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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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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2）
事实确是如此。朱由检经常对大臣们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烂摊子，边疆武备废弛的许多积弊，百姓生活的长久贫困，官场陋习的陈陈相因，都必须面对。所以他经常举行御前会议，当时称为“召对”。这种召对极为郑重其事，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御史，以及翰林院、锦衣卫的官员，都得参加，内容是商榷国事，改革积弊，推行新政。
因此，他成了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罕见的勤劳皇帝。朱元璋大小政务都要亲自处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没有娱乐。在这点上他与朱元璋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整日忧勤惕厉，寝食不安。朱元璋定下每日上朝的祖制，后来的皇帝大多视为虚文，特别是到了隆庆、万历之际，公然改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后索性连三六九也“免朝”了。朱由检恢复了每日上朝的祖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崇祯十五年（1642）他再次重申：与群臣共同裁决政事，只有少数节日可以免朝外，每日都应该上朝；上朝完毕后，如果大臣要请示报告，可以报名，听候召见，如有大臣从中阻挠，以“奸欺”罪处死。如此十几年如一日，无怪乎他要慨叹“夙夜焦劳”了。
然而，他的“夙夜焦劳”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是什么缘故呢？
早在崇祯五年（1632），兵部主事华允诚就有所分析。他在奏疏中向皇帝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政的“可喜”与“可忧”之处。大意是说，三四年来，皇上焦劳于上，群臣匆匆孜孜，目不暇接，而法令烦琐，臣民解体，人才损失，国家受伤。终于形成这样的局面：皇上焦劳于上，诸臣舞弊于下，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他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主事者借口皇上刚毅严明，大搞严刑峻法；借口皇上综核名实，大搞锱铢必较，终于使得官场竞尚刑名，追求细碎，把皇上图治的迫切心情，化作诸臣斗智的捷径；
第二，率领部属的大僚，一再惊魂于向皇上认罪，监察官员埋头于撰写弹劾奏疏，致使官吏考核只问税收钱粮，同心同德的精神，化作案牍文书的较量；
第三，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大臣只有分立门户的念头，意见分歧，议论纷扰，致使“剿抚”的大计等同儿戏，人才的用舍举棋不定。
这种情况，以后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也就是说，皇帝焦劳于上，大臣舞弊于下，日益严重。因此朱由检老是感叹：“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
刻意仿效唐太宗的末世英主
朱由检十分推崇唐太宗，刻意仿效，因而既有刚毅严峻的一面，也有宽厚仁恕的另一面。由于他成了亡国之君，这另一面常常被人们忽略了。他对于孔子论“仁”的言论颇有心得，务求身体力行。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对于专门为皇帝安排的学习课程——“日讲”与“经筵”，十分重视，认真听取精通儒学的大臣讲解儒家经典。
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十八日，他参加“日讲”，听讲官（教师）讲解《论语·子罕》一章，然后召见内阁辅臣，一起探讨“仁”的真谛。
朱由检说：孔夫子谈论“仁”，如“欲立欲达”、“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以及“使民以时”等，多处讲到“仁”，为什么说“罕言”？
蒋德璟说：圣人未尝少讲“仁”，只是门弟子领悟到了才以为“言”，没有领悟到的就以为“罕言”。
朱由检说：“命”与“仁”如何分别？
蒋德璟说：两者总是一个道理，在天为“命”，在心为“仁”。
朱由检听了表示同意，然后说“一日克复，天下归仁”，便是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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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德璟说：明白了“明德”对于天下的重要性，便是“天下归仁”。
“朕非亡国之君”（3）
朱由检听了关于“仁”的一席话，似乎豁然开朗，心情特别舒畅，说：近来天气很好，秋令甚佳。
第二天，他写了一道手谕给辅臣们，要他们把昨天议论“仁”的见解，撰写成文章，供他阅读。对于儒学经义的钻研精神，他似乎并不比进士出身的儒臣们逊色。
某次，由于“讲官”姜曰广在讲解《资治通鉴》时发生错误，朱由检本来就对《通鉴》没有兴趣，乘此机会下令停止讲解《通鉴》，改讲《春秋》。当时在翰林院任职的文震孟是研究《春秋》的专家，因而被聘为“讲官”。文震孟讲解《春秋》，深得皇帝称赞，从十月十七日至二十日，连讲四天，开创了一个新纪录。二十四日文震孟讲“祭伯传”，删去“宰亘”一章。朱由检不同意删去，要他补讲，他的理由是，这一章可以看到当时朝政失宜，所以更应当讲。今后以此类推。在场的“讲官”们对皇帝如此重视历史上朝政失宜的教训，都肃然起敬，感叹道：真是罕见的英主！
崇祯十四年（1641）八月十八日，朱由检在内阁辅臣陪同下视察国子监。一行人等由崇文门进入成贤街，进入国子监。举行了“释奠礼”以后，来到彝伦堂，听国子监祭酒（校长）南居仁讲解《尚书·皋陶谟》；然后听国子监司业（副校长）罗大任讲解《易经·咸卦》。讲解完毕，他特地关照礼部官员把“进士题名碑”和“石鼓文碑”，摹拓下来送给他。然后他指示随行的内阁辅臣：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六位夫子，都有功于圣人之道，与其他从祀孔子的诸位贤者不同，应该更加优待推崇。吴婕葱戳恕侗碚谜嫒缡琛罚肭蠛擦衷汗僭北嗉读尤椤罚魑蛹嗟慕滩摹Ｖ煊杉斓奔从枰耘肌？蠢此运纬硌Т笫Φ闹魇怯兴私獾模裨虿豢赡芴岢鋈绱司咛宓囊饧！冻珈豕省分杏幸皇酌栊椿实塾霉Χ潦榈氖庋吹溃壕尤环缍仁鞘樯π怕逵缴�
提笔若随乡贡籍，也应金榜占科名。诗的笺注对此作了说明：皇上喜爱读书，各处宫室的御座左右都放了书籍，随手披览。曾经写了《四书》八股文，出示群臣，因而颁行天下，士子纷纷诵读。这些细节流露出朱由检的学识涵养决非泛泛，如果参加科举考试，完全可能金榜题名，所以说“提笔若随乡贡籍，也应金榜占科名”。
倪元璐是朱由检极为欣赏的大臣，升任户部尚书后仍兼任皇帝的“讲官”，有一天在讲到经书中“生财有大道”一节时，借题发挥，批评赋税加派的害处。朱由检听了很震怒，指责他这个户部尚书不称职，军饷匮乏，户部拿不出好的对策，反而讲风凉话。倪元璐听了皇帝的训斥并不动容，心平气和地解释：臣是一个儒生，所讲的虽然是书生语，却不敢怀有私利来欺骗君主。朱由检听了一时语塞。第二天，他对内阁辅臣表示，对昨日震怒有追悔之意。他希望在“日讲”和“经筵”中，不仅应该有问答，也应该有君臣之间的辩驳，不应该听了刺耳的意见就大发雷霆。看来他真的想仿效唐太宗虚心纳谏的风度。
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初九，朱由检身体偶有不适，临时通知暂停早朝。遭到内阁辅臣的批评后，他幡然悔悟，虚心接受，特地用工笔小楷写了手谕，对辅臣褒奖备至，称赞他们“忠纯体国，念笃爱君”，“言同药石，朕心忻悦”，希望他们今后继续一如既往批评自己的过失。当时担任给事中的孙承泽在他的回忆录《思陵典礼记》中，记录了这份手谕，而且亲眼目睹这份手谕刻成碑铭的经过，他评论道：皇上的书法模仿唐太宗，手谕写得清秀遒劲。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细节，朱由检似乎处处都在仿效唐太宗，不仅书法如此，而且在虚心纳谏、闻过则喜的态度上，都在刻意追慕唐太宗。尽管两者相去甚远，他还是经常流露出刚愎自用的劣根性，但毕竟有意识向这个目标靠近，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
后宫生活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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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4）
朱由检的后宫生活颇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亮点。他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他的皇太子慈烺，从中流露出希冀国祚绵延长存的心态，不想成为亡国之君。
慈烺生于崇祯二年（1629）二月初四，作为长子，生母又是皇后周氏，理所当然地于次年册封为皇太子。为了栽培这位皇太子，他亲自选拔老师——“东宫侍班讲读官”。崇祯十五年（1642）正式开始皇储的教育。内阁辅臣根据皇帝的旨意，拟定了“讲仪”，特别强调“览史以佐经”——把学习历史作为学习经学的辅助手段，目的是了解历史上的治乱、邪正、是非，以古鉴今。
崇祯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朱由检“日讲”完毕，与内阁辅臣议论太子的教育事宜，郑重其事地从一个黄匣子里拿出自己亲笔书写的《钦定官属约八条》，都是对太子身边工作人员的约束条例，例如不得离间亲亲，不得交结有司，不得擅作威福，不得言行非礼，以及内外有别、出入谨慎等。周延儒读了这八条以后，向皇帝询问了太子生活起居的管理事宜，蒋德璟提醒太子身边的伴读与典玺（掌印）人员很要紧，朱由检说：东宫将来即位，这些人就是“从龙之人”。看得出来，他对于自己的接班人是寄予厚望的，将来是要“即位”的。
他的三子慈炯（周后生）、四子慈照（田妃生）先后册封为定王、永王，其余各子（次子、五子、六子、七子）都已夭折。特别是五子慈焕（田妃生）最为喜爱，不幸五岁病逝，令他哀恸不已。据说，慈焕临死前曾留下一句话：九莲菩萨（按：指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说，皇帝待外戚过于刻薄，儿子都要夭折。朱由检信以为真，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发愤，从此穿布衣、吃素食。官员们劝导他不必对自己如此苛刻，都遭到严词拒绝。次年六月他的外祖母梦见孝纯皇太后，要她转告皇上，除了祭祀、忌日以及初一、十五照例“斋戒”外，其余日子可以开荤。为此，他特地诏告臣民，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不再吃长素。虽然恢复了荤食，朱由检与皇后周氏仍然坚持每月有十天吃素“持斋”。这对于一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帝后来说，实在是一大考验。
当然，朱由检的生活节俭刻苦，并非仅仅出于家庭生活方面的考虑，更多的是源于忧国忧民的思量，似乎是他的一贯态度。他即位不久，面临国匮民穷的烂摊子，毅然宣布停止苏杭织造（专供宫内绸缎的官办机构）的活动，理由是：不忍心困扰一方人民。崇祯八年（1635），周皇后身体力行，命太监在苏州收购棉花纺车二十四具，送进宫内，教宫女纺纱，培养勤劳节俭的风气。虽然因为北方的宫女无法学会江南村姑的细巧手艺，终于不了了之，但是“天宫吹入纺车声”，不能不说是紫禁城内的旷古奇闻。
根据户科给事中孙承泽的记载，主管宫廷膳食的光禄寺报告的崇祯十五年（1642）皇室膳食开支，是这样的：
皇帝膳食每月银子一千零四十六两；
皇后膳食每月银子三百三十五两；
皇贵妃膳食每月银子一百六十四两；
皇太子膳食每月银子一百二十两。
这些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与万历时期相比较，已经大为节俭了。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朱由检考虑到财政困难，带头节约，宣布他的膳食费用减去一半，后妃等减去十分之四，宫女太监减去十分之三。一个月以后，他再次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自己以身作则，除了坚持以前宣布的“减膳撤乐”之外，规定只有重大节庆典礼可以使用金银器皿，日常生活一律改用锡器、木器、瓷器，希望大臣们仿效。如果今后依然置若罔闻，奢侈靡费，必将严惩不贷。
这其实是他的一贯风格，从他登极以来，始终保持俭朴的美德。当时担任翰林院编修的吴伟业这样记载：后宫无论每月的宴会，还是每季的宴会，以前外戚或者出嫁的公主都按时送来食品，崇祯皇帝即位以后，特地下达圣旨予以禁止。崇祯元年（1628）宣布停止苏州织造以来，皇上经常穿着多次洗涤的旧衣服，袜子都缝上了布袜底。他时常说：朕正在号召天下由奢侈回归朴素，要让后辈知道艰难，难道可以不从自身做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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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5）
这类事例很多。当时担任给事中的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说：皇上担忧国家财政拮据，把后宫几十年储存的辽东人参，拿到市场上去出卖。李清曾在市场上买到一些，全是上佳的野山参，质地坚硬，口味隽永，与一般人参截然不同。听说此次人参贸易，可以获得白银数万两。
王誉昌《崇祯宫词》讲了这样一件小事。某一天，皇上去听老师讲课，所穿内衣袖子已经破损，露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地把它塞进去遮掩。目睹这一细微动作的“讲官”对他说：身穿破旧衣服虽然过于节俭，却是美德，何必掩饰。为此，后人有诗赞叹道：圣德惟应俭是求，不遑袨服为身谋。
就间损益通为计，寸积须成万里裘。在皇帝严格自律作风的感召下，后宫出现了以往罕见的清静朴素风气，丝毫没有濒临亡国的那种醉生梦死的颓废景象。正如吴伟业《绥寇纪略》所说：皇上在深宫之中，不苟言笑。他的太子和其他子女的言行，都以礼法为准绳。因此后宫没有玩弄珍珠宝玉的娱乐，没有声色歌舞的演出，闲暇时，只有古琴优雅的声音缭绕。皇上说：这种琴声足以娱乐心神，胜过其他音乐。
周皇后与田贵妃
朱由检的皇后周氏，苏州人，父亲周奎，母亲丁氏是周奎的继室，家境清贫，周氏年幼时就操持家务。迁居北京后，周奎在前门大街闹市，以看相算命谋生。天启六年（1626），当时的信王朱由检为了大婚挑选王妃时，主持后宫事务的懿安皇后，以长嫂代母的身份，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了周氏。朱由检即位以后，周氏就由信王妃晋升为皇后。
由于她出身贫寒，又在藩邸（信王府）生活过一段时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清初历史学家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这样描述周皇后：在后宫常常身穿布衣，吃素食，与皇帝一起提倡节俭，一切女红纺织之类事务，都亲自动手。张岱的这些话，并非毫无根据的阿谀奉承之词，这从周氏在后宫设置二十四具纺车，教宫女纺纱一事，可以得到印证。《崇祯宫词》称赞她“有恭俭之德”，亲自操持家务，身穿旧衣服，把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员分百二领璇宫，撙节咸资内教功。
三洒亲蚕重浣服，拟将恭俭赞王风。所谓亲自操持家务，还包括亲自烧饭。天启七年（1627）朱由检刚刚登极时，由于魏忠贤专权，形势十分险恶，懿安皇后（即朱由检的皇嫂）秘密告诫：不要吃宫中的食物，朱由检是带了家中的麦饼进宫的。进宫后，还得提防魏忠贤买通御膳房下毒暗害，饮食全由周皇后亲自操作。这件事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许多野史都有记载。一个能够烧饭洗衣、纺纱织布的皇后，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是罕见的。
皇帝与皇后之间情深谊笃，“上重周后贤，伉俪恩甚备”，看来是真实的写照。《崇祯宫词》有一首这样写道：湘管挥来口授余，俨然村校接天居。
何当一顿童蒙膝，遂揭鸡竿下赦书。说的是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小太监秦某，在坤宁宫侍候皇后。有一天，皇后问他是否识字，秦某回答不识字。皇后就教他识字，少顷考问，秦某全部忘记，被罚跪阶下。皇帝见了笑着说：我请求先生宽恕他，如何？皇后佯装嗔怒说：怀了学规。秦某谢恩而起。透过这种日常生活细节，人们似乎可以看到皇帝、皇后之间那种寻常夫妻谈笑谐谑之情。
周皇后生性豁达大度，与居住于承乾宫（即东宫）的田贵妃、居住于翌坤宫（即西宫）的袁贵妃关系融洽。受到皇帝宠幸的田贵妃，恃宠而骄，周皇后作为母仪天下的后宫主人，用礼仪对她加以制裁。某一年大年初一，田贵妃按照宫中礼仪，前来向周皇后朝贺。田贵妃到了坤宁宫走廊下很久，周皇后才迟迟出来接见，礼毕后立即退回内室，一言不发。与此成为对照的是，袁贵妃前来朝贺，两人相见甚欢，交谈多时。
田贵妃由此而怨恨，向皇帝哭泣诉苦。朱由检心中颇为郁闷，在交泰殿与周皇后发生口角，一时难以遏制怒气，把周皇后推到在地。周皇后从来没有受到皇帝如此的谴责，感到前所未有的委屈，愤然绝食。朱由检知道自己错怪了她，后悔不迭，先是派遣太监送去貂皮夹衣，继而亲自前往坤宁宫探问起居。周皇后终于释怀，开始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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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6）
不久，田贵妃因为严重的过失，遭到皇帝斥责，被处罚到启祥宫闭门思过。某一天，周皇后陪同皇帝赏花，请求皇帝取消对于田贵妃的处罚，皇帝没有同意。周皇后自作主张，派车把田贵妃接来，化解了皇帝与田贵妃心中的芥蒂，和好如初。
田贵妃，原籍陕西，流寓扬州，父亲田弘遇担任下级军官职务，颇有游侠风度；母亲吴氏，倡优出身。田氏自幼聪慧过人，随母学习乐器，又跟从画师学习书画，因此琴棋书画无不精通。这样的内在素质，辅之以苗条的身材，深得皇帝喜爱。吴伟业《永和宫词》如此描绘田贵妃：雅步纤腰初召入，钿合金钗定情日。
丰容盛鬝固无双，蹴鞠弹棋复第一。
上林花鸟写生绡，禁本钟王点素毫。
杨柳风微春试马，梧桐露冷暮吹箫。朱由检虽然贵为天子，却有一点风流才子的潜质，在精通音律这点上，可以追慕唐玄宗，喜爱演奏乐器，也喜爱作曲，曾经谱写“访道五曲”：《崆峒引》、《敲爻歌》、《梧桐吟》、《参同契》、《烂柯游》。这些乐曲由田贵妃演奏出来，可谓珠联璧合，后人的诗句赞美他们犹如唐明皇与太真妃（杨贵妃）那样的绝配：一自薰风绝好音，青溪只解说幽深。
真妃递奏烟宵曲，写出明王访道心。因为这个缘故，两人引为知音、知己，经常在一起弹琴、吹箫、弹琵琶、下棋、写字、绘画，其乐融融，其情洽洽。《崇祯宫词》中此类事例几乎俯拾即是：
——田贵妃每当风月清美，笛奏一曲，上极赏之，尝曰：裂石穿云，当非虚语。
——田贵妃工写生，尝作《群芳图》进上，上留之御几，时展玩焉。
——田贵妃每与上弈棋，辄负一二子，未尽其技也。
——田贵妃幼习钟王书法，继得禁本临摹，遂臻能品。凡书画卷轴，上每谕（田贵）妃鉴题之。
尽管伉俪情深，朱由检对于周皇后、田贵妃依然严格要求。
周皇后极有政治头脑，崇祯初年，出谋划策，协助皇帝除去魏忠贤。孙承泽《思陵典礼记》谈到此事，这样写道：“协谋去魏逆，称贤功。”此后，周皇后从不干预朝政。只是到了王朝危急关头，朝廷议论“南迁”，意见分歧时，偶尔表示过赞成“南迁”的意向。朱由检立即追问：谁和你讲的？周皇后自知失言，缄默无语，表示认错。
周奎家的清客陈仁锡，学问极好，曾经为幼年时的周氏教过《资治通鉴》。以后陈仁锡进士及第，周皇后与皇帝一起批阅“进士题名录”，指着陈仁锡的名字说：这是我家探花。朱由检听了“我家探花”四个字，心中不快，回敬道：既然是你家翰林，莫想当阁老！周皇后只得顾左右而言它，才把此事化解过去。
周奎家与某翰林学士联姻，按照苏州风俗举行仪式，用红色锦缎制成花篮送给周皇后。朱由检见到后，追问何人所送，周皇后如实相告，朱由检勃然大怒，训斥道：皇亲不宜与翰林通婚！第二年，他就用“京察”（京官考察）的名义，贬谪了这名翰林学士。
以上这些事例，反映了朱由检防止外戚干预朝政的良苦用心。受到皇帝的潜移默化，周皇后更加小心，经常抑制自己娘家亲戚的特权，更加严肃宫中的礼教。
田贵妃也是如此。他的父亲田弘遇倚仗皇亲国戚的身份，横行无忌，遭到法律诉讼，御史主张依法处理。田贵妃向皇帝求情，皇帝怒气冲冲地说：“祖宗之法不可私！”随即把她罚到别宫思过。田弘遇屡教不改，依然如故，皇帝责备田贵妃：祖宗家法，你难道不知道？再这样下去，必将连累到你。田贵妃大惊失色，连忙告诫娘家人：你们在外面犯事，皇帝已经知道了。如果皇上再次追问，我只有自杀了。田弘遇这才感受到压力，不得不有所收敛。
田贵妃也有自己的锋芒。崇祯十三年（1640），太监曹化淳从江南买来歌舞女子多人，送给皇帝，深得喜爱歌舞的皇帝欢心，一连几个月不与皇后、贵妃见面。田贵妃亲笔写了一份文采斐然的奏疏，劝谏皇帝收心。朱由检看了这份奇特的奏疏，立即写出了更为奇特的朱批，一面幽默地称赞田贵妃：几个月没有和你见面，学问比以前大有长进；一面为自己辩护：祖宗各朝内宫都有歌舞女子，这并非朕的首创。不过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当天就赶往承乾宫，向田贵妃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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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7）
正因为在思想上如此合拍，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十五日田贵妃病逝，朱由检哀恸不已，停止上朝三天。诗人这样吟咏道：笃于怀旧可重亲，花萼难邀雨露新。
毕竟圣明无女谒，昭阳专宠是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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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南迁、勤王，一筹莫展（1）
李自成：“嗟尔明朝，大数已尽”
然而，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面临的亡国危机，已经愈来愈迫近了。
崇祯十六年（1643）年底，攻占西安的李自成，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意图，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向东攻占北京，取明朝而代之。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向山西各地发布一道檄文，以明白无误的语气喊出了“嗟尔明朝，大数已尽”的口号。檄文中指出，自古帝王的兴废，关键在于是否得民心。你们明朝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得人民无法活命。我们义旗一举，四海之内望风归附。本月二十日已派遣前锋军队五十万，百万大军随后跟进。为此特地通告各地文武官员，应该认清形势，早日献城投降。继续执迷不悟的官员，各地民众把他们制服，交给我们，不仅可以得到奖赏，而且可以保住各处百姓性命。如果敢于顽抗，我军所到之处，玉石不分，予以歼灭。
这道檄文，并非虚张声势的恫吓之词。农民军前锋部队已经从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之间渡过黄河，分路进入山西。在平阳府指挥守卫黄河沿线的山西巡抚蔡懋德，一看对手来势凶猛，赶忙退入省城太原。三晋大地，风声鹤唳，守军望风披靡。
当时朝廷上下对于这一重大军事态势，没有确切的情报，竟然以为是哗变士兵的骚扰。内阁辅臣对于山西官员的报告，一概轻描淡写，不予理会。他们代替皇帝起草的谕旨这样写道：“用心堵截，以匹马不入为功。”那意思是说，只要小心地把他们堵截在山西，不让他们进入京畿地区，就可以了。新科进士程源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向给事中光时亨等人建议，应该尽快向内阁辅臣陈演、魏藻德提醒，山西的形势岌岌可危。然而光时亨等人不以为然。
就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迎来了崇祯十七年（1644）的春节。正月初一，北京城内大风呼啸，出现了罕见的沙尘暴，当时人的描写是这样的：“飞沙咫尺不见，日无光。”一些讲究迷信的官员以为是不祥之兆，占卜一卦，卦文上说，将有“暴兵破城”之灾。
这一天的元旦早朝，朱由检照例接受群臣的朝贺，实际上是一种拜年仪式。退朝以后，他也为正月初一这样的吉庆日子出现异样气象，十分担忧，只能乞灵于天，请来道士扶乩。沐浴焚香以后，他向上天祈祷：现今天下大乱，请求神仙下凡，直言朕的江山得失，不必隐讳。
道士作法一番，神仙的话语就出现在沙盘上了，居然是一首打油诗：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
八方七处乱，十灶九无烟。
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
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朱由检原本想听到一些吉利的话语，没有想到如此晦气，自讨没趣，一句话也不说，出去了。他没有料到，道士胡诌的“休想太平年”，竟然一语成谶。
就在同一天，在西安城内出现了“休想太平年”的异样景象。李自成称王，改国号为大顺，改年号为永昌，也就是说，把大明崇祯十七年改为大顺永昌元年，正式表明要和明朝分庭抗礼，改朝换代，取而代之。正月初三，李自成决定，长驱直入，进军北京。只留下少数军队留守西安，主力部队倾巢出动。一路由李自成、刘宗敏统领，由平阳攻打太原、宁武、大同、阳和、宣府、居庸关；另一路由刘芳亮统领，沿黄河北岸攻打怀庆、潞安、卫辉、彰德、大名、保定，对北京形成夹击之势。
按理说，年轻将领刘芳亮指挥的一路，明朝军队的防御最为薄弱，从南面迂回包抄北京，不会遇到多大的抵抗。但是，李自成却把精锐部队布置在北路，由自己亲自指挥，从大同、宣化、居庸关直捣北京。这一线是长城要塞，明朝布置了精兵强将，攻城略地并非易事。李自成的战略方针十分明确，在北京的外围消灭明朝的有生力量，一旦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再无援军可以征调，拿下北京犹如探囊取物。刘芳亮只是迂回佯攻，起到牵制作用，与北路遥相呼应。客观地说，这一战略方针是高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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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南迁、勤王，一筹莫展（2）
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对此有这样的评论：李自成已经攻破太原，越过太行山，经过真定、保定，可以直接进攻北京。为什么要先去攻打宁武关、雁门关？那是因为宣府、大同聚集了全国的精兵，如果从真定、保定攻打北京，宣府、大同的精兵必定回援北京。因此，仅仅派出偏师进入河北，集中主力越过宁武关、雁门关攻打大同、宣府，把这两镇的精兵歼灭后，转而进攻居庸关，已无“勤王之师”可调，北京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终于落入他们的掌中。梅村先生的这种分析，在无可奈何中透露出理性的一面，很有见地。事实也正是如此。
没有料到的是，战略重镇太原、宁武、大同、宣府等地的守军，竟然不堪一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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