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密码-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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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写着两个大字“争气”。客人的坐椅旁边，则陈列着一个大炸弹，茶几上放着一个骷髅头。此外还有一个书橱，里面大多是俄文书籍，有两本中译本，一本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另一本是《社会发展史》。这些给黄文耀留下“进步”和“爱国”两个突出印象。
　　会谈最后转入正题，蒋专员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准备派你去新赣南出版社写文章。”
　　黄文耀居然“不服从分配”，说：“我刚刚离开大学，不想马上从事写作，希望能参加一些实际工作，取得经验之后才去。”
　　

兴新事，行新政，用新人（4）
蒋专员并没有不悦，而是客气地说：“好的，待我考虑一下，你先到秘书室领一个证章。”
　　黄文耀领到证章后一看，和他平日见到的机关证章完全不同，正面有四个圈，据说是代表第四行政区，中间有“公仆”两个红字。机关的全衔却刻在背面。这又使他有一个新的感觉，要时刻不忘记自己不是“官”而是“公仆”。
　　黄文耀在专署工作不久，蒋专员又找他谈话，说：“我准备派你到乡镇去工作，凡做事要从基层做起，基础才稳固。”
　　黄文耀做了赣州镇的镇长，后来做了专署的科长，成了蒋专员的一个得力干部。
　　

求才用人不拘一格（1）
刘云培是赣南信丰县城的平民，靠摆摊子、刻图章和裱字画维持全家数口人的生活。他生有一个儿子名叫刘均禄，自幼天资聪慧，学习勤奋，在校成绩年年名列前茅，是棵有前程的青年苗子。可惜他家太穷，小学毕业后就上不起中学了，在家闲呆游逛得要荒了。
　　1940年8月的一天，嘉定镇镇长刘耀清陪同蒋专员在街上巡视，刘均禄也在街上闲逛，与蒋专员擦身而过。刘镇长偶有所悟对小蒋说：“刚才碰见的那孩子真可惜，人很聪明，从小学一年级起直到毕业都考第一名。现在毕了业，可家里很穷，上不起中学，只得在街上闲逛。”
　　蒋专员回头看看，见他果然长得一表人才，点头叹惜道：“是可惜呀！”
　　他回到县府聊天时谈及此事，田赋科长刘厚斋、司法官刘笃周等都说这是实情。喜欢多嘴的刘笃周问：“专员，你爱惜人才出了名，像这样的孩子有无培养的机会呢？”
　　蒋专员沉思了片刻说：“你明天叫他来见我。”
　　翌日，刘笃周领刘均禄谒见蒋专员。刘均禄在专员面前态度恭敬，彬彬有礼，博得小蒋几分欢喜，便问：“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小学毕了业吗？成绩怎样？愿不愿意跟我到赣州去读书？”
　　刘均禄挺会说话，据实一一回答，并带着恳求的语气说：“若蒙专员栽培能再去读书，我将终生不忘这再造大恩，愿永远为蒋专员效劳，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蒋专员笑笑说：“好吧！你回去和父母商量一下，作好准备，明天上午到这里来和我一道乘车去赣州。”
　　第二天，刘云培夫妇送均禄到县府，见了蒋专员如见了救世主，千恩万谢。到了赣州，小蒋叫卫士带刘均禄免试入省赣中，后转虎岗的正气中学就读，按月拨给他膳宿学杂费。
　　从此刘均禄更发愤学习，连假期也很少回家。高中毕业后，小蒋仍全费资助他升入厦门大学邮电系，学成后投入邮电部门工作。大陆解放时，他随恩师蒋经国逃到台湾去了。据说他现在是台湾邮电总局的要员。
　　小蒋求才如饥似渴，用人不拘一格的小故事很多，其中以捡来一个卫官最为奇特和耐人寻味。
　　1941年冬，小蒋的车路过赣南大余县的河口村。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土福来刚吃过中饭，忽听见屋外传来一声极清脆的车鸣声，接着又听见刹车声。那时汽车很少进山村，他好奇地跑出门外去看怪物。看见一辆天蓝色小轿车正在他家门口倒车，车开进了对门的茶棚里。“忽拉”跑出的十几个小孩团团围住了汽车，他们从未见过那么漂亮的洋式车（苏联进口车），惊奇得“哇哇”叫。也许是土福来走在最前面，也许是他穿的土布棉衣露出的棉花格外引人注目，车上下来一位30来岁的人，走近他亲热地问：“小鬼，去丫山你知道么？”
　　土福来怯生生地点头。去丫山的小路就在他家的右侧，已经没有公路了。
　　那人又问：“你给我挑行李好吗？还给我找一个人来。”他又点头，面前站着的显然是长官，他紧张得额头渗出了汗珠。
　　问话的人矮矮胖胖，蓄平头，穿一身蓝色中山装，园园的脸上有几点白斑。蒋经国本是去大余县视察，途中听人说丫山离河口村不远，忽生闲情逸致，临时决定去那里度过别具风味的一夜。
　　土福来当时也不知道他就是专员，他甚至不知道专员是什么官，反正抓了他的差就得应差。他找了堂兄陈志祥一起去丫山。他俩挑着帆布包走前边带路，蒋经国和他的秘书、随从副官、司机走在后边。到丫山大庙时，天已快黑。蒋经国吩咐秘书给两个挑行李的小鬼每人3块银元，打发他们回去。土福来长到18岁了，这是第一次摸到银元，以前他最多见过铜板。回到家，他把银元交给守寡的母亲，母亲高兴得泪湿了眼圈。那时节，3块银元可以买到两担稻谷。
　　次日清旱，土福来还睡在破棉被里打呼噜，蒋经国等人已在一位老头的带领下，踏进了土福来的破家。
　　“小鬼，醒来，醒来。”蒋经国将他喊醒，又对他母亲说：“我想带你儿子去县城玩玩。”做娘的也不知道哪座祖坟突然冒了青烟，马上点头：“好好，可以，可以。”
　　土福来听说去县城，那可是个大地方，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即随蒋经国上了车。蒋经国亲自开车，缓缓离开了村子。
　　车到大余县城，国民党大余县县长领专员一行去餐馆进早餐。蒋经国居然让土里土气的土福来坐在自己身边。桌上摆满了板鸭、鱼肉和早点。土福来从未吃过这么多好菜和点心，也没经历过那种场面，又拘束又嘴馋，夹菜时筷子直抖。蒋经国亲自给他夹菜，他碗里盛得满满当当的。孙县长感到纳闷，如此土气穿着如此破烂的一个人，蒋专员何以会对他这么亲热呢？便以为土福来是专员的什么亲戚，也盛情地为土福来夹莱。土福来哪曾得到过如此待见，长官们越对他亲热他越发慌张。
　　

求才用人不拘一格（2）
蒋经国料理完公事，下午开车驶向城南的小梅关，带领手下人爬梅山。梅山位于赣粤交界处，山虽不高，但风景极佳。走到半山处的茶亭，大家坐下喝茶。蒋经国打量着土福来，问：“小鬼，你叫什么名字？”土福来挺不好意思，一怔：“姓陈，没有名字。”他的确没有名字。“土福来”是他母亲取的小名，太土，他没敢说出口。蒋经国轻轻叹息一声，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仅有3个字的白色小纸片（后来土福来才知道，那是名片，上面的3个字是“蒋经国”），说：“我给你取个名字，这座山叫梅山，你就叫陈梅山。”说毕，在名片空白一面，写上“陈梅山”3个字，交给了土福来。土福来从此有了正式名字。
　　小蒋喜欢上了这个土气朴实没有名字的小鬼。从大余回赣州时，又经过河口村，蒋经国又走进了陈梅山家里，对陈梅山的母亲说：“我把你的孩子带到赣州去，可以吗？”
　　陈母早已风闻眼前这位是赣南最大的官了，儿子能被赣南最大的官喜欢那是最大的福气，穷儿子的福气真的来了，她连声说：“好，好。”其时已近年尾，蒋经国要秘书找来纸笔，亲手为陈家写了二副对联，嘱陈母过年时一定贴上（可惜陈梅山已记不起对联的内容了）。
　　草屋从此福星高照。除夕，大余县长专门派人给陈梅山家送了礼物。后来，全村人都跟着沾了光，壮丁自然可以少送，甚至有税也干脆不摊派到这个村来。蒋专员关顾过的村子，谁敢不关照？
　　如今叫陈梅山的土福来到赣州后，蒋经国将他送进赣州保安警察总队一大队童子军中队训练，还常去看望他。受训一年后，陈梅山身体渐渐健壮，，并练就了一些武功和一手好枪法。蒋经国硬是喜欢他，有意将陈梅山调来做他的贴身卫士，便将原来一名姓张的卫土送去中央军校学习。
　　专员的贴身卫士可不是好玩的。陈梅山上任的头一天，蒋经国的副官将他喊在一边，向他交待了各项应遵循的细则，诸如，发现可疑人时应如何如何，有事请示专员时应如何如何，在专员上下班时应如何如何，一一进行吩咐并示范。然后将一支美国马牌手枪和专员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了陈梅山。
　　陈梅山自知出身低微，能有今日，全凭蒋经国的栽培，对蒋经国自然是尽心尽责。但因为当时正处于战乱期间，蒋经国对身边的人不能不提防。一次，蒋经国下班走后，陈梅山去清理办公室，看到地上有几块银元，便一一捡起，放在蒋经国的办公桌上；又一次，蒋经国自称没带办公室的钥匙来，对陈梅山说：“小鬼，你给我想办法打开办公桌的锁。”说完就走了。陈梅山自然无法打开那锁。蒋经国再来时，陈梅山说：“我打不开办公桌的锁。”蒋经国笑了笑，自己打开了。事后，副官悄悄告诉陈梅山：银元是专员有意扔在地上的，开办公桌的锁，也是专员在试探你。小蒋从山沟里捡来一个卫士，自然是要培养成亲信。经过几次考验后，蒋经国便放心使用陈梅山了，有时还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去。
　　蒋经国的办公处与他的家离得不太远。陈梅山对这两处十分熟悉。办公处在新赣南路一号的专署大院内。那里有数间平房，分别为专员办公室和专员下榻处。办公室宽敞明亮，地上铺有黑色地毯，淡黄色的办公桌摆在靠北墙处，桌上压着一整块厚玻璃，桌子两边是木沙发。桌后竖着蒋介石穿军装、佩长剑的全身像。右边沙发旁摆着书架，上面放着书籍和一台收音机。蒋经国的家则在小西门。外边有围墙，设了岗哨。里边全是平房，地盘很宽。养了奶牛、奶羊，还种了菜。菜地里的蔬菜青绿茂盛，西红柿很大一个，据说是苏联带来的种子。他家有理发师、面包师、卫官，还有两个专门为蒋经国夫人蒋方良服务的中年妇女。
　　陈梅山常常接到蒋方良打来的电话，询问专员在干什么，什么时候下班。这位俄罗斯夫人对丈夫关怀备至，每次过了下班时间丈夫没回来，她便要打电话来办公室催，有时干脆骑自行车亲自来办公室。蒋夫人特喜欢吃羊肉稀饭。蒋经国的大儿子艾伦（蒋孝文）和女儿爱理（蒋孝璋）也常来专署和陈梅山玩。艾伦喜欢玩枪，有时还朝着墙壁开枪，十分顽皮。爱理长着一头黄头发，比哥哥文静多了。
　　当时担任专员兼保安司令、赣县县长的蒋经国，难得有闲着的时候。稍有闲空，他便嘱咐陈梅山磨上墨汁，坐下来练毛笔字。练完了字，他总是用清水洗净笔头，揩干，再将笔插进笔筒里去。蒋经国喜欢写草字，写好后用图钉钉在壁上站着欣赏。
　　1946年1月，日军第六方面军侵占江西永新、遂川，直下赣州。赣州沦陷前夕，市民纷纷逃走。蒋经国通知秘书、副官，准备乘飞机去重庆。陈梅山问：“专员带我去吗？”蒋经国说：“去，仍然做我的卫士。”
　　

求才用人不拘一格（3）
此后，陈梅山长期跟在蒋经国身边，并由卫士升为卫官中尉。1948年8月，蒋经国从南京赴上海担任经济督导员，陈梅山便离开了他。
　　从山沟里捡来一个小鬼培养成了自己的亲信卫士，这很有点典型性。小蒋从专员一路攀升到国民党台湾政权的“总统“，他身边的人才或亲信，大部分是自己挑选和培养的。而且他发现和使用人才是有层次的，挑选能办事独当一面的人才，得忠实、能干、可靠，即所谓的贤者干才；挑选身边的服务警卫人员，得忠实、朴实、可靠，即言听计从的“奴才”。
　　

一路拣人才　一路丢人才（1）
蒋经国并不是圣贤，他并不是为国为公重视和运用人才，把人才视为国之宝贝和利器，而是把人才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和晋升的工具。所以，他在使用人才的过程中挥舞的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不断发现搜罗人才，又不断扼杀丢失人才。
　　在蒋经国当专员时期的“新赣南”小朝廷里，大多数干部都是惟惟诺诺绝对服从的，大家都以蒋经国的意志为意志，奉行“蒋专员挥手我前进”，由小蒋一人说了算。如果有“另类”，最终也只有沉默不言或拂袖而去。
　　在“新赣南”小朝廷里，敢于同蒋经国争论，提出自己意见的，也有少数几个人，其中的代表人物号称专署“两门大炮”的，就是专署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吴骥和参议高理文。而真能坚持己见和小蒋争论甚至当面提出批评的，则只有副司令吴骥一人。
　　吴骥是赣南军界的第二号人物，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是根据小蒋的意图改组整编赣南11个县的原地方武装，成立第四区人民自卫总队，使蒋专员有了自己的枪杆子。第二件事是协助蒋专员主持赣县防空司令部，任副司令，在赣州防空防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蒋经国很倚重他，他却不惟命是从，而是经常放炮提意见。1943年，蒋经国在虎岗夏令营搞“不夜之天”，大摆流水餐席。吴骥认为是劳民伤财的胡闹，在事前是不赞成的；小蒋不听，还是搞了，吴骥就敢拒绝参加。事后，他听到“不夜之天”三十几桌流水席，不断加菜，用卡车拖酒，源源供应，猜拳饮酒打擂台，一直闹到天亮，弄得民怨沸腾。吴骥便再次向蒋经国反映老百姓对“不夜之天”有意见，他话说得尖刻：“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我们大闹不夜天，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吃的是老百姓的血汗。现在应该节约开支，用于支援抗战。后方紧吃，影响军心民心，违反抗战期间要节约俭朴的精神。”话不入耳却有道理，小蒋虽勉强接受，但情绪上很不愉快。
　　吴骥对蒋经国的私人生活，也敢直言不讳，直犯“龙颜”。如对章亚若的问题，因亚若系吴骥妹夫章浩若的胞姐，他比别人更知底细，为此，曾对小蒋提出过尖锐批评，甚至敢在他面前摔碎酒坛子，提出警告。
　　吴骥性情相当火爆，说话嗓门很大，发脾气时眼似铜铃，有点吓人。可是他那双眼睛却不势利，对于那些在政治舞台上跑“红”的“贵人”，从不讨好拉拢；对于那些倒了霉的人，也不落井下石，只要对方不是汉奸坏蛋，他还会拉上一把。他的性格底色是刚直厚道，不虚假敷衍，而是把内心的东西摆在脸上形诸于色出之于口。他最讨厌省警二大队大队长张寿椿，虽知道张当时是蒋经国的红人，但他看不惯张的油腔滑调，说张是笑面狐狸。张寿椿见了他，一个劲笑容可掬地点头哈腰，他却只是略为颔首而已，连话都不愿与他讲。有一次张寿椿财迷心窍，为了营救一个抓起来的鸦片烟鬼，指引烟鬼的姨娘向吴请求，微露许以重酬之意。吴骥铁面无私地斥责他：“朱经理有钱，儿子犯了法也要严办，钱不能买到国法！”张被吴骥狠狠刮了一顿，狼狈而去，从此张对吴恨入骨髓，可又无可奈何。
　　吴骥夫妇的生活作风也很俭朴。吴夫人帅春如女士，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刻苦耐劳，勤俭持家。1942年元旦，赣州遭到大轰炸以后，他们的家搬到水西乡梨园背，租了一栋普通民房，前有晒场，后有菜圃，屋子里陈设简单，但富于田园情趣。门口贴了一副对联，是吴骥手笔：上联是“勤能补拙”，下联是“俭可养廉”。这是他夫妇俩的生活信条。蒋经国知道吴骥清廉，赡养一家老小，手中很不宽裕，逢年过节时，都会送一笔钱给他贴补家用，直到吴骥离开赣南。
　　吴骥比蒋经国大几岁，阅历也较广，看问题比较全面，他向蒋经国提意见，并不是也不敢有意跟他打擂台作对，而是本色表现，开诚相见，耿直进言。目的是为了蒋经国的事业发展和政治前途。吴骥好比是蒋经国的一面镜子，小蒋也十分需要这面镜子，他有时也肯照照，但终究是不太喜欢照见自己不体面的一面，因而他也就没有十分重视这面镜子。后来，吴骥心里有些不舒眼，他感到“尊而不重”的精神待遇，不好消受，就打定注意离开赣南。
　　恰逢1944年年底战局突变，日寇南侵，赣州地方很不安全，吴骥就请长假护送母妻女儿返回铜鼓老家。蒋经国不愿意彻底失去这面镜子，吴骥请长假，他不给他转报告上去，只批准他的短假，希望他把家眷安顿好了以后再回来。吴骥口里答应了，只是说“尽可能回来”。结果还是没有回来。
　　吴骥是个有骨气的人。本来，他已经攀上了蒋经国这个上天梯，而且当上了二把手，他完全可以直上青云。可是，他竟然毫不可惜地放弃了这个前程，另谋出路。
　　

一路拣人才　一路丢人才（2）
蒋经国也是个不同凡响的人。分手以后，蒋经国头脑冷静下来，想清楚了这面镜子的好处，常萌怀旧之情。三年以后，他听说吴骥在家乡办教育，当了铜鼓县中校长。他感到屈了才，立即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请他到南京去玩。吴骥接此信后，到南京去见了蒋经国，久别重逢，畅叙契阔，小蒋念旧，立即向当时的江西省主席方天推荐吴骥，方天立即任命吴骥为波阳县县长。
　　蒋经国青云一路，培养运用了不少人才，也丢失了不少像吴骥、徐君虎、高理文这样的人才。
　　赣南系对蒋经国贡献极大，他后来带着赣南时期的同一战壕的战友，转战南北，只是到最后，赣南系才在几十年的风雨中，被主子整得七零八落。连一直信任的股肱之人王升，最后也被冷落一边了。在他身边的赣南系干部已经硕果不存。
　　也有人认为“一路捡人才，一路丢人才”是十分正常的，无可厚非，政治家在政治的各个阶梯上，所需要的人才层次是不一样的，就得“吐故纳新”，根据需要改造人才结构。所以，小蒋不承认他有什么“嫡系”，而是“主政一定要用贤者”，不同阶段要用不同的贤者。
　　从这个视角看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从赣州带到台湾的亲信漆高儒就用事实讲了这个道理。他说小蒋到台湾当了接班人后：“蒋中正留下来的人未全用，也没有不用，视需要作抉择；陈诚留下来的人，先从陈履安开始，获得重用，然后才能者都获选用，只有搞小圈子的人，才未见重用。留俄同学，一个也未重用，但保留了同学的友谊，使他们每人都有一份足以维持生活的工作；在建设新赣南时期的老干部也稍有照顾，因做地方建设是优秀人才，放到中央就不一定合适，很明显，外语素养就不足。一般人以为他会用当年干校的学生为主要干部，其实不是，干校研究部的学生到台湾的有50人以上，但占重要地位的也不过10人，不会比台大、政大、成大、师大的优秀生为多。”
　　也有的评论说，蒋经国一生善识人才会用人才，最后却千虑一失，用错了人，将权力的接力棒交给了李登辉，自己挑选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掘墓人，弄得国民党这间百年老店“六代繁华今去也”。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么说反映他的这一面，那么说反映他的那一面。
　　仍在“打造乌托邦”，但已是强弩之末
　　

萌生主政大西北念头（1）
蒋经国在赣南主政三年之后，他的父亲对他的表现相当欣慰，也认识到了儿子跟他睡的是同一张国民党的床，并无二心，只是比他干得更有朝气更有招数。领悟及此，老蒋给小蒋拍了一个电报说：“儿任专员已足三载，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
　　蒋介石为什么会由怀疑儿子搞“赤化”转为完全支持儿子“建设新赣南”呢？因为当时国内外舆论普遍对国民党的政治不满，全国人民和友邦都强烈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革新政治，而中外舆论都对儿子搞的“建设新赣南”很感兴趣，觉得新风扑面，纷纷赞扬并寄予希望。老蒋终于弄明白了，何不利用儿子折腾的新赣南作为开放民主、革新政治的样板，作为国民党正在谋求革新的“橱窗摆设”呢？这既有利于巩固国民党的统治，抵挡一些人的唠叨指责，也有利于争取外国援华支持抗战。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儿子的确不是搞“赤化”，他跟老子如今是一条心了。在赣南，拥护最高领袖蒋总裁的活动，搞得比全国任何地方都邪乎，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总裁是我们的太阳”的口号，喊得比任何地方都响亮。儿子为老子祝寿献机的规模，也是盛况空前，甲于全国。有些人告状说儿子在那里搞“赤化”，跟老子有异心，简直是挑拨离间，别有用心。老蒋明白了这一点，就一通百通了，对儿子不再有怀疑。
　　蒋介石不但拍电报，而且嘴巴上常予嘉勉，多为奖励，树为样板。遇有中央大员或国际友人访问东南时，他总不忘记提议到他儿子统治的赣南去看看，从此，“新赣南”和大儿子在他眼中都更吃香了。
　　老蒋用人是不避亲的，现在他开始认为，儿子通晓俄文，又有行政才能，可以更上一个台阶——培养为新疆省主席，因为他熟知俄国的政情民意，便于收拾这个和苏联接壤的大省残局。
　　到了1942年，虽然苏联的援助不再经由新疆进来，这个关键省份的政治发展却转而对国民党有利。新疆有崇山峻岭，沙漠广袤，平原不毛，是众多回民定居的一块广阔大地，一般又称它为大西北。虽然遥远但鞭长可及了。
　　1934年，曾经在北伐时期于蒋介石麾下担任过参谋的盛世才，借苏联部队之助，掌握了新疆。盛世才的省政府实质上是苏联的傀儡，新疆实际上由苏联顾问经营，盛世才还去苏联拜见过斯大林，直至闹到要加入苏共。他跟中共也打得火热，要中共派了不少高级干部去帮助他建设新疆。但是，到了1942年初，苏联岌岌可危，显然已濒临被德军击溃的噩运，见风使舵的盛世才开始重新评估他和苏联的关系。因此，莫斯科与重庆关系冷却之际，盛世才与中央的关系却开始改善。但他还没有归顺国民党。蒋介石在逼他，在河西走廊设置重兵，相机进入新疆，不时给盛世才颜色看。
　　这年4月底，也就是蒋氏父子视察缅甸国民党军队后不久，蒋介石命令蒋经国参加张治中率领的西北宣慰团到西北去宣慰、考察，还要他带蒋纬国同行。此行目的是让蒋经国有机会第一手观察新疆局势，并提供政策建议。儿子了解老子经营大西北的用心，抗战已到中期，形势更为艰难，东北沦陷，华北沦陷，东南、中南被日军进逼，大西北有可能成为抗战的根据地，必须拿在手里，让儿子去接那个翻云覆雨的盛世才才放心。他要派儿子去熟悉一下西北的人事，去看看怎么才能拿到手。
　　此行非常危险，经常要在前线附近出入。启程之前，蒋介石给大儿子一颗毒药，以备一旦遭日本人俘虏时可以服用，蒋委员长的儿子被日本人俘虏岂不是笑话。小蒋由重庆搭飞机飞成都，转火车到宝鸡，再乘汽车到西安与弟弟会合。蒋纬国当时服役的装甲兵部队，驻扎在西安郊区。
　　两兄弟搭火车到达与日军防线相距颇近的潼关，再沿着一条民工用手开挖的壕沟，搭乘卡车到达洛阳。为了防止日军炮火攻击，确保军事运输安全，民工挖了一条4米深，足容两车交会的一条大壕沟。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在洛阳城内外，献身国防工事，每天早晨天蒙蒙亮时，他就听见几万工人开始工作的声音，同时又听到火车站上搬运军火工人的呼喊声，使得小蒋大受感动，写了一首普罗大众的诗：“这许多劳动者的声音汇合起来，变成了一支伟大的劳动进行曲。”
　　两兄弟以20辆卡车组织一支大车队，名曰“宣慰队”，载满布匹和礼物，预备送给沿路见到的少数民族领袖，拉拢讨好他们。到了酒泉的这天晚上，他别出心裁，邀请了蒙、回、藏、哈萨克、汉族等11位民族的代表，搞了个野餐聚会。天气跟小蒋的心情一样好，一轮明月高悬蓝色夜空，塞上旷野壮阔无垠，野地里毡子上摆满了佳肴和“葡萄美酒夜光杯”，民族兄弟们在活泼的蒋氏兄弟带领下，又吃又喝，又唱又跳，无拘无束，自由狂放，搞得民族兄弟们格外高兴欢喜，民族气氛也格外的团结友好。团结友好为的是要抗日，于是小蒋带头唱了两首抗日歌曲，回族代表则高歌《满江红》，别的族的代表也慷慨激昂唱了爱国歌曲，把抗日的劲鼓得足足的，把野餐会推向了高潮。
　　

萌生主政大西北念头（2）
他们俩谢绝军方派兵护送，来到长城西端的嘉峪关边城，远眺着一片无垠的大漠，边塞景色壮丽让蒋经国大为感动，又诗兴勃发，写下：“西北，伟大的西北……你这个中华民族的古老的故乡，我们祖先的坟墓，我们祖先留下的灿烂的文化遗产都在那里蕴藏着……那里丰腴的物产、坚强淳朴的人民、灿烂的文化，都是抗战建国惟一的力量……有志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他萌生了开发大西北的念头。
　　兄弟俩又带着宣慰团继续西进，到了敦煌，到了安西，到了大西北的最西北一站，停住了。由于新疆局势还不明朗，去新疆的时机尚未成熟，老蒋不想太快地惊动盛世才，所以命令小蒋掉头，又从青海回兰州再回重庆。回来后，他对父亲报告：只要经济开发起来，“新疆的政治问题一定可以解决。”他也建议，必须加强在西北地区对抗苏联和中共的势力。
　　蒋经国回到赣州，在赣南大礼堂作了个热情洋溢的大报告，大谈西北是我们民族的发祥地，是我们民族的故乡，号召有志青年回到伟大的民族故乡去。他说：“我从西北归来以后，深深地感到西北伟大。西北地大物博，的确有无穷无尽的宝藏。过去，我们说安西是我们的最西北了，但是安西还仅仅是我们西北的心脏，从安西到中苏边境，坐汽车还要走六七天。这样广大的土地，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无限的热爱、无限的忠诚，用无限坚强的力量来爱护它、保卫它、来发扬它。我们要促进西北的进步。西北的进步，就是中国的进步。没有新的西北，就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
　　蒋经国考察访问后不久，盛世才加快了和蒋介石的合作步伐。1943年初，盛世才重新加入国民党，最后一支苏联部队撤离新疆。同年，盛世才宣称破获苏联和中共一项“阴谋”，大肆逮捕境内共产党员，统统处以极刑，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身为共产党派在迪化（乌鲁木齐）的代表，也不能幸免。
　　但是，“新疆王”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