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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往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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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没有看错毛泽东、蔡和森，毛泽东与蔡和森也没有辜负杨昌济。蔡和森成为建党初期的领袖，毛泽东则成为改天换地的伟大人物。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1）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刚要出门，碰巧遇上他，父子二人说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
“世界会好吗？”梁济问。
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在净业湖投水自尽。
梁济认为一个朝代灭亡，没有人为其殉死，是这个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
一
梁漱溟，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1893年10月18日）生于北京一个世宦之家，祖籍广西桂林，名焕鼎，始字寿铭，后又字肖吾、漱溟，并以漱溟为世人所熟知。远祖曾是元朝宗室，姓“也先铁木耳”，旅居河南汝阳，明朝建立后，因所居为战国时梁地，故改汉姓梁。父亲梁济，字巨川，曾任清内阁侍读，官至四品。梁济身处国家风云激荡的年代，眼见外侮日益激烈，国势日益衰微，因而大力主张事功之学。认为一切学问都要以富国强邦为任，否则就是无用之学。基于这种思想，他痛斥八股、科举之弊，而极力推崇维新派之变革主张。
也是因为父亲这种不同寻常的远见，梁漱溟的早年教育便注定与同时代的读书人走上不同的路。别家的孩子进私塾大背四书五经时，梁漱溟却在北京第一家中西小学堂里学习ABC和《地球韵言》之类的科目，手头上常翻的课外读物则是《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开始了长达五年半的中学生活，现代著名学者张申府、汤用彤都是他这时的同学。除了上国文课外，还学习英文和数、理、化各科。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辛亥革命也赶在此时爆发，梁漱溟抛下升学机会，到他早先便已加入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机关报《民国报》当记者。梁漱溟开始驾着独木舟朝国家的遇难地点出发，他整日出入总统府、国务院、学校、团体与街头巷尾。
社会不是演出高级剧目的戏园子，各位看客们，并非皆可以穿着光鲜打扮时髦，二郎腿一跷小白眼一翻。这是一个汹涌澎湃的交易场所，时刻会有大量的鲜血和墨汁泼撒于此。无论账目现已亏空多少都得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就像拿破仑在火光冲天的莫斯科，眼看着周围都是狼群一般的铁甲部队，还有比荆条犀利的西伯利亚冷空气，但仍然能高声发布最为雄壮的挑战书，将自身的风度和姿态做到使人毛骨悚然。而作为一个读书人，梁漱溟似乎并不适合承受颠来覆去的无常世事。
1958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与国民党政见不合，离开了报社。梁漱溟一开始随父亲倾向于立宪派，不久即投身革命派。但是，辛亥革命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陷入军阀混战的恶性痉挛。梁漱溟开始感到由对一个事物过分集中注意力而产生的烦躁和恶心，他整日醉心研探佛典、佛法，仍觉不够超脱，还两次企图跳水自杀。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梁漱溟这才从自己的精神牢狱里刑满释放。他出佛入儒，将孔子的儒家之道作为一生执著的信仰。
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逝者如斯夫！”儒家的本质精神就是一汪接载了道之灵动的水，梁漱溟跃身而入，沉浮其中。
二
梁漱溟故居原为其父梁济的书斋，早先的门牌号是小铜井胡同1号。小铜井胡同位于西城区北部，东起西海西沿，西至新街口北大街，因在大铜井东面的缘故，这里自清代起被称作“小铜井”，为正黄旗地界。
据《燕京访古录》记载，铜井胡同内原有铜制井圈，外方内圆，上刻“大元至顺辛未秋七月赐雅克特穆尔自用”。在小铜井胡同被拆之后，故居改为西海西沿2号。这座老宅已经在这儿服侍了那段历史九十年。
1952年，总政文工团征地，梁宅的西花园交归总政。作为回报，总政与政协一起将梁宅旧居翻新油饰，并在通往西花园门处增盖了三间西房。现在，除了以前的西花园还是总政文工团的排演场所外，早先的房屋只剩下为人们不知不识的象征性装饰，不知道歇山顶式门楼，是否早已把故人咳血的纸稿扔进了岁月的废纸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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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2）
人们可以看到西北岸的小岛“屏山”及山下的积水潭。山上的绿树丛里有面红墙，那红墙是明初时为了将元代北城墙南移将水引出，由德胜桥注入积水潭，并在入口处积土为山，在山上建起法华寺，又称镇水观音庵。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重修，改名为汇通祠。
梁漱溟基本在每天早上八点半到汇通祠前，与老友散步叙情。20世纪60年代，因要修地铁站而拆除了汇通祠，现在重建的“汇通祠”也已并改为郭守敬纪念馆。故人尚在的时候在此处远望，西山和清波都可揽入眼睛，同心流交汇。脚下的土山虽不豪然壮气，却象征着什刹海和北、中、南三海的整个水系都自西山而出，归入瀚海。如今，故人的印迹已随流水蒸发干涸。撇下眼下外表光鲜内里干瘪、靠矿泉水冲刷体内污秽的一堆“珍珠”满大街滚，它们心里永远是一粒脏兮兮的沙子而不是一滴干干净净的水珠。
三
1917年10月，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第5、6、7月号上），并因此认识了蔡元培。梁漱溟接受了蔡元培让他去北大教书的邀请，但此时的梁漱溟说得明明白白：“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
梁漱溟的学历并不高，“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但同时“我对学术啊、学者啊，对中国的老学问不行。我对你说过，小时候没有念过‘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书里面有些个生字我现在还不会认。那么，再一面，现在的学问，科学我也不行，我西文不行，科学一定要学外国文，我的西文不行。所以讲到学问，我只能够歇一歇，我说我不行”。
如今社会，人们像泡温泉一般地对纯粹的学问上了瘾，整日腻在知识里不肯出来，而头脑呢？则五花大绑缠上大红绸花，供奉在书架的角落里任其落灰。对于思想，他们像大冬天冲凉水澡一般，飞快地来回蹦跳，就是不愿意安心地待在水龙头下把全身上下的劣质酸腐气洗个干净。满街上跑着、走着、躺着、游荡着，不是一个个生动的人，而是一摞塌了方的，由各种知识剪贴、拼贴而成的二手百科全书。
梁漱溟不在乎自己没看全孔子的著作却自恃为儒子，也不看重自己虽学问一般却是个纵横捭阖的思想家。他在自述中说：“回想我从读小学起一直到现在，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作事行为，都不是承受于人的。”（《朝话》）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老师经常要大家抽题目做文章，看大家的文笔如何。班里其他的学生都是抽到一个题目，写一个肯定前人所肯定、否定前人所否定的普通论文。但“我就喜欢标新立异，提到一个古代的什么人物，或者某一件事情，一般都是称赞这个人，我故意表示我不满意他，就是标新立异。我们的教员老师，有个老的先生，看到我这个文章，叫做‘翻案文章’。人家这样说，你偏那样，很不高兴，批语就批得很坏，说你‘好恶拂人之性，灾必及于自身’，你将会有灾祸，一位老先生这样批。”
然而这位姓王的先生当时定不会料到，就是这样一个他认为的“灾人”，幸运地躲过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连“文革”都被他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而且，从1966年9月21日起，梁漱溟还在手边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用写“交代”的笔，用月余时间，偷偷地写完了四万余字的《儒佛异同论》。接着，又写完了《东方学术概观》。
进入北大之后，梁漱溟展开对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1921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在济南讲授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40天，不久即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29年，此书即已印行八版，并被翻译成12国文字。“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对中国发展的见解使得新儒家哲学在中国产生，一种新的治学方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是一条如假包换的地平线，而不是等待将人绊倒的障碍物。且如果没有这种山崩地催的效果，新儒家代表冯友兰又怎会从梁漱溟的学生堆里被震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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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3）
但1924年夏，梁漱溟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辞去北大教席，之后，他开始剥开了一大把命运塞到他手里的苦果，既是老天给的便无论好歹都丢弃不得，他都得硬着头皮往肚里拾。
四
梁漱溟先跑到山东曹州中学试办高中部，并想以此为基础成立曲阜大学，结果不到一年，就杀回到北京。1927年5月，梁漱溟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广东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在这里，他首次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乡治理论，主张从乡村自治入手，“以农立国”。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是年暑假，又应邀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讲演，阐述他的“村治主义”—“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他实已将乡村运动看作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1931年，河南村治学院停办。1月，他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邀，赴山东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此为中心，三把火烧开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
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像个苦行僧，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山东邹平度过了2500多个日日夜夜。“他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这一带有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借着创造根本的道德共识和精神凝聚，重整业已崩溃的乡村社区，以达到复兴中国固有的伦理社会结构，挽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状况的目的”。
然而1937年，日本军队的炮火像大口唾沫，正儿八经地吐到了梁漱溟的“乐土”上，什么美好的田园梦都抵不过他心中的羞耻感。梁漱溟一气之下再次钻进了炮火窟。
也是在这个时候，梁漱溟同毛泽东展开了一段为世人瞩目的君子之交。
五
梁漱溟逃过了1958年反右一劫。
“文革”时，他虽然没受多少皮肉之苦，但还是被撵出了小铜井胡同1号，于1968年7月，被赶到鼓楼铸钟厂胡同一所破房子里，一住就是几年。批林批孔时，要他表态，他的态度是“只批林不批孔”，他由此惹火烧身，在以后七个多月的时间里，开了上百场批斗他的大会。梁漱溟在批判间隙，竟然在全国政协礼堂大门口练起了太极拳。当会议主持人让他交代被批判的感想时，他傲然答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9年，梁漱溟迁入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
1980年，梁漱溟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从20世纪80年代初，梁漱溟以90高龄担任全国最大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文化书院主席，并重登讲坛。
胡耀邦对外国友人说道：“梁漱溟过去不为我们说好话，现在开始说了！”
肉眼发现不了的事物并不能同“不存在”直接画上等号。人在幼儿时期常常为侦探类的推理片所吸引，主人公的案情往往喜欢在一个密室中发生，这便使人万分的纠结和恐惧。但主人公在如此一个不明不白的环境中被夺去生命的案件，是必然会遭到侦探破解的，必然会在故事的结局处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意义上的“密室”是不存在的，必然有一条诡计多端的道路，在某个暂且不为人知的地方蜿蜒屈曲，主人公的命运正是因为它而遭遇最强大的颠覆。
梁漱溟貌似“密室”的内心一个有一个隐蔽的缺口，使他独立于世外，人们却又看不见他是如何金蝉脱壳的，这个缺口或许是宗教，是他个人的意志力，或许是《论语》，是亡父在天之灵的庇佑。
在美国学者艾恺同梁漱溟的一次谈话中，俩人聊道：
梁：“现代化是什么？”
艾：“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
梁：“噢哟！”
梁漱溟说自己是个乐天派，什么事都不必悲观，对世界“不必悲观，对前途不必悲观，既然事实发展要如此，你悲观有什么用呢？事实要发展，发展总是好的，我认为发展总是好的”。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4）
作为一个哲学家，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讨厌哲学，自己却讲了哲学；在学校没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子的哲学；未曾读过大学，后来教了大学；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一生却致力于乡村工作。
很多人认为人类绝望的直接导致者是不可躲避的政治高压、无处不在的思想禁锢或是某种固有模式的僵化，其实，真正的绝望是生活无从着手改变的惯有，是以逻辑性合理表达的荒谬。如今“希望”遍地开，就连蚂蚁出洞也得失足踩瘪两株。这些“希望”继而长出铁臂将人格式化，人被温柔地束缚在笼子里，栅栏上头开满了廉价欲望的塑料花，殊不知这假花外头已是一片道德和思想的小坟堆。现在的人们，去哪儿收割梁漱溟所谓“希望”的麦穗呢？
梁漱溟咂咂嘴：“这个世界会好的。”摆摆手，于1988年6月23日凌晨往生。
2006年，在梁漱溟去世十八年后，中国的广大农村全部取消农业税，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农村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梁漱溟生前天天盼望的农村生活美景终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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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老马识途（1）
常年泊靠在未名湖湖心小岛上的汉白玉石舫，出自前清大贪官和〉暮蠡ㄔ埃贝笕嗣挥幸蛭呈呛瞳｜的遗物，就把它清理了；博雅塔是北大一个用来供水的水塔，他们竟取照通州古燃灯塔样式，做成了一个景点性建筑，耸立在未名湖畔，这是北大的思想特色。
如果恰逢碰上下课时间，北大校园内，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挤成一团，彼此较劲儿、肉搏，黑压压的人群拉长脖子看不到边。只刹那，北大变成了东北的乱炖大锅菜。街道、操场、饭堂、湖畔、商店、邮政所、银行，黑色的人影塞满了各个花花绿绿的缝隙。这是北大的视觉特色，是整个中国的特色。
人们应该很难记起这位故去多年的老人，早在四十多年前，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的北大校长，就向共和国递交了他的控制人口理论报告，如果当时能采纳他的建议，中国就不会出现一次次生育高峰，就用不着在城市搞劳民伤财的知青上山下乡。
在若干年后，人们终于回过神来：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
这个被时代刻意拐过的人，就是曾经住在北大燕南园63号的马寅初。
一
燕南园和勺园、淑春园、朗润园、鸣鹤园一样， 也是北大诸多景点中的一景。不过论年纪，她在上述诸园中，只算得上儿孙辈了。尽管这样，燕南园因洪业、翦伯赞、周培源、陈岱孙、冯友兰、汤用彤、冯定、王力、朱光潜、林庚、侯仁之、冰心等人曾在这里居住过，便显得更加不同寻常起来。
1951年6月，北大数千名师生在沙滩红楼广场聚会，欢迎马寅初就任北大校长。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院系以及其他一些大学的有关系科并入北京大学，北大校址由沙滩迁至燕京大学所在地“燕园”，就在这时，70岁的马寅初住进了燕南园63号。
燕南园整体面积不大，总共有17幢美国庭院式别墅，清一色的灰砖小洋楼。马寅初故居在燕南园西南角，他住的房子与周围其他建筑风格迥然不同，是传统的中式砖木结构的平房，院中长着丛丛修竹，古树仍然不服老，火气旺得一年到头都袒露着胸膛。
马寅初虽年逾古稀，但步履矫健、声若洪钟，不管在什么场合讲话，他总是自称“兄弟”。一次，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报告会上，他说：“今天高教部请客，兄弟我吃了几杯老酒，刚才，李副总统的讲话……”可能酒喝多了点，马寅初竟把李副总理说成李副总统，而且一连说错两次，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就是在这所院子里，1957年4月25日，马寅初在接受《文汇报》记者杨重野时，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坦言了他的控制人口理念：“1953年6月30日我们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总人口数是601938035人，现在过了四年，按照我国人口增殖率25 ‰计算，每年要增加1500万，那么现在我国的人口至少是65000万，照这样计算下去，五十年后，我国人口就有26亿，超过现在全世界人口的总和。你看这还得了。”
“人的繁殖，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
马寅初认为应采取“推迟结婚年龄，大力宣传避孕，并且要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
马寅初提出了他的新人口理论。在他之前，西方有位姓马的也有一套人口理论—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而粮食则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一个乘法，一个减法，到头来地球因为人口膨胀、粮食短缺，就必然导致战争或瘟疫，去解决这一无法解决的问题。
马寅初倒是觉得这位西方老兄仅说对了一半，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但粮食在中国同样也是按几何级数增加，拿中国来讲，这几年人口增加率是千分之三十，粮食增加率是千分之四十到五十，可见粮食增加得很快。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面对日益增加的人口，我们不能用战争的残酷手段来解决。
马寅初—老马识途（2）
不过，粮食增加的速率不可能永远这样增长下去，再加上耕地面积有限，将来经济发展了，工业还会大量占用耕地，人口如果不有计划地加以控制，就会出现因人口失控所带来的一系列严峻问题。
两天后，《文汇报》发表了马寅初关于人口理论的谈话，几乎于此同时，马寅初在北大的大饭厅，举行了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登台公开学术的演讲。马寅初的观点引起了经济学界和最高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把马寅初请进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讲授他的“控制人口理论”。毛泽东公开表态：“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
马寅初把毛泽东的话当作上方宝剑，他不顾社会对他在1955年7月写的《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指责与批判，逆“社会主义是没有人口问题”的潮流。在《文汇报》公开发表谈话和在北大演讲后，马寅初又马不停蹄的于1957年6月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把自己在北大的演讲稿整理成书面发言稿，作为正式提案提交大会。7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刊登。
就在马寅初和邵力子再次向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提出节制生育问题时，毛泽东的态度急转直下，为了实现“大跃进，赶超英美”，以及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毛泽东只能打人口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此时在这位旷世伟人的眼中是“小仁政”，同毛泽东的“大跃进，赶超英美”的“大仁政”比起来，显然是微不足道，甚至是有悖的。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
毛泽东当时雷霆万钧，一句顶一句，马寅初到此应该勒马。可他偏偏自行卸下宝马的鞍子，甩开蹄子做了一头“犟驴”。面对陈伯达、康生之流的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上，除再次系统说明了他的基本论点外，还不识时务地提出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论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来，人口问题就像是长在国家嘴唇上边的一个大烂疮，浪费口水、无任何益处，但是马寅初还是不管不顾地强当舌头伸出去舔。
二
阅历了“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无数政治运动的燕南园63号老宅，对历史秉笔直书，任何人不得篡改，更无从贿赂。
在那个浮夸、指鹿为马的年代里，能够坚持真理，敢拿生命作武器的人有几个？
一轮又一轮的批判热潮比箭矢还要尖利，燕南园家门口的大字报一张一张，比千层饼还热乎。在北大临湖轩的一次批判会上，康生亲自上台打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面对康生和批判者们一片吠吠的###声，马寅初像一块烧红的钢条，横下心往板子上一撂，疾风暴雨的淬火当是使其至精至纯的条件。
当主持人问马寅初还有无话说时，他猛地站起来，吼道：“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
全场哑然。
马寅初还不死心，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中，与康生、陈伯达等理论权威公开应战。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的人口问题，要调查、分析、研究，要用大量的有关资料来立自己，不能专凭教条来破别人的。毛泽东主席说过：真正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的理论。因此我重申我的请求。”
康生看过此文，暴跳如雷：“这个马寅初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一定要在政治上把他批臭，批倒后调离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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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老马识途（3）
马寅初是站着离开北大校园的！在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年代里，为了鼻子里还能有一口热气，人们利索地学着弯腰、低头、甚至下跪，可马寅初一如既往地站着，他的本业就是研究人的问题，他比别人更明白一个人究竟该怎样做，才能成全自己“人”的身份。
“什么是北大精神？所谓北大精神，即牺牲主义也，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
马寅初站在北大，站在《新人口理论》中。
三
1960年3月31日，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回到了位于东城区东总布胡同32号的家中。马寅初不会想到，燕南园63号在“文革”时期竟成了聂元梓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独立的院落，大门坐南朝北，过了甬道，便是一座二层小楼，楼后是一个长着树木花草的幽静庭院。这座房子是马寅初到京任职后，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马寅初，行政级别被定为“三级”，国家给他配备了警卫员、公务员和厨师等，还有一辆小汽车供他专用，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对这位老经济学家的倚重。
现在，马寅初被撤掉了全国人大常委职位，也不再担任北大校长，只留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虚职，虽然生活待遇不变，但也还是体会到了由深居庙堂之上的喧嚣，一下子到闲居在家的落魄和无所适从。
然而，这位1919年当过北大第一任教务长，当年曾协助蔡元培先生办北大，经历过一番风雨，又因反对蒋家王朝，被国民党投入监狱，做了多年大牢的硬汉，是不会肯轻易向命运发牢骚的。
1960年的一天，陈毅突然到访，元帅告诉马寅初，他是受陈云副总理的委托，专程前来探望的，他说：“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此后，马寅初开始撰写《农书》。这是一部有关农业经济学的学术著作，他执著期盼这本书能达到《齐民要术》的层次。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1965年年底，一百多万字的《农书》终于完稿，但此书在当时根本没希望出版。
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面对抄家风潮，马寅初的家人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避免灾难，马寅初的子孙们把《农书》手稿，连同装稿子的藤箱一起扔进了家中的锅炉房，面对熊熊的火焰，马寅初两行热泪砸在灰土上，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几道又黑又深的坑。
“有眼不识泰山”，这并不是泰山的错。
2001年3月28日，国务院统计局根据国务院授权发布公告：“截至200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为129533万人，其中大陆总人口为126583万人。”
每个人头顶着一张嘴，13亿人口要吃饭、要穿衣，可中国的资源是有限的。人口数字令人震惊。
然而，细心的人还会发现，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还是中央把人口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后，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取得的。此时，离马寅初逝世已经过了整整十八个年头。
1971年马寅初患直肠癌，在他和家人的坚持下，经周恩来批示，1972年马寅初接受了手术治疗。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人帮”倒台。
四
1979年9月15日的东总布胡同32号很热闹，里头挤着北大领导及学校师生代表，他们告诉马寅初，中央做出了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及任命为北大名誉校长的决定。年轻学子捧上的鲜花向他呼出生命新鲜的香气，马寅初的眼泪往下掉，他的眼泪不只是对那个荒唐年代的悲愤，也有对一个全新时代的感动。可此时这匹毛色灰白、瘦骨伶仃的“老驴”，虽有千里之志，却再没有日行千里的体力。
马寅初于1980年3月离开了东总布胡同32号，住进了北京医院。这一走，就没能再回来。
1982年5月10日5时，欢度了百年寿辰的马寅初，在北京医院驾鹤西去，这一年，离他1882年，在浙江嵊州浦口镇出生整整过了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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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老马识途（4）
2002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庄严降生。
根据有关调查统计，自1982年至2001年这20年间，全国少生人口近三亿，中国正式步入低出生率国家行列。
来自2002年这一组组的数字被扎成一只花圈，安放在马寅初逝世20周年的祭台上。
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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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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