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的冬,热的雪-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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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田铺一家作为司令部的堂间里，像平日一样紧张而严肃。电话耳机一直离不开赵参谋处长的手。忽然，他惊喜地叫了一声，并且立刻叫陈司令说：
　　“快来，你的好消息，你兄弟叫六纵队找去当向导了。”
　　陈司令员把眼睛离开了地图一下，没有当成一回事情地笑了笑，又和阎副政委把注意力集中在部署的研究上去了。
　　赵参谋处长听完了来话，把耳机放下，跑过去拉着陈司令员又说：
　　“嗯，不是给你开玩笑，老太太今天就来看你了。”
　　这时，司令部人们的注意力，才开始集中在这个突然得到的，令人惊喜的消息上。赵参谋处长把在电话上听到的情形，讲给大家听：六纵队昨夜行军，找到一个青年人做向导，这个青年人在带了几站路后，要求回去，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六十三岁的老母亲，哥哥当红军走了20年。战士们就向他询问哥哥的姓名，当青年人一说出陈锡联的时候，很快就被带到司令部……
　　当天上午，一辆手推车停在司令部的门前了。警卫员把一位穿着蓝色新衣衫，看起来还很健康的老太太迎进屋里……
　　原来，陈锡联的母亲在他走后，到处讨着要饭找了陈锡联好几年，老人得不到他的音信，许多人都说陈锡联已经牺牲了，但她不信。前些年，听人说，光山、潢川来了红军，她又要着饭去找，差点病死在路上。
　　陈锡联流着泪听着母亲讲着往事，安慰着母亲。但母子两人也只是在一起呆了一天，三纵要行军了，只能把老太太再留下来。陈锡联把自己的毛毯、被子送给了老人，强忍心中悲痛，带着部队走了。部队一直到转出大别山，他再也没能见到母亲一面。
　　也有人说，六纵转出了大别山，在攻打襄阳时又见到了陈锡联的母亲。当时部队包围了襄阳，在城西北角见到了一个讨饭的老人，到处在打听“陈锡联”。战士们赶紧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原来老人在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后，“小保队”疯狂迫害红军、解放军家属，老人只得又被迫出门讨饭，一路上找着儿子，听到哪里打仗了，别人跑还来不及，她偏偏还要往那里赶，等到她赶到了，部队已经走了。追了几个月，终于又在襄阳遇到了六纵，六纵实际上也没什么办法，安慰了一下老人，留下了一些粮食和银元就又走了。这件事1950年在战士们学文化时读到曾克的《挺进大别山》一文时，广泛流传着。
　　三纵副司令员郑国仲也回了趟老家。他的老家在麻城白果镇西北方的郑家塘，郑国仲参加红军离开家乡已经20年了，到了郑家塘时，已经是黄昏了，村庄变化很大，他几乎认不出来了。这20年里，他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再也没有听到老家的任何音信，他不敢肯定自己走了这么多年，家里还有没有人，所以他按印象先找到了自己婶娘的家。屋门外站着一个头发全白、穿着破烂不堪的老太太，郑国仲看了一眼，没有认出来她是谁。他印象中这是婶娘的家，万万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他自己的家，站在屋外的老太太就是他母亲。他母亲也没有认出他，村庄里住上了解放军，老太太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对这支陌生的大军充满了疑惑，解放军到了家里，她就赶紧走到了屋外。她看了一眼郑国仲，忙又慌慌地把目光投向了一边。郑国仲走进屋里，这里已经住下了别的部队，他七十多岁的父亲正坐在屋角里，两腿中间夹着一个火炉，低着头烤着火。他和其他乡亲一样，对陌生的解放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态度既客气又透着冷淡，轻易不会主动过来搭话。郑国仲仔细地看了看他，没有认出来这是自己的父亲。20年的变化太大了。他主动过去问他：“老板，这是哪个的家啊？”
　　他父亲抬头看他一眼，充满了戒心说：“这是我的家啊。”
　　

回家（5）
郑国仲看看他，这个老人自己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他又看看四周，这里既熟悉又陌生，应该是自己的婶娘家啊。于是，他说：“这不是你的家。”
　　老人的戒心变成了惊惧，他瞪大了眼睛问他：“这怎么不是我的家了？”
　　郑国仲很肯定地说：“这不是你的家，你认识不认识我？”
　　老人看了看他，郑国仲取下了军帽，满怀期待地看着他，他最后却摇了摇头。
　　郑国仲又看了看四周，有点疑惑地说：“这应该是长庆的家啊。”长庆是他的伯父。
　　老人愣了一下，抬头看着郑国仲，惊惧变成了好奇，态度也和缓了：“是的，这是长庆的家。你是谁？”
　　郑国仲的乳名叫“祖福”，他忙说：“我是祖福。”
　　老人看了看他，目光又冷了下来。他不相信是自己的儿子回家了，儿子当了红军走了以后，一直没消息，刚开始那几年，他还盼着儿子能突然回到家里，5年过去了，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老人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现在郑国仲站在了他面前，但穿的衣服不是当年红军穿的衣服，老人认为这不是红军的队伍，别人给他解释，解放军就是原来的红军，但村里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他还以为是坏人在打他主意，试探他的，就重重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不吭声了。
　　郑国仲知道这是老人不相信自己，但他肯定了一点，这个老人即使不是自己的亲人，也是村里的乡亲，并且也应该认识他。他就在老人对面坐了下来，详细地讲了自己当年参加红军离开家乡时的情景、自己家里的情况。听着听着，老人呼地站了起来，抓住了他的肩膀，一下子哭了：“祖福，你真的是祖福，你可回来了……”
　　屋外的母亲也听清楚了，急忙跑进来，喊着自己儿子的名字哭起来了。郑国仲扑通地给父母跪了下来，两行热泪流了出来……
　　伯父和许多邻居听到哭声也惊慌地跑了过来，询问着。整个村子也立刻轰动了，乡亲们奔走相告：“祖福回来了，祖福回来了！”许多老年人跑来打听着与郑国仲一同参加红军的儿子，许多童年的伙伴来探问自己久离家乡的弟兄的消息……
　　大别山是人民军队的“老家”，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途中，在部队宣布了跃进任务后，许多当年从大别山出来的老红军，说起大别山时，都是眉飞色舞：“到了大别山就等于到了家，这里是老根据地，到了那里群众就会欢迎我们。”家乡在北方的战士们一听也很高兴，觉得大别山有群众基础，到了那里就像鱼儿到了水里一样，打起仗来也顺手。
　　他们并没有想到，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别山人民的革命热情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激情澎湃了，他们更现实，也更实际了，他们只想守住土地安静地生活。这也不能怪大别山人民，任何一个连续经历了20余年战火的地方，人们再有激情，也会对战争或多或少地感到厌烦，不管这种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
　　刘邓大军如今已经胜利进入大别山，但他们期待的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义师的场面并没有出现，相反，更多的是疑惑、惶恐、不安的目光。等待刘邓大军的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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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威（1）
刘邓大军深入敌区千里，无后方作战，将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对跃进大别山的前途，曾作过三种估计：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要刘邓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刘邓首长立即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乘敌追堵部队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相对比较空虚的时机，便命令第三、第六两个纵队，分别向皖西、鄂东展开，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发展地方武装，歼灭分散之敌正规军和地方团队；以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在大别山以北阻敌，就地坚持，掩护展开。
　　但问题接着就来了，大别山给了刘邓大军一个下马威。
　　许多战士都是北方人，到了大别山，地形、地貌、气候、人情、风俗都变了，刚开始都不习惯。当年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副教导员侯建军回忆起那段生活时说：
　　刚到大别山，我们就感到不习惯，山上蚊子多，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蠓虫，往那一坐，脸上、脖子里到处都是，叮得人浑身难受。我有个被套，休息时，用它盖着头，蚊子都能把它咬透。有些同志就开玩笑说：“三个蚊子能炒盘菜。”北方人没见过水牛，那么大的身子，眼睛也很大，有的还以为是啥怪物，看见水牛就躲得远远的，不敢接近它。我们营有个小鬼，到了一个村子，拐了一个墙角，一下子踩在水牛身上，水牛呼地站起来了，大眼睛盯着他，吓得小鬼扭头就跑，还哭了鼻子。晚上睡觉，就睡在稻草堆里，南方蛇多，稻草里也有，很让战士们头疼。还有啊，大别山的老乡是用木桶方便的，木桶做得很好，有的像个箱子。老乡的房子一明一暗，堂屋很亮，里面的房间就很暗，有些战士趁老乡不在，以为木桶里是腌鸡蛋或泡菜，偷偷伸进去，手一抓，就抓了一手大便，几乎每个旅都出了不少这类洋相。老乡在屋外搞了个瓷缸，埋在地上，就算是粪坑。屋里木桶里的大小便满了以后，就倒在外面的瓷缸里，有些瓷缸就搞在路边，往地里运着方便。夏天太阳一晒，里面发酵了，颜色灰暗，就和地面一样。他们本地人知道那里有个粪坑，我们可不知道，夜里行军，到了一个村子，要到村里找向导，部队原地休息，大家把被包一放就坐在上面，有的就一下子连背包带人坐到了粪坑里，浑身上下都是大小便。这事我们营有，其他营也有。以后就有了经验，每个人拿根棍子，坐下之前，先用棍子在地面捣捣，如果安全了，这才再坐上去。
　　“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冷的冬，热的雪——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
　　这都是小事，虽然不习惯，但也能忍受，最受不了的就是吃饭。北方人是吃面食、小米、山药蛋的，几乎没人吃过什么大米。从前不知道，听说到大别山能吃大米，都还挺高兴。谁知道真吃上了大米，结果却是“盼大米，想大米，吃了大米光拉稀。”大米那东西呀，真不叫粮食，吃了4碗大米干饭，走不到半夜肚子就空了，身上出虚汗，浑身发软，走不动。几天下来，一个个膀大腰圆的北方大汉就蔫了，脸色蜡黄蜡黄的。这还是有吃的时候，后来没吃的了，就出去借粮，大米找不到，都是些稻谷，北方人也不懂，就是懂了也来不及，要赶着行军，来不及把稻壳去掉，一袋子稻谷倒在大锅里，怎么煮也煮不烂，做得半生不熟的，盛了就吃，稻壳刺得嗓子疼，有的食道都被划破了，可又不能饿着肚子行军，还得硬着头皮吃，一边吐着血一边吃着。这还不算，吃了还拉肚子，拉出来的大便也是红的，稻壳还在。生病的也很多，就是拉肚子。不是十天半月地拉，是整月地拉。我就拉了整整一个月。战士们掉队的很多，那队伍真是没法带了，稀稀拉拉的。有一天我们行军，纵队杜义德政委看到了，很生气，叫住我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忙说是五十二团二营的。他问我：“怎么这么多掉队的？”我给他讲了，大家都在拉肚子，好汉架不住三泡稀，身子都淘空了。杜政委也知道这事，脸色缓和多了：“你们怎么不想想办法？”话是这么说的，可又有什么办法？部队缺医少药，医疗条件也不好。就是打仗负伤了，给伤员洗伤口，也只能用盐水，俗话说，在伤口上撒盐，疼痛可想而知。药品都是靠打仗缴获来补充，说没有就没有了。所以有时有的重伤员，没办法抢救，只能在他跟前放些干粮、银元，让他自己找条活路。拉肚子就更不是个什么大问题了，只能靠自己硬撑着，说来也怪，大部分战士都撑过来，后来有的同志都习惯了，再吃稻谷也没事了。在大别山时间长了，我们也有经验了，看看老百姓是怎样舂米的，学学人家，这才慢慢好些。但还是不行，断粮也是经常的，就只好搞些盐水汤喝，生活是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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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威（2）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是个知识分子，看地图、打仗很厉害，字也写得好，会编顺口溜。他编的顺口溜不但在六纵广为流传，其他纵队也几乎人人所知，这说明他的顺口溜还是很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其中这几句流传最广：“吃大米，铺稻草，一不小心就摔倒”、“大路不能行车马，小路不到一尺半”、“大别山多小道，无数英雄光摔跤”，说的就是大别山的路。
　　提起大别山的路，当年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老人们都摇头。国民党军九江指挥部编写的《大别山区兵要简志》中也曾记载：大别山地区，“山脉重叠、绵亘，其在英山东西延线地区，南向斜面较缓，多属丛林，茨蔓杂生，故名阴蔽地，部队通讯与运动均困难”；“其在立煌东西延线，属山脉之山峰地区，北向斜面急峻，大都荒山僻地，通视较易，攀登困难”；“至潜山、霍山、立煌、英山间地区，均属崇岭深谷，人烟稀少，近似不毛之地”。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初，不少纵队首长看地图，发现大别山中也有公路，就把一些重炮也带上了。还没到大别山，就被迫在黄泛区和几条河流之间扔掉、炸掉了一部分，但还是有许多人舍不得，千方百计地保留了几门。到了大别山一看，都傻了眼，这里到处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一块平地，也都是稻田。所谓的道路，也就是稻田埂，别说是炮，就像一些马和骡子都走不了。
　　原六纵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回忆说：
　　现在想想，我们去大别山是太仓促了，准备得不充分，主要有两点，一是所有重武装、辎重部队应该留在解放区，但我们还是带走了，到大别山就成了包袱。纵队有个辎重营，打羊山时发个“小洋财”，搞了几百辆运送弹药的车，就是那种一匹骡子拉一辆的两轮车，跌跌撞撞地到了麻城腾家埠，那里河多桥多，桥都是用石板搭的，车子从上面过时，一下子就卡在石板中间了，一辆车都得花上半天工夫才能过去。部队要行军，时间耗不起，只好把辎重车烧掉、炸掉了，动员排以上干部、党员背炮弹，这也不行，天天行军，有时一夜要走上百里，吃的又没吃的，谁能受得了？只好把炮弹又埋掉了。迫击炮也很重，带不走，只好挖个坑，上面盖上土，处理掉了。辎重营也就没了，全编到纵队炮兵营了，炮营实际上也没多少炮了，几乎都成步兵了。十七旅在麻城严家河也把几百辆辎重车推下了水塘，重机枪也埋了不少。我们十八旅是在麻城和英山之间，把多余的武器砸掉，把枪拆开，枪栓埋个地方，枪筒埋个地方。枪都是好枪，埋了很可惜，可不埋了又没办法带上，许多人都流着泪把枪埋了。再一个就是该准备的没准备，主要就是马掌，北方的马到处都是，马掌哪里都有，所以大家也没在意。到了大别山一看，人家用水牛，根本就没有马，你问人家有没有马掌，人家还不知道马掌是啥东西。马没掌不行，打一鞭跳两下，就是不走。营以上干部配有驮马，副营级是两个人用一匹，上边也来了命令，把驮马杀吃了，一来是没吃的，二来是行军不方便。越往里面走，路越难走，只好又把驮枪驮炮的也杀了。饲养员都是华北的，对马有感情，可不杀又不行，要杀马时，他也不拦，先给马磕个头，然后再洗一洗，看着就让人心酸。车马炮全扔了，可还解决不了行军的问题。大别山那地方，秋天雨下个不停，整天都是阴雨绵绵，田埂上像抹了油，一步三滑，三步一跤，走着走着，哧溜一下，一个人不见了，再一看，掉到稻田里，浑身都是泥水。没掉下去的，摔跤时是两腿劈开，骑在田埂上，大家说这叫“骑马跤”。一个晚上行军下来，没有人不摔跤的，许多人的屁股都墩肿了。有个晚上，我就整整摔了四跤。
　　六纵在大别山行军
　　路再难走，咬着牙都还能忍受下来，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没鞋穿。到了大别山，几乎所有的战士脚上穿的布鞋都磨透了，没有袜子，就赤着脚行军。大别山的老百姓又很穷，家里有双布鞋也舍不得穿，走亲戚了，路上就拎着，快到亲戚家了，才把鞋穿上。大别山的老百姓脚底下的功夫是从小练出来的。北方的战士就不习惯了，他们不是没有打过赤脚，那是在北方的平原，脚下都是黄
　　　。。

下马威（3）
战士们在打草鞋
　　土地，也不觉得苦。大别山的石头又很多，一天下来，脚板底下都是鲜血淋漓，路上都是鲜血点点，看着触目惊心。
　　六纵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政委杜义德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有天行军，他看着一个营从营长到战士，都清一色地赤着脚在行军。他跑过去，怒气冲冲地问那个营长：“你们怎么不穿鞋？”那个营长自己的双脚也是鲜血淋漓的，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让我到哪里搞鞋去？谁不知道穿鞋走路快！”杜义德指着自己的脚冲着他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鞋吗？”那个营长低头一看，杜义德脚上裹着一层稻草，隐隐约约地还能看到一些布条。杜义德说：“你懂吗？这叫草鞋！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在大别山再苦，能比长征还苦吗？”那个营长有点为难：“战士们大都是北方人，不会打草鞋。”杜义德说：“你们营没有南方的战士吗？他们不会吗？不行，我教你！”那个营长忙讲：“有有有，我们自己打！”
　　刘邓大军从上到下，都开始打起了草鞋。部队一宿营，除了做饭，就是打草鞋。北方的战士没穿过草鞋，手里攥着一把稻草，却不知道怎么打。好在每个部队都有少数南方的解放战士，手把手地教他们。打草鞋还要用绳子，有的就向老乡借，绳子粗细不一样，打好了，上下不平，新草鞋也不光滑，穿上后，脚的周围都被稻草茬子刺得鲜血淋淋，脚底磨出了一层层血泡，部队停下来休息，脱草鞋时，鲜血已经凝固了，把草鞋粘在了脚上，一撕就是一层皮。虽然是这样，但总比赤脚强。一到宿营地，除了做饭、吃饭，大家就是打草鞋，每个战士都打了10多双，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身上。大别山的气候湿润，经常下雨，道路泥泞，草鞋也不经穿，战士们都叫它是“10里鞋”，实际上有的走不到两三里路就穿坏了，身上背的10多双，到了晚上，就一双也不剩了。
　　能有一双布鞋，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梦想。
　　当年还是六纵十七旅的见习参谋陈德品回忆说：
　　当时，我到部队时间不长，也不会打草鞋，就找些破布，搞点麻，搓成绳子，包着脚走路。可没走几里，就散架了，只好又赤着脚。那天我们行军，走了20多里，我的脚被石头碰得都是血，大别山又是阴雨连绵，伤口碰到水，钻心地疼，可没办法，又不能掉队，咬着牙走吧。正走着，我看见路边有只胶鞋，就是国民党兵穿的那种，上面有个破洞，可能是人家觉得破了，不要了。我那个高兴啊，忙捡起来穿了起来，鞋子小，挤得脚难受，可是好多了。只有一只鞋，我就两只脚轮流着穿，走了40多里，也没破，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鞋真好啊，将来能买一双多好，起码能穿好几年。我还想，这个国民党兵扔了一只鞋，总不会也像我一样只穿一只鞋吧，那只鞋说不定也会扔掉。我就很注意路两边，东张西望地想再捡一只，可注意了两三天也没发现另一只，我这才泄了气。
　　大别山天气不好，又是天天行军，这个脚还真不好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山头上休息三四十分钟，山上有个老乡的茅棚，有两个战士跑去烤脚。区队长就把我喊过去说：“你们班有战士在老乡那里烤脚，你怎么不去管管？”我就过去喊他们：“你们怎么不守纪律，随随便便就到老乡这里来烤脚？”他们两个忙走了。我赶紧脱下鞋，也烤了一下。本来不用我去喊的，我让战士去喊就行了，我就是也想烤烤脚，这才亲自去喊。当时，我一边烤着脚，一边心里想：将来胜利了，能到一个茅草棚里，升上一堆火，烤烤脚，美美地睡上一觉，这日子该有多幸福啊。
　　除了这些，疥疮又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六纵在1947年4月打过汤阴以后发过一次服装，后来一直没有发过。大别山区，气候潮湿，再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干的时候，卫生条件也不好，一个月不到，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几乎每个指战员身上都有了虱子，到处都有，皮虱、阴虱，最厉害的是头皮上的，头皮痒得发麻，就使劲去搔，搔出血了，血痂就和头发粘在了一起，就像叫花子一样。严重的时候头发都粘在了一起，一直到出大别山打襄樊时，许多战士还是这样。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身上的虱子也成堆了。有一天宿营时，他身上痒得不行，把衣服脱下，骑兵通信员屈海群接过去，升了一堆火，把背心一烤，虱子密密麻麻掉在火堆里，噼噼啪啪地响。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得了可怕的疥疮。疥疮传染性很强，一个连队一个人得上了，不到几天，几乎一个连队的指战员都会染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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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威（4）
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从团长到饲养员，几乎人人都没能逃过疥疮的折磨。原四十六团卫生员贺国强回忆说：
　　疥疮这玩意可厉害啦，俗话说：“疥疮是条龙，先从手上行，腰上转三圈，大腿根上扎了营。”这东西主要就是痒，晚上睡不着觉，许多人把自己的皮肤都抓破了，特别是大腿根，最让人难受。白天行军时，一个个哈巴着腿，走一步挠一挠。这东西得用硫磺治，可到哪里去搞硫磺？就是搞来了也不够，不是一个营、一个团，全纵队，甚至整个刘邓大军都是这样。我曾经听说也不知道是哪个纵队哪个旅打了一个镇，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泡个温泉澡杀杀疥疮。我们没这福气，只能用土办法，把手榴弹搞开，里面的炸药里有硫磺，一颗手榴弹能搞一两。有了硫磺，还要用猪油，猪油就只能去买。部队南下时，带了不少银元。有些老乡穷，没见过银元，你要敲一敲吹一吹，他才知道这是银元。把猪油拿回来，先煮一煮，再放进从手榴弹里搞出来的硫磺里，然后把战士们集合起来，找间屋子，把窗户关上，烧上一堆稻草，战士们把衣服脱光，把疥疮挠破，出了血，烟火一熏，再往上抹猪油。我们搞时，营连的卫生员都要来看，然后回去再分头去搞。就这么搞了一两个月，基本上把疥疮灭掉了。但这也只能管一时半会儿，过不了多久，就又有人会染上，在大别山的日子里，疥疮从来没断过，那个苦啊，比后来抗美援朝还要苦。
　　除了疥疮，还有疟疾。原一纵二旅四团三连副指导员张福元回忆说：
　　到达大别山后，远离大后方，条件异常艰苦，生活上出现了种种困难。我们穿的是打土豪收缴来的五颜六色的布衣服，很不整齐，炊事员穿的还是花布衣呢。吃的是糙米野菜，喝的是池塘里的脏水，当地人在池塘里又洗马桶又撒尿，水牛也放在里边，人还在饮里面的水。干部战士对这里的生活很不习惯，病号一天天增多起来。不久，疟疾病流行开来，我也染上了这种病，发烧发冷很厉害，眼看跟随部队前进很困难。我的心情也复杂起来，一是不愿离开自己这个老红军队伍，二是怕离队后落入敌“小保队”（土顽武装）手中。就在我是走是留不定，部队又整装待发的时候，教导员杨唯青让驭手老王把他的马牵到我们三连来了，老王说：“这是教导员让给你骑的，要你跟随部队行动。”我正担心离开部队呢，有了这匹马，心里非常高兴。当我骑在马上，望着教导员杨唯青挺着瘦弱的身体，迈开双脚，一步一步在山路上、田埂上行走时，一种难以言述的滋味涌上心头。在我们部队中，军人有泪不轻弹。我这次一病就是20多天，每天都是出发前老王从营里把马牵来，晚上到了宿营地把马再牵回去，使我带病行军未曾掉队。我的病稍好，就叫老王别再牵马来给我骑。可是，这匹马又转到了别的病员手里。马虽是配给教导员的，但在大别山，他实际上从没有好好骑过。
　　原在一纵供给部工作的王树仁、赵端善回忆说：
　　那时在大别山没有井水吃，我们只好饮山沟和鱼塘里的水，这样的生活很不习惯，加上部队长途跋涉，过分疲劳，而且天气炎热潮湿，大家又没有蚊帐，拉痢疾、患疟疾的人很多，我们虽然从解放区带来了一部分药品，但药源仍严重不足。为解除病痛，大家都找民间的土方、偏方，试着治病。那还是刚进大别山时，供给部有的人患疟疾，闹肠炎，拉痢疾，还要行军打仗，行动十分不便。当时因为没有药，大伙只好忍着病痛坚持行军。后来我们听当地老乡讲，山上的羊屎蛋能治打摆子。我们就上山到处找羊屎蛋。经过尝试还真管用，吃了几次病居然好了，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那时我们的急救药品很少，进大别山后，我们自购和缴获敌人一批药品，但仍不能满足需要。有的同志就是没药品治疗而长眠在大别山上。
　　由于对自然环境的不适应，部队减员很大。原野司政治部保卫科长张之轩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在1947年10月6日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下马威（5）
这天，刘邓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情况和今后的行动》的报告。指出：
　　（一）、我军南下在淮河以北减员不大。一过淮河生活习惯大变，开始吃不来大米饭，拉肚子，无鞋子穿，蔬菜、油盐吃得很少，蚊子多，山地走小路、炮辎笨重，又连日遇雨，体力均削弱，故9月份减员很大，病号普遍，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以痢疾最剧，感冒次之，加以平原部队怕山怕水，伤员救护困难，两次歼敌良机（商城五十八师及潢川八十五师）均未打，因部队情绪差，体力弱，亦有影响，经过不断注意，现已会吃大米，会打草鞋，装备减轻，开始学会打山地战。地方工作开始有了头绪。只要能解决棉衣和菜金，加上打两次歼灭战，一切均可克服。
　　（二）、我主力南下后，已攻占经扶、黄安、宋埠、河口等镇，土顽均被歼，刻正攻麻城、黄陂、歧亭、新洲等重要城镇。估计棉衣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故决心就在黄、麻地区解决棉衣后再作其他行动。否则行动过多，更难解决，且病号一定加多。
　　（三）、我们现以三纵全部在皖西作战，一、二、六纵各分散一个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