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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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奸汪精卫（2）
12月19日，汪精卫一伙乘坐龙云为他们包租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仓皇逃
　　往河内。
　　汪精卫一伙逃到河内后，住在市内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朱培德公馆。这是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房，四周是小花园，此时虽是隆冬季节，但这座南方城市却仍然云淡风轻，阳光明媚，梧桐掩映，景色如春。在汪精卫所住的地方，日本人为他们设立了特别警戒，汪精卫总算从紧张中解脱出来。他望着窗外精致的小花园，不禁长长嘘了一口气。
　　汪精卫刚到河内，日本首相近卫就迫不及待地于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承认伪满洲国、###防共、经济提携三条对华原则。汪精卫立即予以响应，并于29日，在香港《华南日报》上公开发表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臭名昭著的“艳电”，这是汪精卫集团公开卖国、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宣言，从此，汪精卫终于堕落成一个汉奸卖国贼，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汪精卫叛国后，蒋介石曾命戴笠派人到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未能成功，汪的死党曾仲鸣当了替死鬼。汪精卫虽然侥幸不死，却受了很大惊吓，感到危机四伏，
　　随时都有丢命的危险，因此惶惶不可终日。
　　1939年4月25日，汪精卫受日本侵略者之命，离开河内到上海去组织傀儡政府。当汪精卫乘坐的日本轮船“北光丸”行进在茫茫大海上时，这个大汉奸的心情十分不好。他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卖身给日本帝国主义了，但却不知此去上海，日本人能否重用他，瞻望前途，颇感渺茫。想当初，青年汪精卫去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时，曾“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是何等的激昂，何等的豪壮，可如今去当汉奸，又是何等的寂寞，何等的凄凉。面对风声、涛声交相鸣奏的大海，他感慨系之，不禁铺纸挥笔，写了一首诗：
　　卧听钟声报夜深，
　　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
　　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
　　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
　　检点平生未尽心。
　　汪精卫的这首诗，半是怀旧的回音，半是穷途的哀鸣，半是汉奸的辩解，半是叛徒的自白。华丽的辞句下，全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谬论，把一个做了汉奸而又没坐稳的卖国贼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汪精卫颠颠簸簸，从河内到达上海后，便与北方的王克敏、梁鸿志等汉奸紧密磋商，作筹组伪中央政府的准备。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同周佛海等人乘机飞往日本，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在取得日本的支持后回国，加紧了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步伐。
　　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伪中央党部，以汪精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宣布以“和平###建国”为投敌卖国的纲领。伪中央的成立，为汪精卫上台作伪国民政府主席制造了所谓“党统”、“法统”的根据。
　　1940年3月20日，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导演下，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春风得意，率伪政府各院、部、会主要人员陈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职。汪精卫在就职典礼上宣读了所谓的《还都宣言》，声称：本政府为全国“惟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与日本要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凡属一般将士，“务必一体遵守，即日停战，以期待命”。
　　汪伪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产物，是作为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工具而存在的傀儡政权。汪精卫自以为他的伪政权“登高”一呼，就会群起响应。然而，回答他的却是中国人民掀起的声讨汉奸的巨大浪潮。沦陷区的上海，北平等地，先后发生了学生罢课游行的运动；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以汪精卫为首的100多名汉奸名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发出《讨汪救国通电》。全国到处都是讨汪的滚滚激流。
　　

大汉奸汪精卫（3）
汪精卫当上第一号大汉奸，日子并不好过。首先，他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叛国投敌，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头号卖国贼，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其次，日本侵略者虽然支持他建立伪政权，但为了还要拉拢蒋介石，一再推迟成立伪政府的日期；伪政权成立后，又迟迟不予承认，在日本主子不赏脸的情况下，汪精卫无法向
　　中国人民进行欺骗。想到这些，他内心总是闷闷不乐、郁郁不展。
　　1940年11月4日，汪精卫以伪政府“行政院长”身份，与日本签订《中日基本关系协定》。这一天，他穿了一套漂亮的礼服，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到达之前，他呆呆地站在中央礼堂前的石阶上等候。一会儿，他抬起头来，望着远处缭绕在紫金山上的白云，想到自己死心塌地为日本卖命，充当汉奸，但日本主子依然不信任自己，迟到现在才勉强搞了个《中日基本关系协定》，而且只派个大使和他签字，甚至这个大使还迟迟不来，让他在这儿痴痴等待。他想到这里，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眼眶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往下直流。突然，他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扯，用力地拉，然后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哼哼”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的确，汪精卫为了替日本人卖命，劳碌奔波，心力交瘁，却不能得到主子的欣赏，他不能不感到委屈，自怨自艾。
　　精神上的苦痛，身体上的劳累，再加上他1935年南京遇刺后子弹尚留在体内，本身又患有糖尿病，这些创伤交织在一起，使汪精卫的身体日益衰弱。
　　1944年元旦，汪精卫清早起来，便觉身体十分不舒服，接连两天，都是如此，这才引起他的注意。4日晚，汪精卫请来私人医生诺尔为他诊断，诺尔通过初步的诊断及观察汪的行色，认为有癌症现象的可能。汪精卫却不以为然，又过了两天，他感觉到腰部以下逐渐麻痹，并不时伴有高烧，由于病源不明，诺尔也不好对症下药，这样，就拖了下来。
　　到了2月，汪精卫病情继续发展，呈严重趋势。正好，他夫人陈璧君也患胃病，延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教授黑川利雄到南京为她治病。黑川为陈璧君治病时，顺便为汪精卫进行了诊断，认为汪精卫病情已到了十分危险的阶段，必须动大手术不可。经黑川与日本政府商洽结果，决定将汪精卫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3月3日，汪精卫带着老婆陈璧君及子女汪文惺、汪文彬、汪文悌、女婿何文杰及随从等多人乘机来到日本的名古屋。这时，太平洋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名古屋是日本的工业城市，不时遭到盟军的空袭。为了保证汪精卫的安全，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在汪精卫到达之前，由日军出面，在给汪预备的病室外侧旷地上，建筑防空壕，并限于一夜之内完成。同时，日本政府还组织日本外科、内科、整形外科、放射科的一流权威医生汇集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组成会诊团，为汪精卫治病。
　　汪精卫到达日本后，名古屋帝大医院将住院大楼四楼的一间特别室让出来供汪精卫治病、居住之用。这间特别室相当宽敞，有卧室、日式起居室、厨房、浴室、厕所等，汪精卫与陈璧君就住在这里。另外，整个四楼的房间，都让出来，供汪精卫家属及随员居住。即将灭亡的日本帝国主义觉得在这个非常时刻，不能没有汪精卫，因此，尽最大的努力来抢救这个忠实奴才。
　　经日本各科著名医生会同诊断，一致认为，汪精卫因过去所中子弹留在体内过久，诱发而成为多发性的骨髓肿症，胸骨自第四至第七节间，因肿胀而自背部向前胸发展，以致压迫脊髓神经，必须割除向前压迫的肿胀骨殖，以减轻压力。
　　3月4日，即汪精卫抵日的第二天，由日本著名外科医生斋藤教授主持施行手术。经1小时左右，手术完毕，汪精卫感觉轻松了许多，其后三四日内情况良好，汪的腿部已能轻微活动，他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不日将会痊愈。陈璧君及其子女也都十分高兴。但好景不长，几天后，病情又复呈恶化状态，汪精卫痊愈的幻想破灭。
　　

大汉奸汪精卫（4）
###月间，汪精卫病势转危，汪伪政权的大小汉奸都先后赴日探望。汪精卫望着这些与自己一样的民族败类，心中涌起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便向他们嘱咐道：
　　“我死后，文章不要留存，我的###思想曾先后发表，均为世人所知，可留的只有诗词稿。”言毕，眼中已盈满泪水，大小汉奸惺惺惜惺惺，见汪精卫如此，也都十分伤感。
　　一日，他将陈璧君叫到床前，口授一篇文章，让陈记下，题目为《最后之心情》，文章云：
　　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地，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
　　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为国家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中一线……
　　文章一半是凄凉的挽歌，一半是乞怜的哀诉，既有公开的造谣，更多的则是为自己叛国投敌罪行作徒劳的辩解。但汪精卫没有想到卖国者的臭名，岂是一篇文章的辩解所能洗刷掉的，他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陈璧君将文章记录完毕，又交汪精卫反复看了几篇，最后汪点点头，表示满意。汪精卫望着陈璧君憔悴的面容、杂有银丝的头发、昏昏然的眼神，想到当年在槟榔屿鼓吹反清革命时，两人郎才女貌，一见倾情，是何等的风华正茂，“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的誓言还历历在耳，可现在人事全非，不禁生出无限的爱怜之意。
　　10月，汪精卫病势转危，医生认为极度贫血，于是，先后由他的两个儿子汪孟晋、汪文悌为其输血，但终不见效。
　　11月9日，盟军飞机对名古屋轰炸日频，帝国医院便将汪精卫移至室外防空壕。因室外缺乏暖气设备，汪精卫夜间受寒而引发了肺炎，由此高烧不退，至深夜呼吸逐渐感觉困难，因防空壕不便叫医生，便拖到第二天。待医生赶来进行急救，已无可挽回了，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停止呼吸。这个头号民族败类终于没有苟活到抗日战争胜利，而接受人民的审判，他过早地结束了其叛国投敌的汉奸生涯，终年61岁。
　　汪精卫死后，其尸体由陈璧君及其子女护送回南京。此时，抗日战争已接近全面胜利，汪伪政府为汪精卫举行了简单的葬礼，然后，将其尸体葬于中山陵旁之梅花山。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工程兵将其坟墓炸得粉碎。
　　汪坟被毁了，汪精卫的尸骨早化成一缕黑烟荡然无存，但汪精卫这个丑恶的名字，将千秋万代为中国人民所唾骂所不齿。
　　

东北王张作霖（1）
1927年6月初，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天津刚从前几个月的惊慌失措中平静下来，工厂开始复工，市面恢复正常，但整个城市在融融的阳光下依然显得有气无力。此时，在一座清朝留下的王府——蔡园里，身着锻面睡衣的奉系军阀首领、东北王张作霖正斜躺在烟床上，边吸着大烟边思考着国内政治局势及奉系应采取的对策。
　　1926年底至1927年上半年，是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从广东出发的北伐军以势如破竹的速度先后占领武汉、南京、上海，直系吴佩孚落荒而逃，据守东南的孙传芳已遭惨败，北伐军大有席卷北京之势。但到1927年4月中旬，北伐军中的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双方的军队也在安庆、九江之间对峙。奉军见有机可乘，即向京汉铁路、皖北等地推进，一度进展到西平、上蔡、合肥、六安等地。
　　想到这里，张作霖得意起来，这个干瘦的老头一扫过去的满面愁容，心中算计着各方势力的消长起落，规划着自己未来的前程。他清楚地知道，是长江岸边的形势变化，才给了他喘息的机会，虽然目前他还能控制一些地方，但奉系军事实力已是强弩之末了。在此情况下，他觉得应采取两个重大行动，一是大树“讨赤”旗帜，向蒋介石暗送秋波；二是抓紧时机，尽快当上中华民国“元首”，不然，机会将很少了。于是张作霖即令军警在广大北方地区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下令杀害共产党著名领袖李大钊，使整个北方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与此同时，张作霖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各种“登基”的准备，企图在这风雨飘摇之际，过一过“国家元首”的瘾，实现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
　　自从1926年4月20日段祺瑞执政府被鹿钟麟赶下台后，北京政府虽频繁易人，但都是以代理内阁总理的形式代行政务，一直没有国家元首。张作霖从东北挥师入关，问鼎中原，所耿耿于怀的，就是要取得这九五之尊的大命。现在北伐军兴，奉系势力已是江河日下，如再迟疑徘徊，将成终身憾事。张作霖有了紧迫感，觉得呆在天津不好办事，干脆举家搬进北京城，这里才有帝王之气。
　　6月16日，张作霖北京顺承王府召###议，讨论解决北方的政治问题。孙传芳、张宗昌及奉系将领参加了会议，他们深深领会了张作霖的意图，在这多事之秋，他们只能推出张作霖为他们的首领。因此，在会上，孙传芳等积极推戴张作霖就任国家元首，并主张仿照孙中山的先例称元首为“大元帅”。他们说：“际此存亡续绝之交，正我辈奋身报国之日，为拯神州陆沉之危，救元元涂炭之厄，惟有吁请总司令以国家为前提，勉就海陆军大元帅，用以振奋军志，激励士心。”
　　面对大家的“拥戴”，张作霖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他连客套的意思也没有，迫不及待地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从你们就是。”于是，由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八人联名发表拥戴电，要求张作霖就任国家元首。张作霖也于当日发表通电，申述了###反革命的反动立场，表示接受拥戴。
　　经过匆忙的筹备，6月18日，张作霖任陆海军大元帅的就职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天，怀仁堂戒备森严，两挺机关枪架在门前，全副武装的士兵排立阶前，另有两架飞机在空中盘旋。午后3时半，张作霖身着戎装，满面笑容地入席，南面而立。这时，鸣礼炮108响，随后，张作霖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发表就职誓词，他说：“比年以来，四方多艰，国是蜩螗，中央无负责之人，邪说乃乘机而入。作霖者不忍五千年神明衣冠之胄，沦为异类；三万里城社农商之盛，夷为荒墟，勉徇群情，于本月18日就陆海军大元帅之职。”在张作霖一番邪说后，他的推戴者和“兄弟”张宗昌、孙传芳、吴俊升、张作相等人向“大元帅”行三鞠躬礼，表示祝贺。随后，奉鲁军高级将领也上前行三鞠躬礼，同声祝贺新的“国家元首”，当然，也希望自己能官升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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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王张作霖（2）
面对这一片“祝贺”声，张作霖似乎满足了、陶醉了，他瘦削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的思绪也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东北。
　　1875年，张作霖出生于奉天海城县，14岁因丧父被迫辍学，改学兽医。20岁的时候，东北地区群雄纷争，###不已，张作霖便纠集了十几个人，在赵家庙一带出没无常，打家劫舍，他自己当上了“胡子头”。1902年，清朝盛京将军增祺将他的土匪部队改编，任命他为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1911年武昌起义，张作霖投靠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逐渐成为东北地区最有实力的人物之一。袁世凯死后，他投靠皖系，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奉天都督兼省长。直皖战争中，张作霖窥测方向，助直讨皖，导致皖系失败。从此，张作霖除了以东三省巡阅使一统东北外，势力开始伸入关内，成为影响国内政治局势举足轻重的两大军阀之一。不久，通过两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击败直系吴佩孚，成为拥有东北、控制北京和天津地区、势力伸展到南京及上海的国内最大军阀。
　　回顾这一从绿林怪杰到“国家元首”的历史轨迹，张作霖心中涌起一阵自豪感，他环顾左右，俯视阶下，似乎普天之下已莫非王土，率土之滨已莫非王臣了。想到这里，他不觉随着满堂的祝贺声哈哈大笑起来。
　　登基典礼的狂热过后，张作霖开始冷静下来，他心里十分明白，奉系武力称雄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在国内形势影响下，他所统治的广大区域，治安混乱、财源枯竭、民不聊生、政不安稳，就连他的老巢东北也时常后院起火，这令张作霖十分不安。1928年3月29日，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召集文武百官开会，会上他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国家的财政困难日甚一日，中央各部官员的困苦情形我是深知的，希望大家在国家艰难的时候，有卧薪尝胆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我开始和大家共勉。”张作霖的语调低沉，可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但是这末日的哀鸣并不能改变他日甚一日的困难局面。
　　1928年4月10日，蒋、冯、阎、桂四个集团的军队同时下攻击令，对奉军展开大规
　　模的进攻，张作霖多面受敌，频于全线崩溃，情势大为不妙。
　　此时，一向扶植张作霖的日本当局也鉴于中国政局的变化，开始趁火打劫，对张作霖落井下石了。本来，张作霖是靠日本支持起家的，自然在很多方面对日本在华利益，特别是满蒙特权，给予很多照顾。但随着国内反日浪潮的此起彼伏，张作霖也不能毫无顾忌地满足日本无可遏止的侵略要求，他不想做一只甘心听从日本摆布的走狗，这就与日本产生了许多矛盾。
　　5月17日晚上，张作霖正和梁士诒、李宣威等人打牌，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紧急来访，张作霖知道来者不善，仍陪笑脸与之周旋。芳泽直接了当地提出要求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问题，并诱惑说：“如果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可不是三岁小孩，可以被随便哄住的，他不客气地回答：“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见哄不住张作霖，冷笑两声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有恃无恐，若无其事地答道：“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出关外。”芳泽阴沉沉地说：“那时，大元帅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正色地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
　　芳泽见张作霖不吃他那一套，便又提出了“满蒙权益”要求，称中国战争将波及京津地区，如满蒙治安受到影响，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张作霖干脆闭上双眼，不予理睬，芳泽见此，更加蛮不讲理地威胁道：“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该负一切责任。”张作霖对日本人早就看不顺眼，听到这里勃然大怒，他从座位一跃而起，将手里的翡翠烟嘴摔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对芳泽吼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随后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东北王张作霖（3）
冲突的白热化，使日本下定了除掉张作霖的决心，他们认为干掉张作霖，东北一定会发生混乱，日本便可乘机攫取整个东北。他们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由他策划执行，河本即派工兵队选择动手地点，最后，他们选定了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的皇姑屯，并决定在此埋下炸药，以炸翻张作霖的列车，如爆炸不成功，就设法使列车脱轨，然后乘混乱之际派大刀队将张作霖砍死。
　　张作霖这次真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了，蒋介石的军队行将兵临城下，日本人又如此相逼，他明白自己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只得于5月30日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文武百官在怀仁堂举行会议，在张作相等人的苦苦相劝下，张作霖终于决定关门收摊，率兵退回关外。
　　5月的中南海，林木荫翳，花瓣满地，张作霖走出怀仁堂，不禁长叹一声，流水落花春去也。他似乎看到，他所苦苦力撑的北洋军政府已忽喇喇如大厦将倾、昏惨惨似黄泉路近。
　　张作霖决定回东北的前几天，已接到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密电，说皇姑屯附近近日来日本人不许行人通过，提请大元帅注意。张作霖对这一消息不以为然，但为了安全起见，他故布疑阵，先是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离京，但2日他仍呆在北京。
　　日本一方面为了探听虚实，另一方面仍想从张作霖手中得到点什么，6月2日午后4时，日使芳泽死皮赖脸地又到中南海来纠缠，想逼迫张作霖正式在“日张密约”上签字。张作霖不但不予接见，还在自己办公室内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着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都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张作霖的办公室与客厅是连通着的，坐在客厅的芳泽听得很清楚，他坐立不安，急得打转。大约过了半小时，张作霖叫人拿出一叠文件，交给芳泽。芳泽满以为大功告成，也没细看，便匆匆离去，待回到公馆一看，张作霖在文件上只写了个“阅”字，并
　　没签署姓名。芳泽急忙打电话询问，对方说，张作霖已离开了北京。
　　6月3日清晨1时，张作霖率领一班随从人员离开顺承王府，穿过新绿街道，披着清
　　冷的月光，从大帅府正门出来。张作霖放慢了脚步。他望着这里巍峨的殿宇、熟悉的花草树木，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那粼粼的湖水，皎洁的月光，在他眼中，都变得伤心惨目了。
　　1时13分，在水泄不通的警戒中，张作霖一行出现在月台上，告别仪式开始，凄凉的军乐挽歌般地响起，张作霖强装出愉快的表情，左手紧抓佩剑，行举手礼与前往火车站送行的张学良、孙传芳、杨宇霆等高级将领告别。列车缓缓开动，向张作霖的家乡奉天行进，也在向他生命的尽头行进。
　　张作霖的专车是前清慈禧太后所乘的花车，共二十二节，张的包车在中间。随张作霖同行的，除大元帅府人员和卫队外，还有靳云鹏、潘复、日籍顾问町野武马、张作霖的六太太和三公子张学曾等。车到天津，靳云鹏、潘复、日籍顾问町野武马等人下车，列车继续前进。
　　午后，专列抵达山海关，车站有2名日本士兵站岗，态度平静，没什么异常迹象。这时，专程前来迎接的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上车，陪同张回沈阳。一路上，大家边说话边打牌，并不时向车窗外张望，见岗哨林立，也就放心了。一会儿，有人累了，便解衣而睡。张作霖睡不着，便与吴俊升天南海北地唠了起来。
　　第二天天亮时，火车到了新民，张作霖向窗外望去，只见铁路沿线都有士兵警戒，面向外立，十余步就是一岗，一派森严的景象。目睹此景，张作霖一扫颓败的情绪，扩张的野心又油然升起，他对吴俊升说：“我们关起门来养他两三年，出关后依然是老虎。”吴俊升讨好地说：“大帅是只真正的老虎，我们是老熊，大帅要是再入关，肯定会把小南蛮全造了。”他说完笑了起来，张作霖也哈哈大笑，这是他出关后的第一次如此开怀大笑。
　　

东北王张作霖（4）
就在他们兴致勃勃地沉醉于卷土重来的美好设想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地点附近，就再没有哨兵警戒了。
　　专列路过皇姑屯车站时，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上车为张作霖接风，然后，列车继续向沈阳城小西门外奉天车站行驶。
　　几分钟后，吴俊升献殷勤地说：“大帅，车已过皇姑屯了，有点冷了，穿上大衣吧。”张作霖也觉得紧张了一整夜，身体既累，也感到有点冷，便站起身来准备穿大衣，此时是6月4日晨5时30分，忽听脚下轰隆一声巨响，列车就像一叶小舟，被一股强大的热浪冲得腾空而起，并迅即跌落于烟波火流之中。待烟雾稍稍散去，人们看到，专列上所挂的三节贵宾车全被炸翻，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和钢梁底盘，其他如车顶棚和车窗等全部被炸得不知去向。
　　张作霖的卫队即从后边的车厢下车，紧急进行抢救，从包车中抬出吴俊升、张作霖。吴俊升头部被一铁钉洞穿，早已毙命，张作霖被炸得血肉模糊，但还一息尚存。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即从附近拦了一辆结婚的汽车，将新郎新娘赶出，把张作霖抱入车内，护送到沈阳大元帅府。这时，张作霖衣服全是血，一条手臂已断，奄奄一息。在医生给他治疗时，他清醒过来，睁开眼，看着周围的一切，充满无限的留恋，但他一生从事军旅，最不喜欢儿女情长，多少话咽进了肚里，只是断断续续地对其夫人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赶快回沈阳。”张作霖再也没有力气讲话了，他微微闭上眼睛，似乎要回顾昔日起于草泽，啸聚狂徒，称雄东北，问鼎中原的辉煌，也似乎要品味一下如今被日本人抛弃、落得如此下场的凄凉，但他的生命已不允许他去慢慢回顾、细细品味了。几小时后，这个曾不可一世的东北王、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便停止了呼吸，死在过去他曾投靠的日本帝国主义手下，终年54岁。
　　张学良得知父亲身亡的消息后，匆忙化装回奉，先处理了军中急迫问题，稳住东北局势后，21日才发布大元帅去世的消息。这样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炸死张作霖、造成混乱、挑起战端、霸占东北的阴谋也就宣告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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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首领吴佩孚（1）
1932年元旦刚刚过后，北平城里下起了大雪，到处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连续几天，雪花依旧飘落，朔风呼呼作响，北平古城，呈现着一派寒冷、肃杀的景象。
　　一天，北平车站突然热闹非凡，站前站后，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月台上聚满了文武官员及各方显要，为首一人是主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张学良少帅，他躬率部属，如此慎重，亲临车站，是为了迎接一个什么人物的到来呢？
　　下午3时，列车徐徐到站，在礼炮奏乐中，车门启开，走出一个身穿长袍、体格魁梧、颇有军人气质的老人来。他，就是当年北洋政府时期鹰扬牧野，虎踞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