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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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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乘坐的小轿，由宦官扛抬，前呼后拥，侍从规格之高不亚于皇帝。她出宫回私宅，天启皇帝下达特别谕旨，命令扫街除尘，大批宦官身穿蟒袍玉带排队护送。她自己则盛装打扮，乘坐锦玉装饰的轿子，随从的宫女，提着香炉，散发出沉香、龙涎香的缭绕烟雾；还有纱灯、角灯、红蜡烛、黄火炬等，把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路上，警戒的呼叫声清澈悠长，几里路外都清晰可闻。回到私宅，她在大厅升堂登座，随从人员依次上前叩头，高呼：“老祖太太千岁！”十足的“太后”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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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2）
天启皇帝死后，客氏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宫中，不得不提请新皇帝批准出宫。朱由检不露痕迹地顺水推舟，予以批准。出宫的这一天，客氏五更起身，身穿丧服前往先帝灵堂祭奠，打开黄龙绸缎包袱，把朱由校幼年时的胎发、痘痂以及历年剪下的头发、指甲，付之一炬，痛哭而去。客氏对朱由校的错综复杂情绪，丧失“老祖太太千岁”权位的失落感，一并从哭声中宣泄而出。
客氏的出宫名正言顺，而且低调进行，但对于魏忠贤及其“阉党”而言，无疑是一大震慑。
由于巴结魏、客而破格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王体乾，预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在第二天向皇帝提出辞职请求。朱由检出于全局考虑，没有批准。这个王体乾为人奸佞狡猾，在魏、客的支持下，从尚膳监太监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此后一心一意附和魏忠贤、客氏。按照制度，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地位高于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王体乾为了讨好魏忠贤，把自己看作魏忠贤的下级。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是一个文盲，无法“秉笔”，一切全由王体乾代劳，成为他的“谋主”，所有“朱批”都出于王体乾之手。朱由检深知魏、王之间二位一体的关系，暂不触动王体乾，也就稳住了魏忠贤。
舆论的逐步升级
敏感的大臣们还是察觉到了政治空气的微妙变化，开始试探性地弹劾“阉党”的骨干分子。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所修上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太仆寺少卿陈殷、延绥巡抚朱童蒙等人，理由颇为奇特：崔、李、陈、朱等人父母过世，都因为先帝“夺情”而留任，有悖于“以孝治天下”的准则，希望皇上批准他们辞去官职，回乡守孝。他还顺带批评吏部尚书周应秋，没有恪守职责。这一招，明眼人一看便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用一种冠冕堂皇的手法，轻而易举地剥夺“阉党”骨干分子的权力，同时窥测皇帝对于“阉党”的态度。朱由检并没有上当，他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不但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反而谴责杨所修“率意轻诋”。
崔呈秀、李养德毕竟心虚，陆续请求辞官，周应秋则请求罢官，朱由检一概不同意，下达谕旨，对他们好言相劝，表示安慰与挽留。
皇帝的这种态度，令老奸巨猾的魏忠贤如堕五里雾中。为了进一步试探虚实，他请人代写了奏疏，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朱由检看了他的《久抱建祠之愧疏》，当然明白，其目的是由此窥测对他的态度。经过深思熟虑，朱由检谨慎地批示了一句话：各地要建而未建的生祠，一概停止。措辞十分微妙，只是宣布停止，没有对此定性，似乎对魏忠贤生祠事件采取一种既往不咎的态度，使得魏忠贤的试探落空。
“阉党”分子看到皇帝态度暧昧，继续玩弄天启时期惯用的政治手腕，打击反对派。礼科都给事中陈尔翼在给皇帝的奏疏中，针对杨所修弹劾崔呈秀、周应秋之事，大做反面文章，指责杨所修播弄是非，显然是“东林余孽”企图“因事生风”。因此请求皇上命令东厂、锦衣卫严查在京城的“东林余孽”，企图再度制造恐怖气氛，钳制舆论。他的目的很明显，力图把水搅浑，用门户之争来掩饰“阉党”专政的真相。
对于这一敏感话题，如何处理是颇为棘手的，既不能表示同意，又不能表示反对。朱由检采取不偏不倚的姿态，作出了这样的批示：朕刚刚登极，需要和士大夫一起缔造太平盛世，不许捕风捉影，蔓生枝节。对此谈迁在《国榷》中有精彩的评论，称赞朱由检在不同意严查“东林余孽”，钳制舆论的同时，对“阉党”分子表示“薄示优容”之意，让他们“自以为得计”。
所谓“薄示优容”，显得颇为微妙，一面驳斥陈尔翼逮捕“东林余孽”的主张，另一方面嘉奖魏忠贤、王体乾主持登极典礼的功劳，给他们的亲属在锦衣卫挂个清衔；几天之后，又乘皮岛（在朝鲜附近）捷报传来之机，再次嘉奖魏忠贤、王体乾以及兵部尚书崔呈秀，让“阉党”分子如沐春风，产生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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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3）
但是，魏忠贤依然隐隐约约感受到，危机随时都可能到来；为了化解危机，必须“丢车保帅”。“阉党”分子、御史杨维垣心领神会，把兵部尚书崔呈秀作为替罪羊推到幕前。他扮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模样，着力弹劾这个“阉党”骨干，力图把人们对于“阉党”专政的不满情绪全部转移到崔呈秀身上。指责崔呈秀“立志卑污，居身秽浊”，是一个臭名昭彰的贪官污吏，把官职的肥缺“议价”出卖，人称“悬秤卖官”（拿着秤按照分量出卖官职）。这个言官果然有一副铁嘴铜牙，耸人听闻地爆出独家新闻：在先帝驾崩的第二天，文武百官朝见新皇帝时，忽然听得几名宦官大声招呼崔呈秀进去密谈，让在场的官僚惊诧莫名——天下大事难道只有崔呈秀一个人可以密谈吗？显然，此举意在突显崔呈秀的地位，转移人们的视线。这种欲盖弥彰的手法，在奏疏的后面露出了马脚：杨维垣千方百计为魏忠贤评功摆好，说他得到先帝的信任，那是因为“孜孜竭力，任劳任怨”的结果；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看穿崔呈秀的本质，听任他为所欲为。
这实在是挖空心思的“丢车保帅”策略！然而明眼人一下就能识破他的拙劣伎俩，当然瞒不过朱由检的眼睛。不过，他佯装不知，连“车”也不让他“丢”，下达谕旨，谴责杨维垣毫无根据地轻率诋毁崔呈秀，但是考虑到朕刚刚登极，理应“优容言路”，对杨维垣不加追究。
杨维垣一看皇帝没有对他追究，五天以后，再次上疏弹劾崔呈秀，基调依然是“丢车保帅”。不过这次的重点是美化魏忠贤，言辞非常肉麻而且不合逻辑。他说：不知道情况的人以为崔呈秀是有功于魏忠贤的第一号人物，其实是一个名教的罪魁祸首。崔呈秀对于魏忠贤不但毫无益处，反而受他的连累。两人截然不同，魏忠贤“公”，而崔呈秀“私”；魏忠贤“不爱钱”，而崔呈秀“贪”；魏忠贤知道“为国为民”，而崔呈秀只知道“恃权纳贿”。一派奇谈怪论！
面对这种情况，朱由检将计就计，作出决断，既然“阉党”要“丢车保帅”，既然崔呈秀的罪状已经暴露无遗，对他加以惩处，无疑是斩断魏忠贤左右手的第一步，于是顺水推舟地下达谕旨：令崔呈秀“静听处分”。经过两天周密思考，作出惩处“阉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免去崔呈秀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两项重要职务。
魏忠贤手下掌握军事权与监察权的亲信一旦罢官，使得正直官僚们敏锐地察觉到，皇帝决心铲除“阉党”的方针已经初露端倪。这引发了政坛上强烈的震动，于是乎，揭发魏忠贤罪状的高潮随即到来。
“许太监魏忠贤引疾辞爵！”
首先弹劾魏忠贤的是工部主事陆澄源，他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主要罪状：
——魏忠贤得到的恩宠超过了开国元勋，他的亲信布满了各个部门，京都衙门充斥他的干儿义子；
——先帝在谕旨中常常归功于“厂臣”，魏忠贤居然安之若素，大臣的奏疏都不敢书写他的名字，败坏了“君前臣名”的礼制；
——对他顶礼膜拜的生祠遍布海内，把他推崇为周公、孔子一类的圣贤。
这些话虽然不算尖锐，但句句打中要害。这可以算作崇祯时期对魏忠贤及其“阉党”的第一次公开###。皇帝的表态仍旧十分谨慎，不但没有谴责魏忠贤，反而谴责陆澄源“言之不当”，原本应该予以惩罚，考虑到他是新进小臣，姑且不予追究。这是为什么呢？朱由检在等待政治气温的逐步加热。
多年之后，“阉党”早已灰飞烟灭，陆澄源的这一举动，被舆论界称为崇祯初年向魏忠贤开的第一炮，海内人士都想望他的风采。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中有陆澄源的小传，从中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狂士，他反对“阉党”，却不愿依附于“东林”。在他看来，一名官员如果依附朋党，弹劾有失公平，虽然是“东林”中人，也可以叫做小人，不应该把杨涟、左光斗作为护身符；如果特立独行，恪守职责，虽然不是“东林”，也不失为君子，不应该把魏忠贤、崔呈秀作为陷阱。他的这种性格，使他仕途坎坷，罢官以后，放浪山水之间，以诗酒自娱，朱彝尊称为“狂狷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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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4）
在陆澄源上疏之后两天，兵部主事钱元悫也弹劾魏忠贤，直截了当地指出：崔呈秀之所以贪赃枉法而肆无忌惮，原因就在于有魏忠贤这个靠山；如今崔呈秀虽已离去，而魏忠贤还在，这叫做“根株未净”。他在奏疏中，把这个目不识丁的野心家，归入历史上的奸臣赵高、王莽、董卓的行列。钱元悫确实敢于讲话，不仅抨击魏忠贤，而且批评皇帝，对皇帝迟迟不惩处魏忠贤表示不满。外廷议论，皇帝是顾虑先帝的“付托之恩”，恐怕“割股伤肌”。这当然是有所指的，先帝临终前，曾经交代，必须善待皇后、重用魏忠贤；为了不辜负“付托之恩”，迟迟不对魏忠贤下手。这显然是一种激将法，意欲刺激皇帝从速惩处元凶。但是，朱由检并没有被激怒，依然在静观事态的发展。
三天以后，刑部员外郎史躬盛继续弹劾魏忠贤，用五个排句列举他的罪状：
——举天下之廉耻澌灭尽；
——举天下之元气剥削尽；
——举天下之官方紊乱尽；
——举天下之生灵鱼肉尽；
——举天下之物力消耗尽。
罪状如此严重，居然仍然稳坐泰山，位高权重，岂非咄咄怪事！但是，皇帝还是没有表态。魏忠贤忐忑不安的心情似乎有所平复，错误估计形势，以为皇帝果真念及先帝的“付托”，不敢对他下手，居然到皇帝那里哭诉一番，意在近距离察言观色。皇帝一点也不动声色，察看不到什么异样。
隔了一天，国子监生（国立大学的学生）钱嘉征，上疏揭发魏忠贤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克削藩封、无圣、滥爵、掩边功、朘民、通关节。当时的政治术语，现代人有点费解，直白地说来大意是这样：把皇帝当作傀儡、蔑视皇后、操纵兵权、无视明朝皇室列祖列宗、克扣分封在各地的藩王俸禄、不尊重古代圣贤、官爵赏赐大肆泛滥、把边将的战功据为己有、剥削民众、开后门通路子。
这个太学生的奏疏，写得十分深刻，行文纵横恣肆，鞭辟入里，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把钱嘉征的弹劾称为“豪杰之举”，是促使魏忠贤倒台的转折点。钱嘉征也确实有一点“豪杰”的风度，在上疏前慷慨激昂地说：虎狼要吃人，即使赤手空拳也应拼搏；朝廷上下没有人敢出来斗争，我这个草莽小民出来斗争，如果忠臣义士能够响应，死而无憾！朱彝尊认为，这是东汉、南宋太学生抨击朝政以来，难得一见的高风亮节。
皇帝看了这份奏疏后，击节赞赏，向魏忠贤摊牌的时机成熟了，当即宣布召见魏忠贤，命他倾听由太监朗读钱嘉征的奏疏。太监以尖细的嗓音念道：
——天无二日，而阿附诸臣凡有封章必先关白忠贤，至颂夸功德必以上配先帝，及奉谕旨必曰“朕与厂臣”。从来有此奏体否？
——高皇帝垂训，中涓（宦官）不许干预国政。盖鉴前代之失，垂后来之戒……乃忠贤军国重事一手障天。立杖之马必叱，吠尧之犬必庸。荼毒缙绅，株连士类，凡钱谷衙门、边腹重地、漕运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为？
每一句话都击中魏忠贤的要害，指责他不仅擅权乱政，而且一手障天，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老奸巨猾的魏忠贤惊惶失措，丧魂落魄，不知如何是好。从皇帝那里告辞出来，急忙去找他的密友——先前的信王府太监徐应元，因为他毕竟在皇帝身边侍候多年，希望他帮帮忙。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此时低声下气，与徐应元称兄道弟，拍马送礼。徐应元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赶快辞去东厂总督的职务，暂避锋芒。
天启七年（1627）十月二十七日，魏忠贤向皇帝提出了“引疾辞爵”的辞呈，那意思是由于身体有病而辞去所有官爵。
朱由检这些天来对于弹劾魏忠贤的奏疏一再不表态，乃是一种引而不发的策略，他要迫使忐忑不安的魏忠贤自己先表态。果然不出所料，魏忠贤自己提出“引疾辞爵”。这当然是他的以退为进的政治姿态，幻想皇帝也许会下旨挽留，还有回旋的余地。他显然低估了对手的政治谋略，朱由检毕竟不是朱由校，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皇帝圣旨很快下达，只有不痛不痒的一句话：“许太监魏忠贤引疾辞爵！”既然是你自己主动提出辞职，我当然尊重你的意愿。这种顺水推舟的做法，天衣无缝，使得魏忠贤无话可说。
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5）
魏忠贤及其“阉党”经营多年，在京城盘根错节，继续让他留在京城势必后患无穷。朱由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十一月初一下达圣旨，勒令魏忠贤到凤阳去看管皇陵（朱元璋父母的陵墓），粉碎他企图留在宫中徐图进取的幻想。
魏忠贤之死
魏忠贤的罪状是罄竹难书的，死有余辜，然而皇帝并没有处死他，难道是一种妥协吗？不是。那是权宜之计，或者说是出于无奈，考虑到先帝殡丧期间不宜开杀戒，而从宽发落的。为了表明这个大是大非，朱由检给政府发去一道敕文，明白无误地提出拨乱反正，要促成“维新之治”的决心。
第一，明确宣布，魏忠贤迫害的人士，一律平反昭雪，应该褒奖的立即褒奖，应该抚恤的立即抚恤，应该官复原职的立即官复原职，应该起用的立即起用；
第二，下令拆毁所有魏忠贤的生祠，折价变卖，充作边防军饷；
第三，用明白无误的词句宣布魏忠贤的滔天罪状，那就是：“逞私植党”、“怙恶作奸”、“盗弄国柄”、“擅作威福”、“窥攘名器”、“紊乱刑章”，以及盗窃祖宗蓄积的传国珍宝等。按照这些罪状，本当千刀万剐，念及先帝还未下葬，免除死刑，暂时安置于凤阳，但是必须抄家，全部财产充公，他的弟侄充军边疆。
这些政令，毫无疑问，在政治上判处了魏忠贤的死刑。
魏忠贤躲过一死，本该有所收敛，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易。这个政治暴发户在离开京城时，竟然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架势，俨然昔日“九千九百岁”模样，前呼后拥的卫队、随从有一千人之多，他平日豢养的私家武士，身佩兵器，押着四十辆大车，呼啸而去。朱长祚在《玉镜新谭》中提到这一情节时说，魏忠贤给人的印象是，“意气扬扬，雄心未已”。
这种嚣张气焰激怒了朱由检，他立即向兵部发去一道紧急命令：逆恶魏忠贤，本当处死以平息民愤，姑且从轻发配凤阳。岂料他不思悔改，竟敢以私家武装随从护送，摆出一副叛乱的架势。命令锦衣卫当即派官兵前去逮捕，所有随从一律拘押，不得纵容！
且说魏忠贤一行经由良乡、涿州、新城、任丘、河间、献县，在十一月初六抵达阜城县南关，在旅馆中过夜。这时他已经得到消息：皇帝派来逮捕他的官兵很快到来。他自知必死无疑，一时乱了方寸，长吁短叹，坐立不安。半夜时分，悬梁自尽。他的贴身侍奉太监李朝钦从梦中惊醒，一看主子已经一命呜呼了，没了靠山，只得自缢殉葬。
天亮以后，家丁六十儿听不到房中动静，开门打探，二人早已气绝身亡。随从立即报告知县衙门，消息传出，轰动全县，看热闹的人群把旅馆围得水泄不通。一片混乱之中，四十辆大车的行李散失殆尽，随从人员作鸟兽散，自顾逃命去了。
魏忠贤这个河间府肃宁县的市井无赖，荣耀了一阵之后，居然死在老家南面几十里的阜城县，是他自己无论如何始料不及的。这个权势显赫老奸巨猾的人，如此富有戏剧性的下场，成为当时的头号新闻，人们用各种方式加以渲染，无名氏的《挂枝儿》小曲就是其中之一。
据说，在魏忠贤上吊以前，旅馆外面有一个从京城来的白面书生，唱了一首《挂枝儿》小曲，为他催命：听五更，鼓正敲，心儿懊恼。
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
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
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
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
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
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绸。
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
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
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
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
梦才成，还惊觉，无限嗟呀。
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
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
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6）
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
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
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
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
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
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
正寒冷，风凛冽，霜拂征衣。
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
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
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清初史家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记录了这首《挂枝儿》，他是颇为相信这个传说是真实的，并且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时白某在外厢唱彻五更，形其昔时豪势，今日凄凉，言言讥刺。忠贤闻之，益凄闷，遂与李朝钦缢死。”计六奇的话，反映了当时民众对魏忠贤这个罪魁祸首的深恶痛绝，对他的下场欢欣鼓舞的心情，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统都报。”
在与魏忠贤的较量中，朱由检显示了他所独具的胆识、魄力和韬略，因此引来明末清初文人学士的一片喝彩。
夏允彝《幸存录》对此有极为精彩的评论：“烈皇帝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旁无一人之助，而神明自运。”
文秉《烈皇小识》也有类似的观点：“肘腋巨奸，不动声色，潜移默夺，非天纵英武，何以有此！”
确实如此，即位还不到三个月，朱由检就干净利落地除掉了元凶，真是不同凡响。在这里，胆识和韬略比地位和权力显得更为重要。
魏忠贤一命呜呼以后，由于此人一生倒行逆施、残害忠良，人们恨之入骨，愤恨之情顿时喷涌而出，由街谈巷语进而成为文学作品。最早的是《警世阴阳梦》，它的序言上面写着“戊辰六月砚山樵元九题于独醒轩”。由此可以推断，此书出版于崇祯元年六月。离魏忠贤之死仅仅半年，反应不可谓不快。继之而来的有《峥霄馆评定新镌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新镌魏监磨忠记》、《梼杌闲评》等。与此相呼应，纪实性的史著也陆续出现，为遭到迫害的仁人志士鸣冤叫屈，例如《玉镜新谭》、《杨大洪先生忠烈实录》、《周吏部纪事》等，都在崇祯年间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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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阉党，除恶务尽（1）
追究魏忠贤、客氏及五虎、五彪的罪状
魏忠贤一死，“阉党”土崩瓦解是指日可待的。但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何况魏忠贤这个精通权谋术数的野心家，得势以后全力结帮拉派，经营自己的小山头，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类，已成盘根错节之势，不连根铲除，后患无穷。对此，朱由检是有充分估计的，他决定进行一场政治清算，为今后的“维新之治”扫清道路。
多年的“阉党”专政之下，言路受到钳制，不少负责监督、弹劾责任的言官（给事中、御史），慑于其淫威，或丧失气节，或卖身投靠，身上都不干净。企图依靠这些言官去清算“阉党”，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朱由检特地下了一道“考选令”，先后任命曹师稷、颜继祖、宗鸣梧、瞿式耜等人为给事中，吴焕、叶成章、任赞化等人为御史，要他们以清查“阉党”为职责。在这种正气的鼓动下，那些受蒙蔽的言官纷纷反戈一击。于是，从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到崇祯二年（1629）三月，形成了持续一年多的政治清算运动。
它的第一步，是追究魏忠贤、客氏及五虎、五彪的罪状。
首当其冲的是号称“五虎”之首的崔呈秀。此人权倾一时，头衔是：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一手控制两大要害部门，是魏忠贤在外廷最为得力的帮手，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他虽然已经辞官回乡，但声势依然显赫，不料魏忠贤自杀身亡，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下场肯定不妙。
果然，十一月初九日，户部员外郎王守履揭发崔呈秀罪大恶极，绝不能以辞职了事。例如：借口铸造钱币，销毁历代钟鼎彝器；乘先帝病重之际，假传圣旨，摇身一变成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之是招权纳贿，无恶不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朱由检在他的奏疏上批示：崔呈秀罪状明悉，先削籍为民，再进一步审查定夺。
却说辞官回到蓟州（今蓟县）老家的崔呈秀，得知皇帝已经命令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对他进行审查，自知难逃一死，就在家中摆了豪奢的“送终宴”，图个醉生梦死。然后，步魏忠贤的后尘，上吊而死。消息传进宫内，朱由检立即下令查抄他的家产，并且指示三法司：崔呈秀“负国”、“擅权”，死有余辜，必须按照法律公布罪状。
客氏也在劫难逃。就在崔呈秀畏罪自杀六天之后，太监奉命把客氏逮捕，关押在宫内浣衣局，严刑审讯。客氏招供：她妄图仿效吕不韦故事，私自带入怀孕奴婢，觊觎皇位。招供后，当即被活活打死。她的儿子侯国兴和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一并处死，其余亲属充军边疆。
三法司关于魏、客罪状的审查报告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呈送给了皇帝。朱由检看了以后，提出了两条方针性意见：
第一，元凶客氏、魏忠贤、崔呈秀应该早日公布罪状。他亲自定的基调是这样的：“忠贤串通客氏，恣威擅权，逼死裕妃、冯贵人，矫旨革夺成妃名号，惨毒异常，神人共愤。其戕害缙绅，盗匿珍宝，未易枚举。皆由崔呈秀表里为奸，谋为不轨。”
第二，五虎、五彪也应依照法律定罪，伸张国法。他亲自定的基调是这样的：“五虎李夔龙等，升权骤擢，机锋势焰，赫突逼人。五彪田尔耕等，受指怙威，杀人草菅，幽圉累囚，沉狱莫白。”
看得出来，朱由检主张对阉党骨干分子给予严惩，决不宽恕。但是，他的这种方针很难贯彻。原因是，主持这项工作的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少卿潘士良三人，长期追随魏忠贤，趋炎附势，自身并不干净，唯恐严惩五虎、五彪，会牵连到自己，故意拖拉敷衍。皇帝要他们尽快给魏忠贤、客氏、崔呈秀定案，他们故意拖延了一个月，直到崇祯元年（1628）正月二十五日才把魏、客的审查结论呈上，崔呈秀的审查结论还没有写好。
他们不仅拖延时间，而且尽量低调处理，缩小审查的圈子，以免牵连到自己。朱由检非常不满意，写了一道谕旨，再次重申他对于魏、客、崔罪状的基本观点：魏忠贤——“睥睨宫闱，荼毒善良”，“盗帑弄兵，阴谋不轨”；客氏——串通魏忠贤，“传递声息，把持内外”；崔呈秀——“委身奸阉，无君无亲，明攘威福之权，大开缙绅之祸”。既然三法司迟迟不作出判决，他干脆自己代三法司作出判决：魏忠贤——戮尸凌迟；客氏——斩首示众；崔呈秀——戮尸斩首。同时宣布，把魏、客的罪状与判决书向全国公布，用以警戒那些“奸恶乱政”的阴谋家、野心家。
清查阉党，除恶务尽（2）
清查阉党逆案
在惩处了元凶首恶之后，清查党羽亲信的工作，必须全面展开。早在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就已经发布政令，要内阁、六部、都察院的大臣“定阉党逆案”。所谓“定阉党逆案”，就是对形形色色的“阉党”分子进行彻底清查，根据各人的罪状作出惩处结论。
当务之急是把“五虎”、“五彪”立即绳之以法。三法司审议的结果，是轻描淡写的，吴淳夫、倪文焕剥夺诰命，田吉、李夔龙革职，田尔耕、许显纯逮捕法办，杨寰、孙云鹤、崔应元削除官籍。显然，三法司的主管首长是有意包庇纵容，重罪轻判。如果“五虎”、“五彪”都如此从轻发落，那么其他人根本就不必问罪了。朱由检大为不满，以为惩处太轻，没有尽法，命三法司重新议处。
主持此事的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少卿姚士慎，都与“阉党”有千丝万缕的牵连，所谓“香火情深”，因此对“五虎”、“五彪”之流千方百计予以庇护，目的无非是降低“逆案”的规格，使自己不受牵连。皇帝命他们重新议处，他们仍然阳奉阴违。结果，吴淳夫、李夔龙、田吉、倪文焕仅仅以贪赃枉法罪，判处充军边疆，追缴赃银五千两至一千两不等；田尔耕、许显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斩监候；崔应元、杨寰、孙云鹤以知情不报罪，发配边疆充军。
虽然没有从严惩处，但毕竟开了一个头，表明清查“阉党逆案”的罗网已经逐步撒开，当年那些卖身求荣、为虎作伥的显要人物陆续露出水面。
内阁大学士顾秉谦就是其中之一。此人天启元年（1621）晋升为礼部尚书，与魏广微一起投靠魏忠贤，于是得以进入内阁，参与机务。顾秉谦为人庸劣无耻，魏广微为人阴险狡诈，两人一起助纣为虐，人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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