、王国维、辜鸿铭各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尺度，辜鸿铭在之于民族陷入“失语”的困窘之时，拾起颈后凉飕飕、像蛇一般好坏难以分辨的“大辫子”，以此为通话工具，向着茫然无所知的时代喊破喉咙。
二
张勋、王国维是在前清的养生池里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土鳖”，他们一根筋走到黑情有可原。但作为从远洋潜上民族浅滩的“海龟”辜鸿铭，竟然死心塌地的与时代过不去，就让人有点生疑了。
于是有人断言，辜鸿铭蓄辫，是他叛逆的个性使然。他喜欢标新立异，以跟众人对立为快。大家藐视的，他拥护；别人接受的，他反对。如果大家现在提倡留辫，那带头剪辫子的不是别人，肯定是辜鸿铭……
还有人认为，辜鸿铭的一系列反常行为，完全是为了寻求“另类”，故意炒作自己，以达到惹人耳目，好使自己出名。无数张乐呵呵地咧到耳朵根上的大嘴，往外喷洒着热乎乎的口水，打湿了历史的真相、模糊了进入历史的关键字眼，原本明朗的花成了一团墨渣子。在张勋和王国维被口口相传地物化为两根朝代祭台上的大猪腿之后，辜鸿铭要么被扣上前朝“遗老”的大帽子，一个妄想用几根国学的豆芽菜炒出一桌让外国人瞠目结舌的满汉全席的衰老头；要么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庸俗之辈，辜鸿铭的名声只能在这两极之间做弹跳运动。人们总能轻易地对人下定义，用句型“他她是一个……的人”将人无限丰富和矛盾的生命性框死，这极大程度上地造成了人们心目中“人”的缺失，只有大写的符号、空洞的表述、幼稚且一相情愿的判断，对“人”的思考的能力还在蹒跚学步。“历史凝聚而延传下来，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心理指向，积淀为主体在生活、实践中非自觉、非理性的精神现象或行为过程和状态”，国人大都有着一颗“关心”他人的热心肠，对各色人等品头论足的风气在魏晋时期就勃然大旺，但是，如果所有对“人”的意义的讨论和读解仅仅是像电子词典一般，输上个人名就弹出来一堆言简意赅、不容置疑的“大话”，那么人们将永远够不着“人”的那两道撇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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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捍卫传统文化的辫帅（2）
真正了解辜鸿铭及那段历史的人知道，辜鸿铭不仅是因为耷拉在他后背上的那条辫子才让西方人记住的。辜鸿铭在西方文化地位的奠定，绝不是靠当文化汉奸。相反，正是他那条不合时宜的发辫，使他在国人面前失去了他本应该得到的名声。这位把中国文化不遗余力传播到西方的文化大师，正是因为辫子，使他在生前和死后一直被世人误解，被由他人单向书写的历史错怪。
辜鸿铭是一个艺高人胆大的江湖客，他一手握住西方文化思想的盾牌捍卫自己，一手又操着西方文化思想的利剑朝自己发动攻击，自己的矛想捅穿自己的盾；自己的盾想打折自己的矛。
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同###人通过信，其中一个便是辜鸿铭。
美国著名学者，当代汉学家艾恺这样评价：“在战时和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圣贤者的，是辜鸿铭，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
辜鸿铭精通英语等近十多门外语，偏要固执地称赞汉语是世界第一优秀语言，而钱玄同这位国语大师，却力挺“废灭汉字”。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辜鸿铭不但要同西方文化列强厮杀，而且还要与坚持全盘西化的假洋鬼子斗争。他精神负荷之重，身体处境之艰难，和阿拉法特确有一拼。这两个人一位用头巾、一位用辫子作为精神图腾，“强聒而力持”本民族的传统和尊严。
辜鸿铭应该像阿拉法特那般获得本民族和人民的铭记。
三
辜鸿铭，本明汤生，字行世，1857年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岛。父亲是南洋华侨，母亲是葡萄牙人。祖辈是福建同安的华侨世家，台湾名门辜显荣、辜振甫与辜鸿铭同出一宗，他们的先祖就是这座岛上的头人—辜礼欢。
1870年，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的第三十个年头，13岁的辜鸿铭带着父亲“不剪辫，不进教堂”的嘱咐，随义父布朗前往英国留学。布朗是辜鸿铭父亲辜紫云的老板加好友，他十分喜爱这个留着小辫又天真活泼的孩子。
辜鸿铭是中国自费留学欧洲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出洋留学最小的人。三年后，由容闳率领的首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才刚刚从中国的海港起程。
20岁那年，辜鸿铭获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经过从头到脚的西学打造和西方风扑浪捣的辜鸿铭，最后却爬上了以批判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抨击西方拜物教而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海岛上。
把辜鸿铭引向这条道路的是一代大师卡莱尔。
“‘现金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
“如今的西方是‘混乱加上一条枪’”。
卡莱尔欣赏中国的科举制，讥讽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他认为像中国那样筛选最聪明的人来统治、管理国家，是全人类最可宝贵的尝试。
爱默生，这个美国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对资本主义异化人的批判，更是一挂堵在辜鸿铭的耳朵眼上“噼里啪啦”的大鞭炮。
“神甫蜕化成一个空架子，律师蜕变成一部法典，机匠蜕变成一台机器，总之，人蜕变成物件，各式各样的物件。”看着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扬起明晃晃的大刀朝西方社会劈下去，伏尔泰、莱布尼茨、歌德向东方文明静默地跪下叩首，辜鸿铭也在丝毫不敢懈怠地反复掂量。
1880年前后，辜鸿铭结束了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的游学生涯，揣着爱丁堡大学和德国某大学土木工程学的文凭，踏上了东归之路。这一年，他的福建同乡严复，才在左宗棠等洋务大老的安排下，刚刚踏上英伦三岛，开始留学生涯。
辜鸿铭是语言天才。他除精通英、德、法、意、日语外，还通晓拉丁、希腊两门古语。少年出洋，操一口好英语的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有三个半英语人才，其中一个便是辜鸿铭。
辜鸿铭的外语本事，使他成为一张具有国际影响的名嘴，在他的孜孜努力下，西方人开始接触真正的儒道精神，明白了人们尊崇“孔圣”的缘由。精湛的外语技艺，也使他有机缘进入以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声播天下的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幕府。
辜鸿铭—捍卫传统文化的辫帅（3）
章太炎当年曾有话：汤生嘛，英文行，国学不能。
可辜鸿铭天性逞强，绝不肯在国学上逊色。这位因读过洋毛子书而不好找先生的国学迷，引起了张之洞的重视。身为总督大人的张之洞不但教辜鸿铭如何行师道之礼，帮他物色一流先生，而且还亲自教他如何查《康熙字典》和《解读论语》。
在张大人的幕府里，辜鸿铭不但搂住了几堆白花花的银子，还开始了认识地道的儒家学问。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钻探，以及在幕府中与同僚的互相切磋，辜鸿铭的国学根基渐渐夯实。通过对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辜鸿铭发现，养育浸淫他的中华文明，即便不比西方高明，至少也不比他们低劣，洋鬼子们没有资格在中国人面前说短道长！
当年，尤其是在甲午海战之后，一些对中国现状不满的年轻人，片面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希望通过全盘西化来改造中国落后现状。辜鸿铭十多年的留洋经历，使他既能够了解西方世界的真正面貌，也能远距离的审视中华民族的短长。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有资格评价东西方文化在这个星球上各自所占的分量。
辜鸿铭说：“他们都是通过望远镜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一切都变得比实际伟大、卓越。而他们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把一切都看小了。”
国人自甲午海战之后，就已将自己的民族自信当口喷嚏一般“哈欠”了出去，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偷瞄一眼人家的脸色，生怕再使自己缝缝补补几十回、好不容易盖住自己一张大脸的“面子”破损个凤毛麟角—一个中国人随地扔纸屑的事情，都会光荣地晋升为洞察华夏民族的劣根性的大窗口。
四
辜鸿铭1903年春随张之洞第一次到北京，第二年冬天回到武汉。
1907年，辜鸿铭携妻带子一家16口再次入京，这次他在北京踏踏实实地住了下来。
在北京，辜鸿铭过了几年平静、爽心的生活，可好景不长，随着武昌革命一声枪响，辜鸿铭精神上构筑的天朝王国的玻璃房上，留下一个圆溜溜的弹眼。历史像是个健忘的妇女，面对中西方这两个孪生的宝贝儿子，当西方已经在近代化的澡堂子里泡、洗、搓揉得浑身是病，乞求精神疗伤的时候，中国却还在中世纪黑屋子的门槛前的泥汤子里滚。
超前的思想、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性格、时空的错位，给这位学界的星宿画上了背时、保守的小丑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辜鸿铭成了众矢之的，更成了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旗手的活靶子。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在挨打的时候，任凭辜鸿铭有三头六臂，其失落、败退在所难免。这个中西不同文化浇铸的守旧汉，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短兵相接的战场上顾此失彼、分身乏术。
在辜鸿铭的脑子里，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和群体记忆，中国的近代化不能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在大声呐喊无望的时候，他变得怪戾起来，以极端的方式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到了后来，辜鸿铭甚至把中国的封建国渣，诸如纳妾、缠足、贞节牌坊等臭名昭著的东西，都视为宝贝，一再赞美。
他认为，中国女人的缠足，如同欧洲女人的“束腰”，都是为了追求美感。中国妇女用的长长的裹脚布，就是西方女孩用来捆腰的细细长长的鲸须。
辜鸿铭觉得中国男人纳妾，就好比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不会有四把茶壶配一个茶碗的。
一位西方人权妇女当面质问辜鸿铭，为何替封建思想巧辩？辜鸿铭笑而不答，反问女士是坐洋车还是乘汽车而来？女士说乘汽车。他又问汽车几个轮胎？女士答四个。接下来他又问车上几个气筒？女士不假思索说一个，结果逗得哄堂大笑。
针对一些洋佬对中国民族性的丑化、攻击，他反唇相讥：“英国佬的恶疾是兼有虚伪的傲慢；法国佬的毛病是可恶的伪善；德国佬的阴谋在于极端的自私；美国佬的毒瘤是庸俗；俄国佬的痛患是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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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捍卫传统文化的辫帅（4）
颇让人费解的是，辜鸿铭这种情绪化的反击，竟然比理性的抗议和忠告奏效得多，西方世界为这个东方的文化辫帅腾出了一席之地。于是，西方人盛传，如果到了北京，不看紫禁城没关系，但不能不看辜鸿铭。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在拜访辜鸿铭后，说此话一点儿也不假，期间，尽管他受到了抢白、奚落。
辜鸿铭认为：“生活水平不是评价一个民族文明的合适尺度。今天美国生活水平比德国高，就不能说德国人没有美国人文明。爱尔兰土豆欠收，大不列颠贸易萧条，可能会降低了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然而人们不能由此就评判说他们已变得不文明。”
20世纪初，当西方列强叫嚣着要中国拆毁大沽炮台时，他声言：“在中国存在着一个更强烈的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能—除非抢。”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暴跳如雷地站出来戳着统治者的鼻尖骂。庚子年间，辜鸿铭写诗为义和团的小伙子们鼓劲：“来斟满我的杯，灌满我的缸；来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跟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仁！”
他公开宣称，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像法国兄弟在1789年那样，向全世界发出血的呼吁，呼吁中国人也应被当作人类对待……
有人说，辜鸿铭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在古今中西之争中演化出来的一个特殊而复杂的标本。也有人说辜鸿铭是中西文化不正常交欢中，产生的一个文化怪胎。还有人说辜鸿铭是西学泰斗、国学大师。但辜鸿铭却说自己是中国两个好人中的一个。他说：“一个是蔡元培先生，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清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好人就是有原则，讲气节。”
当初你不爱我
你的声音是那么甜美
你的眼里充满了笑意
你的双手纤细温柔
后来你爱上了我
你的声音变得苦涩
你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你的双手僵硬干涸
这是多么的令人悲伤
因为爱使你变得
不再可爱
这首诗是辜鸿铭送给前来拜访他的英国作家毛姆的。他在告辞的时候说，“你来拜访中国的最后一个哲学家，我该送你点什么留作纪念才是。可是我是一个穷人，我不知道送点什么值得你接受的东西”，最后，他写下这首狎妓诗。并没有过度诠释或是强加新意的意思，只是通过这首诗，可以感到辜鸿铭如果不这么爱着国家，也许他将是一个完美而高尚的绅士，然而正是由于对国家的这份过于痴怨的纠结，使得他完全乱了步伐和阵脚。他因为太爱而变得太不可爱。
1928年4月30日下午3时40分，辜鸿铭走完了他73年人生之路。
据同年9月16日出版的《申报》记载，当时，在北京各色人当中，包括郊区的农民，北京总共剩下男辫子4689条。
看来辜鸿铭不是北京、更不是中国剪辫子最晚的人。
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1）
一
在梅贻琦时代的清华园，当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闻一多等先生默念着“独立精神”、“学术自由”进出工字厅时，清华园里还没有四层楼以上的建筑。
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工字厅是清华园的标志性建筑，清道光二年（1822年）清华园划出圆明园后，变成了王府和太子的书斋，庭院中还悬挂着咸丰帝御赐的匾额。清宣统三年初一（1911年4月29日），这里成了清华大学初期的校舍。
1925年4月18日，王国维举家从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搬进了清华园。
当时，清华教职员工宿舍分四个住宅区：第一区称“三所”，由外交部派来的校长、教务长等校领导居住；第二区北院，清一色的洋房，由外籍教员居住；第三区南院，房子为中西混合，住着中外教员；第四区西院，全部是中式的平房。王国维把家安在了西院的两所平房中，其中十六号有五间房子，他做了书房，十八号有七间房子，他做了家庭起居的宅院。两处房子各坐北朝南，正房三间，左右各有一偏房。
出了西院往东是成片的农家稻田，住宅附近有流水和小杨树林。王国维每天上午去研究院授课，下午在书房中会见学生或读书写作，在这里，他完成了蒙古史、西北地理等诸多方面的论著。
这一片缠绕在一起的街区，只有北风撩起的尘土呛着鼻子。王国维当年十六号的书房已被拆成一块空地，里面长了半人多深的杂草，在这座紧靠河渠的宅院后头，是吴晗、杨振宁等人的故宅，虽然这些房子都已经破败，但老的架构依然硬朗。不知是为了什么十万火急的原因，独独把王国维的故居推平了。
一座王国维的故宅倒下了，一座座高楼在清华园里垒起来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施工的铁铲也顺势把梅贻琦校长的这句话砌进了不见天日的地基里。一栋栋楼房像千千万万个庞大的喇叭被放置在时代的主席台上喊话：这是一个不要过去，不要反思的年代，生活的诱惑，已使人无暇顾及物质本身，不管获取什么，获取本身就是一切。
王国维当年说：“精神之存亡，不是凭达官贵人之权势所能左右；学问之兴废，也不可以‘有用’、‘无用’之功用为标准；大学教授不应限于物质的应用的科学，国家最高之学府不当等同于工场阛阓。”可惜，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但太早，声音也太小。
二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庵，又字伯隅。国维取意于《诗经》的“其命维新”（《大雅·文王》）。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一个世代读书门第。父亲王乃誉这年正在江苏溧阳县衙做“师爷”，母亲凌氏在王国维不到三岁时便撒手人寰。凌氏夫人出丧那一刻，盖棺、上钉，凌厉欲绝的唢呐，凄凄惨惨的螺号，满屋遍巷的纸人纸马，让这个黄口孩儿一跳出襁褓就掉进了命运掘好的冰窟窿里，王国维终生为憾的“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在此时落地成形。
王国维“性讷钝，好谈时务；嗜古籍，而不喜于帖括”。虽然他有着少年应试，一试即中秀才的光荣历史，但自此后，科举的道路再也没有投递给他一个善意的笑脸。科举的坎坷失意，使王国维痛下决心另觅新路。
他一生所处的时代，如同他家乡浩渺迷茫、大涨大落的钱塘大潮：甲午之战、戊戌维新、庚子之变、辛亥革命，直至到他投湖自沉时的北伐战争，中间还穿插了慈禧“新政”、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几出荒唐的杂耍戏。
1898年春天，王国维辞去了在家乡的塾师之职，在同学徐家惺的引荐下，来到上海的十里夷场应聘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馆。
《时务报》的创办，成了维新派的一面旗帜，是变法由口号转化成行动的一个标志，就如同后来的《新青年》启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时务报》的刊行，使之成为“戊戌维新”紧攥在手中的指南针。不等王国维反应，一睁眼就已身在维新猛士的行列当中，这为他结交有识之士及后来的出洋留学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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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2）
然而，当王国维清醒过来才发现，如今的《时务报》不仅没有主笔，原来聚集在报馆内的一批俊杰也都早已离去，更没有见到他仰慕已久的维新领袖梁启超，他们直至二十多年后才在清华园里会面。
王国维一边在《时务报》打工，一边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读书。
东文学社学制三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门学校，具备了后来外语专科学校的雏形。这个学社的开办，一定程度上适应了那时不能负笈出洋的学子渴望学习外语的需要，并为稍后中国学生大批东渡日本留学着了先鞭。
尽管王国维为边工边读忙得晕头转向，但他的视觉器官并没有萎缩，他非常清楚地看到清廷的危机四伏、社会的百孔千疮，不是说变就变得了的。此时的王国维主张脚踏实地、少说多做，并提醒一班青年志士：不要什么事情都寄托在光绪帝的“变法”上，也不要幻想一纸诏书中国就从此由弱变强，比如兴办教育，就不必坐等朝廷，下面就可以有所作为。
可是王国维的思想在没有被验证之前，就像浮雕的美感一样，只能存活在缝隙和褶层之中，因为没有时代之光的辐射而更加扁平。
在这段身心的低迷期，王国维迷上了文哲之学。三个月后，皇帝被慈禧软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被砍头。曾给王国维那一代人带来过希望的“维新变法”，像一座建在暴风雨里的茅草屋，即便能咬牙扛住风雨，也免不了被雷电劈中，在大雨中烧个干净。
三
1900年，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修数理之学，后因养病而回到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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