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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4大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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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半导体行业理事会秘书长徐小田还补充说：“世界上的很多电脑和手机是我们造的，将来半导体同样也会是这样。”
然而，要发展半导体产业，中国不仅需要外国的资金，而且更需要国外的人才和技术。九〇九计划就是一个设立芯片厂和发展专业技术的5年计划，其内容包括降低外商投资的障碍、设立专门的高科技园区，并在园区内为厂商提供免费土地、极低的公用事业费、免税优惠和资金补助。为了鼓励国内工厂用国内生产的芯片而不用进口芯片，政府对进口产品征收高达１７％的交易税，而国内芯片的交易税则仅为３％。这虽然违反WTO的规定，但当时中国并非WTO的成员。以上种种优惠措施加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对外商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笃信基督教的张汝京决定响应中国的号召，在上海建设他的新芯片厂。当初，香港本是张汝京建厂的第一选择，因为当地的工人素质较高，法律制度比较健全，没有腐败情况，并且拥有大都会的环境，可是香港当局却不能或不愿意提供与上海相当的免税优惠，最后他只得放弃。而美国、欧洲和日本则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因为这些地方的成本太高，金融诱惑力又太少。
由于芯片厂几乎全天候运转，生产的芯片种类又极为繁多，因此工程作业量比一般的工厂更大。当时中国内地缺乏有经验的半导体工程师，张汝京就从全球招聘人才，组成设计师、工程师和制造专家团队。他为他们开出了典型的硅谷待遇：大量购买公司股票的优先认购权。同时他还为他们提供位于工厂附近的住宅，并为其子女建立双语学校。他用这些优惠条件作诱饵所建立起来的团队包括５６０名台湾工程人员，３００名美国人，４０名韩国人，１５名日本人；还有８０人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欧洲等地。除此以外，他还聘请了４００名中国内地的工程人员。上述人员均享受同样的工资标准，其数目相当于美国的1/3，台湾的1/2，但因上海的生活费比较低，加上在中国内地不需缴纳资本收益税，与上述两地的差距实际上已经摆平了。不过，张汝京还有另外的考虑。他说，身为基督教徒的他，选择中国内地作为设厂地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转向开放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的关键时刻，他希望能有机会与他们“分享上帝的爱”。
从血汗工厂到无尘室（2）
李若加43岁，是张汝京千里迢迢从位于爱达荷州波易斯市的美光科技公司挖来的工程师，目前担任中芯的记忆体技术发展部主任。他出生于中国，在美国受的教育。他表示，他回国是因为看到了一个能协助祖国发展成为全球芯片制造中心的机会。苏国平，公司设计服务部门经理。他于１９８９年###两年后，从北京来到美国，以为从此再也看不到祖国了。在取得电机工程系博士学位以后，他与妻子（中国人，物理学家）在硅谷工作了10年。几年前他们回中国看望年迈的母亲，感受到家庭的温馨以及儿时的语言和文化所带来的亲情。作为基督教徒，夫妻俩对张汝京所说的中国需要新的精神生活的看法深表赞同。苏国平说：“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我应当回到中国，为人民和上帝服务。”
如今中芯国际公司在国际上已经一炮打响，很有名气，２００３年３月在纽约股市正式挂牌上市。中芯国际公司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经营的是前沿科技产品。该公司最近更以股票交换的方式，买下摩托罗拉位于天津的硅片大厂，这使得摩托罗拉成为中芯的第二大股东。更为重要的是，这项交易将摩托罗拉的技术带进了中芯国际公司。目前，在北京一个新厂的生产线上，中芯采用全球最先进的技术，能够用０。１０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的千分之一宽度）的超细电路，将半导体做在３００毫米大小的芯片上。有了这项技术，中芯将会逐渐实现中国在开发先进芯片技术上看似永远无法达到的愿望。
中芯国际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低成本。举例来说，尽管一般人认为在全球制造DRAM记忆芯片的产地当中，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成本算是相当低的，而中芯国际的生产成本比它们还低１０％。这当中有许多原因。首先，中芯在上海设厂的土地价格比其他地区低９５％，说白了，地皮等于是白送的。其次，上海市政府保证水电的供应不中断，而且质量比其他地方好，价格也比其他地方便宜。第三，是廉价的劳动力。例如，一个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机器操作员，在中芯的月薪约２５０美元，而同样条件的工人，在中国台湾的工资相当于这里的６倍，在日本、欧洲或美国则大约是这里的１２倍。若以每个芯片厂需要约１０００名操作员来计算，中芯就可以节省一大笔劳工成本。有人说，半导体制造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劳工成本在总体成本中并不十分重要，因而不重视低劳工成本对于资本成本所造成的影响。因为中国内地的劳动力价格低廉，投资搞其他地方的半导体工厂必备的自动化设备，在中国有时候并不划算。所以，中国境内芯片厂的无尘室造价要比其他国家低４０％，这就使得在中国内地建造一座顶尖的半导体硅片厂所需的全部资金，要比在中国台湾或韩国少许多，更不要说比日本、欧洲或美国了。结合种种优势，包括低工资、低资本成本、前沿技术，大量的减税和金融优惠条件等等，这一切综合在一起，就让中芯国际公司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竞争者。或许这正好说明，为什么张汝京在每周召开的主管会上，用公司通用语言——英语——讲话时语气是那么的充满自信。
中芯国际的成功对其他的半导体厂商并不是没有影响。美商快捷半导体国际公司已经花两亿美元在上海建造了生产设施，其首席执行官柯克？庞德说：“每个人都正在向中国猛冲”。有几家日本芯片制造商也都宣布了新的投资方案。“台湾当局”多年来一直禁止芯片厂商前往大陆做生意，他们担心芯片制造技术流入大陆，可能掏空其岛内经济，并在两岸长期###中给中国内地一个新的利好。但是，张忠谋和其他台湾芯片大厂的负责人却唯恐因此而失去对大陆厂商的竞争力，而这一点最终战胜了政治上的考虑。２００２年，在众多厂商高管们的游说下，“台湾当局”被迫解除禁令。其结果是，台湾芯片制造厂商一窝蜂地前往大陆设厂。从中芯国际出来顺路向前走，就有一座新建的宏力半导体工厂。不远处，还有张忠谋的台积电正在兴建的新实验室，而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专业芯片代加工制造商。台湾人迫于情势，不得不将工厂和重要技术移往大陆，这等于发表了一个重要声明：中国未来有能力在任何领域与全球最顶尖的厂商决一雌雄。
真正的“大跃进”
目前，中国正在实施一场真正的大跃进，其动力是在制造业上的投资。今天，中国的储蓄额达GDP的４０％以上，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大量流入中国的外国投资投入金额远远不及中国自己的投资金额。有证据表明，有些“外资”其实是来自中国国内。因为外资可以享有特殊的优惠，有些投机的中国人就利用这一点，先将钱汇往香港或台湾，再由这两地打回中国内地。若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的国内投资金额约占GDP的４２％～４５％，加上国外的投资，两者共占中国GDP近５０％。这些钱几乎全被用来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和工厂。将这一数字放到世界范围比较来看，美国的投资占GDP的１９％，日本的投资占GDP的２４。２％，欧盟的投资占GDP的１９。９％。
巨额投资的结果就是生产的大发展，使中国逐渐回到其全球最大经济强国的历史地位。过去10年来，中国占全球GDP增长的３０％以上，而其本身的经济成长翻了一番还要多。当前，无论你以市场的兑换率将人民币换算成美元来计算，还是以国内购买力来计算，中国都是全球第七大经济实体或第二大经济强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有能力保持每年７％～８％的经济增长率。以这个速度，中国的GDP以最保守的方式估算，将于２０１６年前后超过日本，并可望在２０４０年接近美国的规模。但若以国内购买力来计算，中国的GDP很可能在202５年达到美国的规模。
这一发展速度的动力来源于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和工业强国。现在，中国生产的复印机、鞋类制品、玩具和微波炉占全世界产量的2/3；生产的DVD放映机、数码相机、水泥和纺织品，占世界产量的1/2；生产的DVD／ROM光盘机和桌上型电脑，占世界产量的1/3；生产的手机、电视机、PDA、钢铁和车载音响，占世界产量的1/4。这些产品大部分用于出口。１９９０年以来，中国的出口量增长了8倍，达到４０００亿美元。2004年中国出口的电子产品占亚洲电子产品出口总量３０％，它已经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庞大的生产量也是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的需求。中国市场如今在手机、机械、水泥、钢铁和电视机等100多项商品的销售量方面是世界最大的市场。在个人电脑方面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国，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势必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个人电脑消费国。
保证中国能快速发展的是一个简单而强有力的公式，我们在上海和杭州的耐克公司、中芯国际公司和汉帛公司都看到了它的运作情况。这里的劳动力的确非常便宜，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中国的劳动力比越南、非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的劳动力便宜，但中国工人训练有素，大多数都有文化，能够很快地学会新技能。中国工厂的工人中有很多人的技术一点不比美国生产线上的工人差，可是美国工人的时薪高达１５美元～３０美元，而中国工人的时薪却仅有２５美分到１美元。他们习惯于难以忍受的超长工时，能忍受艰苦的工作环境。不仅如此，以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有取之不尽的劳动力。当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实现工业化时，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来的是劳动力短缺，结果导致工资显著上涨。这最终又削弱了他们当初的竞争优势。中国内地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经理一级人员的工资因人才短缺而大幅提升，但生产线上的工人工资却增长不多，尽管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个中原因在于中国农村依然有八亿的贫穷人口，他们都渴望能够在城市的工厂里找到一份工作。
当这样的劳动力与现代化生产技术相结合，加上良好的交通和通讯设施、对美元维持相对弱势的货币以及可观的减税和金融优惠措施，使得整个生产机制变得非常强劲。除此之外，还要再加上深具潜力的规模经济以及你的产品在这个已经是或者很快将是全球最大市场上动作的长期商机，所有这些综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战无不胜的大组合，这个组合正快速地造就一大群日益崛起的中国制造商，挑战现今处于领军地位的大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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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魅力“制服”了西方厂商（1）
以海尔为例，当中国东部城市——青岛市的一个小官员张瑞敏于１９８４年接管这家赔钱的电冰箱公司时，工人的纪律非常差，他们经常酗酒，还在厂房内的地板上撒尿。20年后的今天，海尔是中国制造电冰箱、空调机、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的领军企业，销售量超过１００亿美元。不久前，海尔更超过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成为全球第四大白色家电产品制造商，仅次于惠而浦、伊莱克斯和博世西门子，它的小冰箱和冷酒柜两项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３０％和５０％。在欧洲，海尔已经占领了１０％的空调机市场。它在全球１６５个国家中设有销售中心。再看华为的例子。它原来是一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退役士官于１９８８年成立的配电盘批发商店，如今已经是一家拥有２２０００名员工的大公司，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的高速转接器和高速路由器的市场。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给了思科公司一个沉重打击。2004年它又打败所有世界级的顶尖供应商，成功争取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立第三代无线电话网络的工程。我还可以继续讲下去，但你已经有了一个印象：有一种新的自然力量正在发挥作用。
美国的公司以及日本和欧洲的公司，越来越觉得中国低工资的诱惑力是不可抗拒的。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负责上海业务的主管吉姆？赫默林所作的估算，到国外投资，尤其在中国投资，能为制造商节省２０％～５０％的到岸成本（包含制造和运送货物的成本在内）。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中国拥有１５倍至３０倍的优势。除此之外，就资本投资而言，在中国，一座工厂的建设和设备费用，要比发达国家少７０％。例如，一个在美国价值５０００万美元的工厂，在中国可能只需要１５００万美元便能建成。另外一个节省资本成本的要素，就是改变生产过程。在第一世界国家中，工厂大规模采用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以便节省昂贵的劳动力成本。但是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却可以取代昂贵的设备。因此，有一家领军级的家电制造商在他们设在中国的工厂里干脆连输送带设备也取消了。另外，庞大的中国市场，为制造商提供了以很低的成本进行大规模经济活动的机会。根据许多公司的报告，在中国他们可以节省２０％～３０％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成本。最后，中国政府的金融优惠措施也是节省成本的重要来源。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提供了优厚的减税和其他金融优惠措施，有些公司甚至宣称，建造工厂的成本几乎等于零。
迫使西方制造商向中国投资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国内市场。中国的国内市场现在是或者将会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在争论贸易和工作机会问题的时候，美国人说中国是一个全球大企业选择的具有生产成本低廉优势的地方。其理由是这些公司及其产品的消费者可以拥有多种选择。但事实是，“中国不仅限制欧洲、日本和全球其他企业的选择，也让美国企业无所选择”。其众多的人口和有利于节省成本的环境，不仅让低成本的制造成为可能，而且是大势所趋。越来越明显，不是别的国家的选择，而正是中国所作的选择，将决定西方经济发展的未来。
摩托罗拉就是我所说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摩托罗拉前总裁高尔文所以在１９９０年初作出向中国进行巨额投资的重大决定，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对摩托罗拉产品来说是个潜在的庞大市场。他的预测是对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拥有3亿手机用户，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攀升。中国是全球目前最大的手机市场，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市场。除了摩托罗拉之外，欧洲几家大制造商现在也成了在中国的大投资商。不过，中国４０％的市场份额现在掌握在中国的制造商如宁波波导公司的手里。波导将出现在全球排名前10位的手机制造商名单中。尽管在中国的生意不好做，摩托罗拉依然认为，若不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务甚至研发工作转移到中国，公司将无法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ＧＥ塑料集团也持相同的看法。该集团的大中华区总裁郭马克说：“瞧！现今的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商的最佳选地。”正是这样的舆论才引诱美国制造商前往中国投资。无论是玩具厂商美泰儿公司，木制家具公司贝塞特公司、电子大亨惠普公司，还是制鞋大王耐克公司以及许多其他公司都一致认为，将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是迫不得已的做法。
这样做的不只是美国厂商。日本的日电电子（ＮＥＣ）将其硬盘的制造业从菲律宾移到上海，东芝在杭州设立个人电脑工厂，这是它在中国设立的第34个工厂；先锋公司位于上海南边的工厂有3550名工人，一天24小时不断地产出DVD。整体而言，日本企业在过去5年当中，向上海注入了９０亿美元的新投资。与此同时，芬兰的诺基亚，也与其竞争对手摩托罗拉一样，将大量的手机制造业务移往中国。西门子（Siemens）也将其一半的研究与开发业务转移到中国进行，而对大众汽车而言，中国是它在德国以外的最重要的市场和制造基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２００２年中国最大的出口商是台湾的鸿海电子公司。台湾在大陆的企业共有4万多家，总投资金额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居全球转移到中国内地的企业之首。台湾企业在键盘、主机板、荧屏和笔记本电脑等产品方面，占有全球５０％的市场份额，而这些产品的制造业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大陆。韩国也不甘落后，三星公司已经将中国视为其个人电脑和平板显示器的主要基地，同时现代汽车集团也计划到２００７年将其在中国的汽车产量增加至１００万辆。在这波投资中国的热潮中，日本人的举动可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日本人长期以来一直不愿意将制造业转移到外国。先锋公司上海地区总裁峰田解释目前的想法时说：“我们以前犹豫不决，现在不能再这样了。我们必须打消顾虑，否则我们就无法在市场上生存下去。”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制造厂商都转移到了中国，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干什么？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工人（他们的工厂正在迅速地消失）干什么？几年后，这个问题得到了答案，就是一个词：服务业。
印度开始发展服务业，正像中国一直在发展制造业一样
——威普罗公司总裁阿齐姆？普雷姆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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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达拉斯北部到印度南部（1）
2004年11月，我再度前往印度。当我抵达位于德里郊区的维普罗？斯贝克拉曼德公司大楼时，已是午夜时分，而那里却十分热闹，倘若不明就里，一定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一家夜总会。楼外车来人往，络绎不绝，被车灯照得灯火通明。楼内却洋溢着一种大学俱乐部似的气氛。女士们身穿色彩鲜艳的纱丽服，脚踏凉鞋，男士们穿的则是休闲衫、宽松裤和网球鞋。多数人的年龄在20多岁，35岁以上的人绝对没有。屋里人声不绝于耳，墙上挂着巨幅标语：“我们素质过硬”，“我们使命在肩”，“力求高速度、低成本”，“我信心百倍”，“我为呼叫中心增值”。
我来到一家多项产品服务商的呼叫中心，与尼萨特攀谈起来。她所属的单位是美国在线服务公司，任务是在客户服务中心接电话。尼萨特年约25岁，长得楚楚动人，身着一袭金色纱丽服，脚蹬一双蓝色条带凉鞋。她同两亿印度人一样，会说英语，也同其中大约4000万人一样，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说英语时仅隐约带有一丝印度腔。她告诉我说，她原本在当地一所学院学英国文学，后来休了学才有机会到这里来工作。这家客服中心处理的是美国来电。由于时差的关系，她的工作“日”是夜里10点左右开始，拂晓五六点钟结束。尼萨特说，尽管工作时间日夜颠倒，但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她很喜欢这份工作，目前还拿不定主意何时返校完成学业。你如果拨打800这个号码，打算注销自己在美国在线服务公司的账号，就有可能由她处理你的电话。她的任务不仅是劝得你不再想取消账号，而且还真想接着再续几年。就在我们谈话的当儿，她的电话铃响了，我就在旁边听她用自己的用户名“梅根”与对方交谈起来。电话是新泽西州卡姆登市一位名叫鲍勃的人打来的，我以前也曾在那里住过。这位鲍勃看来对美国在线服务公司确实不满。下面是他们的对话内容：
鲍勃：喂，这是账号注销台吗？我是从卡姆登打来的。我一分钟都不想再跟美国在线打交道了，我要马上停掉它。请你立刻帮我注销。
梅根（以安慰的口吻说）：鲍勃，我叫梅根，我知道你有多生气。如果你真想取消的话，我就帮你取消。不过，你能不能先跟我说说你使用电脑的情况。譬如说，你用“发送即时信息”吗？
鲍勃：那是什么？
梅根：那是我们的一种服务，可以让你跟所有联机的朋友立时取得联系，不需要像通常发电子邮件那样等待。你知道，电子邮件的传输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但是要使用“发送即时信息”，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
鲍勃：听起来好像挺有用的，以前怎么从来没人告诉过我呀？
梅根：我不太清楚。不过，你要想续约的话，我可以给你个优惠价。
鲍勃：我不知道该不该续，说不定我用不着那么多。
梅根：鲍勃，相信我，相信我吧，你会喜欢上的，好歹试试看嘛，反正你可以随时打电话回来找我注销。
鲍勃：好吧。如果随时可以找你注销，那我就再试用6个月。
梅根，或者说尼萨特，今晚就这样又获得了一次成功。她的平均成功率是80％，大大超过全中心约70％的平均成功率。给我印象甚深的是她那句“相信我，真的”，极像地道的美国话，音调拿捏得也恰到好处。我问她是从哪儿学来的。她回答说：“在口音矫正课上，我们学了一些很有用的句子，这句话就是那里边的。”我听后暗自叫绝。鲍勃离我们有十个半时区之遥，但尼萨特就像在他家客厅里和他面对面交谈一样。
但是，对美国在线服务公司来说，尼萨特却确确实实不在美国本土。她的月薪才300美元，不到本土同样员工3000～5000美元薪水的1/10，但在这里就算挣得相当不少了，否则保守的印度父母们是不会放下诸多禁忌，让女儿跟外国人彻夜交谈，直到凌晨才步入家门的。如果没有印度众多的尼萨特，处境艰难的美国在线服务公司恐怕很难支撑下去。
陪同我参观公司其余部分的是呼叫中心一名个子高高的资深员工，30岁出头的马尼什。我们一路走过自助餐厅和设施齐全的体育馆。见到体育馆里有人在上健美操课，马尼什解释说，年轻人喜欢这里，不单是因为这里挣钱多，同样也是因为这里人际气氛好，公司提供的设施高级。他强调说，对年轻人而言，这是一种机会不可限量的全新生活方式。 。。
从达拉斯北部到印度南部（2）
接着，我们来到戴尔电脑公司求助中心所在的那层楼。如果你新买了一台戴尔电脑，却不知道如何安装，只要拨打800，电话就会接到这里。大概有近百名年轻人正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向客户解释该按哪个键，这些电话都是从匹兹堡、墨比尔、芝加哥和其他地方打来的。
然后，我们走向楼角的芬格赫特公司。这里的情况令我相当吃惊。20世纪70年代我在美国制罐公司工作时，没少跟芬格赫特公司打交道。当时他们的后勤保障与订货程序都很成问题。如今把订货程序移到印度来处理之后，问题显然正在得到解决。不过，我随即又意识到，我不应该这么想，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在印度完成订单，这些人仿佛就在隔壁。
在大楼的另一个区域，大约2500名最近刚毕业的大学生正在处理美国一家大公司白天收到的保险索赔申请。美国的经理人员早晨来上班时，在印度上白班的同事就把他们留在桌上的待办事宜处理完了。威普罗公司利用印度与美国东海岸的时差，可提供隔天交货服务，收费只有美国本土价格的60％。在大楼的另一端，一群具有分子生物博士学位的科学家正在为数家美国和欧洲制药公司做研究论文的评价与摘要工作，评价结果也是实时或隔日交付，要价也仅有美国或欧洲的若干分之一。
当我离开大楼，回到川流不息的车灯中去搭出租车时，不由得想起自己曾经以为印度肯定很落后。而今我却目睹着一场革命——对印度来说是这样，对世界来说也是这样。许多原本由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完成的服务性工作，如今已经打破束缚，遍地开花了。从今以后，服务业的就业机会将是浮动的，就像过去30年间制造业的情况一样。方才我看到了一种新的运营方式，而且这种方式似乎非常成功。我不禁要问，这一切究竟是从何处开始的呢？
答案就在得克萨斯州。或许您还记得，罗斯？佩罗特1992年以第三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美国总统时，曾大力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说，当所有的就业机会从美国流向墨西哥之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带来“巨大的抱怨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那些深恐工作机会流向印度的人来说，想出信息技术服务外包这个点子的人，正是佩罗特本人。佩罗特曾是IBM公司的销售明星。1962年，他于1月底就完成了全年的销售指标。不过，他当时已经在琢磨销售之外更具潜力的商机了。他意识到，客户往往无法最大限度地利用IBM卖给他们的那些硬件，因此他建议在销售硬件的同时提供计算机售后服务。这一想法遭到公司的否决后，他离开了IBM公司，用自己手头的1000美元存款，于1962年6月27日他生日的当天创立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DS）。
7个月之后，他签了一项大交易，将菲多利公司的全套计算机设施接管过来进行管理。这是计算机服务史上第一宗定价式长期合同，合同期为5年，合同值是5128美元。这项协议对交易双方都有好处。对菲多利公司来说，它可以不用再操心这个虽不重要但老出意外事故且开支很大的部门，而且还可以以预知的固定价格解决这些令人头痛的问题。而对电子数据系统公司来说，它除了得到一笔稳定的收入外，还得到了赚取额外利润的机会，因为它可以将成本压到合同价格以下。这一交易后来成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不少合同的样本。
与菲多利的合同使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稳定和生存有了保障，但真正让它赚了大钱的却是美国政府和得克萨斯州。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建立了医疗保险制度和公共医疗补助制度。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应要求为得克萨斯州蓝十字蓝盾协会负责管理的州公共医疗补助项目设计了一套程序系统，用以处理保险理赔和给付事宜。两年后，电子数据系统公司陆续与得克萨斯州和堪萨斯州政府签下合同，负责管理两州公共医疗补助项目的数据处理事务。后来的事就已经是历史了。电子数据系统公司一路上升，最后发展成了一家拥有数十万名员工、年收益达数十亿美元的跨国公司。
在创立公司的过程中，佩罗特同时也创立了一种产业。可以这么说，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创业历程和地位，堪与合同制造商旭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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