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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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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弹钢琴更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她们坐在钢琴旁边随便切磋一会儿，手下就会流出属于自己的欢快乐曲。
父母对她们非常关爱，一旦哪个生了病，当父母的总是焦虑不安，不仅仅是像一般的父母那样，设法找来有经验的医生为之诊疗，还想方设法派人带孩子去海边城市疗养（现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百多张张静江夫妇及他们的随员在巴黎时期的明信片，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为孩子治病和疗养的）。他们总是设法给小姐们最大的温暖和最好的教育。1如果不是她们的母亲不幸去世（姚蕙与孩子们在纽约一个公园里散步时，不幸被树上掉下来的枯枝砸中，脑溢血而去世），或许她们就一直在美国生活下去了。但是张静江那时已从单纯地为革命提供经费、间接地参加革命，发展为直接投身革命活动了，因而多数时间在国内活动，于是五个小姐就由她们的舅舅姚叔莱夫妇带领，回到上海。
令她们的父亲感到意外的是，整天在眼前飘来飘去的，似乎弱不禁风的女儿们，一旦回到国内，突然一个个都成了女革命家。她们中最小的菁英才12岁，最大的蕊英也才20岁出头，与她们的后母年龄差不多。芸英和荔英刚高中毕业，不到20岁，都是如花似玉的年龄。
她们凭着在西方的见识，对国内诸多落后情况，诸如男女不平等、劳动者太贫困、鸦片铺到处都是、街上乞儿成群……非常惊讶，非常不满，没想到自己的国家竟是这样，总之样样看不惯，样样都不好。她们没有采取冷眼旁观和鄙视的态度，而是像她们的父亲年轻时一样，怀有一颗耿直而率真的心，看不惯就要喷发出来，宁可献身其中。于是她们就像在美国看到的街头演说家一样，也尝试着走上街头，呼吁男女平等，呼吁耕者有其田，抨击时弊，号召革命。她们一激动起来，就会拖出个肥皂箱子（那时的洗衣肥皂是用木条制成的箱子包装的），手持一个纸卷做成的喇叭筒，踩上箱子登高一呼，就宣布革命了。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2）
那时只要不涉及政权和具体人物，泛泛地宣传社会革命是非常光彩照人的，与西风东渐带来的新思想、新科技、新方法几乎同义，号召性很强，所以她们的演说竟也获得了些许支持者。自然，这种呼吁的作用是很微弱的，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时间长了，她们竟获得了一个“肥皂箱上的演说家”的雅号。
可惜小姐们只知道批评社会的阴暗面，至于这些阴暗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才能使国家光明起来、强大起来，却不清楚，也拿不出救世良方，这种宣传也就不会持久。其实不要说她们，就是她们的父辈，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不也是被这难求的“救世良方”难为了一辈子吗？但是显而易见，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以及其父早期的社会改革的思想倾向，在她们的脑海里早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尤其是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不违心地屈从别人，这种个性想必也是令她们的父亲大为惊讶的。这不仅表现在生活上，政治上亦是如此。若干年之后，当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内部出现宁汉分裂的严重局面时，张静江是蒋介石的铁哥儿们，支持南京，力主“清党”，与武汉政府的宋庆龄、胡汉民、居正、陈友仁等绝然对立；而他的五朵金花，这时候却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武汉方面，支持了宋庆龄！她们中凡是后来留在大陆的，都与宋庆龄保持了联系。张荔英还嫁给了陈友仁先生。这大概都是张老太爷所没有想到的。但是张家老太爷讲民主，从不压制孩子们的意见，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她们的意见和选择，所以父女间的关系永远是亲切美好的。在女儿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老爸总是设法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尽管小姐们思想“冒进”，然而毕竟一个个长得亭亭玉立，热情大方，讨人喜欢，一身好看的西式服装总会牵动众多羡慕的眼光。
1924年的蒋介石夫人陈洁如是张家的常客，她也为小姐们的美丽和活力而感到震惊。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里曾这样描述初到上海的张家小姐：“五位可爱的女儿，每位都穿着齐整，显得聪明、帅气而迷人。她们一起回家来与她们的父亲与后母同住。她们不像普通小姐，而都曾先在法国，然后在美国接受教育。在我看来，她们简直就是摩登的极致。我对她们那种自然爽朗的神气、潇洒大方的仪态及雅致的服装，尤其印象深刻。她们真的不同于上海一般姑娘，我认为她们棒极了！”2
陈洁如与张家大小姐张蕊英尤其合得来，认为她“最温婉可人”。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张蕊英给了她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在后来世事多变的几十年中，她们始终保持了纯真的友谊，堪称最知心的朋友。陈洁如与其他几个小姐关系也不错，在她1960年代初去香港定居之前，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款待时，周恩来问她还想见什么人，她说想见见张静江的三小姐张芸英。3
大女儿张蕊英嫁得最风光
由于张家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张家小姐特有的气质和秉性，她们的婚恋就格外地与众不同，一时成了时人关注的热点。她们各有各的感情经历，各有各的传奇故事，有的简直就是拍电视剧的好素材。
大女儿蕊英嫁与川沙富商瞿谷卿之子、美国留学生瞿濂甫（志洁）；二女儿芷英嫁与著名实业家、美国留学生周君梅（南浔丝商“八牛”之一的周家之后，曾任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三女儿芸英嫁与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也是留美学生陈寿荫；四女儿荔英嫁与孙中山先生的外事顾问、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五女儿菁英嫁与著名的病理学家、1940年代后期的国民政府卫生部长林可胜。
其中大女儿的婚事是老太爷为之操办的。现在南浔张静江故居的陈列室里，陈列着一组十分有含金量的贺喜礼单（礼单的原件收藏在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的张静江卷宗里），很能说明当时门庭若市的盛况。那礼单上分别写着：“仅具银花瓶成对敬贺 令媛出阁之喜”、“仅具喜幛全幅恭贺”、“仅具锻幛奉申 于归之喜”、“仅具文华葛喜幛壹悬奉申”等等，共有厚厚一大本，可知当年婚礼隆重的程度，时间是1930年。那时张静江身为浙江省省主席，又是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政府大员的大小姐出阁，各方面人员不会怠慢。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3）
婚后一对新人先后住过赵主教路（今太原路）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最后住进上海西区贝当路（今衡山路）上的毕卡第公寓（今衡山宾馆）。毕卡第公寓那时是外国洋行老板和大班住的地方，当时只有两家中国人住在里面，一家是广东富商谭家，另一家就是张蕊英家。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用金钱堆起来的风光是不会长久的。瞿濂甫虽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的留学生，但本性还是个公子哥儿，对家庭并不负责任，却很有花钱的本事。他在美国读书时，张蕊英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读美术学院。他见蕊英长得一副大家闺秀的派头，又得知蕊英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就拼命追求。对于这件婚事，张静江原本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有的是“情报人员”，知道这个公子哥儿原先在家里结过婚的，张家的大小姐怎么可以嫁给有过家室的人？但是这对年轻人已经双双坠入爱河，况且长期的西方生活，张蕊英原本就不像传统的中国人那样计较瞿氏原先的家室。如此而已，当老爸的也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自然不愿违背女儿自己的意愿，“恩准”即是。
谁知婚后不几年瞿氏就露出真面目，尤其是张静江不再是蒋介石亲信圈子里的红人后，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在外面一旦碰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回家发脾气，甚至摔盆子打碗，动手打人。张静江曾经给他找了一个不错的工作，1935年安排他在浙江旅游局，任导游处的翻译，专门陪外国旅游者，发挥他外语好的特长，同时也用这个方法把他“拴”在杭州，省得他无法无天。可是这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恶习。张蕊英性格温和，思想单纯，一切总是乐于从好的方面着想。为了维持家庭的和平局面，她总是对丈夫婉言相劝，好话好说，因为张家毕竟是个有身份、有影响的大家庭，自己又是中西女中和世界小学的教师，而且孩子已经慢慢长大了。但是很遗憾，你越是谦让事态就越严重，他越发有恃无恐，目中无人。当张蕊英确信他已经无可救药，并且在外面拈花惹草时，就断然与之分手了。
张蕊英作出这个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她历来思想单纯，她无法想象一个男子汉怎么可以忘记自己的誓言，可以忘记自己的责任，可以无赖到这个程度！她是她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得到了最温暖的照顾，但是对社会上的坏人坏事了解得太少了，防人之心根本还没生出来。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天，不知怎么聊到了社会上的“野鸡”，她竟很认真地问道：“什么是‘野鸡’？”那时她已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了，惹得她家的保姆金妈都善意地对孩子说：“你看你们妈咪，连‘野鸡’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但是她很明白是非，在大事上有自己的主见。20世纪40年代末期，金圆券政策已经把老百姓手里仅有的金子和外汇搜刮殆尽，老百姓手里拿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但是买不到东西。她知道，这样的局面肯定是不道德的，于是毅然支持了她的女儿瞿明明和朱英（原名瞿英英，参加革命后改名）参加学校里的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瞿明明和朱英都是市三女中的学生，瞿明明在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是该校的第二个党员。女儿们的活动并不瞒着妈妈，要参加重要###时就不能正常读书了，学校规定必须有家长的请假条，当妈妈的有求必应，写一张就是了。有时两个女儿还会把同学带回家来，或是开会或是写标语，蕊英就留同学们在家里吃饭，把大听的火腿罐头打开，尽可能让大家吃得高兴。有时女儿和同学们到上海交大参加地下党召开的进步###，回来很晚了，蕊英就安排同学们在家里的地毯上睡觉。多少年后，当年的这帮同学们已经白发苍苍了，都还念记着张家大小姐温暖的关怀。
可惜她寿数不长。张蕊英1950年因患急性脑炎在沪去世，年仅50岁。在这前一年，许多国民党老人的家眷和一些青年会的朋友都在盘算着离开上海，蕊英劝大家不要走。她很镇定地说：“有庆龄（宋庆龄）在，我们大家不要走。”她坚信宋庆龄的选择，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联系。可惜不久她突发脑炎，仅在医院住了三天就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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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4）
她是与她父亲在同一年辞世的。那年她的最大的孩子瞿明明19岁，最小的孩子才11岁，还在读小学。从此，还在读高中的大姐瞿明明就成了一家之主，开始了新的生活。
母亲的去世对年幼的孩子的精神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到现在，他们中最小的男孩瞿慵慵还是坚持不去两个地方，一个是毕卡第公寓，另一个是公济医院（解放后叫第一人民医院），因为毕卡第公寓是母亲带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公济医院是母亲去世的地方。
瞿濂甫在1947年去了香港，他是不管自己孩子的死活的。
好在孩子们的外婆朱逸民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得知大小姐去世后，曾多次从美国寄钱来。大概她怕公开从海外给瞿氏姐妹寄钱，会给瞿明明的处境带来不便，毕竟那时的美国与中国大陆处于对立状态，就把钱寄给张家的好友、上海儿童医院的院长富文寿先生家，他的夫人是永安公司郭家的三小姐，叫郭宝珠（露茜的姐姐），与张家都是熟人。每次钱寄到了，他们就打电话叫瞿明明到他们家取钱。“三反”“五反”以后，国内政治空气渐趋紧张，瞿明明叫外婆不要再寄了，宁可艰苦一些，外婆也就不便再寄了。瞿氏姐妹兄弟一直念记着外婆在她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她们的关怀。
张蕊英去世两年后（1952年），瞿濂甫在香港去世，当时他的父亲还在世。当有人问起要不要将他的灵柩运回上海时，他的亲生父亲立马表示：“不必！”可见，他的亲生父母也早就视其为多余了。4
贤妻良母型的二小姐张芷英
张静江的二小姐张芷英是个很有主见的、外柔内刚的贤妻良母，性格中还不乏幽默细胞。她也是从小在法国和美国读书，中学毕业后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BARNARD学院就读的，所以法文和英文都很好。但是一旦回到上海，中国话反而不会说了，于是回过头去再进中西女中补习中文，把中学又读了一遍。
在中西女中读了两年后，中文勉强能应付了，但是书写上还常常要闹笑话。比较值得“纪念”的是她结婚时候的登记。结婚登记嘛，新郎新娘自然必须亲自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的。新郎官签名后就轮到她了，她拿起笔来写得倒挺利索，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竟把张芷英的“张”字的最后两笔给忘掉了，写成了一个谁也不认得的字。事后她很懊恼，说“我把我的姓少写了一只脚”。自己的姓都会“少写一只脚”，可见中文关的确过得很艰难。
芷英表面上跟她的大姐一样，窈窕淑女，文静而典雅，但是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她是很大胆泼辣，很有爆发力的。
她们回到上海不久，有一次她走在街上，突然上来一个小偷，伸手把她的钱包给抢走了。张家小姐那时都穿高跟鞋，大概那个小偷断定这个千金小姐不会来追他的，说不定早吓晕了也说不定。谁知这位千金小姐跟人家不一样，她把高跟皮鞋一脱，赤脚就追，居然被她追上了，抓住了那小偷，夺回了自己的钱包，还狠狠地把那个小偷教训了一顿！可是那小偷也不是等闲之辈，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对小姐哭诉说自己的父亲正在生病，家里没有钱给老人治病，不得已才想出此招……这一招也真灵，张芷英一听就心软了，还觉得他孝心可嘉，于是把钱包里的钱拿出来分给他一些，对小偷说：“你孝顺大人需要钱，就应当跟我说，不要抢！”然后光着脚，雇了一辆黄包车自行回家。
回到家里，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倒不是心疼女儿给小偷钱，而是担心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姐，脑子里根本没有坏人的概念，遇到危险怎么办？于是赶紧把女儿教训一顿，立下规矩一大堆：女孩子不许离家太远，不许到那些治安差的地段去，不许一个人出去，不许……
回沪两年之后（1925年），她与周君梅（名周延鼎）结为伉俪。周君梅是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在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也是南浔人，他们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周家也是南浔著名的富户，祖上跟张家的祖辈一样，也是以丝业和盐业发的家。两个人是同乡，都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又有同样的家族背景，他乡遇知音，遂一见钟情。张芷英是张家姐妹中第一个出阁的。婚后他们夫唱妇随，相亲相爱50年，养育了四个孩子（一男三女）。随着中国政局的动荡，他们也饱尝了颠沛流离和艰苦创业之苦。但是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和生活，张芷英都能应付裕如。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5）
他们婚后先在杭州开了一家丝厂，经营得很不错。张静江见这个女婿这么能干，就叫他来帮自己做事。那时张静江主持国家建设委员会，正在大搞基础建设，于是就叫周君梅去主持修筑铁路，出任了江南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张静江自己当董事长。
可是这样翁唱婿随的太平日子并没有多少年，抗战爆发了。战争年代里，他们一家没有跟随张静江避往海外，而是辗转大后方，先后到了昆明、缅甸和印度等地，仍旧办实业，以实业的成绩支援前方抗战。他们响应云南实业家缪云台开发大西南的号召，毅然南下，率先在昆明办起了云南丝厂。云南这个地方靠近越南，而越南历史上是法国的殖民地，云南受其影响，因而法语较为通用。从沿海和北方去的人大多感到不很方便，但是芷英却如鱼得水，她的法文有用武之地了。
有一次，他们的好友程太太突发急病，张芷英眼看情况危急，就冒雨跑到一家距离不近的昆明唯一的一家法国医院求救。那个医院的医生本是坐院门诊而不出诊的，但是医生硬是被芷英流利的法语说服了，破例乘自己的包车去程太太家诊治，化解了一桩人命关天的危机。
1941年，周君梅受聘前往印度办丝厂，主要生产降落伞，供前方作战的联军空军使用。工厂设在Mysor省的一个小城Kollagal，那个地方过去一直是英属殖民地，生活很艰苦，气候条件和生活习俗也与中国大异，张芷英毅然带着四个孩子陪同丈夫前去，自然又要调整全家的生活，以适合新的环境。这时她的英语又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使全家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很快顺畅起来。
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全家跟所有在战时迁往内地的家庭一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南京。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内战又席卷全国。随着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的节节败退，他们一家又一次面临逃难。张芷英先尽力把四个子女送到美国去读书，自己与丈夫把在国内的一切安排好之后，才去美国与孩子们团聚。她于1975年在美国去世。她一生相夫教子，辗转各地，是丈夫的贤内助，也是孩子们引以为豪的母亲。令她欣慰和自豪的是，儿子周世经成长为优秀的电脑工程师，在1975年发明了电脑中到现在还不能缺少的Floppy Disk puter Memory。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Smithsonian博物馆的橱窗里，现在还展览着他制作的模型。
现在，周君梅、张芷英夫妇的四个儿女都已成了爷爷奶奶，他们名下的第三代、第四代也“转眼忽成行”了，其中有七个孙子、孙女，十四个曾孙、曾孙女，俨然一个大家庭了。5
三小姐张芸英把宋子文晾在一边
三小姐张芸英是位钢琴艺术家，还是国际广播电台的翻译和编辑工作者，她一生从未离开过钢琴，直到晚年仍旧每天弹钢琴，而且把儿子和孙子都培养成了钢琴艺术家。
张芸英的父母原本都不乏艺术细胞。她的母亲姚蕙是苏州城里的大家闺秀，能诗会画，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美学根基。张静江在出版大型彩色画报《世界》杂志的时候，姚蕙任发行人，想必与她的美学基础是分不开的。张静江年青时受舅舅庞莱臣的影响，也很注重书房的功夫，而且收藏宏富。他绘画喜仿八大山人，现在他的南浔故居陈列馆里仍挂着他的山水绘画作品；他的书法则喜练行书，而且自成一格，人云与他那天马行空般的性格十分相符。
姚蕙夫人生的五朵金花超水准地继承和发挥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她们从小就泡在钢琴和色彩里，加上长期的西方开放式的教育和生活，使她们一个个都才华横溢，具备了相当的艺术才干，尤其是老三张芸英、老四张荔英、老五张菁英，她们终生与艺术结缘，成为职业艺术家，分别是音乐家、画家、服装设计师。
三小姐张芸英是职业钢琴艺术家，她从小就学弹钢琴，在法国毕业于Lorace Jules Ferry小学，在美国就读Horace Mann中学，高中毕业时，已经能开钢琴演奏音乐会了。1924年回上海后在中西女中补习中文，同时跟一位叫Lazarev的白俄女教授继续学钢琴演奏，是上海滩有名的才女。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6）
说到她的音乐才能，他的弟弟张乃昌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在暑期，我母亲和几个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会到山上（张静江在莫干山上的别墅）来跟我住在一起。母亲有一架手摇的留声机，我们在晚上播放舞曲。我的三姐苏姗（张芸英）教给我许多舞步。她教给我华尔兹的滑步、狐步舞，我也学会了探戈、查尔斯顿舞等。那时我只有七岁，在这个年龄学会跳舞可以发展出自然的节奏感。有了这样的基础，稍后在高中，我选修了跳舞课，学到了更多。有一次，我的指导老师对别人介绍我说：‘他拥有自然的、惬意的、放松的舞姿，舞蹈使他变得优雅高贵。’他希望我成为领舞，但是我太矮了，不能和同年龄的高个子的美国女孩搭档。这是我无法克服的问题，因此我终究没能当上领舞。但是指导老师的鼓励使我更加喜爱舞蹈。在整个高中阶段，我的舞蹈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我在高中的岁月真是风光无限。”
可惜，让张芸英爆得大名的首先不是她的钢琴，而是她的恋爱史。
她是在1924年从美国回国的轮船上认识了留美成才的陈寿荫的。那时陈寿荫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科毕业，西装革履，风流倜傥，一口英语讲得非常高雅，中文基础也很好，会写中国诗词。他见到身材苗条、衣着讲究、气质高雅的张芸英，十分倾慕，就主动上前打招呼、聊天，还写诗相送。张芸英觉得他很有才气，谈吐不凡，也愿意与之交往。他们都是爱好艺术的青年，见识多广，风华正茂，在一起自是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两个月的富有诗意的海上生活，给了他们充足的交流时间，竟然培育出爱情的萌芽。陈寿荫到上海后没有干工程，而是选择了他最喜爱的电影艺术，当导演，这就更富有了浪漫色彩，也就更符合芸英的艺术理想。
可是老太爷张静江不同意这门婚事。老太爷一向开明，主张自由、民主、开放，但对三女儿芸英的这门婚事却极力反对。也许是他的门户观念在作怪，也许他认为文艺圈的人士不甚可靠，或许他对芸英特别宝贝，无论谁来求婚，他都不答应。北伐之前张静江在广州（被蒋介石请去坐镇大本营），芸英从上海前去探望老爸，竟被宋子文一眼看中，追求甚为“紧张”。宋子文身为国舅，又出掌民国财政，张静江还看不中他呢，遑论他人！
可能当时的张芸英实在是太出众了，在广州惹得国舅有些乱了方寸，竟然有一次在海边游泳的时候，当着其他朋友的面，向张芸英赠送一枚戒指，气得张芸英拿过来就扔到了海里，弄得国舅大大地失了面子，下不了台，一时传为大笑话。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在张芸英要乘船回上海时，竟下令不许开船。可是他不懂得，他越是这样就越是惹小姐讨厌了。
宋子文哪里知道，张家小姐个个都是貌似柔弱，实乃刚强的新派女子，一心要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你那国舅的身份算什么？在她们眼里根本还排不上号呢！张老太爷那“无政府主义”的细胞，其实早已无形中“遗传”给了小姐们，于是芸英决意“造反”。本来张家小姐目标就大，人们对于名流的情事更着意关注，宋子文追慕芸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陈寿荫这头又摆不平了，立马发来一封电报促其赶快返沪，不然的话他就要自杀……还是芸英有办法，她终于在父亲的帮助下摆脱了宋子文，回到上海与陈寿荫结婚了。张静江虽不喜欢这个中国的第一代导演，但女儿喜欢，他毫无办法，还“乖乖地”掏出了一万元大洋，算是给女儿的嫁妆。
陈寿荫回国后曾随名导演从业，先后任职雷摩斯公司、大中华公司、新华公司、新人公司，以导演《人心》一片而赢得名声，成为中国第一代导演，也算过了把导演瘾。他胆大心细，勇于任事，对电影各个环节上的质量要求都很高，略有不合心意就作废重拍，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废片，拍片成本大大提高，6这样自然招来合伙者的非议。日子久了，他在伙伴们中就不很受欢迎，弄得他也不高兴，就撒手不干了。后来他和芸英到了杭州，到他老丈人当省长的地方任职，在杭州电厂当营业科科长。抗战中日本人打到杭州时，国民政府撤退，他当代理经理。日本人把电厂占领了，他们就只好回到上海，住在衡山路上著名的华盛顿公寓（现在叫西湖公寓）3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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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7）
这对艺术夫妻有两个儿子，陈平和陈鹏，都继承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喜欢音乐和美术。其中陈平后来成了音乐家，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副总编；陈鹏是工艺美术家和美术教师，长期在北京汽车制造厂担任工艺美术设计师。他是该厂主要的汽车外形和内部设施的设计人员，设计过上百种型号的汽车，大多都是特种型号和用途的汽车，有军用汽车、首长用车，也有各类工业和矿山用车。有的汽车既能在平地上行驶，也能在地铁的轨道上行驶。1960年代国内满街跑的212型吉普车的外形，就是出于他的设计。
1940年代中期，他家小日子原本过得还挺安稳，谁知抗战胜利以后竟出现了裂痕，主要是陈寿荫与一位电影女明星过度交往引出了矛盾。张三小姐认为夫妻生活理应以爱情为基础，如果爱已转移，那么这场婚姻的意义也就走到头了，于是宣布离婚。这是1946年的事情，当时张三小姐的精神极度忧伤，她没有料到当初的山盟海誓，竟会如此脆弱！
第二年，她的大儿子陈平考取了清华大学。陈平非常忧虑母亲的精神状况，担心如果母亲继续留在上海这个地方会得精神病，于是提议全家北上，到北京生活去。用陈平的话来说就是：“离开这个尽出坏事的大上海！”其实当时陈平同时也考取了上海交大，本可以在上海念书的，但为了离开上海这个伤心之地，他决定北上读清华。
离开了丈夫，张芸英从此开始走向社会，找工作做，用自己的双手来养家糊口。在北京，他们最初租住的是齐如山先生家的房子，很多年后才在单位里分到房子。最初的几年里，她没有固定的收入，曾在北京女青年会、汇文中学、清华大学音乐室教授钢琴，后来她还在芭蕾舞团、芭蕾舞学校、民族歌舞团等单位担任钢琴伴奏。在家里还收了不少入门弟子，何鲁丽姐妹都曾是她的学生。何鲁丽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张芸英是好朋友，如果在街上碰到，她们可以站在街头用法语快乐地交谈一两个小时。后来到她家来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了，累计有数百人。现在北京钢琴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吴式锴、吴式铨兄弟，戴予吾等，都曾跟她学过钢琴。她的不少学生后来从事音乐工作，成了知名的作曲家或音乐教授。
1955年，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她的中学同学姚锦新（姚依林的姐姐）介绍她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她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播音紧急的时候，她可以拿着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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