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这里是老北京-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哦琳呋蛐砘岣行巳ぁ�
总之，不懂得故国，就不懂得今天的来之不易。把今天的一切看得太容易太简单了，就写不出有厚度并能历时的作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话锋一转说花鸟（1）
引录文字业已结束，从现在起，我开始自己的叙述。我谈北京，自然会说到它各种的重要的项目，但在这开篇之际，却要话锋一转，先要说业已消失了的一花一鸟，说一说两件被消灭了的北京风物：中山公园里的牡丹，隔壁太庙中的灰鹤。它们确实不大，但都曾是饱含文化意味的活物儿，因此就格外让人缅怀不已。应该承认，这两件活物儿，也就是北京这个“故国”时期活的象征。
有些奇怪么？上一节引录的那许多前辈，有许多还应该是我父母的前辈，他们回忆北京的文字，他们抒写对北京的感情，大多直接与国计民生紧紧挂钩，有很强烈的时代精神。可作为一名小小后辈的我，为什么话锋一转，就要谈什么一花一鸟了呢？我是否也太无聊太软弱了呢？
容我申辩。第一，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从小就没听见过枪炮声。第二，这篇要谈及的一花一鸟，确实又是老北京极其重要的两桩风物。它们本来很和平地留存、衍生于北京，是近代各式各样的炮火枪声干扰并驱赶了它们，让它们无法继续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故国无端的炮火是有罪的，而这些活的风物是无辜的。我，作为众多后辈青年中的一个，阴错阳差地赶上了它们的余脉，就赶上那么一点点，但也就是这样的一点点，就让我终生难忘了。这次写书写到了这里，终于有机会让我一吐为快了。
先说牡丹。说一说生长于中山公园里的牡丹。中山公园，原址为明清故宫的社稷坛，位于天安门与端门之右，乃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社（土神）和稷（谷神）的处所。民国初年，北京政府“辟新华门为敷政布令之地”，禁地既除，“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休息之所”。（引文为朱启钤著《中央公园记》）1913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视察社稷坛，看到历经世变后坛内已是“古柏参天，废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以如此名地废弃可惜”，欲辟为公园。第二年，朱启钤改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辟坛为公园之议”遂得到落实。1914年秋，段祺瑞、朱启钤等六十余人发起筹办公园的募捐，不及半年得募款四万余元，其中个人捐款以徐世昌、张勋、黎元洪和朱启钤为最多，每人捐款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元间。董事会由此产生（凡北京市民每年捐款五十元即为董事），朱启钤被推为董事长。董事会负责为公园的经营拟订了《公园开放章程》，并以公园“地当九衢之中”，命名为“中央公园”。1914年9月，公园对公众试开放。10月10日国庆纪念日，公园正式开放，“是为北平公园之始”。（此说据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版）1928年7月，“中央公园”奉北平市政府令改称“中山公园”，1937年10月因日据原因又恢复“中央公园”原名，抗战结束后复改称“中山公园”，其名沿用至今。牡丹是中国的国花，它的花、叶、茎、根，到底怎么美都无须我细说，我只讲讲对它的认识过程。我祖父住家在和平门里的绒线胡同，步行到中山公园是很方便的。就在临近新中国成立与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间的那几年，我时常由大人带着，步行到“公园”（它是中山公园的简称）看牡丹。就在一进门的西侧，有“很大很大”的几个花坛。我去的时候当然在花期，花谢了之后，又有学画的人专门画它的茎与根。我这时才发现，牡丹全身确实都很美。牡丹花苑旁边有一大片的金鱼木盆缸，它们露天摆放着，一个个大绿色木盆中，都有不同品种的龙睛鱼在自由地游荡。牡丹与金鱼（只是硕大的龙睛鱼）是相得益彰的，缺了谁也不行，但其中领衔的还是牡丹。我曾盛赞“公园”的牡丹，但大人摇头，说更好的牡丹在南城的崇效寺，那儿的品种更多，花的植株更高，花朵也更大。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宣南二寺中有记：1913年5月5日，先生“下午同许季士往崇效寺观牡丹，已颇阑珊，又见恶客纵酒，寺僧又时来周旋，皆极可厌”。显见心情不是太好的了。5月5日，恰是鲁迅到京城一周年的纪念日，时方谷雨，恰好节令，正是赏花观景的绝妙时节，而鲁迅却乘兴而去，扫兴而归，确是让人遗憾。鲁迅先生当时住在城南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距枣林前街斜行过去的崇效寺山门前，只有区区的三里之遥。崇效寺不大，只不过是一座佛院而已。其规模和名气的由来，主要因为花事。20世纪30年代每到花期时，北平的电车汽车厂子都开设专线，由内城直达那里。传说在它的花期中，整个北京全都“游人如织”。还传说新中国成立时，朱德总司令专程驱车去崇效寺看过墨牡丹呢！可惜后来南城要盖工厂，就把崇效寺给拆了。拆除之前，分三批把那儿的牡丹移栽到了公园。牡丹生性最怕移栽，结果死了不少，能活下来的，花朵少了，同时也小了。后来我看到的牡丹，就是这“朵少了也小了”的。再往后，中山公园也不栽牡丹了，牡丹又移栽到了颐和园，就在东宫门刚进去的那块地方，花的植株矮了，朵也更加“少了和小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话锋一转说花鸟（2）
新时期中，经张恨水作序的《北平游览指南》得以再版，书前有一组模糊的照片，其中就有崇效寺的牡丹。植株高与人齐，花朵有脸盆大小，这都是我绝没想到的。再后来，我购到《北京工商史话》一书，最后一篇文章是《牡丹之特点及培养方法》，作者佚名。其中说道：牡丹寿命长短，以地理为主，如其托根得所，其寿命即长；如是地脉不良，再加以人工不良之剪裁，使植物全体不得休养，其寿命即难永久。笔记所载，有千年以上者甚多。即从近代实践中，如甘肃某地山中，解放后伐森林，发现古庙一处，地势广大，建筑如新。庙内有大牡丹数十棵，独本者干径多在三十公分以上。丛生者多，皆高达十米，花开极繁，开辟以后设为公园，管理人马国瑞曾在五三、五四年两次来到北京，因会谈得知。又，北通县东二十里，有三义庙后殿阁宇七间，前有大牡丹花树四棵，高在十米以上，开花极多，可在楼阁之上赏花。余年十二岁时，同塾师往观一次，清庚子年，被八国联军焚毁。北京市东郊，东岳庙方丈院内，有唐花牡丹四株，高有三米，每株开花都在三百朵以上，解放后改为学校；又白纸坊崇效寺牡丹清人洪亮吉《卷葹阁诗文集》中有记崇效寺观花。邓云乡说：“门前见树尤绝奇，屋畔无枝不娟好……海棠无言压桃杏，莺声不来空昼永。寻廊万点白参差，恍若银河泻星影。闲心爱看日午花，采色讵似残春葩。”这是两百年前的崇效寺的花事图景，当时是以丁香、海棠著称的，所以诗中有“万点白参差”的描绘。可是后来崇效寺丁香凋零，牡丹葱茂，独以牡丹著称。洪亮吉诗中的旧景，就剩下那句“门前见树尤绝奇”的”故国乔木楸树了”。既多，在北京市是最著名的。解放后建为工厂，将全部牡丹移植中山公园，因为地势关系，移动了两次，合为三迁之荣。不数年死者不计外，勉强活者，寥若晨星矣。可惜佳种一失，即山东菏泽亦难寻觅。可见移植关系，甚宜研求之。请注意最后的五个字“甚宜研求之”，说得何等委婉，其内心早就在流血了。
在我近年研究京城文化之际，这牡丹就越来越给予我一种心象：在中轴线西侧社稷坛“五色土”的四围，同时也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五色旗映照之下，还幸运地环绕着姚黄魏紫一族。它们十分安然又欣欣向荣地生长着，正反映出20世纪初年中华民族的一种延续或凝聚。
说过了中轴线的西边，再去看它的东边。那里是太庙邓云乡《燕京乡土记》中记：太庙旧时还有一样奇物；就是灰鹤。这是一种在参天柏林中营巢的候鸟，春来秋去，浅灰色，比丹顶鹤小。北京只在太庙中有。《旧都文物略》也记云：“其东林木幽邃，有灰鹤巢其上者千百成群，为它处所罕觏。”太庙进门后东南一大片柏林，旧时四周有栏杆，人不能进去，小立栏杆边，静静地望着林中灰鹤来去，上下飞翔，是充满了寂静的生趣的。我曾多少次和先父来这里，在露椅下静静地坐着，望着那柏树林深处浮动着的阳光、轻雾，从那柏枝密处突然飞起的灰鹤，再过去那高大的红墙外面，就是丁丁当当响着有轨电车的闹市，而这里却那么静，静得似乎那远处灰鹤起飞，拍打翅膀的声音都能听到，我不禁想起《庄子》上的话，“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息以相吹也。”在这静中，似乎清晰地听着生命的、历史的脚步声……，高大的殿宇前，是有*百年的松柏树林，最古老的柏树要数辽代的了。每年春三月，总会从南边飞来一些灰鹤，它们从江苏北部的湿地起飞，一路左顾右盼，最后飞到华北平原，几经选择，总是在北京太庙上空转几个圈，最后选择松柏树丛降落。它们栖息于此。每天成年仙鹤要飞到中海和南海去“捕”鱼，然后衔回到太庙的树上喂他们的孩子。等感受到秋凉，它们又依照原路飞回苏北……这样的行程不知起于何时，我只知道苏北的那许多湿地是仙鹤家族的祖居之地。有丹顶鹤，有乌羽鹤，也有灰鹤。在北宋的时候，它们是飞向都城汴梁的，宋徽宗画的《瑞鹤图》的下部，是宫殿的屋脊，其檐角高高向天空挑起，虽然国运不济了，但建筑上的气势还在。至于那鹤，似乎不是丹顶鹤，也不是灰鹤。但鹤类喜欢“故国”是有传统的，最近的证据就是《瑞鹤图》。鹤类为什么后来舍弃了汴梁一线，恐怕还是和生态有关。灰鹤选择了北上，同时又一定要栖息太庙，这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但作为一种“天象”或“天意”，就已经让民国时期的北平人士感到满足了。这，似乎是上天的一种赐予，好好善待灰鹤，应该是分内之事。于是，每年在灰鹤降临之后，刚刚变成公园而开放的太庙，工作人员便在灰鹤活动的四围用绳子在松柏树的腰间围绕一圈，游人也自觉不再进入。为了更好地欣赏灰鹤的行止姿态，太庙在绳子外设置了茶座，有雅兴的游人索性坐下来，慢慢地品，悠悠地看。这样，北平便又多了一道新的景观。后来成为文学大家的梁实秋，其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与他谈恋爱的程季淑，则在一所女子中学任教。梁每次去看女友时，都不能直接进入女子中学，而只能在学校的传达室等待季淑出来。对谈之际，又常因窗外有偷听的女生，他俩觉得尴尬，最后索性“挣扎”出来，一起奔向太庙，因为那是灰鹤到来的季节，季淑又是最爱看灰鹤的。他俩公然在茶座边坐下，这举动在当时是极大胆和极奔放的，引得其他游人频频回望。我猜想，这些人的回望，让梁实秋充满了自豪。我甚至认为，梁实秋后来小品文章之所以写得那么好，跟他这段生活也不无关系。
话锋一转说花鸟（3）
时间忽然来到数年之前，北京某报邀我写一篇介绍台湾饮食文化作家唐鲁孙的稿子。为此我翻阅了他的几本文集。这位老先生实在是位“旗人中的奇人”。他是光绪皇帝珍、瑾二妃娘家的族孙，幼时生活自然是优裕的，成年之后又讨到一份美差，经常可以到各省去吃饭，吃饭是他的副业，而正业是邮政上的视察。他正业一般，而副业极其出色。然而再出色也只是“记在心里”，从没向外边宣扬。这大约也是他旗人的见识，觉得吃饭乃人生的小道，不值得宣扬，自己又不能继续祖先“马上”的功业，甚至因此还有些悲哀。他在1946年到了台湾，一直工作到退休，这才发觉以撰写文章打发“有涯之生”是个好方法。于是信笔写来，一发而不可收，洋洋洒洒写了十二本书，在海外华人界内赢得了极大名声。还没等这名声扬至最高点，唐老先生就驾鹤西去。我这次读他的集子，又有了意外的大发现。原来他很早就写过灰鹤，是说它先飞到山东孟子的老家，在其门前的数排高树上住下，每日都从门前河中捉小鱼去喂养幼鹤。有一段话特别生动，因该书不在手边，我只能述其大意：那大的灰鹤把小鱼带回到树上，幼鹤匆忙从窝里出来，扑棱着幼小的翅膀“要吃的”。大灰鹤心说“小东西们呀且别急，你们得等我从胃里边往外‘咳’啊‘咳’”——那些先期吞下胃袋的小鱼，就随着大灰鹤翅膀猛劲地拍打，有些被“咳”出来掉在窝里，小灰鹤扑上前就分而食之，也有些被“咳”出并颠出了窝外，不巧，有些就掉在大树的树杈上了。当地老乡看见，就用竹竿从树干上“梆”这些鱼，等它们掉落于地上，就捡起来煮着吃了。此后，凡是有“噎嗝”毛病而久治不愈的人，只要吃了这样的小鱼，就百分百能够痊愈。我非常看重这段传说，灰鹤不仅是北平城中“能飞的帝王风景”，而且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密切相连，何况它还能帮助孟夫子故乡的人医疗古怪之病呢。有了这几桩优点，灰鹤难道还不值得纪念么？从20世纪30年代之后，它们飞临北平就渐渐稀疏了。为什么？多少年连续的兵荒马乱，北平城里城外经常高耸着的枪口，真让它们感到不安全了。但就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它们还偶然出没于故宫某些没公开开放的区域的上空。当时朱家溍先生正在故宫供职，他曾多次看到灰鹤在昔日慈禧做寿的翊坤宫翊坤宫在明代时为西宫皇后的住处。清代慈禧住储秀宫时；每逢节日就在这里接受妃嫔们的朝拜。据说翊坤宫是故宫最早用电的宫殿，廊子上方的两个铁环据说是婉容皇后拴秋千的地方。想来昔日里阳光明媚的春日，也会有轻衫绿袖少不经事的宫人嬉戏吧。的松柏树枝桠上飞起飞落。再往后，灰鹤似乎就断了踪影。这需要从它的实际遭遇着想：昔日北飞的途程中，湿地越来越少，高楼大厦也冲天而起，它们哪还敢乱飞呢？一些小型飞禽误打误撞飞进北京的公园中，最后被猎枪索命的事，也让这些善良的禽鸟吓破了胆……
这几年，我不断忆念着这些灰鹤，它们与太庙的松树合组成一幅幅的“松鹤延年”图景，属于吉祥的象征。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大量楼盘的开发中，给灰鹤的重新进出北京，“让”出一条安全的通道呢？为什么不能沿途再开出一条湿地的路线，让它们在往返中能够自由栖息呢？
千万别小看这牡丹与灰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上千年的北京的“市魂”。相信今后的外国友人听到这些故事，肯定对牡丹与灰鹤的激情，会超过我们许多倍的。
谈到这里暂告一段。至于如何整治环境，如何使牡丹与灰鹤再生，我将放到后边再讲。真正对北京市有大作用的活动与实践，我将在随后的正文第十章中去谈。第
放眼水系与城垣（1）
说起北京的定都，不能忘记三个人。第一个是元朝的君主忽必烈。早在元朝定都北京前，他带兵从北部南下，来和占据北京的金王朝打仗。金王朝当时在北京设立了“中都”，中心位置在今天广安门附近。而忽必烈下榻的位置，则在今天北海公园一带，那里有山有水有树还有很好看的石头，忽必烈就记住了这个美丽的地方。等他后来把金王朝打败了，忽必烈下令定都北京，这就是元王朝的大都了。第二个人就是忽必烈的臣子，是汉人，叫刘秉忠，大概还是个部长级的官员。忽必烈很信任他，把平地建造北京元大都的任务全权交给了他，据说他们君臣之间还有过几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刘秉忠这才全力以赴地干起来。刘在学问上是多面手，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很懂哲学。他三下五除二，就把未来的大都勾勒出一个大轮廓：最中心就是言菊朋说的“黄圈圈”——皇帝的宫殿，外边一些则有大一些的皇城“小圈圈”，然后最外边才是那最大的“大圈圈”。大都当时还没有“凸”字形的外城，所以内城城墙就是城墙的全部，也就不分内外了。
以上说的是最简约的北京建城经过。现立于广安门立交桥东北一侧的滨河绿地上建起的“蓟城纪念柱”，作为代表宣武区的一座城市雕塑，侯仁之教授所撰《北京建城记》一文也镌刻在柱前石碑上。“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礼记·乐记》载，孔子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在蓟之西南约百里。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蓟城核心部位在今宣武区；地近华北大平原北端，系中原与塞上来往交通之枢纽。蓟之得名源于蓟丘。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记曰：‘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证以同书所记蓟城之河湖水系；其中心位置适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蓟城四界，初见于《太平寰宇记》所引《郡国志》，其书不晚于唐代，所记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呈长方形。有可资考证者，即其西南两墙外，为今莲花河故道所经。其东墙内有唐代悯忠寺，即今法源寺。历唐至辽，初设五京，以蓟城为南京，实系陪都。今之天宁寺塔，即当时城中巨构。金朝继起，扩建其东西南三面，改称中都，是为北京正式建都之始。惜其宫阙苑囿湮废已久，残留至今者惟鱼藻池一处，即今宣武区之青年湖。金元易代之际，于中都东北郊外更建大都。明初缩减大都北部，改称北平，其后展筑南墙，始称北京；及至中叶，加筑外城，乃将古代蓟城之东部纳入城中。历明及清，相沿至今，遂为我人民首都之规划建设奠定基础。综上所述，今日北京城起源于蓟，蓟城之中心在宣武区。其地承前启后，源远流长。立石为记，永志不忘。时在纪念北京建城之三千又四十年。”后来，我有一次在侯仁之前辈家中与他闲聊，倒是闲聊中他的一个说法，我以为更实际。他大致是这样说的：“但凡一个城市，总得是位于几条来往大路的交叉点。北京呢，自古就处在三条大路的交叉点上，一条是东北来的，一条是西北来的，再一条呢，就是从北京向西南延伸，穿过了永定河（古时叫芦沟河），一直延伸到山西。最初，三条大路会合在芦沟河的北岸，按常规说在北岸建立城市是合适的。可这样的造城运动刚刚开始，人们就发现不成，因为每年夏天芦沟河总要发大水。大水一来，整个城市顿时就汪洋恣肆，人民的生命财产就会全都被吞没。最后人们被迫把建城地点向着东北迁移，于是才有了今天的北京城……”两者相比，我觉得是侯老的叙述更生活化，也更实际。
放眼水系与城垣（2）
下边，咱们就从忽必烈下令建设北京的时候往下讲。
但凡地球上的重要城市，总需要在临近水系的地方建立。水，是养育生命所必需的，更是维持一个城垣的基本条件。在我国的北京小平原的这一块土地上，曾经有过丰富的水资源，既包括河流，也包括各样的湖泊、沼泽与湿地。当北京的原始人出现后，最早居住的地点是小河旁的台地——就在河的近旁，有着连续几个小小的台阶，每个台阶相距不远，一旦洪水来临，当淹没了低一级的台阶时，人们便早登上了高一级的台地上躲避。躲避过几次，人们也认识了自然的规律，究竟应该在哪个台地上建立永久的居住地，心里也就有了底。最早的北京人，在经历过几次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洪水之后，他们才猛然意识到：必须后退！于是他们在距今八百五十年之前，在如今北京广安门的西南，建立起第一个有史可查的城垣——蓟。
再一点，中国古来的集市贸易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日午”，二是“井边”。前者是天气要温暖，后者要使得交易者能够随时喝水。等集市逐步发展到乡镇和城市时，“井边”就势必要变成临近“水系”了。等乡镇扩大到一定程度，自身就要具备一定的形状，一旦拥有足够的人群，在众多分散住宅的四周，就要筑城保护自身。城垣一出现就是有形状的。中国古老哲学提倡“天圆地方”，最早周王朝的城垣就是一个匀称的四方形。城垣里的最小单位，是统治者的院子，要有等级不同的住房，以及登高瞭望的堡垒。这两样一结合再扩大，就变成城垣的城墙与城楼。在此后的漫长时期中，城垣的形状都是正方形的。其后的秦朝一变，依照地势起伏建造了连绵几百里的阿房宫。到了唐朝，又恢复了周王朝的正方形。到元代大都建立时，采取了“三城相套”的格局。最核心处是宫城，外围些是皇城，最外围才是正方形的大都城。东、西、南三面都各开了三个城门，唯独北边只有两个，在北边的正中没有城门。这大约是中国都城成熟的标志：皇帝要面南背北，所以他背后不能开门，恐怕王气因此而泄漏。这更可以打一个比方，《三国演义》写诸葛亮防止自己死后魏延叛乱，就把一幅密令交给了自己“文臣”方面的继承人姜维。等到后来魏延果然不服将令的时候，大臣杨仪要魏连喊三声“谁敢杀我”，相约等第三声叫过再没动静，杨仪就向魏交权。结果等魏踌躇自得地喊到第三声时，在其身后果然就有人应声：“我敢杀你！”说话者乃汉将马岱，他手起刀落，杀了魏延，完成了诸葛临终前之托付。大概后世帝王从中借鉴，要防止身后有不轨之人埋伏，这或许也是“身后（也即是北方）不能开门（站人）”的深层道理。
试问人类为什么要建造城市？城市的本质是什么？不妨这样回答：当人群具有了足够数量之后，他们需要获得一种安全感，于是就自己“画地为牢”，用一道城墙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从本质上说，城墙的本质是自我封闭，但城中和城郊的市场，却又与城墙本身相辅相成，市场的本质是开放和搞活。但是，人们有了城墙，就又得设立城门，以供人群的出进。再，一道城门或许还嫌不够坚固，于是又创造出在城门外再设立一道箭楼，并在箭楼与城门之间围绕起两道弧形的瓮城。不仅便于保卫，而且还可以把少量敌人引进来“关门打狗”。这一套城门、箭楼、瓮城本来都是为实用而产生的，后来慢慢“军转民”——北京各个城门在市民生活中派上了不同用场。明人史玄《旧京遗事》有记：“京师九门，皆有税课，而统于崇文一司。原额岁九万余两，今加至十万余两，例加也。各门课钱，俱有小内使经管收纳。凡男子囊袱骑驴，例须有课，轮车则计囊袱多少以为算榷。至于菜茄入城，乡民亦须于鬓边插钱二文，以凭经税小内使径行摘之，彼此不须相问，甚可粲也。鸡豚必察，不知何年经始历阶，今遂为司农正赋耳。又长安大城内宰猪，例于诸门外屠割入城，每猪税二十五文。终朝之入，坊巷闲民暗计用猪多少以占市事，垄断之用术不在商而在朝也。”此例沿袭到清朝，这种逢人纳税、遇路留钱的“世相”仍然盛行。清人查嗣瑮曾有诗云：“九门征课一门（按：崇文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至于这些零星盘削的税赋，多少用做了王宫内室的珍馐和胭脂钱，只有那些尽职尽责的税官们清楚了。比如说，处在北京正中心位置的前门，主要用于商业；崇文门连着旧日海关，供商人随时出入；宣武门外是宣南文化的发祥地，赶考之人出入比较多；西直门主要是为皇宫运送西郊的泉水；朝阳门担负从通州运粮食的功能；德胜门是军队出征的经由之地，等军队回归，则就要进安定门了。如此种种，日久天长，实用基础上又增添了审美价值。刘秉忠的贡献还在于，他为元大都设立了城市的中轴线，线的左右基本对称，重要的建筑物也需要左右对称，甚至连朝臣上朝，都要文臣在左而武将在右。这种种的设定，其背后的根据就是中国的古典哲学，以及自周之后历朝建设都城形成的规矩。
放眼水系与城垣（3）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往往水系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例如元大都之前的金中都，位置在现北京城的西南，中都的中心位于今广安门西南。当时为中都提供水源的，是北京西南方的西湖，面积很小，水源有限。后来蒙古军队统帅忽必烈南下攻打金兵，就建筑了范围更大的元大都，水源则也改变，从西北方向上引入白浮泉、瓮山泊的丰富水源。但天公并不作美，地势上也为引入设置了巨大困难。水流从来就由高向低的，要想让北京西北郊的水源经过一个马鞍形的谷地进入北京，猛然一看，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但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采取如同今天三峡那样的船闸的办法，让水一段段地被逼高，等最后达到了足够的高度，再横向流淌到另一个可供正常流淌的高地。当时并没有足够的科学理论，但郭守敬却通过实践做到了。他应该是今天工程院中那类特别能实践的高人。还有，特别应该琢磨的是，这位郭守敬除了是水利专家之外，他同时还是天文学家。我在长江流域的一个城市中，看到了郭守敬在天文方面的创造。他在平地上建造了一道倾斜的墙壁，呈45度角向着天空，这斜面总有一百米吧。在斜面的尽头设置了一个仪器，在斜面的起点也有一个仪器。测算天文的人，就站在起点向着终端望去，望向那遥远的太空。而望的时间是有限定的：需要在特定的某年某月某日的某时某分，从这个角度才能望到他所需要看到的东西。我久久无言，这真让人叹为观止！他郭守敬能成就其水利一项就已经很可观了，还怎么能够成为如此的多面手呢？难怪今天在北京什刹海的北岸专门为郭修建了一个纪念馆，这实在是很应该的。
元代最初的大都是正方形的，等到明代的嘉靖皇帝时，由于时时感到北部少数民族的侵扰，就决定在北京的四面再修一道外城，如同“回”字的形状。嘉靖年间，著名谏臣海瑞执意上言《治安疏》，列陈嘉靖“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的误用之举，由此引得龙颜盛怒，海瑞被打进了大狱，差点儿丢了性命。文中提到的“修真”，就是兴建道观的意思。嘉靖二十一年（1542），在今天的景山西街，竣工了著名的道教神殿——大高玄殿。此殿新中国成立初尚存，1956年因道路施工被拆除。2004年，在原大高玄殿门前的筒子河北岸，重建了南牌楼，并将牌楼上那块“乾元资始”的石匾重新挂起——这块石匾曾流落至月坛公园，成为了树林中一个石桌的桌面（照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