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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罗马-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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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8）
西南商路是汉代与西方交通的一个重要部分。
两汉时经由滇缅陆路的国际商业活动，主要以蜀地为大本营，因为四川在古代一直是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交通（主要是西、南方向上）也便利的地区。《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据记载，蜀地商人早在秦代已北至长安，南达南越，西南则通滇越、滇中，十分活跃。公元前4世纪，蜀商马帮驮丝绸，经雅安、邛都，渡金沙江，抵昆明、滇越，在这里与印度商人交易。有的滇越商人则进入缅甸。这样，中国的产品便可经亲敦江（ChindwinRiver）、那加山（NagaMountain），转至印度阿萨姆（Assam）。成于孔雀王朝的《政事论》中，提及运达印度的中国丝绸，极可能就是古代商人经西南商道转手贩运去的［67］。公元前2世纪张骞所说见大夏之“蜀布、邛竹杖”，也是一个例证［68］。
丝绸之路西南交通图
汉武帝从张骞建议开辟中缅印通道，终因受阻于滇王而未通。但这仅是官方的失败。事实证明，张骞估计的这条道路是存在的，并未因官方的失败而发生阻塞。相反，正因为西汉政府企图将这条道路置于中央管辖之下，而且使用了军事力量，这给西南夷部族利用蜀滇缅印的贸易交通带来了威胁，因而“杀略汉使”，莫使通。加上当时西汉政府集中了主要精力去平服匈奴、开辟西北道路，故不可能面面俱到。
这条西南通道，由于两汉时期未得到政府的开发和建设，而且它途经云贵高原，山险水恶，地形复杂，山区“蛮夷韶族”之间常常发生攻杀械斗，使商路显得不够安全，交往关系也欠稳定。但这条道路上流通的货物品种却是相当丰富的，不失为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由巴蜀经此道输出的，当以蜀布和丝织品为主。因为据《史记·西南夷传》载，当时徼外各部族，以及滇黔境的夜郎等边邑小国，生产力还相当落后，“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因此，由巴蜀出塞的商贾，一定携带了大量的缯帛，此外还有竹杖、蜀布、铁器等徼外珍稀物品；输入中国的，则多为缅、印甚至伊朗一带的物产，比如琥珀、翡翠、宝石、珍珠、琉璃、象牙等，珊瑚可能产自红海沿岸。
这条商道的另一特点是，它进入缅甸后，即分为陆海两路，同时西往，与印度南北境以至阿拉伯开展交往。《后汉书·帝纪》：永元九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这是中缅关系史上的第一块丰碑。《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安帝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不论这里的“大秦”所指是印度还是罗马，至少说明这条道路上已经有了中西之间文化上的交流。
汉代对外通商最为有声有色的舞台是在西北地区，亦即当时的西域。
从以上所论中可以看出，汉代中原与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上的域外民族所开展的商业交往关系，一般来说都具有较深厚的历史基础，而且在秦汉之前就曾经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繁荣，史书上也有较明确的记载。但在西北方向上却不太相同。中原对西北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天山南北麓、帕米尔高原直至伊塞克湖以西以北的广大地区）具体情况的正确了解和直接的接触，严格说来开始于西汉初年以后，而史书上的明确记录则更晚，乃起于张骞通使西域之时。在此以前，虽然也有一些记载，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尚书》等古书中，但多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不够准确可靠。不可否认，《穆天子传》的传说有一定的真实性背景，《逸周书》记有大夏、莎车等地以其骆驼等物产输往内地的情况；古时新疆地区盛产的玉石，深受中原欢迎；战国时期中原出产的青铜器和丝织品也在阿尔泰地区被发掘出来。秦汉以前，故居河西一带的大夏、月氏、乌孙等，都很可能与中原地区有过某种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但所有这些交往和联系，都是比较稀疏的，或者是间接的，是经过了长时间、多层次的过滤才达成的。即使是民间的往来，也远远不及其他几个方向上那样活跃、稳定和持久。此外，这些联系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之前，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任何形式的商业或交通都“没有得到繁荣和畅通”［69］，甚至连重要的信息也未曾得到传播，匈奴与月氏人多年的残酷战争，迫使月氏举族西迁，这样重大的政局变化，也是迟至汉武帝时，才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的。因此，从系统的观点来看，这一时期中原与古代新疆地区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中西交通也只是处于萌发或者畅通前的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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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9）
公元前139年，张骞奉使西域，凡十三年。在此期间，他深入匈奴王庭，了解了大量有关匈奴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状况，含辛茹苦地亲身探明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南北二道。更重要的是，他以耳闻目睹的生动报告，向汉朝宫廷及中原社会传达了葱岭东西诸游牧部族、城郭诸国的详细情况：那里有大月氏、乌孙、康居之属，虽有强兵，然可赂遗设利，使之入贡中国。若以义属之，则中国可以地广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也就是说，若利用西域诸国与中原生产、生活水平的差距，将内地的商业活动向西北方向扩展，必可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方面的巨大利益。刘彻对此颇有领会，在取得对河西的军事控制、基本解除匈奴边患之后，即派张骞复访西域。这个队伍有三百余众，马六七百匹，牛羊万数，所装载金币丝帛，价值近亿。名为使团，实为商队。张骞一行，正是利用了“蛮夷俗贪汉财物”这一特点，以商业贸易为手段，打开了后来与西方世界广泛开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通衢。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时西汉政府奉行严厉的抑商政策，但在这条西北方向上的交往通道上，却一反常态，基本上采取的是鼓励商业的积极态度。虽然汉朝政府鼓励民间与西域各地发展贸易关系是为了光大汉威及开疆拓土，但商业活动的兴起毕竟成为中西交通顺利畅通并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可见武帝对发展这条商路的信心和耐心。由于政府的鼓励，并采取了有远见的积极措施，保护道路畅通，以致国内商贾趋之若鹜，且多循规蹈矩，而不违法乱纪，故西域道路得以日渐繁荣，使者往返其间。使团商队，大者数百人，小者也有百余人。所操办货物品种数量，与张骞再使西域相仿，即有价值上亿钱的各种商品。这样大规模的国际商业活动，是当时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它对于汉代的国家经济发展，对于西域社会的进步，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影响，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汉代对这条国际道路的经营，实际是与政府对整个西域的政治统治融为一体的，二者很难截然分开。每当中央王朝对西域统治得到加强，政局安定，商业交往就兴旺；相反，中央政局不稳，或西域某些民族发生纠纷和战争，商道就不畅通，而且往往因此影响到更远的西方国家。西汉开辟西域交通，起因固然是为了在战略上制服匈奴，但这条道路一旦开通之后，它实际显示出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中央王朝与匈奴关系的范围。不承认这一点是不正确的［70］。如果将汉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从政治开拓和社会进步中割裂开来，那就很难解释刘彻仅听张骞言西方“多奇物”“贵汉财物”，若通之则可“威德遍于四海”之后，便发大兵，四道并出，急不可待地希望打开西南夷道以通西域；也难于解释刘彻遣五万之兵、破亿万之费、经四年之时而获取大宛良马；更难理解两汉每每在制服匈奴、解除边患之后，反而更加重视对于西域的经营：设立都护，屯田积谷，建设道路，保护商旅和鼓励交往。事实是，西域商路的开辟，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
总之，中原地区商品生产的活跃和市场的扩大，不仅对中国农村和城市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大激励，加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并且有力地促使中原政府和人民与边区少数民族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进而形成一种与西方国家开展国际贸易的局面。尤其是在西北方向上，这种国际贸易突破了长期笼罩在西域上空的迷障，使那里的社会状况豁然开朗。此后中国政治统治的疆域甚至到达葱岭，汉代封建王朝的威力也迅速发展到了光辉的顶点。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几项重要的经济事业——农业、纺织业、铸造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促进了中原与四邻边远地区，特别是西域的民族和国家的交往关系。由于这种交往关系的扩大，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的接触，与以前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接触的形式更多，内容更广泛、更深刻。而且这种进步多半不是中央政府有意识地谋求和发展的，而是在传统的民间交往的基础上，在农业及各项手工业发达的有力推动下，通过商业交往的形式达成的（例如北夷道、西南夷道、夜郎道等）；或者是政府为征服边区部族而发动战争，并且打破了地理上的阻隔，进而由追随在军队后面的商人开拓和发展形成的（如征南越而开通南海远洋航线；西汉早期与匈奴和亲而促进双方互市交易，西汉后期及东汉为平定匈奴而开通并扩大西域交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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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10）
西汉初年，中国还处在一个自成体系、相对孤立、比较闭塞的社会环境之中，但由于国内经济力量的积蓄、商业活动的积极开展，以丝绸、铁器为主要代表的商品输出成为中国与周邻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为西汉王朝突破四周的地理屏障，不断地扩大统治疆域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也为几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原文明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并发生影响提供了最有效的经济载体。因此，中国这个长期独立的社会系统，在其基础经济部门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和进步之后，不仅这个系统内部的交流程度大大提高了，而且也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西方民族和国家开展直接和广泛的交往。
公元前2世纪末叶，汉朝击败了匈奴并征服和统一西域之后，中原与周邻四方地区之间，业已建设了形式不同的交通线。这些辐射状的道路和航线，不断地向西方和海外延伸，使中西交往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时的中国，在万里亚欧大陆上，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好似一个闭塞的王国和孤立的半岛，而是与西方（包括西南、西北方向）其他国家和民族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使原先由于起源和发展不同、又因地理原因而相互阻隔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开始有了开展广泛接触和交流的基本条件。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影响了世界，改变了世界；同时，中国也吸收了西方的优秀文化，使之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因素。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45页。
［2］以上引文分别见于《汉书》之《文帝纪》、《景帝纪》、《食货志》。
［3］以上分别见于《盐铁论》中《通有》、《本议》篇。
［4］《汉书·食货志》。
［5］《汉书·高后纪赞》。
［6］《汉书·刑法志》。
［7］《汉书·高帝纪》。
［8］《汉书·景帝纪》。
［9］《汉书·高帝纪下》。
［10］《汉书·哀帝纪》。
［11］［12］［13］［14］《汉书·食货志下》。
［15］［16］《盐铁论·水旱》。
［17］［18］［20］《盐铁论·本议》。
［19］《盐铁论·力耕》。
［21］《盐铁论·杂议》。
［22］《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23］《汉书·叙传上》。
［24］据《汉书·酷吏传》载，武帝幸甘泉，至以道不治而杀义纵。
［25］详见谷苞：《河西四郡新农业区的开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关键》（《西北史地》1986。1）。
［26］《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464页。
［27］［35］《史记·货殖列传》。
［28］《郑州古荥镇汉代冶炼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2）。
［29］《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考古学报》1978。1）；华觉明：《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特色及其形成》（《科技史文集》第三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
［30］参见杨式挺等：《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71页。
［31］《史记·南越列传》。
［32］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62页。
［33］《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1978。3）。
［34］［36］《汉书·食货志》。
［37］Archin，F。R。（ed）ArchaeologyofAfghanistan（London，1978）p。241；p。247。
Mac。Dowell，TheWeightStandardsoftheGo1dandCopperCoinagesNumismaticSocietyofIndia（Bombay，Vol。22，1960）pp。63～74。
［3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7页。
［39］《汉书·西域传》。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57页。
［41］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2）。
［42］《汉书·贡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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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11）
［43］《汉书·张汤传》。
［44］扬雄：《蜀部赋》。
［45］《华阳国志·蜀志》。
［46］《嘉峪关画像砖墓》（《文物》1972。12）。
［47］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1）。
［48］《后汉书·朱晖传》。
［49］《后汉书·南蛮传》。
［50］赵翼：《二十二史割记》卷三《汉多黄金》。
［51］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411页。
［52］《后汉书·袁安传》：“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有人疑“十”为“千”误。
［53］两汉与外族以丝绸通聘交往、馈赠来使，史书记载极多。仅以汉朝给匈奴赏赐为例，略举如下，以备参考。
①《汉书·匈奴传》：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缯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②《汉书·匈奴传》：“明年（公元前50年），两单于俱遣使朝献，汉待呼韩邪使有加”。
③《汉书·匈奴传》：“明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
④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单于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
⑤“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单于来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它如河平时”。
⑥《后汉书·南匈奴传》：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秋，南单于遣子入侍，……诏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绢绶，……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又送“缯千匹，锦四端”等物，“缯綵合万匹，岁以为常”。“岁以为常”之外，公元52年、55年、143年等，东汉政府均以巨量丝织品赐赠匈奴。
［54］《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67页。
［55］《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364页。
［56］《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02页。
［57］《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2页。
［58］《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486页。
［59］《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506页。
［60］高敏：《试论汉代抑商政策的实质》（《郑州大学学报》1963。3）。
［61］《汉书·贡禹传》。
［62］《潜夫论·浮侈篇》。
［63］《盐铁论·力耕》。
［64］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又，梁启超有说谓“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翦伯赞较为谨慎之说也认为已程不国在今新加坡以西。
［65］《西汉南越王墓发掘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4）。
［66］沈福伟：《两汉三国时期的印度洋航业》（《文史》第二十六辑）。
［67］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82页。季羡林指出：公元前4世纪印度史书中的“峤奢那”（Kauseya）即蜀丝，“支那帕塔”（Cinapatta）是“成捆的丝”（《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56~163页）。
［68］陈茜在《川滇缅印交通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1。1）文中以为“蜀布”即丝织品；武敏（《吐鲁番出土的蜀锦研究》）也持此说。但大夏市场上的“蜀布”若是一般的中国丝绸，则很难分辨出是何地所产，张骞只能获得“缯帛”之类的印象。若是当时闻名于中原各地的“蜀锦”，张骞也不至于误认为是“布”。况且汉代蜀地盛产苎麻，布的品种也很多，如《说文》：“縴，蜀细布也”；《盐铁论·本议》：“齐阿之缣，蜀汉之布”；《蜀都赋》云：“黄润（即细布）比筒”，“布有橦华。”《后汉书·西南夷传》记哀牢“知染采文绣，罽帛叠（即花布），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当时西南地区生产的斑布、兰干布、白越布、黎单等，都很有名，而且质量可与绫锦比美。这种特产，价格便宜，产地又当西南夷道，流入西域，是很自然的。
［69］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9页。
［70］胡四维（A。F。P。Hulsewe）认为：“汉朝向中亚扩张只有一种动机，即希望阻止匈奴人的入侵”，并断然宣布汉代的对外贸易“从来也不是汉朝向中亚扩张的动机之一”。详见其《汉代丝绸贸易考》（《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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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
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
古代之西域，本是一个很模糊的地理概念。西汉时代的西域，一般指张骞出使途经的地方；东汉时则多指班超经营的区域。但实际上两汉对外交往已经远超出这个狭义的范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至乌孙，以当地人为向导，分道遣使继续西进，抵身毒及安息国都。当时已有关于“犁靬”的传闻记载。这样，“西域”的意义，便扩大到了伊朗高原以至于希腊人故地了。又，《后汉书》、《魏略》中的“大秦”，更在极西之地。甘英奉使西行，欲通大秦，临波斯湾而返。班超派他去了解的大秦国，非罗马帝国莫属。所以，从广义上说，“西域”实际上已远及今天的中亚、西亚和欧洲东部了。
为了系统地探讨中西交往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似有必要将这种交往涉及的西域地区的各部族国家的社会经济概况，以及它们在中西交通中发生的不同作用，加以综合的考察。同时，由于西域范围广远，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历史和社会状况相差很大，下面将汉代之西域分为三个区段来研究。第一段是匈奴、月氏及西域都护所管辖的地区，第二段是中亚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及贵霜国家（Kusana），第三段是帕西亚帝国。这样的分阶段剖析，一是为了有层次地、由近及远地透视中西交通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为了便于以商路交通作为参照，将当时几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加以比较。
一、匈奴、月氏、乌孙等部族与中西交通的发展
（一）匈奴
两汉时期，在中亚地区影响最大、活动范围最广的少数部族就是匈奴。它的崛起、发展、强大、衰弱、分裂，以及最终归并入中原和西迁而去，一直与中国的社会变化有密切关系。
《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北逐“荤粥”。夏代也与此北族为邻，接触频繁。殷商与“鬼方”有过多年战争。西周时则颇受“狁”入犯之苦。到了春秋时期，“戎狄”已扩张到大漠南北，甚至伸入华夏中原，所引起的频仍战火，不绝于史载。这些“北狄”部族，构成复杂，来龙去脉，难以分辨廓清。但可以确定的是，到了战国末期，这些北方诸族，在漠南河套及阴山地区，凝聚起一个强大的社会组织——匈奴。
匈奴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它广泛地接触四邻其他民族，博采众长，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具有一定水平的生产技术［1］，并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到了秦末汉初，匈奴成了中原汉族北方最严重的威胁。
匈奴总人口，史家基本定论为150万~200万［2］。他们“五口而出介卒一人”，拥有兵力达三十余万。这对于周邻其他弱小部族来说，无疑是一支庞大的军队。由于“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因而不仅经常入犯中原，而且控制了天山南麓的广大地区，设立“僮仆都尉”，实行野蛮的民族掠夺政策，成为古代新疆地区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见附录2）。
匈奴虽是游牧军事部族，但也有广泛从事商业交换的传统。他们的农业、手工业不够发达，产品不能满足自身要求，因此便频繁与周邻民族，特别是与中原汉族发生商品交换关系。他们“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3］。直至东汉时，仍“远驱牛马与汉合市”［4］。这种贸易关系，文献很多记录，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大量反映。特别有意义的是，在匈奴墓葬中，既发现汉朝生产的精美丝织品，也有刺绣着伊朗古式的植物、鸟兽纹及人物纹等来自西亚的毛织物，还发现属于西徐亚（Scythia，一译斯基泰）风格的旃毡。马长寿指出，这些是匈奴通过交易从未征服的西域各国买来的［5］。此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史料记载指出，匈奴的国际贸易活动，甚至连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也积极参与［6］，可见在匈奴内部，从事商业贩运和贸易交往，是一种官方、民间都重视的经济活动和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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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2）
此外，从北方草原古代游牧人造车技术及其与中原地区、欧亚北部地区造车工艺比较来看，也得出在远古时代草原地区人民与南、北、西方开展商业交通的结论［7］，这与匈奴人的对外交通发达有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匈奴畜牧业是高度发达的，这不仅为交换提供了优良的商品，也成为发展交通事业的重要条件，因为他们生产的驼、马、牛、驴等，既是商品，也是运输车辆的动力。匈奴人的青铜文化、铁器文化与鄂姆斯克（Omsk）的西徐亚…西伯利亚文化、米努辛斯克（Minuchinsk）铁器文化、商代及春秋战国中原文化之间的同似性，雄辩地指明了这些地区的古代交往的关系是有渊源的。王治来设想：“在先秦时代，中西商路也可能是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即经过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亚草原，然后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8］文献记载、考古证实和科学研究，都为该设想提供了证据。只不过目前尚无法将这种交通路线十分具体地描绘出来，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穿过匈奴故地，由北方草原通向西方的商路的大致轮廓。
汉朝与匈奴的斗争与交往，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因为汉代对外族的战争，主要是针对匈奴；对外族的和睦交往，致力最多的对象也是匈奴。特别是汉政府在开拓西域交通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诸多西部民族和城郭国家，也大都与匈奴有关。
在汉代初年，大兵之后，国家处于积贫积弱状态，完全不具备向外经营、统一周邻部族的基本条件。而在楚汉战争的空隙之中壮大起来的匈奴，却似乎在实力上超过了中原汉族。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受匈奴之围，险些成了俘虏，就是当时汉匈力量对比的一个写照。匈奴成为汉朝的最大军事威胁，以至到匈奴军臣单于在位之世（公元前160年~前126年），汉朝北疆郡县仍屡遭其掳掠之苦。自汉景帝施行通关市政策以后，政府着眼全局，采取了一系列合理政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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