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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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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个政权仍然受从孙逸仙的教义那里继承下来、并因世界危机的
经验而得到加强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国民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期间，它重新肯定了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谴责。１９３０ 年以后，在从
此成为支配力量的蒋介石影响下，这种谴责由于官方的教义中融合了儒家的
箴言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则，而变得更加严厉。尽管这种反资本主义思潮可以
从革命历史中找到正当理由，它却常常是由传统的反重商主义感情决定的：
例如 １９３０ 至 １９３６ 年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对这一点就说得很清楚，他急于
改善农村的行政管理，而对过于迅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表示怀疑。①
主张现代化的人则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中寻找榜样，在提高效率的
口号下宣扬由国家来计划和协调经济发展。例如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和
秘密组织蓝衣社的鼓动者刘健群就是采取这种立场的人之一。在他们的惩戒
准则中，“奸商”被列入应从社会里清除的“腐败分子”之中，他们的目的
是要将重工业、采矿业、运输业和对外贸易重新置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②
推行发展经济的方针是把它当作荣耀和国力的构成要素，它本身并不是十分
优先的目标。
在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后面还有许多力量在起作用：对金钱的贪欲，裙
带关系和宗派主义。不少高级官员只不过把经济建设当作个人发财的机会，
最上层的夫人们尤其如此，特别是蒋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
目标不明确导致了政策的分歧。和平与国内安全的重新建立（特别是在
长江中下游）以及对工人罢工和工会运动的镇压，鼓励了企业家们的活动。
尤其是长期以来商会和银行家协会、雇主联合会所要求的一系列组织改革，
政府都已付诸实施。１９３１ 年废除了厘金，中国收回了关税自主权：进口税从
１９２９ 年的 ４％增至 １９３０ 年的 １０％，１９３４ 年又达 ２５％。１９３２ 年在上海开办的
新造币厂，为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颁布“两”的废除扫清了道路。这一非常古老的会
计单位的消失简化了币制，自此以后币制就以银元为基础了。完成货币统一
的时候适逢世界银价上涨：迫使中国在 １９３５ 年采用法币，发行法币是国家储
备委员会监督下的四家政府大银行独有的特权。①
①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 167 页。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47 页。
① 保罗？T。K。石（音）：《艰辛的十年：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1927—1937 年》；阿瑟？N·扬：《中国的
１９２８ 年，新的中央银行将半官方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和较晚创立的农
民银行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这就可能将现代金融部门加以改组。中央银行
从外国银行手中收回了对海关收入的保管权；这一日益增多的收入充实了该
银行的资金。１９３３ 年，上海票据交换所从汇丰银行手中接管了银行之间的结
算业务。
自 １９１１ 年以来，厘金的负担、关税不能自主、货币与金融体制的混乱，
一直被正确地指斥为各种妨碍现代经济部门发展和资产阶级繁荣的原因。南
京政府的改革废除了这些障碍，但是它马上又制造了同样大的障碍，在政府
管辖的地区，厘金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繁多的产品税：卷烟税和面粉税（１９２８
年），棉纱税、火柴税和酒税（１９３１ 年），矿产品税（１９３３ 年），等等。新
收回的海关自主权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保护本国工业，而是充实了国库：对
原材料、机器和成品都一律课以同样的进口税。
银行体制的合理化与集中化，导致了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等于是国有化的突然
行动。确立纸币制度使政府在未来能用增加发行来弥补赤字，但同时也为长
期的通货膨胀开辟了道路。
的确，资产阶级所寻求的全部改革好像都反击到它自己身上了。尽管注
意到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我们却不能把南京政府的政策和明治时期日本
领导人的政策相比。即令这些改革曾经在某些时候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活动，
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私人企业的组织体制。它提
供了充分的证据，说明它对此没有兴趣：在 １９３２—１９３５ 年工商业萧条的头几
年中政府不曾给与任何帮助，就是最不容置疑的证明。
有无可能因此而在南京的政策中找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开端呢？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银行的准国有化本身并不等于对主要经济活动的控制，因为在中国，现
代金融部门的兴起主要是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而不是靠生产投资。但是银
行国有化却大大地增加了政府干预工商业的机会。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工
商界自己要求政府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最初采取贷款的形式：迟至 １９３５ 年才
成立并在杜月笙控制下的工商业救济贷款委员会，分配了 ２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
①于是中国银行在新任董事宋子文的推动下，控制了大约 １５ 家纺纱厂（总计
约占中国纱锭数的 １３％），并将其干预扩展到轻工业的各个领域：卷烟，面
粉，稻米的加工与贸易。
在孔祥熙控制下的中央银行相对来说不那么活跃。但是在这两个例子
中，公私利益都错纵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例如，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一家私
人企业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主要股东，这家公司创建于 １９３４ 年，为中国企业吸
引外国投资，在 １９３５ 年以后其主要任务是在国营银行和主持主要发展项目的
政府机构——如财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之间充当中介人。后来发现这
两位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家族也进行私人投资。孔祥熙联合杜月笙一起创办的
启新公司对公债、黄金、棉花和面粉进行投机。此外还有很多合营公司。其
中有些是赎买处境困难的私营企业的产物，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到 １９３７
年末宋子文成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其中还有许多——中国植物油料公司，
中国茶叶公司，上海中心渔业市场——则是 １９３６ 至 １９３７ 年任实业部长的吴
鼎昌直接组织的，它们都得到各省政府的合作，并由通常属于政府几个派系
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 267—271 页。
的私人资本家予以财政支持。这些公司能得到财政津贴，享有垄断权和其他
特权，常常挤垮与之竞争的私营企业。①
只有蒋介石和军事委员会直接权力之下的资源委员会采用了没收的政
策，其结果是大部分重工业和采矿业都由政府控制。
严格说来，经济的公有部门仍旧是有限的。但是不能将不属于公有部门
的工商企业看作纯粹私有部门的组成部分。在这些企业中，握有各式股权的
政府高级官员们所起的作用使它们的性质很不明确，这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特
点。尽管国家利益和官吏们的私利之间存在舞弊和混乱，遭到历史学家们的
普遍谴责，却不能据此而给这种体制下定义。而且和 １９ 世纪“官督商办”企
业的相似之处也只能说明部分问题。１９３０ 年的官僚们和 １８８０ 年的清代官吏
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有些人想在吴鼎昌与清代总督之间寻找相似之
处，但发展后面的动力却来自中央，而且只限于少数最高级官员（即使不限
于共产党史学至今仍然坚持的宋、孔、蒋、陈四大家族）。他们当中最活跃
的人物都曾在外国受过教育，对现代世界及其工业与财政方法的了解，胜过
他们的清朝先辈，不可相比。这个官僚集团（至少包括中央政府的上层）由
于吸收金融和经济专家，加速了它自身的发展。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与这个
官僚集团的现代化是同时发生的。出于政治策略上的原因，共产党的历史家
们将这两种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前者视为后者的直接后果，并号召资
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政权。
尽管如此，也不能肯定这一双重发展不遵循更普遍的规律：一个巨大的
农业国的经济与技术起飞必然会有的规律。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已经证
明，没有能够维持（或恢复）团结与民族独立的国家机器，这种起飞就不可
能。既然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允许强大的（或相对强大的）政府与多元化社会
中的各种自主集团同时并存，因此，和官僚共生似乎就成了资产阶级求生存
的唯一可能形式。
在许多方面，这个资产阶级－官僚混合体更接近于今天社会主义政权下的
“新阶级”，而不像西方的自由资产阶级，因此评价这个混合体时，就既不
能根据它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也不能根据它道德上的腐败（这在所有的“新
阶级”中都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而是应该根据它是否能够确保国家经济
的发展。
它是否要对道格拉斯？Ｓ．帕俄和易劳逸①所指责的停滞负责呢？或者相
反，是否应该将拉蒙？迈尔斯②和托马斯？Ｇ．罗斯基③所描写的扩展归功于它
呢？南京十年的经济平衡表含糊不清，这更增加了分析的困难。不过这种模
糊不清主要涉及农村的演变，上述作者们对规模不大的现代经济部门的进
步，看法是一致的。张长治编写的工业生产指数表明，南京十年的年增长率
为 ８—９％，其发展速度和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年份（１９１２—１９３７ 年）相当。此
外，Ｔ．罗斯基还坚决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发展中的工业在质量上有进步。
① 同上书，第 286—301 页。
① 道格拦斯？S。帕俄：《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 年》，《亚洲研究杂志》，16。2（1957 年 2 月），
第 213—220 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5 章。
② 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
③ 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多伦多…约克大学现代东亚联合中心讨论会论文第 1 集，1978
年）。
不过在这一普遍发展趋势之下，出现了与 ２０ 年代相似的周期。在战后的
经济奇迹之后是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年的经济危机，它因三年的革命与内战而延长；
至 １９２８ 年末，现代经济部门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直至 １９３２ 年的又
一次危机。在 １９３５ 年，１／４ 的中国工厂都停工了。到 １９３７ 年中日战争爆发
才开始复工。
在 ３０ 年代，也和 ２０ 年代一样，这些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外界事件决定的。
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白银大幅度跌价，在 １９２８ 至 １９３１ 年这段时间内国际
市场上银价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实际上等于中国货币贬值。其结果是刺激了
出口，从而补偿了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并刹住了某些商品的进口，对于不
足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关税也起了补救的作用。
１９３１ 年英镑贬值和 １９３４ 年美元贬值，引起银价急剧回升，物价下跌对
中国制造商立即产生影响，但是在条约口岸，进口商极力将价格维持在前一
时期的水平上。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不如在外国市场上上升得那样快，这一
差距引起白银的大量外流和猛烈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与收缩的浪潮，
加上日本入侵满洲和上海，比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更强烈地动摇了 ３０ 年代各条
约口岸的经济。
和这种总是从属于国际市场的现象相比，官僚势力的复起和企业资产阶
级的衰落其重要性都是次要的。并不是官僚主义化妨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起
飞，并最终妨碍了企业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太衰弱了。
不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使国民党政权带有城市色彩的这种资产阶级与官僚
的共生现象，不可能为经济的真正现代化开辟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 ２０ 年代“自由而西化”的古典型资产阶级，
或者是作为 ３０ 年代的官僚化的资产阶级）的失败，源出于一个更加普遍的原
因，也就是使得经济起飞失败的同一原因。
如果我们抛弃自由主义者希望把资产阶级看作第三种力量的源泉的幻
想，也抛弃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看作革命发展的必然阶段的夸大了的信条，那
么，是否有必要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经历看成只不过是历史中的偶发事件——
一个不会再次出现的插曲呢？在以后的革命阶段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
被消灭了。但是一种传统留存了下来：城市的、现代主义的、民主和世界性
的传统。这种传统——向世界其余部分开放的民族发展传统——感召着后世
的现代化官僚。中国资产阶级是最先作为一个阶级而接受现代化挑战的；这
就是它所奠定的这一传统继续感召那些梦想在它失败了的地方获得成功的人
们的原因之所在。
书目介绍
１ 导言：整个民国时期
关于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的中国，历史研究和著述主要盛行于世界四个地区—
—中国、日本、大西洋社区和苏联——但是这四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
理想。这无疑是由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只有一段生活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他们应当尽力考虑用中、日、英、法、德、俄、朝鲜以及其他语文发表的关
于中国的著作，正如他们也应当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
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种种概念发生兴趣。这是一个并不理想的世界。
１９１２ 年王朝结束以后，新闻出版业的兴起有助于中国对种种事件的记
载。１９４９ 年以后，国民党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台湾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之后的
人民共和国，都从事历史的编纂和出版。８０ 年代出版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文
献，进行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研究和讨论。
同时，日本在大陆的扩张及其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促成了越来越多
的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而苏联卷入中国革命所促成的俄文著作则要少一些。
战争和革命也使英、法、德、荷、美等国的汉学研究在“区域研究”的名目
下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结果产生了相当多的历史学术著作。
但是，只有少数中国学者精通日语并能利用日本收集的中国资料。能流
畅地运用汉语的西方学者并不总能流畅地运用日语或俄语等有关的语言。我
们研究民国还远不具有那种在学术上运用多种文字档案的能力，而研究现代
和当代欧洲——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历史学家则做到了这一
点。
对说英语的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认为，精通有关中华民国的史实几乎同
样需要中文和日文。这是因为日文的参考著作和有助于研究的书籍总的说来
至少仍然能够赶上中文的，即使在某些方面没有超过。简单的说明可见于两
卷本的概述《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第一卷到 １９５３ 年为止，费正清、坂
野正高和山本澄子编；第二卷从 １９５３ 年到 １９６９ 年，蒲地典子等编。这两卷
所评述的 ２０００ 多种日本书和论文引用了这一领域的所有中文文献。
英国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得益于可以广泛接触其政府的领事和外交使团的
通信，以及传教士和其他在中国的侨民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可以利用的苏
联文件和回忆录数量较少，只为苏联的中华民国研究工作留下较小基础。但
是，２０ 年代和 ５０ 年代苏联插手中国的种种变化，以及关于意识形态、国家
利益和外交关系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导致苏联对中国的研究不断
加强。大西洋社区关于中国学识的最大不足在于它不能充分考虑苏联研究中
国的这些著作，即使外国与苏联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的接触，不用说，也为
苏联当局所禁止。
由于《剑桥中国史》第 １０ 和 １１ 卷①的《书目介绍》已经提供了相当数量，
我们尽力使这篇综合评述限于涉及课题的重要著作，再加上有价值的条目。
对中国传统学识提供最有启发性看法的作品是邓嗣禹和奈特？比格斯塔夫合
编的《注释精选中文参考著作书目》，１９７１ 年第 ３ 版。这部作品说明了民国
学识产生的背境。关于共和国继承的清代档案和其他档案，最有启发、了如
指掌的看法见于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① 中文译本名《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译者。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范围非常广泛的项目，计划出版多卷
本的记叙体《中华民国史》，约 １９０５—１９４９ 年；以及几种多卷本的原始资料
集，包括年表、传记和第一手资料，安排了大约 ６００ 个题目！见巴里基南的
报导，载《中华民国研究通讯》，６．１（１９８０—年 １０ 月），第 １８—１９ 页。
安德鲁？内森的《近代中国，１８４０—１９７２ 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
是对中国和西方资料的有用的书目指南。次要的文献可参阅袁同礼：《西方
文献中的中国》；施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３ 卷，
此书极其强调 ２０ 世纪。对本书所论述时期的 １０００ 种中国著作的有注释的入
门书，是 １９５０ 年出版的费正清和刘广京的《近代中国：中文著作书目指南，
１８９８—１９３７ 年》，修订重印，１９６１ 年。新近的编目见于亚洲研究学会主办的
年刊《亚洲研究书目》。对事件的最有用的英文综合评述是柯乐博所著《２０
世纪中国》。
以外国地图和丁文江、翁文灏领导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指导的实地测量为
基础的民国时期的两本地图集是《中国分省新图》（１９３３ 年）和《中华民国
新地图》（１９３４ 年）。关于沿海各省，可以在 ２０ 年代编纂的县志中找到常
常是用从日本得来的制图知识绘制的更精密的地图。
在年表方面，最新的中文著作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办人
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１９１２—１９２５ 年，在他死后于 １９７９ 年出
版。
这里要特别提到某些早期的著作，虽然它们后来已经过时。例如，紧接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 年的国民革命，一批受过现代训练的中国学者开始进行一个大项
目，对此前 ３０ 年划时代的变革进行一系列的历史评述。在上海太平洋书店赞
助下出的这套书中，最有声望的著作是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１９３１ 年出版；１９４７ 年出增补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１９５６ 年出邓嗣禹和
英戈尔斯的英文节译本《中国政治史，１８４０—１９２８ 年》。“三十年历史”这
个项目的另一著作是文公直（文砥）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２ 卷；
这部书比丁文江出版较早的《民国军事近纪》更全面，但不那么细致。刘馥
的《现代中国军事史，１９２４—１９４９ 年》增补了上书。
本书论述了在中国派系政治斗争中、军阀集团中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内
的权力关系中起作用的亲属关系和其他种种私人关系。过去的王朝史的绝大
部分自然是由官员的传记组成的。现代的传记研究也可能使中国人生活中的
私人关系这个重要方面得到充分研究。
赵尔巽等编的 ５３６ 卷的《清史稿》，在大量传记中包含了有关民国早期
的有用知识。张其昀、萧一山等编的修订本，取名《清史》，添补了更多的
传记资料，还增加了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庞大汇编项目的第
一部作品，是李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 １ 卷，北京，１９７８ 年。这部书
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实业方面领袖人物的传记条目。
许多英文的综合传记词典已编辑出版。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２
卷，下迄民国初年。包华德和理查德？Ｃ．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
５ 卷，集中于这一时期。唐纳德？Ｗ．克莱因和安？Ｂ．克拉克编的《中国共产
主义传记词典，１９２１—１９６５ 年》，２ 卷，续作。范围更广的是桥川时雄的《中
国文化界人物总鉴》。
在现代体裁的大型传记方面，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用了 ２０ 年的时
间才完成，下笔审慎，明晰、准确、完整，是典范之作。关于金融家－实业家
的另一部里程碑似的传记是《周止庵先生别传》，他的女儿周叔媜所作，燕
京大学硕士论文。晚清和民国初期错综复杂的私人和派系关系方面的专家沈
云龙写了两位民国早期总统的传记：《黎元洪评传》和《徐世昌评传》。
年谱，个人经历的年表或编年记载，是传记编纂的传统形式，可以用来
探索民国早期领袖人物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关于政治史，特别提出《三水
梁燕孙先生年谱》。关于思想史和民国早期的政治，研究者们得益于 １９５８
年出版的不朽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篇初稿》，３ 卷，丁文江等编。其他编
纂的年谱涉及的范围很广：段祺瑞、谭延辏А⑼豕Ｋ心昶字凶钕昃〉�
是孙逸仙的年谱。以几种较早的著作为基础，台北国民党的档案馆三次修订
和增订《国父年谱》（１９５８、１９６５、１９６９ 年）。在广州，一个大项目是于 １９７９
年开始编纂甚至更为全面的孙逸仙一生的编年史。关于蒋介石，有审定的《民
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２０ 册，３０ 年代早期毛思诚编，曾在香港重印。
为了尊崇他，一部最详尽的年谱已于 ８０ 年代完成，在台北出版，名为《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
传记的合集有：《革命人物志》，丛书；吴相湘编的《民国百人传》，４
卷。闵尔昌编的《碑传集补》，２４ 册，其中的传统体裁的传记在 １９１２—１９２７
年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著作中常被引用。关于实业方面的人物，可参看徐盈
编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关于地方史，新近的典范是周开庆编的《民
国四川人物传记》。还要特别提到两种杂志：《国史馆馆刊》和台北的《传
记文学》。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事业，可参看张静庐编注的一套重要著作：《中
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１９５３ 年；二编，１９５４ 年。《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甲编，１９５４ 年；乙编，１９５５ 年；丙编，１９５６ 年；丁编，１９５９ 年，２ 卷。《中
国出版史料》，补编，１９５７ 年。对第一第二两种书的补编的出版早于第二种
书的丁编两卷，均为中华书局（北京）出版。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
国的思想革命，１９１５—１９２４ 年：研究指南》（１９６３ 年出版），记述了 １９１５
—１９２３ 年这个时期的大约 ６００ 种期刊。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的《五
四时期期刊介绍》，３ 卷，也很重要。
比单一的书目介绍涉及更多题目的中文文献汇编中，最重要的有：北京
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５０ 年代开始出版；国史馆馆刊主办的
《革命文献》，５０ 年代开始出版（第 １—３、５—２３、４２—卷涉及 １９１２—１９２７
年这一时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外交史资料》，
丛书，根据外交部的档案，至 １９２５ 年。
英文译文的文件集中，可参阅狄百瑞等编的《中国传统资料集》；邓嗣
禹和费正清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米尔顿？Ｊ．Ｔ．谢的《国民党：历史
文献选编，１８９４—１９４９ 年》。
关于重印的政府公报和学术期刊，可参阅华盛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的《通
讯》；关于在台湾重印的非共产党杂志，可参阅旧金山中国资料中心的图书
目录。
英文的学术期刊有：《亚洲研究杂志》、《中国季刊》、《现代中国》、
《近代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等；中文的学术期刊有：台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新《近代
史研究》；日文的有《东洋文库》中的《近代中国研究》等。当然，还有许
多扎扎实实的论文，是在日本、台湾、香港的大学的学报和中国大陆的大学
的学报中发表的。偶尔也有专题论集的特刊，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１９７９ 年，即为《郭沫若研究专刊》。大西洋社区的许多中国
研究中心通常通过它们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或小丛书，数量很大，这里难
以论列。
２ 经济趋势，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
甚至就 ２０ 世纪的中国来说，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完整的或可靠的全国
经济统计资料。北京政府的农商部确曾发表一系列年度统计表（农商部：《农
商统计表》，上海，１９１４—１９１９ 年；北京，１９２０—１９２４ 年）。１９１４ 和 １９１８
年的统计表相对来说比其他年份好；从整体来看，这种资料是估计而不是核
实的调查的产量。例如，全国铁路的统计报表也公布了（交通部：《政府铁
路统计表，１９１５—１９３６ 年》，北京，１９１６—１９２８ 年；南京，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
当然，外国管理的中国海关每年都发表通常是极好的对外贸易统计资料。在
萧亮林（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１８６４—１９４９ 年》中，海关统计资料
直接用原始资料有效地核对过。但是一般来说，中央政府在 １９２８ 年以前太
弱，太无效力，不能做出有组织的全国性努力去收集经济资料。
随着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建立，统计情况多少有所改善。财政部 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 年的年度报告是仅有的曾经发布的中国全国财政的真实报告（财政部：
《第 １７、１８、１９、２１、２２、２３ 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南京，１９３０—１９３６
年）。关于 ３０ 年代的农业统计资料，包括土地面积和产量，由实业部中央农
业实验所编制，并见于其月刊《农情报告》（１９３３—１９３９ 年）。这些估计，
连同 ２０ 和 ３０ 年代卜凯个人在中央大学农学院主持的著作，大概就是可以得
到的中国农业的最好资料（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 ２２ 省，１６８ 地区，
１６７８６ 田场及 ３８２５６ 农家之研究，（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其第 ２ 卷是卜凯的 ４７５
张统计资料）。我们能得到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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