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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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缁队�8月1日，昆明报界请他演讲，他欣然赴会。演讲会上，杨杰快言快语，公开宣言国民党政权一定完蛋，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国民党统治区好比一条大蟒，黄河流域是蟒的尾巴，长江流域是蟒身和脖颈，现在尾巴、蟒身和脖颈已被解放军拿住，只剩下两只眼睛，一只是四川，一只是广东，目前，解放军正向这两只眼睛刺去，身子与脖颈都丢掉了，眼睛还能保得住吗？”
杨杰精湛的分析，博得编辑、记者们阵阵掌声，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大家都认定，蒋介石败局已经注定。第二天，昆明各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杨杰的演讲，市民争相传阅，纷纷议论，昆明各界迅速掀起阵阵反蒋怒潮。
此时此刻，呆在台湾的蒋介石看到了关于杨杰演讲的报道，气得脸色铁青，连忙找来军统头目毛人凤，大骂一通后，下达了杀掉杨杰的指令。毛人凤即打电报给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命他尽快暗杀杨杰。沈醉接令后却不敢轻易动手，他知道杨杰与卢汉的关系，如杀了杨杰，卢汉不会放过他，他的家小都在昆明，将会受到牵连，因此，他虽然作了种种布置，却一直下不了决心。毛人凤在台北等了几天没有消息，大为恼火，再次给沈醉发电，限他三天执行，否则按纪律严惩。沈醉无奈，只好召集特务，商量暗杀方案，哪知他们的谈话让
沈醉的母亲听到，善良的老人平素知道杨杰的为人，听说儿子要杀杨杰，咬牙切齿要与沈醉拼命，沈醉只好答应母亲，撤消暗杀命令。
蒋介石见军统行动迟缓，十分生气，他亲自从台北飞往重庆，召见卢汉，进行训话，在卢汉返滇时，他命毛人凤另派人到昆明逮捕杨杰，并由原机解回重庆处理。毛人凤急派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率大批特务随同卢汉赴昆，去执行这一紧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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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高参杨杰（3）
卢汉见特务们一同前往，知道必定与杨杰有关，急忙向杨杰发了密电，告诉他，毛人凤黑名单上第一人就是杨杰，蒋介石这次派特务来，将会对他不利，要他火速离滇。
对于特务们异常的举动，杨杰也有察觉，现在又接卢汉密电，他感到事态严重，
因此决定离开昆明去香港。他女婿朱建飞迅急用化名为他代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
9月9日上午，朱建飞开着小汽车来到杨家，化装了的杨杰迅速上了车，躲在汽车
后座下面，骗过了监视的特务，向昆明机场急驶而去。
从重庆来的徐远举一下飞机，直奔沈醉家，连茶也没喝一口，就催沈醉到杨家捕
人。于是，徐远举、沈醉急匆匆带领一帮特务，包围了杨杰住宅，然而他们却扑了个空。此时，杨杰正好登上飞机，一会儿，发动机升火，飞机离开地面，缓缓起飞，杨杰望着逐渐远了的昆明，眼中噙着一腔酸楚的泪，内心悄然说道：“再见了，家乡！”
杨杰到香港后，住进轩尼诗道303号A4楼一幢公寓。自昆明脱险后，他十分谨慎，平日深居简出，很少到公众场合露面，有时出去，也进行必要的化装，因此来港后，很少人知道他的行踪。
蒋介石得知杨杰逃往香港的消息后，大发雷霆，将毛人凤痛骂一顿后，限期令他找到杨杰，将其杀害。毛人凤领旨后，即飞昆明，也像蒋介石骂他一样，将徐远举、沈醉大骂一通，并派特务重新搜查杨宅。根据从杨家搜出的日记、来往信件，查出了杨杰在香港的一些关系，知道杨杰与香港的李宗理来往密切，同时，从信件中查出了杨杰到港后的详细住址。
得到这些线索，毛人凤大喜过望，将这些信件带往台湾，找人模仿李宗理的笔迹，写了一封给杨的信，然后将信交给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令他赴香港执行暗杀杨杰的行动。
杨杰在香港的处境已是相当艰难，中国共产党对他十分关心，早在五六月间，中共中央便通过潘汉年、张铁生托人转告他，要他迅速离开昆明，转道香港，然后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杨杰认为西南策反已有一定成效，一旦离开，恐于大局不利，因此没有离昆北上。现在他到了香港，共产党依然关心这位真诚的党外朋友，在杨杰到港后的第十天，即9月19日，就接到在香港的中共地下组织转来的通知，告诉他，已经买好了到北平的飞机票，让他准备一下，马上离港赴平。
杨杰接到共产党的通知后，十分高兴，他打心眼感谢共产党在他处于劣境时仍然关心他。他觉得几十年的奋斗，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那就是跟共产党走。他想到此去北平，就要见到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还要参加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将把自己所学的军事知识全部贡献给祖国的国防事业，想到这些，他心中不由一阵阵激动。这时，女佣走进书房，向他通报：“杨先生，外面有两位先生找您。”杨杰的思路被打断，他从美好的憧景中回到现实来，望着女佣，他警惕地问：“什么人！找我有什么事！”
“说是李宗理先生派他们来的，他们说有李先生的亲笔信，要当面转交您。”
“那就请他们上来吧！”杨杰不加考虑地说，因为李宗理是他要好的朋友，那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两位“先生”很快随女佣上了楼，杨杰见二人相貌文雅、穿着气派、谈吐礼貌，丝毫没有将他们与“刺客”、“杀手”联系起来，在问过姓名后，热情将他们迎进客厅，并让女佣为他们沏上茶。
待女佣出去后，其中一位“先生”拿出一封信，说是李宗理写来的，边说边双手奉上。杨杰抬眼一看，信封上是熟悉的笔迹，更加深信两人是好友李宗理派来的，便接过信，拆开信封，抽出信纸，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
两位“先生”见杨杰已经上当，相对一笑，其中一位努努嘴，另一位忽地露出凶相，拔出手枪，对准杨杰的头部，连开两枪，杨杰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便扑倒在地，脑袋破碎，洒下一滩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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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高参杨杰（4）
凶手正是叶翔之派来的军统特务，他们开枪后，即仓皇夺门而逃，待人们赴到现场时，凶手已逃得无影无踪。杨杰，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军事家、反蒋反内战的民主斗士，没有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死在蒋介石特务的暗杀中，这一年，他仅61岁。
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曾与自己共同战斗的朋友。1952年，人民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将杨杰的骨灰从香港运回，安葬在昆明西山墓地。西山绿树葱茏，滇池碧水荡漾，杨杰静静地躺在故乡的怀抱里，与日月同辉，与山水长存。
抗日名将卫立煌（1）
1950年3月14日，北国还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南中国海上，却是风和日暖，波光粼粼，一碧万顷。这时，平静的大海上，一艘从香港开往澳门的客轮正徐徐前进。
在船上，一间豪华的特等舱里，坐着一对年约50多岁的夫妇，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旗袍，从气质、谈吐来看，他们不会是一般的等闲人物。是的，他们不是寻常百姓，只要了解一下他们的过去，谁都会大吃一惊，男的就是当年北伐英雄、抗日名将、解放战争时的东北“剿匪”总司令、被共产党列为战争罪犯的卫立煌将军，女的是他夫人韩权华。
卫立煌自打上船后就很少说话，他既兴奋又感慨，总望着神秘的大海长久出神，过去的种种经历一幕一幕，十分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1897年，卫立煌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的卫杨村，辛亥革命时入湖南学兵营，后随军到了上海，参加过上海光复的斗争。1915年赴广州，入粤军当兵，后投靠蒋介石。北伐战争开始后，他随军北伐，因作战英勇，深得蒋介石喜爱，逐级提升，直到当上师长，卫立煌也因此对蒋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从1931年起，卫立煌升任第十四军军长，在蒋介石指挥下，率部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残杀过红军和革命群众。抗战初期，他先后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他任职期间，与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建立了较好的关系。他亲自到过延安，会见过毛泽东，当年毛泽东曾热情设宴招待他。在延安，他还见过周恩来、刘少奇、林彪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在他自己的司令部，卫立煌亲自接待过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在洛阳，他与新四军将领彭雪枫有着友好往来。
1943年，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他率军英勇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一举而成为抗日名将。解放战争中，他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辽沈战役中兵败东北，他侥幸逃脱；回到南京后，被撤职查办，遭到软禁。淮海战役结束后，南京城里一片混乱，卫立煌乘此机会，逃了出来，先奔上海，再从上海登上一艘英国轮船，仓皇逃往香港。
新中国的诞生，给卫立煌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为新中国感到欢欣鼓舞，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新中国要缉拿归案的“战争罪犯”，欣然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发到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致贺，电云：
“北京毛主席：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卫立煌汇”。此后，卫立煌十分关心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事业，他常看报纸，听收音机的新闻节目，为大陆的建设成就所鼓舞，他感到共产党的伟大，新中国的温暖，决心投奔光明。
周恩来知道卫立煌在香港的处境和愿回大陆的心情后，立即指示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秘书、韩权华的侄女韩德庄给卫立煌写信，欢迎他回大陆。卫立煌见信后，知道是周总理叫他回去，内心十分高兴，久久不能平静。他即说服夫人韩权华，让她与自己一同回大陆，并很快做好一切准备，不久，便坐上了香港至澳门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轮船在南海上破浪前进，卫立煌也平静不下来，他的思绪已神越天外，想到了很多很多。他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第一次乘海轮从上海到广州，离今天正好是40周年，这40年好像十分短暂，但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受人欺凌、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独立的新中国。而自己40年来，也走了一条曲折的路，历尽艰险，备尝苦痛，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想到这些，不禁百感交集。
轮船于3月15日上午到达澳门，卫立煌登岸后，与夫人简单吃过早饭后，即坐上汽车，风驰电掣般驶往广州。很快，便到了这座花一样芳香、美丽的南国城市。卫立煌一到广州，就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党政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抗日名将卫立煌（2）
他处处感到顺心，处处感到温暖，像天涯游子回到了母亲的膝下。他即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发出电报，向他们致敬，报告他已回来了。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发表。
3月17日，毛泽东亲自回电，对卫立煌回到人民怀抱表示欢迎，电文说：“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的电报来后，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便与卫立煌商量，建议他先到江南去看看。因此时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让卫立煌到那里去散散心，以解在香港数年的郁闷。
卫立煌欣然同意，于是，他与夫人乘火车出韶关，经湖南、江西等地，到达浙江，先游览了人间天堂的杭州西湖，领略了西湖“浓抹淡妆总相宜”的韵味。然后到了上海，略略参观了一些地方后，便来到了无锡的太湖。准备在这“五湖烟水独忘机”的美景中多休息几天，再北上赴京。
4月4日，卫立煌突然接到北京来的电话，说周恩来将要出国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但他知道卫立煌夫妇回来了，十分惦念，想在临行前见见他们，因此，希望他们立即来京。于是，卫立煌夫妇当晚便乘上了北去的列车。
早上6时，卫立煌夫妇到达北京。下午5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并设家宴招待。席间，周恩来与卫立煌共叙两次国共合作的旧谊，特别提起抗战初期在延安见面的情景，历历往事，如在昨日，谈起来都万分感慨。邓颖超和韩权华原是天津时的同学，回忆旧事，分外亲切。他们知道总理第二天就要出国，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和他们作长时间的谈话，更是感动万分。
随后，毛泽东主席也接见并宴请了卫立煌；刘少奇委员长在会见时热情地向他介绍了国家近况，并坦诚地向他征求意见；朱德副主席会见他时，像老朋友一样问长问短，十分关心，也在家里设宴招待他们。中共主要领导人对卫立煌亲如兄弟的情谊，使他如临旭日，如坐春风，他感到大陆的亲切，感到祖国母亲的温暖。
随后，新华社发表了卫立煌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告朋友书中歌颂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短短几年的建设，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凡百设施，突飞猛进”，取得了巨建成就；抨击了蒋介石在台湾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内外政策，指出他们以此勾结美国力量，妄想###是“痴人说梦，白日见鬼”，鞭挞了“美国欲以武力强据台湾”的狼子野心。最后，卫立煌希望各位在台的袍泽朋友“及早醒悟，对于有功于解放台湾者，在有形无形中，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则台湾解放之日，祖国及国人必不负于诸位，肺腑之言，敬希谅察！责任艰巨，诸位珍重。”卫立煌的告袍泽朋友书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卫立煌回大陆后，先后到很多地方作了参观游览，从南到北，处处都是新气象，他看到旧中国那种“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城郭萧条”的乱摊子，经过人民的建设，正迅速发生巨大的变化，麦浪翻滚、禾稻葱绿，替代了过去的田园荒芜；烟囱林立、广厦鳞比，代替了过去的断垣残壁；新工厂、新农村、新城镇不断涌现。一切都与过去迥然不同，他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所鼓舞、所振奋，也下定决心，全力报效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
卫立煌回大陆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先后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他经常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还经常到各地去视察访问。他精力充沛，工作认真，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自己的国家。
1956年下半年，为了帮助各党派和一些民主人士提高思想觉悟，接受新的知识，改造世界观，共同进步，全国政协成立了社会主义学院，给他们提供学习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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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卫立煌（3）
社会主义学院的成立，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的欢迎，他们纷纷报名
参加学习，一时参加者达160多人。
卫立煌也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当时，他选修政治经济学课程，除了在课堂上认真听课以外，平时在家里，还买来很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孜孜不倦地读，并仔细做笔记，写心得体会。他说：“要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停留在现在的水平上是不行的，闭着眼睛是走不到社会主义的。”他还说：“在香港时，我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但那时学的不深刻，也不系统，现在得到进社会主义学院这个机会，感到非常高兴。”
卫立煌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断捉高了思想认识。他结合自己的思想及所见所闻，写了一篇《回到祖国大陆之后》的文章，发表在《人民画报》上，向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宣传，希望他们当机立断，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为和平解放台湾作出贡献。
对于卫立煌的进步，对于他追求真理、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进行自我改造的上进精神，中国共产党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特别提到卫立煌，说：“一切善意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的话，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一个有名的剿共将领逐步改变立场、走到人民方面来的最充分的肯定和最热忱的欢迎。
毛泽东的话使卫立煌深受鼓舞，他恨自己觉醒的太迟了，为国效力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决心抓紧时间，尽力工作，回报国家对他的期望，回报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回报人民给他的荣誉。
正当卫立煌满怀热情，全心为他所热爱的新中国作贡献的时候，他却病倒了。
1958年5月，卫立煌患咽道神经麻痹症，咽不下东西，身体一天天瘦下来。周恩来得知后，即关照北京著名的医生为他诊治，通过一段时间的中西医会诊治疗，逐渐恢复正常。
可是过了不久，卫立煌由于冠状动脉硬化，突然发生心肌梗塞，马上被送进医院，受到医院精心治疗和很好的照顾。但由于他抗日战争时期从马上摔下来造成的脑震荡，以及长期所患的糖尿病也同时发作，病情不能很快制止，本来十分健壮的身体也逐渐衰弱。虽然多种疾病并发，体力虚弱，但他仍然坚持看书、看报、听收音机，为祖国的发展和建设成就感到高兴。
党和国家领导人得知卫立煌病重的消息后，十分关心这位老朋友的病情。周恩来，朱德多次到医院去看望他，周恩来握着他的手，鼓励他坚定信心，同疾病作斗争，他感动得流下热泪。
特别是朱德，隔几天就要去看望一次，每次到了医院后，总是长时间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卫立煌看着这位比自己年长12岁的挚友，已是76岁高龄，还时常来医院探视，内心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喜欢朱德和自己呆在一起，每当朱德来时，他都十分高兴，他们一起谈论很多问题，也一起回忆过去那难忘的往事……
那是1938年1月，卫立煌接到通知，到洛阳去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一战区、第二战区高级军官会议。在会场中，他见到一位年纪50岁左右，穿一套灰色棉布军服、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腰间扎一根士兵用的小皮带的将领，此人整个穿着有如一田舍老翁，但眉毛浓黑，眼睛奕奕有神。便私下问人，这是哪方面军的长官，有人告诉他，这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卫立煌听了，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个全国闻名的总司令竟如此朴素，一下子便产生了好奇心与敬慕之心。他主动上前与朱德交谈，他们越谈越投机，越谈越亲近。朱德的平易近人，谦虚朴素，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二十天后，是中国传统的旧历年，卫立煌带领部下，抬着礼物，亲自到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洪洞县马牧村给朱德拜年，为团结抗日，国共两党的军事将领聚集一堂，共庆新年。此后，朱德与卫立煌又多次打交道，他们熟悉起来，成了情深谊重的老朋友。
抗日名将卫立煌（4）
卫立煌回大陆后，朱德虽位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位，但对卫立煌仍然如挚友一般。
病房里，朱德与卫立煌两位挚友推心置腹，恳切交谈，他们回顾以往，也憧憬未来，都希望能尽早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1959年的冬天是一个多雪、多风、多冰冻的严寒季节，在这风雪交加的天气里，卫立煌所患老病不见减轻，又偶感风寒，患了感冒，由感冒又转成肺炎，病势日见危重。在周恩来、朱德等的关怀下，北京中、西医界著名的医生共同会诊，精心治疗，始终无效，不见好转。这样拖到了1960年。
新年来到了，但寒冷的冬天还没离去，1月15日，北京又降大雪，卫立煌禁不住严寒，病情恶化，很快神志不清，处于昏迷状态。
16日，朱德副主席不顾年事已高，寒气逼人，冒着大雪又来到病房。这时，卫立煌已不能讲话，神志完全不清。朱德望着这位共产党的真诚朋友，自己相交几十年的知己，内心充满难舍难分的感情。他沉默无语，坐在病房，久久不忍离去。
如此深情，如此厚意，使卫立煌的家属感动得热泪长流。
各科医生都来了，他们对卫立煌进行了紧急抢救，用尽种种药物与医疗手段，都不能奏效。抢救到第二天，即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卫立煌溘然长逝，终年64岁。
1月20日，北京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隆重举行卫立煌先生的公祭大会，灵堂前摆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的花圈。各界人士及卫立煌先生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参加了公祭大会。
公祭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致悼词，悼词说：“卫立煌同志青年时期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队伍，可谓善始；中间走了一段漫长黑暗的反动道路；最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从而得到了善终。总的说来，卫立煌同志不愧一个爱国军人，为至今还徘徊歧途的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这是对卫立煌一生最公正、客观的评价。公祭大会后，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大厦的中央，位于林伯渠、陈赓、黄敬、李克农等人的灵位旁边，和这些革命前辈共垂千秋。
卫立煌先生如果死而有知，亦应该含笑九泉。
大汉奸汪精卫（1）
1938年12月18日，战时陪都重庆霜雾笼罩，寒气逼人，一阵阵西北风打着呼哨，从湍急的嘉陵江上刮过，在山城的房宇、树梢上肆意虐行。上午8时，戒备森严的重庆珊瑚坝机场，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驶来，车停后，走下三男一女，一个个神情慌张，东张西望，注视各方面的动静。不久，一辆黑色小轿车又疾驰而来，从车上又走下三个人，这前后两辆车带来的七个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中央副总裁汪精卫及老婆陈璧君、秘书长曾仲鸣等一伙。他们此刻是乘蒋介石在中央礼堂召集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之机逃出来的，准备乘机直飞昆明，与早先等在那里的周佛海汇合，再飞往河内，去投降日本侵略者，充当可耻的汉奸的。
早在抗战开始的时候，汪精卫就散布亡国论调，为其降日###作舆论准备。1937年7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大弹民族失败的低调，说什么“我们是弱国，抵抗就是牺牲，牺牲的程度，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8月4日，汪精卫又发表题为《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反对抗战，鼓吹对日求和，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汪精卫还竭力宣扬“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并以他为中心，聚集起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一帮人，由于他们鼓吹民族失败主义和亡国论，人称“低调俱乐部”。
1937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大唱日、满、华携手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滥调，引人注目地改变了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说什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们并不予以拒绝”。
对近卫声明，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纪念周###上发表演说，表明了坚持抗战的决心。而汪精卫则认为时机来到，便加紧同日本联系，还指使高宗武、梅思平同日本帝国主义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进行密谈，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等协定，同时还拟定了汪精卫潜逃投降的行动步骤。汪精卫此时出逃正是按计划行动的第一步。
汪精卫等人到机场后，因飞机要加油，迟迟不能起飞，他们只能在机场等候。汪精卫心急如焚，当机场官员请他到高级候机室休息时，他谢绝了。他表面上装出十分镇静的样子，慢悠悠地在寒风刺骨的机场停机坪散步。
好容易熬到飞机起飞，恰逢空军司令员周至柔也搭乘这班飞机，为了在汪精卫副总裁面前炫耀一下他的飞机技术，周至柔走进操纵室亲自去驾驶飞机，这一下不打紧，却使汪精卫惊魂不安。他知道周至柔是蒋介石的心腹大将，心中猜疑，是不是蒋介石已知道他的行踪，派周至柔前来监视，故意让他上了飞机后，再驾驶飞机回重庆，想到这里，汪精卫不禁面如死灰，全身冷汗直冒，一副束手待毙的狼狈相。实际上，周至柔根本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情况，也没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更没注意到汪精卫一伙的神色，纯粹是为了讨好汪精卫。等他过足了驾驶瘾，
从驾驶室走出来，回到自己座位上时，汪精卫一伙才感到虚惊一场。
当天下午，飞机徐徐降落在昆明机场，汪精卫往下一看，又是吓了一跳，机场上排列着黑压压的欢迎人群，以云南省主席龙云为首的各厅、署、局长们一大堆都在下面等候。龙云此举，无非是想讨汪精卫欢喜，但汪精卫做贼心虚，生怕人多耳目多，张扬出去，使阴谋过早败露，于是佯称“因飞机颠簸太甚，脉搏有间歇”，身体不适，不能见客。下飞机后，一头钻进小车，抛下大批欢迎的人士，急急驶往龙云为他安排的高级别墅。
溜出了重庆，汪精卫心中舒了一口气，但他知道昆明决非久留之地，蒋介石的特务在这里势力很大，万一被他们盯住，那就不容易出去了。于是，汪精卫便向龙云摊牌，他以政治无赖的口吻说：“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重庆，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一大功。不然，你就马上送我到河内。”龙云由于多年来与蒋介石有矛盾，他不想去立这个功，于是满口答应，将汪精卫送出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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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奸汪精卫（2）
12月19日，汪精卫一伙乘坐龙云为他们包租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仓皇逃
往河内。
汪精卫一伙逃到河内后，住在市内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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