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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罗马-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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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北疆郡县仍屡遭其掳掠之苦。自汉景帝施行通关市政策以后，政府着眼全局，采取了一系列合理政策，使匈奴与汉民族大体保持一种和平的接触，即如《史记·匈奴传》记：“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今帝（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自景帝至武帝初年（公元前139年以前），汉朝对待外族的这种政策基本上是切合实际的。通商与友好，既促进了匈奴生产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为汉朝以后向外开拓、交通四邻打下了社会基础。此外，当时匈奴军力较汉强盛，汉以和亲之策，缓和与匈奴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利于争取时间，改变双方力量对比，为最终开创大一统的新局面做好准备。
但这种政策毕竟只是权宜之计，除了“通关市”这一条带有和平交往的性质外，其余“和亲”“厚遇”“饶给之”等，均体现一种本末颠倒的、落后倒退的民族关系，它不可能使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更不可能使中原人民从根本上免除匈奴入侵的灾难。刘彻即位之后，汉代社会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逐渐完成了对外开拓的准备，这时对匈奴的消极和亲饶给，已经不可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了。特别是所谓“和亲”一项，每年对匈奴单于进妃纳贡，不仅经济损失严重，而且更贬低了皇室的尊严，伤害了汉族人民的感情。《汉书·匈奴传》中有刘彻在讨匈奴之诏书里的一段感慨：“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汉匈之间长期以来表现出的极不调和的画面，已经到了非重新安排不可的地步。
公元前133年，武帝揭开了反击匈奴的战争序幕。汉朝的社会体系终于以这种剧烈的形式开始了不可遏止的对外开拓。经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花费了六七十年的时间，汉朝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才使“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理”［9］，基本上解除了对汉朝北疆的威胁，而匈奴各部除归属汉朝外，其余也都走上衰亡的末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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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3）
汉匈战争的得失，曾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盐铁论》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缙绅之儒与介胄之士激烈辩论的情况。但事实证明，汉朝抗击匈奴的斗争及取得最后胜利，有许多积极意义。根据史学界一般评论和研究，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点：（一）翦除了朝廷的心腹大患；（二）维护了民族、国家的尊严，保障了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全；（三）有利于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10］。这些都是十分正确的。但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补充。
第一，它反映了汉代社会系统的开放性。
以刘彻为代表的汉朝政府为了制服匈奴，投入了主要的军事力量，击败匈奴主力，使之溃退远逃。同时又仍以招纳归降、安抚匈奴的积极的和亲政策，将广大匈奴人民及其赖以生息的故土原野统归于政府的管辖之下，并且往往为了使这些归降之民能够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常常配给大量物资装备［11］，以巩固和平友好的局面。这显然不是单纯为了战争和复前世之仇，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完整、统一和进步。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主征伐的介胄之士，还是主和亲的缙绅之儒，都不反对将匈奴归入中华帝国的大一统，他们的分歧只在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而这两种方法，均有片面的地方。实际上汉政府与匈奴的关系，是既征伐又和亲的，或曰征伐在先，和亲在后；以征伐克之，以和亲安之，最终还是期望匈奴“通关梁，交有无，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之下”［12］，从而“王者中立而听乎天下，德施方外，绝国殊俗，臻于阙庭，凰皇在列树，麒麟在郊薮，群生庶物，莫不被泽。非足行而仁办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诚也”［13］。
汉朝政府不仅在对匈奴的政策上体现了社会的开放性，而且以长远的政治目光，注意到汉朝进一步对西方的开拓，并运用政治和外交手段，乘追击匈奴之势，以发展商业贸易之利，大张汉朝国威，使西域大小三十六国，随即全部依附汉朝，中央政权的统治进而远达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南北。
张骞出使西域，本来也是征服匈奴战略的一个环节。但他的三通西域之后受到皇帝的嘉奖和人民的赞誉，不是由于他在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上有多大功绩，而是在他无愧于中西交往先行者的称号［14］。当然，交通西域在汉代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张骞其人，他的事迹也会由别人来实现。
第二，它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和较高文化对相对落后的社会形态的进步产生的积极影响。
武帝制服匈奴，追奔逐北。同时，对长期依附匈奴的西域三十六国（汉匈战争之际又分裂为五十五国）也区别情况予以处理。远在北方草原地区的丁令、乌桓等国，也响应汉军西征，毅然奋起脱离匈奴控制，归附汉朝统治。公元前60年，匈奴设置的维持其奴隶制度统治的僮仆都尉退出了历史舞台，继之而起的，是代表汉朝中央集权统治的西域都护的设立。
北匈奴西遁，南匈奴归汉，这种分裂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社会体系在对外开拓中的基本特点，即对落后部族又排斥，又包容。排其积弊，包其所长。对于内附的匈奴人民，汉朝大都给予优待。武帝时，“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三万辆迎之……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15］。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入朝称臣，用之守卫受降城，并给予大量金钱、丝帛、粮食、牲畜和用品。此后汉匈相安四五十年，其间单于不断到中国朝献，遣子入侍。正因如此，终西汉之世，除了宣帝末年（公元前49年）、元帝初年（公元前48年）发生过部分匈奴降人逃走和王莽篡位之后匈奴复入塞寇盗滋扰外，其余内附人员，均安定地生活在汉朝统治之下，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
东汉政府基本沿用这一政策，给予南来归汉的单于以侯王之上的礼遇，并颁给黄金质绶玺，赐予大量衣物丝绢、车马兵器、各种用具及谷米牛羊。以后每当南匈奴发生经济困难，政府都给予接济，从而稳定了南匈奴的民心和政局。据史载，东汉政府每年用于支助匈奴的费用高达一亿九十余万钱［16］。足见汉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寻求统一与和平，而不是侵略和掠夺。这一点与同时代的罗马的对外战争有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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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4）
汉朝与匈奴的和平交往，对汉朝来说，也吸取了营养。《盐铁论·力耕》指出：“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可见匈奴人民生产的产品，如牛、马、毛皮等，深为中原人民所喜爱。汉族地区还从匈奴人的草原文化中学习了许多优秀传统。据考证，地方游牧族的民歌、音乐和绘画十分优美生动［17］，而且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影响。汉族地区与西域各民族城郭的文化交流，内容就更加丰富多彩。
总起来说，汉匈关系的结果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北匈奴顽固坚持与汉朝对立的态度和奴役西域众多弱小部族国家的立场，最终被汉军联合其他民族将其彻底击溃，使之西遁远徙；二是南匈奴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归附汉朝，以致得以改变自身落后的生产、生活形态，逐步改为农业定居，并与汉族或其他民族渐渐融合，走上共同进步、发展的道路。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结果，都对汉代中西交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作为第一种结果，汉朝军队逐击匈奴，长驱西进，这本身就是开辟了通向西方的安全道路。汉朝取缔了匈奴在西域设立的奴隶制度政权僮仆都尉，建立声振西域的西域都护府，这是西域在整体上并入汉朝中央统治的标志，也是中西交往南北道路完全开通的政治保障。
作为第二种结果，归附汉朝的南匈奴，对于中西交通的贡献最大。匈奴人民与西方其他民族经商交通的传统和经验，给汉代中西交往增添了新的内容。他们以前与古代伊朗民族、北方塞种、西徐亚部族甚至南俄草原至北欧一带的萨尔马西亚（Sarmathia）种族之间的关系，则直接转变为中国与西方接触和交往的一个组成部分。
列宁指出：“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18］情况正是如此，随着汉代社会交往的扩大和疆域的不断西延，引起了汉朝与匈奴的长年战争，使西汉国家经济受到较大的不利影响，这是显然的；也应该看到，战争总是经济建设的反动力量。但从整个历史发展长河来观察，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战争是历史的必然，其结果也是有明显进步意义的。
汉代对外开放的强大历史潮流，中西交通庞大系统的建立和发展，是由中外各族人民、各个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多种力量和社会因素汇聚之后的必然归宿。而匈奴对汉朝的入侵、败退，以及它的归顺、汉化，正是这样的一种因素。
（二）月氏
据王国维考证，月氏即《逸周书》之禺氏［19］。据《史记》、《汉书》载，其故地在“敦煌祁连间”。当时匈奴未壮大，月氏与之相邻共存，风俗习性亦大致相同。楚汉战期，匈奴乘隙发展，称雄西北，冒顿单于自立后，遣右贤王领兵“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年后，老上单于（公元前174年~前161年在位）再攻之，杀其王，迫其背井离乡，远徙他地［20］。所迁地点，史无详载。多以为在伊犁河域。此说有一定道理，考证的文献亦较多［21］。兹仅作两点补充：（一）这一带曾为塞种部落散居，这些统称为西徐亚人的草原游牧部族，曾占据蒙古高原之西部［22］，或天山以北，阿尔泰山到巴尔喀什湖以东广大地区［23］，故中国史籍有月氏“西击塞王”之说。（二）月氏不大可能迁至匈奴以北，即阿尔泰山东尽地方去。因为迁徙月氏已非当年之河西大族，而是被匈奴“夷灭斩降”的残余之部，他们不可能冒险穿越匈奴本土北上，迁到严寒荒芜的阿尔泰山区去。而唯一合理的途径，便是张骞寻踪而去的天山南麓道。
当张骞被滞留匈奴王庭期间，月氏再次西迁。原因是乌孙在匈奴的支持下，借口复旧日月氏之仇，举族西击月氏，使其不得不离开伊犁河谷，寻找新的居地。他们向西南方向前进，经大宛、康居，进入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地区。
这里有必要说明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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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5）
1。当月氏第一次迁至伊犁河谷时，西击塞王。塞种部落一部分向阿姆河流域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地区转移。这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朝已进入衰弱阶段，它不断地受到来自西方帕西亚帝国的侵扰，被后者夺去玛尔吉亚那及其他地区［24］，又受到南部北印度希腊统治者德米特里亚斯（Demitrius）的征伐；但它的统治者却仍不得不尽全力去应付更严重的北方危机——伊犁河地区塞种迁徙的压迫［25］。这一形势，成为不久后巴克特里亚王国崩溃和月氏进一步南下的历史前奏。
2。月氏在伊犁河地区的几十年中，自身社会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因是，它西迁时人数不多，固有传统文化的力量不强，加上迁徙后地理环境变化较大，不能不给它保持原来的社会特征造成极大阻碍。因此，月氏在这段期间，除了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外，还与当地的塞种余部传统文化、受希腊化统治影响的中亚地区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交往。虽然月氏与塞王发生了战争，但须知“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26］；而且，这里发生的战争和征服，实际上不是新旧的简单取代，也不像汉匈关系那样是较高文明对较低文明的影响和吸收，这里发生的是“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27］。因为从月氏以在阿姆河以南建立的新帝国——贵霜帝国来看，它带有明显的伊朗…希腊文化色彩和中亚游牧族重商的社会特点。换言之，它很快地适应了中亚地区的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与希腊的、北印度的、帕西亚的、北方草原的游牧族的文化，发生了血缘式的结合。而伊犁河谷时代的月氏，正处在它历史上文化交替的第一个重要阶段。
3。月氏的第二次迁徙，直接原因是乌孙复仇式的打击［28］。这时，已经与中亚土著融合的月氏，与匈奴化的乌孙［29］社会风俗早已大相径庭，加之月氏难以抵制匈奴的军事压力，遂沿以前被它排挤出去的塞种部落南下之路线，进入巴克特里亚。在这里，月氏五大翖侯部落的希腊化特点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受到月氏威胁的其他中亚游牧部族，则不得不离开阿姆河（OxusR。）以南之地，“向更西方和西南前进，而和帕西安帝国发生接触”［30］。这次起因于月氏翖侯部落扩张的塞种人的移民浪潮，使得帕西亚帝国正在叙利亚（Syria）前线大获胜利的弗雷茨（Phraates）二世，“无意再乘胜作战，而是急忙班师，以保卫正遭到来自东北方的牧族威胁的国家”［31］。
关于月氏部族西迁的具体情况，如时间、路线、人数、经历等，学术界争议很多，一时难下结论，但我们可从宏观着眼，考察月氏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
月氏故居河西时，除与匈奴交恶以外，基本上未曾与中原汉族有过正面的接触。但是，这个民族的由东而西的多次迁移，及其在中亚地区的地位与活动，在中国经营西域交通的过程中，却起到了一系列重要的促进作用［32］。
首先，月氏与中国有历史的联系。它起源于河西，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古老民族，而且“与匈奴同俗”，有控弦之士一二十万。按匈奴之俗，为五口出一卒，则月氏总人口应在50万以上，堪称大族。史籍中虽未明确记载它与中原有直接关系，但其故地距中原汉族不远，民间互有影响和交往，当无疑问。即使在月氏西迁至伊犁河畔时，或者在此几十年后再徙至阿姆河流域，他们受中亚文化的巨大影响，社会状况有了很重要的变化，但毕竟不可能在几代人的百余年间就将自己在河西故地的历史传统抛弃净尽。月氏好似中国社会系统运动中抛出去的一块碎片，并未脱离这个系统的引力，而是一直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之下生存发展的，特别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月氏已成了中西交通路线上的一个重要中间站，它与诸西部民族密切交往，也向中国政府纳贡。
其二，月氏与匈奴为邻时，双方是敌对关系。冒顿单于伐月氏，“尽斩杀降下之”，虏其民众入匈奴。武帝遣张骞西联月氏，虽是受到匈奴降人的启发，但这“降人”，是否即当初“月氏降人”，也未可知。但不论怎样，汉朝为了制约匈奴，联络的第一个外族就是月氏，这次外交活动，使中原与中亚两河之间地区第一次沟通了直接联系，建立了友好的交往。这反映了月氏人民的愿望，也是月氏对中西交往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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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6）
其三，月氏两次迁徙，在西域的山川草原上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足迹。他们沿天山南麓、车师六国地，进入伊犁河上游地区。几十年后，乌孙踏着他们的脚印来到这里，而张骞之出使西域，走的基本上也是这条路。月氏由伊犁转向西南进入巴克特里亚，迫使该地塞种移民西入伊朗高原，这又间接地加强了巴克特里亚与帕西亚两地的联系，并为张骞第二次到西域时遣使访问安息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认为，月氏人西迁的活动，为汉代中原与中亚以至西亚之间直接交通的开辟，立下了功劳。
最后，月氏对于西汉时代中亚地区的形势变化，造成很大影响。它的迁徙引起其他民族的波动，特别是塞种部落受到冲击后，又将这种波动传到更远的地区去，以至于天山南北的“草原一端的微小的动乱，都将给这条宽广的移民大道的四面八方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后果”［33］。这样，便使得中西交往的历史篇章在广阔的亚欧大陆上，有声有色地开展下去。
（三）乌孙
在西汉以前，乌孙也是河西地区的古老民族，其故国与月氏为邻，乌孙在西，月氏在东，约以今张掖为界［34］。因受月氏袭击，国破民亡，幸受匈奴庇护，得以保存基本力量和本族传统。后乘匈奴遣其守西部地区之机，远徙独立，并击走大月氏，入居伊犁河谷地区，成为中亚有影响的一个大部族。
乌孙与汉朝的关系，远比月氏密切。张骞出使乌孙时，曾以厚赂招之东归故地，共御匈奴，只因乌孙当时刚脱离匈奴统治不久，而且内部尚不稳定而未从命。但从此时开始便加强了与汉的政治、经济关系。乌孙以马千匹聘细君公主为右夫人，达成乌…汉联姻，表现双方在政治上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汉遣细君公主时，曾“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以后又“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35］。这不仅是政治交往，而且是经济、文化的交往。后来乌孙侍子久居长安，形成了臣属关系。这种联姻收效甚著，细君死后，汉复以解忧公主妻乌孙，更加巩固了汉朝在乌孙的影响。解忧曾命侍女冯持节使旁邻各国，所至广行赏赐，大受欢迎和尊重。《汉书·西域传》载，龟兹王绛宾娶解忧长女弟史，自以得汉外孙，自愿与弟史俱入朝，留居一年，得汉绮罗杂缯、奇珍物品，凡数千万。后来又多次入朝贡献，乐汉衣服制度。归国后，依汉法治宫廷制度，以至于外国胡人到此，皆以为龟兹效汉是“驴非驴，马非马”。这“非驴非马”之讥，历来传为笑谈，但实际上却表现了汉朝政治、经济、文化向西域迅速扩展这一事实。
乌孙与汉朝经营的另一个重要联系，是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乌孙与汉联合进攻匈奴，获大胜。远在北方的乌桓与丁令，也积极响应，发动夹击，使匈奴损失惨重，力量大为削弱，陷于分崩离析，完全丧失了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此后，乌孙一跃而成为这一带最强盛的民族政权，它与汉朝的亲善关系，也在政治军事同盟中得到加强。本始二年之战，汉朝势力进入天山南北地区，又开展了屯田积谷，扩大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从而导致了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对于确立中国在西部地区的政治统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乌孙西迁之后，成为一个混合型的部族。它击破大月氏，月氏主要部分南下入主巴克特里亚，但其中一部分未能迁走的月氏人，也就归随了乌孙。在此之前，月氏迁来此地，击走塞王，而塞种许多残留民众也汇入月氏部落之中。正因如此，《汉书·西域传》指出：“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这是一个被忽略了的、但十分重要的现象。中亚地区，游牧部族众多，迁徙无定，他们之间相互的兼容性是很强的。月氏从中国河西故地迁伊犁河域，发生过一次与塞种的混合，它再次迁往巴克特里亚后，又一次与当地民族（主要是希腊化土著和南下北方草原民族）混合，并且很快吸收了当地的许多文化特征，以至于后来建立的贵霜帝国，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希腊的传统和风格，也显露出北印度的许多特色。“乌孙有塞种，大月氏”，这正是它与西方和北方其他民族进行接触交往的社会基础，也是西域汉道经由乌孙继续向西方和北方延伸的重要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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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7）
西汉末年（宣帝甘露三年解忧告老返回长安以后），乌孙内部发生纷争不和，但局限于其上层阶级，并未给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带来影响。汉乌人民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友好的。迟至王莽时，乌孙大小昆弥还遣使贡献，关系密切。
东汉时，乌孙依然遣子入侍于洛阳。班超上疏中曰：“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并赐乌孙“大小昆弥以下锦帛”［36］。乌孙与汉关系中断，是东汉末年政治衰败，政府无意西顾的结果。
乌孙在经济上的发展和成就，也为中西交通增加了新的内容。它的人口增殖很快。西迁时约十万口，经过几个发展阶段，百年间便达六十余万［37］。这说明它所采取的摆脱匈奴、归顺汉朝的基本政策，不仅在政治上顺应历史潮流，利于本民族的发展，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成功的。它发挥自己畜牧业的优势，又积极引进中原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38］，重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往来（如乌孙“西极马”的东来，大量丝锦缯帛的西去等），这些都加深了汉代社会与西方交往的程度。
（四）大宛
据《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在汉正西，在匈奴西南，大夏东北，乌孙西南约两千里，即今费尔干纳一带地方。大宛是中亚故国，非外来移民。这一点与月氏、乌孙等相比，有很大不同。西汉以前，它一直是独立国家。古波斯帝国、希腊亚历山大的扩张，以及塞种部族在阿姆河流域的称雄，似乎均未影响到它的存在。其民以农业定居为主，兼从事畜牧业，且皆有较大的发展，故人民生活较为富庶。该地种植蒲陶，酿之成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这种生产工艺，在汉民族及邻近各部族（甚至天山南北各城郭国家）不曾有过，而与西亚、欧洲的古代国家相类似。大宛广种苜蓿、胡麻等农业经济作物，又特产“天马”，不仅数量多而且品质优良，为中原蒙古草原产的马所不及。大宛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人口数十万，又拥有能弓矛骑射的军队，是中亚西北部的一大强国。
西汉经营西域时，大宛因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及经济优势，不可避免地介入了中西交往的历史潮流之中。
由于大宛以农耕为主要生产形式（“田稻麦”），在经济上与中原比较相似，可供相互交流吸收的东西也多，因而引起中原王朝和人民对它的特别注意。大宛以蒲陶造出甘醇的果酒，可以使人们的生活增加美好的色彩和欢乐的情趣，这是中国史书中赞誉不绝的。汉使及商贾自大宛归时，还带回那里的许多农产品种，在中原繁殖。
大宛不仅农业发达，牧业也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准。经济价值很高的苜蓿，既是很好的绿肥，也是营养丰富的饲料［39］，因而大宛出产的马匹，品种极佳，号为“天马”，为中原所慕求，尤其受到刘彻的钟爱，派遣李广利率五万之师，捐亿万之资，经四年之时，终于击破大宛的军事抵抗，“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40］。可见大宛的牧马业对汉朝的吸引力之大。
汉为天马伐大宛，历来遭到史家议论，毁誉参半。有的将之归因于刘彻其人嗜好善马，或因一时冲动，耍耍威风［41］。有的则认为这表现出汉武帝有远见卓识，着意于抵消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增强汉朝在西域的地位［42］，扩大中西交通的范围。这两种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都不能完全反映出当时这场大规模战争的真实背景。促成汉政府和武帝下如此决心、投入这样大的力量取得大宛马匹的主要原因，在于汉代社会生活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汉朝马匹不足，而自皇室、贵族，至交通、邮驿，对马的需求量却与日俱增。光依靠民间饲养繁殖，或从匈奴交易，仍然不够，必须扩大马的来源。汉朝与匈奴的战争，马是极重要的军备。《汉书·食货志》：“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入调旁近郡。”这似乎是汉朝天子好马的真正原因。此外，引进大宛“汗血马”牡牝三千余匹，在客观上也有改良马种的意义，这对古代中原畜牧业有促进作用。这样看来，李广利伐大宛，直接的导因出自汉代马政，也是社会经济事业发展所促成的。其第二步的结果，才是“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43］，进而联络西域，繁荣交往，沟通贸易。至于朝中诗歌唱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44］，显然带有赞美的意思，这是刘彻发兵之初所不曾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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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8）
大宛是商业发达的国家，境内辖七十余城。早在波斯阿赫明尼德（Achaemenid）王朝时期（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这里已有商路同西亚联系［45］。正因为这个历史传统，它成了东西物质文化交往的积极中介。自远古时代，许多中国的物产，如桃、杏等，就由中亚经波斯传到欧洲［46］，以后，更有中国的大黄、茶、姜、丝绸等大量西输［47］。而起到这种中继作用的中亚国家或民族，最重要的就是大宛，因为其他部族不是与东西双方的关系不如大宛密切（如塞种与中原无直接交往），就是属于外来移民（如大月氏、乌孙），没有像大宛那样悠久的与西方贸易的传统，或者在地理上也不如大宛正当中亚国际交通“十字路口”，而是偏处一方（如北方的康居、丁令）。
自古即善经商的大宛人，在汉代中西交通进入繁荣时期之后，变得更加活跃。尽管在一开始为汗血马与汉发生冲突，但在他们接受了汉朝远比他们强盛富庶这一事实，并且发现与汉朝保持臣属友好的关系对他们自身有极大好处时，立即转而与汉结盟，接受汉朝统治，并“遣其子入质于汉”［48］。大宛人遂发挥他们生产和经商的才能，一方面引进西方的玻璃制品、宝石、装饰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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