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密码-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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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留苏派。曹聚仁则是超然于上述两派之外的杂牌军，是凭本事吃饭的业务人才。CC派的人凭借其幕后头头陈果夫、陈立夫的来头大，控制着专员公署的要害部门，不容他人置喙，留苏派在小蒋变脸###之后无力与之抗衡，只能挂个“参议”空衔，在一些附属的旁枝单位中争夺一席之地。《正气日报》在曹大主编手里办得有了起色，有人早已把它当作一块肥肉，垂涎欲滴。现在曹聚仁出了纰漏，便跃跃欲试。书卷气十足不善于与人勾心斗角的曹聚仁，只有一走了之。
　　曹聚仁一走，接班的总经理便是原来只有“参议”头衔的留苏派高理文，这个人还不错。
　　高理文（又名高素民，30年代初从苏联留学国）曾经充当蒋经国的秘书，在留苏派中是颇为小蒋所器重的。由于没有办过报，他接手以后，对报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编辑、经营管理制度、办法，均一仍旧贯，没有更改。还先后延揽了原在北平与成舍我合作任《世界日报》总编辑的彭芳草、作家王西彦、女记者高汾，以及解放后在河南师范大学任教的黄元起、周守正等人，加强了编辑阵容，并特约新闻、文化界的知名人土（包括曹聚仁时期邀约的计有陈望道、李四光、竺可桢、王亚南、郭大力、刘思慕、袁水拍、张乐平等等），提供文章或艺术作品给报纸发表，使内容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提高，发行量也有所增加，使《正气日报》成了国民党地方报纸中的佼佼者。在《正气日报》的图书资料室里，不但有江西很难看到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还有《资本论》《帝国主义论》及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进步书刊，这在当时可说是十分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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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不明　余波延绵（4）
余波之三：60年后，章亚若的双胞胎儿子终于实现认祖归宗的愿望。
　　章亚若留下的两个孪生孤儿，一直由外婆章太夫人周锦华照顾，与舅舅章浩若住在一起，过着隐姓埋名艰难挣扎的生活。蒋经国不便出面抚爱，只是暗中关照，将章浩若调到贵州铜仁县当县长，将章太夫人和孝慈孝严一起接过去生活。小蒋后来到东北当特派员，又将章浩若调任辽宁省法库县县长，东北工作结束后，章浩若又随着蒋经国回到江西浮梁县当县长。蒋经国将章浩若辗转调职，煞费苦心，完全是为了章家照顾孝慈孝严的方便。
　　大陆解放时，章浩若被留在大陆，章太夫人和大舅妈纪琛带着孝慈孝严，由王升陪同从南昌撤到福州，蒋经国安排章家从厦门坐军舰到了台湾基隆。他们在新竹安居下来，随外婆过着又穷又硬的生活。他俩读书时，户籍上父亲栏填的是大舅章浩若，母亲栏填的是舅母纪琛。为了避人耳目，章孝严的出生日期写的是1941年5月20日，章孝慈的出生日期写的是1942年1月24日。在不明不白和穷困封闭中长大的孝慈孝严兄弟，对人生体验格外深刻，在委屈悲愤中更加刻苦自强，都很有出息，章孝严最后出任了台湾的“外交部常务次长”，孝慈出任过东吴大学的校长。
　　蒋经国官越做越大，直至做到台湾的“民国总统”，他与孪生子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至死都没有见过孪生儿子的面，也没有兑现让儿子认祖归宗的承诺。但他心里一直有这两个儿子，心里也一直有他们的母亲。1987年秋的一天，即将撒手人寰的蒋经国，在弥留之际嘴里发出一连串模糊不清的言语，随侍在他身边的人仔细倾听，仿佛他在念叨一个名字，再屏息静听，终于明白他是在呼唤“亚若”。这个深藏在他潜意识里40多年的亲切名字，突然翻滚浮现到表意识来，也许冥冥之中，章亚若的灵魂来与他相会了。
　　自18岁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后的章氏兄弟，要回归蒋家的意愿从来没有放弃过。
　　章亚若死后，世事变迁，她的墓地也被人遗忘在荒草丛中。过了40年，留在大陆的章亚梅在桂林东区凤凰岭上找到了姐姐的墓茔，通知了已在台湾出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的章孝严和出任东吴大学教务长的章孝慈，弟兄俩出面委托桂林有关方面修复母坟。1989年年末，当章亚若墓正式开工修葺和立碑之时，大陆的章家亲友曾再度致函，要他们亲自返乡在母亲坟前一尽孝心。然而囿于种种顾虑，章孝严、章孝慈踌躇良久，最后仍然没有成行。苦命的母亲章亚若的坟地，终于由一座荒冢变为整葺一新的墓园。
　　这些年中，他们兄弟俩无时无刻不沉缅于思亲情怀，每一次有朋友到桂林，他们总不忘嘱其带去台湾的香纸代他们在母亲坟前焚祭，并带回母亲坟前的泥土，一人一份，以罐封存在各自的书房内。这一抔黄土，是他们离母亲最近的距离，也是悠悠半个世纪以来，他们思亲的惟一通道。
　　1991年，章孝慈私下请人转告桂林的朋友，翌年第一届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在大陆举行之际，他当乘与会之机回桂林祭奠母亲。后来，由中国政法大学和台湾东吴大学共同主办的“九二年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易地在台北举行，章孝慈不得不暂时取消回桂林扫墓的计划。1993年初，章孝慈为准备在北京举行的“九三年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期间到桂林扫墓，面呈台湾总统李登辉，辞去“国大代表”职务，退出国民党十四届中央委员的竞选，完全以学者身份赴会，这样便可以回桂林祭莫亡母，一了数十年的心愿。
　　1993年8月，章孝慈转道香港飞抵北京，参加“九三年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成为1949年以来蒋氏家族返回大陆正式访问的第一人。8月21日下午3时，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章孝慈，双方晤谈约一个小时。章孝慈事后表示，###纯为礼貌性地接见他，两人没有谈及敏感的政治话题，也没有要他传话。章孝慈强调，他虽然家世特殊，但身份单纯，已无国民党中央委员或“国大代表”身份，所以是以纯学者身份会见###的。###在会谈中提到章孝慈将到桂林祭扫其母章亚若墓是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表现，并对章孝严未能随行深感遗憾。
　　1993年9月5日，无论是对蒋家而或章家而言，都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前一天晚上，章孝慈及随行乘坐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从杭州飞抵桂林。多云的天气渐渐下起雨来，且越下越大，通宵达旦，至天明尚没有减小的迹象。这大概是天老爷为他的孝心感动的一种表示吧。
　　5日清晨，章孝慈随行人员见大雨倾盆，都认为在台湾定下的9月5日上午扫墓的计划一定要改变了。可章孝慈坚持要在大雨中祭奠母亲，以寄托50年来的哀思，还要为不能成行的章孝严烧一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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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不明　余波延绵（5）
9月5日上午10时，章孝慈一行冒着瓢泼大雨，驱车来到桂林马鞍山西侧凤凰岭下。10点30分，章孝慈着一身黑色西服，胸前戴着白花，虔诚地缓缓登上母亲的墓台。当他第一眼见到母亲墓地时，禁不住泪如泉涌，痛哭失声。章亚若墓前的供台上，摆放着点心、菜肴、水果，一排9只酒杯，斟满了漓江水酿就的“桂林三花”。供台的左边，置放着一帧彩色全家福照片，那是“狮儿”章孝严、夫人黄美伦及其长女章惠兰、次女章惠芸、儿子章万安。右边置放着另一幅彩色全家福照片，那是“狮儿”章孝慈、夫人申德及其儿子章劲松、女儿章友菊。墓的两旁，分别摆放着两家9口和随行人员敬献的20个花圈，两旁的8束鲜花象征着章亚若冥诞80周年。10点40分，章孝慈按中国传统的家祭仪式，恭恭敬敬地跪在母亲灵前连烧三炷香，缓缓地将鲜花、酒、菜、饭、水果一一高举齐额，摆放在灵前，再三叩首。今日，章孝慈终于可以面对母亲亡灵，一倾思念之情。
　　10点50分，当司仪宣布“恭读祭文”时，章孝慈几乎己是泣不成声，一字一泪哽咽着念祭文：
　　癸酉年九月五日（农历七月十九日）孤哀子孝慈谨具鲜花清礼叩祭于母亲大人灵前，曰：鸣呼！劬劳我母，生于忧危。万方多难，世局崩离。孪生二子，孝严孝慈。抚养六月，驾返瑶池。外婆母舅，父母职司。播迁台岛，潜隐乡居。饔餐不继，清贫自持。身世守口，兄弟莫如。
　　渐长闻事，母德春晖。思母唤母，音容依稀。出入游处，心忍无归。晨昏雨夜，倍思庭帏。人逢佳节，团圆可期。唯我兄弟，益感伤悲。黄泉我母、存问凭谁？人等视我，身分殊奇。我俩自视，常人无疑。负笈游学，志气不移。幸蒙庇护，不辱门楣。两岸解禁，探亲交驰。桂林母墓，念兹念兹，。
　　我与兄长，皆有儿女，两家九口，独我来斯。外婆吾父，魂应相随。焚香祝祷，无尽哀思。人言生死，天命有常。我怜我母，难忍情伤。善果报应，证之行藏。我悲我母，九回断肠。灵而有鉴，幽梦还乡。我思我母，山高水长。哀哉尚飨！
　　在滂沱的大雨中，孝慈长跪在母亲的墓前，哽咽读完了394字的祭母文。而在孝慈祭母的同一时刻，因有公职未能同行的孝严也按兄弟事先的约定，在台北家中长跪遥祭。
　　祭奠活动结束时，章孝慈再一次在母亲墓前深深地鞠躬：“妈妈，我还会再来看您的！”最后，章孝慈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说：“我能回桂林祭扫母墓，极为激动。此刻，我和天下所有儿子跪在母亲灵前的心情是一样的。”
　　章孝慈9月5日扫墓后，随即与从各地赶来的章家亲友聚会，一偿乡情。临别桂林时，章孝慈表示，经过扫墓、与亲友见面，感觉情感上很踏实，以前总希望有个墓可以扫，现在终于扫了。
　　在这次祭母之行的第二年，章孝慈在北京突发脑溢血，章孝严突破台湾方面的重重阻碍，借用包机将弟弟从北京接回台湾。1995年，章孝慈于台北病逝，认祖归宗的重担落在章孝严一人的肩上。
　　章孝严于2000年辞去一切公职，这样便于进出大陆。2000年8月26日，他受奉化溪口蒋氏家族族长的邀请，携家人第一次来到溪口，在蒋家家族祠堂报本堂上了香，跪拜着祭了祖，好几个长辈都叫他“蒋孝严”，在民间礼俗上认了祖归了宗。
　　由于他的父母是非婚的蒋经国和章亚若，由于他自己是有身份的人，真正认祖归宗还要完成法律的程序，这就要复杂得多。一年之前，章孝严向户籍所在地台湾的大安户所申请改注身份证的父母栏。对于一般的人，这程序非常简单，在台湾地政事务所就可以办妥，章孝严的申请却从事务所一直往上报，签到“民政局”，签到市长那里，市长作不了主，又报到“内政部”，“内政部”又召开了“法务部”、“司法院”的联席会议，确定了一系列复杂的程序要完成。本来只要验明DNA就可以确定章孝严与蒋经国的血缘关系，因为事关当事人身份的敏感，一直蒙在鼓里的蒋经国的###蒋方良女士坚决反对，获取DNA样本就十分困难。章孝严只好另辟蹊径，跑到大陆来和表哥见面，和大舅妈取得联系。他的夫人因为太兴奋，一口气拔了大舅妈十几根头发，痛得大舅妈哇哇大叫。
　　2002年12月12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等待，60岁的章孝严终于拿到了“正名”以后的新身份证，父母栏亦更正为“父亲蒋经国，母亲章亚若”。章孝严原本可改名为“蒋孝严”了，但为了纪念他幼时辞世的母亲章亚若，他选择了继续从母姓。令他欣慰的是，60年历经坎坷的风雨认祖归宗路，他在晚年终于走完了；　终于可以告慰在天的父母之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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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新事，行新政，用新人（1）
蒋经国根据在苏联学到的“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在赣南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培植自己干部班底的工作。他深知在国民党官场，要想有所作为，就需要一批心腹干部，这样在应付党内其他派系的挤兑和进攻时，这批人就可以当守门员和后卫；当向其他派系进攻时，这批人则可以充当前锋和中锋。
　　蒋经国在用人上与乃父大相径庭。蒋介石信任和重用的人是：黄埔一军，政教系CC党，两统特（军统、中统）。而蒋经国信任和重用的人则是：三青团、青年干部、文人学生。
　　蒋经国刚来赣南当专员时，身边没有赣南干部，用的是在苏联留学时的亲近同学，和在省保安处当副处长及在临川督练新兵时熟悉的干部。所谓四大秘书就是他开辟赣南初期的先锋或后卫。周百皆是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的秘书，掌管抗战动员、组织和宣传的工作，蒋经国的四大秘书之一。另一个就是真正的专员公署的秘书，叫黄中美，在主任秘书徐君虎离开小蒋后，接任主任秘书，权力很大，熟悉官道，又能说几句革命的话。又一个是在经济委员会当秘书的徐季元，掌握财务实力。再一个是新赣南月刊社的秘书，叫高理文，斯文典雅，掌管文化阵地，实际是为蒋经国制造舆论的重要干员。
　　后来这批留苏派干部逐渐被重庆派来的CC派干部所排挤，被挤到参议之类的闲职位置去了，但小蒋并不信任老子系列里归陈果夫、陈立夫掌管的CC派干部，便着力培养自己的赣南系干部。
　　蒋经国刚到赣州时，年不满三十，是位青年，他就抓住青年来培训自己的班底。他除了专员、县长的职务外，还担任了三青团江西支团干事长，这个职务在名位上没有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那么高，但实际权力却比那个空衔主委要过硬吃香。他凭藉三青团的招牌，把全省青年罗致在蒋介石的旗帜之下，紧紧抓在他自己的掌握之中，以三青团作为自己的起家政治资本。他在赣南除了用三青团名义办过“赣州虎岗青年学生夏令营”外，还用三青团名义在赤珠岭办过五期“江西青年干部训练班”，培训了五百多名效忠于他的青年干部和三青团骨干分子（多是赣南人）。直到1944　年冬他离开赣州去重庆时，还带去了大批三青团骨干和赣南籍的青年干部。这些人一直是他的政治班底。
　　在赣南专署蒋记班底中，赣南系是最基本的力量。该系的组成人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专员公署的部分干部；蒋经国主持的三青团江西支团的负责人；赤珠岭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毕业生；虎岗的青年营成员。夏令营、冬令营突击训练培养的大批干部，打上小蒋烙印后，则成为赣南各级政权的基层力量。
　　赣南系干部的代表人物有王升、李焕将军。他们都是“青干班”培养出来的。王升是小蒋用人特色的典型和缩影。
　　王升出身赣南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原名王建阶，字化行，江西龙南县人。他就是从三青团这道门坎进去找到进身之阶的。他果敢勇毅，精力充沛，沉默寡言而忠实可靠，以第一名毕业于“青干班”，被分配在赣县县政府工作，小蒋随即任命他为赣县政府保甲指导员，其实际职权等于原先的赣州市区区长。他平时虽沉默寡言，办起事来却老练泼辣，精明强干，跟小蒋很投缘。一当赣县保甲指导员就砍了几板斧，赢得喜欢砍板斧硬碰硬的小蒋青睐。
　　他砍的第一板斧，是大刀阔斧改组了乡、镇机构的人事，将赣州市区所管辖的东南西北及东郊五镇镇长和水东、水西两乡乡长全部更换，都由三青团青干班的毕业生取而代之。这正合小蒋口胃。
　　他砍的第二板斧，是重新登记户口，彻底清查核对人头数目，凡是适龄壮丁，一律征召入伍训练，分批送交接兵部队，不来的就抓，强迫入伍。赣州的空气突然紧张起来，王升的名字开始被赣州市民注意，都传他很厉害。
　　他砍的第三板斧，是在春节前夕突击检查户口，一夜之间拘捕了200多人，都是所谓身份不明的青壮年，他全部都抓去送了壮丁。被抓的有的是富豪子弟，托人带礼向他求情，他一律板着脸孔拒之门外。而小蒋正为没有完成上面交下的征兵任务而着急，王升这一辣手却解决了他的困难。
　　王升为小蒋立了汗马功劳，论功行赏，王升当即调任赣县县政府兵役科长。赣州老百姓和工商业者听说他当了兵役科长，都害怕得很，都认为他有股蛮劲，依法办事，不贪污不腐化，不徇情舞弊，凡是合格的壮丁一律送走，毫不讲情面；乡保长也知道他不好惹，谁也不敢买丁顶替。
　　1942年，三青团江西支团部正式成立，小蒋任干事长，便调忠实能干的王升任组训组长。从此，王升进入三青团高层骨干行列。1943年，蒋经国兼任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又调王升到重庆干校受训，从此离开了培育他的赣南。1944年，建立青年军，小蒋任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中将主任，又调王升到政干班受训，毕业后，参与了青年军政治部工作。以后他受小蒋的知遇之恩，一步步爬到了国民党政权高层。到了台湾，曾官居政治作战部主任，荣膺上将军衔。王升是“赣南派”跟蒋经国最久官职最大的佼佼者，属于小蒋“用人惟贤”的典型。
　　

兴新事，行新政，用新人（2）
他重用张恺则是为了报母恩。抗战开始以后，蒋氏父子在奉化溪口的家务，主要靠武岭学校教师张恺就近料理。张恺平日侍奉蒋母毛氏，犹如侍奉自己的母亲一般。蒋母不幸被炸身亡，所有善后丧事，均由张恺一手办理。小蒋由此感激在心，以亲兄弟待他。丧事完毕返回赣州后，他一再电请张恺结束武岭学校校务，离开溪口来赣州。张恺到赣州后，小蒋即将自己兼任的赣县县长让给他，以加官晋爵，作为报答母恩之德。
　　1945年春，小蒋奉父命内调重庆，以所遗赣南专员、区保安司令一职，先由杨明继任，不久，小蒋仍保荐张恺担任。
　　还有一位从临川练兵起一直跟到台湾的亲信高官是杨安中。
　　蒋经国担任江西新兵督练处长在临川练兵时，杨安中在他手下担任中队长。由于他青少年时期受到祖父杨赓笙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熏陶，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他在训练新兵时，有人用“袁大头”来开后门行贿，请他放走入伍的新兵，他楞得很，不但拒不受贿，还给行贿者奉赠五十大板，打得屁股皮开肉绽驱逐出去，从此再也无人敢来奉送“袁大头”了。小蒋听说后哈哈大笑，太符合他的胃口了，当众给他嘉奖勉励。
　　他却并不受宠若惊，仍敢当面顶撞小蒋。有一天，在新兵训练场中，蒋经国训话大谈曾国藩，从练兵治军讲到围剿太平天国，要求大家以蒋总裁为榜样，多读曾国藩的书。官兵们都肃立恭听。惟独杨安中不以为然，站出来举手发言，对蒋处长赞颂曾国藩提出异议，弄得小蒋当众下不来台。同事们都为他捏一把汗，认为不但冒犯了小蒋还冒犯了老蒋，是不要脑袋吃饭的傻瓜。可小蒋有雅量，只说安中年轻气盛少读书，但敢当面顶撞长官是坦率忠诚，不予责怪，反而重用。
　　小蒋来赣州当专员，就让他当了赣县警察局长，后来又让他当了难弄的赣县王母渡区长。他带一个分队武装上任，当地土霸唆使民众到区署闹事，要挟抗兵抗粮，并散布谣言要把杨区长干掉，弄得王母渡区人心惶惶，圩镇冷冷落落。杨安中对土霸来蛮的了，一天晚上带几名警察摸到土霸家中，来个突然袭击，当场击毙一个，抓了一个带回区署审问。第二天召开民众大会，将土霸枪决。先斩后奏地打电话告诉蒋专员，说土霸王某某、赖某某私自种植鸦片烟苗、抗兵抗粮，已被击毙。蒋专员诚恐引发民变，对杨安中先斩后奏的粗暴行为给予申斥，下令撤换，调回赣州。从此却更欣赏他的敢作敢为，把他保送到重庆中央警官学校高教班受训，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市警察分局任局长。抗战胜利后，杨又随蒋调到上海、南京、台湾，都在小蒋身边或“国府”所在地任警察局长，经常代表小蒋出国公干，这位“结巴子”局长成了蒋经国的忠诚卫士和可靠亲信。
　　蒋经国在赣南尝到培养任用自己的青年干部的甜头后，一直把“引用新人”始终当作他拓展政治事业的关键，从1944年冬他到重庆，直到1949年4月离开大陆的五年中，他一直牢牢抓住三青团这支青年力量不放。
　　直到1949年4月离开大陆的五年中，他一直牢牢抓住三青团这支青年力量不放。
　　1944年冬，国民党军队大溃败，抗战局势陡然严峻，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青年从军（从军的多是高中、大学学生），并带头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经国、纬国应征从军，以资鼓动青年学生入伍。在重庆成立了青年军编练总监部，任命罗卓英为总监，蒋经国为总监部政治部中将主任。他在重庆复兴关举办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从青年军中和中央干部学校挑选一部分大学生培训三个月，派赴各师充任团、营部政工人员。当时青年军共有九个师（相当于军），各级政工人员则由蒋经国委派，这又为他安插和培植了一大批亲信青年干部。
　　1945年，三青团中央举行全会，蒋经国取代了复兴社特务头目、“十三太保”之一的康泽的三青团中央组织处长职务，并把他从江西三青团带去的一些干部安插在团中央任职或任中央干事，以后党团合并，团中央干事的人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使他的势力逐步渗透进国民党政权中枢。
　　1946年夏秋之交，小蒋陪同老蒋在庐山避暑，南京国民党军政人员及三青团骨干也汇集庐山，准备召开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青年军复员检讨会。这两个会都是小蒋的进升之阶。在庐山筹备期间，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学校和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合并，成立国立政治大学，由老蒋任校长，小蒋任教育长。老蒋培养“太子”的心情也太赤裸太操切，而且明显侵犯了CC派的领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强烈抵制，指使政治大学的学生闹出动静，反对蒋经国担任教育长。学生们也做得过分，居然贴出大字标语：“欢迎蒋经国担任政大总务科长”。封当今“太子”当个总务科长，这不仅是辛辣地讽刺了小蒋，耳光也打在了老蒋的脸上。不仅让小蒋难堪，也让老蒋恼羞成怒。老蒋把陈氏兄弟找来，狠狠地劈头盖脸把他们骂了一顿，把他们都骂哭了。
　　

兴新事，行新政，用新人（3）
小蒋受此挫折后，再没有兴趣当中央政治大学的教育长了。可他另辟蹊径，在重庆三青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纠集一帮人提出，将原“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扩大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作为三青团训练干部的“团校”，蒋经国出任教育长，与在南温泉的“中央政治学校”（国民党CC把持的）分庭抗礼。蒋经国从赣南率领一批嫡系人马，杀进“陪都”重庆的“复兴关”，在中央“青干校”扎下营盘，掌握了“青干校”的实权，将康泽排挤出局了。他提出了培养干部的“两高三能三大”的高标准，即要求“青干校”的学员具有：1。高深的政治素养，高层的领导才能；2。能文、能武、能开汽车；3。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在老子的支持下，小蒋明目张胆地扩充自己的势力，于1946年初将原赣南“青干班”一至五期毕业的2000多名学员作为“青干校”的第一期学员，由地方团校升格为中央团校的毕业生，换发毕业证书，改组“青干班同学会”为“青干校校友会”，由蒋经国统一领导。这2000多名“青干班”毕业生，实际已掌握着三青团各支、区、分团的大权，被视为康泽的重要班底，现在一下子转到了小蒋的名下，大大强化了他在三青团内的地位和影响。1946年9月，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庐山举行，在最后圈选的72名中央干事中，蒋经国仅次于干事会书记长陈诚，位列第二。在随后进行的中央团部的人事调整中，蒋经国以中央常务干事兼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的身份，直接掌握三青团组织训练、干部培养等实权。
　　1946年，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为配合青年军复员，国防部成立预备干部局，任命蒋经国为局长。他把复员的青年军政工人员和亲信干部都作为预备干部，准备随时派用，又搜罗了一批青年干部在自己的班底里。
　　总结蒋经国的政治发家史、“登龙术”，就是不断培植亲信引用新人，从赣南派、江西三青团、夏令营、干训班、中央干部学校、青年军政工班、中央团部组织处、国防部预干局，一线穿珠，一脉贯通。自此以后，蒋经国稳步上升，直至到台湾后成功地走完接班之路，都跟这一帮死心塌、忠心耿耿的支持者不无关系。
　　小蒋在赣南专员任内，除了用各种别出心裁的办法培养自己的赣南班底外，还不拘一格搜罗引用外来人才。
　　黄文耀在桂林广西大学学习期间由于受到进步教授的影响，很向往社会主义，对当时的苏联非常羡慕。后来他看到《救亡日报》报道蒋经国是从苏联回来的，在江西赣南搞新建设，采用了一些共产党的做法。因此，他很想到蒋经国那里去工作。
　　他只是个大学生，不认识蒋专员，但他想既然搞新建设，就一定有新的思想，因此他在大学快毕业时就写了一封充满新思想的信去作自我推销。自荐信开头写道：“上书自荐，或有笑为愚憨徒劳者，然在欧美则属寻常，先生为新青年，且留苏甚久，对此当不引为怪也。”
　　黄文耀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并没有寄多大希望。他没有想到，半个月左右居然得到蒋专员的亲笔回信：“文耀先生：来信流露宏伟之志愿与苦干之精神。读之使人快慰！毕业后请即来赣南服务为盼。蒋经国”黄文耀自荐成功，自是万分高兴。
　　1941年秋，他拿着蒋专员的回信离开桂林，经衡阳、韶关到赣州报到。当时，他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当他走近赣州公署的大门时，抬头一看，只见专暑兼县政府的大门，敞开明亮，里面绿树成荫，整洁安静，没有旧衙门拒人千里之外的气息，忐忑的心情才平静下来。他沿着正中的通道前行，两旁各有长方形石碑一块，一边刻着“抬起头来”，另一边刻着“挺起胸来”。看了很舒服，很合他的脾气。传达员把他引到蒋专员的办公室外边休息了一会，蒋的副官请他进去。
　　这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见到的蒋专员很热情，笑口常开，说话也随便。黄文耀边谈边注意周围的陈设，除了一张大办公桌和椅子外，其余就是客人坐的木椅和茶几。办公桌上有两件特别的东西：一个是瓷像，上面写着“我母之像，经国泣书”，在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信纸，上面写着两个大字“争气”。客人的坐椅旁边，则陈列着一个大炸弹，茶几上放着一个骷髅头。此外还有一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