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总统-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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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胡同内有一座很大的私宅，这里早年也曾经是王侯的府邸，后来荒废下来，成了一片空地，段祺瑞便在那修建一所公馆。修建南门仓公馆这笔款是他的学生田中玉、靳云鹏、魏宗瀚、陈文运等凑集起来的。他们想到自己都有自置住宅了，惟有段总长没有房子，他们觉得很难为情。

　　　　段宏纲回到段公馆，告知了段祺瑞惨案的发生，段祺瑞得知卫队士兵屠杀学生，极度悲愤不安，顿足长叹：“徐树铮误我！我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随即赶到现场，在冰冷的地面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语极沉痛，在场者无不下泪。

　　　　徐树铮慌忙上前搀扶段祺瑞，对他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拜父母，大哥何故如此！这些学生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

　　　　徐树铮的话还没说完，段祺瑞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留下了几个清晰的手指印：“滚！你我兄弟情份，就到今日了！你立即滚去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他们的家人优抚。”

　　　　说完，有良知的段祺瑞，还是跪在冰冷的地上，不肯起来。
第七章　后院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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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天空飘的小雪变成了大雪，掩盖了总理府门前的斑点血迹。死了两个学生和一个军警，北京城气氛紧张起来，老百姓大多闭门不出，很多怕事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孩子拉回了家，有的甚至都动了粗。

　　　　因为是冲动的学生首先抢夺军警的枪引发了血案，很多人对学生的莽撞表示谴责。最终，北京各学校还是举行种种悼念活动，北京市政府举行了“国民追悼大会”。剩余的学生们在街头，知道闹不起来，也逐渐散了，去参加各种悼念活动。

　　　　宋骁飞召开了紧急会议，内阁总理盛宣怀、国民议会议长容闳、总统府秘书长阮忠枢、陆军总长段祺瑞、司法总长梁启超、财政总长席家栋、教育总长严复等参加了会议。教育部副总长鲁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始后，内阁总理盛宣怀提议解除徐树铮北京军警总司令的职务。宋骁飞同意了，并钦点曹锟接任这一职务。

　　　　盛宣怀平时就跟段祺瑞的关系就不太好，因为段祺瑞的亲朋好友中很少有做官和发大财的，而盛世家族，包括八儿八女，都亦官亦商。国民常把他们两家做对比，尊崇段祺瑞而贬损盛宣怀。此次徐树铮未能阻止总理府前的惨剧，加上徐树铮过于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当时的中国，他除了对大总统和段祺瑞服气外，没有第三个人能被他看在眼里。这种人往往容易得罪人，盛宣怀也看得不爽。而且徐树铮到段公馆去，也是随去随见，而且用不着号房代他通禀，他就扬长直入。段祺瑞会见外客是在外客厅。而徐树铮可以一直走进内客厅，和段见面，两人关系确实不一般。盛宣怀于是又站起来说：“徐树铮乃是段祺瑞推荐。他作为陆军总长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还对北京的形势估计不足。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建议同罪驱逐。”

　　　　段祺瑞此时很是沮丧，表示他愿承担全部的责任，自动辞去所有职务退居天津，他还请求“各位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以大局为重。

　　　　宋骁飞没有表态，而是下令北京地方检查厅调查此事，在对受害人、巡长、目击者进行周密调查之后再议结果：“如果事关军人犯罪。依据陆军审判条例及陆军刑事条例由军事法庭审理，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

　　　　这时，鲁迅站起来说：“诸位同僚，有一句话，不知道我当讲不当讲……”

　　　　鲁迅的话还没说完，总统府秘书长阮忠枢就黑着脸打断了他的话，责备他说：“这次年轻人走上街头闹市，跟你那些标榜自由民主的文章和言论有很大关系。你应该先检讨。”

　　　　鲁迅摇摇头。说：“许多人说自由开放是个危险的东西；咱们得丢掉。思想言论一开放，中国的安定稳定就要受到破坏，所以控制言论是必要的。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其实是没有深思的结果。在民智大开、教育普及的今日中国，封锁消息、控制言论的作法不但达不到安定稳定的目的，而且正收到恶劣的反效果。否则就像现在一样：凡是政府的消息，他们就拒绝相信，凡是政府说是真的，他们就认定是假的。因为对宣传与报道极度不信任，他们反灌输、反宣传的心理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我们如果一方面鼓励学生去努力追求真理真相，鼓励他们去追求自由、民主，又一方面又用各种手段防止学生得到某种知识。这种掩藏式的做法，不仅暴露出执政者及教育者的虚伪。而且更可笑的，它根本行不通！思考是追求真理的工具。学生一旦获得这个工具，我们就不可能对他说：你去治学问，但不要碰政治。如果我们执意不让学生在政治问题上刨根问底，惟一的办法就是根本不教他追求真理的原则和方法，不给他‘思考’那个刨根挖柢的工具——但是这样一来，我们还谈什么教育？中华民族还谈何未来？在一个真正健康的民主制度中，不容许‘莫须有’的恐惧存在。我们要用理性，还有面对事实的勇气，去取代恐惧。现在是深省我们制度的时候了！”

　　　　容闳说：“我同意周副总长的观点。造物主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原来在美国大街上看到的男男女女都长着一张没受欺负的脸。现在的中国人，不是一张欺负人脸，嚣张跋扈；就是一张被欺负的脸，唯唯诺诺。这个社会，戾气太重，暴戾之气。有生之年，我想看看有选票的中国人脸上的那种自信，不受欺负的中国脸是种什么模样！”

　　　　宋骁飞说：“现在我们复兴党，已经拥有将近两千万党员，对于这样一个大党，中国这样一个民主经验薄弱的社会，还是先抓党内民主吧，总统府已经拟定了初步的计划。我想，这一步是无法逾越的。人民的政府，迟早会还给人民，但是现在的时机，恐怕不成熟，先要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这是我的意见。”

　　　　在场的多数人同意宋骁飞的意见。宋骁飞透露了下一步的改革计划：“当年我们一步一步走，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差不多的宪政，几乎用了二十年时间，我们不能太着急。当年学生的主要诉求是反腐和高房价，这将是我们党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开完会后，段祺瑞回到段公馆，虽然宋骁飞没有接受他的辞呈，他的心情依然沮丧。那天夜里，段祺瑞睡不着，一个人起来到院子里散步。

　　　　这时，门外竟然走进来一打扮妖艳的女子。待到段祺瑞认出那浓妆艳抹的女子，段祺瑞惊愕无异于见到了女鬼，他完全没有想到，那打扮得像歌女的，竟然就是他的刘三姨太，而且夜半归来！后面跟着的，竟然还是他的儿子段宏业，他俩人远远的还拉了小手！

　　　　先前，在张珮蘅操持下，有四个小妾进门。段祺瑞本来就不是那种醉卧妻妾石榴裙下的小男人，对管理妻妾就更不耐烦，从不过问内宅琐事，都嫁给张珮蘅管理。

　　　　张珮蘅很贤惠，她对丈夫的性情心领神会，但凡能捂住的琐事都自己处理掉，免得丈夫心烦。刘三姨太和刘四姨太都是张珮蘅花了三百大洋买来的，年轻，颇有些姿色。她们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喜欢狂街买东西，逛戏园子、泡茶馆。

　　　　刘三姨太和段宏业看到段祺瑞，也吓坏了。段宏业了解段祺瑞的脾气，知道等待自己的凶多吉少，赶紧跪下磕头认错，轻声向段祺瑞解释：“父亲，我……”段宏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父亲身边，缺少母爱和父爱。

　　　　由于缺少良好的教育，文化水平也不高。连宋骁飞也劝段祺瑞给儿子安排个职位，段祺瑞均严词拒绝，他认为，自己的子女们应该和其他人一样，靠自己，从最底层做起，不能搞特权。这样一来，他的儿子也很郁闷。他经常赋闲在家，这才跟刘三姨太聊到了一块去。

　　　　见刘三姨太和儿子关系**，一向脾气暴躁的段祺瑞真的伤心，鼻子也被气歪了，段祺瑞注视着三姨太明亮的眼睛，照着三姨太的脸一巴掌扇了过去，大声呵斥道：“不要脸的东西！”

　　　　刘三姨太此时给段祺瑞生了一对双胞胎兄弟，是段家的功臣，平日里也没受过什么委屈。这时挨了一巴掌，呜呜哭了起来，很快张珮蘅等其他妻妾也半夜起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段祺瑞指着刘三姨太，冷静对夫人张珮蘅说：“你明天马上将她送回娘家！”

　　　　以段祺瑞的脾气，张珮蘅担心会闹出什么大事。如今见段祺瑞如此冷静，倒也放下心来。

　　　　刘三姨太哭着闹着不肯离去，抱着张珮蘅的大腿，哭喊着：“夫人救我，救我。”

　　　　张珮蘅有些于心不忍，扶了刘三姨太进屋休息。刘三姨太一把抓住张珮蘅的手腕，低声说：“夫人，这次你可一定要帮我。不然，我就把你和老夫人抽大烟的事，还有四姨太的风流韵事统统都抖出来，把段府闹得鸡犬不宁。”

　　　　原来，夫人张珮蘅没有生育，心情很压抑，有时候也背着段祺瑞跟他的老妈面对面抽大烟，她们还雇了个专门的老妈子伺候在一旁点烟。而段祺瑞是最讨厌别人抽大烟的。

　　　　张珮蘅估摸这次无论如何，段祺瑞也不会原谅刘三姨太。在任何府邸，**都是不能容忍的。思来想去，她觉得自己抽大烟的事，最终还是瞒不了段祺瑞的。于是，当天晚上，她自己跑去段祺瑞的房间，跟丈夫坦白了：段家后院起火了！

　　　　段祺瑞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自己的后院竟然是如此乌烟瘴气，十分痛心，一连串的打击，让段祺瑞心灰意冷，渐渐心归佛门，寻求大彻大悟。后来，他听张珮蘅说刘四姨太还未出嫁之前就有了意中人，现在还余情未了，与意中人幽会，便吩咐张夫人像嫁女儿一样，成全了四姨太和意中人的婚事。（未完待续）
第八章　鲁迅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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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的学生运动，北京牺牲了两名高校学生和一名军警，社会这才对年轻人的狂热当头浇了一盆冰水，很多年轻人心灰意冷。很多社会名流，比如梁启超、辜鸿铭、严复等人，也开始写文章反思这场狂热的运动，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了青年的“导师”鲁迅，指责他的思想毒害了一代年轻人，斥责他“抹黑中国”，对他曾经提倡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为金钱正名等思想展开了猛烈攻击，还批评他不爱国。

　　　　鲁迅几乎激怒了整个中国：左派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他们贬低他的思想，称“只有十几岁的青少年醉心于他的学说。”在政治上，鲁迅也貌似是一个失败者，自由主义者不喜欢他摆出的自我为中心的姿态；保守派不喜欢他功利主义；双方同时都反对他对金钱的正名。唯一支持他的人，就是大总统宋骁飞，他并没有罢免鲁迅教育部副总长的职务。鲁迅心生感慨，“我的文章，只要大总统一个人看就行。”

　　　　可是就连这句话，也被一些无德无耻的伪公知在报纸上大肆批判：“鲁迅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拥有革命家情怀和艺术家气质的孤独旅者，一个胸怀天下又困于琐碎的书生，一个混迹于江湖又将闻名于朝堂的盖世英雄，现在他自己露出了狐狸尾巴，原来他也只是‘奴家心中只有皇上一人’的货色”，还有人说鲁迅是在“舔菊”——像当年给慈禧太后舔痔疮的太监安德海。

　　　　这些攻击彻底激怒了鲁迅，给鲁迅带来的却是兴奋。出于反击，他专门建立了一个“鲁迅思想研究院”，发起了一场捍卫自己思想的新青年运动，鲁迅经常到各大学巡回演讲。回击各种关于他的批评。他经常跟青年学生说的一句话，就是“人不能把世界让给他所鄙视的人”。

　　　　鲁迅第一场演讲在北大的讲堂，题目就叫《中国知识分子致命的自负》：“中国知识分子从孔子时代开始。就一直在强调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不是这世界本来是什么样子。知识分子头脑中的道德乌托邦，迷惑了中国几千年，也误导了中国几千年！这种致命的自负，到现在依然存在。现在中国的年轻人，要意识到，我们的社会跟知识分子构想的社会，是颠倒的，即不是按照他们的想法而存在的。现实中的人，都是自私的，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年轻人要时刻提醒自己：这世界怎么会按照你的想法而存在呢？两三千年来，我们的知识分子都强调道德，忽视了人性本身会随着社会的环境而变迁，也就是说好人也会干坏事，坏人也可以作好事，以至于我们的社会制度建设简直就是垃圾。年轻人要时刻提醒自己：这世界有它本身的规则，这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风起了，你要往前走。风停了，你也还是要往前走。你们要明白：个人有权为了自己生活，选择自己的个人幸福并为实现这样的幸福而努力。在这种选择中。每个人都是唯一和最终的决定者，任何他人都无权决定他的幸福。所以，自私是一种美德。一个人应该作为英雄存在，以他自己的幸福作为他生活的道德目标，以创造性的成就作为他最高贵的活动！所谓的文明，就是朝着一种个人社会的发展过程。野蛮人的整个生存状态都是公开的，受他所属部落的法规统治。文明就是一个逐步将个人解放出来的过程！我们的新青年，需要有这种新的道德观念！世界上没有任何靠得住的权威，包括我。你们靠得住的，也只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人类是真正的英雄。是以自己的幸福作为生活的道德准则，以实质性的成就作为最高贵的行动。以理性为自己唯一的主宰！我的哲学，总的来说，就是这样一种观念：人是一种英雄的存在，将他自己的幸福当做人生的道德目的！”

　　　　台下一千多名学生听了鲁迅的话，都热烈鼓起掌来。演讲之后，是互动环节，这时，北大的一位戴眼镜的学生刘半农站起来问：“周总长，不，鲁迅先生，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你以前写过文章，说‘没钱才是万恶之源’，但我看到，很多学生家里也很穷，但他们也很有道德感，宁可挨饿也不作恶，这怎么说呢？”

　　　　鲁迅想了想，说：“你可以去找我的原文来读一读，我说金钱是万恶之源，只不过是把人性恶的一面转移到金钱身上。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原罪’的概念，只好把“万恶”强加到金钱的身上。我们说的‘物欲横流’，实际上是‘人欲横流’。关于金钱，我还坚信这样一句话，当你判断某人德性的时候，请听他对金钱的理解：诅咒金钱的人，往往都是没钱的穷人，尊敬金钱的人，会依自己的本事赚取金钱！另外，我来告诉你们一句刺耳的大实话：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做穷人不光彩，这意味着你这个人对社会来说没什么价值！会合法合理赚钱，那真叫本事！做个穷书生是没有任何尊严可言的。”

　　　　这时，有一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女生李文芳站了起来，问鲁迅道：“先生，最近有很多报纸骂你不爱国，说你抹黑中国，你是这样的人吗？”

　　　　鲁迅听了，呵呵一笑，说：“最近我听说北大有一位教授，在报纸上大谈宪政，也被批评为‘抹黑中国’，这岂不是荒谬绝伦吗？我早就写过公开的文章驳斥这些无知的人：没有抹黑中国这回事。就像没有谁不爱国一样。我早说过，爱国是人的天性。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总爱无中生有地批评别人不爱国，来彰显自己很爱国，实际上，认为别人脑子有问题的人，大多自己会被别人骂神经病，而随随便便把别人当傻瓜的人，通常自己才是傻瓜。如果一个人，连什么叫批判精神都搞不懂，别人指出问题，不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总喜欢指责提出问题的人是抹黑中国，这那是正常人的思维呢？一个不黑的东西，别人说几句话，就可以抹黑吗？历史上，只有像赵高那样的强权者可以指鹿为马，混淆是非。中国人最喜欢讲爱国主义，我不喜欢主义两个字，我喜欢爱国，我也觉得我非常爱国，一加上主义两个字，就有一种强制和功利性。我认为，爱国是人的一种天性，就像爱父母爱自己的亲人一样，是天生的，不需要刻意去强调的东西。当然，我们谈到国家的时候，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自然的国家，即国土，这个字在英文中叫ry；第二个词，叫民族，英文是。民族一半是先天的，一半是后天的，有历史文化在里头。第三种情况就政权，这个英文字里面是。这个政权统治者老是想将它与国家等同，古代的皇帝就常说朕即是国家，所以要求人民无条件忠君。实际上，这个政权，不等于中国，只是有一拨人在这统治，如果这帮人很混蛋，也可以换另外一拨人统治的，干不好就滚蛋，所以我只是对这个政权里的一些人不满，对一些政策不满意而已，这也叫抹黑中国的话，那么我无话可说。有些当官的太无耻，一边鱼肉老百姓，还一边想老百姓为他们唱赞歌，老百姓骂骂娘，他们就说是抹黑中国，这岂不是做了婊子还想立牌坊？”

　　　　在场的学生都哈哈大笑。有一位男生站起来问：“先生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个人主义？”

　　　　鲁迅说：“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个人主义的基本信条是：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以及知道如何促进这些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如何赋予每个人以选择自身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之手段的最大自由和责任，并使得个人采取相应的行动，则是一个社会是否符合理性要求的重要标准。个人理性是意识到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承认人活着不是自我牺牲，而是自力更生和自我实现；理性是自私的美德。我将永远不会为了另外一个人而活，也永远不会要求另一个人为了我的缘故而活。人不是为别人活着，人有权追求快乐，人的快乐不是通往任何终点的途径，它是终点，是它本身的意图和目标。人也不是任何人的目的和手段，不是他人的工具，不是他人的奴隶。所以，年轻的朋友，我要正告你们，永远不要放弃生活中那些你想要的东西，为之奋斗是值得的！”

　　　　这时，阮义勇站起来，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鲁迅先生，如果你因为有勇气去按你自己的想法做事，并只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就被人们称为自私，你独立的思想被称为傲慢，你绝不妥协的正直被称为残酷，你因为有着探索和发现的远见和思想而被称为反社会，你追求理想的力量和自我约束被称为无情，你这个最有良心的人被讥讽为‘庸俗的物质主义者’，你怎么办？”

　　　　鲁迅此时并不知道阮义勇就是总统府秘书长阮忠枢的儿子，笑道：“这样，你就要停下来问过别人：你们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什么准则？凭的是什么标准？或者，你可以走你的路，当一个伟大的战士，不理会那些路边的牛粪上嗡嗡乱叫的苍蝇！”

　　　　阮义勇说：“先生的意思能否说得再明白一些？”

　　　　鲁迅简单回答了四个字：“坚持到底！”（未完待续）
第九章　一厘米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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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扞卫自己思想的行动，总统府秘书长阮忠枢报告了宋骁飞，说：“虽然鲁迅现在呼吁年轻人过好自己的生活，但他的思想，对我们复兴党长期执政是不利的。”

　　　　宋骁飞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利益，如果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那不要也无妨。而且思想这东西，强制灌输也是没人信的，由鲁迅去吧。另外，军警枪杀学生一案，世界舆论现在比较关注，就交给伍廷芳领导的特别法庭尽快公开依法审理吧，也给这次学生运动画上句号。”

　　　　那天，阳光洒在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前的银杏树稀疏的鹅黄色叶子上。一百多家中外媒体的记者早早守候在法院外面。法院一开门，他们带着长枪短炮的各种设备一拥而入。

　　　　**官伍廷芳敲响了法槌，宣布开庭。北京地方检察厅的公诉人员开始宣读起诉书，当天守在总理府后门的士兵盛德彪站在了被告席上，受到了过失杀人的起诉。

　　　　在法庭上，随着控辩双方激烈辩论，盛德彪射杀两名青年学生的一幕，仿佛又在人们眼前浮现，真真切切。那一幕，让在场的人充满了遗憾的感伤和悲痛。

　　　　总理府的后门有4米多高，两边都是水泥墙，上方是带刺的铁丝圈，两边都有总理府的卫兵严密守卫，外层还有北京的军警看护。当天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大地笼罩在一片朦朦胧胧之中，冷风扑面，让人冷得发抖。当天狂热的学生已经冲破了外层军警的封锁，很多青年开始夺取总理府卫兵的手枪。一些青年爬上高高的后门，准备跳入总理府。

　　　　此时，卫兵盛德彪在离后门不远的碉楼上。目光像鹰隼一样，警惕盯着后门以及附近的墙体。突然。他发现了有两个学生趁乱鬼鬼祟祟地攀爬到南边的墙上，然后跳进了总理府里。见此情景，总理府卫队长盛宣民下令开枪，盛德彪毫不犹豫地举起手中的天龙二代步枪，屏住呼吸，瞄准那两个人，勾动了板机。

　　　　随着“砰—砰”的两声刺耳的枪声，只听两声惨叫。两名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在番强后企图跑进总理府时，被守卫士兵盛德彪开枪击毙。事后，盛德彪还受到队长盛宣民的嘉奖，成了总理府卫队的英雄。

　　　　在特别法庭上，盛德彪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称，盛德彪作为一名卫队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他在执勤时。发现了两名青年番强进入总理府，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开枪射击。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他，应该是下令开枪的人有罪。

　　　　听了辩护律师慷慨激昂地辩护，有的记者在窃窃私语，也有的记者在微微含首。人们从心理上似乎默认了盛德彪是无罪的。因为他是一名军人，他这是在执行命令，他别无选择。盛德彪自己也认为自己无罪。

　　　　这时，法官伍廷芳面色严峻，他厉声问盛德彪：“当时，你有没有看到两位跳入总理府的青年学生手中并没有杀伤性武器？”

　　　　盛德彪吞吞吐吐。仔细回忆了当天的场景，回答说：“那天场面很混乱。学生们有的已经开始抢夺卫兵的配枪……”

　　　　伍廷芳再一次敲响了法槌，说：“被告。请回答我的问题，据你所见，跳进总理府的学生手中有无杀伤性武器？”

　　　　盛德彪再次回忆了一下，小声说：“没有。”

　　　　北京公诉方的检察官这时追问了一句：“也就是说，你射杀了两名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请你回答我的问题，是还是不是？”

　　　　盛德彪一听这话，虽然是事实，但是好像又哪里不对，他紧张得直冒冷汗，辩解说：“那两位学生已经跳进了总理府，而且我是奉命开枪……”

　　　　北京公诉方的检察官说：“你只需要回答，是还是不是。”

　　　　这时，盛德彪的辩护律师站起来说：“法官大人，我抗议控诉方误导我的当事人，请求他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

　　　　伍廷芳想了想，说：“抗议无效。被告，你必须根据事实回答这个问题。”

　　　　盛德彪只好垂头丧气地回答：“是。”

　　　　最终，伍廷芳义正词严地宣判：“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在这里，本法官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请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盛德彪发现有人翻进入总理府时，此时此刻，如果学生手中并无杀伤性武器，他在举枪瞄准射击时，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义务，这是他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说到这儿，伍廷芳的心里似乎强压着一种悲痛，他的目光中顿时闪烁着一丝晶莹。他将目光缓缓地投向了旁听席上、投向了被告盛德彪的家人——他八十岁的老母亲，白发如雪。还有他好不容易才取到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那一刻，整个法庭的气氛也仿佛凝固了，人们仿佛只听到沉重的呼吸和彼此的心跳。整个法庭一片肃穆。因为大家知道，伍廷芳要宣判了。

　　　　伍廷芳饱含深情地接着说道，在这个世界上，除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无辜的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也就是说，盛德彪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军人，“所以，本法官宣判：‘盛德彪过失杀人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立即执行。”

　　　　伍廷芳这时虽然上了年纪，但他宏亮的声音，在庄严的法庭上回响，这声音像一枚重镑炸弹敲打在人们的心头上，给在场的记者和旁听的人们深深的心灵震撼。旁听席上，许多人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有的人相拥而泣。很多外国记者也不得不佩服伍廷芳的专业能力。

　　　　卫兵盛德彪听到这儿，眼睛里顿时噙满了泪水，胸口在剧烈地起伏着。他望着自己的家人，眼里充满了泪水。但是他同时也看到了两位被枪杀的学生的父母，他们同样是白发苍苍，面容憔悴，为自己的孩子的离去而悲伤欲绝。他的内心经历着烈焰般地煎熬。在法庭上，他真诚地说了句：“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再上诉。”说罢，他惭愧地低下了头，再也无力抬起头。

　　　　最终，法庭以过失杀人罪判处盛德彪有期徒刑五年，判处盛宣民蓄意谋杀罪成立，他的刑罚是有期徒刑八年，且不予假释。

　　　　这个案子的判决，在中国和世界引起了轰动，引发了社会对个人良知的大讨论，有的报纸标题就是“一厘米的良心”——把枪口抬高一厘米，这是自己拥有的良知，成为最高的行为准则，它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无论世态如何改变，只要抬高一厘米，将永远受到道德的最高褒扬，这为那些极权政权下的帮凶提了一个醒，伍廷芳的大名再次风靡世界。

　　　　因为盛宣民是盛宣怀的堂弟，守卫总理府也是盛宣民的职责所在，盛宣怀找到宋骁飞求情，请求大总统根据法律特赦盛宣民和盛德彪两人：“他们两个也是恪尽职守，此时变成了受害者。”

　　　　宋骁飞想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