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4大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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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长期的合作关系，并不考虑其资产负债情况和资金流动性。张忠谋提出了战胜日本优势的一种想法，那就是建立一座大型半导体代加工工厂，为不同的公司生产各种产品。除了规模经营之外，这个想法的确有可能解决许多问题。各半导体公司可以不再为庞大的投资成本发愁，他们可以将资源集中用来设计新的、更好的芯片。建立大型代加工工厂也可抑制这一周期性产业的大起大落。半导体公司在不需自行投资建大厂的情况下，将拥有更多应对环境变迁的能力，而大型代加工工厂通过在多个技术产业领域为多个公司供应产品，也可以分散经营风险。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设想，但需要庞大的资金。张忠谋知道该向谁求助，那就是去找“台湾地方当局”。台湾妒忌地看着日本和韩国在电子产业领域日益爬升到具有附加价值的产业水准，“台湾地方当局”正寻找办法将工人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提升到更复杂、工资更高的生产方式。半导体制造业似乎可以满足这一需要。所以当张忠谋提出这一想法时，“台湾地方当局”立即答应在新竹建造一个高科技工业园，新成立的公司在这里可以享受一整套的优惠措施，从而降低建厂的投资和长远的生产成本。这一切很有诱惑力。起初，有些半导体厂商仅将低技术的产品委托给张忠谋所设立的代加工工厂生产，但逐渐地，委托生产的产品愈来愈多样化，最后许多公司干脆不搞制造了，全部委托代加工工厂代为制造。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球仅剩下三四家大型半导体厂商仍然在自己的工厂里搞制造。这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意料不到的情况：若要在半导体产业中保持领先地位，就必须与生产设备制造商密切合作，并设法使自己成为最新设备的第一家用户。举例来说，全球最大的先进芯片制造厂家英特尔，一直是设备制造商最满意的客户。起初，代加工工厂并不受重视，无法很快取得先进的设备，但随着他们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的逐渐提高，他们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成为广受欢迎的客户，他们也逐渐处于主导设计和技术发展的重要地位。
　　其他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走过的道路，也与芯片制造业的发展道路大体相同。当制造业逐渐转移到亚洲、墨西哥和东欧时，科技的发展和设计也紧随其后。此时，在市场经济的自由大道上行驶的驾驶员们，能听得到某个新上路的驾驶员正将变速杆换到高速挡，准备进入超车道。
　　瞧！中国现在是全球制造业最火的地方。
　　——ＧＥ塑料集团中国总裁　　郭马克
　　

“致富光荣”（1）
中国的转变在初期进行得缓慢而小心谨慎，仅指定某些城市或地区为特区，也只有这些城市或地区才有权利打破规定，向外商提供投资优惠，其他地区仍然严格地走传统社会主义道路。１９８２年我随商务部长前往北京进行贸易谈判，最后双方签订了一项协议，美国在中国境内设立数个对外商务服务办公室，对有意前往中国投资的美国商人提供信息和帮助。
　　中国所以对美国有吸引力，其原因有二：其一当然是中国拥有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它可以生产出低成本的出口产品。其二是中国有潜力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基于第一个理由，最早前往中国投资的商人是约瑟夫？哈，当时他是运动鞋制造商耐克公司的资深副总裁。他于１９８２年随我到中国进行考察，想了解如果耐克公司在中国设厂，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生产输往美国和全球其他市场的产品，是否能降低成本。一开始，这一商业考察进行得并不顺利，中国政府坚持耐克公司必须与缺乏经验、没有受过训练的中国公司合资经营才行。中国的劳动力虽然便宜，但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却十分困难，各项清规戒律也像迷宫一样令人摸不着头绪。耐克公司通常习惯与海外的承包商打交道，甚至允许它们拥有自己的工厂，生产耐克品牌产品。因此，它选择台湾地区的丰泰集团作为承包商。丰泰逐渐设立了数家工厂，生产成本低廉的商品鞋。80年代末，这些厂家的经营情况表明，中国的确可能成为一个打不垮的出口平台，耐克公司因此拟订计划，将业务扩展到中国，在那里生产高级运动鞋。
　　另一个前往中国投资的先锋人物是摩托罗拉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高尔文，他于１９８４年末首次前往中国考察。行前他曾经向我谈到，他对于向中国投资一事持保留态度，认为中国是一个长期敌视美国和市场体系的国家，他说：“我当初的态度是，为什么我们要与他们做生意？”然而，经过两个星期的实地考察之后，高尔文认为，中国领导人对改革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因此改变态度，认为摩托罗拉必须进入中国，而且越快越好。但投资的方式不是中国人所主张的合资方式。在与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会谈时，他斗胆以挑战的口气说，如果中国坚持要按自己的方式办，就一定会失败。高尔文对他们说，摩托罗拉公司准备在中国投资1亿美元，建立世界级的设施，生产高技术产品，条件是摩托罗拉要拥有这些设施的全部所有权和控制权。１９８８年末，中国人终于表示同意他所提的条件，于是摩托罗拉便开始在中国投资生产。中国人对于这项投资的期望特别高，因为他们已经在摩托罗拉的传呼机上发明了新的使用方法。他们开发出了一套标准码，例如，２３４代表“我要订一箱青岛啤酒”，等等。传呼机因此成为手机的前身。由于传呼机的销售成绩相当好，使得摩托罗拉在中国的营业收入比预定时间表提早4年达到了1亿美元。公司的高管们也因此急欲加速发展这一势头。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真的开始行动起来了，它的出口额在１９８１年翻了一番，从３００亿美元猛增到６００亿美元。美国、欧洲、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许多公司都准备跟随耐克和摩托罗拉的脚步，前往投资。但后来的“民主运动”和１９８９年６月的天安门风波，却让一切活动戛然而止。整整两年的时间，全世界的商人都屏息以待，他们投向中国的资金也都按兵不动，几亿中国人也都看着、等着。没有人能知道，###是走向更加开放途中的一个波折，还是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的信号。终于在１９９２年１月，年迈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开始了后来所称的“南巡”。在深圳——它紧靠香港，过去是个小渔村，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他种下了一棵常青树高山榕，并为深圳的发展而高兴，同时敦促要进行更大胆、更快速的改革。他说：“改革就是要解放生产力，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这便是众人期待已久的信号，邓小平的话“像柏林墙倒塌一样”令人振奋，引发了新一波的投资、建设和发展的浪潮。摩托罗拉宣布将投资亿美元，在天津设立新厂，生产半导体和电讯设备。这也是外商当时在中国的最大一笔投资。还要指出的是，此次投资的目的是生产高科技产品，而非一般商品。此外，耐克也积极在中国建立一套设施网，专门生产外销美国和全球其他市场的鞋。很快便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商人紧随这些开路先锋之后进入中国。

“致富光荣”（2）
20世纪80年代的10年当中，直接投资中国的外资总数仅２００亿美元，可是到20世纪末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２０００亿美元，在以后3年中又增加了一倍多，达到４５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３年，中国的外商投资金额为５３０亿美元，美国的外商投资金额为４００亿美元，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外资直接投资金额最大的国家。
　　尽管“台湾当局”百般阻挠和限制，台商在中国内地的投资金额仍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处于领先地位。台湾半导体公司积极争取到中国内地设厂，“台湾当局”在岛内商人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宽半导体科技不得转移到海峡对岸的限制。不过，外资之所以向中国投资，主要原因是中国本身的大力投资，许多公司，如家电领域的海尔公司、个人电脑领域的联想公司、电视机领域的ＴＣＬ以及电讯设备领域的华为公司等异军突起，挑战各自领域的世界领军企业。使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不是消费，而是投资，它占了中国ＧＤＰ的４４％。你若想了解这一转变的情况，请到下面几家工厂去看看。
　　耐克公司从美国俄勒冈州比弗顿来到中国上海。
　　从上海市向南走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便是耐克公司的哈利？约翰逊复合式工厂，它坐落在一个工业区内，这里除了生产线以外，还有工人宿舍、医疗设施、体育馆、娱乐场所、食堂和饭店。我于２００４年５月来到这里，接待我的是工厂的总经理约翰张晨（音译）和他的几位主要高管。他说，这家工厂建于１９９６年，是耐克在中国扩大发展的一部分。因为此区是政府规划的工业发展区，耐克因此能够以极低的价格取得一整套有利的发展设施。耐克拥有厂区里全部建筑物的所有权，但该公司将这些建筑物出租给了丰泰集团。所以约翰其实是丰泰的员工，另有两名主要经理也都由丰泰聘任。约翰的妻子和孩子都住在台湾，他每个月在工厂里工作3个星期。行政大楼顶层有专为他准备的宿舍。好在他有工作的热情，否则在这个偏远的地方他一定会感到寂寞的。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他回台湾与家人团居，并出席公司总部召开的管理工作会议。
　　一双耐克鞋的制造流程起始于设在美国俄勒冈州比弗顿的公司总部。在这里市场调研人员研究用户资料，以便找出可能吸引消费者的新款式或新花样。新产品开发人员根据这些概念做出样品，接着将这些样品鞋拿到市场上试销。如果新产品试销成功，样品便会送到台湾的丰泰公司。在那里先进行小批量试验生产，以便找出最好的流程和存在的问题。如果一切顺利，这项新产品便正式成为耐克品种而被投产，可能被送往上海的这个工厂开始生产。
　　丰泰租下耐克公司的建筑物后，安装了它自己的设备。这些设备大多数是从意大利、日本和德国进口的。但有些缝纫机则是从中国内地制造厂商那里买来的。毫无疑问，未来有更多的设备将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生产厂家。不过，目前绝大多数设备都是国外原装品，与欧洲、日本或美国的大多数现代化工厂中所用的设备是一样的。由于在这些国家中，制鞋业属于夕阳产业，所以上海这家工厂的设备可能比中国自己工厂的设备要先进一些。与此同时，有些工序在外国可能已经自动化了，但在这里则仍然是手工作业，因为这里劳动力价格低廉，没有必要花大钱去搞自动化。然而，并非到处都是如此。当自动化能大幅度提高产量时，生产过程便实行自动化。只是低廉的工资改变了资金成本与劳工成本的比率。丰泰在这方面可说是鱼与熊掌兼得，不仅有廉价的劳动力，而且也省下一笔投资资金。
　　工厂雇用了４６５２名工人，其中３４７６名为女性，１１８６名为男性，他们全都属于丰泰的员工。约翰抱怨说，上海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当地人的生活富裕，对于制鞋的工作开始显得不屑一顾。不过对此他早有准备。目前他所雇用的工人当中，2/3的人是来自邻近省份，那里有千百万的工人要找工作做，干什么活他们都愿意，能够找到一份制鞋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些外地来的工人就住在厂区的工人宿舍里，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妇女，她们将所得的工资大部分都寄回乡下的家里。工人一天工作8小时，中间有1小时的午餐时间，一星期工作5天。不过，因为大多数工人都跟约翰一样住在厂里，所以工厂、丰泰耐克，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他们的生活条件还算不错，住集体宿舍的人一日供应三餐，工厂每年接受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的检查，以确保没有虐待和剥削工人的现象存在。
　　工厂内并没有工会组织，约翰解释说，管理这些工人很容易，因为这里的工作道德非常好，远比他曾经工作过的某些亚洲国家要好得多。员工的工资分为六个等级，普通生产线的工人一个月１６５～２５０美元；第一线的工头，一个月３００～５００美元；主任７５０～１２５０美元；资深经理和监工，一个月１２５０～２０００美元。约翰本人的月薪是３０００美元，相当于年薪３。６万美元。他负责管理的这个工厂每月生产３４。４万双健步鞋，主要销往美国市场。在美国，同样的工作，年薪可达８万美元，而在日本大约为５。５万美元。尽管这里的工资不算高——约翰紧接着说——但比越南和泰国某些地区的工资还是要高一些。接着他强调说，最根本的一点是：这里工人的工作道德水平高、技术熟练、工厂靠近世界级的机场和上海港口，中国具有世界级的通讯设施和宽带互联网络，因此这个工厂的生产效率要比别的地区高得多。高生产效率加上廉价劳动力，让中国成为制鞋业的最佳地点，这里的生产成本比其他任何地方的生产成本要低２０％～３０％。
　　

丝绸之路
从上海向南行约3个小时的车程，便来到中国最美丽的城市——杭州。这是一个幽雅的、寺庙林立、郁郁葱葱的湖滨城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与中国主席毛泽东于１９７２年在这里作出了两国恢复邦交的历史性决定。我曾应邀参观位于杭州的汉帛服饰有限公司总部和主要工厂，这是一家快速成长起来的中国丝绸制造商。当我的汽车在总部大楼前面停车时，公司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高品伟的高级轿车也正在停车。他刚才送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的女儿上飞机回洛杉矶。我们走进大厅的时候，高的手机一路响个不停。我在他接电话时研究公司的建筑。这里完全不像我所访问过的任何一家纺织公司，倒像是一家成功的新兴硅谷公司总部。在这里，每位员工包括大堂接待员，都像是在股市上发了财的百万富翁。我们走向高品伟的会议室，沿途经过设备齐全的体育馆和室内网球场。我很想知道，眼前这位高品伟是何许人也？他怎么会爬上今天这个高位？
　　在他用两部手机打电话的间隙，这位已经４６岁的高品伟对我讲述了他坎坷不平的发展道路。30年前他开始在一家国营纺纱厂当普通工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逐渐爬升到了管理阶层，并经常与一些外国企业如沃尔玛公司来往。这些外国公司到中国来的目的是想寻找能够把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低价供应商。１９９１年他便认识到国营企业的未来受到限制，也亲眼看到一些胆大的企业家承接美国大型百货商和时装设计公司的生意、生产成本低廉的纺织品而快速致富的例子。于是他决定放手搏一回，向在香港经营纺织业的两个朋友筹措了４０万美元的资金，创立了汇丽绣花公司。这些钱主要用来购置缝纫机，他还租用了一间仓库当做工厂，雇用当地的家庭主妇担任裁缝。汇丽的第一笔订单来自香港的一家贸易公司。该公司订购了800件男式内裤，准备在美国的零售商店出售。靠着每月只付给工人约６０美元的工资，又凭借香港健全的后勤和贸易网，汇丽得以用不到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生产成本的一半的低成本进行生产。
　　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沃尔玛百货公司在其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山姆？沃尔顿宣示只销售美制产品的压力下，关闭了在中国的采购部门。然而，１９９２年沃尔顿去世之后，沃尔玛百货的“天天低价”诺言再一次战胜了只销售美国货的宣示，公司又大举返回中国。
　　当汇丽绣花公司成为沃尔玛的合同供应商时，高品伟恢复了与老客户的密切关系，事业一片兴旺景象。而与此相反的是，他原来的国营企业老板此时却成了可悲的破产者。
　　尽管事业发展得十分顺利，但高品伟却不满足于当一个单纯的合同制造商而为人做嫁衣裳，还得经常面对客户要求降价的压力，他渴望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更高的利润率。于是他转而经营时尚丝绸服装制造，并将公司更名为“汉帛”，意思是最优质的丝绸。接着，公司成功争取到为时尚服装巨人丽姿克莱本品牌代加工的机会，并成为该品牌的主要合同制造商，同时他还开始开发自己的品牌。高品伟引进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的服装设计师，创造出汉帛系列服饰，在中国国内销售，销量占公司总销售量的１０％。这个数字看来虽小，但是对于像汉帛这样的公司而言，出口构成公司生意的全部。高品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并购一个不太出名的美国品牌，将之与汉帛的高质量和低成本嫁接在一起，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品牌，他说：“在所有的中国产业中，时装业最有机会以自主品牌登上国际舞台。”
　　这话听来让人觉得有点抱负不凡，但对于全球最早涉足丝绸和优质羊绒服饰制造业的意大利人来说，这个想法却是再现实不过的了。自从马可波罗从古中国归来之后，一直在世界高级丝绸时装业领域扮演主角的意大利时装业，如今在与像汉帛这样的公司的竞争中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痛苦。在过去3年当中，中国的丝绸服饰和丝绸面料的出口量不断上扬。尽管汉帛公司在过去10年当中将员工的工资提高了一倍，达到月薪１２０美元，但与意大利的１８００美元的工资相比，这个数字还是低了很多。国际丝绸协会会长米歇尔？卡内巴表示：“第二次震撼已经开始了。”在意大利丝绸制造中心地科莫，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约有８０％的当地商人关门离去。“我们几乎失去了一切”，工会的丝绸处负责人吉多？特塔曼蒂如此说。而在杭州，高品伟这时却在考虑买下意大利的知名品牌，并将之变为汉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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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制造”到“天天低价”（1）
沃尔玛百货从成立到现在已经５０年了，如今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百货商，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坚持不懈地降低成本，以便兑现它自己宣称的诺言：让消费者享受“天天低价”。公司是如此的吝啬，甚至于有时候要求送货的卡车司机要自己把货物从卡车上卸下来推进公司仓库。各家分店的室内温度都由阿肯色州的本顿维尔总部统一控制：夏天维持在华氏７３度，冬天７０度。公司的最高领导以身作则做节俭的榜样，例如，2004年总收入高达１８００万美元的首席执行官Ｈ？李？小斯科特，就是亲自动手倒自己的垃圾，出差时与公司的员工一样，坐飞机从来都坐经济舱，住宾馆也都住经济客房。
　　追求更低成本的做法，必然会把沃尔玛百货的采购人员赶向国外。在中国开放初期，他们是第一批去中国访问的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已经在中国采购大量的商品。然而１９８５年，山姆？沃尔顿提出“将工作岗位带回美国”的计划，并宣称“沃尔玛百货确信，美国工人会干得更好”。他宣布并指示以高于进口产品５％的价格购买美制产品。沃尔顿后来宣称，他的这个计划挽救了美国国内１０万个工作岗位。然而，在城市里保持最低价格的需要很快便将他这一计划推翻了，因为事实上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制造的商品，比美制商品便宜不是５％，而是５０％。20世纪90年代中期，沃尔玛百货不仅回到了中国，而且进一步与中国共同组建了合资企业。从此全球最大的百货商与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的使命是给全世界的消费者，特别是消费量比任何国家都大的美国人，提供最低廉的商品。沃尔玛百货公司负责提供后勤和销售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而中国——市场经济生产方式最大的促进者——则提供免税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法令规定、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党控制的工会组织以及对美元采取稳定的汇率。
　　若想了解这一组合的运作情况，请到香港对面的深圳去看看“深圳市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这是一个从事开发、生产、销售F&D牌汽车喇叭、HI…FI及有源HI…FI音箱、多媒体音箱及家庭影院系统等系列产品的企业，2100名工人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和漫天飞舞的锯屑中工作，每个月为沃尔玛公司生产36万部音响组合。嘎嘎作响的线锯不断锯着制造音箱用的木材，却不见有人带着耳罩或护目镜，装配电路板的女工中，有许多人手上裹着绷带，却不见有人戴手套。这里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是从乡下到深圳来谋生的，他们找到了这份工作，每月挣120美元的工资。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超长，而且一星期工作6天，折算起来时薪仅50或60美分。若有人对这种待遇心存不满，墙上挂的标语足以提醒他们的处境：“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然而，员工们的艰苦处境却给西方消费者带来了福音。沃尔玛用３０～４０美元买一台高保真音箱，然后以５０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的商店。这么低的成本，再考虑到沃尔玛在中国有大约５０００家合同工厂，你就会明白，这个合资企业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有多大。根据沃尔玛的统计，２００３年，它花了１５０亿美元购买中国货，然后将其中的大部分出口到美国，一部分销往加拿大和欧洲。
　　不过，沃尔玛的作用远远超过了购买廉价的中国货。它的榜样作用鼓励其他的美国制造商把更多的产品转移到中国去生产。举例来说，芝加哥厂商莱克沃德工程与制造公司所制作的箱型风扇由沃尔玛百货销售。10年前，每台风扇售价２０美元，沃尔玛觉得价格太高。莱克沃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尔？克劳斯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实行自动化生产将工人的数量从２２名降到７名，克劳斯还说服供应商降低零件的价格，但生产出来的风扇还是不够便宜。终于在3年前，克劳斯在深圳开了一家工厂，这里工人的时薪仅２５美分，远低于芝加哥的１３美元。如今，该公司４０％的产品，包括箱型风扇的关键零部件都在中国制造。而箱型风扇在沃尔玛商店的售价如今已降至１０美元。有人抱怨说，这种价格正是将美国贸易赤字推向空前的也可能是无法承受的高点的元凶。
　　只要看一下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你就不难明白沃尔玛百货的影响有多大。２００２年，沃尔玛百货从中国向美国共出口了１２０亿美元的商品，２００３年增长到１５０亿美元，占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２８％。假如将沃尔玛百货视为一个独立国家（有人认为它就是，而且有几个国家还向本顿维尔派了大使）的话，那么它作为进口中国货的国家，排名在德国和英国前面。我们还可以拿沃尔玛和欧洲的百货商做个有趣的比较，例如，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法国的家乐福先后从中国进口了１６亿和２０亿美元的商品；英国的百安居（B＆Q）进口了１０亿和１３亿美元的商品，法国的欧尚两年各进口了约３亿美元的商品，日本的伊藤荣堂两年各为１５亿美元。按人口比例算，欧洲的百货商若想拥有沃尔玛在美国的影响力，那么上述从中国的进口额都必须再增加一倍。
　　另一方面看，欧洲和日本的消费形式通常比美国落后好几年的时间。若考虑到这一点，欧洲和日本的数字其实已相当庞大，而且还在持续增大。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他们很快就会接近美国的数字。
　　以整体的贸易平衡来看，沃尔玛与中国的合资企业，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不断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沃尔玛在中国的采购量总计占美中双边贸易逆差的１０％强。一旦赤字持续扩大，美国政府势必要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中国的人民币升值，并对从中国进口设置某些限制。但沃尔玛的亚洲总裁钟浩威心里很清楚沃尔玛应该站在哪一边，他说：“对美国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拙劣的做法。”
　　

从血汗工厂到无尘室（1）
再回到浦东地区，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样，看不到替沃尔玛百货公司卖命的血汗工厂，眼前是上海最重要的新工厂的一片闪闪发亮的白色厂房。这就是中芯国际集成电路（SMlC）有限公司花费１８亿美元所打造的中国第一座半导体芯片厂。董事长张汝京亲自到大门口迎接我们，在进厂参观无尘室（制造半导体的厂房，通常装设有一股向下吹的气流，让厂房内的空气维持几近无尘的状态）的设备之前，我们先穿上鞋罩、戴上头罩、穿上白色大褂。当今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不断将生意推向中国，张汝京便是这股力量的象征。张汝京1949年在南京出生，共产党解放中国大陆后随父母来到台湾高雄，并在这里长大。在台湾大学毕业并服完兵役以后，他来到布法罗城的纽约州立大学学习，于１９７７年取得工程系硕士学位。接下来，得州仪器招聘他来到达拉斯。在那里他负责研发供空军使用的语音合成器，他的发明最后被应用在得州仪器的发声儿童玩具上。在得州仪器，张汝京很快进入由传奇人物、集成电路发明人之一的杰克？基尔比所领导的小组，该小组的任务是继续开发当时公司的核心项目——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DRAM）。在掌握这一关键装置的专门技术后，他被派往新加坡、意大利和日本，负责监督公司在这些地区的硅片厂建设情况。1997年，张汝京虽然已经是美国公民，却决定回台湾协助建设世大半导体制造公司。数年之后，世大与台湾的另一家大公司合并，张因对计划中的裁员有异议而离开了公司。后来他和一些投资者及以前的客户集资16亿美元，作为建新厂的启动资金，他带着这笔钱前往中国大陆寻找建厂的地点。这时恰逢中国提出了一个吸引半导体厂商到中国投资的高科技计划，他来得正是时候。
　　虽然中国在DVD、微波炉和电视领域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但这些产品的核心零件——半导体芯片的８０％需要从境外进口。例如，在２０００年，中国内地的半导体产量仅９亿美元，而台湾是１１０亿美元，韩国是１２４亿美元。中国内地的工厂无法满足快速成长的需求，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们一致认为，发展国内的半导体产业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唯有如此才能促进整个工业基础的进一步发展。诚如中国半导体行业理事会会长俞忠钰所言：“半导体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关键，我们要继续发展，就必须拥有这方面的技术。”信息产业部的官员、半导体行业理事会秘书长徐小田还补充说：“世界上的很多电脑和手机是我们造的，将来半导体同样也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