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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总统-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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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
“不管你爱或不爱，我们的时代，公知正式变成了骂人的词汇。代表着社会良知的公知变成了那些逆来顺受的、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人们嘲笑的对象，这本身是多么滑稽的画面。
我们的时代，我们都变得习惯于眼前这种虚假的繁荣，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有的人还帮助了它，想令其永存，美其名曰‘弘扬正能量’。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我们的时代，我们为一只只老虎和苍蝇因反腐的倒掉而欢呼、麻木。我们每个人都在逃避时代所要我们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我们把希望，埋在了心里。我们把自己裹在冷漠的面具背后，把那些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都深深埋在潜意识里。
我们的时代，一些青年人站了出来，让世界看到了他们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人民的勇气及眼光。他们知道，人决不仅仅是这个实际世界的产物，而是能够将自身与某种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尽管这个实际世界。一步步扼杀了青年人的这种能力。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这是事实。我们的经济获得巨大成功。这也是事实。我们的军队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是事实。我们的反腐事业获得巨大成就。这也是事实。我们的依法治国的口号，终于明确提出来了，这是事实。但是，政府部门的一纸文件就可以加税，这也是事实。那些**的老虎和苍蝇，他们位子上没有约束的权力，依然没有任何改变，这也是事实。
我们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能从报纸上，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表述：有关我们的国家，经济多么繁荣，我们的时代，是多么伟大，我们的人民，是多么爱国，我们的人民，多么幸福，我们的梦想。明天一定能够实现。
但是，我们谁都明白，我们的国家还并没有真正的繁荣。我们民族每个人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国家长期靠着贬损劳动者的尊严，靠着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和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我们正在浪费子孙后代的一点点能源。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甚至空气。
到今天，我们并不需要统计数据，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们的经济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数千万青年在大城市里背负着几十年的银行贷款，每个月为了偿还银行高额的利息而毫无尊严地活着，几千万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地、在工厂的流水线没有任何保障地干活。我们国家的纳税人。只有纳税的义务，没有相应的权利。
这些还不是我们这个国家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社会之中。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国、民主、自由、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容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这些仅仅代表政府别有用心的洗脑，在这娱乐至死的时代，显得滑稽可笑。
这一年，时间过得很快，而新时代的到来，似乎又来临得特别慢！
有些人，还将自己或者别人当作一个赚钱的工具，我们的人民被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我们人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个新的历史姿态复苏，能否迎来一个新时代，这很难说。
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但这种自信，离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太远。大多数中国人，依然还是不要佛祖，而想念秦始皇。我们的人民，无法理解佛祖背后可以持久地令仁爱、宽容、及理想深入人心的力量。我们的梦想：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我们在等着秦始皇给我们送来。我们在默默等着秦始皇把人民的政府还给我们！
我们的政治，还是崇尚权谋而不是表达为人民谋福利的要求，我们的政治，习惯了对社会的欺瞒或劫掠。我们的社会，有太多的敌人，那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内斗。自由选举和自由竞选离我们很遥远，我们似乎自己并不需要，也不理解其他社会的人为什么需要。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的同胞，在听到世上有人认为自由高于生命，责任超越物质，希望能战胜强权，都会感到新奇，那有希望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这，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这世上仅存的最后一点希望！
哪一天，我们的大总统能问心无愧跟所有人民说：‘人民的国家，还给你们了！’我们国家的新时代，就真的开始了！”
宋骁飞看鲁迅这篇文章，一气呵成，思想一如既往的锋利，像一把匕首。他内心也大半认同鲁迅提出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面色严肃。但是鲁迅提出问题，还是一如既往的刻薄。不留情面，让宋骁飞心里有点不爽。
总统府秘书长阮忠枢看宋骁飞看鲁迅的文章入神。用手指敲了敲他面前的桌面，说：“大总统，鲁迅在文章中影射你是秦始皇，很多国民代表大会的议员看了这文章都很气愤，要求免去他教育部副部长一职。鲁迅再这么抹黑中华帝国，他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青年人会受到不好的影响呀。”
宋骁飞没有说话，而是翻开第二篇。署名“皇甫”，标题吓了宋骁飞一大跳《鲁迅是敌对势力抹黑中国的工具》，文中说：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看不得中国崛起，对鲁迅的格外关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正是在美国和西方传媒的包装下，这个所谓‘民族脊梁’被贴上醒目的政治标签，树立为反社会、反体制的代表人物。但再怎么看，鲁迅也代表不了多少人，真正能代表的是他的后台老板即欧美**势力的利益。鲁迅已经成为美国政客抹黑中国的工具和棋子。
任何社会形态和体制中都会存在问题，但没有哪个国家容许他国干涉本国内政。如果美国确实想与中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那么就不能再固执地迎合甚至鼓励中国极少数人的极端言行，破坏中国社会的稳定。
美国式人权、民主和自由不适合中国，美国必须学会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必须学会适应与中国平等相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打着‘人权’、‘自由’、‘民主’等旗号制造事端，只能是自曝其丑，对中国不起作用，对美国自己更没好处。
奉劝国内的鲁迅们，把国当成家吧，别动不动就因为自认为的各种不舒服，跳出来大骂自己爹妈，别人怎么看你会看得起？其实。你再骂，最后真心保护你的。还是那个被你骂的亲爹妈，你的父母在你眼里也有缺点吧那就如对国家这样。抹黑中国，逢中必反，让外人看笑话，真是无耻至极……”
宋骁飞看到这篇逻辑混乱的文章，对阮忠枢说：“这篇‘皇甫’的文章，是出于你这个兼职的宣教部部长之手吧？火药味十足呀！”
阮忠枢说：“是的。接下来，我们准备组织高校批判鲁迅，希望教育部也能尽快解除鲁迅的公职。大总统，你看看第三篇文章，是鲁迅的回应，话说得就更过分了。”
宋骁飞拿起报纸一看，标题是《不存在抹黑中国这回事》，鲁迅回应“皇甫”的文章说：“皇甫自己吃多了正面宣传的药，也就总想着别人脑子里的思想是有毒的，总想开出爱国的方子。吃多了正面宣传药的人，自以为是、喜欢把别人当傻瓜说说倒也还不是什么大事，怕就怕他还要呼吁政府强制执行他的自以为是，呼吁政府去强行把别人当傻瓜对待，呼吁政府去强制别人也和他一样思考。
其实，根本就没有抹黑中国这回事，也没有谁不爱国这回事。爱国是人的天性。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总爱无中生有地批评别人不爱国，来彰显自己很爱国，实际上，认为别人脑子有问题的人，大多自己会被别人骂神经病，而随随便便把别人当傻瓜的人，通常自己才是傻瓜。
如果一个人，连什么叫批判精神都搞不懂，别人指出问题，不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总喜欢指责提出问题的人是抹黑中国，这那是正常人的思维呢？一个不黑的东西，别人说几句话，就可以抹黑吗？历史上，只有像赵高那样的强权者可以指鹿为马……”
阮忠枢说：“鲁迅第一篇文章影射你是秦始皇，这一篇回应的文章，又骂我是指鹿为马的赵高，是可忍孰不可忍，请大总统马上罢免他教育部副部长的职位，严惩不贷，否则人心就乱了！青年人的思想，就难以统一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教育部很多老同志，也早就看不惯鲁迅的所作所为了。”（未完待续）
第二章 太子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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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忠枢要求宋骁飞罢免鲁迅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宋骁飞很为难。当时，北京城已有一些出身贫苦家庭的青年学生，因为力挺鲁迅和社会不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在1910年的中国，公民游行示威的自由，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
宋骁飞知道，这次从鲁迅文章引发的骂战，到学生走上街头，都只是国内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中国经济虽然每年都高速增长，但社会不公的现象却日积月累，国富民穷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1908年爆发世界大战，转移了人们的视线。现在，战争结束了，刘坤一、张之洞等一大批帝国的元老，也相继病逝，可以说国内的政治到了更新换代的节点，民众对政府深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尽管从1895年起，总统宋骁飞和内阁总理盛宣怀大力推行各项政府改革，后来的财政总长席家栋也很懂经济，但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之低，不是宋骁飞这个雄心勃勃的大总统和各级政府官员所能决定的。同其他历史悠久的文明一样，中华文明的转型比较慢。中华帝国继承下来的晚清帝国，总的来说是贫困和落后的，民众愚昧，旧官僚阶层腐朽守旧，绝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乡绅地主仍掌握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命脉，直到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
宋骁飞熟知后现代的历史，明白经济发展不一定就能带来国家的现代化。即便是在二战之后，世界上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数来数去，也就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以色列。那些石油蕴藏丰富的国家，伊拉克、伊朗、沙特、叙利亚、利比亚。要么政治经济皆失败，要么穷得就剩钱了，现代政治文明一塌糊涂。整个中东几乎就是一个坐在石油上的火药桶，成为整个世界动荡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威权政治。缺乏和平的政治博弈机制，也没有形成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造成了这些国家内部的动荡。
所以，尽管刚开始推行开明**，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宋骁飞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一直谨慎推行。1910年，作为国际上的超级大国，还有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宋骁飞的权力如日中天，远超欧洲那些虚位君主的甚至父辈们祖辈们，连美国总统也望尘莫及。但他还缺什么呢？他的多数人民，还是和以前那样守旧落后。尽管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雄起，让数千万中国人先富裕起来，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但对宋骁飞这样一个有大抱负的总统来说，多数人民的命运，必须被改变，越快越好！
在过去。对于国家现代化和进步的强烈愿望，大总统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中国人民惯于对于权威顺从、缺乏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前现代社会。大大减轻了改革的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宋骁飞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宏大的“社会革命”。
比如中国迅速扩大了全民教育，全民医疗等社会福利的规模。对于一小部反对“社会革命”的保守势力，宋骁飞则利用军警对他们实施了镇压。这些重要的“社会革命”包括土地改革、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持股分红、妇女选举权、乡村扫盲等，一直持续到1910年，包括二十项改革计划。
这些社会改革实施以后，加上此前的工业积累和战争刺激的需求，中国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确实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从1895年到1910年，中华帝国就像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之后的中国。短短十几年时间，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也没有哪个国家对中国搞技术封锁，中国积极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还有顶尖人才，经济多年连续实现两位数增长。
中国各地迅速进行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城市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和铁路不断延伸。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等都从古老的小城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大城市，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吃穿用度几乎与欧美国家无异，社会文化空前开放。
1895年到1910年的“黄金时代”，宋骁飞的夫人们也表现出色，尤其是席幕嫣和容蓉，她们赢得了民众广泛的爱戴和欢迎。
席幕嫣执掌中国的红十字会，不停地走访中国各地，频繁地参加国内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开幕典礼，在国际舞台为中国慈善事业和人道主义奔走呼吁，走访中国最偏远和贫困的地区，比如云南和贵州，以表达对当地人的关心。席慕嫣也相当睿智，能胜任她的角色。她已经习惯于为自己深爱的丈夫辩护，以至于可以驾轻就熟地回答任何尖锐的问题。在陪着宋骁飞出访美国的活动上，一位美国左翼记者提问她：“我曾在北京看到有人捡食垃圾，你跟大总统该如何解释？”席慕嫣答道：“你今天在柏林和纽约也能看到有人捡食垃圾！我们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在飞速进步！”
而容蓉，不仅对欧洲文艺很了解，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也情有独钟。身为一国之母的她，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发展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事业。她从政府财政收入中申请了专项资金用于从国外和民间购买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包括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
宋骁飞对她此举也比较支持，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适当”收藏。此外，容蓉还建立和资助了大量的博物馆与艺术馆，并且建立了用以运营和维护这些文化艺术机构，向世人展示着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
但是，1895年—1910年“黄金时代”的快速改革，触动了传统地主乡绅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土地改革，将大量他们拥有的土地通过国家债券赎买的方式。分配给了无地农民，直接伤害了这些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工商立国带来的各种思想冲击，比如自由、平等、法治。将他们这些人逐渐边缘化。他们对日益物欲横流的社会，感觉到无所适从。
而且。公共卫生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也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提升了年轻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到1910年，公立教育的推行和扫盲运动，使中国的识字率从1890年的4。7％提高到67％。城市化比例也增长到40％。还有上百万的留学生到欧美国家留学归来。同时，工商立国让极少数人暴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权威体制下，中国国家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混合经济，又导致政府官员寻租造成的大面积**。此外，一些经济自由化政策也催生了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希望扩大政治参与，所以很多人对复兴党的权威独裁亦多有不满。
并且，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理念，又很容易吸引年轻人，较高的期望与并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实，更加剧了年轻人的不满。尤其是一些欧美国家的留学生，所以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复兴党
宋骁飞知道。中国的大改革必须立即启动了。当阮忠枢让宋骁飞罢免鲁迅，宋骁飞思考了良久，说：“你马上通知在京的复兴党中央委员明天到国民议会召开全会。”
阮忠枢知道宋骁飞准备回应社会关切了，他有点担心地说：“我到现在还记得大总统转述李鸿章总统的那句话：‘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现在学生们还在街头示威，还是先解决鲁迅的问题吧。党内反对他的人很多。左派，右派都攻击他，认为他不适合再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
宋骁飞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们是该给年轻人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了。”
阮忠枢说：“就怕年轻人心太急呀。对了。谈起我们的孩子，还真不让人省心呀。有消息说。克仁和义勇也参加了学生的街头游行。”
袁克仁是宋骁飞的长子，克仁是宋骁飞给起的名字。袁克仁的生母是于小婉。生下不久，被过继给大夫人秋伊。因为秋伊膝下无子女，对袁克仁溺爱有加，几乎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
袁克仁也十分聪明，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从小立志做一名仁人志士。因此宋骁飞对他有些偏爱，送他去了美国西点军校深造，十五岁就毕业回国。他开明又富有雄心壮志，醉心于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审美也是西式的，除了西装，他最喜欢的行头就是西点的军礼服，蓝色的呢绒，宽阔的肩章，丝绸绶带。
阮义勇是阮忠枢的次子，是袁克仁在西点军校的同学。和他们一起上街的，还有冯国璋极为器重的三儿子冯家遇，毕业于北洋陆军士官学校。冯家遇聪明好学，且性格刚倔，好胜心极强，进入学堂后，便以一名普通学员的姿态勤奋学习各科学业，从不依仗父亲的名势，进校很久，同学中竟无人知悉这个瘦瘦巴巴的小青年竟是冯三公子。另外，还有段祺瑞弟弟的儿子段宏纲，他自幼跟随伯父段祺瑞长大。
这四人都是家境显赫的官二代，他们以袁克仁为首，在北京城号称“太子党”。四人上街参加游行的照片被记者拍到刊登见报，消息传开后，上街游行的青年人就越来越多，要求复兴党马上进行选举改革，并且打击黑心的地产商。
宋骁飞听说儿子袁克仁也参加了游行示威，叹了一口气，对阮忠枢说：“你赶快去准备明天复兴党中央委员会议吧，主题就定为法治中国。”
阮忠枢说：“现在当务之急，复兴党必须要就鲁迅骂战表态，而且上街游行的学生要尽快驱散。”
宋骁飞说：“游行示威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只是人民表达诉求的一种手段，我们回应社会关切就可以了。”
晚上，宋骁飞回家与家人吃完晚饭，把袁克仁叫到了书房，问道：“听说你和朋友们参加了游行示威？有这回事吗？”
袁克仁是大长腿，身高一米八一，面容俊秀，看起来很斯文，气质不错，去演韩国现代的偶像剧都没什么问题。他穿着白色衬衣，灰色西装，站得笔直，他对父亲是很崇敬的，不敢撒谎，轻声回答说：“是的，父亲。”
宋骁飞问道：“为什么？”
袁克仁回答说：“为了社会公平正义。”
宋骁飞说：“在你们年轻人眼里，什么样的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
袁克仁摸了摸后脑勺，说：“无论贵贱，人人平等。不论出身，要得到就应该努力付出。像我现在这样安逸的生活，我没有付出什么，我只是有幸生在总统的家庭而已。这就不公平。还有那些富二代，他们生下来就能过上有钱的生活。他们也没有付出什么努力。”
宋骁飞笑着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还真是喜欢平等呀，平等不等于平均。你今天的享受，是你老子我当年浴血奋战得到的。那些富二代的安逸生活，也是当年他们的父母筚路蓝缕、艰苦努力得到的。为了家庭，为了自己的孩子而努力工作，这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哪是什么不公平呢？人人都一样的社会，那些研究发明飞机的人，和社会上卖茶叶蛋的一样的社会，就是你们认为的公平和正义？你知道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最终会导致了一幕幕人间悲剧？人们想象的公平正义，实际上在现实中，就扭曲了。你们年轻人对政治的热情，我很赞赏，但是激情不能代替理性，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
袁克仁一时语塞。宋骁飞说：“在现实的社会，每个人关于公平正义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些偷窃的、抢劫的、甚至杀人的，很多都认为是社会不公正而造成了他们的不幸。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那怎么办呢？”
袁克仁这时问道：“父亲，那你认为什么样的社会才公平正义呢？”
宋骁飞说：“对于公平正义，社会上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又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我的人生顺利，世界就是公平正义的，我的人生不顺，那世界就是肮脏的’，那剩下的公平正义，就只有法律了！所以我希望你们年轻人去追求法律的公正，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会有公平正义的社会！虽然法治的进程很慢，但是只有法治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接下来我要做的事，也希望你将来能接着做下去。”
袁克仁问道：“那怎么样保证人们付出的和得到的公平正义呢？”
宋骁飞说：“市场经济。大家都是自由的，这样，如果你觉得卖茶叶蛋不公平，你可以选择去做科学家，只要你有那个能力。法治的市场经济，这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改革方向！”
袁克仁说：“我懂了，父亲，我会去说服我的朋友。”
宋骁飞叹了一口气，自责地说：“很久没抽出时间跟你谈心，这是我的失误。”（未完待续）
第三章 功利的道德
那晚，宋骁飞和袁克仁谈完话，时间尚早，最近社会舆论对鲁迅的鞭挞很厉害，他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队长吴佩孚，让他派了八个心腹，一起便装去西三条21号拜访鲁迅。@@
鲁迅毕业后在北京，实际上过的也是“北漂”生活，刚开始在中华帝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只是一个小职员，薪水不高。刚开始鲁迅买不起房，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西的绍兴会馆里。会馆因失修多年，桌椅陈旧，蚊虫遍布，人员杂乱。鲁迅住的房子，是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西房，为避免喧闹，他后来移入补树书屋。这小屋失修多年，床板上满是臭虫，咬得鲁迅夜夜不能好眠，没办法，便只好在书桌上睡觉。他对这样的住处十分不满意，经常写日记说自己因环境嘈杂，“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个人住了三年。期间也兼职给各大报官写文章赚取稿费，补贴家用。
直到当了教育部副部长，鲁迅才搬出绍兴会馆，在新街口附近的八道湾11号院购置新宅，将绍兴老家的母亲及三弟周建人眷属接到了此处，总算在此处一家团圆。到1910年，他的二弟周作人也从日本留学归国，还带回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他们同住。
后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因家庭经济纠纷和私人原因失和，便搬出了八道湾，周母也迁出八道湾与其同住，鲁迅便购置了在北京的第二套住宅——西三条21号。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南房三间是会客室兼藏书室；院内东西各一间杂房；北屋三间，中堂是餐厅，北面接出去一小间平顶屋子。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在后园，便可以看见墙外那两株著名的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对宋骁飞的突然造访，很是惶恐，行礼过后，拿出一叠手稿。解释说：“大总统，我的文章，发给《申报》时有五千余字。结果刊登出来，被编辑删改到两千余字，惹出风波，实在惭愧。”
宋骁飞笑着说：“现在并非工作时间。我来拜访。主要是看看你的近况，并非来追究你的责任。听说今天你都没有去教育部上班。”
鲁迅说：“今天心情烦闷，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琉璃厂逛了逛，淘了几本古籍。”
“听戏、吃小馆、逛琉璃厂”，是当时文人的三大爱好。琉璃厂作为北京文化一条街，至今已经有几百年历史。这里原本是元明清三代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到了清朝。便成了古籍、古玩店铺的集中地，各地进京考试的学子也多住在附近。于是举凡与文人墨客有关的南纸、笔墨、雕板、镌碑各行业，也蜂拥而至，遂使这条街成为文化荟萃之地，并且久盛不衰。鲁迅经常去琉璃厂采买图书、碑帖。
那天逛完琉璃厂，鲁迅还去附近杨梅竹斜街上的东升平浴池洗澡理发，沿着铁树斜街行至大栅栏西街，寻觅美食。
宋骁飞看了鲁迅一眼，他的头发也变成了“短寸”，胡子刮得干净，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许多，笑道：“你这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十分难得。我看了你今天在《强国报》一篇文章《功利的道德》，中国社会的病根不是道德滑坡，而在于制度缺失，我比较认同。明天复兴党中央委员开会，我准备邀请你特别列席。”
鲁迅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比如道德和功利的关系，倒不是我的首创。一般人总认为，道德就是不讲功利。实际上这就错了，功利恰恰是讨论道德的基础。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有基于神学的，也有基于人天性的、遗传的，在逻辑上能成为一个系统。英国的大哲学家边沁十八世纪就说，道德实际上是大家的利益。简单地说，世上的事情分为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损己四种，最好的一种情况，从全社会来讲是利人利己。虽然从道德来讲损己利人是最好，但这也是最不现实的。这一点我深有领会。最近我和二弟之间闹矛盾，这让我彻底明白过来。道德问题，是每个社会的困扰。但所谓社会道德问题，都是伪问题，主要还是私利问题，是资源分配问题。比如现在我看北京挤公交车时，全拼了性命，经常挤得妇孺嚎淘大哭。这根本就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公交车的班次太少！人多车少，哪怕有一千个理由渴望道德，但还有一万个理由不能误了自己的生存大计。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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