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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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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阁大学士顾秉谦就是其中之一。此人天启元年(1621)晋升为礼部尚书,与魏广微一起投靠魏忠贤,于是得以进入内阁,参与机务。顾秉谦为人庸劣无耻,魏广微为人阴险狡诈,两人一起助纣为虐,人称如同奴仆一样尊崇魏忠贤。顾秉谦在天启四年至六年,担任内阁首辅,凡是陷害忠良的“谕旨”都是由他起草的,而且担任《三朝要典》总裁,为“阉党”制造舆论。天启七年(1627),他已退休回到昆山老家。崇祯元年(1628)正月,工科给事中祖重晔揭发他,勾结魏忠贤,献媚图宠,居然手捻白须甘愿自认儿孙,丧尽廉耻。
  刘志选、梁梦环、刘诏、杨梦衮、李养德、朱童蒙之流,则是另一种类型。
  天启初年,刘志选已经七十多岁,还嗜好官场钻营,被魏忠贤看中,提升他掌管京城外围的顺天府。此后,他更加阿谀奉承。魏忠贤打击国丈张国纪和皇后张氏,图谋把侄子魏良卿之女立为皇后,刘志选积极配合,诬陷张国纪,散布种种流言蜚语。
  御史梁梦环,把魏忠贤视为父亲,以干儿义子自居,参与杀害杨涟,配合刘志选,弹劾张国纪,企图动摇皇后张氏的地位。
  蓟辽总督刘诏,唯利是图的无耻小人,以干儿义子身份为魏忠贤建造四处生祠;先帝病危时,派兵三千逼近京城,听任魏忠贤、崔呈秀指挥,妄图发动政变。
  诸如此类的宵小之徒可以举出很多。御史张纩对这批人依附魏忠贤的手法作了归类:
  有显而附之者,如建生祠之类;
  有隐而附之者,如高呼“九千岁”之类;
  有直而附之者,如动辄为魏忠贤歌功颂德之类;
  有曲而附之者,如与魏良卿结拜为兄弟,认崔呈秀为义父之类;
  有拙而附之者,如以珠宝讨好之类;
  有巧而附之者,如以搜刮钱财为公忠,以迫害忠良为精明,驱除魏忠贤仇恨的官员,推荐魏忠贤喜欢的官员之类。
  御史高弘图接二连三上疏,反复强调:“五虎”、“五彪”之流对于魏忠贤,不过是以杀害忠良来献媚;真正颠覆社稷、动摇宫闱、妄图反叛的党羽是刘诏、刘志选、梁梦环,罪状超过“五虎”、“五彪”,应该严惩。
  在这种政治风浪之下,一些善于变色的两面派,以及隐藏较深的人物,陆续被揭发出来,例如杨维垣、霍维华之流。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弥缝”——为自己填补漏洞,洗刷、粉饰,妄图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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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阉党,除恶务尽(3)
御史任赞化在奏疏中指出,天下最怕的不是真小人,而是伪君子。伪君子是谁?就是改头换面的太仆寺少卿杨维垣!杨维垣原本与崔呈秀是一丘之貉,他之所以攻击崔呈秀,除了“丢车保帅”的障眼法之外,目的在于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对此,任赞化刻画得十分深刻:杨维垣看到“阉党”即将失败,迅速“翻身于局外”,妄想借攻击崔呈秀,使自己“立身于风波不到之地”。朱由检接到这份奏疏以后,指使有关衙门对杨维垣这个机灵善变的脚色进行审查。几天以后,御史邹毓祚揭发,杨维垣是魏忠贤的党羽,投靠最早,占气最先,眼看苗头不对,立即见风使舵,赶快转身,贪天之功为己功,为自己涂脂抹粉。了解这些情况以后,朱由检下达谕旨,革去杨维垣的官职。
  兵部尚书霍维华也被揭发,他是阿谀奉承魏忠贤而一步步爬上来的,所谓“满面骄容,浑身媚骨”,三年里面由一个小小的给事中爬上了尚书的高位。此人善于“占风望气”,魏忠贤得势时,借刀杀人不遗余力;魏忠贤失势时,马上摇身一变攻击魏忠贤,博取“反魏”名声。给事中阎可陛、汪始亨以及御史戴相,分别揭发霍维华其实可以列入魏忠贤的“五虎”名单,比其他几个号称“五虎”的人物更为厉害,人称崔呈秀为“山头虎”,霍维华为“云中虎”,两人狼狈为奸。因此当时官场盛传一句政治谚语“蓟州当前,东光接步”,意思是:蓟州人崔呈秀走在前面,东光人霍维华跟在后面,亦步亦趋。朱由检下旨,免去霍维华兵部尚书之职。
  愈来愈多的达官贵人在清查中显露原形。原任户部尚书黄运泰、原任兵部尚书阎鸣泰,向魏忠贤“摇尾乞怜”、“奴颜婢膝”、“如鬼如蜮”,因而官运亨通。原任工部尚书孙杰,身边藏有“袖珍手册”,上面罗列朝野正直人士的姓名、事迹,称为“门户”(意为朋党),随时提供给魏忠贤打击异己时参考。这些人都遭到“削籍”的处分。
  已经死去的原任内阁大学士魏广微也没有逃脱。此人因为与魏忠贤同乡同姓而格外受到器重,他自己干脆与魏忠贤认为“同宗”,以亲信自居。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指出,起先专横的魏忠贤还有点忌惮内阁,自从魏广微卖身投靠以后,就可以利用内阁攻击外廷。于是乎,阉党气焰嚣张,毒遍海内。朱由检原本考虑到此人已死,不想追究;待到罪状明朗化以后,以为非惩处不可。他在谕旨中指出:魏广微借重魏忠贤的威势,钳制朝政,把国家大权交给逆党,是毒遍海内的罪魁祸首。为此,决定取消他的功名,追夺他的恩荫,警戒那些附奸不忠的大臣。
  与魏广微沆瀣一气的顾秉谦,此时仍在昆山老家逍遥自在,几次弹劾都未能扳倒他。当地百姓怒不可遏,终于引发出六月五日火烧顾府的民众暴动,知县衙门慑于众怒,束手坐视,不加干预。揭发顾秉谦罪状的传单到处流传,群情更加激愤。七月十三日,百姓聚众捣毁顾府部分房屋,七月二十四日人群冲入顾府,洗劫资财,纵火焚烧。年已八十的顾秉谦仓皇逃命,窜入一条渔船躲藏,才幸免一死。
  销毁篡改历史的《三朝要典》
  前贤有云:“史论即政论。”对于历史的评论,往往被用于###。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要慨乎言之:“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三朝要典》的出现,也是如此。
  《三朝要典》是魏忠贤得势之后,为了迫害忠良、擅权乱政,而炮制的舆论工具。这部书篡改历史,打着重新评判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幌子,编造种种诬陷不实之词。因为在这“三案”中遭到正直人士非议的官员,大多投奔到魏忠贤门下,他们想洗刷身上的污点,必须颠倒是非,篡改历史,迫害那些与“阉党”殊死搏斗的正直人士。它的出笼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首先出马的是御史杨维垣,他推翻“梃击案”的结论,导致当年主持此案审查、现任刑部侍郎王之寀被革职为民。
  

清查阉党,除恶务尽(4)
接着给事中霍维华全盘推翻“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结论,攻击了刘一璟、韩爌、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寀、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正直官员。霍维华的这篇奏疏洋洋洒洒几千字,等于为日后的《三朝要典》奠定了雏形。无怪乎魏忠贤要对他大声喝彩:“这本条议,一字不差!”
  天启六年(1626),经过几个月的炮制,二十四卷《三朝要典》出笼。这部书的总裁是内阁大学士顾秉谦、李绍轼、黄立极、冯铨,副总裁是礼部侍郎施凤来、杨景辰,以及詹事府詹事姜逢元等。顾秉谦还代替皇帝草拟了“御制序”,企图用这种皇帝“钦定”的方式来统一舆论。
  怎样看待这部先帝“钦定”的、并且有“御制序”的著作,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就其内容而言,这部书与当前的政治形势已经格格不入,必须予以否定;然而要否定一部有先帝“御制序”的书,谈何容易!如果绕开它,或者搁置不议,那么清查“阉党逆案”势必难以深入,而不了了之。
  首先触及这个问题的是,新任南京兵部武选司主事别如纶。他在崇祯元年(1628)三月的奏疏中指出,皇上登极以后,阴霾烟雾完全消失,不过政治是非还未澄清,这就是对《三朝要典》的看法。被《三朝要典》指责为“奸邪”而遭到排斥驱逐的,都是皇上给予抚恤、给予谥号,赞许为“理学节义”的大臣。如果至今仍要把《三朝要典》看作信史,那就没有是非可言了。锦衣卫的许显纯之流受魏忠贤指使,迫害杨涟、左光斗等人,所谓“供词”,都记载在《三朝要典》,难道不应该删除吗?崔呈秀早已抄家戮尸,他的一篇文章还赫然列于该书篇末,难道还要保存,继续和皇上的谕旨对抗吗?
  也许别如纶对于《三朝要典》的批判没有抓到要害,特别是它过于强调该书的论断多与皇上圣意相矛盾,显然把朱由检和朱由校置于对立地位,这是朱由检不愿意面对的难题,所以他在批示中一再反问:“有何矛盾?”因此它没有接受别如纶的请求。
  一个月以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倪元璐再次提及此事,并且把别如纶删改《三朝要典》的建议,升格为销毁《三朝要典》。这一回,朱由检毫无反感地欣然同意,因为这样就彻底解决了“有何矛盾”的棘手问题。
  确实,倪元璐的政治眼光胜过别如纶一筹,他在题为《公议自存私书当毁》的奏疏中,寥寥数语就点破了《三朝要典》的政治目的:“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之辈门户之说兴,于是逆党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又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这实在是令人佩服的深刻分析:表面上是写历史,实质上是借歪曲历史来镇压反对派。中国历来有借古讽今的传统,魏忠贤居然可以借“史”杀人,宵小之徒可以借“史”升官,历史经过他们这么摆弄以后,变得面目全非了。经过这样的分析,倪元璐得出结论:梃击、红丸、移宫这“三案”,已经成为天下之公议,《三朝要典》则是魏忠贤的“私书”,删改是徒劳之举,必须彻底销毁,然后开国史馆纂修《天启实录》,留下一段信史。
  朱由检非常欣赏倪元璐的主张,要礼部会同国史馆详细议论此事。多数大臣倾向于销毁《三朝要典》。但是事情并非一帆风顺。
  翰林院侍讲学士孙之獬仿佛面临灭顶之灾,跑到内阁力争,此书不可毁,说罢号啕大哭。御史吴焕立即予以驳斥,抓住孙之獬强调“不可毁”的主要理由:先帝的“御制序”岂可投之于火。他说:这是以“御制”二字压皇上不敢有所动作。内阁大学士来宗道与“阉党”有染,竭力为孙之獬辩护,代皇帝起草谕旨,轻描淡写:“孙之獬已经回籍,词林闲局,不必过求。”兵部尚书霍维华当年是编撰《三朝要典》的吹鼓手,生怕连累自己,也极力主张此书稍加删改即可,不必销毁。
  

清查阉党,除恶务尽(5)
由此可见,如果不销毁《三朝要典》,势必为“阉党”余孽留下回旋余地,后患无穷。
  有了这样的舆论准备,朱由检终于下定决心,不再顾虑“御制序”,以及兄弟之间“忍心狠手”的讥讽,在崇祯元年(1628)五月初十日下达谕旨:把皇史宬收藏的《三朝要典》予以销毁,并且传示全国各地官府、学校,把此书及其刻板全部销毁。从今以后,官方不得再以此书来定褒贬,人才不得再以此书来定进退。
  真是快刀斩乱麻,雷厉风行,痛快淋漓,毫不拖泥带水,显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独断品格。他并不因为书中有先帝的“御制序”,而讳莫如深,缩手缩脚,倘若凡是先帝作出的决定都不可推翻,那么清查“阉党逆案”,推行新政,根本无从谈起。
  公布阉党逆案名单
  自从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正式下令清查“阉党逆案”以来,“阉党”重要成员已陆续曝光,把他们的名单与罪状昭示于天下的条件成熟了。
  崇祯二年(1629)正月十七日,朱由检召见内阁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以及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等人,要他们确定“逆案”名单。规定他们必须集中在内阁审阅有关罪证材料,按照罪状分别为首恶、附逆、谄附、倾陷、拥戴,然后会同刑部尚书乔允升,依据法律作出处理。他的宗旨是除恶务尽,但是那些阁部大臣却有点畏首畏尾,力图以和稀泥的方式了结此事。韩爌、钱龙锡等内阁大老,虽然并非“阉党”分子,但都不想树敌过多,招来麻烦,因此第一次报上去的名单只有四五十人。朱由检很不满意,要他们广泛搜求。第二次报上去的名单仍然只有几十人,朱由检发怒了,指责他们不肯按照他的旨意办事,说:魏忠贤一个人在宫内,如果没有外廷的逢迎,怎么落到如今这个地步?你们并非不知道,而是害怕结怨。
  过了几天,朱由检再度召见内阁大臣,把一个黄色包袱交给他们,里面全是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奏疏,要他们把这些“结党实迹”整理出来,一一列入名单。阁臣们知道难以回避,便寻找借口推脱:臣等职掌仅限于票拟谕旨,不熟悉法律。再次显露出畏缩怯懦的心态。朱由检不得不委托吏部尚书王永光来操办此事,王永光也不愿意挑这副担子,回答说:吏部只熟悉官吏的考核,不熟悉法律。其实,王永光心中有鬼,不久就有人指责他“阴附阉党”,现在又企图“曲庇香火”,为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朱由检只得把这项工作交给刑部尚书乔允升。
  如此反复多次,“阉党逆案”名单才得以确定。
  崇祯二年(1629)三月十九日,朱由检以谕旨的形式公布“钦定逆案”名单。
  此次清查阉党逆案,除首恶魏忠贤、客氏已明正典刑,其余七类,“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网名单五十七人,则共计三百一十五人。
  “首逆同谋”六人:兵部尚书崔呈秀,宁国公魏良卿,锦衣卫指挥使侯国兴,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按照“大逆”律减等,一律拟斩。
  “交结近侍”十九人:提督操江右佥都御史刘志选,太仆寺署事御史梁梦环、倪文焕,兵部尚书田吉,蓟辽总督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刘诏,太仆寺少卿孙如冽、曹钦程,大理寺副许志吉,刑部尚书薛贞,工部尚书吴淳夫,右副都御史李夔龙,丰城侯李承祚,国子监生陆万龄,锦衣卫左都督田尔耕、许显纯,锦衣卫同知崔应元、张体乾,锦衣卫右都督孙云鹤、杨寰等,按照“交结近侍奸党”律,一律论斩。
  “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大学士魏广微,工部尚书徐大化,吏部尚书周应秋,兵部尚书霍维华,御史张讷,总督尚书阎鸣泰,太仆寺少卿李鲁生,右副都御史杨维垣,南京兵部右侍郎潘汝桢,昌平都督郭钦,孝陵太监李之才等,按照“交结近侍奸党”律减等,发配边疆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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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阉党,除恶务尽(6)
“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惩处较轻。例如:内阁大学士冯铨、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户部尚书郭允厚,工部尚书薛凤翔,太仆寺少卿李蕃,户部尚书张我续,工部尚书孙杰,延绥巡抚朱童蒙,工部尚书杨梦衮,右都御史李春茂,吏部尚书王绍徽,左都御史曹思诚,光禄寺卿阮大铖,漕运户部尚书李精白等,只判处“削籍”(削除官籍)。又如:内阁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吏部尚书房壮丽,督师辽东兵部尚书王之臣等,只判处“冠带闲住”(罢官)。
  由此可见,要真正做到“除恶务尽”,谈何容易!
  在清查“阉党逆案”的同时,崇祯二年(1629)恰逢考察京官的“京察”,也在进行中,其宗旨毫无疑问是清除官僚队伍中的“逆党”。遭到清除的有:为魏忠贤生祠卖力、屡次向魏忠贤献媚的太仆寺少卿李宣培,拆毁白鹿洞书院的南京太仆寺少卿彭惟城,为崔呈秀专干坏事的太常寺卿蒋一骢,为王绍徽出谋划策的浙江巡抚、兵部右侍郎张延登,把田尔耕认为同宗的四川巡抚、右副都御史田仰,以魏忠贤幕客身份充当《三朝要典》实际总裁的大理寺左寺丞谢启光,以周应秋女婿充当魏忠贤义孙的礼部郎中虞大复,吹捧魏忠贤是“魏祖爷真活神道,到处通灵”的礼部郎中周宇宠等。
  从以上揭发出来的材料不难看出,在“阉党”专政的非常时期,大批官员卖身投靠魏忠贤,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对魏忠贤及其亲信献媚邀宠,无所不用其极。到了“阉党”垮台,又千方百计地隐匿掩饰,妄图蒙混过关。“京察”中所揭露出来的只是一部分,不少人还是成为漏网分子。可以设想,假如不清查“阉党”逆案,要想推行新政,几乎是不可能的。以皇帝圣旨的名义“钦定逆案”,清除几百个“阉党”分子,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合理的。夏允彝在《幸存录》中说,“逆案”有些过于扩大,导致后来不断有人企图翻案。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书生之见。事实恰恰相反,崇祯一朝“逆案”中人屡屡企图翻案,到了弘光朝这种翻案风更加嚣张,不仅说明清查阉党“除恶务尽”的方针是何等必要,而且说明由于当时主事大臣手下留情,从轻发落了一些要犯,留下的后患是多么严重。
  纵观整个明朝,宦官擅权造成政治祸乱,共有三次,即王振、刘瑾、魏忠贤,一次比一次厉害,而魏忠贤之乱差一点导致社稷颠覆。原因就在于,宦官与朋党合而为一,结成所谓“阉党”。身临其境的政治家兼学者文震孟说得好:王振、刘瑾之时,小人依附他们,被舆论看作“旁门曲径”,偷偷摸摸,唯恐别人知道;到了魏忠贤之时,小人堂而皇之地依附,看作“康庄大道”,“共知共见”,与小人对立的正人君子,全被魏忠贤看作仇敌。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以众小人之仇仇天下,而君子始涤地无类矣。”
  朱由检排除种种干扰,对“阉党逆案”进行最大限度的清算,是具有政治家远见卓识之举,是值得称道的有声有色的大手笔。反映毛文龙海岛拥兵情况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
  

袁崇焕督师辽东(1)
后金的兴起与辽东的形势
  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了大金王朝,为了与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金朝相区别,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控诉明朝对女真的迫害,煽动军民的反明情绪,向明朝宣战。第二天,抚顺集市开市之日,扮作赶集商贩的后金士兵,混入抚顺城堡,发动突然袭击,俘虏明朝守将李永芳。抚顺城堡就这样被努尔哈赤轻易攻陷。辽东巡抚李维翰、蓟辽总督汪可受相继向朝廷告急,调兵请饷的奏疏纷纷送进紫禁城。皇帝朱翊钧意识到辽东事态的严重性,下旨要“大举进剿”。
  从此以后,辽东就成了明朝的心腹之患。总兵张承胤率军前去增援,被后金主力部队全歼。四天后,努尔哈赤派人送来一纸文书,声称为“七大恨”而发兵,要求明朝派代表前往谈判。代理兵部尚书薛三才感到对方来者不善,马上向皇帝报告,辽东事务已经到了“不忍言”的地步。皇帝批准兵部的提议,任命总兵杜松驻守山海关,并且命令蓟辽总督汪可受先期率兵出关,直抵广宁;同时任命兵部右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兼辽东巡抚,革职查办懦弱无能的李维翰。显然,朝廷想把战略反攻的希望寄托在杨镐身上,赏赐尚方宝剑,对于不听调度的总兵以下军官,可以军法从事,先斩后奏。
  杨镐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兵分四路出击,与努尔哈赤展开激战。其实,杨镐也是无能之辈,再加上内阁与兵部指挥失误,终于遭致惨败。努尔哈赤乘势攻陷开原、铁岭等地。
  继任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吸取前任的教训,不再盲目追求“恢复”、“进剿”的表面光彩,以固守为上策,使得局面渐趋稳定。
  熊廷弼,字飞白,号紫冈,湖广江夏人。万历三十六年(1608)担任辽东巡按时,对辽东巡抚赵楫、总兵李成梁放弃宽奠(今辽宁宽甸)等处八百里疆土,极为不满。他在辽东的几年中,杜绝贿赂,严惩腐败的将领,风纪大振。后来不知道朝廷出于什么考虑,竟然把他调离辽东,出任江南的一个闲职——南直隶督学。万历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再度惨败。皇帝鉴于熊廷弼熟悉辽东军事,提升他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顶替杨镐的辽东经略职务。
  当时辽东一片混乱,军心涣散。熊廷弼走马上任,还没有离开京城,就传来了开原沦陷的消息。他向皇帝分析辽东形势:辽东是京师的肩背,不守卫辽阳、沈阳,必定不能保住辽东;不收复开原,必定不能保住辽阳、沈阳。因此他向皇帝请求,一定要增派军队,保障给养,整修器械,不拖欠军饷,不从中掣肘。皇帝考虑到收复开原乃是“御虏安边”的第一要务,同意熊廷弼提出的请求,并且赏赐他尚方宝剑,加重他的实权。
  然而形势不容乐观。此时铁岭又告失守,沈阳及各城堡军民迅速逃散,辽阳人心惶惶。熊廷弼进入辽阳后,着手整顿,处死临阵脱逃与贪赃枉法的将领,罢免无能的总兵;并且监督军队建造战车、火器,疏浚城壕,加固城墙,做好长期固守的打算。他向皇帝提出的“制敌方略”,不外乎恢复、进剿、固守三种选择,从当前形势出发,空谈恢复、进剿,显然过于草率,不如采取最为稳妥的固守战略。具体地说,他主张“步步为营,渐进渐逼”,是一种以守为攻的战略。而这种战略必须以增加兵源与军饷为依托。皇帝表示赞许。确实,只有防守坚固以后,才谈得上逐步恢复、进剿,这是万全之策。
  熊廷弼经略辽东一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不仅辽阳城堡整修一新,而且原先遭到战争威胁的奉集、沈阳两座空城,如今也成为重镇。
  熊廷弼其人,有胆略而精通武艺,能左右开弓,在战略上有独到见解,堪称帅才。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明史》所说“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在官场上人缘很不好,导致他一度赌气,掼纱帽。皇帝极力挽留,对他说,现在你这位经略卸担子,岂不前功尽弃!你应该更加殚精竭虑、忠心耿耿,与各方齐心协力、和衷共济。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皇帝对他充分信赖,使得熊廷弼能够在辽东经略的位置上安然无恙,辽东局势也太平无事。不料,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皇帝驾崩,熊廷弼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不久就遭到言官出于门户之见的无端攻击,终于被迫罢官。
  

袁崇焕督师辽东(2)
辽东局势从此发生剧变。
  取代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的袁应泰,不懂军事,却固执己见,导致辽东战略重镇沈阳、辽东政治中心辽阳相继沦陷。
  战略性惨败后,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阉党”分子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对他加以牵制。导致“经抚不和”——经略与巡抚互相冲突,落于下风的当然就是熊廷弼。受到诬陷的熊廷弼,被捕入狱,又遭到“阉党”分子诬陷——贿赂杨涟等朝廷官员,终于落得个极其悲惨的下场——杀头以后首级传示“九边”(九个边防重镇)。
  宁远大捷
  天启二年(1622),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身份进入内阁的孙承宗,鉴于辽东局势日趋恶化,向皇帝坦陈己见,建议加强边疆大臣的职权,尤其要选拔“沉雄胆智”的将领,给予重任。他自己前往山海关视察,非常不满意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的消极退守主张。这时候,监军袁崇焕向孙承宗提出请求,给他五千军队,他愿意镇守山海关北面的宁远重镇。孙承宗觉得这个请求很有战略眼光,想与袁崇焕一起前往宁远城堡、觉华岛一带实地察看。他考虑到山海关守备松弛,已经不再具备“重关”的作用,而宁远、觉华互相依托,扼守南下要冲,非得亲自前往踏勘不可。在王在晋的再三涕泣哀告下,孙承宗只得在中途返回。
  回京以后,孙承宗向朝廷报告,不同意退守山海关,主张把人力物力投入宁远要塞的构筑,与觉华岛形成犄角之势。在为皇帝的讲学筵席上,孙承宗指责王在晋极不称职。皇帝当即任命对辽东充满使命感的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起用现任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这样高级别的大臣,去担任辽东经略,是前所未有的举措。
  孙承宗到任后,大力整顿山海关内外的防御体系,修复九座大城、四十五座堡寨,练兵十一万,建立十二个车营、五个水营、两个火营、八个前锋后劲营,开拓疆域四百里,加强宁远城堡与觉华岛的防务。
  令人惋惜的是,不久,他遭到“阉党”分子的攻击,被迫辞官回乡。一切的运筹帷幄,一切的踌躇满志,一切的文韬武略,统统落空了。辽东形势急转直下,新任辽东经略高第撤退山海关外守军,努尔哈赤乘机率领主力进犯宁远城堡。
  对于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来说,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崭露头角的机遇。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落籍于广西藤县,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及第。天启六年(1626)出任辽东巡抚,镇守宁远。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誓死坚守城堡,拒绝努尔哈赤的诱降,写下血书,激励将士。因为兵力处于劣势,他巧妙利用先进的火器杀伤敌军。
  一种是所谓“万人敌”。把火药均匀地撒在芦花褥子及被单上,卷成一卷,点燃后,抛向城下,爆炸燃烧,威力凶猛,而且愈扑火势愈加厉害,敌军士兵猝不及防,多被烧伤。
  另一种是所谓“红夷大炮”。这种从外国引进的大炮,火力强大,必须在大炮几百步以外挖掘堑壕,点燃导火线后,立即翻身躲入堑壕,才可避免火药爆炸的威力。形势危急时,袁崇焕命令一名姓唐的通判亲自放炮,唐通判不知道躲避,当场被震死。但是,就是这一炮,击中了努尔哈赤的指挥部——黄龙幕帐。努尔哈赤不得不承认战败,带领死伤人员,号哭奔回。
  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成功战役。辽东民谣唱道:“苦了唐通判,好了袁崇焕!”讲的就是这一件事。这一仗,使得袁崇焕崭露头角,也使得屡战屡败的战局出现了转机。连清朝人编写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此次惨败:我大清发兵以来,所向披靡,明朝诸将不敢议论战与守,敢于议论战与守,是从袁崇焕开始的。
  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开始征战,自称是战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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