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密码-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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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刑，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身为共产党派在迪化（乌鲁木齐）的代表，也不能幸免。
　　但是，“新疆王”盛世才也不是个善主，他很快意识到老蒋是想让小蒋插手新疆，掌握新疆大权。他对小蒋的西北考察存有戒心，防范着被“蒋大公子”取而代之，紧紧抓住新疆的党政军大权不松手。因而小蒋还没有进入新疆腹地，就半途无功而返。老蒋也放弃了让小蒋“建设大西北”的计划，让他仍回赣州去建设他的新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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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给降温放气
蒋经国考察新疆回来，仍在赣南盯紧推动三年建设计划，虽然已是强弩之末，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劲头仍足，一心在赣南打造“乌托邦”。
　　三年时间过去了，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三年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于是，他又匆匆宣布（没有召开大会）将三年建设计划改为五年计划（1944年至1948年），延长了两年。
　　三年计划快到头的时候，蒋专员在酝酿五年计划。1942年2月4日，小蒋在专县县长会议上，对未来的赣南畅想了一番：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用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不用设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可看到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原先那个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容纳二万人。大礼堂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屏幕上，正在放映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了电气化的世界。
　　他很有想象力，但牛皮也吹得太大，不要说一个五年计划，就是二个三个五年计划也实现不了。他畅想的这幅美丽赣州，有的几十年后的现在才实现，有的到现在也没有变成现实。
　　不过在五年计划中，蒋经国在赣南各县办了一些事情是事实。如农业方面，兴修了一些简易的农田水利建设，发放了一些对贫苦农民的救济金等；工业方面，搞了一些手工工厂、作坊，生产了一些粗糙的日用品，如土纱毛巾、粗纱布匹、袜子、瓦罐等类东西。至于原先计划中所幻想的什么重工业钢铁、机械、飞机等，根本无法实现；文教方面，办了一所正气中学，开始还只有初中，后来才开设高中班，十一个县增设了一些小学，大约不超过二百所，还设立了一些识字班、夜校等。他原先计划要在五年内全部扫除文盲也没有实现。
　　他在五年计划里提倡“大国民风度”是值得称道的。他常常勉励大家要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洗脱“东亚病夫”的丑陋形象。还提出干部和群众都要有“大国民风度”的具体模式是：要有文学家的……，要有艺术家的……，要有体育家的……，要有外交家的风度。总之，是要求具有以上各家的优点。
　　他曾把五年计划上报，请父亲给他提意见。经过一段时间，老辣的蒋介石亲笔批改了儿子的《计划》，给他降了温放了气。老蒋知道全局环境不容乐观，赣南要搞出个“桃花源”来是不可能的。他对原《计划》提到要在五年内做到群众“吃得好”“穿得美”部分，把“好”、“美”两字圈掉了，改为“吃得饱”、“穿得暖”；还把“外交家”圈掉了，并加上批语，大意是“外交家有时出于外交上的需要，会耍些外交手腕，讲些外交辞令，往往是虚伪的，不应要求群众和干部像外交家”。
　　

实施“耕者有其田”（1）
小蒋致力打造的“乌托邦”，仍是打“五有”品牌。经过三年计划的努力，做到了一部分人有工做，少部分人有饭吃，少部分人有衣穿，大部分人有屋住，少部分人有书读。赣南是农业地区，人口中农民占百分之###十，而田地却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掌握在地主手里。要做到“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首先应该做到人人有田耕。光做到人人有田耕还不行，因为现在的农民也有田耕，但他们耕的是地主的田，耕田的收获大部分要以地租形式交给地主，租额高达收获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剥削严重，农民还是没饭吃没衣穿没屋住没书读。据载：1937年，南康县靠向地主富农户借粮度日者，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安远县靠向地主富户借粮度日者，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借钱度日者，南康县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六，安远县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也就是有大半的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何谈有书读？
　　要在赣南实行五有新政，首先就要解决土地问题。
　　从1941年起扶植自耕农，即让农民由佃耕地主的田变成自己耕自己的田，实行耕者有其田，是蒋经国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举措。他公布了赣南新的土地政策，规定土地分配以人口而定，这一点与毛泽东当年在赣南搞的土地改革主张是一致的。超额的由中国农民银行照价收卖，再转贷给佃农，地价由农民开会来决定，分五年还清。由于上级规定的土地政策只是赎买政策，不像共产党搞的“打土豪分田地”，用赎买政策需要大笔赎地资金，小蒋手头资金有限，就不能在全地区普遍推开。从1941年至1944年，蒋经国先后在赣县、南康、上犹、信丰四县设立了6个扶植自耕农示范区，藉以取得经验，在全区推广。
　　扶植自耕农的土地来源，系将“非由所有人自耕的农地与私有荒地以及无主或无继承人之土地”依法征收，征收土地地价由本人申报，地价评定委员会按照上中下九个等级评定后公告，土地征收后，依照示范区区段地形等进行重划和改良，并视当地情形划为单位农场，由农民承领自耕，每户以承领一单位为限。承领土地之农户必须是在本乡或本县从事耕作满三年以上，有充分耕作能力，所有土地面积在二十亩以下的雇农、佃农、半自耕农及自耕农。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承购：“一、有赌嫖等不良嗜好政府惩处有案，执行完毕或赦免后未满三年者；二、有宣告破产及剥夺公权情形者。”其承领地价以征收地价为准，并酌加重划或改良费用，承领农户在承领土地时得一次或分期在三年之内还清地价款。在缴清地价钱之前，政府发给领地证，缴清地价钱后发给产权凭证。承购土地所需资金，由承购农户组织土地信用合作社，呈请县政府转专署商经中国农民银行赣州分行贷给。放领之土地，如承领者使用不良或无力续耕或无力继承时，由政府收回重新放领。
　　以上扶植自耕农方法称为甲种扶植方法。
　　在条件差的地方，四区专署则采用政府把非自耕农，尤其是富户集中之土地强行征购，并将本地介绍给自耕农组成的土地信用社，然后按上述程序，由政府贷款给贫苦之自耕农购赎。这种扶植方法称为乙种扶植自耕农方式。
　　扶植自耕农工作是在蒋经国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在各示范区所在县设立了扶植自耕农示范区办事处，县长任处长，地政科长、农行所派土地金融业务员任副处长。下设二股，第一股是总务股，由股长一人、股员五人组成；第二股是业务股，由股长一人、股员五人组成。股长由办事处处长任命，股员多为地政人员充任，有时也调其他专门人员担任。同时又抽调示范区所在乡（一个示范区的范围不限于一乡范围）、保有关人员参加。
　　地价评定是扶植自耕农实施过程中一项相当复杂的事情，为此，设立了地价评定委员会。其成员除办事处处长、副处长外，还聘请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县分团部、县地籍整理办事处、田赋管理处、地法院、乡公所地方公正人士、佃农等方面的代表参加。其职责是依据土地自然条件、肥瘠差别、水利灌溉等条件，评定合理的土地价格，处理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因地价争执所引起的纠纷。
　　扶植自耕农的工作步骤，首先是开展土地调查。办事处派员到农田，按照地形等情况将示范区所有土地分段进行测量，绘成丘地地形图，逐丘注记地目、面积、顺序编号，作为识别业主和进行区段征收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办事处派出土地调查人员依据地丘图，实地进行勘察，按照地理环境、土质等的不同分设地价区。当时全区土地价格分成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成了三级。故地价的核误，纠纷很多，麻烦得很，弄得小蒋狼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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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耕者有其田”（2）
麻烦是麻烦，成绩还是主要的。从1941年到1944年，扶植自耕农的施行，在赣南4个县示范区内农民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吉埠示范区计向地主征收耕地910亩，平均每户承领土地9．6亩。南康的三个示范区内平均每户承领土地10．91亩。上犹广田示范区平均每户承领土地有亩。全区施行甲种扶植自耕农方式设立的6处示范区，共有耕地10820亩，农户991户。平均每户承领土地10．92亩。在示范区内，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调动了耕作的积极性。加上土地改良、水利兴修、优良品种的推广，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在扶植自耕农前，早稻亩产只有350至400市斤。在这以后，土地归己、耕作更细、施肥更足，同是一亩田早稻，可以割到450至500斤稻谷。购买土地的钱，因地价较低，加上物价上涨，大部分农民在一年左右就还清了。每年公粮和田赋任务完成后，家里还有不少积余。生活比施行“耕者有其田”以前要好些。
　　蒋经国又颁布命令，各种地租一律减租25％，使引进耕者有田作，贫农领耕荒地，可以分期付款。两年之内，农业生产上升20％。　小蒋推动这些改革时，绕过了封建堡垒，“与地方既有体制——如地主绅士、军队和党部要员，几乎完全没有关系”。他努力要终止地主和“地方恶霸”加诸农民身上的许多压榨行径。当时安远县有个地主号称丁老虎，控制了整个村子，私人拥有100多支枪的丁勇。蒋经国听到各方对丁老虎的投诉，把丁老虎抓起来，没收他的枪械，还把他当做逮到的“老虎”，倒吊在竹竿上抬走，被送到“新人学校”这种再教育中心受训。
　　扶植自耕农的政策只有少数农民得到实惠，小蒋实行的取消苛捐杂税做法却使多数农民得好处。
　　针对各县政府临时开支由民众摊派，征收人员层层加码的苛捐杂税多的情况，1939年8月，四区专署颁发《各县科派捐款办法》，规定：“各县必先拟具预算及筹款办法呈专署核准以后方才可派捐款”。1941年，四区专署重申“不管乡镇自己派什么捐款，一定要经县政府批准”，各县除富户乐捐、自卫队经费或其他奉令办理之捐款外，“不得擅行派款”。如财政确有困难，各县应通过整理赋税，清理公产公款，使之点滴归公。是年2月21日，专署再次颁发训令，严饬各县从前已派之各项非法捐款自即日起“一律废除”，并把废除各项捐款名称呈报专署。
　　从1942年起，各县停征蔗棚捐、毛猪出口捐、自卫队经费等项捐税征收。老百姓一年只向政府交一次税（即田赋征实和征购谷合拢计算一次交纳），由纳税人直接向税务经征处交纳，减少中间盘剥。同时颁行《征行富户捐税办法》，规定“资产满三千元以上的才缴纳自治户捐，资产较多的，捐额也递级增加”。1943年，自治户捐取消，改为征收地方建设捐。专署统一制定缴捐标准和等级，凡富户或商店资金万元以上者，地方特产运销出境者等，均须按“钱多的人多出钱，钱少的人少出钱”，无钱的人不出钱的原则向政府缴纳捐款。
　　据统计，从1941年到1943年的三年里，蒋经国在四区辖11县范围内，共“取消了三十六种苛捐杂税”。这就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向“五有”目标前进了一大步，促进了建设赣南的各项工作，增强了抗战的力量。
　　即使这种和平土改也遭到封建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地主阶级如果破产，国民党的根基就会动摇，因此又纷纷向江西省政府和重庆上“折子”告状。这项土改法令颁布不久，江西省政府就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先免去了蒋经国兼任赣县县长的职务，同月又发表新任命，升往江西省府委员，造成小蒋要离开赣南的气氛，让他的土地改革政策停摆。
　　小蒋在赣南种的和平土地改革的试验田，在赣南没有普遍开花结果，后来他在台湾倒普遍推行了。他在台湾协助老子主政时，不但实现了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理想，而且支持了台湾工业化的起步，使台湾在短短的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西方国家花费二三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化。
　　

调整县界　建设县镇（1）
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中重视县镇建设，规定每个县必须设戏院、体育场、公园。1941年春，信丰县城在校场坝搭了司令台，用木板和篾笪盖了一间运动员休息和避雨的杉皮棚，建起了县体育场；把刘家祠改建为长年性的“新声戏院”；又在上西门碧血亭东侧开辟了“信丰公园”。
　　1941年秋，云淡风轻的一天下午，蒋专员偕刘秘书前往公园作检查性的游览。他们走到上西门外，见路旁竖立着一座门框式的牌坊，上面横镌着“信丰公园”四个大字，两旁悬一副对联云：“好景当前，志士不忘在沟壑；清游自昔，诸君何以答升平。”笔势遒劲，对仗工整，据说是方政秘书所作，小蒋胜赞其才。再仰望余汉谋主持修建的钢筋水泥的碧血亭，其柱子上也有一联云：“碧血染河山，君为河山流碧血；英雄造时事，我感时事惜英雄。”小蒋也夸赞了一番。
　　他们游到新建的公园职工宿舍，小蒋想进去看看，在跨越檐沟时不慎身子一歪，一手撑在屋墙上，土墙顿时像沙发似的弹动起来。他皱皱眉头，心想这墙怎么如此不坚固。进到会客室，管理员工听得有人到来，急忙从卧室出来，见是秘书陪同专员来到，赶忙献茶招待，显得格外殷勤。
　　蒋经国问：“这房墙是什么材料做的？怎么会弹动？”
　　管理员答道：“用木尾作柱架，竹片编篱笆，再糊以泥巴裱点石灰就成。”
　　蒋又问：“怎么建的这样矮，盖得这么薄呢？”
　　管理员答说：“那是因为蔑墙负荷不起房顶的重量，盖高了又惹风。”
　　蒋专员再追问：“为何建这样不固的房子？”
　　管理员笑笑说：“因建筑费太少，我们多次要求县里增拨款，财政科和会计室的负责人都说，这是三年计划的房子，能对付三年就够了，何必搞那么坚固。现在财政非常困难，哪有余钱装饰公园？”
　　蒋经国望望刘秘书，刘会意地说：“情况属实，而今县财政超支颇大，尚无法解决。”
　　蒋专员不禁叹口气说：“是呀！建设需要资金，没有钱怎能实现五大目标？”
　　他回到赣州不久，便筹办了一个经济干部训练班，培养经济管理骨干，着手抓经济建设。
　　也是这一次，蒋专员检查了信丰县城的建设后，便出巡崇仙、龙下、江口等区乡。路经大塘圩时，他见真君庙戏台北旁，黄源太药号隔壁，一间红石门框的破店门口挂着一块长条木牌，上面写着“信丰县大塘乡公所”几个字，他心中嘀咕，“一个管理万余人的大机关竟驻这样一间狭小的破房？”
　　他当即走了进去，刚好有一个警士模样的乡丁从里面出来，小蒋便问：“你们乡长呢？去叫他出来一下。”
　　这乡丁走到一个光线微弱的房门口叫：“施乡长！外面有人找！”
　　乡长施志兴从梦中闻声，慢吞吞地掀开被子，提着火笼，脚拖懒人鞋，像上了镣铐似的移步出来。他斜视一眼，见来者穿的是便服、草鞋，戴的是斗笠，以为是种田人，并非上级官员，就傲慢地问：“你是哪里的，有什么事？”
　　蒋专员见他这副德性，不悦地问：“你是乡长吗？姓什名谁？”
　　施乡长听话音不像是本地农民，虽然穿得随便气概却不凡，不敢再吊儿郎当，便改口气答道：“我就是乡长施志兴，请指教！”
　　蒋专员一面抽名片给他，一面说：“我就是蒋经国。”
　　施乡长听了如闻晴天霹雳，魂飞魄散，全身擅抖，断断续续地说：“我不知是专员来了，不要怪！请到办公室坐。”他还叫专员不要怪他，他这副德性能不怪吗？
　　到了办公室，施乡长一面用袖子扫桌凳上的积尘，一面叫提茶来。蒋专员见这位乡长穿戴得不伦不类，身体骨瘦如柴，脸色铁青像个鸦片烟鬼，乡公所落灰尘说明他多日没上班了，心想：“行新政必须用新人，这样的老朽病夫怎堪胜此重任。”于是，便带着考试的口吻问：“你现在做些什么？”
　　施乡长忙说慌：“刚办完公在寝室里看看报。”
　　蒋专员见办公桌上积灰满寸，明知这是骗人的假话，便考问说：“是呀！要经常看报，注意国家大事。你知道我国的领袖是谁？”
　　施乡长这还是知道的，便答：“蒋总裁，专员的老人家。”
　　蒋专员又问：“目前中央政府在哪里？”
　　施乡长这就犯迷惑了，答：“在南京。”
　　蒋专员摇摇头，施又改口：“噢！是在上海。”
　　蒋仍摇头。施犯糊涂了，只好乱猜：“是南昌。”
　　蒋专员叹了口气说：“因日寇入侵，现在已迁到重庆去了！你知道重庆的位置在哪里？”
　　施志兴搔搔头皮说：“在汉口！”
　　这样常识性的问题都乱说，蒋专员听得有些恼火地指着墙上的中国地图说：“你到地图上找找看吧！”
　　

调整县界　建设县镇（2）
施乡长方寸已乱，两眼昏花，抖动着手在地图上东指西划，圈圈点点，半天也找不到重庆的位置，回头对蒋说：“报告专员！地图上没有重庆。”
　　小蒋苦笑一声，只好拿鸡毛帚柄指给他看：“重庆是在长江上游，属四川省。你看报，学时事，学到哪里去了？这样醉生梦死，怎能当好这个任务繁重的大乡长？干脆回家去抱孩子去吧！”
　　施乡长吓得不轻，虽然已经惶恐万状，冷汗淋漓，但起码礼数还记得，嘴里一个劲说要留蒋专员吃饭。蒋专员已经没有了胃口，一乡之长这种调头，还能指望他领着乡民去建设新赣南？他一拂袖走出了乡公所，高视阔步地向铁石口方向走了。
　　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施志兴果然接到撤职命令，由蒋培养的凶暴青年毕恩仇来接任了。
　　蒋经国鉴于信丰的龙下、江口、社迳、陂头等地与全南县接壤，离信丰县城达百余里之遥，对推行政令鞭长莫及，欲将那些地方划归全南管辖，这样既便利工作，又能平均人民负担。
　　1942年暮春，蒋经国召集了龙南、全南、信丰等县县长在崇仙乡公所开会，研究划县界问题，并邀了当地熟悉情况的老人引路勘察地形，征求民意。
　　没料那里的老百姓思想闹不通，纷纷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说，此地离全南虽近一些，但交通不便，来往爬山越岭，崎岖的羊肠小道一向很少行人，却多有打抢的土匪，身家性命都不安全，尤其是运送公粮更加困难。这山沟里本来就很穷，划入全南无疑又要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这地方从古至今属信丰管辖，往赣州、南昌做生意顺道，去开会、送粮用船方便。
　　信丰县长邓必兴和当地的乡长明知缩小地盘等于降低了职位，减少了收益，内心也不同意割划，但不敢公开反对。邓必兴趁群众抗议之机，以调和的语气劝说：“你们回去吧！专员会尊重你们的意见办事的。”邓必兴在离开时指使当地乡长挑选几个年老能言者再到县府来要求，实际上是要老者们去闹闹要挟专员。
　　第二天蒋专员一行回到县府讨论此事，正在开小型会时，有八个年逾古稀的白发长须老人在会议室门口一字形排开跪着请愿，口喊：“请不要把我们划到全南去！我们宁愿做信丰的狗，决不做全南的人！”
　　小蒋见此情景，竭力压住心头怒火，叫他们起来到室外的长凳上坐下，教训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我是不怕狗的，要听我的话，我讲个故事你们听听。有次我到赣州湖边村视察，刚到村口，一群凶狗嗷嗷叫着向我扑来，我大声说，我是专员，我命令你们不准吠！但它们全不理会，汪汪地吠得更凶。幸好屋里出来一个人，认识我，他拿棍棒把它们打得四处逃窜，不敢再吠了。这件小事说明这些不听话的狗，只有挨了打才会不吠而离去，凡是人都会听我的话。”
　　老翁们听懂了他是在借物喻人，讽刺和教训自己是不听话的“狗”，就站起来再也不敢吭气，灰溜溜地走出县府大院。
　　蒋专员认为这场风波完全是邓必兴唆使的，就沉下脸朝邓必兴训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不过是个鸡蛋而已！”
　　结果蒋专员固执己见，于同年8月，正式宣布龙下、江口、社迳、陂头划归全南县管辖，饬令翌日办理交接手续。
　　邓必兴意识到自己是“鸡蛋”，碰不赢他这个硬“石头”，感到今后工作有风险，此地不可恋栈，须早辞职为妙。邓必兴辞呈也上去了，他仗着民政厅长王次甫的背景，即调省财政厅任财务督察专员，离开了信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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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乡建保到建家
从1942年底到1943年初，蒋专员号召展开建乡建保运动，先从赣县做起，然后推广。选派公署、部、会、府一百多名干部，分成十几个工作组到全县各乡镇去，先建乡，后建保，也可以交叉结合进行。
　　下乡前，开了几次会，小蒋说明建乡建保的任务，主要是健全乡镇保甲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把建设新赣南第一个五年计划贯彻下去，在基层实行，为实现“五大目标”打下基础。至于如何实现“五大目标”的具体作法，他则说得不明确，大家心中也无数。只记得他最后叮嘱的几句话：“你们这次下去，一定要把乡镇公所、保办公处布置得像个样子，造成‘建设新赣南’的热烈空气，以壮观瞻，使人耳目一新……。”
　　在会上，他还布置了一些附带任务：军事科委托催兵，财政科委托催款，田粮处委托催粮，这三项附带任务倒是明确具体的。
　　搞建乡建保运动的结果，成绩最显著的是各乡镇公所和保办公处都打扮得整齐清洁，焕然一新，很多乡镇公所盖了新房子。
　　尤其重视屋外环境，写制了大量宣传“建设新赣南”的标语口号，最大的一块木牌漆制着“建设新赣南”五大目标：“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高墙上、岩石上都绘写了斗大的字，真是豪言壮语，气魄惊人。公路上坐在车里的乘客，大河里船上的旅人，都可以看到这些醒目的标语、口号，给人的印象是：赣南和别处果然大不相同。
　　乡镇公所的办公室内，布置得更加漂亮。油漆粉刷得溜光光，办公桌椅、文件橱、会议桌椅，摆得整整齐齐；墙上挂着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大幅像片，像片下面写的是“建设新赣南五大目标”，墙上钉满了统计图表，挂满了会议记录、登记簿、收发文簿等各项簿册。人们一进乡镇公所就觉焕然一新，蛮像个样子。
　　保办公处的布置虽然比不上乡镇公所，却也颇有规模，比过去的破烂寒酸模样讲究得多。
　　小蒋以赣县的做法为榜样，扩展到赣南第四行政区所属的其他10个县所有的镇公所与保办公处的“门面”，全部焕然一新，热热闹闹，尝心悦目。
　　建乡建保运动以后，本来要搞建家运动，后来没有专门搞，只编写了一篇《新赣南家训》，内容是以《朱子家训》为基础，用蒋氏的观点和“建设新赣南”的纲领要求综合编写而成。
　　

正气歌和《家训》（1）
蒋专员继续寻找和强化建设新赣南的精神武器，制造强大的舆论声势，进行通俗易懂的“精神建设”，并使之深入每家每户。
　　蒋经国十分推崇在赣南当过官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主政赣南期间，处处以文天祥为榜样，创造了许多“正气”品牌的精神产品。
　　文天祥生于1236年6月6日，江西吉安县人。从小在严父、良师的督导下，刻苦学习，博览群书，立志要为国家做一番贡献。最终成就为南宋时期的杰出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正气歌》是他伟大精神的代表作，“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这千古名句，是他爱国精神的写照。
　　文天祥在1275年担任赣州知州时，力主革除弊政，惩办贪官污吏，加强国防以御外敌，留下许多可圈可点的政绩。他平易近人，十分关心人民的生活，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深得民心，留下许多德政供后人凭仰。
　　这一点很合小蒋的胃口，让他崇拜仰慕得很。尤其《正气歌》他耳熟能详，主政赣南时更是标榜。他创办了《正气日报》、正气出版社、中华儿童新村、正气小学、正气中学，筹办正气大学，设立正气牌坊。以“正气”标榜，提倡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算是找到了建设新赣南的精神支柱和舆论骨架。
　　《正气日报》更是办得颇有正气，影响很大。曹聚仁主持时，每天发行二千多份，市销一千多份，外销一千多份，仅邮寄延安的就有二百多份，还有桂林、长沙、昆明、西安等地，不够分配，但因白报纸供应紧张，无法多印。发行一年多后，在高理文接手时猛增至一万多份，成为东南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全国也很有影响。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中共领导人李富春是固定订户。可见延安对蒋经国在赣动向也很关注。
　　正气歌层次太高，很难唱进老百姓的心坎里去，蒋经国又十分重视老百姓家庭的教育与改造，名之曰“建家运动”。为了建好家，小蒋请人撰拟了《新赣南家训》，经过多次研究讨论形成了文。这篇《新赣南家训》总共100句，554个字，句句结合日常生活习惯，记熟并不困难，但要句句做到就难了。
　　1942年8月13日，蒋专员在《正气日报》公布了建设新赣南家训。“家训”的原文已失，根据江西省定南县吁乾庵老先生在一张旧布告的反面发现，原文为：
　　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脸刷牙，打扫厅房。天天运动，身体健康，内外清洁，整齐大方。时间宝贵，工作紧张，休息睡觉，反省思量，吃饭吃粥，种田艰难不忘；穿衣穿鞋，要以辛苦着想。事事宜先准备，免得临时慌张。春天栽树木，夏日造谷仓，秋收多贮藏，冬季种杂粮，夏衣春天做，冬衣秋季量，天晴修房屋，天雨补衣裳，户户养鸡鸭，家家畜牛羊。处处要节约，无事当做有事防；时时要储蓄，有钱应作无钱想。青菜豆腐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