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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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花园的旧主人不舍得，他最终还是卖了花园而不卖火车，这让张家人至今想起来，仍是极大的遗憾。
　　有趣的是，花园的新主人也不乏模型细胞，而且是两代人一脉相承地热衷模型！但是他们热衷的最初不是铁路模型，而是船模。他们甚至比那个英国人在模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玩得更为煞根。他们没有长久地停留在船模的“玩具阶段”，而是最终买来了一艘真正的船，一艘80英尺长的进口高级游艇！那是张家孩子们的骄傲，每逢假日有空，张叔驯就高高兴兴地带领全家乘上去，从黄浦江一直开到太湖！
　　20世纪30年代，是苏州河里充斥着运输货物的小木船和帆船的年代，即便是租界里的高等华人，也是很少人家玩得起进口游船的。南浔“四象八牛”之中，只有一个张叔驯。宁波籍的成筐成篓的上海富商中，只有一个周纯卿（华人房地产大王周湘云的弟弟）。安徽籍的诸多晚清旧僚的后代中，也只有一个周今觉（晚清两江总督周馥的长房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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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钱币大王的前卫理念和海派生活（2）
更有甚者，张叔驯对进口的高级游船并不绝对满意，过了几年，他嫌不够过瘾了，觉得速度太慢，就通过在江南造船厂任总工程师的好朋友，美国人摩根（Morgan），在该厂定做一艘设备更先进的游艇。尽管这艘预定的游艇不知何故最终没有造出来，但是艇上最主要的部件、有着12个汽缸的引擎已经交付了，放在一只巨大的木箱子里等待安装，这是张家孩子们都看到过的。或许因为后来抗战爆发，张叔驯的两个孩子张南琛和张泽琏比他们的父母早一年离沪，赴香港读书，那只等待安装的新游艇，就只能是个永远的梦了。
　　作为张叔驯的好朋友摩根，很理解张家人对船模的热爱，曾制作了一只帆船模型送给张叔驯的儿子。两个儿子如获至宝，常在课余时间把船模拿到花园里的荷花池里放行，还在周日捧着它到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的湖泊里放行。那船设计得很精巧，桅杆很活络，只要有风就可以开得很快。
　　后来这个船模被张静江的儿子张乃昌看见了，他的胃口也大大地调动起来。因为张乃昌也是个船模迷，从小就喜欢动手制作一些小玩意儿。他家在杭州葛岭5号的房子落成以后，他父亲专门给他布置了一个“车间”，里面小型的车床、刨床都有，培养了他对机械制作的终生爱好。张叔驯见张乃昌对船模如此着迷，就请摩根先生也为他定制一艘，于是，摩根先生很绅士地又送来了一艘帆船船模（有一米半高），成了张乃昌的上好玩伴。
　　1937年“八一三”以后，张南琛、张乃昌、张泽琏、张乃琛等避难香港时，张乃昌还不忘带上这个心爱的船模。一年后他们一行到了日内瓦，过了些日子又转到美国，他都没忘记带上这个船模同行。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张乃昌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居住了，行李太多，只好把这个跟随了他四十多年的宝贝，交给张南琛，请他继续保存下去。而这时，他和张南琛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船模之情，仍未稍减。这个船模到了张南琛手里，一晃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他已经是两鬓飘白的八十老者了，仍旧对这个船模宝爱有加！
　　现在，张南琛一提起这个船模就在琢磨，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船模，记载了中外两代人的友谊，也反映了1930年代上海租界里的生活的某些风貌，是不是应当把它送到江南造船厂的厂史陈列室里去呢？这可能是该厂有史以来造的最小的一只船了吧？或许是该厂出品的唯一一个帆船船模也说不定。
　　　　“齐斋”藏品的最后归宿
　　1938年，张叔驯全家因日本人侵华而去了美国，临走时把他的所有的钱币收藏及生意上的事务，全都委托他的姐姐张智哉代管。在美国，他曾经有一段非常发达、红火的时代，这主要是投资股票带来巨大的收益，他们夫妇住进了纽约非常高档的住宅区：花园大道。但是脱离了华夏文化的生活土壤，加上生活境遇后来的巨大变化，尤其不幸的是遭遇了美国二战之后那场令人胆寒的股灾，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使他无法再继续他的收藏生活。而且因生活所迫，他出让了他的古玉，但他始终舍不得出让他的宝贝古钱。
　　抗战胜利后，张叔驯曾于1946年回到上海处理他的许多账务和财产，四个月后返美，临走时把他的最好的古钱（约2000枚）带去了美国。这2000枚古钱是他收藏中的至精品，著名的孤品“大齐通宝”也在其中。他的这些心肝宝贝，伴随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他曾受朋友之托，在纽约曼哈顿东57街125号料理一家东方艺术品公司（那片街区是艺术品公司的集中区），可是由于健康原因，生意还未及很好地展开，他就先已病倒了。这是他在来美国之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张叔驯的钱币收藏虽未印过钱谱或目录，但是据他的长子张南琛先生提供的权威资料和线索，使人们仍能基本看清“齐斋”旧藏的面貌，以及大致的流向——
　　最好的2000枚古钱现在仍在美国，但是已经易手，是张叔驯去世若干年后由其夫人徐氏卖给了当时已经成为大收藏家了的（读音：戴吉涛）先生。
　　

10。钱币大王的前卫理念和海派生活（3）
这位戴先生是位60年前闯荡美利坚的传奇人物，山东人，他原先在上海时就与张叔驯认识，那时他还只是一个身背古董包袱，在上海走街串巷地做小本生意的小古玩商，张叔驯为照顾他的生意，经常象征性地买他一些小玩意儿。抗战爆发后他到了香港，抗战胜利之后到了美国，在美国先是做古董生意，后来做房地产生意，发了大财。张叔驯的夫人徐懋倩与他的妻子常在一起打麻将消遣，彼此间非常熟悉。
　　不幸的是，这位戴先生后来去世了，近些年来，他的夫人、儿子和女儿也相继去世了，没有第三代人。戴先生身后留下了近3000万元美金的巨额遗产，就组成了一个由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这是一个著名的慈善事业基金会，该基金会曾经多次向中国的医疗机构和大学捐款。张叔驯的这批“精锐部队”，包括“大齐通宝”、“应天元宝”、“中丝元宝”、“应圣元宝”、“咸平元宝”、“天庆元宝”、“　乹德元宝”在内的2000枚珍贵古钱，现在理应都还在这个基金会中。至于这批珍贵的古钱现今究竟收藏在什么地方，目前还是个谜。估计这个基金会不会拆散这个有顶级意义的专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在某个大博物馆里隆重展出。
　　值得庆幸的是，张叔驯还是有不少的藏品留在了上海，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里，这个过程颇具戏剧性，是由好几个渠道汇拢到该馆的。
　　张叔驯有个内兄叫徐懋斋，是其夫人徐懋倩的哥哥，也很喜欢古物，于古字画也很有研究，跟张葱玉非常熟悉。在一个特殊的时候，他曾获得过一批张叔驯的钱币藏品。后来他生活发生困难，就把这批古钱的一部分，拿去卖给了上海博物馆。剩下的一些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抄走，最后还是归入上海博物馆的库藏。张叔驯的这批藏品被认为是奠定了上海博物馆钱币陈列室的基础，尤其是历代钱范，陶范、石范、铜范和铁范，应有尽有，大大充实了该馆这方面的馆藏。10
　　1946年时，张叔驯仅仅是把他最好的钱币2000枚带去了美国，其余藏品仍旧交给他的姐姐张智哉继续保管。张智哉1956年去香港和日本时，除了将一小部分带到了日本（据说在1968年，张智哉到美国探亲时，把在日本存放钱币的保险箱钥匙交给了张叔驯的夫人徐懋倩），大多数被放在一个保险箱里，委托她的女儿徐景淑、女婿顾正言保管。1963年，徐景淑、顾正言夫妇也要去美国了，就把这些东西交给顾家的一个亲戚保管，直到“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抄走。“文革”后落实政策时，被抄走的东西得到发还，顾家亲戚从“文清组”领回了好几个箱子，里面除了其他文物，还有数千枚古钱。
　　可是据说，在发还的时候，国家还是动员藏家把最好的东西捐献给国家，或者作价由国家收购。在这种情况下，张叔驯留沪的最好的一部分藏品，又归入了上海博物馆，时间在1980年。
　　巧的是这批古钱到了上海博物馆后，正值该馆青铜部钱币组的钱币专家马定祥先生还未退休，还在钱币组工作。有一天，马承源馆长和陈佩芬副馆长找到他，交给他一项新任务，要他鉴定一批古钱。马定祥把这批古钱摊在桌面上一看，他惊讶地发现，原来这是一批张叔驯的藏品。这些藏品，有的他在1946年张叔驯回沪时就看见过，有的是从杨廷康手里买到的拓片上看到过拓片，对其中著名的藏品，任何钱币收藏家见了都会眼热心跳、记忆犹新的，何况是马定祥。于是马定祥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这项鉴定工作共做了三天，可知为数不会很少。
　　最终真正发还到顾家的亲戚手里的，是3000枚属于用来研究板式用的比较普通的钱币，他们把它们存入了交通银行的保险箱。2003年，张叔驯的大儿子张南琛回到了上海，他和他的表姐徐景淑终于看到了从文清组领回的那3000枚钱币。从30000枚到3000枚，张叔驯的古钱币回到他的后人手里的，只剩下原先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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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钱币大王的前卫理念和海派生活（4）
在这3000枚钱币中，包括一些极古老的4字刀币、很多普通的硬币，还有几百枚近代机器打制的银币和铜币。在这些硬币中，有1000枚开元通宝，几百枚崇宁重宝和政和通宝。后来的收藏者会感到很诧异，为什么呢？张南琛解释道，他的父亲除了大力收集孤品和珍品，还致力于研究这些古币的板式的差别，他相信即使是最普通的币种，也会存在着带有标志性的差异。为了弄清楚每种差异的相关特征，就需要大量的相同种类的古币，以确认每种差异的分布规律。仅有少量的样品是不足以进行这样的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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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沧桑，历史无情。但是“南张北方”，毕竟是中国钱币收藏史上一道耀眼的风景。“齐斋”张叔驯的名字，也像一个时代的印记，标志了那个过去的钱币研究兴旺时代的一个高峰。
　　当然，上海博物馆里还收藏了另一部分张家旧物，那就是1966年红卫兵从南无锡路张家老宅地室里抢去的其中一部分。当时哄抢去的东西后来经有关部分追查，追回了一部分藏品，主要是青铜器，其中有越王青铜剑、西周礼器，还有少数瓷器。1980年代初落实政策时，这批东西也获得发还，由张石铭的小女儿张淑英、孙女张颖初及小儿媳陈文蔚共同领取，总共装了六个旅行袋。张家人响应政府的号召，把这六个旅行袋的文物送到了博物馆，由博物馆作价收购。这些应是当初张石铭的藏品。加上解放后张葱玉卖给博物馆的一些字画，如此说来，上海博物馆里已收藏了张家三代人的藏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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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育家、外交家、书画家张乃燕（1）
　　中央大学的首任校长张乃燕
　　张弁群的儿子张乃燕（1894~1958）是张家尊德堂的长房长孙，他继承了其父的文人秉性，在教育和学术上潜心钻研，做出过杰出贡献，是张氏家族中著书最多的一个人。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抗战、解放四个历史时期，游踪遍及世界各地，学问上涉猎化学、历史、军事、绘画、书法各科，还当过外交官和民国政府里的教育官员，是位经历丰富、多才多艺、有责任心的文理复合型学者。
　　张乃燕的少年时代在南浔张家的老房子里度过，先后就读正蒙学社及浔溪公学，在杭州府中学堂接受了中等教育，毕业后进苏州东吴大学攻读化学，18岁加入了国民党，19岁赴欧洲留学，先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伦敦皇家理工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和化学，完成了题为Contribution　ala　Connaissance　des　Acides　Ortho…et　paranitro…alpha…bromo　cinna…miques的论文，1919年获日内瓦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他游学欧洲的这几年中，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仗时期，他辗转各国，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所以这个博士学位获取得格外不易。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没有立即回国，而是跟他父亲一样，在海外考察各国的社会和教育，在欧洲、美洲和日本转了一大圈。6
　　回国后，他在南北多所高等院校担任教授——1919年在复旦大学教授物理；1920~1923年在北京大学教授化学，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化学教授；1923年当选为浙江教育会会长，同时兼任浙江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化学教授。1924年5月，应孙中山先生之聘，出任广州大本营参议，从此渐渐步入政坛。1925年他回到上海，在光华大学教授科技史；1926年1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参事，2月任外交部秘书，5月派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同年担任国立广东大学（后称中山大学）工科学长（相当于工学院院长）。1927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建都南京，他再次北上，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不久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首任校长。
　　此后的几年间，是他在政坛上步步高升，仕途一帆风顺的时期：两度兼任浙江省县长考试典试委员，当选国民会议代表，还当上了浙江省政府委员。在张静江出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他还任过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成为张静江大搞基本建设的帮手。1933~1935年他又从事外交，出任比利时大使，曾被比利时国王授予大十字勋章。在比利时任大使期间他还受建设委员会之委托，在欧洲考察各国的建设事业……至此，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7
　　现在南京大学（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的百年校史资料中，可以窥见他创办中央大学的那段生活。那段生活对他来说既很光荣，也很艰苦。
　　1927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定都南京。新政府一开张，一切都要有新气象，教育方面就计划建设一座民国最高学府。新建一所最高学府谈何容易？那时国民政府本身还要央求江浙财团的支持才能过日子呢，只好把原先的九所公立学校合并起来，组成一所综合型的大学。九所学校是：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以及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
　　最初的校名叫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同时还考虑到南京是北伐军攻克的第四座历史文化名城，故在校名上冠以“第四”二字，以期有别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即第一中山大学）、武汉的第二中山大学（即武汉大学）、杭州的第三中山大学（即浙江大学）。第四中山大学隶属于中央政府，所以校名之前又加上“国立”二字。8这样把九所学校捏在一起的学校有点像一个大学的联合体，既有总的领导，各自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于是又有了“大学区制”的说法。
　　张乃燕在1927年6月9日被任命为该校校长，一个月后，他交卸了江苏教育厅厅长的事务，宣誓就任第四中山大学校长之职，当时他才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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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育家、外交家、书画家张乃燕（2）
其实他在被任命为校长之前，于江苏教育厅长任内就已经在着手筹备大学区的工作了。他延聘了27位专家学者为筹备委员，草拟了大学区的组织大纲和各项章程，同时抓紧完成对各校的接收工作（参加接收江苏医科大学的4个人中的乐文照，后来成了张乃燕的妹夫），将原东南大学校址作为第四中大的校址暨大学本部所在地。张乃燕在学校的建制、办学方针、大学规程的制定、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著名教授的选聘、课程的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做了有开创意义的工作，在那个百废待举的时代，为中国的高等教育，谋划了新格局。当时办学经费不足，该校新建的漂亮的大礼堂，还是张乃燕向公私各方募捐30余万元才得以建成的。
　　谁知这个新生的大学并不是个省油的灯，而好像是个“事件多发地段”，动不动就要出点事情的。首先是招生问题，因为这个大学是九所大学合并起来的，有本科也有专科，要统统作为中大的学生，就有一个在统一标准下的甄别问题，最初的招生工作就只好围绕甄别九校的学生为中心展开。对东南大学、上海商大、河海工大等七所院校的学生，经审查合格者，一律入学试读一学期，再行甄别，合格者即为中大学生。而对江苏医大、南京农校的学生则另区别对待。至于各校原有的特别生和附读生，则要补行入学考试。这样一来，一部分学生就不能升入中大了，思想情绪低落，致使不少学生失学在外，社会上对此自然有些不满的反应。这就需要制定出相对机动灵活的政策，随时调整工作方针，既要保证学校的生源质量，又要能息事宁人。这年9月1日由于战事，交通中断，该月没能上课，到10月7日才补行了开学典礼。9
　　接着又发生了部队强占学校房子的事情，张乃燕亲自写信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状，要求立即将校舍发还学校。
　　后来围绕学校的校名问题，又有好几个月不得安宁，学生们一会儿游行，一会儿罢课，竟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也令张乃燕非常头痛。实事求是地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这个校名是有些先天不足的，因为中山大学不止一处，不是教育圈内的人就很容易弄混，况且还有建设更多的中山大学的动议，如果增至二三十所中山大学，那就不知会出现何种混乱状况。于是在1928年2月29日，大学院（即###）大学委员会通过了更改校名的决定，并发布了165号训令，要求把第四中山大学依令更名为“江苏大学”。
　　这项决定显然缺乏群众基础，即刻引起了师生们的不满，学生们尤其激动，立即成立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定校名请愿代表团”，代表们慷慨陈辞，上书大学院，认为江苏大学这个校名，“既不足以冠全国中心之学府，又不足以树首都声教之规模”，并详细陈述了改名江苏大学的四点失当之处，如：会使全国学术失其中心，不利于学校的发展等等。学生们还自说自话，恳请大学院收回成命，改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接着又历数了改名南京大学的几条好处……
　　可是大学院怎么能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呢？何况还有一个政府机构的面子问题，一时是放不下这个架子的，于是再次发令，依旧是改成江苏大学。学生们得悉后，群情哗然，尤其令学生们不能接受的是，大学院又作出决定：大学区大学均不必加“国立”二字，原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只称“江苏大学”就行了。这样更是火上浇油，学生们在体育馆召开大会，一致反对改名“江苏大学”。这回君子们要动手了，他们一起涌向学校大门口，居然把“江苏大学”的牌子拿了下来，一路游行，抬到大学院去“奉还”，以示抗议，宣称在达到目的之前，仍用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的校名。这就非常较真地跟大学院唱起了对台戏。
　　问题是，张乃燕这位校长大人是位学者，他没想到情况会弄到如此麻烦的程度，简直无法收拾，学生们动辄汹涌如潮水。面对学生们的组团、摘牌、游行、抗议，他束手无策，不知该如何应对才好。或许他受西方民主的思想影响较多，根本不情愿前去制止学生。这样一来，###就必然一天天升级，竟至导致了罢课三天的严重局面。学生还把“江苏大学”的招牌抬到学生会，表示永不悬挂……张乃燕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上级领导自然对他就有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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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育家、外交家、书画家张乃燕（3）
最后，这场“校名风潮”一直闹到了国民政府，最终迫使大学院改变了原先的决定。经临时会议议决，最后作出了让步：“江苏大学改称中央大学，得加‘国立’二字。”1928年5月4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亲自到校宣布了这一决定，这场“校名风波”才告平息。5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对此案进行了复议，也作出了“江苏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的决议。同时国民政府又任命吴稚晖为校长，无形中把张乃燕给晾在了一边。可是吴稚晖知道中大是个是非窝，根本不愿去，坚辞不就，张乃燕这个倒霉的校长就只好再当下去。
　　在后来的几年中，办学仍是困难重重，有时候学校的办学经费莫名其妙地被削减。张乃燕不得不于1929年6月提出辞呈，但是国民政府不批准，还在指令中说：“该校长学识宏通，著有成绩，正宜继续努力，勉任其难，所请辞去本兼各职之处，应毋庸议。”直到1930年年底，###派朱家骅来接任，张乃燕才终于从火炉上下来了。10
　　　　从化学专家到历史学家
　　1935年5月，张乃燕从比利时大使任上辞职后，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他曾游历了36个国家500多座城市，11每到一处，总是把印有当地风貌的明信片寄回国内。据他的孙子张文嘉说，原先家中保存了数百张祖父寄自国外的明信片，非常好看，孩子们常拿出来玩，可惜“文革”中都被毁掉了。
　　抗战爆发后他开始过隐居生活，在上海延安中路399号自建的一幢花园洋房里，以字画、文物、著述自娱。那是一处有着温室和小桥流水的花园，靠北是一栋三层洋房，张乃燕在其中有一间很阔气的书房，书橱中有一套私人藏书中很少见的全套大英百科全书，烫金精装，煌煌一排，非常气派。但是日本人进入租界后硬要租借他的房子，他们一家只好搬到上海新村住了好几年，抗战胜利后费了不少周折才得搬回。
　　他的研究和著述从留学回国后不久就开始了，而且研究的面很广，所以在他的著作中，除了有《药用有机砒化学》（1921年）、《有机染料学》、《欧战中之军用化学》（1921年）外，还有《欧洲大战史》（1929年）、《世界大战全史》（1923年）、《罗马史》（1929年）、《希腊史》、《芸庐历史丛书》、《国际条约大全》等，似乎是化学专家兼军事家和历史学家了。
　　他在《世界大战全史》的序言中说：“世界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年，乃予赴欧之后一年；世界大战结束之年，乃予回国之前一年；故大战始末予得窥其全貌焉。予先后留学英国三年，法一年，瑞士三年；予所研究者为化学，暇则涉猎彼国史乘，以偿予夙好。”说明对历史的关注是他一向的业余爱好。有意思的是，他写世界大战史所使用的资料，有很多是他在这场战争期间刻意收集来的各地战报，经他按时间编纂，蔚成巨编。在瑞士的时候，他还收集到“同盟国”和“协约国”及中立各国的各种书报，以求能全面地分析问题。然而他还担心自己所见不广，判断不真，在大战停战并签定和约之后，他立马奔赴西部战场，到现场考察当时的情况（可惜当时所拍摄的现场照片未能保存下来，均毁于十年浩劫）。这种不辞劳苦地到实地去查访、考证的治学态度，尤为难得，的确是张家人勇敢和执著精神的延续。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打响时，很多留学生都打点行装回国了，张家也有人来信劝他回家。但是其父张弁群不允许，他力排众议，主张只要还有地方可以读书，就应当在当地把书读好，并且一再写信给他，谆谆告诫，一定要毕业才能返回。知其子莫如其父，果真，张乃燕辗转各方，不仅完成了学业，还收集了大量战争史料，使得他的《世界大战全史》这部巨著，除了文字，还以翔实的资料和众多的战争形势图著称。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1）
　　“肥皂箱上的演说家”
　　1924年春天，原先一向是爷儿们撑世面的西藏路大庆里张家，一下子变得像个女性世界，一群天仙般的青春少女突然“从天而降”。她们整天叽叽喳喳，情绪非常激动，常常在一起严肃而紧张地讨论国家大事，诸如街头流浪儿的收留问题、公共场所的卫生问题、吸毒问题、黄包车工人的生活境遇和安全保障问题等等。在别人看来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事情，她们却在大惊小怪，不能容忍，像是发现了中国非常了不得的社会大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需要呼吁国家立即拿出办法来。她们时而唇枪舌剑，时而引经据典，有时一起涌向他们的父辈，一本正经地向大人们讨说法，甚至还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像五四时期的青年一样发动民众……
　　原来这是张静江的五朵金花回来了。
　　这五朵金花是张静江的前妻姚蕙生的五个小姐：蕊英、芷英、芸英、荔英、菁英。她们从小生活在法国和美国，初回上海，对中国的一切都是用西方的眼光来衡量，于是有许多地方弄不懂。他们又继承了父亲政治情绪热烈的感情细胞，于是遇到社会问题就不肯轻易罢休。
　　但这还仅仅是张家的半个花的世界。后来张静江的继配夫人朱逸民又为他生了五朵金花，即乃琪、乃恒、乃理、乃琛、乃珣，组成了十朵金花的可观阵容。另外，据张静江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先生撰写的回忆录说，老张在元配夫人姚蕙去世，继配夫人朱逸民尚未“来归”的“真空时期”，还曾与一女子生下一个女儿，只是这个女儿后来随其母离开了张家，一般人就不记得她了。然而后来的朱逸民夫人还是念记她的。若干年后老太爷逝世，大家庭分遗产的时候，这位不知名的小姐也分到一份，是后五朵金花中的老大张乃琪送去的。可见，她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保持着联系。当然，张静江家不全是小姐，还有两个公子，即张乃昌和张乃荣，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生的。
　　姚蕙夫人生的几位小姐从小跟父母来到了法国巴黎（菁英是出生在巴黎的），因张静江的通运公司最初就设在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安全计，他们全家移居美国。小姐们从小学弹钢琴，进当地最好的学校念书，还经常参加当地的社区文化活动，接受了西方的人文观念，对西方的音乐、舞蹈、美术都有很好的感悟，对美丽的服装尤其感兴趣。她们常常会弄来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布，几个人你拉我扯地在身上左缠右缠，或者左边抓一把，右边打个结，稍微一摆弄，就做出了时装模特儿的效果。弹钢琴更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她们坐在钢琴旁边随便切磋一会儿，手下就会流出属于自己的欢快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