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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总统-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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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骁飞点点头，说：“确实是这样，我此前就多次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民众不讲卫生是因为公用垃圾桶不够，随地大小便是因为公厕不足，官员贪污**是因为权力约束机制不够，一个社会如果从道德上做文章，就永远难以进步。可惜，几千年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还是原地踏步，经济学的水平，老是停留在黑板报的水平。”
鲁迅说：“现在年轻人走上街头，也没有哪一个人说过要像布尔什维克说的人人均等。他们要的并不是平均而是公平！公平，并不是说要拿的和每个人一样，而是付出了，就应该拿到与自己付出差不多的所得。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因为物质财富配置出了问题，比如同样是养老，多交钱的人享受不到，不交钱的公务员反而多吃多占。年轻人到处想找工作，很多专家却要求老头老太太推迟退休，继续占坑。国企享受着各种税收优惠，卖油的年年亏，铁路也亏，甚至公路收费的也出现亏损的怪事。当经济资源配置出现凹陷，人们的道德水平就自然下降。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跟国民素质关系非浅，更与经济资源配置的公平度息息相关。一睁眼柴米油盐酱醋茶，经济才是人类的天然属性。道德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相反，道德本身倒是需要给出解释的。利己和利他行为都不过是特定制度约束下个人追求私利的产物。制度、也只有制度，才是决定人的行为。这样看问题，就把重心置于制度建设上了，也才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宋骁飞说：“是的，明天的中央委员会议，我会强调用制度建设来代替道德宣教。制度好了，使坏人改变恶行；制度不好，使好人做坏事。当前法律条款缺漏、监管力度不足、行政执法不严，这些问题都将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解决。”
鲁迅点点头，说：“道德建设如中药温补，制度完善才是救命之药！在岌岌可危的社会呼吁道德，如同为一命在旦夕的病人慢慢调养，身体经得起等待吗？制度才是救命之根，我们需要法治的手术刀切除社会毒瘤。不过话说回来，说到中国人的道德，恐怕大家都不免要摇一摇头，发出一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许多人，包括以前的我，都有这么一种想法：几十年前的中国，还是一个民风淳朴的道德之邦，但工商立国之后，国家逐步转型为市场经济，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为富不仁者不断涌现，一次又一次地挑战道德的底线。使得市场经济和道德看似水火不容。”
宋骁飞说：“市场经济并不是吞噬道德的恶魔。新时期的道德和传统道德存在着一些冲突。传统道德认为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私欲，从‘存天理，灭人欲’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表达的都是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看起来理所当然，实际上却会事与愿违。人性是难以改造的，压制人性是中国几千来走错的老路。我们必须承认人的自利性，市场利用每个人的自利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引导着人们辛勤工作，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传统道德对金钱、商人、富人也存在认识的不足。 ；在市场经济的新时代，我们的道德观也应当与时俱进，适时地扬弃一些不适应时代的旧道德，这样中国人的道德，才能有个光明的前景。现在的年轻人，经济学常识也很差，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希望你这个青年的导师，以后的文章，多点理性的经济分析。”
鲁迅说：“好的，大总统。不过，明天的中央委员全会，主题除了法治的市场经济，我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要保障个人的人权。从前的封建皇帝，看到哪个女孩子漂亮，就可以把她弄到皇宫去，他有特权，女孩子就没有人权。中国以前几千年，甚至一直到二十年以前，都没有改变，多数人没有人权。直到中华帝国出现了自由民主的思想，人民慢慢的才有了人权的观念，历史就起了变化。人权兴起，每个人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才快速发展。这个社会最大的改变，是人和人关系的变化。每个人的人权都不受侵犯，每个人的行动，才是利人利己的活动。”
宋骁飞说：“个人的产权和人权，是法治社会的核心和基础。个人产权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个人人权则让人活得有尊严，缺一不可。我们会重点讨论的。”
鲁迅听了宋骁飞的话，很高兴，连声说：“这就好，这样就好。”（未完待续。。）u
第四章 中国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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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宋骁飞召集所有在北京的复兴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召开了会议。= ； ；复兴党中央委员一共是208名，候补委员54人，在京中央委员160人，包括其他一些邀请列席的高官和军队的高级将领，大约三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依法治国的政治纲领，进一步确立市场经济的地位。同时，宋骁飞发表了重要讲话，击中回答了游行示威的青年关切的热点问题，宣布实行“中国新政”。
宋骁飞面色沉重走上国民议会的演讲台，下面黑压压的人头，会场一片沉默，静候着大总统的演讲。
宋骁飞握紧拳头，清了清嗓子，说：“同志们，在实行新政之前，关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必须统一思想，我今天的话，希望在座的都能理解，如果不能理解，那么就服从！任何人以后只要触犯下面的原则，马上滚回家种红薯去。”
宋骁飞当大总统之后，很少有这么严厉的讲话，特别是思想的争论，一般都是讨论解决。此时，会议气氛很严肃，会场上鸦雀无声，都盯着宋骁飞。宋骁飞并没有用手稿，开始谈一些社会思想的争论，他说：“首先，我们来谈产权保护问题。现在社会上仇富心理很普遍，但是这种心态，是最要不得的，试想一下，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当上富人而仇富，那么对暂时的穷人来说。最好是打倒富人。但是，打倒富人之后呢？难道等自己变成富人以后再来保护富人？所以，我们的法律。既要保护穷人，也要保护富人，也就是要保护所有人的产权，就像我们的法律，既要保护好人，也要保护坏人，人人平等。我们的政府。要确保每个人创造财富的权利，劳动成果不被侵犯，穷人才有机会变富。我们提倡合法致富光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那些期待通过没收富人的财产而不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或智慧来改变自己贫穷命运的人，我对那些人说。你们是在做梦！我们要名正言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政府可以通过针对高收入阶层的累进所得税制，征收高额的遗产税来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失业救济、健康补助、单亲补助、慈善项目等对穷人进行救济，使收入差别得到缓解。”
宋骁飞以前很少公开替富人说话，这话相当于给在场的大资本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席慕青的姐姐席慕嫣，现在已经是中国国际投资公司的董事长，也列席了会议。她带头鼓起掌来。会场上掌声雷动！
宋骁飞举手示意他们停止鼓掌，继续说道：“第二个问题。我要谈的是承认和保护个人的私利，这是建立道德社会的基础。人可能会感觉饥饿，或身上某处发痒，而集体或国家则不可能有这种感觉。所以利益，不论是个人的或集体的，最后必须像饥饿或者发痒那样，落实到个人，为个人所感觉到。换句话说，不存在不能落实为个人利益的社会利益或集体利益。利益必须被具体的人所得到。就像很多国企，表面上说是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支配权却归一小部分的国企领导。比如北京汽车厂，哪一个人去偷一个轮胎，都会犯盗窃罪，但是北京汽车厂的厂长，却可以任意使用厂里的财产。下一步，我们国家必须加快对非军工国企的改革。”
宋骁飞这番话让在座的国企老总们有些坐不住了，他们紧张得大汗淋漓，知道自己国企“旱涝保收”的好日子不久了。
宋骁飞接着说：“我们改革国有企业的同时，要大力保护私有财产！在我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这些学说以法国的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代表。实际上，私有制并不特别有利于任何一方，它对一切人都是一视同仁的。有了私有制才产生出交换，才有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一旦取消了财产私有制，任何别人的东西权力大的人都可以据为已有。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别人的，那么正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一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随便被别人占有，那么人人都去从事掠夺，没有人从事生产了。此时，强盗和盗贼就会消失，因为人人都按盗贼的规则行事。人类就会退化到原始社会的野蛮群体。我国过去几千年的皇权统治，经常破坏个人财产的所有权，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能得到发展。现在我们工商立国，再次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是十分正确。实际上，这个社会，穷人的财产最缺乏保护，因为他们无钱无势，经常被有特权的人或有钱人所欺侮。所以说，保护私有财产同样有利于所有人。”
宋骁飞的话掷地有声，又合情合理，在场的官员有的掏出笔记，开始记录下来。宋骁飞开始讲起第三个问题：“关于平等，中国古代有大同世界的理想，包括康有为，也曾提出来过，但为什么这种结果的平等，只会是乌托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恋爱结婚，如果要求人人一样，男的必然要选最漂亮的女人，女人必然要挑长得帅的，那怎么办？最后真的共产共妻吗？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在现实中存在？按需分配？每个人的**都是无限的，谁来生产？人与人的绝对平等只存在于想像中，再隔几千年，这种想像也不可能变为现实。所以，我们将来的社会，必然只能是法律上人人平等，教育上人人平等，再保障每个人的人权和自由，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我们要给予穷人和富人平等竞争的机会，让人们取得高收入，绝不是凭贿赂、特权、贪污。”
宋骁飞说完，在座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宋骁飞询问在座的人谁还有问题，这时，列席会议的鲁迅站起来，问道：“市场经济只讲竞争和私利，不讲良心道德。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道德堕落的社会，大总统怎么看？”
宋骁飞说：“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道德，相反，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道德良心基础之上！我们今天社会的种种问题，比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假货泛滥，更需要商家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市场经济，就会进入互害社会！比如农民种菜，喷洒农药自己不吃。饭馆用地沟油，老板员工不吃自家饭菜。大米添加白蜡，加工者自己不吃。服装生产者劣质服装，自己不穿。开发商拿下工程，偷工减料，自己不走。但最后，谁是受害者？这样不讲良心的社会，人人自危，害人终害己。怎么办？不要市场经济？那就太傻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期望着市场的经营者自觉自律，我们的政府部门要做好监管！政府有依法监管市场的职责！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实际上已经出台了《食品安全法》，凡是生产有害食品的，没收个人所有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我们用法律来规范市场行为。这样一来，现在的市场经济，和封建、君主**下的经济相比，总的说来更有利于真正的社会道德的形成。因为市场经济是创造财富的社会，迫于生计而损害别人利益的事情，会大大减少。而且因为商品经济不是建立在等级制的基础之上，法律让人与人社会地位较为平等，因而借助于权势去损人利己的机会大大减少。人人**治的社会，道德必然高尚，人人讲道德而不**治的社会，必然是个虚伪的社会，道德也会一塌糊涂！”
国民会议的会场气氛很不错，这时，街头的青年学生，还有一些在大街上游行示威，表达他们的诉求。袁克仁并没有能说服阮义勇、冯家遇，段宏纲他们那群“太子党”。
袁克仁对阮义勇说：“我们中华帝国现在的特色民主，比美国、欧洲都要先进，我们属于是人民民主，我们是真民主，欧美是假民主。再说，现在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集会示威自由，比以前好多了。”
阮义勇说：“想不到你也替你老爹狡辩呀。美国、欧美国家民主，再怎么不济，人家都是有选票的。没选票的民主是真民主，有选票的民主是假民主，你可真能胡扯。就像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傻逼专家，说中国奶农倒奶和西方国家奶农倒奶有本质的区别，真他妈能扯！都是倒奶，还能有本质区别！”
袁克仁见阮义勇口出脏话，心里十分不爽，高声说道：“你骂谁能扯呢？”
阮义勇不屑地说：“我骂的是傻逼专家，没骂你。”
段宏纲见两人言语不和，赶忙跑到两人中间圆场，说：“大家都是兄弟，不要为了一个傻逼专家伤了和气。”
冯家遇说：“大家消消气，我们合计以下，今天的游行示威还参不参加？”
袁克仁说：“我爹说了，现在社会千头万绪，各种问题很复杂，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我看还是不要参加。”
阮义勇说：“我和同学说好了，现在不能退出。况且，我们是推动社会进步，总要政府对我们的诉求有个回应。”
四个人举手投票，段宏纲和冯家遇也还是打算参加，袁克仁没办法，只好和他们一起上了街。（未完待续。。）
第五章 学生示威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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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骁飞在国民代表会议宣布实行法治新政后，因为并没有宣布立即进行自由选举改革，有些学生还在街头不肯散去。北京高校学联的秘书长**，他出身于湖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有抱负，在人群中正臂高呼“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
在**的影响下，北京大学一百多位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普选，严惩房地产行业的黑心奸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园也相继出现内容相似的小字报。北京农学院、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大中专院校5000多名学生，陆续上街游行，喊呼“争取民主自由”、“打倒复兴党独裁”等口号。
京师同文馆的学生贴出抵制校内体育活动的“倡议书”，有些班级贴出声援大字报，言辞激烈，从“要民主”转向“要人权”，各校还贴出一些标语。
当时，这人观念都相当流行，西方思想在晚清大量传入，并影响年轻一代，而随着宋骁飞力主推动白话文，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当时，一些社团组织在中华帝国也有所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
此前，学生也加入了一系列零散的抗议、罢课和暴力事件中，有的针对政治问题，有的针对学术和学校相关问题。但在学生方面。他们并不想推翻复兴党，只是想限制它的权力。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青睐由布尔什维克主义来统治国家的想法。但是他们对复兴党一党政府造成的营私**心怀不满。
那天，牵头的学生和代表开过一次会。学联各校代表来了三十人，会场在燕京大学。**主持。游行示威的总指挥部设在西单路北靠西一家亚北咖啡店二楼上。指挥部放在队伍外边的固定地点是便于各校来联系时容易找到。
**当时还准备去美国使馆寻求帮助，冯家遇作为中国陆军士官学校的代表，否定了这个提议：“民主、人权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的崇高追求。中国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强加，不需要别人的指手画脚！”
段宏纲、阮义勇等人也骑车东奔西跑，非常忙碌。阮义勇担任跟随队伍的指挥。
**到出版社印刷厂取了传单，把传单拉到了女一中，又连夜分发下去。各校同学通宵未眠。红、绿、黄彩纸印刷的传单异常醒目。
当时负责北京治安的是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他3岁识字，7岁能诗，13岁中秀才，17岁补廪生，有神童之称，历史上因派兵收复外蒙古而声名远扬。1910年经段祺瑞举荐，担任北京军警总队司令。
徐树铮怕学生闹事闹大了，跟段祺瑞汇报，要求关闭北京各个城门。段祺瑞不以为意，笑道：“怕什么。我们年轻时也都为民主而斗争呀！”
徐树铮于是只是关闭了部分城门，而且把应对策略改为重点控制高校，指令各校关闭校门。由西直门入城的清华和燕大的队伍全被军警关闭城门。阻于城外。这支队伍后绕道西城几个城门均不能入城，只好在城外进行示威游行和宣传。
游行队伍原约定在西长安街新华门门前集合。徐树铮派军警已出动去包围了学校，学生们冲出了被军警把守的校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也都冲了出来，他们按规定路线，沿途还冲进几个学校去接应被阻拦的同学，有些学校同学是跳墙出来的。
后来学生指挥部决定队伍北进南长街，东去王府井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一路行走，越走人越多，其中有参加游行的市民。也有随行看热闹的人，下午3时走到王府井。游行队伍已上五千多人了。游行队伍一路声势浩荡，高呼口号震撼人心。走到王府井大街上遇到了武装军警的阻拦。
当天，北风呼啸，天气严寒。**穿着一件老羊皮袄，跟同学们一起勇往直前，他们高呼口号，军警开始用水龙头猛冲游行队伍，队伍遂被水龙冲散，现场一片混乱。
有一位平日不参加政治活动在清华大学读四年级的女同学陆琪心情激愤，挺身而出，她企图爬进城脚洞口为大队打开城门，被军警抓住，用刀背、皮鞭殴打致伤。
参加游行的学生义愤填膺，坚决抗议，呵斥军警。慑于群众声势，军警不得不放了陆璀，后来同意开城门，只允许清华、燕京学生返校。游行队伍在城外示威游行，高呼口号，坚持奋斗到黄昏。学生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民意被充分调动起来，政府将多多少少被胁迫着马上接受他们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学生们着重于宣传和抗议示威。学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和街头巷尾公开他们的要求。他们散发传单和单页报纸，张贴告示、漫画、标语和壁报。他们举行讲座，演戏，开展览。抗议的形式包括会议、游行、公开请愿和罢课。有的时候，学生们故意招引警察逮捕他们或者故意刺激警方采取暴力，以此来损害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威信。
徐树铮渐渐感觉到北京的场面有一些失控，他马上坐汽车赶去段宅见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在下围棋，见到徐树铮，他马上声色俱厉，大声质问徐树铮：“徐树铮，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大总统那边，对今天北京的状况很不满，很多国民议员和中央委员都往我这里打电话，问你是不是吃干饭的！”
徐树铮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大哥，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未完待续）
第六章 段祺瑞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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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凌晨八时许，各大报刊都刊登的是宋骁飞总统在复兴党中央委员大会上的讲话。有的报纸虽然对学生的示威游行进行了报道，但大都是按照复兴党中央的统一口径，也就是总统府秘书长阮忠枢提供的通稿进行报道：“专家吴旭友认为，在我看来，学生的示威游行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影响正常的交通、社会生活，破坏了中华帝国的商业氛围等。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它挑战了我国的法治，它在实际上打乱了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民主社会所应该有的基本秩序，这是它最大的危害性和破坏性。我们应该看到，全世界各个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在具体做法上都是不一样的，从制度设计到程序，从参与性到代表性，都不一样，西方各个国家也不一样。像中国现在这样实行一人一票式普选的也不多，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至今还没有直选，也没有一人一票。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必须回到历史的脉络，中国几千年来，根本没有民主，没有选举这一说。总督、巡抚、县令官员都是任命的。没有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要用街头游行示威这样的极端行为、非理性行为、非法治的行为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还有一些报纸，对学生的游行示威行为进行扭曲和恐吓：／万／／吧／。nsb“北京是中华帝国的首都，是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多银行、跨国金融机构及外国领事馆都设在这里，可谓心脏和中枢。学生以逼迫政府和复兴党中央接受其非法要求的非法街头集会行动，这是街头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参与者大部分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表现出更强的对抗性和激进特点，他们看不到复兴党中央坚定不移依法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诚意、善意和决心，严重影响市民生活、出行交通、生意、孩童上学。表面上看是追求民主自由，实际上也是一些不希望中国强大，不希望中国发展，不希望中国繁荣稳定的外部势力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而提出的政治诉求。这些学生违法、祸国且不利己，必须对他们斩草除根，可以设立‘辱军警罪’！”
《世界时报》发表社论：“学生游行示威不会名垂青史。只会遗臭万年》：年轻人因为政府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发动罢课、示威、冲击政府总部，甚至占领及封锁街道，瘫痪交通。实属是蛮横无理之举。他们的举动。完全是对中国正常发展秩序的干扰和破坏。中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地方，但自由不能取代秩序，失去秩序的自由会导致分裂。任何社会陷入分裂，都不是好事。有学者竟以爱国义举与之相比，最终只能贻笑大方，为人不齿，学生游行示威不会名垂青史，只会遗臭万年。”方遇之、阮义勇等人看到《世界时报》这样的报道。很是气愤，阮义勇说：“这是什么时报。简直是世界屎报！”他带了十来个学生，冲进报馆打砸泼粪，找《世界时报》的主编胡民进算账。
《世界时报》的主编胡民进戴着金丝眼镜，当时正在喝茶，听说有一些学生进来闹事，赶忙放下茶杯报警，但是阮义勇等人还是冲进了他的办公室。胡民进吓得躲到了办公桌子底下。
阮义勇当胸将他揪了出来，方遇之和另一位同学把早已准备好的粪桶扣在了他的头上。那粪桶里还有半桶屎尿，当头浇淋了下去，胡民进的衣服都被淋透了，顿时浑身从满恶臭。
阮义勇大笑：“你这叼飞盘的五毛狗，以后不要让我看见你，见你一次，我就让你这样一臭万年！”
说完，他带着学生扬长而去！只留下浑身颤抖和散发着臭气的胡民进，一脸茫然无助。北京朝阳警察分局的局长冯家会带着十来个警察赶到，他原来是阮忠枢的僚属。这位警察局长一仰脸，认出了那位莽撞而勇敢的青年就是总统府秘书长最宠爱的儿子，不由大声夸赞道：‘嗨，小子，你真棒！’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专家对学生抱有同情。他们拒绝了很多无良知的媒体采访。总的来说，媒体歪曲的报道让学生们都很气愤。他们再次走上街头，浩浩荡荡的游行大队陆续地到达铁狮子胡同门总理府前的空场上，人数比昨日更多，叫骂呼打，情况混乱已极。
大约是11时半前后，冯家遇在吉兆胡同忽闻连续不断的十余声枪响，来自西北方，他大吃一惊，猜到这一定是总理府门前发生事故了。他骑上一匹白马，一抖缰绳，乘马在街上飞驰，奔往总理府，想看一个究竟。
在半路上，冯家遇遇到一位短发的女学生，看起来十六七岁，圆脸，孩子一般的大眼睛，穿着女子中学淡蓝色的校服。就在那白马眼看要撞上女孩子的紧急关头，骑在马背上的冯家遇猛地用双手紧紧勒住缰绳，使那白马在霎那间耸起前腿，直立而起。
袁克仁这时也已经听到了枪声，正和段宏纲赶去总理府，恰巧碰到了这一幕，于是扑了过去，将那女学生扑倒，从马蹄下救了那女学生。
那女学生叫方静怡，是女子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事发突然，她受到了惊吓，在袁克仁的怀里半天没反应过来。过了半响，她才说了一声“谢谢”。
冯家遇和段宏纲此时已经赶往了总理府门前。当时北京军警总队司令徐树铮已经赶到了现场。
段宏纲上前询问何处枪声，徐树铮语气极为紧张，说：“刚才游行的学生百般地辱骂兵士，并动手抢夺枪支，还有人手执枪棍，闯袭总理府，高呼敢死队前进，并有抛掷炸弹，泼灌煤油等举动。守卫军警，向之拒绝，即遭痛骂，并被击死军警一名，他们欲闯破铁门，兵士迫不得已开枪，死伤有五人，包括一名士兵，其余伤者已经送往附近医院抢救。你马上回去报告先伯。”
段宏纲马上坐军警的车子赶回了吉兆胡同的段公馆。中华帝国成立后，凡军政界要人，多数在北京均有大住宅，更富有的还有出租的房产。但段祺瑞最为陆军总长，为官清廉，一生几乎没有不动产，先前住的醇王府被当作文物保护起来后，这时他在北京东城吉兆胡同内有一座很大的私宅，这里早年也曾经是王侯的府邸，后来荒废下来，成了一片空地，段祺瑞便在那修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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