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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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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天候、白广恩、薛红旗、一字王、独行狼等，全面出击。以后又在环庆一带围剿，击毙任喇嘛（任守正）、刘黄莺（刘彦举）、燕青（张汝金）、黄巢（高应昌）、张飞（张文朝）、雕翎箭（李文举）、张千总（张成顺）、八豹（雷进槐）、许大狼（许林）、黑煞神（张宠）、红狼（李荣）、王副将（王君亮）、雷横（许得柱）、滚山猴（张汝宰）、飞豹（齐一正）、黑虎（刘万友）、巡山虎（张万寅）、宋江（王中孝）等。
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并不以荡平陕西为满足，与陕西巡抚练国事、延绥巡抚陈奇瑜、陕西巡按张应星商议，鉴于陕西的部分造反武装已经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山西形势严峻，决定精选官兵三千五百，由骁勇善战的临洮总兵曹文诏率领，进入山西，配合晋中官兵围剿。明人绘《陕西舆图》之“西安府”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当时由陕西进入山西的各路造反武装有：紫金梁（王自用）、蝎子块（拓养坤）、老回回（马光玉）、一字王（刘小山）、撞塌天（刘国能）、过天星（惠登相）、西营八大王（张献忠）、不沾泥（张存孟）、八队闯将（李自成）、曹操（罗汝才）等。号称三十六营，二十万之众。在临洮总兵曹文诏、昌平副总兵左良玉的南北夹击下，紫金梁王自用受伤后病死，部众全归闯将李自成统率。
政府方面在山西、河南、陕西三省边界部署军队，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摆开战场。
张妙手、撞塌天、满天飞、闯将等贿赂京营总兵王朴，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急于邀功，不假思索地答应招抚。其实张妙手等部在各自的驻地购买裘靴，暗中作渡过黄河的准备工作。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底，山西垣曲与河南济源之间黄河河身最狭窄的关阳、长泉附近的渑池一带，竟然一反常态，结冰如坚石，给十几万农民军提供了突围的极佳条件。这就是明末震惊一时的“渑池渡”。
从战略上看，农民军由陕西进入山西，再进入河南中州大地，明朝当局再要围剿，就很困难了。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说：罗汝才进入湖广，邢红狼横行于河南，惠登相进入陕西，李自成挺进汉中，他们由合而分，把战火延烧到中原腹地。
京营总兵王朴与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寄希望于招抚，重蹈杨鹤的覆辙，后果是严重的。没有料到，一年以后，朝廷寄予厚望的五省总督陈奇瑜，再次重蹈覆辙，在兴安州南面黄洋河上游的车箱峡，轻信李自成等部的诈降，让十万之众得以摆脱险境，走出栈道，陕西重新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
崇祯八年（1635）正月十五日，张献忠、老回回、扫地王、太平王等几股农民军，突然进入凤阳城内。凤阳即元朝的濠州，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在这里的皇觉寺当过和尚。他做了皇帝以后，为死去的父母建造了豪华气派的皇陵；并且把这个发祥之地改称中都，在此设置中都留守司，把濠州改为凤阳府，由凤阳巡抚兼任漕运总督，地位十分重要。农民军看准了这一点，对它发动突然袭击，调虎离山，突破官军的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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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十面张网”（2）
为了造成朝野震惊的效果，农民军进入中都的紫禁城，焚烧皇陵享殿，以及朱元璋亲笔题写的龙兴寺碑（龙兴寺即皇觉寺），打开高墙，释放关押的人犯，焚烧官府衙门。据事后的调查报告，一共烧毁巡抚、巡按、知府衙门、留守司衙门五百九十四间，烧毁鼓楼、龙兴寺六十七间，民房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二间，杀死官兵三千多人。张献忠还打出旗帜，自称“古元真龙皇帝”，向明朝皇帝叫板。
这个所谓“流氛震惊皇陵”事件，在朝廷上下引起强烈震撼，官员们纷纷检讨朝政腐败，是导致此次事件的根源。朱由检如丧考妣，身穿素色布袍，亲自前往祖庙祭告，表示深刻反省。几个月之后，他下了一道罪己诏，主动承担责任。他的高姿态，使得凤阳皇陵风波逐渐烟消云散，然而，中原战场的严峻形势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朱由检下令，西北五省总督洪承畴从陕西赶往河南，任命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卢象升为中原五省总理，指挥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与洪承畴协同征剿农民军。原则上，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但是，如果河南形势吃紧，洪承畴由陕西前往河南，配合卢象升；如果陕西形势吃紧，卢象升应该进关，配合洪承畴，联手扫荡。
一个五省总督，一个五省总理，都以能征善战著称，皇帝的意图是要他们南北东西夹击，以求一举荡平中原。而洪、卢二人深知形势严峻，都不敢贸然立下军令状。
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正当他们合力扫荡中原之际，崇祯九年（1636）六月底，北方满洲军队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七月初三日，北京宣布戒严，朝廷紧急征调各路将领保卫北京。正在湖广郧西征战的卢象升，突然接到皇帝的调令，要他出任宣大山西总督，由平定内乱改为抵御外患。朝廷的这一人事调动，颇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味道，在加强北方边防的同时，却疏忽了中原的潜在危机。正如《明史·卢象升传》所说，卢象升离开中原以后，“贼遂大逞，骎骎乎不可复制矣”，意思是说，从此农民军得以大展身手，形势很快就难以控制了。而卢象升在宣大总督任上，却无法施展抱负，空怀壮志。
卢象升的调离，“东西夹剿”的局面不复存在，洪承畴也孤掌难鸣了。
杨嗣昌“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
此次北京戒严，兵部尚书张凤翼失职，畏罪自杀。朱由检环顾廷臣，没有一个通晓军事的干才，于是想起前任宣大总督、丁忧在家的杨嗣昌，不经过吏部与内阁的会推，径直由自己下旨，用“夺情起复”的形式，命令正在为父亲杨鹤守孝的杨嗣昌立即出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字文弱，号子微，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历任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天启二年（1622）回乡养病，崇祯元年（1628）起用为河南按察司副使、河南兵备道，调任山海关内兵备道。崇祯七年（1634），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头衔，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杨嗣昌鉴于父亲杨鹤发配袁州，不敢拜受此职。朱由检以为他颇有军事才能，又熟悉边防韬略，足以当此重任，特地发去圣旨催促。赴任以后，他六次上疏陈述边防事宜，多所规划，皇帝感到“异才可用”。不久，父亲杨鹤去世，他丁忧辞官，又遭继母之丧，长期在家守孝。接到皇帝“夺情起复”的圣旨，他三次恳辞未果，于崇祯十年（1637）三月遵旨赴任。抵京时，皇帝特地召见了他。
杨嗣昌居丧期间，以读书消闲，对历史掌故了如指掌，又一向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朱由检召见时，侃侃而谈，才思阔达，与以往兵部尚书木讷卑微的样子截然不同。朱由检激动得拍案叫绝，叹道：悔恨用你太晚了！
皇帝的赏识令杨嗣昌感恩戴德，几天之内接连呈上奏疏，陈述关于治国平天下的真知灼见。这些奏疏，都收在他的文集——《杨文弱先生集》中，例如：《犬马十年遇主疏》、《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等，显示了这位学识超群的兵部尚书与众不同的见识。
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十面张网”（3）
首先，他提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方针：
第一，必须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
第二，必须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
第三，必须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
这三点，是他的施政纲领，以后向皇帝提出的建议，都是围绕这个纲领展开的。
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其实是一个传统话题，远的且不说，万历时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曾说：“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不过此时此刻杨嗣昌郑重其事提出这一点，并非重复张居正的套话，而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崇祯二年（1629）与崇祯九年（1636），满洲军队两次南下所标志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大地的内忧，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是国家战略无法回避的大事，也是兵部尚书决策的重要依据。
他明确地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并且对此展开深入分析。他从皇帝圣旨中提及“安边荡寇”四字谈起，皇上似乎以为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以为：“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一下子抓住皇帝的思绪，然后细细剖析：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防重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在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在腹心之内，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缓图，内忧更不容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脏腑溃烂，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所以臣说，“必先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看轻“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如果人们不受以往的先入之见所束缚，设身处地从明朝的视角观察时局，那么杨嗣昌所阐明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实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
至于必先足食然后才可以足兵，也是传统的话题，孔老夫子就给后人留下“足食足兵”的语录，不过杨嗣昌提出这个话题，并非探讨什么微言大义，而是为他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方针，提供足够的兵力与军饷保障。为此，他向皇帝提议，增兵十二万人，增饷二百八十万两银子。他从“安内第一”的高度，提出加征用于内战的军饷，因为它用于剿灭“流寇”，故而称为“剿饷”。
那么，他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四正”，就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个正面战场，这四个地方的巡抚，以围剿为主以防御为辅。所谓“六隅”，就是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六个侧面战场，这六个地方的巡抚，以防御为主以围剿为辅。把“四正”与“六隅”加起来，十个罗网，所以叫做“十面张网”。假如“流寇”在陕西，那么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延绥、山西的巡抚必须共同张网，六面合围，总理入关和总督联合围剿；假如“流寇”在河南，那么湖广、凤阳、应天、山西、山东、河南的巡抚必须共同张网，六面合围，总督出关和总理联合围剿；假如“流寇”在湖广，那么河南、陕西、四川、应天、凤阳、江西的巡抚必须共同张网，六面合围，总督、总理都前往湖广联合围剿。总之，总督、总理是随敌剿杀，各地巡抚是四面合围，不论主战场在哪里，都要围成一个罗网，这就是“十面张网”的意图。
皇帝对于杨嗣昌如此周到缜密的战略方案非常欣赏，赞许道：只有你才能够办得到。
然而，新任五省总理王家祯是个庸人，和他的前任卢象升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要他与五省总督洪承畴合力围剿，共同担当十面张网的主角，显然勉为其难。杨嗣昌向皇帝推荐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熊文灿取而代之。
安排停当以后，杨嗣昌显得信心十足，向皇帝保证：下三个月死功夫，了结“十年不结之局”，不过是皇上赫然震怒之间的事情。他是不是在吹牛呢？
张献忠谷城受抚，李自成商洛息马
出任五省总理的熊文灿其实也是一个庸人，并没有什么高招可以制服流动于河南、湖广的张献忠，只能乞求于招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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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十面张网”（4）
崇祯十年（1636）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遭到总兵左良玉的袭击而受伤，幸亏他的部将、绰号“一堵墙”的孙可望奋力抵挡，才突出重围。十二月，熊文灿派人前往劝降，八大王张献忠和闯塌天刘国能表示了降意。正在前线监军的太监刘元斌立即向朝廷报告：张献忠求抚。杨嗣昌考虑到张献忠最为骁勇善战，唯恐其中有诈，主张命令他袭击李自成、老回回作为考验，否则就予以剿杀。皇帝以为不妥，驳斥道：“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于是发出了“剿抚并用”的指示，事实上默认了熊文灿大胆招抚。
张献忠摸透了熊文灿急于通过招抚立功的心理，将计就计，借此获得一个喘息的时机。当时他驻扎在谷城县城，获悉当年曾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在军营中，就派人带了重礼去求见，对他说：张献忠当年蒙恩公相救，未及报答大恩。今天再次相遇，实乃天意，愿意率部投降，在马前鞍下效力。陈洪范早就想建立奇功，一听此话，大喜过望，马上在熊文灿面前斡旋。随后张献忠派孙可望带了稀世珍宝碧玉珍珠之类，经过陈洪范的介绍，送到了熊文灿手里，当面请求投降。
熊文灿自从出任五省总理之日起，就决计招降张献忠，如今人家上门请降，并收了重贿，岂有不接受之理！
与此同时，闯塌天刘国能也在随州请降。据说他是奉母亲之命，颇有悔罪之意，在请降时叩头说：愚民陷于不义，承蒙长官给予洗刷更生的机会，愿意率领部下投诚，在麾下尽死力。
张献忠与刘国能不一样，他的投降只是权宜之计，不肯俯首交出兵权，流露出明显的诈降迹象。急于立功的熊文灿利令智昏，竟然把他当作另一个刘国能。在谷城举行受降仪式时，湖广巡按御史林铭球、分巡道王瑞旃与总兵左良玉密谋，待张献忠一到立即逮捕，遭到熊文灿的极力反对。熊文灿只要投降这一形式，至于投降以后如何安排可以不予计较。张献忠把部队分散驻扎在谷城四郊，熊文灿只发给他二万人的军饷，其余必须遣散。张献忠拒不接受，一定要发十万人军饷，并且表示愿意保卫郧阳、襄阳、荆州三府的疆土。熊文灿深信不疑，立即发给十万人六个月的军饷。
张献忠、刘国能的投降引起了连锁反应，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整世王王国宁、托天王常国安、十反王杨友贤、关索王光恩等部农民军陆续投降，湖广、河南的心腹之患一下子得以平息。
与此同时，五省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廷在陕西全力围剿李自成、过天星等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农民军接连受到挫折，几乎近于瓦解。
崇祯十一年（1637）六月，李自成为了摆脱重压，与残存的六队、祁总管等部合计三千人马，由阳平关、白水江逃往四川。洪承畴命令陕西军队追击，四川军队堵截，经过几次激战，祁总管投降，六队损失殆尽，李自成仅一千人马出川，进入汉中的深山密林。李自成不甘心失败，走出深山密林，企图进入河南，与尚未投降的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等部会合，因此必须从潼关突围。
洪承畴获悉这一动向，命令孙传廷在潼关南原布置埋伏，不让一人一马得以逃脱；又派曹变蛟从后面追赶。李自成边战边退，在潼关南原遭遇埋伏，阵脚大乱，全军覆没。李自成丢弃妻女，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人策马逃往商洛山中。
至此，所谓“十年不结之局”，是否真的可以了结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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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梅上将”督师中原（1）
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正当杨嗣昌实施“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时，皇帝还在为“虏”与“寇”——外患与内忧而困扰。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初三日，他在中极殿召见大臣，要他们就这一问题出谋划策。他的担忧概括为八个字：“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也就是说，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对策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他旁征博引，以古喻今，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列举了历史典故，其一是东汉初年，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光武帝力排众议，接受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接受匈奴单于的议和请求，实现了北方边境的安宁。其二是，北宋初年出师北伐，征讨北汉、契丹，由于国力不济，连遭败绩，宰相张齐贤向皇帝建议：万全之策是分清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先本而后末，安内方可攘外。这种言论虽然隐晦，但意图十分明显，就是主张与清朝（崇祯九年〔1636〕后金改国号为大清）议和，争取时间全力从事“安内”。
中国传统政治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宋朝对辽、金的妥协遭到后人无穷的唾骂，明朝君臣对于向后金和大清议和，一直讳莫如深。其实，议和并非杨嗣昌的创见，自从朱由检即位以来，明朝与后金（清）的议和尝试始终没有间断过，宁远总兵祖大寿、蓟辽督师袁崇焕、宣府巡抚沈启时都有过类似的接触，杨嗣昌只不过想把这类接触转化为实际成果而已。目的很明显，向清朝方面施放和平谈判的气球，缓和边境压力，以便集中力量平定内乱。
在他的授意之下，辽东巡抚方一藻、总督太监高起潜派出一名算命先生周元忠，到清朝方面试探口风，受到清朝方面的礼遇。皇太极表示，如果确实能够议和，他愿意撤兵东归。杨嗣昌接到方一藻、高起潜的报告，向皇帝汇报：既然对方有意议和，不妨请他们在宁远谈判，这样就不至于每年都有京师畿辅的岌岌之危，可以腾出手来平定“流寇”。因此请求皇帝准许方一藻、高起潜在谈判中可以“便宜从事”，得到了朱由检的默许。
使者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皇太极写给总督太监高起潜的一封信，信中说：同意和谈，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夏秋必有举动”——意思是兵戎相见。方一藻在给杨嗣昌的私人信函中，极力主张“和议消祸”。杨嗣昌随后向皇帝报告了这一信息，强调指出：当年五省总理卢象升在中原战场已有胜算，由于边防紧急而撤至长城沿线，遗憾至今。假如有人用计谋使满洲铁骑三年不来，那么中原内乱早已平定了。他的意思是，用议和争取东北边疆三年没有战事，集中精力平定内乱。
朱由检以为不无道理，但是碍于皇帝身份，不能明确表态，只是含蓄地命令方一藻、高起潜“细酌”——细细斟酌，相机行事。杨嗣昌以为如此大事，仅仅“细酌”二字不足以压服舆论，一定要皇帝“圣鉴允行”——明确表示同意，边防大臣才敢于放手进行。到了六月，皇太极屯兵大青山，派人向方一藻催促和谈，方一藻建议朝廷援引隆庆年间“俺答封贡”的模式，与对方谈判。
朝廷大臣获悉这件事情的幕后策划者是杨嗣昌，引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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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既然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皇帝不能再保持沉默，七月初五日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要杨嗣昌与黄道周当场辩论。黄道周一开口就大谈天理人欲，朱由检立即打断他的话，批评他接连上了三道奏疏，动机不纯。因为此次会推内阁大臣名单时，原本有黄道周，他考虑到黄道周学问虽好，但性情偏执，没有任用。黄道周解释，他上疏是支持南京御史林兰友与工科都给事中何楷弹劾杨嗣昌的和议主张，指责他忠孝两亏。然后与杨嗣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盐梅上将”督师中原（2）
朱由检看不惯黄道周的傲慢语气，表面上大谈伦理纲常，实际上是肆意泼骂。稍事休息后，朱由检为会议做了总结。他先是自我检讨，承认自己不能处理内外交困的局势，不能激发大臣公忠为国之心。话头一转，毫不客气地批评大臣们，专心于党同伐异、假公济私，朝廷提拔一位大臣，马上百般诋毁。随即，他作出决定：黄道周降六级、贬为地方小官；弹劾杨嗣昌的何楷等人，都给予降职处分。他以这样的方式支持杨嗣昌，但是始终没有对和议明确表态。
皇帝既然没有对和议表态，方一藻、高起潜当然不敢自作主张，明朝和清朝之间的和议尝试就此不了了之。
皇太极早已声明在先，如果和议不成，“夏秋必有举动”。果然，到了九月间，满洲和蒙古联军，从长城墙子岭、青山口南下，直逼北京。不久，京师戒严，朝廷下令征调正在平定内乱的洪承畴、孙传廷保卫北京。
看得出来，朱由检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崇祯九年（1636）把卢象升从中原战场调往宣府大同，已属失策；时隔两年之后，又把洪承畴、孙传廷调往长城沿线，使杨嗣昌精心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宣告不攻自破。当时杨嗣昌曾经向皇帝建议，洪、孙二人之中应该留一人继续平定内乱，他拒不接受。这实在令人费解，他一向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为何这次一反常态？只有一种解释：作为一国之君，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是攘外重于安内。假如他能够果断地决定与清朝议和，那么以后的形势发展也许不至于如此难以收拾。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清朝的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联合蒙古军队，兵分两路，从密云东面的墙子岭、喜峰口东面的青山口，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朝廷急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入援京师；同时特赐卢象升尚方宝剑，命他总督各路勤王之师，保卫北京。
大敌当前，政府内部的分歧顿时趋于明朗化，卢象升与杨嗣昌的矛盾首当其冲。卢象升反对杨嗣昌、高起潜的议和主张，而受到排挤。继而又遭到戴罪立功的处分，心灰意冷，在缺乏粮饷与兵力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十二月十一日在巨鹿县贾庄，被清军包围。卢象升身先士卒，拼死奋战，从早晨鏖战到下午，弹尽粮绝，身中四箭，又受三处刀伤，还大声疾呼，从马上跌下阵亡。
一场震惊朝野的战争持续达半年之久，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初八日至十一日，清军从青山口出长城北归。由于统率关宁劲旅的祖宽、李重镇被处死，洪承畴奉命率领陕西精锐之师留在蓟辽边境。山西巡抚孙传廷向朝廷建议，把陕西精锐之师调回原地对付“流寇”，朝廷不但没有采纳，反而心生疑忌，催促他出任保定总督。孙传廷以耳聋为借口推辞，激怒了皇帝，下令把他革职，逮捕入狱。
洪承畴调往辽东，孙传廷投入监狱，中原战场难道没有后顾之忧了吗？非也。
李自成、张献忠重新崛起
李自成在潼关南原全军覆没，仅率十八人突围，收拾残部后，转移到陕西南部的商洛山中，休养生息。这年年底，他为了重整旗鼓，带了几十名随从，赶往谷城去会见张献忠。这两位同乡战友目前处境迥异，友情尚存。
张献忠设宴款待。酒过三巡，他拍拍李自成的背，戏言道：李兄，何不随我而降，还仆仆奔走干嘛？
李自成仰面大笑，连说：不可，不可。
此时此地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在谷城不过是权宜之计，并非真降，否则决不会冒失前来自投罗网；张献忠明知李自成决不会随他而降，开个玩笑而已。随后就接济他一批武器马匹，让他重整旗鼓，日后也好遥相声援。
当时谷城县的士绅亲眼目睹李自成会见张献忠后从容离去，埋怨熊文灿无能，没有命令张献忠生擒李自成将功赎罪。这种埋怨，都是不明底细的空话。熊文灿徒唤奈何，不可能“调度得宜”；张献忠并非真降，不可能“缚闯自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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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梅上将”督师中原（3）
张献忠任用秀才潘独鳌、徐以显为谋士，要他们讲解孙吴兵法，打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操练团营方阵、左右营法，日夜策划有朝一日重举义旗。谷城知县阮之钿目睹这一切，心中焦急，又无力干预，只好苦口婆心从旁劝说，要他走刘国能的道路，真心归降，他可以担保张献忠不死，何必自蹈不义！遭到张献忠一顿痛骂，阮之钿从此忧愤成疾，料定将来不免一死——不是死于张献忠之手，便是死于熊文灿之手，在谷城县衙墙壁上题诗一首：读尽圣贤书籍，成此浩然心性。
勉哉杀身成仁，无负贤良方正。
谷邑小臣阮之钿拜阙恭辞从此就蜗居家中，不理政事。
湖广巡抚余应桂身临其境，看得一清二楚，极力反对熊文灿的做法，写信给熊文灿，提醒他：张献忠必反，要他先下手为强。不料他的信使被张献忠巡逻士兵俘虏，张献忠马上据此向郧阳巡抚戴东旻告发：巡抚要杀我。熊文灿得知后，上疏弹劾余应桂“破坏抚局”。杨嗣昌本来就对余应桂先前曾经弹劾杨鹤心怀不满，怂恿皇帝逮捕余应桂。余应桂被逮捕后，列举许多证据，向朝廷说明张献忠必反的种种迹象。朝廷不予理睬，把他充军边疆了事。
总兵左良玉也看出张献忠“反迹大露”，多次催促熊文灿发兵袭击。熊文灿搪塞说：他虽怀贰心，但尚未开衅；你虽敢战斗，但部众未集。贸然出击，其他受抚各部必然作出反应，得不偿失。
等到熊文灿自己意识到形势不妙——“张献忠将复叛”，请求朝廷调集四川、陕西军队围剿时，为时已晚。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初六日，张献忠在谷城再度起义，摧毁城墙，抢劫仓库，释放囚犯。他在过去一年里委曲求全，受到各级官僚敲诈勒索，起兵后，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布告，公布索取贿赂的官员姓名、数量、日期，向当地人民宣布：自己的起兵是熊文灿逼出来的，指责总理熊文灿欲壑难填，勒索贿赂数以万计。这一招，令熊文灿以及那些贪官污吏们羞愧得无地自容。
熊文灿自知纵虎归山，罪不容诛，连忙向朝廷推卸责任。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向皇帝揭发：张献忠包藏祸心，无论愚者贤者人尽皆知，熊文灿受他愚弄，不断为他请官开赏，为他掩饰杀人越货痕迹，有揭露其阴谋者，立即封口；不断向朝廷谎报军情，把明显的反叛迹象说成是“反形未露”，欺蒙太甚。朱由检恍然大悟，悔不当初，下令革去熊文灿所有官职，要他立功自赎。
草包熊文灿听说左良玉要发兵追击，故意走漏消息，并且强留左良玉为之饯行，拖延时间，使得张献忠得以从容地把武器粮食运往房县山中。接到皇帝命他“立功自赎”的圣旨后，知道自身难保，强令左良玉出兵。气得左良玉大发雷霆：总理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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