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游击战战争史奇迹-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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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主要的辅助战术。只是在敌人占领和包围区域，主力部队不易立足和不易集中行动的条件下，才以游击战为主，游击战本身是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发挥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长，并且要在提高技术的条件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上，使我军逐步提高阵地战的能力。同年2月，在《关于军事问题答记者问》一文中，周恩来进而阐述了游击战争的含义：“游击战不是正规战，并不负决战的任务。它是以两种方式形成，一是部队中派出的游击支队，一是群众武装的队伍，在不定的战线上，进行袭击、扰击、截击和破坏的战斗，以达到吸引、牵制、分散、迷惑、迟滞、疲惫、削弱和打击敌人的目的”。并强调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方针，应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助以游击战”。周恩来就是灵活运用上述思想，先向奉调去徐州协助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继之又派张爱萍去见李宗仁，当面转达他的意见，终于促成徐州会战并取得台儿庄大捷。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国民党军队和新四军相互配合，继平型关大捷后，取得的又一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也给长驱南下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进入相持阶段后，周恩来针对敌人的方针转向以战养战，作战重点转向敌后的特点，提出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建立敌后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二是不断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也就是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同时依据变化了的环境和条件，将产生于红军时期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补充和发展为：“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新的十六字游击战术原则。这对于胜利开展游击战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朱德堪称是一位伟大的抗日游击战的战术家。自1937年７月至1940年５月，朱德一面指挥八路军作战，一面公开发表了几十万字的关于抗日游击战的论著。最著名的专论有：1938年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抗日游击战的16条战术，之后陆续发表专著《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抗日的游击战术》、《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游击战争》、《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在这些论著中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的一系列战术问题。
　　关于抗日游击队组建问题，朱德指出，要建立抗日根据地，首先得有游击队，没有游击队的组织，则一切等于空谈。朱德指出，游击队的建立，可由六种方法组成。第一，由政府或军队派遣一部分军队作为基干，在敌人后方或战区、或接近战区之我军后方组织游击队。第二，由政府或军队派出干部，改编民团、警察等武装成为抗日游击队。第三，由政府或军队或抗日群众团体，经过训练派出干部，在敌人后方或战区或我军后方，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第四，由政府或军队派遣干部，在敌人后方收集散兵，成立抗日游击队。第五，在被占领的区域由当地民众自动起来组织抗日游击队。第六，由绿林、红枪会等旧式武装组织改编而成的抗日游击队。除以上六种外，还可用其他方式建立抗日游击武装。
　　

从毛泽东到周恩来、朱德（2）
关于游击队的发展，朱德指出，应先设游击小组，它是游击队的细胞形态，不论在平地或山川，在乡村或城市，有武器或没有武器，都是可以组织的。游击小组慢慢发展，人数多了，武器多了，可以适当地成立游击支队，其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千人、万人也可以。
　　游击队的干部决定抗日游击队的前程，所以选择干部是游击队发展与壮大的关键。朱德规定了选择抗日游击干部的六个条件。第一，完全撇除引用私人的观念；第二，不完全用军事观点来决定干部；第三，对抗日救国的事业抱无限忠心的人；第四，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人；第五，应有独立与坚持的工作精神；第六，政治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朱德还强调党对抗日游击队的领导，强调党员在游击队中的核心作用。
　　朱德最先提出抗日游击战的十种战术：
　　袭击战术。这主要是对敌人的静止部队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其特点是，敌静我动，以动制静，速战速决，以奇制胜；敌人不打我去打，敌打我不打。抗日游击队惟一的进攻战术就是袭击。
　　伏击战术。这是对正在行动之敌施行的袭击法。事先将部队隐蔽地埋伏在敌人必须经过的道路，突然发起攻击，迅速歼敌于运动之中。其特点是，敌动我静，秘密隐蔽，歼敌于措手不及。伏击战就性质而言，属于遭遇战，有预期的、不预期的两种。预期的采用埋伏的形式，不预期的采用急袭的形式。
　　防御战术。此战术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在非抗日根据地区的防御战术，要求游击队员做到：严密配置侦探警戒，避免不适当的宿营地，建立防御工事并预先准备，如何应付遭受敌人的突袭；另一种是保护抗日根据地的防御战术，这要采用运动防御，尽量利用地形阻止和迟滞敌人前进，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民众积极参加战斗。敌人进入游击队活动区后，游击队员又钻进敌人后方重创敌人的后勤补给。
　　麻雀战术。是在敌人行军纵列的四周，以小群分散的游击武装，隐蔽地不断向敌人袭扰。它具有人数少，短小精悍，忽聚忽散，灵活巧妙，秘密突然的特点。麻雀战可人自为战，村自为战。这种战术能迟滞敌人的行军，专打敌人的长官，威胁敌人的军心，挫折敌人的战斗力，扰乱敌人的行军纵列，有非常重大的效果。
　　追击战术。分为两种，一种是追击被游击队击溃之敌。当敌被击溃后，应立即跟踪追击，乘其陷于困难境地加紧连续冲锋，期于在最短距离内以火力大量歼灭敌人，但追击不应太远，免遭敌人增援反攻。另一种是追击被正规军击溃之敌人，这种敌人大部士气沮丧，无战斗意志，一般可取胜。
　　退却战术。抗日游击队的每一次战斗之后，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是需要迅速撤退的。退却对于游击队来说并非耻辱，它的本质决定了这种战术，其目的在于争取主动，打击敌人，并不需要死守一地，等候敌人打击。
　　破坏战术。这一战术应与广大民众的清野空舍的工作同时进行，互相配合。破坏的种类很多，往往以交通为要。在交通线上，游击队破坏铁路、炸毁桥梁、阻塞隘路。在交通线附近，运走粮食，牵走牲口，男女老少一齐避开，这样才能使敌人后方接济困难。破坏战术的几个原则是：破坏交通线，以不妨碍正规军作战为原则；熟悉敌情形，来去迅速，隐遁无踪；划分掩护队和作业队；破坏的时间、时机和地点要选准；附近群众要进行解释；要有掌握爆破和各种技术人才的执行和指导者，不能盲目蛮干。
　　围困战术。从四面包围敌人固守的据点，切断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断绝所有物资来源，陷敌子弹尽粮绝的困境，再结合游击队员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此法通常与火攻术、掏心术、夜袭术、卡脖术等战法配合进行。它的主要目标是分散、孤立、打击敌人，最后，迫使敌人撤出据点，或游击队与正规八路军一举掏掉敌人的心脏。
　　第十为地道战和地雷战。
　　朱德提出的一整套抗日游击战术，与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略观相辅相成，使中国人民军队的抗日游击战略战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在创立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朱德的功绩是卓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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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建立山西四大战略支点（1）


　　120师的骑兵队伍通过唐河

　　早在1937年9月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协助国民党第2战区实施太原会战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深感创立敌后抗日根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太原和上海失陷后，中国的形势更加令人担忧。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对整个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后，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1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电报指示中指出：“全国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目前正处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中。”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和各师军政委员会，根据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做了全面部署。前方军分会决定，八路军以山西为中心实行分兵，将正规军转化为游击军，正规战转化为游击战，各师除留一定数量的野战兵团作为战略机动外，即行转入创建山西根据地的斗争。同时，实施战略挺进，有步骤地建立新的战略支点，创造新的战略区域，逐次向整个华北扩展开来。
　　之后不久，中央对八路军的部署作了新的调整：“林彪师徐海东旅速到关城镇地区，准备与贺龙师之贺炳炎、廖汉生支队配合作战。”“总部、林师师部、陈光旅速到汾西、隰县地区。”“刘伯承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位于太行山脉地区。”“刘师之另一团应交总部或林师指挥，位于介休、灵石以东汾河东岸，与西岸之陈旅配合夹击沿汾河南下之敌。”这样，八路军3个师便在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部署了4个战略支点。这　4个战略区域，将日寇在山西的占领地及其前进方向太原——临汾两侧地区，全部收进了八路军游击战争包围圈。这是中国共产党为独立自主的、长期的、全面开展和坚持华北游击战争而进行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一个具有历史远见的游击战争的战略规划。
　　因为，上述四个区域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第一个区域——晋东北，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可以直接威胁日军占领的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四条铁路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第二个区域——晋西北，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和它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枢纽。第三个区域——晋东南，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直接威胁着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所依赖的主要交通线，对坚持华北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也是日后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第四个区域——晋西南，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这四个区域相互呼应，对日军已占领的华北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围或侧面威胁之势。
　　毛泽东的这个布局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四个区域不是侷处一隅，而是几乎遍及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省。这就很有象征意义。1938年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达时说：“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根据毛泽东这个战略部署，八路军各部争取时间，迅速分别开赴指定地区。临行前，毛泽东又叮嘱各路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久，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
　　八路军按照中央的部署于1937年底完成山西四大战略支点的部署之后，各部队相继派出强大支队深入敌占区，继续向全华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其中，115师聂荣臻部以晋东北为中心，伸向晋察冀边；120师以晋西北为中心，伸向晋察绥边；129师以晋东南为中心，伸向晋冀豫边；115师主力进入晋西吕梁山地。按照这一部署，各师全面转入创建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他们北上察绥，南下豫北，东出太行，跨越津浦，奋战平郊，挺进热辽；出雁北，进阴山，而达蒙古草原；出平西，进燕山，而达伪满境内；出齐鲁，进泰山，而达渤海之滨。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像大海的波涛，一浪接一浪，迅速朝着华北广大地区展开，到同年6月徐州会战终止时，八路军已在陇海路以北地区创立了　10个战略区，即：晋察冀边区；平西、冀东游击区；晋西北根据地；晋察绥游击区；晋冀豫根据地；冀南游击区；渤海游击区；豫北游击区；晋西（吕梁）根据地；山东游击区。上述10个区域的游击战争，是在中共中央统一的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其战略区域的选择、各个区域的中心区的确立、游击队的使用方向和活动范围、各个区域的战略联系、游击战争的发展步骤等等，都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光明的发展前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及各师首长，均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亲临前线，开创了华北游击战争的胜利局面。随着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日寇不得不以大量兵力对付八路军。1938年上半年，敌在华北的兵力，1月至4月15日为9个半师团，八路军抗击个师团，国民党军抗击个师团。　4月16日以后，日军兵力增至11个半师团，八路军抗击个师团，国民党军抗击个师团。
　　

八路军建立山西四大战略支点（2）
八路军为华北根据地的开辟以及游击战争的初期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朱德总司令曾感慨地说：
　　“必须指出，上述的成绩，完全是我军将士血肉的结晶，他们以无比的英勇与政治的自觉，冲锋陷阵，出生入死。9个月来，大小五百七十余战（平均每天在两仗以上），大部战斗均获得了程度不同的胜利。然而在每次战斗中，也均能看到我们将士斑红的血迹，沾染在华北的领土上，开放着自由之花：二万数千人的伤亡统计中，就有七千多名共产党员。在敌人的枪刀与炮火之下，为着中华民族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其中有我们英勇坚毅的指挥者，如周建屏同志（343旅副旅长、晋察冀边区游击第4支队支队长）、陈锦秀同志（688团团长）、叶成焕同志（77Z团团长）、刘国清同志　（688团营长）、潘占魁同志（771团营长）、罗福坚同志、萧尚志同志（均为686团政治处股长）、刘礼年同志（717团政治委员）、刘礼明同志（717团政治委员）、刘源远同志（718团营长）、刘选煊同志（715团营教导员）、潘友仁同志（715团副营长）、黄子德同志（716团副营长）等及营以下的许多英勇的军事政治干部。我们在此，谨向他们致以崇高无上的敬意。此外，广大民众由手坚决抗战与援助我军作战而伤亡的也非常之多，无法统计，他们的英勇同样是可敬佩的。”
　　1941年9月25日，在冀西易水河畔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面对日、伪军的进攻，为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连续打退日军四次冲锋。在打完最后—粒子弹时，他们毅然砸枪跳崖，三人坠落崖底，壮烈牺牲；二人被挂在树枝上，后来脱险。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
　　1942年5月，日军出动两万多兵力围攻八路军前方总部所在地山西省辽县麻田镇。左权主动承担掩护总部直属机关转移的任务，率领警卫部队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使总部和当地群众得以安全转移。在清漳河畔的十字岭指挥突围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他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的最高将领。他曾经给母亲写信说：“我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忠诚的战士，根据地人民把左权牺牲地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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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五大根据地


　　抗战初期在冀南创建抗日根据地时组织起来的儿童团

　　1938年7月至12月，八路军在华北全面出击，从日寇手中收复了大量失地，这样将业已建立起来的华北10个战略区，向具有独立抗战能力的敌后根据的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了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晋西、山东5大根据地，成为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的中坚。
　　晋察冀边区，是由之前建立的晋察冀（含北岳、冀中两区）根据地和平西、冀东游击区及晋察绥边游击区一部（察省桑干河流域及晋省恒山山脉北段地区）连接而成。其范围，北迄平绥铁路之大同——张家口——北平及外长城古北口——喜峰口——冷口一线以南、正太铁路及石德公路以北，同蒲路大同一太原以东，津浦路天津一德州以西。下辖108个县，人口约2500万。在聂荣臻率领下，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分为晋察冀、冀察热辽两个战略区。八路军乘敌进攻武汉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在平、津、保、石、沧外围；在燕山、滦河、榆关地区；在恒山山脉北段及桑干河流域；在纵横千里的广大地区，向着敌人的占领地层开了全面进袭，并打退了敌人的疯狂“扫荡”，使晋察冀边区获得空前巩固和发展。八路军的广泛进袭，使敌人日益恐惧，对于华北占领地的保守深感兵力不足。日军编写的华北作战史曾有这样的记述：“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兵力的减少，敌人游击活动逐渐活跃，及至青纱帐起，游击活动更加统一，加以爆发了张鼓峰事件，其行动极为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事件不断发生。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抗战八年，粉碎日军多次“扫荡”，与日伪军作战3。２万余次，毙伤日伪军35万余人。
　　晋西北根据地，是在之前建立的晋西根据地和晋察绥边游击区一部（雁北、绥东）以及以后建立的大青山根据地所形成的。它的疆域南迄汾（阳）离（石）公路，北抵阴山山脉北麓，东至同蒲路及平绥路大同一张家口段外长城两侧，西达黄河左岸，纵长500公里，横宽150公里，包括46个县，320万人口分。由贺龙、关向应领导创建。为晋西北（含雁北）、大青山（阴山）两块根据地和绥中游击区。东与晋察冀边区毗连，西与陕甘宁边区相接。武汉战役期间，晋绥边地区的对敌斗争，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巩固雁北（含绥、晋边）；二是帮助晋察冀边区巩固恒山根据地；三是开辟大青山新区。八路军第120师在该地区不断壮大了武装力量，发动了广大群众，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从日军手中夺回大片国土，建立了大块根据地，为长期坚持敌后抗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后改为晋绥抗日根据地。自1937年至1944年春，根据地军民和日伪军作战10100多次，毙伤日伪军10万余人。
　　晋冀豫根据地，是由之前建立的晋东南根据地和冀西、豫北、冀南游击区以及以后开辟的冀鲁豫边形成的。西迄同蒲，东临渤海，南衔黄河，北接正太（铁路）、石德（公路）两路。包括山西省东南部、河北省西南部、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山东省运河以西地区，共有130余县，分为晋冀豫、冀南（含冀鲁豫边）两个战略区。以后发展为177个县，2500余万人。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9师于1937年10月创立。至1944年春，和日伪军作战３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9万余人。
　　晋西根据地，于1938年6月前已初步建成。武汉战役期间，日军大本营，令华北方面军策应武汉作战，在山西省发动攻势。8月9日，华北方面军命令第1军，尽快扫荡黄河北岸之敌，并确保黄河北岸要点，第　20师团在蒲州黄河下游一线实施佯攻，主要是隔河炮击；第108师团确保汾离公路，在柳林、军渡一线进入黄河沿岸，威胁陕西。这样，我晋西根据地便成为敌人进攻的重要目标。8月下旬以后，敌第108师团流行霍乱，全军基本处于休息状态。9月上旬发起攻势，至10月上旬，八路军第115师在汾离公路及柳林地区连续数次打退敌军进攻，先后毙敌1200余人。9、10月间的战斗证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已经在吕梁山深深扎下了根，日军要驱逐他们出晋西占据黄河要点已经绝对不可能了。
　　山东游击根据地，徐州失守后，山东对于坚持华北抗战和发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了，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山东的抗日斗争。1938年5月6日，毛泽东指示长江局：“山东游击战争战略意义重大，决定张经武同志去山东。”徐州失守第二天（5月20日），毛泽东电示18集团军总部并长江局：“徐州失守，武汉危急，我军准备向鲁苏豫皖4省挺进。山东方面已开展起游击战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派干部去，派一两个营去作基干更好。”同日，郭洪涛等大批干部，携带电台两部到达山东。当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6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针对山东起义武装组建情况发电作了指示，指出；“山东的基干武装应组建支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的番号。目前可组织成4至5个支队，县区武装则以支队领导下的游击队名义出现，用抗日联军名义不好。”8月，毛泽东再次电示山东：“凡属我党领导，已得到广大民众拥护，又邻近友党友军之游击队，改用八路军名义为宜，否则，各地国民党军均将控制，如使用普通名义，则不得不听其指挥，甚至通令解散，八路军已无权过问，用八路军名义则无此弊！”。30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的中心是创建蒙山中枢根据地。并呈报党中央。7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复电：“战略计划尚妥，照此做去。”12月上旬，中共中央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洪涛任书记，分局领导成员中有黎玉、张经武等。此外，还将苏北洪泽湖地区划归山东分局领导。本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任命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1939年３月，罗荣桓率八路军115师主力进入鲁西，与之会合。山东抗日根据地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起来了。根据地包括渤海、鲁中、鲁南、胶东、滨海五区，还有河北、江苏各一部分，下辖96个县，1350万人口。1937年冬至1938年，共产党先后建立鲁南、胶东、清河根据地。从1937年至1944年，粉碎日军多次“扫荡”，和日伪军作战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5万余人。
　　

新四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1）


　　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处

　　华中抗日根据地：包括江苏绝大部分，安徽、湖北、河南、浙江和湖南的一部分。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留置南方的游击队遍及8省40县，在13块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在缺少通信设备和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要使他们尽快得到命令并迅速完成集中，是十分困难的。他们既要克服自然条件的巨大困难，又要战胜国民党的一些地方政府、军队中的###顽固势力的阻挠和陷害。红军指战员的爱国热忱以及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凛然正义，终于使这项改编任务迅速实现。1937年秋，由于上海前线吃紧，太原垂危，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同意将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0月12日，正式公布了这项命令。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构成新四军基本力量的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主要是：闽西南地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的游击队，约1200多人，500多支枪。湘、鄂、赣地区傅秋涛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1100多人，350多支枪。闽东地区叶飞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920人，500多枝枪。闽、赣、浙地区黄道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600人，300多支枪。浙江平阳地区刘英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600人，200多支枪。瑞金中央苏区钟得胜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300人，150多支枪。皖南地区关英、李步新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190多人，75枝枪。湘、鄂地区谭余保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350多人，200多支枪。赣南地区陈毅、项英等人领导的游击队以及桂东地区的游击队，共约300多人。鄂、豫、皖地区高敬亭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900多人，500多支枪。鄂、豫边区周骏鸣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600多人。湘南地区李林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300人。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22日，迁至皖南。3月底4月初，全军集结完毕。江北部队分别集中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和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江南各部亦已进至安徽省歙县岩寺，全军编为4个支队9个团，共万余人。新四军组成后，根据党中央决定，又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
　　新四军组建完成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指导其在南方的根据在建设。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电称：“项英同志：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