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游击战战争史奇迹-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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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0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处在延安同前方将领所在的云阳的中间。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萧劲光回忆说：“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的议程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参加洛川会议的既有在中央的领导人，又有前方将领，还有刚从南京谈判归来的中共代表。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了讨论，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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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2）
和毛泽东的意见完全一致的是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会前已和毛泽东形成了共识。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说：“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
　　周恩来也是主张运动游击战的。他说：“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团力量消灭敌人。”六年后，他在检查自己抗战初期的工作缺点时说：“（我）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尚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治改革观念：“毛泽东之外，连周恩来这时尚“缺乏政权观念”，何况他人！在八路军到达山西之后不久，朱德、彭德怀曾发出一个“以太原为堡垒”的华北军分会《指示》，这个指示中也并未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高度，证明他们的思想上也有疙瘩。
　　徐向前十分敬重毛泽东，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大会上虽然没有发言，但在别人发言时，他插了一些话。后来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于。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宁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1937年9月9月中下旬，他接连5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惟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
　　平型关之战是个契机，使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们才真正接受了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思想。115师虽然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但不少亲历过平型关之战的老战士认为，这一仗对敌人估计不足。这股敌人并不是很强的主力，而是后勤辎重部队，居然都这么难打，碰上真正的强敌怎么办？林彪也在反思。朱德亲自来第115师师部祝捷并总结战斗经验时，问起伤亡数字，聂荣臻直率地说：“我看不下千人。”林彪一心想创一个惊世之举，其实到头来只与板垣打了个平手。而且越想越感到后怕：要不是预先占据有利地形，出敌不意，攻其无备，以优势兵力迅猛攻击，那后果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曾针对林彪说过一段话：“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盲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起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的确是情况大大不同了。1937年10月，林彪撰写了《平型关战斗经验》一文，从12个方面总结了我军在战斗中的经验和教训。在谈到教训时，林彪指出：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和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退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看来，通过平型关这一仗，林彪的思想才真正转过弯儿来，好在为时不晚。
　　

《论持久战》（1）


　　洛川会议革命旧址

　　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来自正确的思想和理论。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的战略和策略，无不得益于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略实践基础上对战略理论的理性思考。无论是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是1940年的《论政策》，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实践提供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实践无不闪耀着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伟大光辉。
　　到徐州失守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十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到处流传。抗战爆发前，国民党营垒内就一直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是他们中突出的代表。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一战取胜后，《大公报》又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两百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深湛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分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时代特点、战略地位及其发展途程。从5月26日至6月3日，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以惊人的洞察力准确把握了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及其历史趋向，从而揭示了战争发展规律，精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怎样进行持久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两部历史巨著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理论纲领。
　　在军事思想史上，大多军事家们都强调速决取胜原则。诚如毛泽东指出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孙子日：“兵贵胜，不贵久。”克劳塞维茨指出：“速战速决是进攻的一个重要特点。”并认为，战略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丧失时间”。恩格斯也曾指出：“连年的战争会使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精疲力竭”。应该说，上述思想从具体作战角度看，的确有其科学性的一面，但从战略指导的全局看，尚不全面。而惟有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等论著中第一次从战略的高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速决与持久的相反相成关系，体现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认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他强调指出，我们是持久胜敌论者，不是速决胜论者。我们可以并必须充分地发动人民，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在广大的战场上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不断消耗敌人，消磨敌人的意志，逐步转化知我力量对比，以争取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
　　

《论持久战》（2）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还详尽地论述了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一系列具体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这一论著自1938年5发表后，迅速传遍了中国。无论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广为流传。即使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也产生很大影响。白崇禧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在其任桂林行营主任时，号召广西国民党军官学习《论持久战》。蒋介石也对《论持久战》十分赞赏，并将其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它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使抗日战争获得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当时的朱德总司令在《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指出：“我们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已将近八年了。在这八年当中，抗日战局经过了复杂的变化。但是变化不管怎样复杂，其发展过程，仍没有超过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陈毅元帅在《我们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方针》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天才的著作《论持久战》，替我们指出了以弱敌强、转被动为主动、以分散对集中的正确路线。这是得力于二十来的中国革命实践，得力于对世界战争及世界革命理论的研究；更得力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与世界战争及世界革命原理的统一的理解。”
　　同时，《论持久战》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十分赞赏，在其《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对毛泽东这一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关于共产党军事理论最好阐述，不见诸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中国的著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显著特点是善于作敌我情况的对比，善于将列宁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两篇文章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能够说明今天世界上一位最有权威人士的思想，而且也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内战时期与朝鲜战争时期一贯地坚持执行毛泽东所制订的这套战略。”可见，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所具有的国际意义和生机活力。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对于一个弱小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克敌制胜的最佳手段是开展游击战。这已是古今中外许多军事理论家普遍认可的事实。但这些理论家大都从战术的角度，将游击战作为弱者抵抗强敌的一种自然反应。从来没有一位战略家像毛泽东那样，在20世纪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的。毛泽东在与其《论持久战》几乎同时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详尽透彻地阐明了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纲领，堪称超群的游击战战略论。
　　毛泽东科学回答了如何在广大敌后发动游击战争等重大问题。他指出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简而言之，是指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充分发动人民组织人民，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采取各种机动灵活的战法，到处打击敌人，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同时注意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相配合，适时将游击战转为正规战，以彻底解决战争胜负问题。从而使游击战理论和实践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举世闻名的创举。有外国学者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理论与陆权战略理论、海权战略理论和空权战略理论共同称之为20世纪四大战略理论经典。认为在当今核武器的时代，在常规战争的范围中，现有的惟一威慑力量就是游击战。这一理论不仅有效地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军事科学理论宝库。
　　

《论持久战》（3）
毛泽东在注重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的思考的同时，针对党内一些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模糊认识，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就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进行深刻论述。毛泽东指出：“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的###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
　　毛泽东还提出了“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和###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十项具体具体政策和策略专门进行论述。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对于纠正党内业已存在和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抗日战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如果说毛泽东从《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到《论政策》完成了他对指导中国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规律性认识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武装必然成为拯救起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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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到周恩来、朱德（1）


　　1945年8月，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合影。经过四十三天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战争指导最难莫过于预测。毛泽东作在指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实践中，其突出的品格在于其英明的战略预见！对此，毛泽东自己也认为战略领导的最大职能就是对未来事物的发展趋势的准确的预见。他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理论家，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本身的英明，还有在于他能够将一大批批仁人志士团结在他的周围，充分汲取和总结他们的有益经验和思想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朱德是对毛泽东游击战思想贡献最大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在抗战中的一个创举就是关于开展游击战必须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依托的问题。1937年周恩来一到山西就注意考虑在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敌后根据地问题。经过充分调研，他依据当时的情况，提出由中国共产党、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参加的，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的设想。并亲自领导起草动委会工作纲领。该纲领经与阎锡山多次谈判通过后，9月20日，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之后，周恩来又提议把对配合八路军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前线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动委会发展成实际的政权组织。并具体指导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事实证明，敌后根据地的发展，为游击战争走出战术的范畴，上升到战略地位，起了巨大作用。
　　周恩来还妥善处理了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中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的关系，这是周恩来帮助指导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持久战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1938年2月，周恩来针对日敌长驱南下，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现实，在《怎样进行持久战》一文中论述了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的关系。他说：“今后作战，将更便于发挥我中国军队在山地战、运动战中的特点，但这并不是阵地战就不要了，没有某些支点和要塞的顽强防御，便不能吸引和暴露敌人的兵力，阻止敌人前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进行突击；但这也不是说将以游击战争为主了，运动战是正规战的一种，并不是游击战。游击战是配合正规战的一种主要的辅助战术。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