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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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形迹，不和他同心同德，所以他才独独告诫我？真是这样，岂不太可怕！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奏事完毕，富弼又一个人单独留了下来。不好直接问皇上，只拐着弯子说道：“昨儿圣上留下老臣，说的一番话都是至理名言，尧舜不易的君臣至道，老臣获益匪浅。可惜只有老臣一个人听到，陛下干吗不召集两府大臣，让他们都听听圣训，受受教育呢？”
　　这是来试探朕？神宗微微一笑：“见着他们，朕都说过。君臣一心，黄土变金哪！”
　　富弼这才松了一口气，那思路也跟着活跃起来，话也流畅多了：“就老臣想来，不但君臣要一体，这大臣之间，也要同心协力，团结奋进，才能成事。要是各怀私意，各执己见，私毫不肯通融协商，那是绝对办不成任何事的，只会坏事。古往今来，这种事老臣见得可是不少！”
　　这正是朕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呀！难道他已经体会了朕的一片苦心？神宗道：“爱卿这话实在对极了，这也正是朕日盼夜想的东西。是大臣，就应该以国是为是，齐心协力，共事国务。执政执政，以正为政。不能固执己见，一切不过适当而已。要不服从义理，朝廷的一切施为还有什么根据准绳呢？”
　　“如今各位大臣，个个都有襟怀；想来，也没有人不想着效忠陛下！只是，情况或者各有不同？有的或者害怕有违圣意，有的或者害怕小人攻讦，还有的或者以为事大难行而不愿轻易发言，总是各有情况吧！其实，无论什么事，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天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老臣虽衰朽不才，但陛下隆恩如此，不容臣不竭诚图报。有什么事，老臣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富弼说。也不知道他那弯子，究竟绕到哪儿去了？他的同心协力，与神宗所说的，究竟是不是一回事？
　　可神宗听了这话，却十分动情，感慨道：“有丞相这话，朕就放心了！丞相能如此用心，也是天下大幸。其实，朕有什么？不过遵循义理行事罢了。大臣们说得在理，朕为什么不听？就怕大家听见风言风语，不肯说真话！”
　　要说真话吗？富弼真的说真话了：“陛下，如今进用的人，虽然也有可用之才，但刻薄小人也相当不少，恐怕还是多用一些淳厚敦实的人才好。小人看着或者能干可喜，用他们却会败坏风俗，得不偿失！奸臣卢杞，不是不能干，要不能干，唐德宗也不会用他了。正因为能干，才坏事。这个教训，皇上不能不警惕！”
　　卢杞是唐德宗李适的丞相，坏得无以复加。没做丞相前佯装清廉谦恭，谁都看不出他的真相。到做了丞相，大权在握，嫉贤妒能，残害忠良，什么坏事都做尽了。因为战争，财政紧张，他又想方设法盘剥老百姓，老百姓也恨之入骨。这么一个千夫所指的坏东西，德宗愣是一点儿都不知道，直到贬谪之后还问别人：“大家都说卢杞奸邪，朕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大臣们答道：“卢杞奸邪，天下皆知，唯独陛下一个人不知道，所以他才是大奸臣哪！”这一段历史，欧阳修主修的《唐书》上就有记载，神宗是知道的。他的真话原来就是这个！安石不过刚刚到位，还没有开始真正问事，影射他是不是太早点儿？影射自己是糊里糊涂的唐德宗，不也同样无中生有吗？看来，这盾愣是执意非变矛不可了？怎么办？不好办。只能慢慢加以约束，尽量不让它伤人误事，眼下，还是必须应付着。神宗勉强一笑：“丞相说得对，大臣的责任就在于分清邪正。分清了邪正，天下大治也就不难了。”
　　为了同仇敌忾，共赴国事，富弼又将所有的台谏官员都请到政事堂，动员大家说：“当今圣上最是一位圣明天子，求治若渴，亟待仰仗各位台谏官员同心协力，共襄大业。咱们两府官员，尤其需要各位大人的监督。恳请各位大人不吝赐教，与朝廷同心同德，共创辉煌！”
　　富弼或者心有所指，但话毕竟不好说白，未免笼统，台谏官员也就不买他的账了。有那嘴快的答道：“丞相说得对极了，我们一定与朝廷同心同德。一切全看朝廷的做法。对，谁敢不从？不对，我们就是想服从，也怕难以办到。”
　　官话来官话去，谁也弄不清其中的好恶向背。
　　这一切对于安石，当然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让他真正体会到因循势力的霸道与凶狠，办事不得不愈加小心了。但这些似乎又早在意料之中，虽说承受着压力，倒也并不怎样惊慌。既已走上岗位，也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闯了。
　　他先请皇上下了一道诏书，请三司的判官、各路转运使及京内外相关各类官员，尽快上书汇报财经状况，提出可行的建议。无论如何，了解情况与集思广益，是第一桩要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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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一回（3）
跟着，他就开始考虑均输的事了。
　　他又一次打开了《周礼》。相关的章节，他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可仍然看不够：似乎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考虑均输，自然更不能不读《周礼》。周代的财经与税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浸透了智慧的天才举措。
　　那时，赋税实物的征取，有两大原则。首要一条，是等差区别。第二条，则是通财移用。
　　所谓等差区别，是指国家收取的赋税实物，有粗有细，有多有少，征取的时候，一律按地区远近，作出区别。以京城为中心，每一百里为一个档次，近粗远精，数量也相应减少许多。比如，最近的一百里，交粮要连秆儿一起交；二百里除去秆儿，到五百里只交精米了，等等。京畿之外的广大地区，则只以本地所产的东西进贡朝廷，不再额外增加别的负担。
　　通财移用，则是将货币与实物灵活交易的一种变通办法。官府管理并积极干预市场，缺的货物要设法使它不缺，废除不合理的制度；卖不出去的滞销产品，由官府先买下储存起来，到缺的时候再拿出来卖给老百姓。这样做，并不为了盈利，不过借以调节市场而已。
　　原则虽是两个，总目的只有一条，就是使赋税均齐，不偏不倚，不致苦乐不均，无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使政府财政富足通畅，合于义理。由古代反观时下的状况，就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了。
　　时下的实物征收制度，弊端丛生。说是一大弊政，可是一点儿也不夸张。
　　京城是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除了皇亲贵戚，凤子龙孙，还有官僚士绅、屯驻将士等等，吃穿用度的绫、罗、丝、麻、糯米、土特产品等等，全都要朝廷撑着。除了吃喝拉撒，还有驻军的一些特殊实物需要，比如做军器的瓴毛、牛皮、箭杆等等，也全都要指望朝廷。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维持这一庞大群体的消费，除了夏秋两季及其他杂项等正式税收之外，国家不得不向各地百姓额外无偿地征收这些东西。官府只管根据住户多少，或住户的财产等级、田地多少，硬性摊派，根本不管那地方是否出产这种东西。而且要的时候，也只管按上峰的命令办事，随心所欲，说要就要，不管是不是当行季节。至于别的，比如说为老百姓着想，多留个心眼，以丰补歉——丰年，上贡的东西多，我就多征一点，到荒年歉收，我再少征一点，将过去存的东西拿来充数，他们就更不考虑了。既然这样，老百姓那日子能好过吗？
　　这还只是征收。
　　千辛万苦征集来的东西，送到汴梁，你当有人会爱护吗？没那事儿。往仓库一堆，就万事大吉了。想问问到底有多少存货，下年还需要不需要那么多，哪些东西消费多，下年该多收一些，对不起，没处问去，管收的官儿没这个义务。既是一笔糊涂账，或多或少，也就在所难免了。多或少，反正也与任何人都没关系！再多，也还是按章办事收；少了不够，报告朝廷再多收些，或花钱去买，就是了，谁会腰痛？那么，下面这些事要常常发生，也就毫不奇怪了：或者，仓库已经爆满，地方还在源源不断地征集、运送，只好一面降价抛售，一面照收不误；或者，完全相反，地方上已经无物可征，只好高价在市场上收买。谁能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只有兼并富豪之家。一来二去，吃亏的只能是朝廷与普通百姓，而得利的，自然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大户！
　　比起古代的均齐之法，这种弊政不是很该改一改吗？
　　怎么改呢？当然还是过去说的：法先王之意。
　　首先，应当赋予主管诸路财政经济的方面大臣充分的权力，让他们有权管理所辖地区的财赋收支，知道本地区的一般生产情况；其次，要将朝廷的需求及时通报他们，好让他们灵活掌握辖区内相关物品的收纳、采买；最后，还应当给他们提供一笔资金，让他们有能力机动处理相关物品，买进或收纳，尽量做到就贱不就贵，就近不就远。要是某地根本不出产某样东西，当地百姓只要出点钱就成了，不必再赶鸭子上架，为上贡根本没有的东西大伤脑筋。这样做，至少有三样好处：一是，可以将轻重敛散的权力收归朝廷，大商巨贾再也无缘置喙其间；二是，因为收纳买卖物品都是扣着数字来的，不再盲目，又就近、就贱，再不花冤枉钱，不仅采买费用可以省下不少，额外的运输劳务、金钱支出，也可以省下一大笔开销；最后，老百姓也会因为这种变通办法，减轻许多重敛之苦。这种办法，不仅老百姓得了实惠，朝廷也同样得利多多：除了省而不费，一样的钱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还可以在物品的滞卖与销售之间得到一笔差价，实现双倍收息。既有这些好处，行而久之，还能不国用充足，百姓富裕吗？
　　他将自己的所有这些想法，全都以制置条例司的名义写进了折子，题目也就叫做《乞制置三司条制》。可到要送给皇上，他还是犹豫了：且压一压再说吧！
　　除了富弼他们攻击的压力，也还有他自己理念方面的原因。
　　照他的设想，变革首先应当是从择术与培养全新的官吏开始。可现在，条例司上的第一个条陈却是赋税，他不能不有所遗憾，有所踌躇。
　　皇上却沉不住气了，已经问了不止一次：“爱卿，条例司的工作最近有什么进展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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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一回（4）
安石只好回答：“正在抓紧进行，已经有些头绪了。”
　　“那就好。爱卿不必顾虑。该雷厉风行就要雷厉风行，用不着犹豫。”神宗鼓励说。
　　安石却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陛下，如今急于理财，难免首先要使用能人。”
　　“这个自然。”神宗能领悟这一点。
　　“这贤与能，常常难以两全。既要用能，其他方面只好暂时放一放了。”安石继续说。
　　“是这个理儿。朕也常听先帝说，‘急时用能，闲时用贤’。想来也该就是这个道理。”他说的是英宗。因为有父亲的教诲，他对安石的话一点都不觉着隔膜。
　　“所以，这里就有个问题。”安石踌躇了一下，说：“天下不知道究竟，只看到朝廷以使能为先，以理财为务，而对于礼义教化等好像一点也不重视，影响所及，对于敦厚天下风俗，是很不利的！这是关系国体、世风的大事，陛下要时时心中有数，想着分清轻重缓急！”
　　这话似乎在哪儿听过？谁说的？一时想不起来了！用君子不用小人，用小人会败坏风气。呵，对了，不是富弼前不久说的吗？不过大同小异罢了！神宗立刻警觉起来：“爱卿是听到什么流言了？”
　　“那倒没有，微臣一向大抵就是这么看的。就是理财，也要有个本末之分。”安石解释道。
　　神宗想起安石关于择术为先等一些话，终于释然了：“没有就好。流言朝朝有，不听自然无。爱卿只管大着胆子做事就是了，千万不要顾虑太多！至于本末关系的话，朕记在心里就是了。好歹，事久见人心。朝廷到底讲不讲礼义教化，长了，总会看出来的！”
　　话虽是这么说，要真正做到，可没那么容易。
　　安石进了中书，才发现一件怪事：明明是中书下的札子，却全都打着圣旨的旗号！而且，这些札子还常常言不及义，甚至颇为荒唐。这怎么行呢？圣旨是圣旨，中书札子是中书札子；前者至高无上，后者再重要，也不过臣子的私见，怎么能与圣旨混为一谈？那岂不是以臣代君，完全颠倒了？更奇怪的是，这么明显的错误，涉及朝廷根本的大是大非，居然没人纠正，让它一直延误至今！因循苟且到了这种程度，想起来真让人不寒而栗！
　　安石当即向皇上奏道：“陛下，微臣进了中书才发现，中书处分事情的札子都被称作圣旨，却十有###不中事理，甚至还有谬误百出的。这中书是中书，中书的文件再重要，也不能与圣旨混为一谈哪！”
　　神宗还是头一回听说这种事，吃了一大惊：“有这种事？这还得了！”
　　“所以微臣想请旨，是否以后中书的札子，只以中书的名义发出去，不再挂称圣旨。”安石提议。
　　这不是维持皇权神圣，杜绝臣用君名的大好事吗？神宗张口就要答应。可回头一想，这是大事，还是问问清楚，征求一下其他人的意见再说，便开口道：“爱卿说的这事太重要，等朕征求一下意见再说，好吗？”
　　“那是自然，要与大家商议的。”安石回答。
　　一问的结果，是非竟完全颠倒过来了！
　　唐介说：“陛下，这中书札子称作圣旨，是有缘由的。”
　　“还有缘由吗？什么缘由？”神宗不知道。
　　“当年寇准寇丞相对知州冯拯不满，用中书札子随意调了他的官，被他告到太宗那儿。太宗原来要升冯拯做参知政事，一听就火了，说：‘在前代，中书权臣就是靠用堂牒作威作福。太祖看到中书堂牒比圣旨还管用，就将中书堂牒干脆废了。如今再用札子，与堂牒有什么两样？’打算将中书札子也废了。儒臣张洎说：‘废了札子，中书办事就没有可用的公文了。’太宗这才改了主意，说：‘这样吧，大事用诰敕；其余事情，需要用札子，也要上奏取旨。’中书札子这才被称为圣旨了，哪里是乱叫的？要是札子归中书，不叫圣旨，那不是政权不出自天子，而改成出自大臣了吗？大臣忠诚可靠，都是撇开天子，擅作主张的不法行为，要是用非其人，那祸事还得了！”
　　“原来这样！”神宗说了这么一句，竟说不出第二句话了！祖宗办事，原来都是有道理的，自然不能乱改！中书文件乱用圣旨名义固然不好，可毕竟请示过，自己还能把握；要是中书不用圣旨名义，自己就下文件将事情了了，朕不是成了空头皇上？这多危险哪！怎么着，也不能这样！至于中书文件不以皇上名义下的种种好处，以及中书是不是也有借圣旨之名而行事等各种弊端，他就再也顾不上去想了。
　　安石的建议，当然只能泡汤了。你说这大胆为事，容易吗？先在皇上这里，就可能打上坝子了！
　　这固然是有关权力的大事，可小事，也一样不好办。
　　神宗不是因为天旱，避殿节食，经过公亮、安石的劝说，到底恢复正常了？到四月神宗诞辰——也就是同天节，安石他们的意见，为尊隆国体，还是要庆祝一番。契丹等处的外国使节，不还要来吗？可富弼却另出高招，说：“历来惯例，有灾变都要撤乐缩食。目下旱灾未断，陛下要是停着寿诞不过，可以向中外显示您恤灾爱民的盛德，正是千秋不泯的一段佳话。请陛下免了寿诞，不上寿吧！”神宗想想这话在理，果真停了寿诞不过了。
　　说来也就那么巧，寿辰那天，还真下了一场小雨。富弼这下可抓住话把儿了，当然得说话。那话说得也相当俏皮：“虽说下了雨，但老臣倒是愿意陛下不至于因为这场雨太高兴了！仍然要常常想着灾变，敬畏不敏。这老天爷，赏罚分明，报应昭彰，实在太明显了。您修了德行，它就立马下雨；要是将来万一德行有亏，它还不立马又会降下灾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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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一回（5）
不说事实胜于雄辩吗？有事实作证，皇上如何不听？何况，他一向还相信天人感应！当时就很动情地答道：“丞相说的都是事实，朕敢不敬畏天地？朕一定将你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不过，神宗倒并没有忘了他的主旨。对于富弼这样的老臣，他或者不能不优容厚待，说到其他的反对者，他有时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做了北院宣徽使的王拱辰，从北京大名府回来，也想拿变法试刀，对皇上说：“微臣回来，也想进些忠言，只是不知道陛下想些什么，不好胡乱开口。微臣常常想到过去的事情。唐代从唐穆宗李恒一直到宣宗李忱，丞相牛僧儒与李德裕互为朋党之争，一闹就是几十年，打的也是变革不变革的旗号。皇上不能不严加警惕！”
　　这话本身就有不少漏洞。非要了解皇上的意向才好发言，这不是公开承认自己要窥伺圣意，以求一逞吗？所谓牛、李党争，也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影射。
　　公亮对神宗说：“王拱辰这个人，仁宗时代就知道他不正，所以一直没有重用。”
　　这话倒也不是诬陷，且看他在庆历新政期间怎么拼死攻人，就知道了。很快，他话里的种种漏洞及所作所为，都被一一揭了出来。神宗龙颜一怒，将他贬去知应天府了。其他几个对变法指手画脚的大臣，也一样被贬到外地去了。变法还没有真正开始，就这样不遗余力作践攻讦，还怎么为事！
　　说起来，没有这一手，安石他们也真没法儿继续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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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二回（1）
投石击水轩然大波
　　巡视归来触目惊心
　　要稳中求进，除了审时度势，不轻易举措，以免出师不利，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叫每一步都落在实处，事半功倍，无懈可击。而要这样做，首先必须全面地了解与掌握情况。只有全面地了解、掌握了情况，才能胸中有数，有的放矢，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除此之外，因循了将近一百年的臣民，早已形成一种惰性，乐于平静，害怕变化，要想有所动作，必须有一种规模，造成一种声势，让他们的心灵受到震动，受到启发，从而认同非此不可的变革。这对于化被动为主动，变阻力为助力，等等，应该是利大于弊的。要想一箭双雕，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选拔一些专职使者分赴各路了。他们可以调查研究，也可以察访官员，还可以疏导宣传，征求意见，等等。带着朝廷无所任、又无所不任的旨意，他们几乎可以无所不能。大的变法举措出台之前，这样做，无论如何是绝对必要的。
　　不错，皇上确实已经下诏，要求三司官员、转运使、京内外相关官员等上书汇报实情，提出建议。可至今，连一份折子都没收到！就是有人上了折子，它们能起多少作用，也很值得怀疑。大部分官员不过敷衍应付而已，很少有人会认真对待。要不，也不会形成目下这种局面了！建国以来，皇上问事求治的诏书，少说也下了成百上千份，还不都是不了了之！能应付，有时还算好的。最可怕的，是有一等人弄虚作假，糊你一头屎，你还做梦呢！从县到州、到府、到路，到朝廷各部门，这样的事实在太多了！要想真正掌握第一手材料，只有挑选专人一个猛子扎到底。因为专问专管，或许还能大致了解一个究竟。舍此，大体只能是空谈。
　　要派这样一批钦差大臣下去，即使不带按察使命，不拿人问罪，想来也肯定会引起骚动、不满、攻讦。举国上下，实在是太沉寂，太懒散，太无所事事，太麻木了！突然受到刺激，打搅了清梦，要不吹胡子瞪眼不满，反倒不正常了。朝一潭死水里突然投进一个石头，能不掀起轩然大波吗？
　　安石不由自主地笑了，却笑得非常苦涩，非常无奈。
　　他将自己的想法，先向陈升之说了。陈升之也赞成，说是个好主意。两个人又商量，先在条例司内开个会：一是，自己先统一下认识，工作起来好协调一致；二来，也顺便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
　　会议自然由升之主持。他办事也算干练，张口就直奔主题了：“我与王大人商量了，想请示朝廷，派几个人下去了解了解情况。做任何事情，总得心中有数才行。不全面了解掌握情况，就很难做到胸中有数。今儿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不管什么意见都可以说，而且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临了的一句俏皮话，他显然比较赏识，自己先笑了。
　　“好，应该这么做。不知道要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说话的是章子厚。虽然话很实在，却仍改不了他那一股心不在焉的超逸神态，也真没办法。
　　升之看看安石：这个问题，他似乎没有交代？或者说了，当时自己没怎么留意？
　　安石知道升之可能没留心，对下去的具体意向还不十分清晰，也就补充道：“了解掌握情况，当然越全面越好，可以无所不及。但这样操作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好像还应该有个重点。农业是根本。目下最紧迫的，该是农田水利与徭役利害。是不是可以以这几项为主？此外，征收物品，是不是也有个妨农的问题？有余力，似乎也可以附带涉及？大家有什么想法，听听大家的吧！”
　　“大人，下官以为不妥！”说话的是苏辙。
　　大家都吃了一惊。
　　“有什么不妥，详细说说。”升之说。
　　“是，我这就要说的。”苏辙说：“派专使下去，明显是对现有地方官吏表示不信任。不认为他们没用，也就不会派人下去了。各地方政府的大小官员，都是朝廷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精英人士，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兴利除害，是他们分内的事，还要等别人来指教，越俎代庖吗？”
　　“子由这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子厚反驳说，“照您这么说，天下就没有贪官污吏或玩忽职守的渎职官员了？而且，明明说是了解情况，何来越俎代庖？您有没有搞错呵？”
　　“我就要说到这一点。”苏辙白了子厚一眼，说：“从来想派专使了解情况，大都劳而无功。为什么呢？使者下去，因为利害交关，下面的官员，强梁的嫌你侵渔干扰，软弱的怕你揭短制裁，不是硬抗，就是软拖，主客相忌，防不胜防，上哪儿去了解真实情况？而做使者的，既担负着朝廷的使命，谁肯空着手回来，没法儿向朝廷交代？这样，自然难免生事。除了了解不到情况，无端生事，使者打着朝廷的旗号，所谓狐假虎威，难免颐指气使。送往迎来，要给老百姓增加多少负担？所以，古代治世贤君，从来都只信任地方官员，责成他们好好治理属下，根本没听说要派什么使者代替他们治事！只有近代，治政紊乱，才用各种名目乱派使者。那结果，除了让政治更加混乱，从来没听说起过什么好作用！”
　　“子由这话虽然不无道理，却也不大全面。”惠卿发言了，“首先，朝廷派使者巡视地方，至少从汉武帝就开始了。那时的刺史，周行全境，以六条标准为依据，诸如是否贪赃枉法、欺凌百姓、刑狱不公等等，专门监察郡国州县的官员。以后各代，制度虽有变迁，派遣使者巡视四方，却基本没变。譬如唐贞观二十年，太宗就派了二十二个使者，以六条为根据，巡视四方，前后升赏处理的官员不下数百人。汉武帝就开始的事，不能说不古——其实，更早还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的御史制度！而贤明如唐太宗都行之不辍的事，总不至于会有大错的！派出的使者，当然也会有受贿坏法等不逞之徒。但从来没有因为这一点，而废弃这种制度。这里面其实有个道理，就是通过它，实现朝廷的大小相维、内外相统、交叉钳制，以保证朝政的效率与公正廉明。这种监察约束制度，与是否信任任事官员，根本就是两码儿事；更与越俎代庖，风马牛不相及。何况，这次所谈的，还不是派员巡视监督四方，只是要了解掌握情况，好为变法做些切实准备，更不相干了！即便真的带些按察色彩，也无可厚非。这在本朝，也是有先例的。淳化四年二月春旱，太宗就派了八名专职使者巡视全国，查看宣抚灾情；有不法官吏，也许权宜处置。至于您说的，怕使者作威作福，或不能了解到实情，倒确实该注意。但只要认真选人，且严加要求与约束，应该不会有大问题。就是还免不了，注意随时纠正也就是了，也不需要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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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二回（2）
“吉甫说得在理。何况，怕使者枉法生事，怎么就不怕久任一方的地方官员贪赃枉法？他们是坐主，比起临时巡视一方的，不更值得怀疑？”子厚得理不让人，还要穷追猛打。这个时候，他似乎早忘了与苏轼的友谊，更忘了对手是他朋友的兄弟了。
　　升之与安石怕苏辙难堪，都想着要说几句劝慰的话，苏辙自己倒先开口了，仍然顺着自己的思路：“这且不说，大人所说的巡察事宜，似乎也有不妥之处。农桑耕织，自有地方父母官管着。得人则兴，并没有一定之规，根本用不着派专职使者去调查催办。水利的事，也大体如此。至于徭役，说来说去，总还是要用乡下农民，就像做官的必须用读书人一样，怎么着都难以求全。多一事，反倒不如少一事。”
　　大家都没有说话，连子厚也一笑置之了。逻辑还是那个逻辑：将任事官员与现有的政策条令，全都想成了一朵花，任何监督乃至查询都是多余的，更不要说有所改动了！除了维持现状，什么举措全都有害无益。那逻辑大体已被驳倒；说到现实，相去更远，人人心里有数，连驳也纯属多余了。因为都是同事，谁也没有再朝深里想：这么简单明了的事情，他苏子由为什么就看不明白？是真颟顸糊涂，还是有意标新立异，要与众不同？
　　子由的意见，无论义理还是事实，既都难得站住脚，其他人也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升之作了一点总结，会也就散了。由惠卿执笔，向皇上上了个折子，请求派员去各路视察，主要了解农田水利、徭役等实际情况，好寻求因应之策。皇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公亮他们也是支持的，这事就这么定了。安石又亲自选了章惇、程颢、刘彝、侯叔献等八个人，报告了皇上，也准了。朝廷为此还专门下了诏书，晓谕全国，要求全国官民人等务必配合钦差工作。一场大规模的调研访察，终于启动了。
　　临行的前一天，安石与升之在条例司备了几杯水酒，为各位使者饯行。安石端着酒，与每一位都碰了杯，这才说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了解、掌握情况，是第一等大事。朝廷措置，全要仰仗在座各位了！干！”说着，一仰脖子干了。
　　大家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