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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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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山中。接到皇帝命他“立功自赎”的圣旨后,知道自身难保,强令左良玉出兵。气得左良玉大发雷霆:总理先是纵虎归山,再命我擒拿,如不遵命,必定把逗留纵敌之罪强加于我。不得不贸然进攻,终于在房县西八十里的罗睺山遭到埋伏,全军覆没,军符印信丢失殆尽,只有几百人突出重围。一向骄横跋扈的左良玉当然不愿代熊文灿受过,向皇帝报告:熊文灿在张献忠反迹已露时阻挠他出击,纵虎归山后又强令他冒险出击,种种劣迹,和盘托出。朱由检下旨:逮捕熊文灿,左良玉戴罪自赎。
  五省总理熊文灿逮捕入狱,作为熊文灿的推荐者,杨嗣昌责无旁贷,不得不自告奋勇请求前往湖广督师。
  “盐梅今暂作干城”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五日,皇帝决定派杨嗣昌代替熊文灿的职务,前往湖广督师,亲笔写下了谕旨,指望他“速荡妖氛,救民水火”;“凯旋之日,优叙隆酬”。朱由检希望他将功补过,对他的能力充分信任,所以让他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督师,总督、巡抚、总兵都听从他指挥,副将、参将以下军官可以用尚方宝剑军法处置,以期马到成功。
  九月初四日,根据杨嗣昌的请求,皇帝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参加者除了内阁大学士薛国观等人,还有吏部尚书谢陞、户部尚书李待问、兵部尚书傅宗龙。会议讨论了粮饷与军队的调度事宜,杨嗣昌提议,左良玉有大将之才,兵也可用,应当进封为“平贼将军”。
  

“盐梅上将”督师中原(4)
御前会议结束,朱由检单独留下杨嗣昌密谈,特别强调一件要紧事:张献忠曾经惊扰祖陵,决不可赦,其余人等可以剿抚互用。随后赏赐他精美黄金一百锭、大红苎丝衣料四套、斗牛衣一袭、赏功银四万两等,并且拨发剿饷五十万两。显示了在皇帝心目中,这个督师大臣非同一般的特殊地位。
  九月初六日,杨嗣昌进宫向皇帝辞行。皇帝特别关照光禄寺在平台设宴,为他饯行。朱由检亲自为他斟酒,命左右大臣向他敬酒三巡。随后,在音乐伴奏声中,朱由检从太监手中取出他亲笔所写的七言诗,说:“辅臣督师,事不常有,今写数字赐卿。”
  杨嗣昌跪下接过,朗诵道: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朱由检听他念罢,笑道:“朕为卿赠行。”他的这首诗巧妙地借用典故,“盐梅”源于《尚书》,用来赞美为国效力的宰相;“细柳营”借用汉文帝时的将军周亚夫的典故,比喻军纪严明,把他对杨嗣昌的倚重心情流露得恰到好处,预祝这位盐梅上将、督师辅臣马到成功。杨嗣昌心潮起伏,激动不已,边哭边拜。
  “盐梅今暂作干城”,杨嗣昌肩负皇帝的重托,踏上督师的征途,于九月二十九日抵达襄阳,进入原先熊文灿的行辕。十月初一日,举行誓师典礼,总督太监刘元斌、湖广巡抚方孔燳、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出席,杨嗣昌传达皇帝的谕旨,告诫将士:身受国恩,担当灭贼,诛赏必行。杨嗣昌素有口才,加上督师辅臣与御赐尚方宝剑的威严,令与会者大惊失色。会上杨嗣昌宣布了各地守将的职责,四面围剿张献忠。
  杨嗣昌对左良玉寄予厚望,看作一张王牌,在离京前已经向皇帝提出加封他为“平贼将军”,十月初五日再次上疏重申此事,请求把“平贼将军印”颁发给左良玉,使他得以挂印行事,统一指挥各部。
  左良玉果然没有让杨嗣昌失望,崇祯十三年(1640)二月,在四川太平县(今万源县)的玛瑙山打了一个大胜仗。张献忠落荒而逃,遁入兴安、平利山中。左良玉乘胜追击,歼灭他的精锐部队三千五百人,其中包括大头目扫地王曹威(又名一丈青)、前营将领白虎宗霍、中营将领邓天王张守安等,生擒张献忠的妻妾高氏、敖氏与军师潘独鳌等,缴获张献忠金印一枚、张献忠使用的镂金龙棒一根、镀金大刀一柄。
  朱由检接到杨嗣昌的报告,对这位督师辅臣初战告捷非常高兴,立即召见刚刚由宣大总督提升为兵部尚书的陈新甲,要他嘉奖前方将领,并且特地拨发白银五万两、锦帛一千匹犒赏三军将士。为了奖励此次玛瑙山大捷的头号功臣左良玉,他决定赐予他“太子少保”荣誉头衔。他似乎意犹未尽,三月初五日,给远在千里之外的督师辅臣杨嗣昌发去亲笔手谕,赏赐给他内库银一万两、斗牛服一袭、鞍马二份,还特别抒发了离别之后对他的思念之情: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矣!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倍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又闻卿调度周密,赏罚严明,深慰朕平寇安民之意。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杨嗣昌的特殊感情,连“须发尽白”这类细节,也挂念在心。此前在中原战场上洪承畴、卢象升也屡次奏捷,从未引起皇帝如此眷顾,如此动情,唯独杨嗣昌有此殊荣。既然皇帝如此看重,如此亲如家人的牵挂,又殷切期望他“早奏荡平”,令杨嗣昌感动不已,如不拼死在疆场,将无以为报了。
  

“尽瘁堪悯”:杨嗣昌之死(1)
与下属关系一筹莫展
  杨嗣昌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玛瑙山大捷之后,他再也没有打过像样的胜仗。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他这位“督师辅臣”竟然成为矛盾的焦点,与下属以及封疆大吏的关系没有协调好。最为失策的是,与英勇善战的左良玉关系搞僵。
  张献忠在玛瑙山落荒而逃时,左良玉在后面紧追不舍,情急之际,张献忠心生一计,派亲信马元利带了礼物去游说左良玉,劝他不必苦苦相逼,离间他和杨嗣昌的关系。对他说:杨阁部之所以看重你,是因为有张献忠存在,你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你一向听任部下肆意抢掠,杨阁部对你有所猜疑,如果张献忠不存在了,那么你的死期也不远了。这些话说得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左良玉听得心动,就网开一面,故意放张献忠率领残部逃去,使得他有时间在山中招集溃散士兵,重整旗鼓。左良玉在竹山一带作壁上观,按兵不动,向杨嗣昌佯称有病,不便行军。
  左良玉在竹山托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杨阁部对他将信将疑,令他失望。杨嗣昌原先积极向皇帝保荐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后来看到左良玉飞扬跋扈,难以控制,而陕西将领贺人龙也是骁勇善战的帅才,于是向兵部尚书陈新甲提议,用贺人龙代替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杨嗣昌却反悔了,他唯恐此举引起左良玉反感,何况贺人龙的兵力与战绩都无法与左良玉相比,很难取而代之。于是向皇帝请求收回成命,仍用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如此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结果两面不讨好,失去了左、贺两员大帅的信赖。正如文秉《烈皇小识》所说,左良玉因为“平贼将军”印被夺,感到惭愧;贺人龙因为“平贼将军”印得而复失,感到不满、怨恨。此后,两人互相推诿,不再深入前线,以致张献忠得以重整旗鼓,都是杨嗣昌失去二帅之心导致的结果。
  杨嗣昌明知左良玉托病,却不得不写信去慰问,对他的消极态度表示理解。他在信中说:张献忠在深山峭壁之间,插翅难逃,将军如果严督穷搜,断然可以活捉。然而你却引兵退回,为什么?我想大概是荒山峻岭之中断了粮饷,大兵难以驻扎,将军不得已而出此下策。这就为他的退兵留下体面的台阶。但是,关于“平贼将军”的出尔反尔,难以自圆其说,只好挖空心思加以掩饰,把责任推到兵部,说:兵部文件用贺人龙代替你为“平贼将军”,我已经上疏制止了,不久一定可以得到皇帝谕旨,“平贼将军”非你莫属。
  左良玉对杨阁部的这种诡辩根本不信,因为贺人龙早就把真相告诉了他:杨嗣昌曾私下许诺,由贺代替左为“平贼将军”,又反悔食言,谎称以后再议。使得贺人龙大为恼怒,把经过向左良玉和盘托出。因此,杨嗣昌再三解释也无济于事。只得用皇帝来压他:张献忠想进入四川,这正是你报答皇恩之时。但是,左良玉不为所动,依然在竹山高卧,不肯进山搜剿。
  对杨阁部怨恨之极的贺人龙也在消极观望。各省总督、巡抚有自己的小算盘,都想乘机从围剿中抽身。杨嗣昌事先传达皇帝的圣旨:命令陕西总督郑崇俭和他手下的副总兵贺人龙、李国奇,“留蜀协剿”。郑崇俭阳奉阴违,写信给杨嗣昌,声称:他率领陕西军队,与左良玉派来的偏将在太平县境内得不到粮饷接济,只得按兵不动。气得杨嗣昌无话可说,责问四川巡抚邵捷春:太平县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事先早已提醒你措办粮饷,居然置若罔闻,左良玉、郑崇俭都以“无粮”为借口而退兵。费尽心力围剿的“流寇”,如果因此而脱逃,你如何为自己解释?
  陕西总督郑崇俭干脆在川北“生病”,杨阁部调他会师大宁,他反而退回陕西境内,贺人龙、李国奇也以粮饷武器缺乏为借口,跟随郑崇俭回到陕西。尽管杨嗣昌抬出皇帝的“留蜀协剿”圣旨,指责他们简直是“委君命于草莽”,郑崇俭、贺人龙、李国奇依然我行我素。朱由检得知这一情况,下令把郑崇俭革职查办,任命丁启睿代理陕西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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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瘁堪悯”:杨嗣昌之死(2)
四川巡抚邵捷春是一个草包。杨嗣昌原本想把张献忠、罗汝才围歼于湖广、四川边界的竹山、竹溪、巫山、大昌、大宁之间,由于左良玉的偏将张应元、汪云凤,以及郑崇俭的主将贺人龙、李国奇远在别处,隔岸观火,导致土地岭大败,张献忠、罗汝才直逼大昌。杨嗣昌命令邵捷春坚守大昌,询问他用哪些兵力防守,哪些兵力出击,兵力不足从哪里征调,防守兵力有没有补充,他竟然一问三不知。当张献忠、罗汝才大军压境之际,邵捷春借口大昌的上马渡、中马渡、下马渡三处渡口水浅地平,难以坚守,退守观音岩水寨,作为第一道防线,分兵把守夜叉岩、三黄岭、磨子岩、鱼河洞。张献忠进攻观音岩,守将邵仲光率部逃跑,使得张献忠从观音岩、三黄岭等处突破大昌防线。杨嗣昌赶到巫山,用尚方宝剑处死邵仲光。
  张献忠、罗汝才越过大昌,向西进入开县、达州,势不可挡,如入无人之境。朱由检接到杨嗣昌的报告,立即下令逮捕邵捷春。然而败局已经难以挽回了。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杨嗣昌赶到重庆,下令各路将领在那里会师,然而各路将领或是按兵不动,或是虚与委蛇。张献忠指挥他的军队攻打汉川、中江,席卷什邡、绵竹、安县、德阳、金堂一带,所向披靡,守军纷纷弃城逃遁。正如《明史·杨嗣昌传》所说,造成了“全蜀大震”的局面。
  张献忠由水路攻下简州、资阳、荣昌、永州、泸州。杨嗣昌束手无策,企图采用分化瓦解的手法,扬言赦免罗汝才,凡是投降者可以授予官职,唯独张献忠不予赦免,到处张贴布告:“有能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天之后,在杨嗣昌的督师行营衙门中,出现了张献忠的传单,上面写着:“有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杨嗣昌吓出一身冷汗,怀疑左右布满了间谍。
  此时此地,督师辅臣先前的威风已经烟消云散,斗志全无,一味向皇帝大叹苦经。一方面埋怨蜀兵的脆弱,蜀将的愚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另一方面声称对手已经练成“至精至悍必死不降”的作风,“无生之路,有死之心,拼死恶斗”。这些话语流露出来的是,对张献忠心有余悸,早先的锐气早已丧失殆尽。皇帝要他“戴罪自赎”,他回答说,下属将领个个都是酒囊饭袋,只有他一个人在苦苦操心,已经无济于事。
  其实他也未必高明,每天都在和幕僚饮酒赋诗,见到风景名胜就流连忘返;甚至拿出《法华经》当作法宝,说它可以诅咒蝗虫、遏制旱灾,叫地方官如法炮制。彭遵泗在《蜀碧》中感叹:“文弱(按:杨嗣昌字文弱)其将败乎?拥百万之众,戎服讲经,其衰已甚,将何以哉?”
  张献忠的战术叫做“以走致敌”,意思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运用得十分成功。从崇祯十三年(1640)八月在夔门击败张应元、汪之凤,到崇祯十四年(1641)一月在开县击败猛如虎、左良玉,半年之内,几乎跑遍大半个四川。杨嗣昌在后面苦苦追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还相隔三天的路程。张献忠非常得意,一次在军营中乘着酒兴,随口溜出一首打油诗: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实在是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杨嗣昌的尾随战术终于露出了危机,导致洛阳陷落、福王被杀,襄阳陷落、襄王被杀的严重后果,以至于自己也随之一命呜呼。
  话分两头,各表一支。李自成听说张献忠在谷城起兵,立即召集部众前往会合。八月间,两支队伍相会于竹山、竹溪间,旋即分头进发。李自成从商洛山中向河南转移,杨嗣昌担心他进入中原,与左金王、革里眼会合,要左良玉堵截。李自成巧妙利用左良玉与杨嗣昌的矛盾,突破武关,进入河南淅川、内乡。这种动向对于中原战局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郑濂《豫变纪略》所说,李自成进入河南就好像老虎出笼,再也无法制服了。
  

“尽瘁堪悯”:杨嗣昌之死(3)
果然如此。李自成攻下永宁,杀死万安王朱采,接着横扫熊耳山以西,攻打宜阳、偃师、宝丰、密县,各地饥民望风归附,部队很快增加到几十万之众,名声大振。李自成把自己的诨号“闯将”改为“闯王”。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占领洛阳。洛阳是福王朱常洵的藩封地,此人富甲天下,却昏庸贪婪,又是个怕死鬼。被俘后,吓得浑身发抖,叩头求饶。李自成狠狠训斥他:你是亲王,富甲天下,河南饥荒,不肯拿出一分一毫赈济百姓,你真是个奴才!随即下令处死这个三百六十多斤重的大胖子,把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放在大锅子里面,和鹿肉一起炖煮,在西关周公庙举行一场“福禄宴”。农民军喝着酒,吃着福王肉和鹿肉,大快朵颐的同时,也解了心头之恨。
  朱由检获悉洛阳陷落,叔父(福王)被杀,大为震惊,停止上朝三天,以示哀悼。二月二十四日,他在乾清宫东暖阁专门为此召见大臣,在场的有:内阁辅臣范复粹、张四知、谢陞、魏照乘、陈演,礼部尚书林欲楫,兵部尚书陈新甲,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驸马都尉冉兴让等人。
  朱由检说:朕御极十四年,国家多事,又遭灾荒,到处人吃人,深感怜悯悲哀。近日流寇攻陷洛阳,福王被害,自己的亲叔都保不住,都是朕失德所致,惭愧至死。
  见皇上说得声泪俱下,大臣们赶紧引罪,主动承担责任,朱由检连声说:否,否。
  冉兴让说:这是气数。
  范复粹也说:这是气数所致。
  朱由检说:这也不能全怪气数,就是气数,也应当有人事补救。这几年来,何曾补救得几个?
  话题从福王之死谈到战局,就牵扯到了杨嗣昌。礼科给事中李焻委婉地批评杨嗣昌督师不力,说他自从玛瑙山大捷之后,不再有捷报,威信渐挫,建议另派一员大将协助他。
  朱由检立即为杨嗣昌辩护:督师(杨嗣昌)离开河南有几千里,哪里照管得到?鞭长莫及,你们也要设身处地为他想想。如果一味凭爱憎发表意见,就不对了。
  虽然皇上支持杨嗣昌,另一位给事中章正宸还是赞成李焻的意见,认为福王之死杨嗣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呕血伤心,束身俟死”
  近日来,朱由检一直在担忧其他藩王的命运,唯独不担心襄阳的襄王,因为襄阳是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有重兵驻扎。然而,最为安全的地方,恰恰是最不安全的。正当他在武英殿向左右近侍询问,开封的周王近况如何时,突然,宗人府官员传来襄王次子朱常澄的紧急公文。他大惊失色,推案而起说:难道襄王也不免于难了么?迅速打开公文一看,原来是二月初五日,张献忠的部队进入襄阳,俘虏襄王朱翊铭,押至西门城楼处死……
  朱由检在悲恸之余,还不忘交代有关部门,按照福王的规格为襄王准备丧葬礼仪。这个襄王朱翊铭,按照辈分,是他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同一辈,属于远房叔祖一类,比他的亲叔福王朱常洵要疏远一些。令他不解的是,杨嗣昌为何至今还不向他报告此事?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早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至十四年年初,杨嗣昌已经身患绝症。正月初六日,他的病情趋于严重。正月初八日他在向皇帝报告军情时,流露了行将就木的忧虑:“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襄(阳)库罄尽,心益忧煎,不知死所。”从他所说的“忧劳病瘁”看来,他的病是心力憔悴所致,以督师辅臣名义来到湖广、四川,肩负皇帝的殷切期望,围剿张献忠等部,至今毫无成效,忧心忡忡而病倒。
  正当他在四川团团转时,张献忠突然出川,飞袭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襄阳。对于这次突然袭击,张献忠布置得十分细致而周密。襄阳方面丝毫没有察觉任何迹象时,他的部队已经到了当阳,派遣罗汝才截断郧阳与襄阳之间的联络,自己亲自率领精锐骑兵一日一夜飞奔三百里,直插襄阳。二月初,兵临襄阳城下,派十二名骑兵冒充督师衙门的差官,拿着调兵文书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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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瘁堪悯”:杨嗣昌之死(4)
在此之前,张献忠做了周密的策划,陆续派遣士兵化装成商人把武器混在商品当中,随车运进城中,做好攻城准备。在玛瑙山之战中被俘的张献忠爱妾高氏和军师潘独鳌,关押在襄阳监狱之中,他们暗中买通官吏,充当内应。所以二月初的攻城相当顺利。
  《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明的一招,张献忠拿下襄阳就是一个案例。二月初四日半夜,城中内应放下吊桥,迎接大部队,襄阳不战而下。据襄王的次子朱常澄报告,他们当时耳闻目睹的情况是这样的:“二月初四日夜三鼓(三更),遍地举火,满城从睡梦中惊突奔窜,民与兵与贼搅浑,狂奔于烟火熏灼之中。”
  天明后,张献忠进入襄阳城。年逾七旬须发尽白的襄王朱翊铭被押解到西门城楼上,吓得浑身发抖,跪倒在张献忠脚下,连声大喊:“求千岁爷爷饶命!求千岁爷爷饶命!”
  张献忠不无得意地讥讽道:“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头用。”
  朱翊铭一听,要借他的脑袋派用场,大惊失色,连忙讨好说:“(襄王)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爷搬用。”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免死了。
  殊不知张献忠不吃这一套,他有更高的目标——杀襄王而置杨嗣昌于死地,非常干脆地回答:“你有何法禁我不搬哩?只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不得死。”他的意思很明显,襄王一死,杨嗣昌这个督师辅臣就得以“陷藩”这一罪名而伏法。
  说罢,张献忠下令处死襄王朱翊铭,同时处死的还有王室成员四十三人。然后,打开王府仓库,发放十五万两银子赈济灾民。
  这一切,都大大出乎杨嗣昌的预料。他以为襄阳防守严密,不足为忧。当主管郧阳、襄阳的官员提醒他注意襄阳的防务时,他反而讥讽这个官员过于怯懦。他的注意力始终盯住张献忠不放,张献忠从陆路出川东进,他则由水路沿江而下,想赶在他的前面堵截。没有料到,赶到夷陵(今宜昌)时,洛阳、襄阳陷落,福王、襄王被杀的凶闻接踵而至,愤恨、悲伤种种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号啕大哭一场,这是对他最为致命的打击,最大的悲哀是:今后无脸再见皇上。
  原本病重的身体,遭受这样严重的惊吓,杨嗣昌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从此饮食不进。到了沙市徐家园,已经卧床不起,一切大事都交给监军万元吉代理,派人催促家属赶来诀别。万元吉问他:病情如何?为何不报告皇上?杨嗣昌只吐出了两个字:不敢!
  此时此际的杨嗣昌,昔日的雄心壮志早已荡然无存,心如死灰,苟延残喘,等死而已。他在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信中吐露了这种心情:“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
  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初一日,督师辅臣杨嗣昌死于沙市徐家园,终年五十四岁。关于他的死,后人众说纷纭,有的说自缢而死,有的说服毒而死,都是传闻之词。其实他早已病重,再遭福、襄二王被杀的惊吓,终于不治,即使华佗再世,也难以起死回生,何用上吊服毒?他的儿子杨山松、监军万元吉说他病死,是可信的。
  远在北京皇宫的朱由检,接到万元吉送来的讣闻,感情是错综复杂的,对身边的大臣叹息道:“督师功虽不成,志亦堪悯。”要他们按照内阁辅臣的礼仪安排葬礼。随即下达一道谕旨,再次强调杨嗣昌“功虽未成,尽瘁堪悯”;并且亲自写了一篇祭文,流露了对他始终一贯的眷顾之情,虽然没有凯旋而归,但鞠躬尽瘁的精神依然可嘉,充满了深深的惋惜、哀怜、遗憾。尤其令他难以释怀的是,从此再难寻觅杨嗣昌这样的能臣、忠臣,无怪乎他要说:“杨嗣昌死后,廷臣无能剿贼者。”
  然而,感情毕竟不能代替法律,督师失职之罪如果不追究,今后恐怕难以驾驭群臣,朱由检不得不交代有关部门议定杨嗣昌的罪责。朝廷上下都知道皇帝对杨嗣昌的偏袒心态,有关官员故意援引经典,根据传统律法中“议请减赎”的原则,以“议功”的方式,解脱了他的罪责——由于指挥失当,导致二府、三州、十九县丢失,福王、襄王被杀,以功抵过,不予追究。这种特殊处理方式是符合皇帝本意的。尽管舆论汹涌,言官们纷纷弹劾杨嗣昌,朱由检统统不予理睬,不但没有追究他的罪责,反而追赠他为太子太保。朱由检对于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在崇祯一朝五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确实,杨鹤、杨嗣昌父子为明朝力挽狂澜而献出了生命,皇帝还能谴责什么呢?崇祯皇帝手书“九思”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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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1)
“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当李自成的农民军从陕西渡过黄河,横扫山西时,朱由检在一次高级官僚参加的御前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显得悲凉而无奈,感慨万分地对他的大臣们道出了思虑已久的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
  “朕非亡国之君”,寥寥六个字,发自肺腑,是对兵败如山倒,无可奈何花落去,内心有所不甘的自然流露。平心而论,在明朝十七个皇帝之中,他不但算不上是最为昏庸的一个,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清朝国史馆编撰的《明史》也对他高度评价:“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由此可见,他的自我评价“朕非亡国之君”,并不是文过饰非的夸张之词。
  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把上述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熹宗(按:即天启帝),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按:即崇祯帝)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反映了历史的无情,让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有一句名言:“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似乎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
  朱由检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大势已去,回天乏力,所以向大臣们吐露了自己的内心独白:“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在临近王朝末日的紫禁城里,他常常暗自叹息:“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但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崇祯皇帝不是一个亡国之君。
  复社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以“鼎湖当日弃人间”的诗句来缅怀皇帝的逝去。他的史学名著《绥寇纪略》对逝去的皇帝朱由检给予高度的评价,大意是:皇上焦劳十七年,作风恭敬俭朴类似弘治皇帝,英毅果断类似嘉靖皇帝。处理公务机敏迅速,手不释卷,喜好读书、写字,书法逼近欧阳询,有文武才,善于骑射,力挽强弓,每发必中。他勤于朝政,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疲惫不堪才休息。上朝时仪表端庄,给人留下目光端正,姿势庄重的感觉。这样一位恭敬俭朴、英毅果断、能文能武的君主,落得个亡国的下场,不免令吴伟业这样的遗老遗少嗟叹不已。
  《甲申传信录》在“睿谟留憾”的标题下,如此评价朱由检:英毅果断,继承万历、天启的政治遗产,拨乱反正,革除前朝弊政,打击邪党,励精图治,勤于朝政,希望出现中兴之治。然而边疆战事频发,中原内部空虚,饥馑连年,盗贼横行,拮据天下十七年,王朝覆亡,以身殉国。呜呼!如此英明睿智的君主,十七年宵衣旰食,从来不曾开怀舒心,留下多么大的遗憾啊!该书写这些话的时候,崇祯皇帝已经死去,用不到拍马奉承,这是野史以秉笔直书的笔法,为后人留下一段信史,应当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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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2)
事实确是如此。朱由检经常对大臣们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烂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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