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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冬,热的雪-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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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们现以三纵全部在皖西作战，一、二、六纵各分散一个旅掩护地方工作，集结的只有七个旅（每旅约五千人），如马上分三个旅到（平汉）路西，则不易歼敌，故决心就现地基本区调动敌人打一仗，或先将黄梅、广济、浠水、蕲春等城之土顽歼灭后，再以主力出平汉。如需要配合陈赓行动，亦可于解决冬衣后，即出平汉线。张之轩：《征途随笔》（纪念文集），第111—112页。
在刘邓这个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病员“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艰难处境。有时部队减员太多，人少枪多带不上，就把多余的武器砸掉。许多老人讲，有些枪是很好的，可惜得很。
那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在以后的抗美援朝中出生入死的刘邓大军的老人们，至今一提起大别山，都摇头，他们觉得，生活最苦，风险最大，锻炼最多的就是在大别山，意志坚强不坚强，思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在这艰苦的斗争中，有人开始动摇了。
开小差逃跑的主要集中在六七月份鲁西南战役俘虏来的解放战士，这些战士大部分是南方人，再加上千里跃进大别山，时间仓促，没有经过诉苦教育，一些人受不了这个苦，想方设法地开小差跑了。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一夜就跑了17个，人跑得太多，连重机枪都没办法抬了。
六纵文工队有个女战士，家在武汉，到大别山时，她觉得大别山太苦，离家又很近，就找个机会跑了。但她也没能跑出大别山，几个月后，文工队经过一个村庄里，看见河边有个女的在洗衣服，再仔细一看，是那个女队员。看见文工队，她就呜呜地哭了，原来她跑出不久就被地方土顽抓住了，被土顽卖给一户人家当媳妇。她回到了文工队，部队也没怎么处理，但其他队员觉得她开了小差，都看不起她，不愿和她在一起，平常也不和她说话。在文工队呆了两年，部队进军大西南的途中，她又开小差跑了。
北方来的战士开始怀念起太行山来了。太行山虽然也苦，但都是本乡本地的，形势不大紧张时，还能抽空回家看看。打起仗神出鬼没，都是我们主动去找敌人，打它个伏击，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在晋冀鲁豫太平原上作战，汽车、大炮、马车浩浩荡荡，并着排开，哪像大别山，走路都让人头疼！
根据地来的老战士也有人开了小差。
当年在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通信连的郭宪章，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路上被选派到纵队参加“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他回忆说：
我们班长是个河北根据地的老战士，有天晚上，是我在站岗，他拿着枪出来，把枪递给我说：“我出去小便一下，你给我看住枪。”我当时也没在意，后来就睡着了，半夜里指导员把我踢醒了，问我：“你们班长呢？”我说：“小便去了。”指导员这时也看到了他放在我身边的枪，就批评我说：“你呀你，他把枪都给你了，他这是准备跑了，你怎么都这么糊涂？”那时开小差跑掉的，如果是带枪跑走的，性质就比较严重了，是“拖枪叛逃”，处分非常严厉，有的还要枪毙。如果没带枪，抓回来了，也就批评批评，开个“斗争会”也就算了。建国后，我回到老家打听了一下，实际上我们班长也没跑回老家，也没在部队里再见到他，估计在半路上被害了。
下马威（6）
原六纵会计侯雨成回忆说：
在大别山受不了那个罪，开小差跑的，北方的老战士也很少，跑也跑不出去，因为你要问路啊，一开口就是一口北方口音，地方的土顽立刻就抓住你了。但也有跑回去的，纵队财务科长陈景闻就开了小差，跑回河北老家了。我们抗美援朝时，路过石家庄，我看到他在街上摆个小摊，在卖瓜子和香烟。我怎么看都像他，忙上去问他：“你是陈景闻吗？”他看看我，头一低，不吭声了。我再问他，他干脆把东西一收拾，扭头就走了。可能觉得自己是逃兵，不好意思。他可是个“三八式”的老革命了，抗日战争都挺过来，在大别山却退缩了，大别山真是考验人啊。
巩固部队成了一件大事。战争总是残酷的，每一次较大的行动，甚至一场战斗都在考验着每一个人。人是战争的基本元素，没有人打仗就无法使战争机器运转起来。对于解放军来说，人尤其显得宝贵，因为在装备、技术上不如国民党军，只能靠局部兵力数量优势来歼灭敌人，也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所以，无论是在根据地或是大别山，巩固部队都很重要，各个连队也想了不少办法。原六纵十七旅五十团教导员芦思英回忆说：
那时基层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巩固部队。连队指导员每个人都发了一本《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开头就是“指导员的基本任务是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在根据地打仗时，有两种情况巩固部队任务最重，一种是战斗频繁时，有个别战士开小差，还有一种是“战后怕”，一场大仗打下来，到处是死人，越想越后怕，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就会开小差。部队到了一个宿营地，干部就要了解有没有战士是当地的。如果部队经过的地方是战士的家乡，就要暗地里动员党员，给他布置任务，让他注意这些战士的表现，多做工作，提高警惕，防备他开小差。还没到他家乡时，班排长还有党员就会用开玩笑的口气给他讲：“部队从你家门口过，你可不要想家啊。”这也是提醒他，部队已经注意上他了，别再想开小差的主意，跑也跑不掉。部队住下后，干部还要看好宿营地的地形，看看哪个地方、哪个方向容易跑走，放哨兵时就要重点放在那里。行军时，如果是五点起床，干部四点就要出来看看人少了没少，连长看见排长就会问：“你们排怎么样，有没有开小差的？”我们营里干部遇到连里干部，也要先问问他这个。
在大别山，许多北方来的战士不喜欢大米，要吃面条，也不愿意喝稀饭。因为解放战士中很多是南方人，他们习惯吃大米，到大别山也容易适应，他们这时反过来给老根据地的战士们做思想工作了，还给他们讲，稀饭有营养，我生病了，一喝稀饭就好了，不信你也试试。有时还真管用。
在根据地打仗，开小差的战士实际上也很少。如果开小差的被抓回来了，连队有权把你关两天禁闭，这个权力也不是上级给的，是慢慢形成的，然后要开个会，批评教育一下，再做做思想工作，一般没什么问题。开小差不是一件光彩事，大多数战士对开小差的都很反感，有的开小差没跑掉的，被抓回来了，连队战士们一听说，上去就打，连队干部挡都挡不住，特别是对那些刚俘虏过来的。这些人一般都要编入部队，因为放回去了，害怕国民党军再把他们抓回去补充部队。我们就经常教育战士们，对那些开小差的，不能打骂，要靠批评教育。
大别山的情况又不一样了。开小差的现象比较严重一点。我是第二批进大别山的。那时我们部队的战士大多数是山西的，我带两三个人到山西历城，让地方政府动员那些开小差的战士回队。凡是开小差的，地方政府都有名单，我们找到了###十人，还有一些新兵和南下干部，然后统一组织起来，组织了一个团，我们大约是在1947年11月开始走，到12月底到大别山，把这些人都交给了团里。
自然条件的艰苦和恶劣，虽然使少数人动摇了，但大多数的指战员还都是咬着牙忍受了，但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却难以抹平。原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现在已经是90多岁了，讲起六纵，眉飞色舞，但说起大别山，声音就越来越低了：“我是个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参加过西路军、打过日本鬼子，什么苦都吃过。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以后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那种苦啊，它不但是身体上，生活上的苦，这苦也不算什么，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心灵的、精神上的苦！”
下马威（7）
这种苦，刘邓首长也早就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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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成了个大问题（1）
1947年8月27日，也就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第一天，邓小平起草了《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他在《指示》中要求各纵队：“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胜利。”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89页。
邓小平在这个指示中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人民军队曾经先后四次进出大别山。第一次是在1932年时，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西征至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第二次是1934年10月，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长征到达陕北；第三次是1938年冬，高敬亭率新四军第四支队从这里东进抗日；第四次是1946年6月，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军区主力由大别山区向西突围而去。
人民军队每次撤出大别山，大别山根据地就要遭到国民党的疯狂破坏，人民群众就要受到国民党地主武装的残酷压迫。国民党地主武装杀起人来没有什么约束，大别山的茅草过火，石头过刀，有些甚至被满门抄斩。就在前一年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后，国民党地主武装就回来血洗大别山。在大别山袁河乡，还乡团一次就用大石碾活活碾死4个红军家属，用烧红的铁锹烙死30多个共产党员。并且还到处扬言：“共产党来了，你们有红三天；等共产党走了也有我的黑三天！”大别山是革命老区，也因此成为了国民党的重点统治区域。自北伐战争以来，除了出去打仗，国民党桂系部队就驻在这里。有人说，蒋介石一生的对手就是共产党和桂系，桂系也曾三番五次地起兵反蒋，但蒋介石依旧消灭不了，可见桂系无论治军还是统治地方，都确有两下子。桂系将领廖磊最为出色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桂系第七军撤至大别山后，他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时的表现，当时他名义是主持安徽省政，实际上鄂东、豫南的大别山区也在他的辖区之内，权力极大。
廖磊是桂军一名出色将领，白崇禧在逃往台湾以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廖磊在大别山评价甚高：“他率第七军赴沪作战，敌人装备好又有制空权，伤亡很大，有旅长二人、团长六七人牺牲，而撤退时无论搭车徒步，上下均能守秩序，对百姓秋毫无犯。第七军撤到大别山，后来荣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军人能守纪律，政治风气亦佳，安徽人对他均表好感。这时江北、山东都沦陷了，而安徽甚多县份在八年抗战中始终能守住，这基础是他建立的。可惜因战事倥偬，不能按时检查身体，二十八年冬病逝于立煌县，葬于宜黄。继廖任安徽省主席的是李品仙，无论军政都比不上廖主持的时期了。我衷心佩服这人。”
廖磊在大别山区主政虽然只有一年，但口碑不错，颇受国人好评，时人称之为：“廖磊将军治军严明，与官兵同甘苦，勤政爱民，视吏民如弟兄，威德兼施，刚柔并济。平时不苟言笑，言出必行，力行贯彻，不成功不止，以建设安徽、复兴中国为目的，一年之间，巡视鄂东豫南二次、皖中二次、皖北一次，轻身简随，履险如夷，行旌所至，军民夹道欢迎。”这话虽然说得夸张，但也道出了部分事实。廖磊于1939年冬病逝于立煌县时，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都曾送花圈致哀。
李宗仁与白崇禧晚年分道扬镳，矛盾极深，几至开口相骂，但对于廖磊，两人的评价都非常一致。李宗仁晚年提到廖磊时也回忆说：“廖磊在大别山苦心孤诣经营的结果，竟形成令人羡慕的小康之局。可惜廖磊原有心脏病，一度且曾患轻微的脑溢血，医生嘱咐，须安心静养。但是值此抗战最紧张的阶段，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一位责任心极强，勇于任事，能征善战的将官，那有机会静养呢？廖君终于积劳成疾，旧病复发，于民国28年10月不治而逝。廖君死时，大别山根据地内的军政设施已粗具规模。”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2）
桂系部队在大别山苦心经营20多年，建立了完善的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和特务组织，民团、小保队（地主武装及土匪）基本成熟。在大别山，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地形，桂系部队都要比刘邓大军熟。自李宗仁、白崇禧始，都有把桂军建设成一支能征善战的一流部队的雄心，抛开成见，我们得承认，桂军的纪律还是比较严格的。这和国民党军另一个王牌主力部队整十一师情况类似，强奸和抢劫，一律处以死刑。我们在采访中，也多次听到参加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老战士讲，桂系部队在大别山区和老百姓并非形同水火，相反一些军官，甚至老兵还在当地娶妻成家，成了亲家。所以，这就为解放军发动群众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大别山区的老乡们也确实是给敌人杀惨了，杀怕了。原六纵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回忆说：
我们虽然说不走了，但谁信你？老乡们就看你能不能呆下去。我们来了，敌人也跟着来了，老乡知道你的部队好，但你不占优势，再一拍屁股走人，他们就要遭罪。国共斗争可是生死之争，没有半点含糊，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老乡怕国民党，也怕共产党，不敢和解放军接触。这个我们没有估计到，以为是老根据地，有群众基础，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蒋介石慌忙调动23个旅尾追而来。刘邓大军能否克服无后方作战的种种困难，迅速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关系到人民解放军南线战略进攻，乃至整个战略进攻能否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发动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
这是一项比打仗更为艰难的工作。
六纵十六旅和野司一起活动，一进大别山就感受到了老乡的顾虑。有天行军，他们路过一个村庄，狗一叫，全村便立刻鸡飞狗跳，混杂着女人们的低喊、孩子的哭泣，一会儿就消失在四周的竹林、苇丛和山沟里，村里竟然没有一个人了。十六旅的战士还感到很奇怪，自己穿的又不是国民党军的衣服，老乡怎么像着魔似地四散奔逃呢？
到了晚上，他们有了经验，弯着腰，蹑手蹑脚地前进，等到狗叫起来，他们已经从四面八方涌进村里，村里立刻就乱了，男人们还是飞快地跑出来，流星似的一闪，便投进茫茫夜色中。女人们像一群被追赶着的老母鸡，连跑带爬地朝着男人的背影急赶，好几个比较年轻的母亲，毫不犹豫地把怀里的小孩扔在了门边，没命地奔逃，村外不时地传来“扑通”、“扑通”的跳水声。
尤太忠明白了：这是老乡怕我们啊！
他也是从大别山出来的，知道老乡们遭的罪。他沉重地对战士们讲：“大家都看见了吧，老乡在夜里看不清我们是啥队伍，所以都吓跑了！就是白天看到了，他们也不敢和咱们接触！我们只有用行动让他们看看，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今天晚上谁也不准住在老乡家里，连桌椅都不能碰一下，只准在外面睡稻草！”
刘邓首长刚到大别山，也不得不面对这样尴尬的情景。当时六纵宣传部长唐平铸在十六旅和野司一起活动。他后来回忆说：
我们刚到大别山时，在村头断墙上，还可以隐约看到红军时代遗留下来的“打土豪，分田地”等大字标语。战士们，特别是亲历过鄂豫皖苏区斗争的老战士们，总是在这些经受了二十年风吹雨刷的标语前面停下来，看了又看。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烧杀抢掠，大别山的人民生活在贫穷和悲伤中。很多房屋被敌人烧毁了。人们穿的是破衣烂衫，孩子头上长满了癞子，不少人长粗脖子，面带菜色。他们搞不清我们是什么队伍，用惊奇和恐惧的眼光注视着队伍开过去。问他们的话，都说不知道，有的人甚至跑进山林躲了起来。
部队到了宿营地，分给刘邓休息的是一间黑洞洞的窄小的房子。这家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婆正煮稀饭。她自动盛了小半碗端给刘司令员，说：“喝口稀的吧！看，眼窝都塌下去了。唉！这么大年纪还当兵！”刘司令员十分感动，一面接过那半碗稀饭，一面说：“老大娘，我们是当年的红军，现在又回来了。”老太太低着头叹了一口气说：“这次回来，就不要再走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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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成了个大问题（3）
要想让10多万军队在大别山扎下根来，面临着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全军的吃饭问题。这在解放区是不成问题的，送军粮、送布鞋，是地方的两件头等大事，每个战士平常身上一般都能带有4双布鞋。到了大别山，无后方作战，别说布鞋，就是迫在眉睫的吃饭问题都不好解决。刘邓向中央请示后，决定向大别山老乡借粮借款。
刘邓大军南下时，每个纵队、旅、团都带了大量的银元和一些物资。不包括下面的旅团，六纵财务科就带39头骡子，驮的都是银元、金子和大量特货，用来向老乡筹粮。刚开始时，还比较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部队在这里筹过粮了，另一个部队路过了再筹一次，第三次再经过时，你就是给再多的钱，老乡也不愿意再给粮食了，他们也要吃饭。更严重的是，不到一个月，几乎所有部队带来的银元、金子都花光了，只剩下了特货。但部队整天在山里转来转去，根本没有机会把那些特货处理掉。六纵也到了断炊的地步，政委杜义德忧心如焚，他和副司令韦杰商量后，决定派人到敌占区去贩卖那些特货。
六纵队会计侯雨成回忆说：
我和供给处的曹德宏换上便衣，带着骡子，驮着那些特货出发了，但我们刚上了公路，还没走两步，前面就过来了一支国民党军部队，戴着钢盔，黑压压地看不到边。公路两边都是山，我们两个想躲也来不及了，忙牵着骡子站在一边。整个队伍就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整整过了一个多小时，除了有人偶尔看我们一眼，没有人过来盘问。我至今想起这事还害怕，要是他们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一开口说话，露出河北口音那就糟糕了。要是真问了，我就准备装哑巴，不说话。但我不知道曹德宏是不是这么想的，又不能开口和他商量，心里真急啊。国民党军过去以后，我们知道前边也不能走了，只好赶紧又牵着骡子回来了。
杜义德看着我们两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叹了口气说：“算了，以后不要冒这个险了，还是借粮吧，要给老乡们说清了，等到解放了，我们政府一定会还给他们的！”
大别山老乡本来就穷，解放军要征粮，国民党军23个旅在大别山也要吃饭，特别是那些杂牌部队，纪律本来不严，看见什么就吃什么，从一个村庄过一趟，整个村的鸡鸭猪鹅就都遭殃了。就那么一点粮食，国共双方的军队拉来拉去，都得靠他们供应，大别山的老乡们受不了。比如说有户人家有100斤粮食，过来一个部队，征走了50斤，下一拔部队来了再征25斤，下一拔再征一半，也就只剩斤了，有些村子实际上要征三四次。老乡们比喻说，这就像是耙田，横一道过来，竖一道过去，地面上还剩下多少可以入口的东西呢？老乡自己也要吃饭，所以，即使有点粮食，也只够养家糊口，说什么也不卖。
拿着钱征粮就难，何况是打借条？当年在六纵十七旅任医助的张九鼎，也被分到了“征粮队”，回忆起这事时就感慨万千：
那时征粮，真像是叫花子在讨饭。但我们还要遵守纪律，参加征粮队的一般是马夫、炊事员、司务长，这些人年纪大，像马夫，都50多岁了。他们也是农民种地出身的，知道种地不容易，比战斗部队的年轻小伙子有耐性，向老乡借粮，我们就讲：“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回来了，是穷人的队伍，现在我们没吃的了，来筹粮，你们给一点吧。”老乡就给你诉苦：“长官啊，你步步高升，行行好，老板死得早，底下一个小孩，没得一斗粮，可怜可怜吧！”到哪家都是这样。这些马夫、炊事员就缠着老乡说好话，老乡还是不肯给，他们急了，就给老乡跪下磕头，哭着求老乡给一点。老乡本质也不坏，就是铁石心肠，也会给一点的。给了就打借条，让老乡保存好，将来一定还他们。有些老乡也就相信了，怕敌人发现，就把借条塞进墙缝里。我听说，直到近几年，大别山有拆老房子的，还有发现借条的。听说解放后，当地政府都真还了。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4）
刘邓大军的借粮证
当时，各个部队的供给部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供给部要搞好部队武器弹药供应、解决部队衣食住行，而且还要处理好大批伤员，这在晋冀鲁豫地区作战时，本来问题也不大。但部队一到大别山，在各个纵队供给部工作的同志就感到头疼，远离后方，粮食全靠自筹，完全依靠供给部显然是不可能的，每个部队都只好成立筹粮队，由政治机关、供给部门和连队抽调人员组成，带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兵力筹粮。
原一纵供给部的王树仁、赵端善回忆说：
那时向老乡筹粮是采用借的办法，由经手人打收条然后签名盖章，日后由地方政府统一结算。我们通过向基本群众调查了解，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强行征收。征收的粮食除部队留用一部分外，还要开仓济贫。具体地说，我们到达驻地后，首先调查哪有乡公所的粮食，哪有地主的粮食。根据基本群众提供的线索，我们及时前去征收，搞到不少粮食。记得有一次纵队直属队只剩下做一顿饭的粮食了，个别连队还没有盐吃。纵队首长很着急，杨勇司令员对我们说：“没有粮食和盐巴吃怎么行？部队怎么行军打仗？要千方百计搞到，确保部队吃粮。”为了搞到粮食，我们就去找地主武装“小保队”要。我们事先了解好路线，侦察清楚他们的老窝，然后突然袭击，缴获他们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有时筹粮也是比较困难的。大别山区的老乡们仍有怕我们住不长久的想法，再加上国民党欺骗宣传，有些地方的老乡对我们不明真相，部队一到，他们就上山隐蔽起来，不敢同我们接触。由于粮食来源困难，我们有时只能筹些稻谷，战士们就用土办法舂米。同时，地主武装也不断地对我筹粮人员袭扰破坏。在罗山筹粮时，我们同“小保队”发生了战斗。当时，有个叫冯志善的同志，是纵队直供科粮秣员，被调到我们筹粮队工作。他就是为了保护粮食而光荣牺牲的。
粮食越来越少，部队只能一天吃两顿饭，上午八点钟左右吃一顿，下午四、五点再吃一顿，许多部队一整天没吃饭，也是常事。有些部队偶尔还能搞点菜，但是没有油。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几个月没吃过油，战士们馋得不行，司务长也很难过，搞了半天，从老乡家里找出了半桶桐油，北方人也不知道这是桐油，就用来炒菜了，吃着也挺香，战士们都夸司务长，司务长看着战士们吃得香喷喷的，心里也乐开了花。谁知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全连开始上吐下泻，浑身无力，连机枪都抬不动了。偏偏上级来了命令，让四十七团去打宋埠。机枪连的战士咬着牙把机枪架起来了，战士们一边呕吐得鼻涕眼泪一大把，一边架着机枪扫射，硬是把宋埠打下来了。
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土豪运动。
打土豪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吃饭问题，把地主的粮仓一开，部队带走一部分，剩下的分给老百姓；二是衣服问题，分地主的浮财，把布匹拿回来，自己动手做衣服，准备过冬；三是经济问题，向地主要钢洋，要金子、银子。
但打土豪也不容易。
大别山的地主土豪，和平原上的地主不一样，平原上土地肥沃，人口集中，一个大地主甚至拥有10多里范围的土地，整个村庄的农民都是他的佃户。但大别山的村庄很零散，一个村庄甚至只有两三户人家。这些村庄中的土豪“油水”很少，田地都是通过一辈一辈一点点积攒下来的，他们省吃俭用，自己本身也都是很好的生活把式、庄稼能手，和佃户一样下田干活，平常也吃窝窝头。除了一些有政治背景的土豪，其他人和贫农也没有形同水火的情形。所以，当解放军去打土豪时，一开始就显得有点混乱。六纵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曾经带了一个侦察排去浠水一带打土豪，他是由一个学生参军入伍的，怎样打土豪，他也不太懂，就只好摸索着搞。先开始调查，把老乡们召集起来开会，给他们讲：“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我们队伍里也有你们这儿出去的老同志、老红军。我们是穷人的队伍，现在要为穷人做主，打土豪，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口干舌燥讲了半天，老乡们大眼瞪小眼地听着，谁也不吭声，让他们揭发谁是土豪，也没人讲。梅琪着急得不行，他心里想，也许老乡有顾虑，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下讲，怕得罪了土豪，招来报复。于是，他就宣布散会，然后让战士们分头去各家各户打听，好不容易打听到一家是土豪，梅琪高兴得不得了，忙带着战士们过去。进去一看，这个“土豪”穿得破破烂烂，和其他老乡一样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土豪”。梅琪还不灰心，进了他家一看，屋里也是破破烂烂的，散发着一股霉味，最值钱的也就是屋里放着的一副棺材，战士们还不放心，掀开棺材看看，里面什么也没有。梅琪作难了：他家又没有什么东西，怎么打人家土豪啊？最后不得不带着侦察排空手而回。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5）
六纵十七旅五十团宣传股长杨志就比较幸运，他一下子就找准了一个“土豪”。
杨志回忆说：
我们进了大别山，不住老乡的房子，也不去敲老乡的门，晚上就睡在打谷场。慢慢地，跑出去的老乡就陆续回来了。我们打土豪时，刚开始也没找到，后来老乡偷偷地给我们讲，说是村里有个土豪，把粮食用罐子、篓子埋在了山上，还主动领着我们去挖粮食。这样维持了几天，又没粮食了，老乡又来讲：“他家粮食多，听说屋里还有一些。”我带人打听了一下，这一家虽说是地主，但不是恶霸，没做过什么坏事，打土豪打不打他呢？团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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