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中国与罗马-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赖牟呗灾唬砻髅窦涞纳桃祷疃遣豢梢种沟摹！ �
此外，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在农桑发达、和平安定环境下的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求富欲望。稳定的生产产生了巨量的商品，商品的积聚促兴了交通贸易的发展。
所以，西汉政府的强本抑末政策并未从根本上消灭商人和商业（不论这是否是统治者当时的初衷），而是在保障农桑本业的前提下保护并鼓励了国家工商业，同时又从另一方面在更广泛的民间积蓄起从事贸易活动的潜能，收到了“国用饶给，民不益赋”的效果，这一切都为汉武帝及以后中西交往关系的建立并走向繁盛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除了上述商品经济的条件之外，汉代农业生产水准的提高，也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农耕用的牛，便是较早的交通动力。汉初马匹不足，“将相或乘牛车”。民间运输，两汉亦常用牛车。东汉顺帝阳嘉年间，“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22］。可见牛对于交通运输之重要。随着农业的发达，汉代畜牧业也受到重视。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等边隘地区，即注重发展牧业，使“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采取与民无禁之政策，“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23］。中原地区也呈现出一幅幅人畜兴旺、牧歌悠扬的图画。如《史记·货殖列传》载陆地养马牛羊彘成千，“与千户侯等”，卜式“以田畜为事”。畜牧业受到这样的重视，以至于“民人给家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将牳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足见马匹之多。而马在交通上的作用比牛大得多，在战争上的作用更不待言。这也是农业经济的直接衍生物。此外，开山凿道所用力役、资金，也尽取自农人。凡天下承平，物阜民安之时，天子多出巡四方，所幸之地，即发民以治驰道，间接地扩大了交通网络。由于战争的需要，政府又在边方深开小道，以避敌抄寇。各地方官吏，在使农耕勤作之同时，也注重修筑道路。桥梁邮亭是否得到修缮，已成为衡量地方官是否称职的标准之一［24］。上述一切对于交通方面的建设，都必须在农民安定、生产发达的前提下开展。
◇欢◇迎访◇问◇BOOK。◇
第13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3）
水运交通亦与农耕有直接的关联。秦代即对水利极为重视。《史记·河渠书》载，秦国任用韩国水工郑国凿泾水，长三百余里，既可溉田，又做运输，秦因之富强。同上书载，蜀守李冰在成都壅江水做堋“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又据《汉书·严安传》，秦时有令监禄凿渠运粮之举。张良说高帝都关中，是考虑到“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汉通漕渠之事，详见于《汉书·沟洫志》，其直接目的是为溉田、运粮之便，间接也就形成了水上交通网。东汉明帝时，大举汴渠工程，一则为除水灾之患，二则扩大了水运之利。而在中外关系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西汉时已经开辟了自南海至东南亚、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这是中国与南洋交通史的第一块里程碑。
中西陆路交通在汉代的大发展，也直接得益于西域农业生产水准的提高。
西汉初年以前，河西地区一直是月氏人、乌孙人及匈奴人的游牧区，农桑之业明显不如中原地区发达。汉武帝时期克服匈奴之后，朔方、云中、陇西、北地、上郡等地成为安置归降匈奴人的特区。公元前121年设立河西四郡，派遣大批军队屯驻于此，又徙众多中下贫民及亡道之民在此安家创业，开展农耕，很快便将这些以游牧为主的地方建成新兴的农业区，也使河西某些原来有较好农业生产基础的地区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中原发达的农业经济与天山南麓各绿洲和中亚、西亚古老的农牧经济区联成一体。这一变化，为中西交通的迅速畅通和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政治保障［25］，通过河西四郡农业区至天山南麓农业区的道路，始终是古代中西交通的最主要的走向，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只是汉代社会经济发展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了农业的迅速发展，就有商业贸易的勃兴、手工业水平的提高和交通事业的繁荣。古代的中西交往，长期处在萌生和发轫的状态之中，直至西汉时才以不可阻挡之势发达兴旺起来，最基本的动力，就是农桑之业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二、铸造业与中外交往的关系
汉代铸造业对于国内外交往关系的促进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兹仅从铸铁业和铸币业两方面略加说明。
（一）铸铁业
西汉的手工业是与农业生产相适应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朝廷中的少府、将作大匠、水衡、大司农四个部门，皆有工官设置，其中大司农属有盐铁官、铁市等。《地理志》中又记各地有铁官，掌管铸铁冶炼。铸铁业与民生日用、战争国防、外交贸易有极紧要的关系。
西汉分置铁官于四十郡（《文献通考·征榷考二》列举其名），遍布全国。根据考古资料，在华北、内蒙、华东、中南以至新疆等地，发现汉代冶铁遗址三十多处［26］。汉代的矿场、铁场，大者一家千余人，小者亦数百人。如蜀地的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27］。又，《盐铁论·复古》：“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铸铁业之所以发达，一是由于农耕发达，需要工具；二是汉代对外战争频仍，兵器耗费因之大增。此外，贸易的开展也刺激了铸铁之业。因为汉代的冶炼技术，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如古荥汉代炼铁炉中使用了热风技术［28］。汉代发明的熔剂、筛选矿石的方法及炒钢技术［29］等，都说明汉代铸铁业的高度发达水平。当时生产出的农具、兵器，质量极佳，自然使得域外部族国家感到极大兴趣，从而贸易交市，争相搜求，不择手段。
两汉朝廷对铸铁兵器工具等控制严格，不使外传，实行“别异蛮夷，隔绝器物”的封锁政策［30］。南海诸郡不产铁，全赖中原楚地及蜀地输入，故在数量及使用范围上颇受限制［31］。高后时禁与南蛮关市铁器，赵陀竟因之反叛，至文帝时才和平解决。《大宛列传》称：自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兵器”。西域“不知铸铁器”，固然值得怀疑，但至少那里的冶铁炼钢技术远不如中原发达是一定的，否则不会对中原铁器（包括钢）争相搜求（详见第三章第三节）。这条记载又表明当时在中原铸铁已相当普及，以至于在西征的官兵和西行的商旅中也有不少能工巧匠。匈奴人更注重在这方面与中原交往。据考古发现，匈奴人使用的铁制斧、钁、锛、锄等工具，其上铸有汉字［32］。贾谊在《新书》中提出以控制铁铜原料及其制成品的出塞来挟制匈奴的策略。这都证明铸铁业在中国与其他民族和国家交往中的独特地位。
。←虹←桥书←吧←
第14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4）
（二）铸币
西汉社会经济的兴盛主要体现于民间各项生产活动的迅速发展。铸造业的基础也存在于民间。不仅铸造铁器，而且普遍地铸造货币。这与秦代不同。据秦简记载可知，秦代统一币制，不仅将钱币模式划一，而且更注重中央掌握铸币权［33］。但西汉前期却将此权下放民间。《史记·平准书》曰：“……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这便陡然增加了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尽管文帝出于种种原因，推行了“铸钱之禁”，将铸币权统归中央钟官管辖，但民间之私铸从此却难以遏止。《平准书》又云：武帝时“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元鼎四年，“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会上林三官铸”［34］。这说明汉政府已认识到民间及郡国滥铸的危害性，加强了统一管理，但在此之前的民铸之业已经大大地推动了货币的广泛使用，从而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汉初“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35］局面的形成，应该说与这种货币经济不无关系。当然，政府统一铸钱后，消除了民间滥铸之弊，使币制得以稳定。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36］。这一数字是惊人的。
大量的货币在中国市场上流通，也刺激了官方及民间的国际贸易。正是在此时期，汉代铸币传到了域外。据考古研究，中亚出土的贵霜古币中，就颇有与汉朝通行的铜币相同之处［37］。而武帝时定下的铜币规格重量约4公分，恰与罗马银币单位Denarius的重量相仿［38］。这中间有何联系尚难确定。但从中亚大夏古国与希腊、罗马的密切关系，以及月氏入主大夏以后又与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交通这一点来看，恐未必完全是巧合。早在西汉前期，中亚的各古国就已有铸金元、银元的制度，而且其金银币的制作较中原各地更精巧，形式也更独特。如罽宾国“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39］。但这种形式却并未因为交往的密切而传入中国。究其原委，大约可以归因于其发行量之有限。中亚古国币制外形多与希腊罗马同，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希腊人的长期统治，西方影响较浓厚；另一方面，这一地区与西亚、欧洲的各方面的交往比较密切，而发行这样的货币正是适应了罗马国家商品经济的需要。汉代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大，又自有传统的定制，不以金银为主要的货币（汉代贸易流通多用铜币，黄金仅为称量货币，且储存价值远大于流通价值，多用于赏赐、馈赠等）。在西域与中原的交往中，多以实物交易为主，所以西方金银币对中国并无多大吸引力。如此看来，武帝时期铜币与罗马银币之同重，若一定有什么联系的话，也是后者受前者的影响比较多些。此外，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当时西域之大宛等国对待汉使的态度是，“非出币帛不得食”，足见那里的人们对汉朝铜币甚为重视，其铸币之业受汉朝的影响，在所难免。
三、丝织业与丝绸社会功能的扩大
丝绸织造，是中国远古劳动人民的光辉创造，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它不仅仅在古代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主要代表，而且为丰富世界人民的生活，繁荣古代世界的经济贸易活动起到独特的作用。同时，它也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其他许多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恩格斯在论述人类早期的工业成就时，认为“特别重要的有两种，第一是织布机，第二是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40］。上一节已经说过，中国汉代的冶炼铸造业的成就是世界领先的，而纺织业所达到的高度又远远超过了冶炼和铸造之业。中国丝绸织造技术的发明和完善，比恩格斯颂扬的欧洲的织布机的发明早得多。以丝绸为先导的中西交往，早在汉代就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经济活动了。
我国古代的丝织业源远流长。据比较慎重的看法，到汉代，我国丝绸织造史已达一千余年［41］。由于汉代农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刺激了纺织业的发展，官营、私营纺织业这时皆已颇具规模。西汉未央宫设有东、西两织室，每年生产费用高达五千万钱［42］。这个直属中央的工场到东汉时仍有重要经济地位。
BOOK。▲虹桥▲书吧▲
第15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5）
在民间，纺织业更是十分普及。西汉张安世拥有一私家作坊，其“夫人自纺织，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43］，以至富比大将军霍光。《西京杂记》载，巨鹿陈宝光家出品散花绫，驰名全国，一匹值万钱，是高档的名牌产品。
汉代蜀地，不但盛产蜀布，而且“自造奇绵”［44］，名噪天下。在成都设有锦官城［45］，专管织锦生产，其地位与盐铁官齐。此外，汉代由于农业生产向西北地区扩大，那里的蚕桑丝织业也在迅速地发展。1971年呼和浩特发掘的汉壁画中便有女子采桑图［46］。河西走廊不仅是传播丝绸文明的通道，也是农桑茂盛、丝业发达的经济重地［47］。
由于政府对农桑的重视和民间丝织业的高度发展，汉初丝绸的产量和质量就已经比前代有了相当显著的提高。
丝帛是汉代政府的一项主要经济收入，各地贡赋也以纺织品为多。《史记·平准书》载，仅在元封元年，武帝巡视南北，“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且仅一年间政府便在各地征收帛达五百余万匹，按全国人口平均，合每人上输0。16匹，这个数目是很可观的，足见汉代丝绸产量之大。元封元年，武帝出巡，“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东汉章帝时，因“时谷贵，县官经用不足……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48］。在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则有“岁令大人输一匹，小口二丈，是谓布”［49］，这个数字并不亚于中原地区的人均上输量。看来纺织业的发展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西汉时，皇帝施行赏赐用黄金，到东汉已多用布帛。绢缣之用做货币，在西汉末已是常事，而东汉最盛，不仅作为俸禄，而且也成为富户贮藏财产的手段。这不仅是因为黄金的社会储量有所减少［50］，也不光是由于民间盗铸劣币致使货币贬值［51］，其中两个主要的原因是：（一）丝织业的发展已经超出当时社会其他各项经济事业而跃居首位，布帛既是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反映在商品交换上也是一种价值稳定、使用广泛的特殊货币；（二）丝绸成为国内外最主要的商品，特别是在与西域国家和民族的物质文化交流中，丝绸在交换中的价格，已远超过它的价值，而且被赋予世界货币的特殊功能。正因如此，以丝绸贸易为主要特色的汉代中西交往，才会在广泛的领域内发生重要的社会影响。
除了在贸易交往中充当商品和物质交换的媒介外，丝绸发挥出许多其他的社会功能，最显著的就是汉代的“丝绸外交”。
两汉朝廷对外关系，主要是与匈奴及西域部族和国家的关系。而丝绸在这种外交关系中表现了独到的作用。
《史记·匈奴传》中记高帝为与匈奴和亲，使刘敬奉宗室女充公主为单于阏氏，并“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揭开了“丝绸外交”的序幕。文帝前六年，给匈奴“服绣祫绮衣、绣祫长襦、锦祫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子”。此后，西汉政府经常以各种名义向匈奴输送丝织物，不仅历朝未有间断，而且数量依次递增。东汉时，自重与匈奴通聘后，大体上也沿袭西汉做法。特别是南匈奴归附后，待之以侯王之礼，而且赐以大宗财物，折合成钱每年达一亿九十余万［52］之巨。
汉朝向匈奴输送丝织品，都是以政治和外交为目的。在西汉初年，丝绸北输是为了“匈奴无入塞，可以久亲”，它代表了一种消极被动的和亲政策。但大量的丝绸并未换来边境的和平久安。自汉军击破匈奴，统一了西域各城郭之后，汉朝政府与匈奴及西域其他部族的关系变成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关系，虽然也有和亲和馈赠，但已与西汉初年的消极和亲完全不同，而是一种安抚和赏赐。此后直至东汉时，朝廷仍然不断地向匈奴、乌孙、大宛、月氏等部族输送财物丝帛，拨赠的数额，更是超过以前，动辄以数万计。而且随着中国丝织业水平的提高，高档丝绸和制成品的成分愈来愈大［53］。汉代西域不产丝，因而十分渴望得到丝绸，特别是西方的帕西亚、罗马国家以及游牧民族，对东方丝帛的需求有增无减，其称量价格几与黄金等。汉统治者对西域各族需求丝绸的心理是理解的。只要他们服从汉帝国的统治，保持和平安定的局面，凡来朝通聘，一般总是允准不辞，并尽量满足其要求，赐给大量丝帛衣物。中原人民（包括许多上层官吏）则可用绸锦丝绣换取所需的西方物产。这也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于是丝绸便成了政府开展对外关系的有效手段，也成为中西民间进行友好交往的主要媒介。
§虹§桥§书§吧§BOOK。
第16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6）
除了外交功能之外，丝绸对汉代在西域交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主要反映在古代烽燧遗址中出土的汉简里。
汉代烽燧制度是保障中西交通安全及边疆地区邮驿畅达的重要方式。而且边塞戍守中，丝帛也是不可缺少的物品。首先，烽燧塞守的布表，多以丝绸制作。表是塞守的象征之物，等于一面威严的旗帜。《墨子·旗帜篇》：“帜，竿长二丈五，帛长丈五，广半幅。”汉代烽燧所用的表，形式大小不一，但作用是一样的。表又可做发布敌警的信号。居延汉简中有“出亡赤三桓”“入亡人表二桓”等记录，意为追逐逃犯，使用红色的表。“兰入表”表示兰越塞防者所举表号［54］。
夜间的烽火信号，多是木烽，调以各种颜色，传递信息。但时而也用缯为烽［55］，这样虽昂贵些，但比较容易燃烧，紧急情况之下更为适用。
缣绢在边塞之地，也广泛用做货币，以通有无。甘谷汉简中有“用狱令出钱缣绢……”［56］，这指示出缣绢被用做交纳罚款，表明它的价值之高。在西域各地发掘的塞守、驿站和烽燧的遗址中，丝绸的残片是很普遍的，如敦煌烽燧遗址［57］、居延遗址［58］、敦煌马圈烽燧遗址［59］等。这都证明丝绸与边塞烽燧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的说来，丝绸在汉代几乎深入到政府对外交往的每一个层次，在中西交通的许多方面，丝绸都不同程度地起着重要的作用。
汉代的商品生产，丝绸占了很大的比例，是国家经济结构的一大支柱，丝织业当时固然是一项官办的重要工业，但在更大的程度上，它却是农桑之业的一部分，表现出农耕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点明了这种经济特性与政治统治的关系：“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手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汉代的农业和丝织业，就是这样地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和外交活动的强大基础，也成为中国与西方开展多方面交往的物质保障。
四、国内商业活动与国际贸易的发展
在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商业的勃兴是抑制不住的。但在秦汉时，常将商业视为与农本对立的末业，将商人当成投机钻营的逐臭之夫，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生产水平不高有一定关系。中国历史上，对抑商政策的执行，以西汉时期较为苛刻。前述汉高帝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紵、罽，操兵，乘骑马”。丝织品是汉代市场的主要商品，乘骑则是仅有的陆上交通工具，令商人不得衣丝乘骑持兵器（兵器在汉代也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岂非等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路？哀帝时定名田之法，令贾人不得名田。成帝算舟车，商车二算，倍于轺车。秦始皇的七科谪，在汉代得以严厉地实行。不过，也正因为汉代谪发大量商人从军西域，才间接地为商人了解西域、开发西域创造了条件，这也成为汉代最终开通天山南北的交往道路，使之很快地繁荣兴旺起来的一个间接因素。
然而，在汉武帝时期，政府对商人打击的主要目标在于工商业豪强，尤其是限制盐铁巨商地方势力的滋生，以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从宏观上看，是有其进步意义的［60］。另一方面，以小农经济为基本背景的民间商业活动，却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之中顽强地发展起来，并且反过来刺激了农业的进步，甚至直接导致了国家对外贸易的开展和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
据《史记·货殖列传》，由于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间接造成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局势，《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亦云：“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甚至出现了《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情况。其实，就所取得的利润来说，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是古今一律的，并不因为统治者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有限或偏颇而发生改变。因此，不论政府多么严格地执行“强本抑末”的政策，仍然无法阻止商业的勃兴。从史料中不难看出，谋利的风气在汉代已经相当浓厚，这是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逐利社会，所以在景帝、武帝以后，抑商多成为空谈，不少积蓄倍增、废居都邑的大商，不仅可以富比王侯，而且可以支配政治。元帝时，贡禹上书曰：“自五铢钱起以来，七十余年……民心动摇，商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故“民弃本逐末”［61］。东汉时，民间从商更成风气。王符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而且商贾云集的城市又何止洛阳等大都市，“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62］。王符所言，不免夸大其实，但也反映出商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生产力提高的必然结果。
。←虹←桥书←吧←
第17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7）
由于盐铁私营长期受到政府的严禁，民间商业在这方面很难有较大的建树，但在其他领域里却表现出独到的作用。许多本来在农业经济中不是商品的物产，也成了商贾逐利的对象，而政府有意提倡或限制不严的经济产业，如丝织业、皮毛业、竹木业、制酱业等，就更加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前面说过，汉初出现在大夏市场的蜀布、邛竹杖，就是发达的农本经济的产品。邛竹杖之类物资在汉代国内市场上尚不足以上升为商品，却通过商贾之手，中转滇缅印度，万里迢迢来到中亚（也可能到达西亚或更远的地方），成为稀世之货。同时，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山西饶材、竹、縠、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上述这些物品，除丝、盐、金属外，多为天然物产或简单手工产品，其所以大量进入市场，主要因为民间的商业活动。这些东西也绝非仅仅中国人民所喜好，也深受外国各界人士之青睐。
汉代商业活动，不仅在汉族地区十分活跃，而且很快地影响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向国外发展。尤其在汉武帝以后，整个社会面临着一次空前的对外开放。中原以长安为中心，向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各个方向上，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国际贸易活动。
在北方，中原与北狄、匈奴间的关系已有悠久的历史。
西汉初年，中原的丝织品、优质的钢铁制品、漆器、茶叶、谷粮等，通过贸易等途径进入漠北草原，北方的马匹则衔尾入塞，各种毛皮“充于内府”［63］。以后汉匈之间虽有战争，但人民之间的互市交往却是一直在发展的。
东北方向上的国际交往范围更大，主要涉及今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地。而中原与这些地区的直接关系，远在秦代之前就已建立，汉武帝征服朝鲜之后，交往更加频繁起来。汉代虽然西域交通最为重要，后世誉为“丝绸之路”，但政府却禁止蚕种西传，也不鼓励铁器出境，唯朝鲜例外。据《后汉书·东夷列传》，“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马韩人知田蚕，作棉布”，辰韩“知蚕桑，作缣布”。可见朝鲜成为第一个从中原引入蚕种和丝织技术的国家，又从中国输入各种铁制农具，有力地推动了它的经济发展。
中原对东南地区的开发是有历史基础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平定百越（当时有瓯越、闽越、扬越，加之其他诸族，合称百越），设立郡县。此后与中原移民交融，十分密切。尽管楚汉战争时百越乘机各成独立王国，但毕竟未能割断历史上的联系，更不能阻碍民间的来往和感情的交流。汉初之时，南越等地与中原、巴蜀之间即有商道联系，蜀地的枸酱等产品，在这一带享有盛名。汉武帝时，中原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对外开拓的形势已经明朗，武帝先后平服百越，广开水陆交通，发展民间贸易，使中原与闽粤之间连为一体，为进一步开展南海对外贸易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时期，中国开始具备远洋航行的能力，徐闻、合浦等地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汉书·地理志》对此做了最早的描写。由中国南海口岸出发至黄支国和已程不国，航行历时已达一年以上，据考证，黄支国即南印度之马德拉斯（Madras），已程不国则在斯里兰卡（SriLanka）［64］。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物中许多当地不产的玛瑙、水晶等，显然是通过海路贸易来自南亚甚至中亚地区［65］，因为在公元前2世纪，黄支国与北印度和中亚两河流域希腊化国家已有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66］。据《汉书》记载，西汉时往返于南越与黄支航线上的商贾，除了带黄金等硬通币外，还大量装载“杂缯”之类的丝织品，与南洋各国交市，换取“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等，这些国家的使节商人，也不断来汉献见交易。在此基础上，到了东汉时，与罗马已有了直接的�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