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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游击战战争史奇迹-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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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坚持华北抗战还寄有很大希望，不料国民党军溃败得如此迅速。战争的发展趋势表明，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坚持必不能持久，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从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角度来重新考虑自己的部署。
9月17日，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肖克、刘伯承、徐向前，传达了军委的决定。这一决定，首先对敌情做了判断，指出，敌人“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势，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夺取华北五省之企图。其总的作战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日寇右翼之主力又分为3路，均以追击姿势前进：一路沿平绥路东段、同蒲路北段攻雁门关，判断约一师团，占大同后，现未动。一路沿天镇占广灵后，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行右翼迂回。一路由张家口占蔚县后，有攻涞源之势，系向卫立煌及紫荆关部队行左翼迂回。此两路判断系组成联合兵团，至少2个师团，以第一步中央突破之姿势，达成其第二步分向两翼迂回之目的。”决定中强调指出：“不论如何，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向此中枢出动兵力，此点已为浑源、蔚县、广灵之被占所说明。”决定中在对敌情做了深入分析之后接着指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建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依原计划执行，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军进攻太原及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
（一）我二方面军（指八路军120师）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阎西山）之同意后，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
（二）我四方面军（指八路军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
（三）我一方面军（指八路军115师）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即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
根据中央军委这一部署，120师师部率第358旅于9月28日到达神池地区集结，随即分兵挺进雁北，在大同以南、以西展开；第359旅调归总部指挥，该旅组成了300余人的地方工作团开赴平山、井陉地区，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的抗日斗争。第 115师于9月18日从忻县地区出发，以临战姿态北上迎敌，9月9日进至灵丘县上寨、下关地区。师指挥机关一面派出侦察分队收集敌情，准备打仗，一面组织地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总部随115师进驻五台山。这样，八路军2个师便在两路日军（同蒲路的日察哈尔兵团、蔚代公路的日第5师团）前进方向的翼侧展开部署，第129师进至正太路南侧待机。
实践证明，这一战略举措是完全正确的。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期间，不仅有力的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而且增强了和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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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防御阶段的敌后抗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
在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也是日本的战略进攻阶段。日军于1937年7月底占领了北平、天津后，即沿平绥（北平至归绥）、平汉（北平至汉口）、津浦（天津至浦口）铁路向华北各地进攻。
8月下旬，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陕西开赴山西，加入华北作战。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举行作战，以小部分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八路军第115师于1937年9月中旬开到以恒山为依托的晋东北地区。9月22日，日军第5师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推进。9月25日，第115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这一仗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接着，八路军3个师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忻口战役。忻口会战历时20余天，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在毛泽东制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指导下，深入日军占领区的后方，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消耗其力量，切断其交通，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河南等省，广泛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使游击战由山区发展到平原及河湖水网地区，箝制大量日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治委员兼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别担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设4个支队，1万多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别为支队司令员。
1938年春，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立和发展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江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的同时，共产党人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军数十万人难以入关南下，汉、满、朝鲜各民族的抗日战士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华南，广州沦陷后，中共地方组织也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在广九铁路两侧、东江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这样，从东北、华北、华中到华南，凡在日军占领区内，到处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顽强战斗，形成了辽阔的敌后战场。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军作战1500余次，歼敌5万多人，牵制敌人兵力30万人以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
战略防御阶段15个月的战争表明，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出现了2个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战场；国民党军队在正面进行内线防御，共产党军队深入敌后，举行广泛的外线进攻：被国民党丢弃了的地方，随后又被共产党夺回，并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
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终于停止了战略进攻。武汉战役期间，侵华日军总兵力为个师团，其中3个师团打广州，个师团打武汉，进攻兵力为个师团，占其总兵力的45％（强）。另以15个师团担任二线守备，占其总兵力的 55％（弱）。这就是说其二线守备兵力大于一线进攻兵力。这种情形意味着日军进攻能力的枯竭，如若发动新的进攻，除非补充生力军，然而日本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了。故而在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
日军为什么要以这样大的兵力担任二线守备呢？这就是敌后游击战争的效用。日军二线守备兵力的15个师团中，华北占了12个师团，其中八路军抗击11个师团，华中3个师团，新四军抗击个师团。八路军、新四军共抗击12．5个师团，占其15个师团的80％。在日军以个师团打武汉、广州时，不得不以同样的兵力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八路军在华北敌占区 375个县中的85％的地区发动了游击战争，从而迫使日军将20余万大军分兵把守占领地。而当日军从进攻兵力中大量转用于把守占领地时，其在国民党战场上的正面进攻便不得不停止了。
由此可见，没有敌后游击战争迫敌大量分兵，就不能瓦解日军进攻能力，也就不能制止日军的战略进攻，从而就没有敌我战略相持形势的出现。而敌我战略相持，则主要是敌后游击战争与日军的相持。因此可以说，战略防御阶段的敌后游击战争是开台锣鼓。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发展，牵制了大量日军。这是抗日战争能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的一个重要条件。
战略相持阶段的敌后抗战（1）
隐蔽在地道口的民兵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
1938年10月以后，为中日双方战略相持时期（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
日军经一年多作战，并未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其国小兵少；人力、财力、物力不足以支持大规模长期战争的根本弱点已显露出来。于是，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暂时不再企求扩大其占领区，而力争确保其已占领区，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基础上，施展政治谋略，通过中国内部的投降派、亲日派，对中国政府和军队进行诱降活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瓦解中国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屈服。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扫荡”的重点是华北。1939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战”。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提出“牛刀子战术”（日军的“牛刀子战术”，意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虽“小”。但需要用很大力量来进攻）。在1939年和1940年的两年中，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计在50万人以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八路军在华北依靠广大群众，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军民还—起破坏铁路、公路交通，利用道沟，在广阔的平原上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部队同群众结合，分散到各地摸清日军行动规律，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进行伏击歼灭战，取胜后迅速转移，再寻战机，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1939年11月上旬，晋察冀部队在第120师的配合下，进行伏击，歼灭日伪军九百余人，打死日本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山西新军在战斗中发展到5万人。
这一时期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大发展时期。游击战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八路军、新四军不仅以正规军从事游击战争，而且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起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民兵，自卫队从事游击战争，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等多种战法。东北抗日联军在继续战斗，华南（包括广东沿海和海南岛）游击战争渐趋活跃。致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日军虽在其占领区内，构筑公路网，建立碉堡群，反复进行扫荡、###、隔离游击队与群众之联系，给游击队的生存与活动造成极大困难，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仍不断发展。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对华北境内的主要铁路、公路实施总破坏，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东北，抗日联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到1939年5月分别编成第1、2、3路军。东北抗日联军自成立之后，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动摇了侵略者的大后方，日本侵略者不得不调集大批部队一次又一次进行疯狂地“###”，实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加之抗日联军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地方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粮食、药品、盐等给养完全断绝，包括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内的许多优秀的指战员壮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从1939年到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转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但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意志没有被打垮，抗联部队缩编，开展小型游击战争，保存了一部分精华和骨干力量，进入苏联境内整训。在苏联整训期间不断派小部队深入中国抗联游击区进行游击战，直到1945年8月，他们配合苏军重新进入东北，在解放东北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同胞的电文中称赞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1948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曾专门做出决定，表彰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功绩，称赞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5月，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文中再次指出抗联斗争是光荣的，称“此种光荣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从1938年冬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牵制和抗击了大量侵华日军。敌后游击战争，通过在广大地区内以无数小的战斗对日军进行袭击，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中、皖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加上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拥有一亿人口，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者大为震惊。1941年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的对华作战计划确定，竭尽一切手段，发挥综合作战能力，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日本中国派遣军把华北作为“彻底治安肃整”的重点。2月，冈村宁次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并发布命令：“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陆相东条英机宣称：日军要消灭一切华北不屈服的人，要在血海中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于是，日军在华北地区制造了大量屠杀中国军民的惨剧。如1月下旬，日军一千五百余人“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时，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以机枪扫射，屠杀群众一千三百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造成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难以言状的困苦中，坚持战斗。
战略相持阶段的敌后抗战（2）
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中国占领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且集中日、伪军反复“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年至1942年，在“扫荡”华北根据地中—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在同一地区有时反复“扫荡”达三四个月之久，并且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
日军对华中敌后军民也发动大规模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中日军总兵力仍有29万人。日、伪军在华中根据地周围设立封锁线，以求巩固其占领区，确保对主要交通线的占领和掠夺战略物资。并以苏中、苏南为重点，反复进行“清乡”。
在日军空前残酷的进攻中，敌后军民伤亡重大，部队减员较多。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一亿人减少到五千万人以下。敌后可耕土地被大量毁坏，难以正常生产。 日本又大肆抢夺粮食和牲畜，造成严重饥荒，企图以破坏敌后根据地的经济来毁灭中国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
在这期间，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认为可以依靠英、美力量来进行抗日战争，因而继续加紧###磨擦。国民党政府不仅继续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边区的援助。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战遇到了严重困难，但是困难并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人。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人民抗战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困难；强调发扬革命精神，战胜困难，争取胜利。这种革命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和统一的精神。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延安精神。
在华中敌后，斗争的紧张场面和华北达到同等程度。1942年春到1943年末，新四军也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实行武装斗争同非武装斗争相配合的办法。主力兵团相机转移和相机突击。地方兵团和民兵就地坚持和就地开展游击战。地方党政机关全部军事化、游击化，在任何情况下留原地分散隐伏坚持斗争。对集中的敌人采取袭扰，分散的敌人采取围歼，对下乡的伪军不让它安全回到原地。日、伪军集中在某一地区“清乡”时，各友邻区同时出击，使日、伪军顾此失彼。由于这些正确而灵活的对敌斗争方针政策，打破了日、伪的“清乡”计划，根据地军民在反“清乡”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渡过1941至1942年的极端困难后，从1943年起进入逐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
经过残酷斗争锻炼的敌后军民，更加坚强了。敌人用尽全力没有压垮我们，反而把自己耗干了。日军的分散部署，蚕食、“扫荡”和囚笼政策，把它的20余个师团，40万人的野战军变成了“连庄会”。与此相反，八路军、新四军在长期而残酷的斗争中逐步地成长为正规化素质很高的军队。同时日本的国力亦已耗空。敌我力量的优劣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已经脱出了劣势，日本则脱出了优势，1943年的战争，日军的战争机构已是千疮百孔，处处难以招架。日本的指挥机关想到了——恢复野战体制，然而已时过境迁。中国抗战的反攻形势已经出现。
战略反攻阶段的敌后抗战
八路军第129师和第115帅344旅共同创建了以太行、太岳两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图为向敌后挺进的第129师
从1944年1月开始，敌后作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１月至1945年８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游击性，日军兵力的分散性，带来了敌后战场的特定历史环境和战略反攻的特定的战争样式——游击战争的战略反攻。假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所遇到的不是日军在广大地域上的庞大、松懈、分散，没有后备兵力的作战线，而是日军的强大、集中的野战兵团，那么也就没有游击战争的战略反攻。
进入1944年后，中共领导的敌后军民乘日军集中力量于打通大陆交通线之际，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并以主力一部转入外线作战。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主力分散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地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
这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部队，连续发动了5次攻势（1944年春、夏、秋，1945年春、夏攻势），并以有力部队挺进战略上的外线，进军河南，南下五岭，恢复豫皖苏，东进苏浙沿海。共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攻克城市99座，收复国土32万平方公里。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部队已发展到90余万人。战略反攻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敌后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国民党军队敌后的游击作战
敌后战场并非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根据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和形势发展的需求，部分国民党军队也担负了部分敌后游击作战任务。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的敌后游击区，除翼察、鲁苏战区到抗战后期不复存在外，山西游击区、豫鄂皖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一直在坚持着敌后游击活动。这些游击区也成为打进沦陷区的契子，形成了敌后游击战场，构成了对日军的一定的威胁，对于配合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国民党军队典型的敌后游击战战例有：
1939年2月，日军出动2万余兵力，分数路进攻吕梁山北部根据地，阎锡山令陈长捷第61军，于黑龙关围歼顽敌，王靖国第19军向中阳、离石公路之敌发起袭击，截断了敌后交通，赵承受第1骑兵军在离石、方山、苛岗一带诱敌深入，苦战旬余，毙敌2000余人，再次粉碎了日军的疯狂扫荡。
1939年6月初，日军以飞机10多架，军舰1939年5月中旬，驻汉口的日军纠集千余兵力，对鄂东游击区进行扫荡。5月19日，16艘，汽艇数十艘，配合陆军向大通一带扫荡，第21军军长陈万仞指挥部队与敌激战10余天，将扫荡之敌逼下长江。此役，打沉汽艇20余艘，毙敌900多人。
1939年7月11日，鄂东游击队集中主力围攻黄梅县城，与敌激战竟日，击毙日军140多名，夺取县城；
1940年秋，21军147师组织了6个突击队，夜袭马当，毙敌150多人，并焚毁了弹药库，将要塞内的日军大炮掉过头来，对准江中的日军舰船开火，击沉击伤敌舰船多艘。此次夜袭战，147师部队没有一人伤亡，创造了国民党军抗战史上一大奇迹。
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战场上也付出了一定的牺牲。其中殉国的游击军将领有：第3军军长唐淮源上将，第98军军长武士敏将军，第51军114师师长方叔洪中将，东北挺进军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中将，东北游击队总司令唐聚五中将，第5战区第2路游击司令刘震东中将；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中将，第34军暂编45师师长王风山少将。
综观整个敌后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游击队对敌作战共计125165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共毙伤日军520463人、俘虏6213人、日军投诚746人，合计527422人（东北抗日联军歼敌17万余人不在内）。毙、伤、俘、降、伪军1186695人。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共伤亡617069人。缴获长短枪682831支，轻重机枪11895挺，各种炮1952门；汽车、摩托车347辆，马匹30448头。击毁飞机57架，坦克69辆，汽车、摩托车6080辆，装甲车164辆，机车301辆。破坏铁路公里；公路公里；封锁沟38067公里；封锁墙8109公里；桥梁4998座。攻克县城364座；据点12690个。解放人口1255000000人；土地1048000平方公里。参战部队从1937年开战之初只有92000，发展到1945战争结束时的1318294人之众，其中八路军1028893人，新四军268581人，华南游击队20820人。另外民兵有2687698人。根据地从战前只有1块，人口不足200万，面积不过13平方公里，发展到战争胜利时，解放区面积达956960平方公里，县以上城市285座，县市级政权590个，总人口超过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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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1）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报告
夺取抗战的胜利离不开正确的战略指导。中国的敌后抗战，正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中央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指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结束万里转战的北上红军到达陕北后，刚刚站稳脚跟，便在同年12月17日至25日于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决议指出，必须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猛烈扩大红军”，据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份去。”特别是这次会议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就是说，早在“七。七事变”前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已经预见到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并且为着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全面抗战，明确地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
“七。七事变”后，在1937年8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牵制消灭日军。可是，国民党领导集团实际上没有听取这些意见。
事实上，不仅是国民党，即使是中共内部的许多高级将领当时对实行何种抗战战略在思想上有分歧，急需用新的战略方针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当时由于红军出兵在即，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他提出：“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在此背景下，党中央继承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之后，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洛川召开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会议。
8月20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处在延安同前方将领所在的云阳的中间。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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