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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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８６　田场及　３８２５６　农家之研究，（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其第　２　卷是卜凯的　４７５
张统计资料）。我们能得到详细工业统计资料的唯一一年是　１９３３　年。这些资
料是刘大钧为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所作一项大规模调查的成果（刘大钧：
《中国工业调查报告》，３　卷）。刘大钧的资料不包括满洲和满洲以外的外
国在华工厂。不过，可以得到日本对满洲工业的调查资料（约翰？扬：《南
满铁路会社的调查活动，１９０７—１９４５　年：历史和书目》）。对在华的外国工
业也有许多估计，但没有一种赶得上刘大钧的调查。除了政府主持收集的统
计资料外，还有可靠但却零散的私人收集的资料，从事这项工作的，在天津
有南开经济研究所（主要是物价资料，见《１９１３　年—１９５２　年南开指数资料汇
编》）；在上海有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出版两种文字的月刊《经济统计月
志》，１９３４—１９４１　年）。收集的上海物价指数见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
所：《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１９２１　年—１９５７　年）》。
尽管这些资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　１９２８　年以前的资料，但国民党
时期的经济统计资料缺点仍然不少，部分原因是中国在政治上仍远没有统
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经济活动仍然是在市场交易之外进行的，因而难以计
量；最后还因为统计工作在技术上依旧落后。但是，甚至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年的相
对不足的资料，如果和此后能得到的资料相比，也是天赐之物。战争和内战
对收集统计资料部门的损害并不比对行政机构其他部门的损害小。就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９　年来说，且莫说财政金融统计资料，任何种类的微观资料都很缺乏，而
且不可靠。张嘉璈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１９３９—１９５０　年》一书包
括的资料只不过是作者所能得到的，他是中央银行的总裁。
我这里特别提到的统计书刊当然只是一些例子。还有更多的书刊——例



如，实业部和南京政府外贸局的出版物，或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准备的
农村调查资料，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发表的中国本土及满洲的广泛矿产资
料。除了这些官方报告以外，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后者主要是为了南满洲
铁道株式会社）出版了数以百计的零散的地方调查材料。但这些材料没有一
种单独地——不是所有的加在一起——提供了，或可以容易地从中推导出，
有关人口、就业、股本、国民生产和消费、物价、税收、货币流通等的完整
资料，供经济史学家对　２０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经济作确定的分析。对国民政府
３６　个部门的介绍材料，见主计处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１９３５　年》，包括大
多数中华民国统计书刊的有用记载。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
选辑》，收入范围很广的资料，很有价值；其中的资料都有精心的注释——
尽管其编排和评注有倾向性，编者对“指数问题”显然缺乏知识。第　２　章的
脚注提到了其他的原始资料和专题著作的集子。
只能在这种种不利的情况下考察民国这段时期的中国。包含在本章中的
大部分微观经济的记述终究只不过是靠智力上的推测，尽管　１９３３　年的工业资
料公认是比较详尽的。中国国内的资料虽然不足，但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而
谨慎地利用日本机构如满铁对　２０　世纪中国经济的调查或许将表明，它们比我
们所认为的更有助益。读者留意及之。
３　外国在华的存在
韦罗璧的《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　２　版，１９２７　年；２　卷）对这整个
论题是有用的概论，尽管过分地墨守条文。王绍坊有很好的同名中译本，北
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７　年出版。
２０　世纪早期外国人在华的许多方面，在每个主要订约强国已公布和未公
布的外交通信和领事报告中都有相当详细的反映。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些年
的外交档案的缩微胶卷在主要的科研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到。中国方面的外交
史可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外交部档案那一部分中加以研
究。
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在中国发行的外人办的报纸和期刊有　８０　或　９０
种。其中有些是传教士的通讯，用中文或某种外文。大约到　１９２０　年为止，在
主要的通商口岸和北京，但不包括满洲，主要的非宗教性的报刊见表　３９。这
些外国报刊对外交档案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材料。
表　３９
外国在华的主要非宗教性报刊




出版地点
北京


天津









汉口
上海
















香港




报刊名称
华北正报
北京新闻
京津时报
中华星期画报
华北日报
公闻报
天津日日新闻
津郡权务报
华北明星报
楚报
字林西报
北华捷报
大美晚报
上海泰晤士报
星期泰晤士报
金融商业报
上海日报
中法新汇报
大陆报
星报
密勒氏评论报
远东时报
孖刺报
华南晨报
士蔑西报
德臣报




国别
日本
法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日本
日本
法国
美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日本
法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出版次数
日报
日报
日报
京津时报的每周版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字林西报的每周版
日报
日报
周刊
周刊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周刊
月刊
日报
日报
日报
日报

在华基督教教会数量极多的文献自然主要是传教士们自己出版的，反映
了他们的观点。克莱顿？Ｈ．朱（音）的《在华美国传教士：从传教研究图书
馆论题目录中精选的著作、文章和小册子》，列举了　７０００　个条目，按详尽的
论题分类，并不限于美国教会，尽管其书名是美国传教士。赖烈特的《基督
教在华传教史》，虽然最早出版于　１９２９　年，仍然是一个好的起点。在华出版
的新教徒的主要刊物是《教务杂志》（上海，１８６７—１９４１　年）。《中国传教
年鉴》（上海，１８６７—１９４１　年），后改名《中国基督教年鉴》（１９２６—１９４０
年），提供了对教会工作一切方面的每一年的评价。对　２０　世纪传教活动的最
新研究成果有：保罗？Ａ．瓦格的《传教士、中国人与外交官：美国新教徒在
中国的传教运动，１８９０—１９５２　年》；费正清编的《在华的传教事业与美国》；
杰西？Ｇ．卢兹的《中国和基督教院校，１８５０—１９５０　年》；雪莉？加勒特的《中
国城市里的社会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１８９５—１９２６　年》；小詹姆斯？Ｃ．
汤姆森的《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党中国，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年》；
以及菲利普？韦斯特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１９１６—１９５２　年》。关于中国
基督教徒中的自主的本国教会运动的发展，可参看山本澄子的《中国基督教



史研究》。
关于海关中的外国作用，可参看斯坦利？Ｆ．赖特的《中国争取关税自主
的斗争，１８４３—１９３８　年》。斯坦利？Ｆ．赖特的《赫德与中国海关》和费正清、
凯瑟琳？布鲁纳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１８６８—１９０７　年的中国海
关》，揭示了赫德控制海关达　４０　年之久。Ｓ．Ａ．Ｍ．阿谢德的《中国盐务的现代
化，１９００—１９２０　年》，分析了理查德？戴恩在盐税中的作用。我见过的北京
科学出版社于　１９５７—１９６２　年出版的　１０　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重
印了译自海关档案的重要文件，但除了第　１０　卷关于民国时期处理庚子赔款支
付问题的资料外，不包括　２０　世纪的资料。
对外国在　２０　世纪中国的经济作用，非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少。基本资料可
参阅卡尔？Ｆ．雷默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卡尔？Ｆ．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
资》；郑友贵（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以及侯继明的《１８４０
—１９３７　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罗伯特？Ｆ．德恩伯格的《外国人在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１８４０—１９４９　年》（载德怀特？Ｈ．帕金斯编：《历史
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　１９—４９　页）断定，属于外国的部门“无疑对中
国国内经济做出了积极的、直接的贡献”。
４　袁世凯时期
包括袁世凯的总统任期，并将辛亥革命和军阀主义的开始分隔开的中华
民国的头四年或五年，很少被研究者和历史编纂者当作一个单元。有关的绝
大部分集子和评论都是关心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学术上的注意随着清帝逊位
迅速减少，随着孙逸仙集团　１９１３　年夏的受挫通常就完全消失了。这种兴趣方
面的界限也表现于激发对民国革命进行研究的大型文件集：北京出版的　８　卷
《辛亥革命》；台北国民党档案馆主持的丛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
尤其是第二部分第　３—５　卷《各省光复》。《辛亥革命回忆录》中的一些回忆
录继续到了民国初年，但涉及的时间通常都不长。为整个现代或至少是为　２０
世纪前半期提供研究资料的系列书刊，尽管仍然很少，但却较好地提供了袁
世凯时期的资料：台北出版的《革命文献》，和北京出版的《近代史资料》。
这种集中注意力于辛亥革命而忽略其余波的倾向，起到了一些较早集子保持
其价值的作用，著名的有：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１９３６　年出版；较
近出版的沈云龙编的《袁世凯史料汇刊》。扩大出版资料的前景即将到来，
因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着手提供文件和编写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勃勃的计
划。
对这一时期的总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根据当时报纸和秘史撰写
的著作所左右。中心话题是袁世凯和他的军阀后继者的丑闻。这个传统最有
才华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隐，特别是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６　卷（１９５７
年）。这种情况——只靠浅薄研究支持的传统做法——对任何历史学家显然
都提供了完全改变评价的机会。近年出现了异议，但没有人认为应当作出完
全相反的解释。陈志让的《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　年》（修订版，１９７２　年）的
最后部分提出一种有特点的解释：袁世凯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爱德华？弗
里德曼在《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１９７４　年出版）中注意袁世凯这些年的
某些革命的对手。他使得关于孙逸仙革命动力的描述变复杂了，却没有降低
孙逸仙对抗的正确性。欧内斯特？Ｐ．扬在《袁世凯的统治：中华民国初年的
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中，试图撇开个人动机，并从争论问题和政治集团的
新组合方面分析这位总统任期的政策，但发现政策有缺陷，而且经常是有害



的。民国初年的这位总统仍然缺乏维护者。
密切注意一些次要人物导致了对这个时期的更正确的认识。在这方面梁
启超提供了最令人注目的机会，因为他处于战略位置并留下了很多记载，包
括上文提到的丁文江所收集的无可相比的书信集。张朋园已扩大了这种可能
性，著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薛君度的黄兴传和　Ｋ．Ｓ．刘的宋教仁传很有
用。外国顾问在袁世凯总统任期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其中之
一莫里循有关这几年的大量文件已精选出版：骆惠敏编的《莫里循通信集，
第　２　卷，１９１２—１９２０　年》。
民国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最初只好由集中于革命前的各种地方或省的研
究补缀而成，见伊懋可、周锡瑞、玛丽？巴克斯？兰金和爱德华？罗兹的著
作。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经济政策的论述见菊池贵晴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
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关于民国早期的经济计划、地方农
民斗争和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的论文，载于重要的日本学术著作：《中国现
代化的社会构造：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
以及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研究》。菲利浦？理查德？比林
斯利　１９７４　年在利兹大学的博士论文《１９１１　至　１９２８　年中国的盗匪活动，特别
论及河南省》，论述民国初年的白朗匪帮。
学者们更系统地论述了外交关系，尽管关于国内分裂的争论很难予以澄
清。蒲友书在未发表的密歇根大学　１９５１　年博士论文中，详细考察了重组贷
款：《国际财团重组对华贷款，１９１１—１９１４　年；战前外交和国际金融的一个
事件》。关于西藏的英国国际关系和密谋的分析，见阿拉斯泰尔？拉姆的《麦
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关系研究，１９０４—１９１４　年》；以及帕索
坦？梅拉的《麦克马洪线及自此以后：英国、中国和西藏之间对印度东北边
界的三方争论研究，１９０４—１９４７　年》。这些年的其他重大的国际关系是和日
本的关系。长篇论著中值得注意的有：李毓澍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
马德琳？季（音）的《中国外交，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年》，和臼井胜美的《日本与
中国——大正时代》。焦点当然是二十一条，自此以后在关系迅速恶化之前，
中日关系没有完全恢复。
关于阻止袁世凯称帝和其后谋求驱逐他，学者们有持久的兴趣但无全面
的论述，这可能是由于这类运动的性质很不相同。云南部分最受注意，并被
看作真诚的反袁运动。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修正了完全归功于蔡锷的说法，
并提出蔡锷从北京去之前先已存在的云南年轻军官的计划的重要性，见金冲
及的《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复旦学报》，２（１９５６　年）。
寺广映雄赞成这种看法，见《中国革命历史的展开》。唐纳德？Ｓ．苏顿的著
作补充了这一事件的新意义，见《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１９０５—１９２５
年》，从滇军的发展及其促成军阀主义的出现这一背境认识这一事件。因此，
如我们所预料，如果其后的军阀时期是孕育于民国初年，那么其来源是多方
面的。
５　北京政府，１９１６—１９２８　年
尽管原始资料很丰富，当时的军阀主义现象和思想革命也受到相当注
意，但对北京政府却很少进行研究。关于　１９１６—１９２８　年时期历史情况的总看
法，可参看　Ｊ．Ｅ．谢里登：《分裂的中国：民国时期》。关于中央政府制度的
研究，可参看钱端升的《中国的政府与政治，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重印，纸面
装；侯服五的《中国的中央政府，１９１２—１９１８　年：制度研究》；更近一些的



著作是安德鲁？Ｊ．内森的《北京　１９１８—１９２３　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
的失败》。
这些著作部分地依靠当时的中国报纸，如《顺天时报》（北京）、《申
报》（上海）和《时报》（上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报刊。报纸是进一步
研究可利用的，并且有极有价值的剪报刊物：波多野乾一编的《现代中国之
记录》，这份月刊从　１９２４　至　１９３１　年每月重印中国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约　４００
页。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事件，以中国、西方和日本当时人物的回忆录和
观察资料来补充报纸之不足是很有帮助的。关于初步的指导书，可看施坚雅
等编的《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许多重要的事实和一字不变的文
件也记载于大体上论述当时中国的著作，如刘楚湘的《癸亥政变纪略》，孙
曜的《中华民国史料》和岑学吕的梁士诒《年谱》。
从较少被利用的那些种资料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中国政府机构在很
多公报中用文件证明其工作，阐述内阁及其下属政府官员所相信的、希望完
成的和实际完成的事情。其中尚存的有许多部的公报、１９１６—１９１７　年参众两
院的公报、各种各样机构如　１９２５　年善后会议的公报。此外，政府还出版季刊
《职员录》，研究者通过这份刊物可以探索高级官吏任职的连续和变化情况。
外交档案是另一类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料。不管人们是按传统的说法把民
国初年的外交看作中国的灾难，还是像本章这样更实际地看作中国和列强如
何行动的历史，都需要更详尽地加以考察。关于这个论题，唯一的现代著作
是梁肇庭的《中苏外交关系，１９１７—１９２６　年》。这部书的书目列举了他所查
阅的已刊印和未刊印的中国外交部文件。这个部关于中日关系的档案材料，
见郭廷以、Ｊ．Ｗ．莫利编的《中日关系，１８６２—１９２７　年：中国外交部档案目录》，
附有很有用的中国、日本和朝鲜的人名表。已刊印和未刊印的美国、英国和
日本的外交资料也同样重要；每一国资料的简要说明见安德鲁？Ｊ．内森：《近
代中国，１８４０—１９７２　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外交报告因其包含中
国国内政治的信息，当然很重要。
了解北京政治，需要对思想史、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些有关的课题继续进
行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从晚清开始一直进行到南京十年及其后的宪制
争论的具体内容了解甚少。这个课题可以利用政府公报、报纸和《东方杂志》
之类的知识性刊物进行进一步研究。多亏张朋园（尤其是他的《立宪派与辛
亥革命》、《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和张玉法等人
的著作，我们对宪政的基本理论以及提倡宪政的势力的社会和政治性质了解
得很多。
金融和政府财政是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贾士毅的简明而广泛的
《民国财政史》提供了资料，其意义还要充分加以分析；弗兰克？Ｍ．塔马格
纳的《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是早期的成果，需要后继的作品。大致同一时
期的许多日本的分析对这一论题是重要的，包括《支那金融形势》和香川峻
一郎的《论钱庄资本》；其他的分析见于施坚雅的《现代中国社会》、费正
清等的《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和蒲地典子等的《１９５３　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
国的研究》。中国的金融杂志《银行周报》和《银行月刊》也透露了很多情
况。
对外国学者和中国的研究者来说，派系活动在近代中国史中都是重要的
论题。内森的《北京　１９１８—１９２３　年的政治斗争》，对什么是派系活动和派系
活动怎样进行提供了一种分析；对　２０　世纪头　２０　年提出稍有不同解释的著作，



其中有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１９１６—１９２８　年》和吴应銧的《现代
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１９１６—１９３９　年》。还可参看陈志让的《中
国军阀及其派系的界说》。要解释这个问题在近代中国为什么如此严重，需
要更多地研究传记。除了包华德和理查德？Ｃ．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
典》，要特别提出外务省以不同书名出版的一系列词典。
６　军阀时代
研究军阀主义的资料，和军阀时期本身一样，非常混乱。迄今的大多数
著作都采用个别军阀的政治传记的形式。地区性研究也已开始。当前的需要
是查找那些还没有研究的人物的传记材料，和军阀时代专题研究的地方及地
区的历史资料。了解资料大致类别的方便方法是阅读斯蒂芬？菲茨杰拉德的
文章《关于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资料》，载唐纳德？Ｄ．莱斯利等编：《中国
历史资料论文集》，以及内森的《近代中国，１８４０—１９７２　年》。
对军阀主义最全面的研究著作是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１９１６
—１９２８　年》；齐锡生从力量均势方面分析军阀关系，这是有争论的，但他提
供了许多有足够文件根据的知识。卢西恩？Ｗ．派伊的《军阀政治：中华民国
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讲述的内容比书名表示的要少，不过仍然提出了
许多有益的问题。韦慕庭的《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１９２２
—１９３７　年》，提出了有创见的议论。詹姆斯？Ｅ．谢里登的《分裂的中国：中
国史中的民国时期》，致力于概括论述军阀主义这段历史。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优秀的中文近代政治史概观——写得
很好的主要政治事件的确实可靠的纲要。邓嗣禹和杰里米？英戈尔斯的此书
的英译本《中国政治史，１８４０—１９２８　年》有节略，因而和原著有所不同。注
意力特别集中于军阀的著作是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引证史
料不严谨，但被广泛利用。陶菊隐的《督军团传》论述军阀时期的早期，着
重　１９１７　年复辟之前的种种密谋。一部重要的日文著作是波多野善大的《中国
近代军阀研究》。
关于军阀时期的军事史，没有令人满意的英文著作。拉尔夫？Ｌ．鲍威尔
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１８９５—１９１２　年》截止于民国肇始之时，而刘馥的
《现代中国军事史，１９２４—１９４９　年》，主要致力于民国晚期。基本的中文著
作仍然是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写于　１９３０　年，有许多关于军
事组织的很专门的知识。《北伐战史》表明了国民党对与军阀进行斗争的看
法。国民党档案馆的《革命文献》包括了与军事事务有关的文件。
包华德和理查德？Ｃ．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有有用的详情，
但只记述了为数不多的人物。可以补充这部词典的是伍德海编的《中华年鉴》
的传记部分，和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出版的《中国名人录》，１９２５　年版。
园田一龟的日文传记词典，由黄惠泉和刁英华译成中文：《分省新中国人物
志》。还可参看贾逸君编的《中华民国名人传》。许多中文的小型传记词典，
有些专收特殊地区的人物，是民国中期的产物，使用时要当心；其记载往往
很粗略，而且有时是错误的。
不少民国初期的活跃人物发表了回忆录。例如，黄绍竑的《五十回忆》，
刘汝明的《刘汝明回忆录》，刘峙的《我的回忆》，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
徐树铮之子发表了他父亲的传记，即徐道邻的《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
较短的回忆录和其他的传记及自传资料按期在月刊《传记文学》上发表。
对军阀研究饶有兴趣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头历史项目中



的自传资料。唐德刚编的《李宗仁回忆录》已经出版。《张发奎将军对夏连
荫讲述的回忆》（有关军阀时期的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是坦率的），是率直而
非常吸引人的记载。
在英文的政治传记中，唐纳德？吉林在《军阀：１９１１—１９４９　年在山西省
的阎锡山》中详细记述了这位所谓的模范都督的事迹。詹姆斯？Ｅ．谢里登的
《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研究了这位基督教徒将军。吴应銧在上述
的著作中，研究了一度是直系首领的吴佩孚。谢文荪在《一个军阀的思想和
理想：陈炯明（１８７８—１９３３　年）》中，论述了这个南方军阀的精神生活。这
些人中每一个都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关于他们的中文、日文书和论文见上述
研究著作的书目。
黛安娜？拉里的《地区和国家：１９２５—１９３７　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
研究主要军阀集团中的一系，对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的性质提出
了敏锐的见解。也集中注意力于地区而不是个人的著作，有罗伯特？Ａ．卡普
的《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１９１１—１９３８　年》。戴维？Ｄ．
巴克的《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１８９０—１９４９　年》，研究
城市史，但以大量篇幅阐述经济和社会问题。加万？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
中国东北，１９１１—１９２８　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研究的不只是最
有势力的北方军阀，还有日本在中华民国的活动。
外国外交官、新闻工作者、传教士和旅游者的报道非常有用，即使带有
成见或偏见的色彩。英国在中国有庞大的领事网，外交部的档案因而很有价
值。外交部档案　ＦＯ２２８，包括　１８３４　至　１９３０　年的领事通信。ＦＯ３７１，包括　１９０６
至　１９３２　年的政治通信。伦敦国家档案局的许多档案都摄制了缩微胶卷，提供
给主要的收藏研究资料的机构，如芝加哥研究图书馆中心。美国国务院有关
１９１０　至　１９２９　年中国国内事务通信的　２２７　缩微胶卷，不那么丰富，但仍然非
常有用。日本外交档案是非常丰富的原始资料，大多数研究军阀的著作即使
利用了，也用得很少。有两部很有帮助的指南：塞西尔？Ｈ．乌叶赫拉编的《日
本外务省档案馆目录，日本东京，１８６８—１９４５　年；１９４９—１９５１　年为国会图书
馆制作的缩微胶卷》和约翰？扬编的《日本陆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精选
档案缩微胶卷复制品目录，１８６８—１９４５　年》。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有关共
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１９１８—１９２７　年：１９２７　年北京搜捕
中查获的文件》，包括与军阀，尤其是与冯玉祥有关的文件。
很少有人试图编写可以严格地称为军阀主义的社会史著作。一篇令人感
兴趣的作品——“通过大众文学来写社会史”的一次尝试——是杰弗里？Ｃ．
金克利的《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博士论文，１９７７　年。章有
义编的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２　卷所涉及的时期是从　１９１２　年到　１９２７
年，有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著作、报导、期刊文章和其他资料的摘要。
由于军阀年代的混乱状况，明晰而可靠的年表是必不可少的。郭廷以的
这种著作上文已经提到。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不完全，但仍然很有
用。《东方杂志》每一期都有年表，这种资料许多是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编
写的，构成了　６　卷《中国大事记》的核心。
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