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的冬,热的雪-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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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耕等人主编：《刘邓大军征战记文学编》第四卷，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108页。
　　第二纵司令员陈再道也曾经回忆说：“部队进入山区，首先碰到的是住房困难。山区村庄和平原地区不同。什么李家湾、张家湾，实际上就是一两户或两三户人家，一个排也住不下。”“部队没饭吃，最让人头疼。”
　　红色的土地
　　冷的冬，热的雪——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
　　由此可见，大别山实际上并不适合庞大的军队在这里活动，时间长了，粮食和兵源都会成为问题。但它的位置在军事上，又太重要了。
　　据国民党的《大别山区兵要简志》记载，大别山区周围28县，共118余万人口，境内交通以汴汉公路为主干线，由汉口至潢川段约246公里，又由潢川北上开封，衔接陇海铁路；此外，平汉铁路纵穿南北，在汉口船渡江南，连接粤汉铁路。北面，由南京至陕西的京陕公路横贯境内，其信阳至合肥段约387公里。南部由南京至四川黔江的京川公路横贯境内。
　　大别山区对国共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刘邓大军如能控制，则东可震撼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上海，西可威胁华中重镇武汉，北可逼迫郑州、洛阳，南可截断长江，觊觎江南蒋介石的基本统治区。国民党军如继续控制大别山，北可屏障长江防线，堵住解放军渡江南进；东西可策应支援山东、陕北顾祝同、胡宗南的重点进攻。
　　更重要的是，占领了这里，就等于共产党在这里楔上了一颗钉子。
　　正是由于大别山具有如此重要的、特殊的战略价值，因此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就连侵华的日本军队都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个地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冲冲杀杀，大别山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石头几乎都染有鲜血。
　　大别山的土地是红色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是红四方面军诞生地，是革命军队的摇篮之一，也是因为流在这块土地上的鲜血太多，这里有共产党人的鲜血，也有所谓的“土豪劣绅”的鲜血。但更多的鲜血，是那些多灾多难的大别山区人民流下的。
　　

一寸土地一寸血（2）
最早看上这块地方的是共产党人，他们像高敏感度的雷达，一下子就看准了这块地方山脉纵横，谷深林茂，最适合武装割据。他们在这里组织了黄麻暴动，成立了后来能征善战的红四方面军。在大别山的红军曾经发展到两个军6个师，还组建了4个独立师和一个少共国际团，总数达万余人，地方群众武装发展到20万人以上。根据地发展到拥有6座县城，26个县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面积达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万，创造了鄂豫皖红军和苏区的极盛时期。但随着张国焘的到来，在白雀园大肃反中，黄麻暴动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等人先后被害。大“肃反”给鄂豫皖苏区和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1931年11月20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时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即改组派）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徐向前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讲：“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这次大肃反，许多大别山的儿女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了自己人的大刀长矛下，这也给共产党及其红军带来极其不良的影响，红四方面军在敌人第四次重兵“围剿”下，得不到群众支持，甚至有部分地方“反水”，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红军不得不被迫离开了大别山根据地，远征陕甘。
　　红四方面军走了，国民党军跟着就来了。据有关史书记载，国民党军占领大别山以后，喊出了“血洗大别山”的口号，对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第十二师在金家寨附近的柳树湾，一次就屠杀和活埋群众3500多人；在六安县上楼房，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200多人。第八十九师在黄安平头岭，一次屠杀群众2000多人。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曾报道过鄂豫皖地区广大农村的悲惨景象：“逃生无路，水草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此一情景，酷似古诗所云：“白首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然后是中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接着就来了，在大别山区和国民党军开始了拉锯战。
　　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在1938年徐州会战后撤至大别山区，和在江南的第九战区一起，于1938年6月至10月，集中110万的兵力，组织了武汉会战，在大别山区给日军以重创，消灭日军10万余人，国民党军也伤亡了22万余人。以后，第五战区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官兵依托大别山与日军周旋，给日军大量杀伤。1942年12月，日军发动了大别山战役，企图肃清坚持大别山抗战的第五战区国民党军官兵，给大别山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破坏。仅在占领茅坪后，日军兽性大发，将镇中军民561人，无论老少尽皆屠杀，日本占领立煌县城后，又将全城付之一炬。有回忆文章称，国民党军收复立煌后，官兵驻足立煌街头，看到的是满目疮痍：到处是残垣断壁，尸骨遍地；更有甚者，日军把城中“庆祝元旦”的标语改成了“庆祝完蛋”。面对此情此景，在场的人皆泣不成声。
　　一个叫欧阳学卫的大别山人曾经采访了当年见证日本鬼子暴行的老人，详细记载了日军在大别山的无耻行径：
　　日寇侵占武汉后，将宋埠镇作为清剿大别山抗日根据地的基地，在宋埠镇西头（今麻城二中）以及镇东郊的自然村庄屈家巷，分别设置总部（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弘部”），驻扎了大量战斗部队和后勤人员。
　　得胜的日本兵目中无人，狂妄至极。夏天只在腰间系一根带子，从裆里吊起一条白布兜住阴囊，就四处大摇大摆，在古老的文明之邦如入无人之境。兽性发起时，无论白天黑夜，也不分老弱病残，公然强奸、轮奸妇女。无助的妇女们用食油调和锅底灰涂在自己脸上身上，将自己弄得越脏越好。日本鬼子以为这些妇女患有传染病，虽不敢沾边，却咒骂她们是“东亚病夫”。
　　

一寸土地一寸血（3）
由于大别山上的抗日游击队经常下山打炮楼、拔据点，打得日寇心惊胆战。日军为了割断我抗日武装与当地群众的联系，沿汉（口）麻（城）公路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日军赶走了老百姓、抢光了粮食牲口后，用钢丝绳系住民房后沿的房檩子，再用汽车在房前拉钢丝绳，这样一栋民房瞬间就被夷为平地。凡不愿搬迁的老百姓，都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屠杀被俘的抗日游击队队员。袖家湾的曾大爷回忆说：有一年冬天，3名游击队员因负伤不幸落入敌手，他们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始终没有开口。残暴的日军在屈家巷操场放3口大水缸，缸内灌满了带冰碴的水，水缸周围架起劈柴。敌人将负伤的游击队员五花大绑，投入水缸，仅露出头在水面上，然后点燃劈柴。我游击队员先是冻得半死，后被活活煮死。
　　当时在屈家巷一带的村庄，生长着许多碗口粗的楠竹。日本鬼子抓到游击队员后，就利用楠竹作刑具。刽子手选择相距两米以上的两棵楠竹，用汽车和纤绳将楠竹拉得靠近后，将游击队员倒挂在两棵楠竹上，然后砍断麻纤使楠竹突然弹开。瞬间，游击队员被活活地撕开成两片。陈家湾的陈大爷说：我亲眼看见人的五脏六腑从树（竹）上一直挂到地上，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啊！
　　驻扎在宋埠镇和屈家巷的日本兵，以创造新的杀人方式为乐。只要有抗日战士被俘，日本鬼子就尝试新的、惨绝人寰的杀人方式。宋埠镇下河街的刘大爷回忆说：有一次，敌人将被俘的游击队员带到操场上，冷不丁地从背后砍掉游击队员的头颅，另一鬼子兵立即用一坨黄泥巴盖在喷血的脖子上。被砍掉头颅的躯体依然站立，并摇摇晃晃地继续行走，许久才倒下去，而围观的鬼子兵均以此为乐。
　　有一次，日本鬼子为了庆祝胜利，在宋埠镇的总部操场上，将一批被俘抗日将士双手向上捆绑在柱子上，刽子手用斧头劈开我抗日将士的左胸，用刺刀剜出心脏。然后叫伙夫拿到食堂做成菜。后来，一名伙夫对当地人讲：他从地上拿起军用盆时，感觉里面的心脏还在跳动，甚至顶动了盆盖。敌人一边如狼似虎地吃着用人心做的菜，一边发出阵阵嚎叫和狂笑。
　　日本投降后，大别山人民刚刚迎来了阳光、鲜花和和平，然而，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国共双方又在这里摆上了战场，内战的第一枪首先在大别山区打响了。战争的阴云又笼罩在了这里的山山水水。
　　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武装力量，党中央命令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广东北返，命令王树声率领的河南嵩岳军区部队从豫西南下，在桐柏地区与新四军五师会师，于1945年10月30日，组建以新四军五师为主体的中原军区，总兵力共计6万余人。这成为了蒋介石的“眼中钉”，他决定拿中原野战军开刀，调动了30万的兵力，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国民党军在1946年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于7月1日占领宣化店，实施攻击。中原军区主力经过艰苦奋战，突出重围，撤出了大别山。
　　国共内战由此全面爆发。
　　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并没有全部都走，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还是留下了一些部队坚持游击战争。
　　1947年9月2日，李德生率领六纵十七旅向黄安进发，傍晚时在一个叫黄石冲的村子宿营。这个村子的东面都是山，山上树木茂盛，他们并不知道，树林里正聚集着几十个穿着破破烂烂，身上带着破旧武器的人，他们不时地向山下张望着。
　　一个胡子拉碴挎着驳壳枪的人，向一个老人说：“你去看看，看看他们臂章上，有没有‘八路军’这几个字，弄清了，就叫我们。”
　　那个老年人放下枪，溜下了山，在村子里左看右看，这些军人的臂章上没有“八路军”字样，胸章上只有“人民解放军”。但这个老人并不识字，他只读出了一个“人”字，下面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他有点疑惑：“怎么没有个八呢？只有个人？”他的样子引起了哨兵的注意，哨兵走过来，警惕地问他：“老板，你找谁？”
　　

一寸土地一寸血（4）
老人说：“哪个都不找。”
　　这让哨兵更加怀疑：“跟我去一下。”并把枪往上抬了抬。
　　老人说：“我是种田的。”
　　哨兵不相信：“找你问点事，问完了，你还种你田去！”
　　这是十七旅司令部的哨兵，他报告李德生：“我抓到了一个特务。”然后就把这个老人带了进来。李德生审视着老人：“大爹，你是找人吧！我注意你好大一会儿了。”
　　老人说：“我是看看，你们是什么队伍，庄稼人好奇，长官别见怪。”
　　李德生不动声色：“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八路军，也是当年的红军。”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李德生，低着头不吭声。
　　李德生怎么看他都不像“特务”，就缓和了语气：“大爹，我也是本地人，有些人可能晓得我，我叫李德生……”
　　老人的泪水夺眶而出，李德生正感到奇怪，他忽然扭身跑了出去，冲着山坡，挥舞着手喊：“下来哟，是我们的人！”
　　李德生明白了：这是游击队员！
　　那个胡子拉碴的人叫刘名榜，抗日时期是鄂东地委委员，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时，为了保留“革命火种”，留下了一批同志打游击，刘名榜是罗（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书记，在困难、恶劣的环境下，艰苦斗争了一年多，终于等来了解放军。
　　李德生很高兴，向他介绍了南下大军的情况，还请他吃了午饭，送给他一部分枪支弹药。
　　在大别山区的各个地方，像这样的游击队还有很多很多。
　　可以说，自第一次国内土地革命战争至今，在20余年的时间里，大别山一直处在战争的旋涡中，战火从来没有停息过。就是一个本来富庶的地方，也已经被战争折腾得差不多了，何况大别山区本来就不是一个富庶的地方。翻遍史书，大别山区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叫得响的富豪。
　　大别山人民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这一次，共产党人为实现“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目的，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这块灾难深重的红土地。
　　大别山人民将再次经受战争的严峻考验，这块土地上的血，还没流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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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1）
刘邓大军的底子是原抗日战争中的一二九师，而一二九师的底子则是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就是从大别山起家的，刘邓大军中的许多指战员，很多都是大别山人，如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杜义德等。他们对于大别山，更有特殊的感情。如今，近20年过去了，许多地方还能看到当年红军留下的印迹。
　　当年随军记者团成员王匡后来回忆说：
　　在光山的白雀园乡，我在一个农民家里的木墙上，发现了有很多红绿纸条印的红军标语，看样子，已经是十几年前的老东西了，但字体还很清楚，颜色还未脱落，上面写着：“列宁精神不死！”“卢李精神不死！”“纪念列宁，要参加红军！”“工农红军万岁！”这卢，显然就是卢森堡，李是李卜克内西了。我看到这些标语时，不得不佩服那时的宣传工作者的宣传技术，他们贴得这么牢靠，又贴在农民的家中，沿途我们还看到“集中优势力量，消灭敌人一路，保卫边区！”的五六尺宽的大字标语，是用红黄漆写的，因为写得与屋檐一样高，白军来了也不易涂掉。
　　在同一个地方的另一个木墙上，我还看到了一张土地革命时期的“光（山）商（城）边区人民革命政府布告”。
　　野司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陈鹤桥的故乡也在大别山，他是在1934年秋，随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边区长征的。他到大别山不久，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回到革命的故乡——大别山》，在这篇文章中，他也讲道：
　　在光山县一个村庄，农民们在打谷场上争着告诉我们，他这个村庄在十五年前住过区的苏维埃（即区政府），他们都是农民协会的会员。一个青年农民很天真地笑着向几个河北籍战士问道：“红军是从俺们这里起家的，俺们都是老革命，你知道吗？”在场的同志们都兴奋地笑起来了。在麻城行军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给解放军带路，他同一个战士在前面边走边谈，老头问战士：“你干革命多少年了？”战士答道：“我到解放军来有一年零五个月了。”老头笑起来了，他说：“我在民国十九年，就当过区政府土地委员，领导过分土地哩！”这位战士很高兴地说：“你真是老革命，请多送我们几里好吗？”老头点点头说：“莫看我老了，也要送十几二十里呀。”在金家寨附近遇到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娘，她说从前她当过乡苏维埃政府的委员，领导过妇女反封建，接着她指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农民说：“那时他还是个小孩子，当儿童团的。”又说：“这次你们又回来了，我们可要过上好日子了。”
　　8月30日，刘邓首长向部队发出指示，就提出“鄂豫皖子弟兵大回家”和“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的口号。这些“鄂豫皖子弟兵”都是红军长征时就离开了大别山，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刚到大别山，心情都是非常激动和振奋。六纵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在他的《征程忆怀》中曾深情写道：
　　从息县渡口一过淮河，就进入大别山麓，看到与北方平原完全不同的景色，到处山清水秀，林木葱葱，已是江南风光。
　　大别山，我的故乡！我们终于回来了！
　　我是1930年从家乡——河南光山县（今新县）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踏上西进征途，经历了红军长征，八年抗日，转战千万里，离家已十七年，现在打回来，重新解放家乡的土地，我和许多老战士一样，心情十分激动。李德生：《李德生征程忆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66页。
　　部队路过七里坪，离李德生的家很近了，十七年没有回过故乡，他决定回去看一看故乡的山水和亲人。李德生的母亲去世很早，那时他才五六岁，不很记事。父亲给地主当长工，辛辛苦苦干一年，连饭都吃不饱，两个弟妹也养不活，先后死去。李德生9岁就给人家放牛，14岁参加了红军。红军一开始长征，就和家里失去了音信，他想回去看看父亲。李德生：《李德生征程忆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69页。这次护送李德生回家的是十七旅司令部参谋张方山。几十年后，他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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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2）
我跟着部队行军了几天几夜，有天中午10点左右，部队在一个叫枫树大湾的村子旁休息，我刚靠着一棵树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通信员就过来叫我：“快起来，2号找你！”
　　2号是旅政委何柱成，他很喜欢我。我是在1938年参军的，那时我才12岁，父亲病死，奶奶、姐姐先后饿死，母亲改嫁后，那家也穷，她就领着我到处托人，准备给我找个能吃到饭的地方，我就这样参了军。我刚参军不久，部队精兵简政，说我年龄小，让我回去。我说什么也不走，还哭着说回去连吃饭都成问题，要不了多久就得饿死。情况反映到新一旅政治部主任何柱成那里，何柱成听着就难受，他对给他报告的干事说：“别说了，别说了，把他留下！”我不但留下来了，还被组织送到了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本来要把我们这批抗大学生送到东北去，但刘邓大军刚在上党打了个胜仗，连排干部消耗很大，刘邓也很喜欢知识分子，让政委去要人，结果，抗大七分校1000多名学员就留在了晋冀鲁豫军区。我被分到了六纵参谋处当了见习参谋。有次何柱成到纵队开会，正好看见我了，一下子拉住了我，说：“小鬼，你还活着呀，你怎么在这里？”我也非常高兴，给他说：“我是抗大毕业后，分在这里的。”何柱成一听，咧嘴笑了：“是大学生，不简单。走走，跟我回十七旅去！”纵队参谋处长王毓淮不高兴了，冲着他叫：“他是纵队的，你怎么能说要就要走了？”何柱成说：“这是我们的人，不信，你问他！”硬是把我拉回了十七旅。
　　何柱成在枫树大湾把我叫来，对我讲：“小参谋，给你一个任务，1号要回趟家，你带一个骑兵班跟着1号回去。”我答应了一声，转身就要走，何柱成又把我叫住了，问我：“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我让你带一个骑兵班是什么意思？”我忙严肃地说：“知道，政委放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都要把首长安全地带回来！”
　　李德生的老家叫李家洼，到了村口，我忙带了两个战士到村庄看了看，村里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老乡们都跑光了。找了半天，只有一个老太太，眼睛也瞎了，我报告了李德生，李德生忙赶过去和她拉家常，当她知道是李德生时，就立即跑到村边吆喝：“都回来吧，是德生儿回来了！”
　　老乡们还没回来，李德生就等不及了，忙骑马赶到自家门口，他愣在了那里，家里别说是人了，连房子都没有了！
　　在瞎眼老太太那里，李德生打听到了叔叔家。他忙赶了过去，叔叔也跑山上去了，家里只有一个叔伯嫂子，但她一听到马蹄声，就藏在床下，我带着警卫员满屋找，才把她从床下请出来了。她一出来，吓得浑身发抖，李德生颤抖着说：“我是李德生！”她惶恐地抬起头，仔细地端详了一阵，这才认出来了，开口就骂了一句：“你这个死德生，把我都吓死了！听见骑马声音，我还以为是中央军呢！”她忙跑出来，大声地喊：“是德生回来了，是德生回来了！”
　　老乡们这才回来了，见到李德生，亲热得不行，把田里的稻子割了喂马，李德生不让，但老乡们说什么也不行，非要这么干，还忙着给战士们派饭。老乡们都围上来，好奇地看着他，摸着他穿的灰布军装，羡慕地说：“你穿得这么好啊！”其实李德生穿的也很简陋，只是大别山的老乡太穷了，个个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土布衣服。
　　李德生的叔叔也回来了，在交谈中，李德生才知道，他参军后，父亲因为是红军家属，被国民党抓去关死在外地。受苦一生的老人，最终没能看到儿子回来，没能看到革命的胜利！
　　中午时，其他战士都被老乡拉去吃“派饭”，李德生的警卫员和我到他叔叔家，李德生和他叔叔拉着家常，他叔叔用细茶招待我们。细茶是茶叶碎末，在大别山很珍贵，只有最亲近的人来了才拿出来招待。中午就在他叔叔家吃的饭，一个人一碗面条，面条上还有块鸡肉，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年，又黑又硬又咸，咬也咬不烂，但我们也不好意思不吃，剩在碗里那多不好看。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它吃掉。我们吃完饭，他叔叔把碗拿走了，脸色也不好看。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下午我们就走了，出了村，李德生对我说：“今天回家，咱们办了件丢人事！”我还以为是群众纪律出了问题，我们来时何政委也嘱咐过我，到了首长家，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要给老乡留下好印象。所以我对李德生说：“首长，你放心，出村时，我都去检查了，喂马的稻子也付过钱了，也给老乡家的缸挑满了水，地也扫了。”李德生说：“不是这个事，我是说咱们吃饭，吃面条时，面条可以吃，但肉不能吃。老乡家里穷，来客人了，要面子，在上面放块肉，客人也知道，一般都不吃。这次不吃，下次可以再用，我也忘了这事，咱们这一吃，以后你让他再到哪里弄块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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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3）
听得我一阵心酸，眼泪差点就要出来了，忙把脸扭向一边，揉了揉眼，说：“这风真大。”其实，那天哪里有风啊！
　　家在大别山的老红军，离开家乡近20年了，大多数都是十几岁就跟着红军走了，道路、村庄变化都很大，原先也许很富的地方，有的已经很穷了。破破烂烂的，有的甚至到了自己的家门口都不知道。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骑兵通信员屈海群回忆说：
　　有一天，我们到了黄安，住在一个村子里，部队没吃的，也没钱了，我看政委李少清饿得不行，就跑到一家磨豆腐的老乡家说：“我们是八路军，现在没吃的了，能不能搞些豆腐渣给我们？”老乡给了我一大瓢，我忙拿回去，也没盐，就用锅煮煮给李少清吃了。李少清狼吞虎咽地吃完，说道：“好吃好吃，在哪里搞的？”我说：“是老乡给的。”李少清笑呵呵地说：“我家从前也是磨豆腐的，咱们去看看。”到了老乡家，看着那破破烂烂的房子，李少清愣了一下：“这不是我家吗？”说着就跑了进去，进去一问，果然就是他们家，这个老乡就是他弟弟，两个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
　　六纵十六旅旅长尤太忠路过家门时和这种情况也差不多。有次部队行军，路过一个村庄，尤太忠也没在意，他骑着马在田埂上走，田里一个老乡看着他，忽然拿着锄头，冲着尤太忠跑了过来。警卫员都吃了一惊，忙上前抱着了他，他边挣扎边喊：“尤麻子，尤麻子，你不认识我了！”尤太忠一看，是他当红军时的老战友，忙跳下马，一把抓住他的手问长问短，原来他在长征时负了伤，一路乞讨又回到了老家务农。部队要赶着行军，尤太忠只好给他留了一些香烟、一床被子就走了。
　　尤太忠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家门口。
　　但家门也不好进，大别山是革命老区，也是国民党重点统治区域，敌情十分复杂。当年六纵十六旅的战士赵魁华回忆说：
　　我们到大别山后，实际上很艰苦，不像后来电影中说的那样很受欢迎。首长想回老家看看，怕敌人报复，也是晚上偷偷地回去的，还不让家里人出去乱讲。有个电影上说有个首长是白天回去的，还给乡亲鞠躬什么的，都是瞎编的。那时谁敢这样啊，那可是要亲人的命的。也不是怕国民党正规军，它不管这事，再说，军队还讲个纪律什么的，它也不敢乱来。主要是怕地方上那些土匪什么的，他们可没那么多条条框框，说杀人就杀人。
　　尤太忠夜里偷偷回家，看到家里很穷，就把自己的被子留给了亲人。但据说没过多久，部队再次经过他家时，那床被子已经被国民党扶持起来的“小保队”（土顽武装）抢走了。
　　刚进大别山，指战员们遇到红军亲属的事情数不胜数。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政治处宣传干事杨锦华回忆说：
　　我们到了光山的九里坪附近，有一天部队经过一个村子，叫鲍家湾，村里人大多数都姓鲍，但谁都没和纵队副政委鲍先志联系起来。村里老乡看到解放军，都躲得远远的，不敢和我们接触。但政治处住的那一家，男主人不但不躲，还把家里的糍粑拿出来，很热情地招待大家，没事时进进出出的，有时还伸着脖子往屋里瞧。我甚至有点怀疑他是国民党的特务了，我给政治处主任苗兴华讲了这事，苗兴华给我使了个眼色：“你去看看。”我刚出去，这个男的就主动过来搭话，问我：“你们真是红军？”我说：“我们是当年的红军，现在又打回来了！有几十万呢！”我本来是想吓吓他，谁知他反而显得很高兴，对我说：“我哥和你们一样，也是个红军，他走二十年了，也没消息，也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活着。”我忙问他：“你哥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鲍先志。”我吃了一惊，鲍先志不就是我们纵队的副政委吗？我忙把他叫到屋里，给苗兴华讲了，苗兴华也很高兴，对他说：“你放心，你哥不但还活着，还在我们部队当了大官，比我们的官大得多！”鲍先志的弟弟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又跑进里屋，把家里所有糍粑都拿出来，非要部队都拿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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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4）
当年在大别山还流传着三纵司令员陈锡联会见了母亲的故事，跟随三纵一起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女作家曾克，在《挺进大别山》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
　　……在新田铺一家作为司令部的堂间里，像平日一样紧张而严肃。电话耳机一直离不开赵参谋处长的手。忽然，他惊喜地叫了一声，并且立刻叫陈司令说：
　　“快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