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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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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虽然预先打了电报给张学良，但对他这位世侄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不抵抗政策而丢失东北十分不满。因此下火车后，他无视盛大欢迎场面，脸色冷峻，与张学良握手后便急忙钻进小车，将张学良及欢迎人群撇下不管，一个人匆匆驱车进了他在北京东城什锦花园胡同的住宅——吴家公馆。
随从人员都认为吴佩孚使张学良如此难堪，实在有点过份，便劝他应去回拜张学良，使关系有所缓和。吴佩孚仍然情绪激动，恨恨地说：“我是要去找小六子的。”
第二天，吴佩孚来到顺承王府张学良的官邸，算是回拜。张学良执以晚辈礼，将他扶进客厅，并亲自沏茶。
吴佩孚还没坐稳，便忽地站起来，怒目圆睁，用手指着张学良，厉声问道：“沈阳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
张学良本来对吴佩孚昨天的行为十分不满，今天吴佩孚又如此不讲情面，一时火起，也顾不得礼节，腾地站起身来，怫然变色，抗声回答：“我有命令！”从张学良的答话中，吴佩孚已听出一些分量，但他依旧不让寸分，步步紧逼，高声反问：“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带兵多年，难道这个道理也不懂吗？”
吴佩孚的幕僚、张学良的部属都怕事情闹僵，影响两人的关系，急忙将话岔开。但吴佩孚还是恨恨不平，坐了一会便要走，张学良心中不舒服，也不留客，将他送至中门。
吴佩孚虽然发了脾气、但张学良毕竟是晚辈，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曾与吴佩孚义结金兰，在打打闹闹中非同一般的交情，便原谅吴佩孚了，觉得不能与这位已经下野的倔强老头儿一般见识。隔了一天，张学良亲自到吴公馆看望吴佩孚，也许吴佩孚也觉得自己火气太大，做得有点过份，内心进行了反省。因此这一次，吴佩孚态度缓和多了，他十分亲热地将张学良领进了自己的书房，在书房中，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密谈。
在密谈中，吴佩孚力劝张学良聚集兵力，反攻东北，收复失地。但张学良顾虑重重，说自己旧部多已失散，难以聚集，更重要的是，关于东北问题，中央将会采取有效办法，自己不能轻举妄动，而打乱中央的部署。吴佩孚根本不听这一套，他说：“现在日本占领东北，立脚不稳，我们反攻，一定能收复失地，这大好良机，不能错过呀！”张学良无奈，只好说回去商量后，再派参谋长向大帅请示，而匆匆离开了吴公馆。以后，张学良很少往什锦花园来，即使是逢年过节来一下，也只是礼节性地问候大帅，送点节日礼品而已，绝口不谈国家大事。张学良这种“敬鬼神而远之”的作法，使吴佩孚大失所望，他恨恨骂道：“张学良这小子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但他也只能是骂骂而已，自己是下野的败将，无兵无权，说话有谁听呢？无可奈何，只好带着他的一些随员，在什锦花园的吴公馆里，关起门来作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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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首领吴佩孚（2）
吴佩孚在北平一住就是好几年，转眼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军兴，华北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这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一小撮汉奸卖国贼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一些地方，先后成立了若干傀儡政权，这是日寇采取“以华制华”政策的产物。日寇在这些地区收买曾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过的失意政客和下野军人，替他们鼓吹，实行所谓的“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建设东亚新秩序”等侵略计划。吴佩孚曾是北洋政府时期叱咤风云、煊赫一时的大人物，自然也就成为日寇最合适的争取对象。
1938年底，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接受上司的命令，亲自到吴公馆拜访吴佩孚。吴佩孚心里十分清楚，土肥原亲自出马，必定没安好心，因此十分警惕。双方见面，表面上十分客气，寒暄完毕后，土肥原直接了当摊了牌，哭丧着脸，哀求说：“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
听了这话，吴佩孚哈哈大笑说：“我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能救你们日本人？”土肥原见吴佩孚装模作样，也不再卖关子了，他干脆一语中的，和盘托出：“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
“好哇！”吴佩孚一口答应，“如果贵国天皇和我国蒋委员长，双方都打电报来要我出面调停，我一定照办，并尽力而为。”
土肥原知道吴佩孚在耍弄他，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反驳，竟顿时语塞，好半晌才说：“我们所说的调停，是想请玉帅出山，和日方共同维持中日间的和平。”
吴佩孚也干脆一杆子通到底，他明确提出：“那好，如果一定要我出山，请你们退出中国，连东北也退出！如果你们日本军队还在中国，那中日间是没有什么和平可言的，因为是你们侵略我们中国。”
土肥原不敢再往下说了，他知道吴佩孚不会就范，只好怏怏退去。此后，土肥原又两次登门造访，仍然被吴佩孚顶回。他枉费心机而一无所获。
土肥原不敢到吴公馆来了，他派川本芳太郎继续他的工作，劝吴佩孚投降。这个川本芳太郎，一向以侵华为专业，尤以劝降而著称。他为人狠毒、阴险狡猾，接受任务后，自信一定可以把吴佩孚拉过来当汉奸，为此，他制定了极其周密的方案。
川本为了便于接近吴佩孚，他装出十分虔诚的样子，拜吴佩孚为师，开始，他绝不谈政治，经常向吴佩孚请教孔孟之道，并开口闭口老师长老师短的，一副尊师重道的学生模样。时间一长，吴佩孚同他熟悉了，也多少对他有些好感，便同他海阔天空，古今中外，什么都谈了。
川本以为时机成熟，便向吴佩孚摊牌，说要请老师出山，将北方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殷汝耕等几个伪政权统一起来，让他主持。
吴佩孚一听，勃然变色，他厉声说：“原来你跟我做学生，是为了拉我当汉奸，你拐的弯太大了。要我出山，还是那句话，你们日本军队退出华北、东北，退出整个中国！”一席话正气凛然，说得川本这个日本高级特务瞠目结舌，无话可答，只好诺诺退出。
川本回来后，找来几个汉奸，将一口怨气发在他们头上，他大骂一通后，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让汉奸陈廷杰去向吴佩孚下最后通牒。陈廷杰过去是吴佩孚的部下，以为凭着昔日旧情，吴佩孚是会听他话的，便兴冲冲地来到吴公馆。吴佩孚对这个热衷于当汉奸的部属极度鄙视，出于礼节，还是让他进了客厅。入坐后，陈廷杰面色阴沉地说：“大帅，你看看，人家下哀的美顿书了，你到底干还是不干？”说罢，就从衣袋内掏出川本的信往桌上一摔。
吴佩孚见陈廷杰这个样子，不由怒从心头起，他勃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声色俱厉地说：“你想拉我上贼船？你要我投降？日本小鬼的把戏，哪样瞒得过我，你是四川人，怎么不回四川劝蒋介石投降？”吴佩孚越说越气，伸拳掳袖，要向陈廷杰动武，陈廷杰见状，吓得抱头鼠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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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首领吴佩孚（3）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叛变投敌，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汪精卫投敌后，极力拉吴佩孚与他合作，一块干卖国勾当，他派亲信陈中孚赴北平晋见吴佩孚。
在吴公馆，陈中孚见了吴佩孚后，委婉地转达了汪精卫的意思，说吴佩孚如能附敌合作，将让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北平“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还没等陈中孚说完，吴佩孚霍然站立，毫不容情地破口大骂：“谁跟汪精卫合作，这人必定下贱！”吴佩孚边骂边顺手拿出一个手卷，递给陈中孚说：“这是我亲笔写的，文天祥正气歌，你替我带回去，送给汪精卫！”
陈中孚展开手卷，一行行公正有力的字出现在眼前：“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陈中孚满面通红，仓皇而出。吴佩孚的强硬态度，使日本人大伤脑筋，他们知道，要拉吴佩孚出来当汉奸做傀儡是绝对不可能了，而且，吴佩孚的凛然正气深得沦陷区人民的赞扬，为了消除其影响，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拔掉这一硬钉子。
吴佩孚当然也觉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知道日本人不会放过他，但事已至此，已容不得过多地考虑了。他只是心萦时艰，感怀国事。1939年春天，他感物伤怀，以对家国无限的情感，写下了殉国前的绝笔诗《春感九首》，表达了他对祖国山河的留恋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然后，安然在家，等待日本人下毒手这一天的到来。
1939年的冬天来到了，在这多雪的季节里，吴家公馆更是冷落萧条，由于日本人经常性的监督、寻衅，使整座大院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在此情况下，吴佩孚的随从人员走了不少，吴佩孚整天充满忧思与苦恼，艰难地度过每一天的时光。一天，吴佩孚吃饺子，因馅里有肉骨头碴子，正好插在他稀疏的牙缝里。当时他认为不要紧，不料到晚间，由此却引发了急性牙龈肿痛。从此，吴佩孚疼得天天捂着嘴，哼声不绝。
吴夫人张佩兰急忙延请医师诊治，连续几天，却无效果，张佩兰十分着急，便说服他到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医院请德国医生开刀。吴佩孚听罢严词拒绝，他说他一生不入租界，不能破了规矩。无奈，只好拖下去，以为跟以前一样，拖些时日就好了。但这一次却不同，吴佩孚的病情越拖越严重，最后两腮也肿了起来，连喉头也发炎化脓，此后，就连话也说不清楚了。
吴佩孚的病情被川本知道了，他认为这是除掉吴的大好时机，在进行周密布置后，决定就此下手。
12月4日下午3时，川本太郎、日本医生石田、几个日本女护士、大汉奸齐燮元和符定一，以及若干军警，煞有介事地来到吴公馆，说是给吴佩孚看牙病的。从川本的阴阳怪气和军警的横蛮态度来看，吴公馆的人都感觉到似乎有不祥之兆。但吴夫人与五姑爷张瑞丰商量后，认为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不敢做什么手脚的，再加吴佩孚的牙病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便同意日本医生给吴佩孚看病。
吴佩孚已说不出话，但他两眼怒睁，射出凛然不可侵犯的光芒。
石田打开皮包，拿出钳子和一根小的白钢条，由女护士扶着吴佩孚的头，石田使用小白钢条撬开病人肿合的嘴，并在嘴中东掏西探了几下，然后转过身来，向川本说，必须开刀，把脓取出来，否则有生命的危险。
翻译把石田的话告诉吴夫人后，吴夫人便叫了起来，表示不同意开刀，说就是开刀，也不能在家里进行，必须进医院手术室。齐燮元等人都陪着笑脸，围着吴夫人左右劝说，川本也挤过来，讨好地说：“不开刀怎么行呀，你看大帅疼痛难忍，夫人，你要以大帅的身体为重。”
好说歹说，才稳住了吴夫人。于是，石田急忙从皮包中拿出手术器具，准备动手，但一看吴佩孚那凛然的眼神，不由胆怯了，他迟疑了一下，回头看看川本。川本走过来，对石田严厉地说：“我是奉天皇陛下之命，请吴大帅出山去负中国政府之责任的，你应当尊重天皇，尽你最大的智能！”
直系首领吴佩孚（4）
川本说完，转过身来，命令军警将吴家几位幕僚和副官一齐轰出门外，只让吴夫人与张瑞丰留在房间。
石田听了川本的话，镇定一下精神，然后取出一把狭长锋利、寒光四射的手术刀。他左手拿小白钢条，右手拿手术刀，几个女护士接着吴佩孚的头。吴佩孚不愿开刀，他不能说话，用力挣扎着，但病体力衰，不一会便不动弹了。石田一手撬开吴佩孚的嘴，一手执刀便往口腔里戳……
张瑞丰看得清清楚楚，他突然记起了一件事，便大喝一声：“慢着！”石田的动作停止了，川本气势汹汹过来问：“你的，什么事？”张瑞丰怒目相问：“既然是开刀，为什么连麻醉针也不打？”一句话提醒了吴夫人，她也尖声抗议。
石田苦丧着脸，十分窘迫，他连声道歉，随后，便要女护士给吴佩孚注射了麻药。房间里重新安静下来，吴夫人与张瑞丰屏着呼吸，紧张地看着这非同寻常的手术。
石田再次拿起小白钢条和手术刀，用钢条再次撬开吴佩孚咬紧的牙齿，一手将那把狭长锐利的手术刀伸进了吴大帅的口腔……
“呃——啊！——”
只听一声震撼心弦的惨叫，吴佩孚双目怒睁，哇地一股鲜血，从口中直喷出来，鲜血射到两名东洋护士身上，地上、床上溅得到处都是。吴夫人与张瑞丰见状，直奔床前，见吴佩孚口中还在大量出血，人已奄奄一息，处于弥留状态。
这时，吴公馆的人听见叫声，也一齐涌上楼来，川本、石田及汉奸、军警等，在大家忙乱之中，早已匆匆下楼，仓皇逃走。
延至3时45分，吴佩孚停止呼吸，结束了他复杂、传奇的一生，终年66岁。
吴佩孚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蒋介石也深表哀悼，即致唁电表示哀悼，电云：“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
12月6日，是吴佩孚的“送三”日，这一天，北平市民倾城出动，为不屈的吴大帅“送三”。从什锦花园口大街，到西大街、北大街，一直到神路街口，两旁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神情悲愤，肃然无哗，以此抗议日本军阀的暴行。
吴佩孚死了，是功是罪，也可以定论了。他曾是北洋军阀的主要首领；他曾制造过二七惨案，杀过工人，也杀过共产党；他也曾是北伐义师的主要敌人；他曾不可一世，也曾落荒败逃。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十分复杂，难以把握。他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都从梦里误平生”，说得十分含糊。当然他不可能正确地总结自己的历史，纵观他的一生，大半是在梦中，但有时还是清醒的，至少在他的晚年还是清醒的。正是由于他在晚年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自己国家时，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才使他早已终结的政治生命闪出了一丝光辉，北平市民万人空巷为他送葬，就是对他晚节的肯定与赞扬。历史是公正的，人民也是公正的，对吴佩孚这样的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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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院政治吹鼓手汤化龙（1）
汤化龙是近代中国颇负盛名的资产阶级立宪派领袖人物。1874年11月27日，生于湖北浠水县一个世代商贾人家。幼时习八股文，成绩优秀，曾考取清朝举人、进士，后留学日本，入政法大学学习法律。1909年回国后，适逢清朝政府实行宪政，令各省成立咨议局，汤化龙遂被推举为湖北省咨议局副议长、议长，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上。
1911年，武昌首义，赶走了清朝官员，组建湖北军政府。由于事起仓猝，初无全算，革命党人只得从旧政府中罗致人才。在军界中，革命党人看中了黎元洪，在政界人物中，则垂意于汤化龙。于是，汤化龙由一名清政府旧官员摇身一变，先后任湖北军政府民政总长、政事部长、编制部长等要职。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由于汤化龙是首义之区的政府重要负责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后任命他为法制局副局长、陆军部秘书处长。这样，汤化龙在中央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政府北迁，汤化龙很快投向袁的怀抱。由于汤是旧官员出身，在湖北地区的所作所为又深得袁的欣赏，因此，袁世凯让他当了民国“议会”的副议长。1913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开幕，成立参议、众议两院，袁世凯大力支持汤化龙竞选众议院议长，对议员威胁、利诱，终使汤化龙勉强以过半数而当选为众议院议长。
对于袁世凯的提携，汤化龙感激涕零，为了报答袁世凯，他鞍前马后，为强化袁的专制统治卖力。当时在议会中，国民党的势力最大，这对一心搞专制的袁世凯来说，不能不是极大的威胁。为了对付革命的国民党，汤化龙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将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合并，组成新的进步党，汤化龙成为该党的主持人之一。进步党成立后，成为在国会中能与国民党抗衡的一个大党。
1913年4月，袁世凯为了当皇帝，对革命党人进行武力镇压，指派赵秉钧等人同帝国主义订立“善后大借款”。对于这个卖国的借款，汤化龙坚决支持。为了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他在众议院会议上，向议员们撒谎，说是参议院已经通过了“善后大借款”，强迫众议院也予以通过。但谎言很快被揭穿，汤化龙的阴谋破产了。他恼羞成怒，竟指使进步党议员对持反对意见的国民党议员大打出手，闹得会议不欢而散。
袁世凯不满足于临时大总统，急于要当正式大总统。他等不及先制定宪法，然后按照宪法规定选举总统的程序，提出要加快选举总统的步伐。对于袁世凯的要求，汤化龙心领神会。9月5日，他主持下的进步党人通过了“先选总统，后制定宪法”的决议，为袁尽快当正式大总统提供方便。
10月6日，在汤化龙的主持下，众议院开会选举大总统。会场外，袁世凯布置了便衣军警及地痞流氓数千人，叫嚷：“今日非将公民所嘱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议场一步。”汤化龙顺应袁世凯的意志，也跟着鹦鹉学舌，鼓吹大总统非袁世凯莫属。在这种高压下，国会议员们忍饥挨饿，从早晨8时至晚上10时，连续投票3次，终于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汤化龙死心塌地替袁世凯效力，也博得了袁的欢心，袁世凯当了正式大总统后，即任命汤化龙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另派汤化龙之弟汤芗铭为河南都督。对于教育总长的位置，汤化龙早就垂涎欲滴，1913年就通过种种手段想捞到手，结果被参议院否决，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汤化龙满心高兴，一心以为可以按他设想的一套办教育了。但谁知袁世凯大权独揽，汤化龙提出的一系列办教育的方案，到了袁世凯那儿都被否决。他什么事也干不成，整日无所事事，他领略到了专制集权的意味，既感到不满，又毫无办法，只好待在家里自学英语，苦度时光。
护国战争后，袁世凯在人民的唾骂声中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汤化龙失去后台，只好改换门庭。他见段祺瑞势力大，便投入段的怀抱，希冀在段的保护下，获得一官半职。果然，段祺瑞将汤化龙拉回国会，复任众议院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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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院政治吹鼓手汤化龙（2）
袁世凯倒台后，汤化龙高唱“不结党”，进步党也就星分云散。但为了对付国民党，他与梁启超又组织了“宪法研究系”，实际上是进步党的复活，“研究系”也成了段祺瑞反对国民党的御用工具。
1917年初，北京政府因参加欧战问题发主了府院之争。国务院段祺瑞企图借参战获得日本的支持，扩大势力，以完成“武力统一”的美梦，因此主张参战；而总统府黎元洪则反对参战。“府”、“院”之间，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
汤化龙极力支持段祺瑞，他不辞劳苦，多方串连，动员研究系议员赞成参战案。但由于国民党议员的坚决反对，议会通过决议，暂不讨论此案。
汤化龙见国会没按自己的意愿办事，十分生气，他站到国会的对立面，完全倒向军阀一边，鼓动督军团采取行动，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同时，为了拆国会的台，他于5月30日辞去议长之职，以威胁国会，在他的带动下，研究系议员70多人纷纷辞职离京。
张勋复辟破产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元勋复任国务总理。由于汤化龙助段有功，被任命为内政总长。汤化龙受宠若惊，为了答谢段，他与梁启超一起，倡议解散被段视为眼中钉的国会，这一提议很快经内阁会议通过公布，国会遂解散。
1917年11月22日，段祺瑞内阁因推行“武力统一”的军事行动在湖南遭到失败，不得不在人民的反对声中倒台。树倒猢狲散，汤化龙与梁启超的研究会也随着段的倒台而退出政坛。
汤、梁下台后，走了两种不同的道路。梁启超看透政治而潜心学问，成为著名的学者；汤化龙则不愿就此罢休，决心出国考察，学习外国议会政治，以图东山再起。1918年初，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的时候，汤化龙在上海登上了一艘去日本的轮船，他满怀希望，企图去国外取得“真经”回来，重返政治舞台。轮船徐徐前进在蔚蓝色的大海上，汤化龙望着天水交接的地方，沉浸在美好的幻想中。
汤化龙到达日本后，拜会了朝野各方政治领袖，与他们密会、交谈，似乎学到了些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学到。他觉得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对中国抱有很大的野心。一些日本人在他面前口气很大，十分无礼，他觉得呆在那儿没什么意思，便于1918年6月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在美国，他不敢放肆活动，因这里华侨很多，革命党势力很大，而美国人对这位下台的议长似乎没太大的兴趣，无奈，在招摇两个月后，便转道加拿大的维多利
亚港，准备从这里坐船回国。
维多利亚港是加拿大太平洋岸温哥华岛的优良港口。这里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工商繁荣，是一个美丽的港口城市。这里华侨众多，当时已达4000多人，在该市从事各种职业。由于长期在海外谋生的艰辛，华侨的乡心乡情都很重，宗族观念也很强，因此，汤化龙的到来，他们有如见到亲人一样的高兴，以各种形式欢迎这位中国众议院的前议长。
9月1日是星期天。维港的汤姓华侨联合起来，在华侨聚居的闹市区敢富文街的叙馨酒楼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汤化龙。他们都姓汤，视汤化龙为自己的本家，因此格外亲切。汤化龙在日本、美国受到的冷遇多了，现在在维港受到华侨如此热烈的欢迎，心中颇为高兴。接到邀请后，本来他当时身体不太舒服，想休息一下，但为华侨的盛情所感动，出于礼节，即于下午6时携带随行人员霍坚及留美学生傅霖赴宴。
由于是星期天，按当地习惯，除旅社餐馆外，各商店都闭门歇业一天，因此这天
维市的街巷冷落萧条，行人稀疏，整座城市显得平静而祥和。汤化龙的小车很快驶到了叙馨酒楼。这里热闹非凡，与街面上的冷清判若两个天地，雅致的厅楼上摆了五桌酒席，主宾共达六十多人。中国北洋政府驻温哥华市的领事王麟阁也应邀前来作陪，还有中华会馆的董事及本地一些有名望的人，大家济济一堂，谈笑风生。酒过三巡，有人唱起了京剧，有人唱起了家乡小调，一时，灯红酒绿，音雅声柔，其乐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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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院政治吹鼓手汤化龙（3）
宴会至晚7时50分才散席。汤化龙摇摇摆摆地走下楼来，推门出去，见外面仍亮如白昼。原来，维市处于北纬50度，夏季昼长夜短，所以此刻虽太阳早已西沉，但夜幕犹未降临。汤化龙见天还没有黑，便提议找个娱乐场所休息一下再回去。大家兴致犹浓，都表示赞成。有人告诉他，在前面拐角不远的费土克街，有个叫适适轩的华商俱乐部，汤化龙一听便要舍车前往。随行人员霍坚说，海外情况十分复杂，三年前，进步党人黄远庸就是在旧金山一次宴会中被人暗杀的，为了安全起见，劝他还是乘车前往。
汤化龙却大不以为然，他乘着酒兴说：“我怕什么？谁敢害我？”坚持步行，并迈开大步，走在最前面。随行人员霍坚及中国驻温哥华领事王麟阁等人紧随其后。大家边走边谈，很快至街口拐弯处。拐过弯，便是费士克街。迎面赫然一座楼房，上书三个中文大宇“适适轩”。汤化龙一见笑了起来，说：“看，到了，没出什么事吧？你们总是风声鹤唳，草木……”话还没说完，突然从路旁窜出一名刺客，身穿紧身黑衣，手持双枪，对准汤化龙开枪射击。汤不及躲闪，被一枪击中腹部，他疼痛难忍，双手捂着腹部，张口正欲喊叫，又一颗子弹从口射入，直穿后脑，汤化龙顿时倒于血泊之中，气绝身亡，终年44岁。
随行人员霍坚见汤化龙倒地，急上前扶救，但凶手已逼上前来，朝霍连续开枪。霍坚年轻灵活，即闪向一旁，一颗子弹从胯下穿过，另一子弹则擦耳而过，霍坚顿时吓得瘫倒在地。凶手以为霍坚已死，便舍霍去追击领事王麟阁，王即转回身夺路奔跑，凶手连射几枪均未击中。此时，维多利亚市的警察及消防人员闻讯赶到，将凶手包围，凶手见无路可逃，便举枪自杀毙命。经当地人辨认，刺客是维市一名理发师，叫王昌，广东香山人，为国民党党员。
枪声、嘈杂声终于停止，维多利亚港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轮船照旧出港进港，海水照样潮起潮落。汤化龙早年参加辛亥首义后的湖北军政府，无疑是做了一些好事，但后来追随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逆历史潮流而动，最终落得客死他乡、伏尸海外的下场。这些除了给人们酒后茶余以谈话资料外，还能留下些什么呢……
东南王孙传芳（1）
1925年10月23日，秋风瑟瑟，落叶萧萧，安徽蚌埠城经过几天的激战，终于平静了下来。这天晚上，虽然城内大街小巷到处是焦土余烟、断壁残垣，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可东南五省联军司令部里却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各路将领齐集大厅，庆祝对奉军的胜利。端坐上首的一个军官，年约四十岁左右，个子高大，满脸横肉，面带傲气，不时发出一两声奸笑，他就是联军总司令、直系大头目孙传芳。
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生于山东历城。早年丧父，家境贫寒。1904年从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毕业后，东渡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毕业回国，由陆军部派往北洋第二镇第三步队第五标任教官。凭着他善于应酬、广泛交结的本领，深得上司赏识，很快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升任营长，再任团长，后又任旅长。1921年湘鄂战争后，他投靠吴佩孚，当上了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江浙战争后，他升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被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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