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第7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了解、掌握情况，是第一等大事。朝廷措置，全要仰仗在座各位了！干！”说着，一仰脖子干了。
　　大家发一声喊，也干了。
　　安石叫侍候的小吏又都斟满了，再次举杯示意，说：“我对各位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大家尽可能多看看，多了解些情况，看到什么说什么，实事求是，千万不要打埋伏！二是，希望大家谦逊谨慎，不要招风，给下面带来太多的麻烦！能做到，咱们再干了这一杯！”
　　大家齐声答道：“敢不从命，干！”
　　安石又斟了最后一杯：“这一杯，祝大家一路顺风，干！”
　　带着安石的祝福，八位使者第二天就骑马乘船，各自上路了。他们的任务性质虽大致相同，所去的地方却有大有小，有多有少，千差万别，所见自然也不尽相同了。这倒未必是一种缺陷。唯有不同，朝廷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掌握情况呵！
　　奇怪的是，先后回来的人不但没有什么歧见，反倒惊人的一致：全都莫名惊诧！惊诧于普遍的财竭民穷，惊诧于普遍的贫富悬殊，普遍的官员昏庸渎职，等等。这些使者，全都是有一些经历的现任官员，对于当下的政治民情，并非完全没有了解。可那大体都局限于一时一地，谁都以为只有此时此地才不幸如此，别的时候，别的地方，决不会是这样。可这一次，走一路是这样，走两路还是这样！到碰头一交流，更是无处莫非如此！仿佛突然醒了一场美梦，眼前只有无边的黑暗、岑寂与比它们还要幽深可怖的憧憧鬼影，谁能不触目惊心！
　　子厚为官，主要是在陕西一路。那一路，不消说，自然都是穷的。不要说小小一个商洛县穷得没法儿说，就是唐代都城长安，现如今的京兆府，也早已繁花洗尽，一片萧条了。出了城市不远，大抵就是一派荒凉。子厚并不奇怪。从晚唐直到五代十国，战乱频仍，大抵都在关中、中原，大宋建国不过百年，如何能一步登天，重新繁荣呢！何况，大宋的经济命脉早已转向江淮各路了，那里才是大宋真正的粮仓与钱库。他自幼是在苏州城里长大的，知道那里真正称得上物阜民丰，繁花似锦。他这一次，去的就是两浙、江南诸路。到了那儿走马观花一看，才傻眼了！就是苏州，也不过城里一片歌舞升平，出了城郭不远，可就穷破不堪了！这才悟出儿时混沌无知，连个第二故乡都一无所知！苏州还算好的，范仲淹当知州时还专门修过水利——疏浚五河，将太湖之水导入大海，一般年景勉强可以丰收无虞。其他各地，除少数地方长官爱民勤政，关心农田水利，还有所兴作，绝大部分地方都毫无建树。当年，范仲淹说本朝两浙生产还不如南唐吴越，自己一直以为过甚其词；现在看来，实在不是虚话。问问当地的老百姓，敢说实话的，也无不都这么说。
　　“最大的问题，还是兼并。各路土地，十有###入了兼并之家，农户大抵都沦为客户，只能佃耕。”子厚忧心忡忡地说。
　　“子厚这话不假。”程颢说，“我在江宁府上元县做过主簿与代理县令，那里稍好一点的田，几乎没有不被富户买断强占去的。为了平均田税，我还做过一些事情，强迫多占田亩的多交赋税，那些富户还很闹过一阵子，看我根本不理，这才不闹了。占田过多与赋税不均，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上元均赋税，是程颢一生最大的德政，有机会当然不免要提一提。说到自己所去的淮南与京外地区，他最大的感慨，是楚州以北的许、颍、陈、蔡等地，连同他较为熟悉的汝、洛、唐、邓等州，平畴弥望，膏腴万里，却只长荆棘，不长庄稼！这可是历来最繁庶丰美的地方呵！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宋遗事　第七十二回（3）
“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安石问他。
　　“原因非止一端。不修水利，旱涝频繁；缺少一应资本；外加赋税、徭役过多、过重，叫种田人无利可图，等等，都不无关系。既有田不种，想来是弃田流亡了。”程颢分析说。
　　安石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何止程颢说的那些地方！就在汴京周围，出了京畿州县，不，甚至也包括它们的一部分地方在内，东西南北二十几州，方圆千万里，十有六七的膏腴之地也都无人耕种。这话，太宗时就有人说过了。二十多年前的康定年间，京西大片耕地无人耕种的情景，欧阳修也说过。这种状况，眼下不但没有根本改观，恐怕愈来愈糟了！安石虽然心情沉重，倒也并不过分悲观。掌握了情况，胸里就有数了。而且，抛荒不种虽然可怕，发展生产的潜力，不也随之扩大了吗？事在人为。就看怎么创造条件，变被动为主动了。
　　严酷的事实，也叫子厚心情沉重了好多天！他仿佛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得凝重起来。身上那一股无可无不可的超然之气，也陡然收敛了许多，似有若无，不是熟人，再加仔细辨别，轻易间竟无从识认了！
　　惠卿与安石，几乎同时发现了这种变化。
　　“子厚这趟回来，突然变得怪怪的，大人发现了吗？”惠卿问安石。
　　“吉甫也注意到了？您说他是朝哪方面变了呢？”安石反问惠卿。
　　“这个，我说不好。好像更沉默了，更笃实了，出世的气息少了。”惠卿沉思着说，那措辞也是用心选择的。
　　“你的感觉跟我一样。”安石说，“就我看来，他变得更负责、更成熟了。不妨问问他，听听他自己说些什么？”
　　惠卿当真问子厚了：“子厚，您这趟从江南、两浙回来，好像变了一个人！参政大人与我，都有些纳闷，能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心里沉甸甸的，轻松不起来！”子厚说，依然皱着眉头。
　　“为什么？”惠卿故意又问。
　　“国家最富庶的地方都是那个样子，我们这做官的能不忧心吗？”子厚望着窗外，眼神显得特别悠远，似乎又回到他走过的那些地方了。
　　惠卿回头看看安石，安石朝他点了点头。
　　“有什么想法吗？”惠卿继续问道。
　　“有。”子厚很干脆。
　　“是什么，能说说吗？”安石也插进来问了。
　　“就一条：国家非变法不能图存。变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子厚因为炼气，声音原本有些轻扬飘逸，这两句话却说得异常沉厚笃实，有千钧之力。
　　谁也没想到是这么一句，而且说得那么沉重悲壮！安石、惠卿原本平静的心境，一下也波涛起伏了。半晌，安石才故作轻松地笑道：“子厚说出这话，真是不虚此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上有皇上英明果断，下有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应该能够无往而不胜！”
　　这是安石的豪语，惠卿、子厚暂时也是愿意这么相信的。至于别人，可就不一定了。
　　一起下去巡视各地的，不还有个刘彝吗？刘彝，字执中，福州人，原来也是胡瑗胡翼之的学生。中了进士之后做官，倒也清明能干，想有所作为。要不，安石也不会选他做使者了。他去的是汴京西南几路。巡视回来，他也像变了个人。只是不像子厚变得更加坚强勇猛，倒是相反，变得完全消极无为了！
　　介绍完了情况，他就不无感慨地说：“完全想不到，完全想不到！大人，积重难返，积重难返！千万动不得，千万动不得！”
　　怎么，该不是吓傻了吧？怎么变成这样了？没出去前，也是挺精干的一个人哪？
　　“刘大人，怎么说呢？能解释解释吗？”大家都莫名其妙，升之要他解释一下。
　　“这还不好理解！譬如病人，重病，病到不能再重了，已到膏肓之间，怎么办？用重药猛治？那是叫他死快点儿！只能这么办，什么也不要做，保守治疗。慢慢儿用温药煲着，好吃好喝养着，天长地久，兴许还能起死回生，康复如初？要不，绝对凶险，绝对凶险！”他翻着眼睛焦躁地说，好像大限真的已经到了。
　　连程颢也看不下去，责备他说：“执中，您看您都说了些什么？哪里就到这个地步了？”
　　他盯着程颢，好像不认得似的！半晌才幡然醒悟，叫道：“您不明白，您不明白！积重难返，积重难返。勿谓言之不预也，勿谓言之不预也！”说着话，已摇头背手，扬长而去了。
　　程颢虽不像刘彝那么悲观，心灰意懒，却也开出了不尽相同的药方。
　　张载张子厚，不是程颢的表叔兼老师吗？这位老先生祖上虽然原籍汴梁，后来却零落了，滞留在凤翔府郿县回不来，家也就落在那儿了。直到嘉祐二年三十八岁，他才进京中了进士，算来，与曾巩、苏轼、章惇他们都是同年。做官，也是去的地方。这么一种身世、经历，见的、体验的都是底层的实情，他当然也赞成非变革不可。无奈，书读得多了，有些食古不化，那处方就难免开得古怪了。他说：“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又说：“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政要是不恢复三皇五帝的那些老法子，就都是扯淡。而要复古，关键是恢复井田制。否则，同样是扯淡。他到哪儿都这么说。连神宗接见他，开的也仍然是这套药方。那时主张恢复井田制的，也倒不止他一个。李觏在扬州酒店题的诗，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大宋遗事　第七十二回（4）
表叔的思想，程颢过去并不十分重视，不过一笑而已。可跑了一趟回来，面对那么严重的局面，程颢的想法已经有些变化。他开始重新考虑表叔的意见，隐隐觉得，要解决当前的问题，法先王之治，恢复井田，怕还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既然也主张法先王之治，那么，他与安石似乎还有共同语言？尽管内里的东西，并不完全一样。但一来，安石的措施还没有出台；二来，他自己的思想也还没有最后明晰；最后，也还没到揭牌的时候。至少，他们暂时还可以相安无事。程颢，似乎还可以跟着再走一段？
　　条例司内部的交流整合还没有最后完成，外面的反击声浪可就渐渐甚嚣尘上了。无非是说条例司无事生非，再就是抱怨诉苦，说下去的专使怎么怎么无视地方当局，颐指气使啦，等等。好在朝廷似乎早有准备，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并不买账，说说也就了了。
　　只有子厚的事，稍微复杂一些。人家攻他目无朝廷，行为怪诞，全无钦差大臣的礼仪尊严。
　　状子是由进奏院密奏直接送给皇上的，并没有经过中书，连安石他们也全蒙在鼓里。
　　神宗看了状子，将它递给安石：“爱卿知道吗？这是怎么回事？”
　　安石知道什么？一脸的茫然。
　　“告的章惇，说是行为怪诞，全无礼仪尊严，有辱国体。”神宗想起是密奏，没经过中书，这才解释道。
　　安石赶紧看那密折。到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后，仍然无法回答神宗，他不了解情况呵！只好如实回答：“这事微臣尚未听说，是否容臣等了解之后，再回复陛下？”
　　皇上倒也没说什么。
　　回来一问子厚，子厚半天也没想出自己究竟犯了什么事，只觉着冤。
　　最后，还是惠卿提醒他：“子厚，您是不是在待人接物上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
　　“不检点？什么不检点呢？我不想见的官儿，再怎么着也甭想见我，这是有的。”子厚回忆说。
　　“您一般在什么地方见人？穿戴些什么？”惠卿心细，对子厚也多少有些了解，问得特到位。
　　“也没有一定之规。看不上的那些东西，驿站见的时候多。穿戴嘛？戴隐士帽、道巾，穿直裰、背子，都有。”子厚满不在乎地说。
　　大家看见他那样子，益发觉着好笑，都忍不住笑了。
　　连安石也忍不住笑道：“这就是了。钦差大臣见地方长官，不穿戴官服，人家能不说话吗？”
　　“大人，这也不能完全怪我。他们巴巴地要见钦差大臣，连我打坐炼气的时候也来搅人，我能穿什么？我不告他们非礼打搅，他们倒告我目无朝仪？这不是倒打一耙吗？”子厚理直气壮，大家又都笑了。
　　安石一向也不大讲究，心里倒也喜欢子厚的率真与任性。可既然为官，而且做了条例司的官，注定会因为变法而成为许多人的靶子，就不能不严格自律，以免贻人口实了！他婉转地劝道：“我也正纳闷呢！不过，子厚，咱们既决心变法，众人难免对咱们另眼相看，更要严格要求。鸡蛋里还要挑骨头，有借口还能不说话吗？咱们总得要人家找不到借口，才好！”
　　子厚是何等聪明的人，一点就通。当时就表态道：“属下明白，下次一定注意！”
　　安石也将情况，如实报告了神宗。神宗对子厚也多少有些了解，一笑也就算了。总算有惊无险吧！
　　　。　想看书来

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1）
议贡举乍开一锅粥
　　察言论自见是非心
　　安石的改革前提，是人才的陶冶。做了参知政事之后，他虽然不能不优先考虑亟待措置的一些事情，却也始终没有放弃这个问题。差不多就在派出使者巡视全国的同时，贡举改革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范仲淹。庆历新政，他提的十件事中，第三条不就是精贡举吗？可他这个改革，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州县办学，有名无实，有的甚至干脆停办了；而考试科目的改造，也在一年之后完全复了旧。只有太学改造，多少有些成果。庆历的贡举改革虽然失败，但范仲淹的思路却是大体正确的。兴办学校与改变贡举考试科目，仍然不失为科举改革的两条基本途径。这一点，安石在《万言书》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
　　目下最好当然还是先办学，让所有的人才都由学校选拔推荐，再参加贡举考试。可学校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办好，由学校选拔推荐人才，更非一朝一夕的工夫。要想立竿见影，只能先改革旧的考试制度。
　　大宋的考试制度，承的是唐制，主要有常科与制科两种。制科是特殊考试，对象都是经过举荐的特殊人才，考试的时间、内容都没有一定之规，由皇上根据需要临时决定。庆历期间很活跃的那个余靖余希古，不是被人举荐参加制科，又被否决，还挨了知州一顿板子，闹出许多是非吗？苏轼兄弟后来也参加过制科考试，还考中了。常科，就是一般的进士与诸科考试了。先要由地方推荐，在州县考试中被举荐后，才能进京考试。它的考试时间与内容，都有明文规定。按规定，进士要考诗赋，兼考论、策及帖经、墨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三礼、三传、明经等，主要考帖经、墨义，检查考试者对于儒家经典著作的掌握情况。
　　什么是帖经、墨义呢？帖经，说白了，不过就是经典著作的填空而已！找一段经书，掐头去尾，让你填上空出的那一部分。墨义呢？就是从有关经典著作中找出一句或一段话，要你答出它的意思。与帖经一样，只要能背就行了。不同的只是，它除了要背原文，还得背下相关的注解。之所以叫墨义，原是与口义相对应的。口义就是口答经典问义，后来被取消了。
　　在唐代，进士考试先是只考诗赋，别的一概不考，后来才渐渐加上了策、论。又因为考策、论的时候，有些人信口胡说，有人建议应当检查参试者对于经典的熟悉程度，就将诸科考试中用的帖经、墨义办法，也用到进士考试中来了。
　　这种考试制度的弊病，几乎可以一目了然。范仲淹看得清楚，安石更透彻。他设想的改革，也比仲淹更彻底：一是完全废除明经等诸科考试，只留进士一科取人；二是进士考试，只考经义、论、策，再不考什么诗赋、帖经、墨义；三是增加新的实用科目。但这是大事，首先，当然得报请皇上批准；其次，还得广泛征求朝野的意见，以便使改革更趋合理，也好达到最广泛的共识。
　　中书几位意见大体一致，将兴办学校与改革贡举分两步走的大致设想，报告了皇上，请朝廷下诏广泛征求意见。皇上也同意，便下诏向相关官员征求意见：请他们务必在接到诏书后的一个月之内，将意见上报朝廷。
　　这是露脸的事情，因为具体，也相对较为简单。凡有权参与意见的，都争着说话了！
　　司马光自中进士到当考官，见得不少，对目下的贡举制度自然多有不满，甚至还不只是不满，简直深恶痛绝。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自古至今，取士之弊再没有比现在更坏的了！
　　他当然有自己的理由。
　　原来他看中的是古代的举荐制度，根本就不赞成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在他看来，三代取士，全都以德行为本，并不看重文辞。到汉代，虽有考试，但茂才孝廉等科还是靠的推荐，仍是品德第一。所以，那时尽管朝政一塌糊涂，但下面的民风还是很淳厚的。即使到魏晋及魏晋之后，风俗大变，浮华衰败，但九品中正制的取士制度讲究品德第一，仍然卓有成效。读书的人，谁都不敢胡来。只有隋唐兴起科举制度之后，只以文辞取人，被取者的操行品德才一塌糊涂，不堪入目了。现在要改革考试制度，实在是千载一时的绝好机会，得抓紧办。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当然是恢复古代的乡里推荐制度，将品德好的人推荐上来，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杜绝科举制度的一切弊病。他特别强调，这推荐只能由乡里的贤人官长等来实施，绝不能让州县的官儿去掌握。因为州县太大，他们根本没法儿全面了解情况，只有乡里根生土长的那些人，才真正知道实情。除此之外，也不能让京城的那些考官来全权品评参试者的操行，再决定他们是否考中。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只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更要坏事。当然，就是乡党，也有看不清的时候。一个人的德行，不是那么好看的。就连家里的人，整天生活在一起，往往都有走眼的时候，何况别人？那么，究竟怎么办呢？
　　品德第一的原则绝对不能改变，只好将推荐的人改一改了。司马光的办法，是请京朝官来推荐。品级不同，可以推荐的人数也有所区别。官越大，推荐的人就越多，当然也要有限度。推荐不当，循私舞弊怎么办？可以加强监督，实行连坐。处罚一重，相信就没人再敢乱来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2）
凡被推荐的人，朝廷一律以举者多少决定是否入选。一旦入选，就无需再参加州县考试，直接进京参加进士或诸科考试就行了。关于考试，他倒也赞成取消诗赋及帖经、墨义，只考经义、时务策问。
　　保举法是首选。如果朝廷觉得不合适，那就该退而求其次了，就是办好学校，从学校取人。他对庆历以来州县学校有名无实，极为痛心，要求加强学校的建设管理，配备能真正为人师表的专职教授，对学生也要加强约束，实行严格的考试、升级等学籍管理制度。
　　神宗拿着司马光的奏折，问安石：“司马光的这道折子，爱卿觉着怎样？”
　　“关于保举，说得有些迂，也不尽符合实际。学校与考试的建议，倒都是好的。”安石如实回道。
　　“保举的问题，在哪儿呢？”神宗想更进一步听听意见。
　　“陛下，保举推荐制度，由来弊端丛生。东汉有一首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将那汉代保举制度的弊病，说得再生动不过了。魏晋以后的九品中正制度，通过所谓推荐保举，更将天下官吏禄位，全让豪门贵族独占了，出身低寒的人，竟连一点儿上进的机会也没有！晋朝刘毅有一句话，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最是贴切不过。隋唐科举，可以说是对保举推荐制度的最好纠正。虽然它自身也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但那也只是改进的问题，不能完全取消。完全取消，取人也就没有相对公平的标准了。”
　　安石说的也是故实，却更实在，更具体，不由神宗不信：“爱卿说得在理。这科举制度，大框子确实不能动，举人还得由州县考来。”
　　司马光的折子，虽然保守，不合时宜，还不失为一种建设性的意见。苏轼的折子，差不多就完全是唱反调了。
　　折子一开头，他就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而知人之法，则在于责实。假如皇上丞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那么，就是小官小吏里头也有的是人才，更甭说通过学校、贡举了。果真这样，如今的一切制度条令，就绰绰有余，根本用不着去改。假如皇上丞相没有知人之才，朝廷也没有责实之政，那么，达官大臣里面常常都找不到合用的人才，还想从学校、贡举里去找有用的人吗？要是这样，即使完全恢复古代制度，也多半是白搭，没用的。
　　苏轼毕竟不同凡响，不愧是做文章的高手，一开头就亮出刀子，将以变求治的皇上与丞相置于无法自拔的险恶困境：无论你选择什么，都只有失败一条路。承认自己是知人之才，用不着变；承认自己不是知人之才，变了也没用。正也好，反也好，就是不能变。
　　接下来，他就逐条驳斥他所听到的各种求变论点了。
　　先说办学。
　　未说之前，先是一段排比。说是时有可否，物有废兴。一件东西，要是应时而安，就是暴君也没法儿将它废了；要是到它合该被淘汰，就是有圣人出面，也不能让它恢复生机。所以，法制从来是随着风俗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就像治理长江大河，顺着它的走向因势利导，就能事半功倍；硬与它对着来，只能坏事。学校的事，也是一样。假如三代圣人活在当今，他们要选贤养才，也会由道而行，根本用不着学校。这意思自然不难明了。那些堂堂正正、无可辩驳的大话，不过是一种故作气势的比喻，意在强调，学校的兴废，根本不是人工能够扶持的事情，只能听其自然；而由圣人看来，学校是根本用不着的。
　　说过道理，他又摆出事实。学校不是没办过，庆历年间不是办过很多学校吗？当时以为太平可以转瞬而至，如今怎么样？不过徒有空名而已！皇上要是真想办学，靠办学求治，必然要大兴土木，置官立师；而那些不愿接受教育的人，又必然会受到排斥，甚至驱逐。结果，不但会劳民伤财，还会引起纷乱，徒然叫老百姓受苦受累，何必呢？要是不想大动干戈，与庆历又没什么两样了。
　　说来说去，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维持现状，一切不动。他说得很明白：“今之学校，只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说过学校，他就说到贡举之法了。总的结论是，目下的方式，已经实施一百年了，治乱盛衰，根本与它没有什么干系，同样用不着改。凡认为应当改的几种主张，其实全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就说只重德行，而忽略文章，就根本站不住脚。德行固然重要，但要立为科名取人，就只能叫天下人为着功名利禄都去作假了。上面以孝取人，勇敢不怕死的就会割股孝亲，胆小怕死的则要结庐墓旁；上面以廉取人，天下又都争着乘鄙车骑瘦马、穿恶衣吃恶食了。只要能叫上面中意，可以博取功名，就没有不能干的事情。这不是败坏德行吗？如何能做？
　　他最不满的，是专取策论而罢去诗赋，说得也最多。
　　首先，从文章而言，固然可以说策论有用，诗赋没用，但从治政的实际需要来看，策论实际上与诗赋一样，都没有用处。明知没用，为什么一直又用它们来考选人才呢？因为考试取人，不过如此，实在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是尧舜时代，也不免进人以言，试人以功。就是先看看他是不是善于辞令，再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而不只是嘴上功夫。这是有意矮化策论，将它与诗赋扯平，各打二十大板。既然两个都一样，要抬一个灭一个，就没有道理了。
　　

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3）
其次，靠策论定人，也很难立得住脚。说到文辞华靡，本朝怕再没有人能超过杨亿杨大年的了。可他的清亮耿直，也一样叫人钦敬。怎么能因为他文辞华靡，就不承认他品格高尚呢？同样，通经博古的，本朝莫过于孙复、石介了，但他们却迂阔怪诞、矫情自傲，很难让他们从政。且不说他们，再远点儿，自唐代至今，诗赋好而又不失为名臣的，数不胜数，他们什么时候负过天下？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要将诗赋给废了呢？
　　策论就那么高明？不过是东拼西凑，临时剽窃，糊弄考官罢了，哪里有什么真才实学！它的弊病，较之诗赋，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硬将它抬那么高，也实在站不住脚。
　　连帖经、墨义，他也主张不必动它。不管怎么考试，都与理政没有多大关系，又何必厚此薄彼，而不网开一面呢？
　　能将反调唱得理直气壮，洋洋洒洒，不也是一种功夫吗？苏轼的文章就有那功夫，没理也能说出三分理，让你读来爱不释手，从容入彀中。何况，里面也不全是胡扯，甚至还夹有他自己的经历体会。他一考进士，二考制科，说是道非，讲古论今，纷纷不已，不过也是为了功名，在那里东拼西凑，鼓唇饶舌而已，哪有什么真学问、真见地！这一点，虽然直到老去才有了清醒的认识，可那时，潜意识里的自我反省，也不能说一点儿影子也没有！
　　读完苏轼的折子，神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恍然有所领悟。至于究竟领悟了什么，他也没去想，朦朦胧胧的。再读一遍，才发现苏轼原来是个反对派，兴学与贡举改革，他竟一样都不赞成，只说什么都别动才好！原来这样！这怎么行？他能将无理说成有理，而且还叫你轻易就信了，不能不说是他的能耐！而且，有些话也不都错。像诗赋不全坏，策论不全好，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的文名，是早就知道的。由这篇折子看来，果然不为虚传。应当见他一见。神宗当时就要内侍，传苏轼见驾。
　　“陛下，您为什么要召见臣下？”见礼之后，子瞻突然反客为主，问起皇上来。
　　神宗不禁吃了一惊。看着一团和气的样儿，竟还有些锋芒？先解释一下吧：“您的折子，朕已经看了。说的与别人不一样，也不无道理，所以想请您来谈谈。”
　　“这么说，陛下就错了！”子瞻又劈头来了一句。
　　神宗一头雾水：“朕怎么错了？”
　　“做臣子的，无不都以皇上召见为荣。如今皇上并不真正了解微臣，只是凭着一个折子就召见我，这不是以言进人吗？传扬出去，恐怕人人都要找这空子钻了！”子瞻教训道。
　　初次见面，就给朕一个下马威？文人恃才傲物，矫情作态，就有这样的！刚刚不还说尧舜也要进人以言、试人以功吗？我因为言论召见您，有什么错呢？神宗一笑，也不去计较，只转口道：“好，朕喜欢您这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