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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老北京-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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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牌楼上那块“乾元资始”的石匾重新挂起——这块石匾曾流落至月坛公园，成为了树林中一个石桌的桌面（照片）——多少保留下些嘉靖年间“一意修真”后的“罪证”。这完全是客观形势逼出来的，但问题也出在从哪个方向上“起笔”。既然北方吃紧，自然应该从北边“起笔”。但这个常识问题，却让皇帝大伤脑筋。他最后决定从北京的南部修起，结果只修了小半个城郭，国库就空虚了。试问那些修城的钱哪里去了？被皇帝挪用去修道观了。大臣们对此均不敢言。原来正方形都城遵循着“前朝后市”的格局，现在由于城市变成“凸”字形，这个格局也就被打破了。老百姓把市场开辟在外城的中部（前门以南），这里成为整个都城最活跃的地区。这在客观上鼓励了商业的发展，而不再像唐王朝时的两个商业区（东市与西市）那样，必须躲藏在皇宫的背后，每天按照一定的时间才能开放。从这一点说，嘉靖这个皇帝在昏庸中却给历史办了一件最大的好事。
还有一点，也是今天不敢想象的：最早的北京城内有不少的水面，最突出的就是三海（北、中、南）相连。但这些水面都被包围在皇宫范围之内，唯独余下来一片颇具野趣的什刹海，则成为属于老百姓的人文绿水。再，在街道名称上，我们也时常看到有“水”的痕迹，叫“三里河”的街道北京有三四条之多。红楼时期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非常热爱北大门前的那条被称做“北河沿”的河，他和学校的同学都亲切称之为“北大河”，但同时又搞不懂北京起地名的依据，他曾表达出这样的惶惑：“我不知道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就河沿说，三院面前叫北河沿，对岸却叫做东河沿。东与北相对，不知是何种逻辑。到一过东安门桥，就不分此岸彼岸，一律叫南河沿；剩下的一个西河沿，却丢在远远的前门外。这又不知是何种逻辑。”这话他说了有七八十年了，我也没看到研究北京街道的专家给予答复。
城墙是能够带出“文化”来的。从最小的地方说，在我的幼年，就看见街头小孩子在雨后泥水中玩耍，就水和泥，但最后堆出了城墙与城楼！这一点，任何外地的孩子都是玩不出来的。等我稍稍长大，北京有一种最小的小贩到处贩卖一种酸枣面，跟黄土似的，吃一口吐半口，牙碜！但留在嘴里的余香够回味老半天的。它之所以能够流行，跟它价钱的便宜大有关系，三五分钱能买砖头大的一块。我们这个岁数的爷们，大多都记得这东西。现在城墙没了，有时到西山去玩，能够在那里看到野生的酸枣，还能想起从前有城墙时的种种，这也能叫做“故国之思”吧。往大处讲，今天海外的年迈华人，你跟他一提北京，最先从心底浮起的形象，肯定是那苍苍茫茫的城墙。他会因此回忆起年轻时住过的四合院，他甚至会画出图来，委托亲属在老城区中买一块地，按照这图纸照样盖一座院子，等他最后叶落归根回来安度晚年。这是前些年最多见的故国之思。
今天，北京城里的水面依稀如旧，可城市面积不知扩大了多少倍，每个单位面积中包含的水，就明显少了。如今中轴线向北延伸了很长，在终端的附近有森林公园，其中就包含着人造湖泊。在这里向南观望，明显能够获得超出故国之思的感受，因此在其北边的一个楼盘，最近把每平方米的价格提升到三万元以上。但凡故国之思，都应该这样从北向南望去的。另外，听说中轴线南端也正在大拆迁，那儿有没有水呢？那儿不开奥运会，不会弄来如同城市北部那么大的水。如果没有水，附近楼盘也就无从提价了。但我也听说，从遥远的祖国中部兴起的“南水北调”工程进度很快，所以北京南部楼盘还是有希望的。
道路·屋宇（1）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先修道路还是先盖房子？作为个体的人，当然是希望先有房子，一有了房子立刻就可以搬进去住；但作为一个群体，路或许得比房子考虑在先。邓云乡《燕京乡土记》中有记：“北京当年的城门，并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只是乡村小路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广安、广渠、朝阳、德胜诸门。清代各省大官进出京，都走广安门，不管是云、贵、川、广，还是两江、闽、浙，要到涿州才分路呢。而谪宦失意的官出京，则常出广渠门到张家湾上船，顺运河南下。龚定盦乙亥离京，吟诗留下名句：‘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做春泥更护花。’出的就是沙窝门。”沙窝门是广渠门的俗称，曾经是北京明朝所建的外城七个城门中最荒凉偏僻的一个。城门内外曾经建有很多庙宇，如隆安寺、天龙寺、安化寺、夕照寺、卧佛寺等。但终因地处荒凉，香火不旺而衰竭。寺庙大都成了停放灵柩之所，周围旷野遂成坟冢和菜地。杂草丛生、野兔出没，坟墓、穴坑相间，极其荒凉。一番景象，恰好暗合了龚自珍离京时“浩荡离愁”的郁闷心情。没有路，怎么进入到你想去的地方呢？偌大的北京城，你又如何从很远的地方进入呢？
如果是在如同上一章中所说的三条大道交会北京的时代，那外来的人也只能三者取一进入北京，可以骑马，可以坐轿，也可以坐在人推的车子上。如果来人属于穷困者，那就只有迈开双腿走路了。在山东、河北农村闹灾的年月，破产的农民进入北京，都几乎是从没有现成路径的农田中踏出一条小路，坎坷着佝偻着身子进入北京的。本章要讨论的，还不是这些北京外围的道路，我们现在主要是探讨北京城内部的道路是怎么形成的。我所见过的最早的北京地图，是清乾隆时期出版的。除了首都图书馆、侯仁之家以外，全北京也剩不下几张了。其实，这样的地图上的道路，距离最初的道路还相差很远。各种史料上也没有记载北京是怎么由一片平坦的荒地，一步步建设出各种房屋与各条道路的过程的。
我们只有揣测，忽必烈指使着他的智囊，先踏勘了城墙和主要道路的位置，把未来城市中的各个大的位置作了区分与限定——最中央处，做皇宫；外边一些的，做王府；再外边的，给大臣做宅第；最后剩下来零零星星的，就让老百姓盖房子吧。当然，在房子与房子之间，事先划好了街道、胡同的位置与宽窄。如果不修最初的土路，盖房子的人进不来；如果盖好房子不再完善道路，房子的主人也就不答应了。
先说城市的中央。北京从一开始建设时，城市中心就保留了一条无形的中轴线，在这条线两侧的建筑物，要做到左右对称。比如在天安门前，西边是社稷坛（今天的中山公园），右边是太庙（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前门外，西边是先农坛，东边是天坛。甚至在朝廷上，文臣与武将也是各站一边。今天游览故宫，也分成了三路：中路、东路与西路。最重要的建筑在中路，直接与皇帝本人最密切的事情相关，东路与西路是辅佐性的，也大体对称。最中央的路，当然是给最中央的人修的。太和殿前边的汉白玉石台阶（尤其是最中央的那块丹墀），谁才敢于走它呢？大臣敢么？太监敢么？大约只有由太监抬着软轿，让皇帝坐在上边，两边的太监小心翼翼踩着丹墀两边狭窄的玉石台阶，让皇帝凌空从丹墀之上步步而下。我这儿说了个“步步而下”，在封建社会中就有杀头之罪。身为皇帝，怎么能步步而下，他只能步步升高么！至于皇宫之外的中轴线道路，比如前门城楼之下的那条道路，谁才有资格走呢？当然只有皇帝他一个人才有资格。可皇帝是不习惯走长路与远路的。他如果通过前门，还要太监抬着他经过，太监分列两边，坐在轿上的他，依然是行进在中轴线上！什么叫封建社会呢？从皇帝出行的道路上，就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的全部含义。
道路·屋宇（2）
从皇宫正中的午门，南下到前边的端门，再南下到更前边的天安门……甚至穿过前门直到天桥与永定门，这是北京昔日的中轴线，是最最无比神圣与威武的道路。皇帝走在这条道路之上（比如他出了前门，到更南边的天坛祭天），前外大街两侧的店铺都得关门，老百姓都得躲避在黑屋子里，等皇帝连同他的銮驾都走远了，才敢悄悄打开屋门，最初也只敢开一条细细的缝，看到街上果然没人了，这才敢彻底打开房门，走到街心喘一口气。
说过了皇帝，咱们降低一格，说一说王爷。王爷住的地方叫王府。王府也分级别。最高级的王府凡事比皇宫低一格。皇宫的正殿叫金銮殿，金子在中国是最贵重的金属。到了王府，主要建筑则叫银安殿，银子是比金子低一级的货币。过去京戏中就有不少王爷上台，其中最有权势的叫八贤王，或者俗称“八千岁”，他的驻地叫“南清宫”，是仅仅比皇宫低一个等级的地方。八千岁往往是当今皇帝的叔叔或侄子。如果皇帝昏庸，那八千岁一定圣明，他手中有一件前朝天子传给他的凹面金锏。它可是比皇帝还有权威的东西，一旦皇帝发昏，八千岁就拿出这制胜法宝，皇帝立刻就会吓得软绵绵。这时候再出来几个拉架的大臣，只要皇帝收回成命，一场风波也就结束。这些故事在中国流传久矣，给本来不抱希望的平民又增添许多梦想。
再低一格的建筑，就是北京曾经十分流行的四合院了。所谓“四合院”，是指院子四面有房，向着中央围拢来，从“四”面“合”到一起而成就了“院（儿）”。四合院也有一定的规格，但住的人不作限制：大臣可以住，商人或别的老百姓也可以住。四合院在北京居所等级当中是居中的，王府的人破落下来，会降到四合院里；普通大杂院的人发达了，也会买所四合院住上一住。四合院住的是北京中层人士，有规矩，但又不过于死板，因此它在北京居住上的价值也就越大。四合院综合的风景是诱人的：“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它们组成了四合院万千变化中不变的因素。正规的四合院方位是应该与皇宫一样的，坐北朝南。大北屋住着男主人，东屋用做饭厅，长子夫妇住西屋，长孙住在大北屋与西屋之间的耳房，让他从小就受到爷爷与父亲两代人的管制。小的四合院只两进，中间一个垂花门，但大北屋后边就是别人家，这有些煞风景。如果是三进以上的四合院，大北屋后一定有长条形的套院，既隔音，也保险。四合院内院中有“十”字形的甬路，其四边可以栽花种树，但绝不许在其中轴线上种树。您想，一个院子是一个“口”，“口”的中间种树等于加了个“木”，那不等于是“困”了？多晦气啊。内院的上方夏天可以搭凉棚，用杉篙戳在地面，不破坏地面的方砖，用粗铁丝把杉篙彼此拧紧。然后在上边架设席子，席子可以舒展也可以卷起，主人在地面就可以操作。这样，尽管外边街道赤日炎炎，院内却可以清凉许多，可以形成院子里的小气候。北京有许多特大的四合院，中间是主线的中轴，两侧有套院，套院基本对称，但不绝对。次子之下的子女多在套院，姨太太往往也住套院。如果四合院只有一条硬邦邦的中轴线，那未免也太呆板了。只有那种存在两三位姨太太的家族，才能把大型的四合院充满，有了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四合院才有生机。您不妨读一读巴金、茅盾的长篇，其中哪个大家族没姨太太呢？北京东西横向的街道中，坐南朝北的房子也不少，于是就有若干变了“格”的四合院。这样的四合院被称为“倒座儿”，在舒服程度与格局上都输给坐北朝南的房子许多。 。。
道路·屋宇（3）
除了方向之外，如果东房西房中缺了一边，那就叫三合院。北京老话说“有钱不住东南房”，东边的房子挨西晒，如果院子东边长着棵大树，就能把炎热的阳光给挡住了。再有北京东西横向街道的距离很宽，往往街面第一层院落之后，还有第二层院落。如果求气派，当然是临街的房子好；如果求幽静，即使是在隔一个院子的背后居住，也格外会感到舒服。老作家邓云乡年轻时借住在西城南魏胡同一个同学的家里，那儿就是胡同南侧的第二层院落，而且是三合院。南侧而非北侧、第二层而非迎街的第一层院落、是三合而非四合，表面上这房子有三重的缺点，但邓住得十分惬意：南魏胡同是西四北有名的胡同，由大街东口到沟沿西口，路北一家挨一家，都是大宅门。早年老虎总长章士钊就住在这条胡同，名画家陈半丁住在东口路北。同学的家，路南的大红门，两进院子，但不是正规的两进院落。先住前院，北房没有廊子，冬天最舒服，半窗红日，由一早直晒到下午一两点钟，又烧着炉子，虽然火整日封着，也永远是暖融融的感觉。后来搬到后院，开始没有房客，只一家住，院子又深，邻院大槐树荫凉，遮满整个东房屋顶。虽是东房，夏季也无暑意。大学快毕业时，我在东屋借住了两个多月写毕业论文，两明一暗，里间空着，我住外间，一副铺板，一张大写字台，一个大方凳，家具极为简单，地是大青砖地，扫的清清净净。窗户下边玻璃，上面冷布卷帘，挂着竹帘子，生活之舒畅、方便，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写文时，竹帘冷布空气流通，静得恰到好处，即可偶闻胡同之中漫长的叫卖声，写的有些累了，抬脚一掀帘子走到院中，足够你伸腿、踢脚、抬头看天，白云浮动，青天高渺，偶有不知谁家鸽子一群飞过……邓文所说的，是他借住在一位同学家中。同学已丧父，只与寡母生活在一起。他们娘俩尚住了前后两个三合院，想来经济条件不错。邓文所说的这个南魏胡同，我在20世纪50年代随父母亦迁居到这里，居住了二三十年之久。我们的家也是三合院，也是路南，邓文中写到的那些感觉，我陆续都多少体验到了一些。在邓写文的那个时期，北京房子富余，市面上“房子招租”的广告很多，租金也相当低廉，因此一般市民在居住条件上比较充裕。有了朋友或亲戚从外地来北京，事先打个招呼，等到了北京一下火车，径直就奔向下榻的亲友处了。从这居住的侧面也能看出那时北京生活上的方便。
北京最先出现的柏油马路，是挤满了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有说东交民巷曾经是京城最长的一条胡同。明清前被叫做江米巷。清人张廷玉编纂《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六有记：（正统）六年，造宣武门东城河南岸桥。修江米巷玉河桥及堤，并浚京城西南河。可见五百年前的今东交民巷附近，是通漕运，并很有可能还是南来江米的仓储及集散之地的。江米是古建筑中非常重要的黏合剂，并不像今天包个粽子、熬碗黏粥那么简单。清同治末年，日、俄、美、英、法、荷等国纷纷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或许是考虑外交观瞻，晚清政府也逐渐开始重视改变“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道路环境。但据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的记载：“京师惟东交民巷中段路稍平，雨后泥亦不深。则以各国使馆所在，自行修理故也。”或许京都最初的道理修整意识，也是受了外人自扫门前雪后的启示吧？！第二条柏油马路，则出现在前门廊房胡同二条，那里是前门区最重要的珠宝玉器大街，外国人去得极多。这时出现了专门拉外国人的洋车夫，一清早他们等候在六国饭店或北京饭店门口，老外出来了，他们把客人请上自己的车，用简单的英语问明要去的地方。如果听清楚是去廊房二条的话，则一定要把这客人再拉回来。他们轻巧地一路飞跑，等进入廊房二条，把洋人送进某家铺子，就与迎出来的伙计做个手势，然后退回到街口等待。一会儿，洋人完成交易出门，他则在街口瞄见到了，一路拉着空车来到洋人面前。洋人欢喜上车，店铺伙计也把一个小包递给车夫。试问内中装着什么？是千分之三的提成。这在廊房二条两百年经营的过程中已成惯例。而且，如果父一辈的车夫年老退休，子一辈的车夫立刻顶替。这，同样也成为两百年的惯例。
那个时期从外地到北京来，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火车；在北京市内，乘坐汽车的时候也渐渐多了起来，汽车的路线开始陆续增多，每年牡丹开放之时，还特地开辟专线，把大批游人运送到南城的崇效寺看牡丹。至于一般个体行为，最普及最方便的出行方式则是乘坐洋车。洋车本身有新旧，车夫的体力有强弱，但这些都由坐车者自由选择，而他们的付酬只与路途的远近有关。有人曾记录了当时从北京最重要的车口（前门火车站）出发的一张价目表：到崇文门、宣武门、永定门大约一角。
到东四、西四、地安门一角五六。
到北新桥、新街口附近两角。
到安定门、鼓楼、德胜门附近两角三四。
到东直门、西直门附近两角五。
到朝阳门、阜成门附近两角。
到广渠门、广安门附近一角七八。
到左安门、右安门附近两角四五。这个价目表有个特点，从北京市的地理中心（前门）出发，路线是一左一右辐射到中轴线的两侧，北京市民心里的距离感特别准确，所以一旦确立之后，无论买方还是卖方，就都能自觉维护。如果不是在前门上车，心里那根标尺随便一对照，也就“*不离十”了。作家老向也在文章中记录了他对北京洋车夫的认识：提到车辆，立刻想起洋车夫来。在社会表面活动的，洋车夫当首屈一指。大半的旅客，一到北平，首先接触到的也是洋车夫。他们的品类之繁，难以数计；他们的生活之苦，也难以形容。但是无论他怎样地汗流浃背，无论他怎样地精疲力竭，他绝不会以失和的态度向你强索一个铜板；你若情愿多给他一两枚，他会由丹田里发出声音来，向你致诚挚的谢忱。最教人难以索解的是，有时他向你报告沦为车夫的惨史，或是申明八口待哺，车费无着的当儿，还是用一种坐在茶馆中品茶的闲适与幽默的口调！难得他们是怎么锻炼的！这，真让我们没法说。车夫都是默默的，他们没有语言，他们有的是对你的热诚的感谢。这，就是北京对你的回应。
公园乃是新事物（1）
北京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园，还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事。北京最早的公园，或许该算是今天位于西直门外的动物园了。1908年，它正式售票对外开放。清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廿三日记云：“（农事实验场）在西直门外，旧为三贝子园，周十五里，已荒废，新造楼亭，并开渠通舟。其万牲园移于场之东南，珍禽异兽，笼置而栏隔焉。……自五月一日始，即售卷，纵人参观矣。”万牲园，当时属于中国第一家现代农业实验研究基地的附属设施。鲁迅先生1912年5月5日第一次来到北京，两个星期后，就“与恂士、季士游万牲园”，可见当时北京公共消闲的公园多么稀少，有着几头瘦骨嶙峋的老虎、狮子和斑马的万牲园，就给百姓带来了聊胜于无的慰藉。诚然，北京从一建城的时候，城中就修建了不少有山有水的好去处，但都属于皇家园林，根本没有老百姓的分儿。只有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在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出走去天津当寓公之后，这才陆续把原来的皇家园林开放，成为老百姓可以游憩和消闲之处。本章拟谈太庙、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四处。
为什么先谈太庙？它在天安门的东侧，与西侧的中山公园正好对称。按照中国“左右相比，左为上”的传统，所以先谈。它本来就是明王朝的家庙，正殿中供着明代各位皇帝的牌位，肃穆而宁静。清军占领北京，把这里改成自己的家庙，而把明代君主的牌位移送到白塔寺东面的历代帝王庙中，让朱元璋和他的儿孙与李世民、赵匡胤等做伴去了。清君主每年在这里举行五次祭奠：大年初一、四月初一、七月初一、十月初一和十二月二十九。每当战争获得胜利，也在这里举行庆典，让重要的战俘在这里排列成行，给已经驾崩了的皇帝看。但，1911年11月26日，同样是在这里，清朝的摄政王和清政府的诸位王爷在袁世凯的监督下，向已故皇帝的牌位叩拜，发誓永远放弃他们的皇位与权力，接受新议会的十九项条款，即将帝制改为议会制。清亡国后，太庙的大门仍然关着，并没有立刻向公众开放。说到它的大门，请不要误会成今天那个开在长安街上的大门。实际上，太庙的正门与社稷坛（即中山公园）的正门，原来都开在天安门内，皇帝从午门出来，向东可以进太庙，向西可以进社稷坛，这两处是他的私产。天安门一关，老百姓根本别想进来。后来，中山公园首先向社会开放，为了老百姓进入的方便，在天安门西侧开了大门。为了对称，也顺便在东边给太庙开了正门。虽然开了正门，但依然没有公开开放。我在本书开头讲过的太庙灰鹤，长期以来非常准确地来去北京，来时通常是三月初，走则通常是阴历七月十五前后。在这些日子里，它们在太庙上空飞来飞去，从中南海里捞小鱼给它们的孩子吃，飞在空中时的叫声很大，仿佛北京就是它们的湿地。如果是平时的祭祀，它们丝毫不回避前来的亲王与官员；如果是皇帝亲自出马，这些灰鹤不知如何获得信息，则早几个小时离开。当义和团刚兴起时，皇帝命庆亲王到太庙祭奠，灰鹤不像平时那样飞走，而是盘旋在天空，大声叫了一个多小时，这才向西飞去而没有回来。一直等到西太后与皇帝从西安返回北京，这些灰鹤才重新进入太庙。一个西方人在1933年写成的《古都旧景》当中记录了这件事，他不禁在发问：“难道不奇怪么？羽毛动物对未来事情的认识比高明的政治家还清楚呢！”
公园乃是新事物（2）
再说西边的社稷坛改成公园的事。1913年，清隆裕太后去世，在太和殿上治丧，因为当年是她在清室退位的协定上签字，所以一时还有不少人说她有“让国之德”，于是让市民随意由西华门和东华门进入太和殿上行礼。国民政府交通总长朱启钤负责现场照料，朱总长顺便从端门进入太庙、社稷坛诸处一走，发现荒凉不堪，所谓“不堪”者，包括在如今水榭的地方喂养了牛羊！他激动了，遂生重新修复并开辟为公园之思。一有此思，行动便也快捷，各处发起捐款，共计募得五万余银元，朱氏自己与杨度各出资一千元。后公布账目，宣布凡捐款五十元以上者为董事，共计董事三百零三人。凡董事者，以后入园可不买门票。正式开放后，还果真有“天天都来”的董事。此后在朱氏的主持下，把荒废处逐一修复，利用拆除天安门前千步廊所得的旧木料，先后增修了唐花坞、六方亭、投壶亭、来今雨轩、董事会、春明馆、绘影楼、上林春等。1914年9月初筹划在天安门西侧开大门，到10月10日就正式开放，这种速度实在惊人。随后堆出西南角的大假山，挖了荷塘，建造了水榭，修建最晚的是进门两边的长廊。在西树林区域修了许多茶座，从南到北的顺序是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当中一条大路。开放之后，一度游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来这里“坐茶座”。这三个茶馆各有特点，最南边的最传统，当中一个算过渡，最北边的最摩登。来的人也与其风格相应。著名学术前辈谭其骧回顾说：“春明馆是老先生们聚会的地方，我自觉身份不够，不愿意去。曾在那里遇到林公铎（损），座无他人，被拉坐下。他张口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宾四（穆）、汤锡予（用彤）三人常坐在一桌，我跟蒙老熟，认识钱老而不熟，汤老我认识他，他不见得认识我，也就不上去打招呼了。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干涉你。”因为这三家茶馆当中有一条走道，所以坐在走道两边的茶客特别有眼福，可以在无意中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就像看电影似的。在公园中，还是最东边的来今雨轩最高级，喝茶兼吃饭，价格最高，来的人的身份也最高，甚至还举行一些民间最高级的*，这在许多名人日记中都有记载。前边的西树林茶座，则绝对是自发而又充分能够得到休憩的场所。但人以群分，在知识阶层的眼中，不同等级的人应该坐到自己应份的场合中才合适。在这些茶座或兼饭馆中，都有很好的美食，如包子就有多种，价钱不贵，但质量非常之好，能让人吃过一次而记一辈子。为什么（中山）公园在北京各公园中独得青睐？位置好，景色好，茶座好，吃食好，总之一句：消闲好。结果这闲也消了，而该自己干的活儿（指文章的构思，甚至文章的写作）也完成了。鲁迅、齐寿山翻译的德文本《小彼得》，就是在中山公园茶座上完成的。公园中都是平地，没山而有水（后河），但时时能让文人们涌现故国之思。这里的小景不少，文人偏能够小中见大。公园中心的五色土当然是最重要的景致，它也与当时*的五色旗相映成趣，但文人似乎对此失去了兴趣，他们在小小的公园中实现了视野的大。就这一点说，是很不容易的。
公园乃是新事物（3）
再说北海。1924年北海公开开放，它里边有山有水，水而且很不小，可以划船，因为水面比中山公园后河的水大出许多，所以划船中的乐趣就远胜他处。划船中时常能碰到荷叶，北海遍植荷花，增加了风景，也为市面的肉铺增加了包熟肉的“纸张”。那时，“荷叶包”与“盒子菜”是同一个概念。今天琼岛南侧仿膳饭庄的地方，曾经是好大一片茶座，从里边卖到了外边，结果呢，越外边的茶座人越多，里边的地方反倒经常空着。对面五龙亭当中的三座，也同样开了茶座。每逢夏季下午三四点钟，客人最多，为了防止西晒，在搭天棚后，再在每根柱子底下垂直挂一块蓝布遮阳。漪澜堂和道宁斋两家，都是廊子里和廊子下，各设一排桌子，每张桌子又配上四只大藤椅。大约能有五百名茶客，坐在这里喝香片，嗑瓜子，吃着玫瑰枣等茶食……在北海白塔背后的山顶上，面对整个北海的海面，还有一个茶座揽翠轩，茶客喝茶每人水费一角，茶叶用小纸包包着，另算钱。等沏过茶，那张包茶叶的纸，就反转过来卷个卷儿，插进茶壶的嘴儿里。各个茶桌上都是这样壶嘴儿里插进纸的壶，倒也是一种“风景”。北海茶座之多，体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消闲状态。到了冬天，北海水面结冰，漪澜堂、道宁斋前又开设了溜冰场，大中学的学生都来溜冰，特点是他们的装束，让今人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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