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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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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乘坐的小轿,由宦官扛抬,前呼后拥,侍从规格之高不亚于皇帝。她出宫回私宅,天启皇帝下达特别谕旨,命令扫街除尘,大批宦官身穿蟒袍玉带排队护送。她自己则盛装打扮,乘坐锦玉装饰的轿子,随从的宫女,提着香炉,散发出沉香、龙涎香的缭绕烟雾;还有纱灯、角灯、红蜡烛、黄火炬等,把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路上,警戒的呼叫声清澈悠长,几里路外都清晰可闻。回到私宅,她在大厅升堂登座,随从人员依次上前叩头,高呼:“老祖太太千岁!”十足的“太后”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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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2)
天启皇帝死后,客氏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宫中,不得不提请新皇帝批准出宫。朱由检不露痕迹地顺水推舟,予以批准。出宫的这一天,客氏五更起身,身穿丧服前往先帝灵堂祭奠,打开黄龙绸缎包袱,把朱由校幼年时的胎发、痘痂以及历年剪下的头发、指甲,付之一炬,痛哭而去。客氏对朱由校的错综复杂情绪,丧失“老祖太太千岁”权位的失落感,一并从哭声中宣泄而出。
客氏的出宫名正言顺,而且低调进行,但对于魏忠贤及其“阉党”而言,无疑是一大震慑。
由于巴结魏、客而破格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王体乾,预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在第二天向皇帝提出辞职请求。朱由检出于全局考虑,没有批准。这个王体乾为人奸佞狡猾,在魏、客的支持下,从尚膳监太监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此后一心一意附和魏忠贤、客氏。按照制度,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地位高于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王体乾为了讨好魏忠贤,把自己看作魏忠贤的下级。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是一个文盲,无法“秉笔”,一切全由王体乾代劳,成为他的“谋主”,所有“朱批”都出于王体乾之手。朱由检深知魏、王之间二位一体的关系,暂不触动王体乾,也就稳住了魏忠贤。
舆论的逐步升级
敏感的大臣们还是察觉到了政治空气的微妙变化,开始试探性地弹劾“阉党”的骨干分子。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所修上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太仆寺少卿陈殷、延绥巡抚朱童蒙等人,理由颇为奇特:崔、李、陈、朱等人父母过世,都因为先帝“夺情”而留任,有悖于“以孝治天下”的准则,希望皇上批准他们辞去官职,回乡守孝。他还顺带批评吏部尚书周应秋,没有恪守职责。这一招,明眼人一看便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用一种冠冕堂皇的手法,轻而易举地剥夺“阉党”骨干分子的权力,同时窥测皇帝对于“阉党”的态度。朱由检并没有上当,他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不但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反而谴责杨所修“率意轻诋”。
崔呈秀、李养德毕竟心虚,陆续请求辞官,周应秋则请求罢官,朱由检一概不同意,下达谕旨,对他们好言相劝,表示安慰与挽留。
皇帝的这种态度,令老奸巨猾的魏忠贤如堕五里雾中。为了进一步试探虚实,他请人代写了奏疏,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朱由检看了他的《久抱建祠之愧疏》,当然明白,其目的是由此窥测对他的态度。经过深思熟虑,朱由检谨慎地批示了一句话:各地要建而未建的生祠,一概停止。措辞十分微妙,只是宣布停止,没有对此定性,似乎对魏忠贤生祠事件采取一种既往不咎的态度,使得魏忠贤的试探落空。
“阉党”分子看到皇帝态度暧昧,继续玩弄天启时期惯用的政治手腕,打击反对派。礼科都给事中陈尔翼在给皇帝的奏疏中,针对杨所修弹劾崔呈秀、周应秋之事,大做反面文章,指责杨所修播弄是非,显然是“东林余孽”企图“因事生风”。因此请求皇上命令东厂、锦衣卫严查在京城的“东林余孽”,企图再度制造恐怖气氛,钳制舆论。他的目的很明显,力图把水搅浑,用门户之争来掩饰“阉党”专政的真相。
对于这一敏感话题,如何处理是颇为棘手的,既不能表示同意,又不能表示反对。朱由检采取不偏不倚的姿态,作出了这样的批示:朕刚刚登极,需要和士大夫一起缔造太平盛世,不许捕风捉影,蔓生枝节。对此谈迁在《国榷》中有精彩的评论,称赞朱由检在不同意严查“东林余孽”,钳制舆论的同时,对“阉党”分子表示“薄示优容”之意,让他们“自以为得计”。
所谓“薄示优容”,显得颇为微妙,一面驳斥陈尔翼逮捕“东林余孽”的主张,另一方面嘉奖魏忠贤、王体乾主持登极典礼的功劳,给他们的亲属在锦衣卫挂个清衔;几天之后,又乘皮岛(在朝鲜附近)捷报传来之机,再次嘉奖魏忠贤、王体乾以及兵部尚书崔呈秀,让“阉党”分子如沐春风,产生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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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3)
但是,魏忠贤依然隐隐约约感受到,危机随时都可能到来;为了化解危机,必须“丢车保帅”。“阉党”分子、御史杨维垣心领神会,把兵部尚书崔呈秀作为替罪羊推到幕前。他扮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模样,着力弹劾这个“阉党”骨干,力图把人们对于“阉党”专政的不满情绪全部转移到崔呈秀身上。指责崔呈秀“立志卑污,居身秽浊”,是一个臭名昭彰的贪官污吏,把官职的肥缺“议价”出卖,人称“悬秤卖官”(拿着秤按照分量出卖官职)。这个言官果然有一副铁嘴铜牙,耸人听闻地爆出独家新闻:在先帝驾崩的第二天,文武百官朝见新皇帝时,忽然听得几名宦官大声招呼崔呈秀进去密谈,让在场的官僚惊诧莫名——天下大事难道只有崔呈秀一个人可以密谈吗?显然,此举意在突显崔呈秀的地位,转移人们的视线。这种欲盖弥彰的手法,在奏疏的后面露出了马脚:杨维垣千方百计为魏忠贤评功摆好,说他得到先帝的信任,那是因为“孜孜竭力,任劳任怨”的结果;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看穿崔呈秀的本质,听任他为所欲为。
这实在是挖空心思的“丢车保帅”策略!然而明眼人一下就能识破他的拙劣伎俩,当然瞒不过朱由检的眼睛。不过,他佯装不知,连“车”也不让他“丢”,下达谕旨,谴责杨维垣毫无根据地轻率诋毁崔呈秀,但是考虑到朕刚刚登极,理应“优容言路”,对杨维垣不加追究。
杨维垣一看皇帝没有对他追究,五天以后,再次上疏弹劾崔呈秀,基调依然是“丢车保帅”。不过这次的重点是美化魏忠贤,言辞非常肉麻而且不合逻辑。他说:不知道情况的人以为崔呈秀是有功于魏忠贤的第一号人物,其实是一个名教的罪魁祸首。崔呈秀对于魏忠贤不但毫无益处,反而受他的连累。两人截然不同,魏忠贤“公”,而崔呈秀“私”;魏忠贤“不爱钱”,而崔呈秀“贪”;魏忠贤知道“为国为民”,而崔呈秀只知道“恃权纳贿”。一派奇谈怪论!
面对这种情况,朱由检将计就计,作出决断,既然“阉党”要“丢车保帅”,既然崔呈秀的罪状已经暴露无遗,对他加以惩处,无疑是斩断魏忠贤左右手的第一步,于是顺水推舟地下达谕旨:令崔呈秀“静听处分”。经过两天周密思考,作出惩处“阉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免去崔呈秀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两项重要职务。
魏忠贤手下掌握军事权与监察权的亲信一旦罢官,使得正直官僚们敏锐地察觉到,皇帝决心铲除“阉党”的方针已经初露端倪。这引发了政坛上强烈的震动,于是乎,揭发魏忠贤罪状的高潮随即到来。
“许太监魏忠贤引疾辞爵!”
首先弹劾魏忠贤的是工部主事陆澄源,他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主要罪状:
——魏忠贤得到的恩宠超过了开国元勋,他的亲信布满了各个部门,京都衙门充斥他的干儿义子;
——先帝在谕旨中常常归功于“厂臣”,魏忠贤居然安之若素,大臣的奏疏都不敢书写他的名字,败坏了“君前臣名”的礼制;
——对他顶礼膜拜的生祠遍布海内,把他推崇为周公、孔子一类的圣贤。
这些话虽然不算尖锐,但句句打中要害。这可以算作崇祯时期对魏忠贤及其“阉党”的第一次公开###。皇帝的表态仍旧十分谨慎,不但没有谴责魏忠贤,反而谴责陆澄源“言之不当”,原本应该予以惩罚,考虑到他是新进小臣,姑且不予追究。这是为什么呢?朱由检在等待政治气温的逐步加热。
多年之后,“阉党”早已灰飞烟灭,陆澄源的这一举动,被舆论界称为崇祯初年向魏忠贤开的第一炮,海内人士都想望他的风采。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中有陆澄源的小传,从中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狂士,他反对“阉党”,却不愿依附于“东林”。在他看来,一名官员如果依附朋党,弹劾有失公平,虽然是“东林”中人,也可以叫做小人,不应该把杨涟、左光斗作为护身符;如果特立独行,恪守职责,虽然不是“东林”,也不失为君子,不应该把魏忠贤、崔呈秀作为陷阱。他的这种性格,使他仕途坎坷,罢官以后,放浪山水之间,以诗酒自娱,朱彝尊称为“狂狷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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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4)
在陆澄源上疏之后两天,兵部主事钱元悫也弹劾魏忠贤,直截了当地指出:崔呈秀之所以贪赃枉法而肆无忌惮,原因就在于有魏忠贤这个靠山;如今崔呈秀虽已离去,而魏忠贤还在,这叫做“根株未净”。他在奏疏中,把这个目不识丁的野心家,归入历史上的奸臣赵高、王莽、董卓的行列。钱元悫确实敢于讲话,不仅抨击魏忠贤,而且批评皇帝,对皇帝迟迟不惩处魏忠贤表示不满。外廷议论,皇帝是顾虑先帝的“付托之恩”,恐怕“割股伤肌”。这当然是有所指的,先帝临终前,曾经交代,必须善待皇后、重用魏忠贤;为了不辜负“付托之恩”,迟迟不对魏忠贤下手。这显然是一种激将法,意欲刺激皇帝从速惩处元凶。但是,朱由检并没有被激怒,依然在静观事态的发展。
三天以后,刑部员外郎史躬盛继续弹劾魏忠贤,用五个排句列举他的罪状:
——举天下之廉耻澌灭尽;
——举天下之元气剥削尽;
——举天下之官方紊乱尽;
——举天下之生灵鱼肉尽;
——举天下之物力消耗尽。
罪状如此严重,居然仍然稳坐泰山,位高权重,岂非咄咄怪事!但是,皇帝还是没有表态。魏忠贤忐忑不安的心情似乎有所平复,错误估计形势,以为皇帝果真念及先帝的“付托”,不敢对他下手,居然到皇帝那里哭诉一番,意在近距离察言观色。皇帝一点也不动声色,察看不到什么异样。
隔了一天,国子监生(国立大学的学生)钱嘉征,上疏揭发魏忠贤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克削藩封、无圣、滥爵、掩边功、朘民、通关节。当时的政治术语,现代人有点费解,直白地说来大意是这样:把皇帝当作傀儡、蔑视皇后、操纵兵权、无视明朝皇室列祖列宗、克扣分封在各地的藩王俸禄、不尊重古代圣贤、官爵赏赐大肆泛滥、把边将的战功据为己有、剥削民众、开后门通路子。
这个太学生的奏疏,写得十分深刻,行文纵横恣肆,鞭辟入里,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把钱嘉征的弹劾称为“豪杰之举”,是促使魏忠贤倒台的转折点。钱嘉征也确实有一点“豪杰”的风度,在上疏前慷慨激昂地说:虎狼要吃人,即使赤手空拳也应拼搏;朝廷上下没有人敢出来斗争,我这个草莽小民出来斗争,如果忠臣义士能够响应,死而无憾!朱彝尊认为,这是东汉、南宋太学生抨击朝政以来,难得一见的高风亮节。
皇帝看了这份奏疏后,击节赞赏,向魏忠贤摊牌的时机成熟了,当即宣布召见魏忠贤,命他倾听由太监朗读钱嘉征的奏疏。太监以尖细的嗓音念道:
——天无二日,而阿附诸臣凡有封章必先关白忠贤,至颂夸功德必以上配先帝,及奉谕旨必曰“朕与厂臣”。从来有此奏体否?
——高皇帝垂训,中涓(宦官)不许干预国政。盖鉴前代之失,垂后来之戒……乃忠贤军国重事一手障天。立杖之马必叱,吠尧之犬必庸。荼毒缙绅,株连士类,凡钱谷衙门、边腹重地、漕运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为?
每一句话都击中魏忠贤的要害,指责他不仅擅权乱政,而且一手障天,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老奸巨猾的魏忠贤惊惶失措,丧魂落魄,不知如何是好。从皇帝那里告辞出来,急忙去找他的密友——先前的信王府太监徐应元,因为他毕竟在皇帝身边侍候多年,希望他帮帮忙。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此时低声下气,与徐应元称兄道弟,拍马送礼。徐应元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赶快辞去东厂总督的职务,暂避锋芒。
天启七年(1627)十月二十七日,魏忠贤向皇帝提出了“引疾辞爵”的辞呈,那意思是由于身体有病而辞去所有官爵。
朱由检这些天来对于弹劾魏忠贤的奏疏一再不表态,乃是一种引而不发的策略,他要迫使忐忑不安的魏忠贤自己先表态。果然不出所料,魏忠贤自己提出“引疾辞爵”。这当然是他的以退为进的政治姿态,幻想皇帝也许会下旨挽留,还有回旋的余地。他显然低估了对手的政治谋略,朱由检毕竟不是朱由校,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皇帝圣旨很快下达,只有不痛不痒的一句话:“许太监魏忠贤引疾辞爵!”既然是你自己主动提出辞职,我当然尊重你的意愿。这种顺水推舟的做法,天衣无缝,使得魏忠贤无话可说。
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5)
魏忠贤及其“阉党”经营多年,在京城盘根错节,继续让他留在京城势必后患无穷。朱由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十一月初一下达圣旨,勒令魏忠贤到凤阳去看管皇陵(朱元璋父母的陵墓),粉碎他企图留在宫中徐图进取的幻想。
魏忠贤之死
魏忠贤的罪状是罄竹难书的,死有余辜,然而皇帝并没有处死他,难道是一种妥协吗?不是。那是权宜之计,或者说是出于无奈,考虑到先帝殡丧期间不宜开杀戒,而从宽发落的。为了表明这个大是大非,朱由检给政府发去一道敕文,明白无误地提出拨乱反正,要促成“维新之治”的决心。
第一,明确宣布,魏忠贤迫害的人士,一律平反昭雪,应该褒奖的立即褒奖,应该抚恤的立即抚恤,应该官复原职的立即官复原职,应该起用的立即起用;
第二,下令拆毁所有魏忠贤的生祠,折价变卖,充作边防军饷;
第三,用明白无误的词句宣布魏忠贤的滔天罪状,那就是:“逞私植党”、“怙恶作奸”、“盗弄国柄”、“擅作威福”、“窥攘名器”、“紊乱刑章”,以及盗窃祖宗蓄积的传国珍宝等。按照这些罪状,本当千刀万剐,念及先帝还未下葬,免除死刑,暂时安置于凤阳,但是必须抄家,全部财产充公,他的弟侄充军边疆。
这些政令,毫无疑问,在政治上判处了魏忠贤的死刑。
魏忠贤躲过一死,本该有所收敛,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易。这个政治暴发户在离开京城时,竟然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架势,俨然昔日“九千九百岁”模样,前呼后拥的卫队、随从有一千人之多,他平日豢养的私家武士,身佩兵器,押着四十辆大车,呼啸而去。朱长祚在《玉镜新谭》中提到这一情节时说,魏忠贤给人的印象是,“意气扬扬,雄心未已”。
这种嚣张气焰激怒了朱由检,他立即向兵部发去一道紧急命令:逆恶魏忠贤,本当处死以平息民愤,姑且从轻发配凤阳。岂料他不思悔改,竟敢以私家武装随从护送,摆出一副叛乱的架势。命令锦衣卫当即派官兵前去逮捕,所有随从一律拘押,不得纵容!
且说魏忠贤一行经由良乡、涿州、新城、任丘、河间、献县,在十一月初六抵达阜城县南关,在旅馆中过夜。这时他已经得到消息:皇帝派来逮捕他的官兵很快到来。他自知必死无疑,一时乱了方寸,长吁短叹,坐立不安。半夜时分,悬梁自尽。他的贴身侍奉太监李朝钦从梦中惊醒,一看主子已经一命呜呼了,没了靠山,只得自缢殉葬。
天亮以后,家丁六十儿听不到房中动静,开门打探,二人早已气绝身亡。随从立即报告知县衙门,消息传出,轰动全县,看热闹的人群把旅馆围得水泄不通。一片混乱之中,四十辆大车的行李散失殆尽,随从人员作鸟兽散,自顾逃命去了。
魏忠贤这个河间府肃宁县的市井无赖,荣耀了一阵之后,居然死在老家南面几十里的阜城县,是他自己无论如何始料不及的。这个权势显赫老奸巨猾的人,如此富有戏剧性的下场,成为当时的头号新闻,人们用各种方式加以渲染,无名氏的《挂枝儿》小曲就是其中之一。
据说,在魏忠贤上吊以前,旅馆外面有一个从京城来的白面书生,唱了一首《挂枝儿》小曲,为他催命:听五更,鼓正敲,心儿懊恼。
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
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
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
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
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
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绸。
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
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
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
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
梦才成,还惊觉,无限嗟呀。
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
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
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6)
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
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
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
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
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
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
正寒冷,风凛冽,霜拂征衣。
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
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
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清初史家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记录了这首《挂枝儿》,他是颇为相信这个传说是真实的,并且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时白某在外厢唱彻五更,形其昔时豪势,今日凄凉,言言讥刺。忠贤闻之,益凄闷,遂与李朝钦缢死。”计六奇的话,反映了当时民众对魏忠贤这个罪魁祸首的深恶痛绝,对他的下场欢欣鼓舞的心情,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统都报。”
在与魏忠贤的较量中,朱由检显示了他所独具的胆识、魄力和韬略,因此引来明末清初文人学士的一片喝彩。
夏允彝《幸存录》对此有极为精彩的评论:“烈皇帝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旁无一人之助,而神明自运。”
文秉《烈皇小识》也有类似的观点:“肘腋巨奸,不动声色,潜移默夺,非天纵英武,何以有此!”
确实如此,即位还不到三个月,朱由检就干净利落地除掉了元凶,真是不同凡响。在这里,胆识和韬略比地位和权力显得更为重要。
魏忠贤一命呜呼以后,由于此人一生倒行逆施、残害忠良,人们恨之入骨,愤恨之情顿时喷涌而出,由街谈巷语进而成为文学作品。最早的是《警世阴阳梦》,它的序言上面写着“戊辰六月砚山樵元九题于独醒轩”。由此可以推断,此书出版于崇祯元年六月。离魏忠贤之死仅仅半年,反应不可谓不快。继之而来的有《峥霄馆评定新镌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新镌魏监磨忠记》、《梼杌闲评》等。与此相呼应,纪实性的史著也陆续出现,为遭到迫害的仁人志士鸣冤叫屈,例如《玉镜新谭》、《杨大洪先生忠烈实录》、《周吏部纪事》等,都在崇祯年间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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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阉党,除恶务尽(1)
追究魏忠贤、客氏及五虎、五彪的罪状
魏忠贤一死,“阉党”土崩瓦解是指日可待的。但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何况魏忠贤这个精通权谋术数的野心家,得势以后全力结帮拉派,经营自己的小山头,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类,已成盘根错节之势,不连根铲除,后患无穷。对此,朱由检是有充分估计的,他决定进行一场政治清算,为今后的“维新之治”扫清道路。
多年的“阉党”专政之下,言路受到钳制,不少负责监督、弹劾责任的言官(给事中、御史),慑于其淫威,或丧失气节,或卖身投靠,身上都不干净。企图依靠这些言官去清算“阉党”,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朱由检特地下了一道“考选令”,先后任命曹师稷、颜继祖、宗鸣梧、瞿式耜等人为给事中,吴焕、叶成章、任赞化等人为御史,要他们以清查“阉党”为职责。在这种正气的鼓动下,那些受蒙蔽的言官纷纷反戈一击。于是,从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到崇祯二年(1629)三月,形成了持续一年多的政治清算运动。
它的第一步,是追究魏忠贤、客氏及五虎、五彪的罪状。
首当其冲的是号称“五虎”之首的崔呈秀。此人权倾一时,头衔是: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一手控制两大要害部门,是魏忠贤在外廷最为得力的帮手,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他虽然已经辞官回乡,但声势依然显赫,不料魏忠贤自杀身亡,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下场肯定不妙。
果然,十一月初九日,户部员外郎王守履揭发崔呈秀罪大恶极,绝不能以辞职了事。例如:借口铸造钱币,销毁历代钟鼎彝器;乘先帝病重之际,假传圣旨,摇身一变成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之是招权纳贿,无恶不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朱由检在他的奏疏上批示:崔呈秀罪状明悉,先削籍为民,再进一步审查定夺。
却说辞官回到蓟州(今蓟县)老家的崔呈秀,得知皇帝已经命令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对他进行审查,自知难逃一死,就在家中摆了豪奢的“送终宴”,图个醉生梦死。然后,步魏忠贤的后尘,上吊而死。消息传进宫内,朱由检立即下令查抄他的家产,并且指示三法司:崔呈秀“负国”、“擅权”,死有余辜,必须按照法律公布罪状。
客氏也在劫难逃。就在崔呈秀畏罪自杀六天之后,太监奉命把客氏逮捕,关押在宫内浣衣局,严刑审讯。客氏招供:她妄图仿效吕不韦故事,私自带入怀孕奴婢,觊觎皇位。招供后,当即被活活打死。她的儿子侯国兴和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一并处死,其余亲属充军边疆。
三法司关于魏、客罪状的审查报告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呈送给了皇帝。朱由检看了以后,提出了两条方针性意见:
第一,元凶客氏、魏忠贤、崔呈秀应该早日公布罪状。他亲自定的基调是这样的:“忠贤串通客氏,恣威擅权,逼死裕妃、冯贵人,矫旨革夺成妃名号,惨毒异常,神人共愤。其戕害缙绅,盗匿珍宝,未易枚举。皆由崔呈秀表里为奸,谋为不轨。”
第二,五虎、五彪也应依照法律定罪,伸张国法。他亲自定的基调是这样的:“五虎李夔龙等,升权骤擢,机锋势焰,赫突逼人。五彪田尔耕等,受指怙威,杀人草菅,幽圉累囚,沉狱莫白。”
看得出来,朱由检主张对阉党骨干分子给予严惩,决不宽恕。但是,他的这种方针很难贯彻。原因是,主持这项工作的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少卿潘士良三人,长期追随魏忠贤,趋炎附势,自身并不干净,唯恐严惩五虎、五彪,会牵连到自己,故意拖拉敷衍。皇帝要他们尽快给魏忠贤、客氏、崔呈秀定案,他们故意拖延了一个月,直到崇祯元年(1628)正月二十五日才把魏、客的审查结论呈上,崔呈秀的审查结论还没有写好。
他们不仅拖延时间,而且尽量低调处理,缩小审查的圈子,以免牵连到自己。朱由检非常不满意,写了一道谕旨,再次重申他对于魏、客、崔罪状的基本观点:魏忠贤——“睥睨宫闱,荼毒善良”,“盗帑弄兵,阴谋不轨”;客氏——串通魏忠贤,“传递声息,把持内外”;崔呈秀——“委身奸阉,无君无亲,明攘威福之权,大开缙绅之祸”。既然三法司迟迟不作出判决,他干脆自己代三法司作出判决:魏忠贤——戮尸凌迟;客氏——斩首示众;崔呈秀——戮尸斩首。同时宣布,把魏、客的罪状与判决书向全国公布,用以警戒那些“奸恶乱政”的阴谋家、野心家。
清查阉党,除恶务尽(2)
清查阉党逆案
在惩处了元凶首恶之后,清查党羽亲信的工作,必须全面展开。早在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就已经发布政令,要内阁、六部、都察院的大臣“定阉党逆案”。所谓“定阉党逆案”,就是对形形色色的“阉党”分子进行彻底清查,根据各人的罪状作出惩处结论。
当务之急是把“五虎”、“五彪”立即绳之以法。三法司审议的结果,是轻描淡写的,吴淳夫、倪文焕剥夺诰命,田吉、李夔龙革职,田尔耕、许显纯逮捕法办,杨寰、孙云鹤、崔应元削除官籍。显然,三法司的主管首长是有意包庇纵容,重罪轻判。如果“五虎”、“五彪”都如此从轻发落,那么其他人根本就不必问罪了。朱由检大为不满,以为惩处太轻,没有尽法,命三法司重新议处。
主持此事的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少卿姚士慎,都与“阉党”有千丝万缕的牵连,所谓“香火情深”,因此对“五虎”、“五彪”之流千方百计予以庇护,目的无非是降低“逆案”的规格,使自己不受牵连。皇帝命他们重新议处,他们仍然阳奉阴违。结果,吴淳夫、李夔龙、田吉、倪文焕仅仅以贪赃枉法罪,判处充军边疆,追缴赃银五千两至一千两不等;田尔耕、许显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斩监候;崔应元、杨寰、孙云鹤以知情不报罪,发配边疆充军。
虽然没有从严惩处,但毕竟开了一个头,表明清查“阉党逆案”的罗网已经逐步撒开,当年那些卖身求荣、为虎作伥的显要人物陆续露出水面。
内阁大学士顾秉谦就是其中之一。此人天启元年(1621)晋升为礼部尚书,与魏广微一起投靠魏忠贤,于是得以进入内阁,参与机务。顾秉谦为人庸劣无耻,魏广微为人阴险狡诈,两人一起助纣为虐,人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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