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4大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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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创立公司的过程中，佩罗特同时也创立了一种产业。可以这么说，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创业历程和地位，堪与合同制造商旭电和伟创力相媲美。旭电是通过接管和经营IBM公司的几个工厂起家的，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开始也是通过经营伟创力的计算机业务和接管得克萨斯州和堪萨斯州的公共医疗补助业务崛起的。旭电是从经营工厂开始到经营整个供应链，从而逐步成长起来的。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同样也是从处理医疗补助申领事宜和经营计算机业务切入，从而跨入全新领域的。如果你能处理医疗补助申领事宜，同样也能处理其他保险理赔业务，也许还能处理付薪和信用卡付账等诸多事宜。全球化和自动化这两大力量的交互作用，使得需要处理、监控和支援的事务以几何级数不断增长。因此，系统的开发和管理便成了某些公司的金矿，如甲骨文、思爱普、电子数据系统公司、IBM、毕博和埃森哲等公司。起初，这项工作是在客户的处所或者是咨询公司或软件公司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但自从维普罗、塔塔咨询、印孚瑟斯和萨蒂扬这些公司问世之后，一切都变了样。
　　首先想到把这些事务都移往印度去处理的人，同样来自得克萨斯州，名叫马克？谢波德。我认识谢波德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他是半导体巨头得州仪器的总裁，我则代表美国政府在跟日本谈判有关半导体的相关问题。谢波德身材高大，气势威严，是一个深具眼光的领导型人物，而不是一个管理型的人物。有人认为，由于他对做生意的时机判断能力差，对待下属的态度有时又比较粗暴，差点儿害得得州仪器毁在他手里。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他不仅拯救了得州仪器，很可能还拯救了美国整个半导体产业。是他，而非其他任何一个企业领导人，说服美国政府终止了日本对美国的记忆芯片倾销，这才免除了美国半导体业当时所面临的一场浩劫。
　　除了担任顶尖技术公司的总裁外，谢波德还自诩为预言家，对于世界发展趋势具有长远的眼光。无论是在公司的年度计划会上，还是在公司的年度报告中，他都对自己的观点作详细阐释。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作的预言，即包括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和印度将成为主要经济体和世界级技术强国。这一观点在当时并不为常人所接受，有人甚至还怀疑他是否未老先衰了。但是，尽管意见纷纭，谢波德还是坚持让得州仪器在印度建立了一个软件开发中心。在公司不少人看来，此举似乎太不切实际。没错，印度成本的确低廉，但是却远在11个时区之外，从达拉斯乘飞机要花20个小时才能抵达，更何况印度贫穷透顶，得州仪器做的东西在那里根本不会有人要。公司本来就已经难以为继了，这样一个海外软件开发中心究竟有何用呢？充其量不过又是一个拖公司后腿的包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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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否比IBM聪明？
谢波德清楚地看到而他人却没有看到的是，在社会体制的懒散状态中，却有许许多多能力超强的人在到处是灰尘、发展落后的印度做着令人十分感兴趣的事情。这些能力超强的人，既深受印度历史悠久的学习传统的影响，又出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手创立的印度理工学院的校园。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发生在1965年印度与美国的盟友巴基斯坦进行战争期间。当时美国突然决定停止向印度提供关键性电子设备。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印度政府决心10年内在中、小型计算机方面实现自给自足。印度政府的电子委员会似乎也预感到，　　没有相配的软件，计算机系统的各种功能就得不到发挥。因此他们认为，软件就是关键，软件就是商机。
　　由于军队需要接触先进设备，因此一开始印度政府允许IBM和英国的国际电脑有限公司在印度自由经营。到20世纪70年代初，IBM已拥有将近75％的市场占有率。后来，印度政府开始采取新的政策，限制外国投资的比例，迫使IBM和ICL向印度的公司转让商业机密和技术。在随后激烈的谈判中，印度总理莫拉尔吉？德赛挑战性地向IBM的一位主管发问：“是IBM聪明还是印度聪明？”那位主管的回答我们无从得知，但IBM的反应则非常清楚，它关上大门，离开了印度。不过，这一决定所造成的后果，却是众人始料未及的。
　　直接的影响是印度整个经济遭到了重创。但危机也能带来转机。有些以前在IBM公司工作的印度人自己开起了公司，在为旧电脑提供服务的同时开发新的软件。没有了IBM及其专属的操作系统，印度人转而选择了Unix操作系统。这是由AT&T开发，并由美国反托拉斯法判定任何人皆可免费使用的系统。此举对以后发展的重大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由于Unix支持不少衍生系统，如DOS、Mac、OS　和Windows　NT，还有Java等编程语言，因此，原本就受过高等教育且英语又很流畅的印度程序设计员个个练成了个中好手，而这些系统正是美国和欧洲公司争相要采用的。此外，自从印度政府将软件开发定为潜在出口工业以来，便一步步在朝着软件出口迈进，借以满足它愈来愈迫切的外汇需求。
　　虽然印度还不能完全与硅谷同日而语，但是这扇门已经打开了一条缝，好多企业家都跃跃欲试。自从1968年印度政府明确将软件作为重点产业以来，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就一直争取在这方面有所作为。1974年，它终于拿到了第一笔大宗出口生意，为伊朗一家电气公司设计一套商店和库存控制系统。次年，该公司紧接着又为英国一家医院设计了一套信息处理系统。
　　另外一个开路先锋是维普罗（西印度蔬菜加工公司的简称）。这家公司原来是生产食用油的，创立于1945年，创始人是现任总裁阿齐姆？普雷姆吉的父亲。1966年他父亲过世后，他放弃在斯坦福大学的学业，回家接管了公司，如今他已是印度最富有的人。不过，公司赚的钱虽然不少，普雷姆吉却感觉毫无意义。因此，IBM被撵走之后，他便带着维普罗一头扎了进来，研发替代性计算机以及电子制表软件和文字处理软件包。
　　没过多久，7名来自孟买的年轻程序设计员就开始琢磨，想成立一家能够与世界上顶尖软件公司抗衡的印度公司。在纳拉亚纳？穆尔蒂和南丹？M？奈尔卡尼的领导下，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凑到一起，以区区250美元在1981年创立了印孚瑟斯公司。穆尔蒂后来解释说，“打从创业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把目标锁定到国外。当时印度真的没有软件市场可言。我们创立公司这些人都有在国外工作或学习的经历，也因此而认识到整个公司该朝哪里发展。我们心里说，要想在尖端科技领域有所发展，就得具有全球竞争力。因此，我们必须面向国外。”
　　穆尔蒂认为，在打入美国和其他国外市场方面，印度具有这么几项优势：首先是有为数众多的专业人士，他们会说英语、受过教育、而且工资水平不高。其次是与美国相隔12个时区的地理位置，这一点使他们得以跟美国的企业结合在一起，一天工作24小时。穆尔蒂说，“我们的想法是，一天24小时为客户提供质高价廉的服务，怎么可能会失败呢？”
　　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拉朱？拉马林阿认为，印度个人电脑的时代已经来临，于是便着手筹划建立零售连锁店，从此便有了萨蒂扬计算机服务公司。最近，拉马林阿解释说，连锁店的设立就像是一种自然延伸（他父亲以农业起家，后来将一片葡萄园变成了一家房地产集团。）　事后证明，这一想法的确很有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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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统治”的终结（1）
1984年发生的两件大事，戏剧性地将印度这一产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一件是拉吉夫？甘地当了印度总理，另一件是马克？谢波德迫使得州仪器在印度投资。拉吉夫是在他母亲英迪拉？甘地总理遇刺身亡之后当选的。他先前是印度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这一经历不仅给了他四处旅行的机会，更将他打造成了一个热衷于技术的人。当上总理之后，他立即放宽了对软件和计算机产业的限制。据穆尔蒂说，计算机产业在发展初期面临巨大困难：“我们经常要花上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往德里跑上50个来回，才能进口一台价值1500美元的计算机。”过去，由于受印度人所谓的“特许统治”制度的限制，即便是普通的交易也得有许可证或盖章批准。穆尔蒂解释说，“特许法令带来的限制以及相关政策对企业造成的不便，根本无法言传，唯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到。”不过，所有这一切都被拉吉夫和他那帮“电脑小伙子”们当做改革目标了。
　　拉吉夫政府制定的目标是，到20世纪90年代，要让印度的软件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和韩国硬件的水平。他的策略是先大量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然后再在价值链上逐步爬升。在这个关键时刻，得州仪器率先在班加罗尔设立了软件开发机构。一开始，他们只是做一些相对简单的软件应用支援工作。为了便于跟达拉斯的总部联系，得州仪器提出申请，要求架设一个地面站，用于接受卫星数据。尽管实行了新政策，地面站前后也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投入运行，其间还创造性地绕过了二十五条相关的政府法规。但最后得州仪器终于证明，海外软件支援的做法大有可为，从而引发了对印度软件和信息技术潜力的兴趣。拉马林阿放弃了他的计算机零售店，将萨蒂扬变成了一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公司。与此同时，维普罗、印孚瑟斯、塔塔咨询也都开始扩展各自的业务。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方面的活动使印度从软件业获得的收益提高了3倍，从约4000万美元上升到了亿美元，其中将近一半来自出口产品，从而也为后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请人来到转出去
　　自从1995年美国放宽移民限制以来，前往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印度人很多都留在美国找了工作。尽管他们仅占美国移民总数的3％…4％，但在拥有专业能力和技术的移民人口中却占了20％还多。在美国生物科技、软件和电子业领域，许多印度人成了科学家、公司主管和企业家。正如穆尔蒂当年所料，当印度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公司以美国和欧洲市场1/3或更低的价格提供高学历人才时，很少有企业能够拒绝。
　　印度的软件编程人员最初到美国和欧洲去工作时，做的都是限时制的一般性工作，拿的是印度人的薪水，住的是工地附近的旅馆或临时宿舍。这种做法被称为“驻厂代工”。由于美国人和印度人在薪水上有差异，这种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盛极一时。例如：1999年，印度一名系统分析师的年薪是20500美元，美国分析师则挣58300美元；印度测试工程师一年挣11700美元，美国测试工程师却挣57100美元。既然能节约这么大的成本，客户们没过多久就将印度人的合同工作范围扩大到了更为复杂的领域。印度公司不久便将与客户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转变成了伙伴关系。正如美国一位首席执行官对我所言，“起初我雇他们，是因为他们比较廉价。后来我继续雇用他们，则是因为他们活干得比较漂亮。”这种信心一旦建立起来，再加上得州仪器公司的经验和卫星数据连接的实现，将某些工作移往印度去做的吸引力就更大了，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成本优势。接着，9？11事件之后，美国对短期务工人员新实行的签证限制，也加快了将各项业务转往海外的进程。
　　然而，将业务转往海外有个通信保密和安全问题。在如何启动向海外转移方面，萨蒂扬的经验是个成功的例子。1991年6月，萨蒂扬与迪尔公司签约，负责该公司的一个软件项目，迪尔公司遂成为萨蒂扬第一个名列《财富》杂志500强企业的客户。这个项目进展得十分顺利，双方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992年1月，萨蒂扬架设了它第一个６４KBPS的卫星接收站；　为日后与全球客户连线铺平了道路。迪尔公司显然想通过卫星将大量设计工作移往印度去做，借以节省巨额成本，但这样做也不是完全放心，于是便先搞了个试点。拉马林阿向我解释了他们的做法。萨蒂扬在位于伊利诺伊州莫林市的迪尔公司总部附近建了一个小型试验站，名曰“印度土地”。这里的一切都和萨蒂扬公司在印度的办公场所一模一样，连公司的300名印度员工在试验期间也搬到了莫林，模拟他们在印度海得拉巴建厂后的工作情景。另外，在迪尔的总部与印度在莫林的试验站之间还建立了通信连接，模拟莫林和印度两地之间的通信情况。试验站的工作人员按照印度时间作息，夜间工作，白天睡觉。尽管相距只有几百码远，迪尔总部和印度试验站之间从未有过实际接触，一切联系都是通过数据传输方式进行的。按此方式成功地运行了几个月后，萨蒂扬和迪尔才将业务转移到印度去做。在印度，最后整个系统能和在莫林时一样顺利运行，但成本却低得多。这类试验推动了将软件开发和信息服务移往海外的趋势，甚至早于互联网得到广泛应用。后来，随着互联网在商业上的用途日益增多，加之1994年网景浏览器的问世，印度公司的收入和在印度完成的工作的比例都进一步地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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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金矿（1）
然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只是印度崛起的一个方面。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章开头提到的维普罗？斯贝克拉曼德公司，听听拉曼？罗伊给我们讲述企业的另外一部分——后勤部门的运作情况。
　　罗伊是一位言辞谦恭又不得闲的主管，从我们见面开始，他的两部手机一直响个不停，最后他好心地把手机关上了。这家公司是该行业的龙头企业，罗伊则是幕后天才和开先河者。他出生在如今是巴基斯坦领土的拉合尔。在印巴分离时期，为了躲避战乱，他随家人移居到了德里。他的成长岁月是在贫穷中度过的，后来专攻会计学，希望借此有个比较光明的前程。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以拥有33个会计学位和证书的资历，签约进入美国运通公司设在印度的一家会计事务所。罗伊回忆说，其实机会是自动找上门来的。有一回，公司一名高级主管前来印度视察，表面上是出差，实际上是旅游。游玩过泰吉？玛哈尔陵和其他景点之后，这位主管到事务所来了一下。开始时他还一副屈尊的神态，后来却愈来愈感兴趣，最后竟禁不住发出一声惊呼：“嘿，干得不错嘛。”6个月后，美国运通决定将它在全球的40家会计中心削减到3家。印度事务所凭着罗伊呈给管理委员会的计划所体现出来的实力，有幸成了留下的3家之一。
　　罗伊还清楚地记得运通的审计长约翰？麦克唐纳在会议结束时说的话：“好啊，小伙子。你的计划被批准了，现在想办法去执行吧。”
　　然而，执行起来谈何容易。那是1991年，美国运通内部就有许多反对的声音，对印度人有信心者寥寥无几，更何况当时德里连一部美国运通能用来进行数据传输的卫星接收天线都没有。可是，要想购置一部卫星接收天线，却难于上青天，你得忍受官僚机构一关又一关的拖延。最后，罗伊只好安装了一条电缆线。但是，开始运行后没多久，所有的系统突然毫无来由地瘫痪了。结果查明是有人把电缆挖了出来，想偷取里面的铜丝。为了解决电力供应不稳的问题，罗伊又进口了发电机，由公司自己发电。此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由于罗伊他们处理的数据量很大，有些印度官员便怀疑罗伊和他的团队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尽管困难重重，但有一点却不曾改变，那就是印度人的会计工作质量。罗伊的团队使美国运通的会计和数据处理成本降低了一半。如同前一个世纪的探矿者一样，在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之后，他们现在终于找到金矿了。
　　杰克？韦尔奇的秘密武器
　　罗伊在美国运通的故事传开后，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家仍处于探索阶段的公司打来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似乎与马克？谢波德所见略同，他也看到了印度人的才能和潜力，20世纪80年代末他开始前往印度活动。1991年印度政府开放市场之后，通用电气公司投资了4家合资企业，希望能有爆炸性的进展。然而，由于官僚机构的拖延，基础设施的脆弱和市场接受度低等因素，无奈到1995年底依然不见应有的起色。这时，通用电气在印度的最高主管斯科特？贝曼意识到，合资企业赚不到钱，能赚到钱的地方是通用电气本身。通用电气的软件很多都是自己编制的。在印度编程只需花相当于美国的1/4的成本，为什么不把这件事转到印度来做呢？工程方面也一样。韦尔奇可是个大推销员。贝曼说；“杰克别的不做，只是不停地压缩预算。经理们一抱怨，他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说：你去过印度吗？去过之后再来跟我谈。”
　　在后来造访印度的人当中，有一个是通用电气公司的融资主管加里？文特。1995年底，出面说服罗伊加入通用电气的就是此人。到了通用电气，罗伊如同在美国运通一样，仍然是在会计和后勤业务方面为公司削减成本。与此同时，他还从公司申请了25万美元，试验从印度进行呼叫服务。“那不可能”，当时总部有几位重量级的人物很不以为然，“靠着半个地球以外的外国人说英语肯定不行，不会有人听懂的。就算客户能听懂，声音传输的延迟和故障检修的时间也会长得让人受不了”。但试验证明，只要对人员做一下“口音矫正”，再加上足够的备份设备，这种做法是可以行得通的。不久，通用电气的融资部门就在自己的呼叫中心和后勤部门开采到了更多的金子。数量之巨，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

后勤金矿（2）
接着，罗伊又产生了一个想法。有一次汇报工作时，他突然向韦尔奇提出：“我们是个花钱中心。为什么不把它作为一种服务卖给其他公司，让它变成一个利润中心呢？”韦尔奇的回答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但同时也促使罗伊作出了一个难以作出的抉择。“坚决不行，”韦尔奇说，“你们这些人是我的秘密武器。难道你想让惠而浦的产品卖得比通用电气更便宜吗？”这个反应很合乎逻辑，但对一个第三者而言，显然无法满足需要。
　　为了满足这种需要，罗伊离开了通用电气。他找了一些风险资本，建立了斯贝克拉曼德公司。他坚信，“地理问题已成为历史”；只要能找到客户，不管在哪里，距离都不会成为做生意的障碍。但是，这一断言在创业初期却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潜在的美国客户听完销售简报后都说，“你疯了吗？你真以为可以从印度提供服务？”后来，真有几个不怕死的客户签了合同，但又产生了谁来接电话的问题。公司里大约一半员工是年轻女性。罗伊记得，他费了好大工夫才向忧心忡忡的母亲们解释清楚，他们的女儿绝对安全，一大清早下班回家也不会遭人指指点点。最后总算一切都顺利解决了。两三年前，斯贝克拉曼德公司被维普罗收购，如今有员工万多人。目前唯一制约它发展的似乎是容量有限，无法雇用和培训众多想签约加入的新人。罗伊指出，虽然他的做法在西方可能会造成“工商管理硕士的佣金缩水”，但印度的可用之才非常之多，他丝毫没有感到有工资压力。照目前的情景看，似乎前途无量。
　　通用电气公司似乎也是如此。贝曼指出，“后室已经成了前厅”，因为通用电气发现，它可以用较少的人做好工作，而且产品质量更好。因此，通用电气公司的呼叫中心和后勤业务部门目前雇有万名印度人，它还在班加罗尔设有一个研究与技术中心，规模是公司最大的之一，雇用了数千名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人所做的都是通用电气公司整个项目范围中最前沿的工作。由于通用电气公司对他们的认可，引得全球其他公司也纷纷到印度去做实地考察。他们发现，印度人的工作质量好，工资水平低，还能完成复杂的任务，正如穆尔蒂先前所言，的确非常诱人。于是，这股印度热便四处蔓延开了。
　　另外，还有三股力量也加快了这股热潮的蔓延。头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千年虫大恐慌。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程序编制人员为了节约宝贵的内存空间，在记录电脑时间时，将年份的前两位数字舍弃，使得原本应有4个字节的年份只剩下了两个。如此一来，1962便成了62，以此类推。到了世纪之交，危险就来了。当电脑内的时钟转为00时，电脑会将这一时间误读为1900，并由此而产生数以兆计的代价昂贵的错误计算。因此，电脑界投入了巨大力量，重新编制全球电脑内建基础数据储存格式，以防范灾祸发生。Y2K是2000年的技术行话。（K在数学语汇中代表1000。）千年虫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于比较老的计算机中，这就增加了对精通老式计算机语言和密码编程人员的需求。那么，哪个国家有最懂老式计算机语言的人而且人数最多呢？答案是印度。这还多亏了当年IBM撤离印度，使得印度编程人员不得不照管那些老计算机。因此，在20世纪的最后两年，要想订到由印度飞出的机票几乎不可能，因为飞机上载满了前往全球各地去的从事计算机支援工作的编程人员，他们个个精通那些少有人知的计算机语言。
　　第二个原因是20世纪末在美国出现的投资泡沫，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1966年所说的“非理性繁荣”。2000年这一泡沫破灭时，许多产业留有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亟待大幅度降低成本。
　　解套的办法之一，便是将软件设计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给印度。由于第三支力量的介入，这一点实现得颇具戏剧性。这第三支力量就是互联网的高速传输。直到1999年，通往印度的数据连接传输信息的速度还相当慢，每秒钟只有６４kbps——相当于国内拨号网络服务的传输速度。已经习惯于宽带服务的读者都了解，这种速度慢得能让人发疯。到了1999年，高速光纤海底电缆让印度连通了世界各地，传输速度达到了每秒２００兆比特，只需两秒钟的时间便可将信息从美国传往班加罗尔。一年之内，业务量从56亿增加到了84亿美元。正如穆尔蒂20年前所预言的那样，印度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是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
　　

发光的印度（1）
印度提供服务的能力具有世界级水平和极广的服务面，它不仅涉及信息技术领域，而且还涉及生物科技领域，从各种医疗服务到新近兴起的医疗旅游，它把科学技术、财务甚至更多的领域融合在一起。在印度的带领下，其他同样具有讲英语能力和高素质人才的国家纷纷跟进。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在仿效印度的做法。
　　——信息技术
　　印度是一个大国，不到这个国家的各地去看一看，你便无法真正了解这场革命的全貌。在海得拉巴，我曾与萨蒂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拉马林阿共进早餐。他所居住的朱比利高地原来基本上是一个贫民窟，但他父亲买下了许多地产，把那里改造成了一个舒适的高级住宅区。我一边享用他太太亲切奉上的早餐，一边听他侃侃而叙，从萨蒂扬的由来、营运和目标，讲到他对信息技术服务业未来发展前景的看法。他解释说，从首次在莫林市试验发展至今，萨蒂扬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今天，公司的触角已经伸向整个信息技术领域，可以向客户提供各种服务，从咨询到直接完成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它特别擅长的方面包括软件开发、工程设计、系统整合、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以及外包咨询。在汽车、银行与金融、保险和卫生保健领域，它更具备杰出的能力。它的网络可以覆盖六大洲的45个国家，公司的万名员工为全球325家公司提供服务，其中100多家都在《财富》杂志500强榜上有名。
　　资产净值据说高达10亿美元的拉马林阿强调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萨蒂扬、印度乃至亚洲的发展前景都无可限量。他认为，全球的电子商务中心，将逐渐从美国转移到亚洲。他说，“就拿手机来说吧，无论是用量还是技术，亚洲都已经远远走在了前面。”他还提到了印度大学生的新动向。“过去，我们国家最优秀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想办法往外跑，到美国或英国去谋求好的职业。如今，他们却在不断回流。”
　　早餐后，我们驱车前往位于海得拉巴郊区的萨蒂扬公司总部。公司的园区景色迷人，那修剪整齐的草坪，高大的棕榈树，五彩斑斓的鲜花，不由得让我想起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公司的员工个个惊人地年轻而富有活力，很多人都拥有一流美国大学和研究生院的学位。公司每年都以约30％的速度在扩大。因此，招募新人是一件大事。2003年，员工的增长率高达45％。带领我们参观园区的人说，公司在思爱普和甲骨文公司平台上做应用外包的能力尤其高强。尽管目前75％的生意来自美国，但他们也期待从欧洲的大客户那里获得几笔大的合同。走过一尘不染的大厅，在园区大礼堂内观看了用Power　Point软件完美演示的情况介绍，我不禁想起了佩罗特的老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这家如今在生死边缘挣扎的老公司正在裁员，并将业务移往海外。它的问题有些固然是管理决策不当所造成的，但终归还是这些印度人能力非凡，而且工资不及美国、欧洲和日本市场流行价格的1/3。别说是电子数据系统公司，无论是谁都难以与之争雄，而这正是信息技术领域的力量对比偏向亚洲的原因所在。
　　——生物科技
　　离开萨蒂扬公司之后，我较晚的时候与克里希纳？M？埃拉博士共进了晚餐，从他口中听到了印度外包服务业又一个新领域的情况。埃拉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家，从小在印度长大，但大学和研究生是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夏威夷…檀香山大学读的。毕业之后，他在南卡来罗纳…查尔斯顿医学院工作了5年，回印度之前已经在他那个领域是国际上知名的领军人物了。埃拉回国效力一事其实并非特例，世界上很多顶尖的生物技术专家都是印度人，他们也都选择了与埃拉同样的路。印度政府先前曾大力发挥本国人民在软件与信息技术方面的能力，而今同样也在大力扶持生物技术和制药业的发展。目前，印度已建起了世界第四大制药业，成了非专利药品的主要生产国。
　　9年前，埃拉看到良机出现，认为可以创建一家有望发展成大公司的企业并在创业过程中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